Author: wulb

                                        我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
　　　　　　　　　　身后留下一汪汪血浆
　　　　　　　　　　我不知自己是不是罪犯
　　　　　　　　　　只感到极度恐惧惊惶

　　　　　　　　　　从人群聚居的荒漠
　　　　　　　　　　到鸟兽全无的僻壤
　　　　　　　　　　从驱赶我的家园
　　　　　　　　　　到拒斥我的村庄
　　　　　　　　　　我只好带着腐烂的躯壳
　　　　　　　　　　和停止跳动的心脏……

　　　　　　　　　　在刚刚懂事的时候
　　　　　　　　　　我就被按在地上
　　　　　　　　　　施行割礼
　　　　　　　　　　从此开始成长
　　　　　　　　　　跟着饿狼学吃生肉
　　　　　　　　　　跟着善人虐杀爹娘
　　　　　　　　　　我越长越矮越长越傻
　　　　　　　　　　从中学生长成文盲

　　　　　　　　　　我睁着眼睛失明了
　　　　　　　　　　耳朵健康地失聪了
　　　　　　　　　　虽能清楚辨认白纸黑字
　　　　　　　　　　却只见台上的嘴一翕一张
　　　　　　　　　　我的精神错乱了
　　　　　　　　　　认为鲜花恶臭冰雪滚烫
　　　　　　　　　　我丢失一切证明身份的东西
　　　　　　　　　　说不清去向哪里来自何方……

　　　　　　　　　　我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
　　　　　　　　　　没有人肯收留我
　　　　　　　　　　都嫌我内心和外表无比肮脏
　　　　　　　　　　他们怕传染上致命的病毒
　　　　　　　　　　也被囚禁于隔离病房
　　　　　　　　　　因为我拒绝承认
　　　　　　　　　　太阳和路灯发出的是光……

　　　　　　　　　　（2006年3月19日）

   《无可奈何的沦落》
    
    乱世浮生，我好不容易买好了到重庆的车票，就找到一家网巴，想给四川、贵州的朋友 发E-mail，以免成了不速之客。我付了押金坐在电脑前，但怎么也打不开屏幕，就回到巴台交涉。老板指着门口低声告诉我：“公安局的，查了先生登记，不让我给你开通上网”。老板退回押金，我只好背起登山包走回郑州火车站。我终于明白由于我的疏忽，没有关闭漫游的“全球通”手机，公安通过卫星定位，使我重新落入监控之中。我当然不能带着尾巴去会友，于是就立即重新排队退票并购买回程车票。
    
    面对便衣们尴尬的狰笑，我转过脸背对着他们，用肢体语言回绝他们要与我交谈的企图。几天里我缄默不语，我在故意回避一个不可能回避的现实。列车上我翻阅着北京访民恳求我带给高律师的上访材料，在安之若素的万古长夜，在无法驱散的黑暗中，我仰首无言空怅惘：那些含辛茹苦的灵魂、忍辱负重的血泪控诉！我能为他们做什么？
    
    访民上访北京是越级上访，是无奈的选择！我也是为了控告台州官黑、官恶、官官相护的地方官场黑社会，才迫使我要到中南海新华门进行接力绝食抗争！
    
    “坚决打击违法上访！”、“越级上访就是犯罪！”、“集体上访是煽动对抗！”、“聚众闹事、坚决法办！”等，“上访”成了敌情的新动向，在中国的不少地区都有过类似的标语。
    
    访民们说：相信政府、相信共产党，我们走访了一级又一级的政府衙门；相信党委、纪委，我们向他们控告公安、检察的官官相护，法院的枉法卖权；相信舆论，我们几乎求遍了的电视、电台和报社……上访是逼出来的，地方政府不是着手去解决问题，为控制上访，只要一经发现，就是让公安、派出所以“聚众滋事”“妨碍公务”“扰乱公共秩序”等罪名予以打击，抓起来关押、毒打和劳教。
    
    在徐州，一群安徽来的访民和截访官员和劫访军警在站台对峙，围观的人山人海，访民和群众喊起：“打倒腐败！打倒贪官！”“控诉官商勾结的黑社会！” 呼声震天。访民中的退伍军人胸前佩挂着军功章叮铛作响，伴着《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此起彼伏……
    
    最后，许多访民被截访、劫访的押上车厢，列车启动后，我们开始交谈。
    
    “我们把最后希望寄托到中央，到北京后才知仍是死路一条……”一访民对我诉说。“我们到国办、中办、全国人大，到中纪委下跪、哭诉，但中共没有包青天，”另一访民喊着。
    “你说党中央英明，怎么就让黑恶的截访抓我、打我、关我，上访无罪呀！”百死不悔的访民是流干了泪，走断了腿，仍百折不挠上访呀，上访……坚信法律，拿着《宪法》的访民跑遍了高法、高检、公安、司法……
    
    “我们躲着截访的骚扰、驱逐和抓捕，最后还是被扭进马家楼，关押、毒打后就被遣送，还说要法办、劳动教养”。
    “彻底地绝望了，有的访民就跪拜国旗、跳楼、跳河，拦拜共产党高官的轿车、自焚……”访民们七嘴八舌又说：“北京的叶国柱因为跳了金水河，说给判了4年大刑，冤呀。”
    
    “公安说：‘高智晟是坏人，维权绝食是搞政治，是国外反动派、法论功操控，抓起来就劳教、判刑’”
    
    到上海，给朋友挂电话，询问情况。他们说：“到北京上访的上海访民付月霞（音）、马亚莲、王丽庄、韩忠明、陈哓明等，都被追捕关押；徐黎娟（音）在关押的地下室，欲割脉自杀……”
    
    上访成了镇压的理由。许多访民兜中、手里捏着一张张复印材料，竟是华子散发的 “甘肃访民钱文绍爆炸法院事件的报导”，走投无路了，怎么办？同归于尽！他们说：“坐轮椅散发材料的人，抓捕时被打得不轻！”专制独裁的暴政正在制造暴民。
    
    我问他们：“上访，有解决过问题的吗？”
    访民吱唔不语，后来说：“我们半夜就排队, 排到八点多开门，政府叫我们登记，又排着长队到中午还轮不到；什么表的都填了，弄完后他们又说，你们在窗口边等等……”“等到截访车一到，下来一帮便衣， 连拖带打抓到马家楼，北京关满了，关押到石家庄。无耻！因为政府没有一点点解决问题的诚意”
    
    震怒的访民们，又向我诉说：
    “河北省沧县纸房头村村民黄俊杰（音），因土地赔偿问题，多次上访，当地政府把他、老婆和儿子五花大绑，汽车上游街示众，电视播放，政府称 “法制宣传” 。后被媒体曝光至今没说法，仍只能上访。”
    
    “在北京截访的就有三千多人，几百辆劫访车，天天停在永定门马路上。公安的、检察的、法院的，国务院两办门口的路都被他们堵死了，只要听你是外地口音，他们抓起来就拖走。你要看政府怎样抓人，到国务院信访办门口，就看得一清二楚……”
    
    在共产党体制的保护下，浑浑噩噩的官员已到“无官不贪”、“十官九贪”、“无恶不作”的地步，体制腐败，挥霍、侵吞国家财产方式的五花八门……三农问题自朱镕基开始就光打雷不下雨，温家宝们只会在电视上亲民。胡、温只是让一家家国有企业拍卖，让一批批产业工人下岗、失业；中国的贫富差距是世界的前列，广大人民的就业问题，大学生的出路问题，官商勾结的拆迁、征地，触目惊心的司法腐败，枉法卖权逼出几百万上访大军，还有腐败贪官的大逃亡。
    
    呜呼，中国呀！中国！有着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我仰天长叹！
    
    林昭在长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写道：
    
     燃烧，火啊，燃烧在这 漫漫的长夜， 冲破这黑暗的如死的宁静， 向人们预告那灿烂的黎明， 而当真正的黎明终于来到， 人类在自由的晨光中欢腾。……
    
    所以，今天的高智晟成了“中国的良心”，送火的“ 普洛米修士”。

“帝国主义”这个词在例如“英联邦国家”或者“法属国家”，还有学者使用吗？

这两年新输入的“企业帝国主义”或者“商业帝国主义”，这些概念符合“学理”吗？

“列强”无疑是一个老词，如果是“诸强国”的意思，用用应当不犯忌。

晚近20余年，大陆外商人在中国赚钱多多。据说也有亏损的，但很多是账面亏，到了共产党世界也做假账、偷漏税了，实际上亏的很少；当然有亏的，岂止是亏，简直遭遇劫匪一般，例如香港的嘉利来，近见报道与南京80亿的“国洪金融骗案”有关，但几个民间诈骗犯肯定弄不到余世存命名的“北京门”程度。另据报道连霍英东也栽在了广东地头蛇手上，凭常识判断几个乡村干部没那么大胆子，霍英东是怎样的好佬，难说。更常见的情形是外商与共产党官僚勾结起来，一起剥削中国劳工，责任主要当然在陈独秀们反复抨击过的买办官僚身上。“外商”以港台最奸怀，但例如近来美国的四大IT商，为了赚钱，不惜违背美国法律与人类公义，助共为孽，也够奸坏的。

商人赚钱对于本国经济是好是坏，简单说当然增加了本国收入，但也复杂，主要看你怎么赚的。以中国劳工的超廉价血汗垫底，会在本国一些行业引起较大失业，例如美国一些行业工会就特别强调中国劳工要有独立工会。一些有良知的发展经济学家实际上最强调人权，而不是强调资源配置、产权合理、充分竞争、专业化分工、企业制度等等，他们认为没有人权就不可能从非市场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这说的是政治比经济重要，不是废话，经济学本身很多其实是“多余的话”。

增加了本国财富，至少相关的商人和政要，内心是高兴的。有没有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分别呢？当然有，但强者的习惯与中国贪渎集团“性相近”，都喜欢捞现的。伯克等人当初反对英国对北美管控过甚、攫取太多，终究是议会少数派的声音，结果帮助北美的潘恩们赢了。潘恩们当然是激进的，但比起英国统治集团的贪婪来，激进不激进能说明什么真问题呢！独立战争以来，有哪个宗主国或者帝国或者强国，能够把制度通化（不是同化）摆在能捞先捞之上的呢？美国当年提议列强“退还庚款”算不算一例？不知道。

俗话说：“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软。”今天外商按照“共产党的规矩”购买、参股“国企”，也有“吃拿”的成分。共产党动不动说中国人多，如果乱了吃饭成问题，全世界也会受不了中国的难民，一是讹诈老百姓，二是警告外商。其实用不着警告，只要有钱赚，外商内商都会本能般拥护共产党镇压老百姓的铁血政策。事在人为，理在事中，人世间本没有什么“神圣”可言，古往今来，所有的良知道义都是被邪恶卑污的人事“逼”出来的。

所以，“在华利益”依然是一个问题！一个由共产党卖国派生出来的真正的问题。外商关心中国的民主自由吗？到目前为止，主要关心的是中国有国际知名度因而有“商业谈判价值”的人物而已。为什么中国一些人物精明到以小时计算挣国际知名度的地步？抛开人物们的动机才华不论，客观论之，是共产党和外商共同有意无意的“符号化需要”使然。什么时候外商会真正关心中国的民主自由呢？老百姓们的抗争都风起云涌的时候。什么叫风起云涌？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掀房顶”，否则改良主义的“开窗户”办不到──尽管已有的剧变失败了，但以中国权贵们的流氓品质看，至少胡适对陈独秀说的“我们的最低限度达不到你们的理想也达不到”，抛开种种种种是非善恶不论，结果如何已是不争的了。真正平和的大眼光，决不是一个几个人物的研究，能够代替的。假如这样的研究表现为此一时彼一时的“颠倒错乱”，就更不值一谈了。

“在华利益”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紧要的问题。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一是中国的统治者不肯“好好做生意”，买办们只愿意做肮脏交易；非买办们大多走传统“潜规则之路”，与买办不同的是不愿意嘴里的肥肉分于外人。买办这个新事物形成也要有过过程嘛，鸦片战争是买办化迟到的结果。今天那些打着伪左民族旗帜的力量，希望从继续苟延“国家社会主义”中混个金饭碗，还是有与外强打架的欲望的──但已经越来越迅速地往上海滩式的“拆白党资本主义”靠了。（从扬帆与张维迎的和好我看到了“新政”吸纳“中国式左右”的“意图”，再过几年伪左将消融于上海滩──请注意所谓“坚持改革方向”恰恰是在上海组强调的。）二是老百姓不可能从“买办化”的贸易中受益，相反，开放在现实中呈现为老百姓受到内外奸商的“双重剥削”，这就决定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重叠，本来应当能够从对外开放中获益的民众，其反专制必然引起国际政治的反应。有谁能举出“洋人”帮中国民众反专制的例证来吗？三是无论军事列强，还是政治列强、贸易列强，都不可能改变“利益至上”的“社会本能”，只要统治者不肯或无力改变将大多数民众当作“刀俎上的鱼肉”政策，外商就总能从肮脏交易中获利，通过买办或经济卖国加强统治的策略就会继续。

于是，正如不管反抗专制是不是暴乱的，“民族矛盾”究竟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胡适当年对两次鸦片战争的看法与对义和拳的看法截然不同，陈独秀不仅是1924年因为反帝而模糊了他本来很清晰的对“义和拳”排外的认识，今天看来，都需要统一而深入地放到“列强在华利益史”中来体认。这里面当然有国际规则，但彻底的规则论显然无逮于复杂残酷的实际纠葛，难以对历史作出“当下性理解”。就想陈独秀当年起草，胡适帮助翻译成英文并参与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如果用当时仅有的北京商会的口吻，指责陈独秀“盗用北京市民名义”，有违“程序正义”，这样的研究是无法让历史清晰而只能添乱的。

陈独秀是一个勇于直接行动、富于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始终是反对派”的人生，在那样的内贼外贼时代，我只有在深深的同情、敬佩中加以理解，而不会反反复复揪住他的嫖娼、暴脾气等等不放。一些此一时彼一时的“意图研究”，既与新文化及其“5.4”直到肯定“12.9”一代相违，也不见得有多少胡适的温和理性，反到见到太多的鲁莽灭裂的。我没有什么专门的研究，但我的一些想法从七年前对王元化先生的评价以来，就没有改变过。我自信，这想法比较“中庸”。

近些年来时不时地可以听到杨振宁教授的高见，平心而论，杨教授的高见也非一概没有意思，有的也还有供人参考的价值，但大多数让人觉得奇怪。比如他一再地称赞中国的教育如何地好，如何地比美国要好。或许杨教授那样说有他的理由，但总让人觉得他之所说与事实相差太远。本来，对于一个稀世珍品—一个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我们总应该抱有尊敬之意，再说杨教授已届高龄，更应令人尊重。无奈教授所言所说常常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怪就怪在杨教授总是有些不顾事实，这与他身为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总是有些不太相符。

前几日，杨教授在广州作学术报告谈及中国教育问题时又发出一些令人可以说是震惊的意见，比如说什么，中国现在不需要诺贝尔奖，一二个诺贝尔奖对中国没有什么意义，中国需要的是能赚钱的人材，比如比尔盖咨之类。有说清华的大学生的平均水平要高于哈佛学生等等。

对于第一个问题，显然，杨教授是在误导中国人，当然，他不一定有意想误导。为什么这样说呢？常识告诉我们：诺贝尔奖作为国际最高的科学文化奖项其获得者一般都是在科学、文化领域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杰出成就者，正因为此，诺贝尔奖项获得的多寡在一定意义上是一国科学文化发达的标志。那此诺奖多收获者国家一般都是科学、文化发达与较发达的国家，反之，诺奖获得少者则相当来说要落后很多或较多。象中国这样的大国，竟然从未有一人获得过诺奖，这固然有多种原因，但与中国的科学、文化不发达是有直接关系的。作为诺贝尔奖的得主，杨教授不会不明白诺奖对于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杨教授为什么不鼓励中国人去争取诺奖呢？为什么反而说一二个诺奖对中国没有意义呢？杨教授是否认为中国可以不用获得诺奖也能走在世界的前列？教授给中国人开出的救世处方是要培养能赚钱的人材，比如比尔盖咨。诚然，比尔盖咨先生是值得人们敬佩与效法的，但比尔盖咨先生是一个具有高度水准的实用型的技术人材，与那些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材有所不同。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并不决定于那些实用型的人材，或者说并不主要决定于这些人材，而是决定于基础科学领域的发展状况与实用科技的结合。如果没有基础科学领域的创新性的成就，那么就不可能有科学的任何重大发展。没有牛顿，就没有近代科学，没有爱因斯坦就没有现代科学。杨教授为什么不从中国的科学发展的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呢？反而象一个小市民一样只考虑赚钱这样的事情。赚钱当然是重要的，可是科学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相反，科学有时候还必须人类贴上许多的钱去发展她。科学研究有时候并不能立即为人们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如果，真如杨教授所言，中国只在实用人材的培养上下功夫，而忽视了基础科学的研究，恐怕将来中国不知要受多大的痛苦，因为没有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进展，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水平以至实际的科技水平不知要受到多大的阻碍。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竟然无知到否定诺奖的意义的程度，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至于说中国的清华的学生平均水平要高于哈佛，这更是真正的诒笑大方的事情。众所周知，哈佛是世界公认的一流高校，其教学的高水准与所培养的人材的高素质是举世公认的。而清华虽是中国的最好的大学之一，但其教学水平与所培养的人材的素质相比之下显然要低许多档次，这不是我在这里的随意作出的结论，这是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得出的结论。据报道，清华在世界上大学的排名中列二百多位。而哈佛则在世界大学中名列前茅。这样的二个大学的学生相比较，竟然是后者要逊于前者。我不知道杨教授是怎么得出他的结论的？一个研究物理学的科学家却无视现实地信口开河，也是让人叹息的事情。在此，我不由得想对杨教授说一声，为了您的声誉，请您最好是闭嘴吧！当然，没有人能够强制你闭嘴，也不会有人那样去做，可是，如果杨教授似此这样的胡说下去，大概他所说的所有的一切都不再会让人相信了，只除了他曾经做出来的得到人们肯定的物理学的研究成果。

已经习惯于在大陆说好话的杨教授可能仍将会将他的好话说下去。这些很能让官方高兴的好话他可以一说再说，直到他不再能说为止。可是，杨教授有说的权利，而我们则有可听可不听的权利。当他的话语说得不符合事实，离奇地好笑的时候，我们将免不了还是要对他说上几句，以为对他说出那些不知好歹不分黑白上下的可笑言论的一种反应，如此而已。

今年的十月十九日便是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个日子来临之前，中国的文化界又开始了对鲁迅新一轮的争议。作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受过十几年愚民教育的中国人，在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老师们千篇一律的教诲下，我曾一度是鲁迅的热心崇拜者，不光是崇拜他，而且，在遇到别人对他进行批判时，还会不遗余力地帮助维护他那近乎神的形象。非常“不幸”的是，对鲁迅的崇拜在我走入社会后不多久的时间里便已经灰飞湮灭，他在我心目中那原本“伟大”的形象早已经随着我对现实的了解和对他的重新认识而一去不返！非常感谢鲁迅那如匕首一般的文字伴我度过了那些懵懂无知的青少年时光，在他离开这个令他失望的世界近七十周年的今天，这篇文章就权作我对他的祭奠吧。

在学校读书时，基本上每一年的教科书上都能读到鲁迅的文章，而且都是作为重点课文来讲授的，记得自己读书时很调皮，也许是出于对那种应试教育的本能抵触，我几乎没有觉得哪个现代作家很优秀，即使有的作家本来很优秀，因为在现实中常常被人为地神化，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对他们产生了反感情绪。所以我读书时最崇拜的作家还是古代的，如唐宋八大家之类，从他们那里，我才能真正找到一种在文化上的自豪感，才能看到祖先们的铮铮铁骨和中华民族的不屈脊梁，和他们相比，尤其是国内的现当代作家，绝大多数是堕落的，他们成了政治的附庸甚至是专制制度的帮凶，他们的灵魂几乎被权力和金钱淹没殆尽！有很多人总是人云亦云将传统文化骂得一无是处，实际上，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有很多。当然，还是有很多人能让人看到民族的希望，就象刘晓波，余杰，赵达功等作家以及其他喜欢在海外发表独立意见，进行自由写作的人。不过，只有等到他们成为文化主流的那一天，中国的文化才能算复兴的起步，文化要达到春秋战国和盛唐时期那样的繁荣程度，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传统文化讲究集思广益，所以传统文化并不拒绝民主与自由，对传统文化应该理性地继承和批判，但绝不能全盘否定，和大陆同属一个文化体系的台湾，还有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果，除了它们能很好地吸收西方现代的民主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能够很好地保留优良传统。很多人都对传统文化恨之入骨，殊不知他们所了解的并非纯正的传统文化，而是被中共刻意丑化的“传统文化”。中共企图全盘否定传统，以打造它长期对中国人进行专制统治的文化基础，事实上，它所否定的正是值得继承的部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党文化恰恰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以及乌托邦共产主义和无人性法西斯主义的完美结合。现在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可以说和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是难以分开的。

对传统文化中的不可取部分进行批判和纠正理所应当，但鲁迅却显得有些过头，鲁迅虽然敢言，但他却缺少真正的大家风范，缺少中国传统文人的开阔胸怀，这可以从他刻薄的文字中很好地反映出来。从今天的社会现实来看，鲁迅对国民党不免有些苛求，因为国民党时期虽然未能实现民主，但在言论自由方面比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如果是现在，鲁迅的文章不但难于在国内公开发表，甚至不知道他要在共产帝国的深牢大狱中进出多少回。

另外，鲁迅虽然喜欢批判，也善于批判，但他所有的批判并非基于对真正民主与自由的渴望，他的思想境界仍然没有摆脱把实现民主与自由的希望寄托在推翻政权，改朝换代的旋涡。也就是说，他对民主与自由连最抽象的认识都没有。事实上，他所热盼的共产主义社会比他所唾弃的国民党时期在社会各方面更为糟糕。只要是一党或一个政治团体执政，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就算能迎来第二个唐太宗，言论自由也并不能达到民主国家的水平，且不会有永远的保证。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超越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非常可悲的是，共产党的几代最高领导人却没有一个具有汉武帝和唐太宗那样雄才大略的。难道是中国没有人才了，我想不是的，而是这种制度不可能产生卓越的政治家，恰恰相反，它倒盛产昏君，暴君和奴才。

历史上再也找不出比共产党更为邪恶的统治阶级了，从它五十多年的统治历史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看，它比法西斯更法西斯。鲁迅的狭窄心胸和短视眼光导致了他对语言暴力的崇拜，他在批判国民党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底层百姓近乎深恶痛绝的批判。社会的进步确实需要全体人民的努力，但不应该对普通老百姓过于责备和苛求，普通老百姓的觉醒往往出现在对统治阶级忍无可忍的时候，指望普通老百姓去改变社会，只能是对下一个独裁专制社会的期待。争取民主与自由，首先还是得知识分子觉醒和一马当先，但也不可缺少老百姓的支持和配合，在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应该起主导作用，否则的话，中国社会将永远走不出专制的轮回。鲁迅自始至终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他的可悲和可怜之处。

共产党虽然把鲁迅吹捧得比天还高，但并不能说明共产党就真正认同鲁迅，鲁迅只不过是共产党利用来愚弄百姓和攻击国民党的一个锐利武器。鲁迅如果还在的话，他骂共产党也许会骂得更凶。共产党因为要建立自己的党文化体系，所以正好利用了他反传统的这一点，他要是能活到反右的时候，他也许会比储安平等人的下场更为悲惨。现在有很多人都自称鲁迅的崇拜者，其实照我看，他们并不一定能有鲁迅的风骨和勇气！据我所知，旅德女作家徐沛是最不赞同鲁迅思想和人格的，虽然她一如既往地批判鲁迅，但她却是少有的具有鲁迅精神的人！

鲁迅是五四时期的激进分子之一，共产党虽说年年对五四运动大加纪念，但被血腥镇压的六四在历史意义和思想高度上却令当年的五四望尘莫及。共产党曾一度是反对专制与独裁，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主力，但万万没有让中国人料想到的是，它的来临会给中华民族带来如此之多的旷世浩劫。马克思理论中曾说：行为的好坏是动机与效果的辨证统一，按照这种标准去衡量，鲁迅等人以及当年为共产党夺取政权而牺牲的英烈们不能不说是历史的罪人。

鲁迅终究是人，而非神，对人就不应该象对神一样顶礼膜拜，鲁迅写不出《红楼梦》那样的千古名着，仅仅凭借他的那些杂文还很难奠定他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作品只能算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几滴浪花，根本就谈不上文化精髓，国人不应该在他的身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要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除了要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之外，更不能缺少海纳百川的民族文化胸怀，对西方的先进文化进行必要的学习和借鉴。在学习对象上，如果有人要我在鲁迅和哈维尔之间做出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鲁迅思想救不了中国，只能让中国人徘徊在专制统治下的水深火热之中。面对鲁迅的一切，包括人格，思想，文学风格，勇气等等，我只取一样——勇气！然而，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这种勇气的人又何止鲁迅一个？我们有骆宾王，韩愈，文天祥，谭嗣同……等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仅仅只看到鲁迅的勇气是不是有些割裂历史？

对个人崇拜的热衷将成为社会落后的一个重要标志，摈弃鲁迅才能看到文化复兴的曙光！才能为中国社会走向民主与自由寻回坚实的文化基础！

2006年3月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