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我上小学时，对台湾就有了一个基本概念，那时，它给我的感觉是一个藏污纳垢的阴暗角落，因为老师告诉我们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全集中在那里。

　　 但后来家里竟收到了一封台湾来信，奶奶说是一个远房亲戚经美国辗转寄来的。只见信纸上出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不大读得懂。听说这封信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寄到我们这里。那时的台湾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
　　
　　 再后来就有香港的亲戚带回来一台四喇叭的收录机，全家人围坐在一起静静地听着“方盒子”里传出的一首首温馨动听的女声歌曲。唱歌的有一副干净、温柔的嗓音，她就是台湾的邓丽君。尽管老师一再告诫我们那是黄色歌曲，我对台湾的印象却开始好了起来。
　　
　　不久我就去北京上中学了。记得在一堂政治课上，老师给我们出了一道自由讨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同学们略显拘谨地争论起来，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的是一小撮平时学习不大好的男生，当他们说到“人家台湾就是比咱们富裕”时，社会主义的捍卫者们马上起来反驳说：“那是因为蒋介石逃离大陆时卷走了国库里的黄金和珠宝。”于是 “一小撮”立马就没话说了。那时的台湾是一个远比我们大陆要发达得多的“宝岛”。

　　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一天天地深入，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也开始一天天地松动起来。先是允许台湾人到大陆来探亲、经商、观光，接着大陆的一些特殊人士也被允许进入台湾探亲、访问。两岸的民间交往越来越频繁，渐渐地，我们商店的货架上摆满了台湾的商品，CD机里播放着台湾的流行歌曲，电视里充斥着台湾的言情片，在大街上，到处都可以碰到台湾的游客和商人。参加工作后，我还到一家台资旅游公司干过几个月，台湾老板待人和蔼有信，办事有礼有节，似乎比大陆人还“传统”。那时，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两岸的差距在缩小，两岸完全地“三通”，甚至统一，仿佛都指日可待了。
　　
　　然而世事难料，近几年来，在李登辉提出的“新台湾人”的口号下，台湾人的“本土化”意识空前地强化，而“台独”势力也乘机积极活动，他们利用台湾人务实的心态，妄图从分裂祖国的行动中谋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在十年的时间里，支持台独的台湾人由一九八九年的2%猛增到了现在的24%。
　　
　　台湾人的国家观念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在我所接触到的台湾人当中，有不少人希望台湾独立，他们目光短浅地认为那样对台湾人最有利。我开始明显感到台湾对大陆越来越不关心 ，在他们的媒体上也不再提什么“反攻大陆”了，甚至连大陆的重要新闻也很少报道。一次，我问一位台湾商人为何台湾对中国事务的关心程度不及英国的前殖民地香港时，他竟回答：“因为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殊不知，台湾人民对大陆人民命运的回避最终将会葬送台湾的民主。
　　
　　台湾曾被日本占据达半个世纪之久，日化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再加上四九年以后，国共两党又分治了五十年，这是台湾人产生民族疏离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台独势力也想通过独立来摆脱中国这一心理大包袱，因为在台湾人的心目中，大陆仍旧是贫穷、落后、专制的代名词。正因为如此，李登辉甚至公开宣称，他二十二岁以前曾是日本人 ，并说“中国一词是含糊不清的。”我就不明白，难道做一个中国人就那么羞耻吗?而做一个曾经屠杀千百万中国同胞的日本人就那么自豪吗?针对大陆提出的“一个中国”的对台政策，李登辉甚至说： “不错，是一个中国，但并不包括台湾。”至此，台湾这只船想逃的意图已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
　　
　  但台湾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元二三○年，三国的孙权就曾派兵到达台湾，并且实行过统治。台湾曾先后被西班牙、荷兰和日本占领过，但最后都被郑成功等民族英雄一一夺回。台湾不是西德，也不是南韩，因为它已经丧失了“反攻大陆”的雄心和优势。 用“民主”和“人权”向大陆施压只是一个借口，一旦台湾独立既成事实，那时就算大陆实行了所谓的 “民主化”，两岸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差距依然会存在，那么“台独”分子也就依然能找到借口拒绝统一。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已经铁了心要“占山为王”了。
　　
　　今年七月九日，李登辉发表了“两国论”的讲话，我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台湾这只船已经解开了缆绳，正式踏上了远离祖国的不归路。

    我相信李登辉绝不是心血来潮，他自认为抓住了最有利的时机。在五月八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炬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此期间，日本国会通过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其相关法案，并企图联手在东亚建立包括台湾 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而我们政府的软弱立场让李登辉看到了“希望”，他认定中国大陆为了经济利益不敢“轻举妄动”。
　　
　　但中国不是一个商人的国家，在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中国没有商量的余地。对一个人和一个民族而言，有些事情是不能够用物质得失来衡量的。汪精卫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向日本侵略者摇尾乞怜，他也自认为“理智”，可他是什么人？是公认的大汉奸，中国人已经把他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台湾关系法》救不了李登辉，美国不愿看到一个统一的红色中国，但也不敢让台湾独立 ，维持现状是美国的最大利益所在。而美国的一些政客跟“台独”分子犯了同一个错误——一味地从现实出发， 只能是目光短浅。政治只是走马灯，只有文化传统才能永存。

    就以两位直接影响美国政策的战略家基辛格博士和布热津斯基博士为例，前者老是用“现实”的眼光看问题，结果他的判断总像是在胡言乱语；而后者恰恰注意到了无形的文化凝聚力，结果他精确地预言了欧洲的统一。一九八九年三月八日，布热津斯基在答《今日美国报》记者访问时说：“……你认为波兰中央 委员会成员的孩子生下三周后要到哪里去？要到教堂接受洗礼。”几个月后，分裂欧洲将近半个世纪的雅尔塔协定灰飞烟灭，一个更加富强和稳定的新欧洲正在崛起……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和智慧，我们有着无以伦比的才华与能力，海外华人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以及中国大陆这些年来的巨大进步就充分证明了：在一个相对科学和民主的环境中，中国人可以创造出何等的奇迹。如果台湾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两岸共同携手缔造一个更加优越的制度，那么中国屹立于世界之颠的日子就不远了。

    早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就大声疾呼：“……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我真希望今天的国民党能重温 “国父”的这段话，尤其是作为国民党党魁的李登辉先生。

　　台湾问题到了该重视的时候了，我们应清醒认识到：“台独”势力正一天天坐大，特别是在九月二十一日台湾大地震之后， 离心力量已经明显发力。等到有一天台湾这只船真的扬帆远去，即使我们付出百倍于现在的努力恐怕也是枉然。而国人也只有终日哀叹“但悲不见九洲同”，那将是我们永远的遗憾与悲哀!

不少国人在衡量一起政治事件的大小时，总像老农一样地“实在”——死了多少人？财产损失有多大？却鲜有人顾及到事件背后的意义巨细。

“911”恐怖袭击事件刚发生时，有人打电话给我，说“美国出大事了，死了几千人呐”，唏嘘之后，又建议我写一篇谴责恐怖分子的文章。但我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我为那些遭受不幸的人难过，但却愤怒不起来。该向谁发火呢？那些因偏执而不要命的恐怖分子吗，我连他们的基本动机都不清楚，我生什么气？生谁的气？但这时，网络已被世界网民的欢呼和谴责之声撑爆了。

在中国，“亲美派”因为美国人“受气”而义愤填膺，而“反美派”则因为美国人 “背时”而幸灾乐祸，但给人的总的感觉是：两派都在自做多情。美国就是美国，是的，这个国家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但美国的事说到底还是美国人的事，“911”对我而言难有切肤之痛。

提起网络，另一件为人们所热衷的话题就是“文革”——誓死捍卫者有之，抵足痛骂者有之。前者多半是些脑子进水的主，明明他父辈的日子过得很惨，却对外人引经据典，一口咬定曾经阔过，比阿Q还不如；后者虽然令人同情，但由于常年哭天抹泪，已经接近于祥林嫂的分裂状态，见人就说毛泽东害得他家破人亡，却很少有人能像巴金老人那样做出起码的个人反思，而是一股脑地把罪责推给上面。

毛泽东想毁掉中国经济吗？不是。毛泽东下令向不搞“文革”的人开枪了吗？没有，都是我们自己在下面闹的。有些被批挨斗的其实当初也整过别人，有些因绝望而自杀的“反革命”在临死前不是还高喊“毛主席万岁”吗？当然，这里我并不是说毛泽东没罪，他的罪是独裁，这是历代帝王的“专利”。“文革”的罪魁祸首不是什么具体的人或事，而是有着广泛群众基础并无处不在的小农意识，正是这个让我找不到愤怒的方向。

相比而言，“三一八”绝对是个冷门。要不是鲁迅那篇经典的《纪念刘和珍君》，恐怕不会引起多少当代人对于七十八年前的那桩血案的关注吧。鲁迅才华横溢，他的 “长歌当哭”超越“真相”，直抵事件的核心和我们灵魂的最深处，引发了一个民族的火山，众多知识分子和民众所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最终迫使军阀政府耻辱地下台。“三一八”比较“圆满”地解决了，事件也失去了争论的由头，我想这大概就是它之所以成为冷门的原因吧。但“三一八”对于后世的警示作用是巨大的：那就是异族之间的征战与屠杀，或是本民族内部真刀真枪的权力斗争，其非理性与惨烈远远比不上一国政府动用国防军在首都街头开枪射杀自己的青年学生。

“三一八”的巨大影响力并不不在于死了多少人，而在于政府下令开枪——一开枪，性质就完全变了。政府因为自我颠覆基本的法规和道德而失去了存在的基本理由，而人民的愤怒与反抗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理性和情感上最正常的反应（除非这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劣等民族）。这也就是为什么段琪瑞到死也不敢承认自己下达过“开枪令”，因为这是一道底线，既是法规的，也是道德的，罪与非罪就在这里了。

今天，有人在谈起“三一八”时，总会联想到“二二八”和“光州起义”，其实它们的性质完全不同——后两个带有明显的武装暴动性质，前者则是典型的群众示威。当段琪瑞政府下令在大街上对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屠宰时，其卑劣与凶残连法西斯政府也望尘莫及。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那个军阀混战、丧权辱国、死人如麻的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为这件事悲愤交加的最根本原因。 血案发生后，不仅愤世疾俗的鲁迅急了， “现代隐士”周作人急了，就连“风月诗人”徐自摩也急了——他挥泪写下了那首著名的 《梅雪争春》，为一名喋血街头的十三岁少年哭泣。

在帝制时代，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今天，对于“文革 ”和“911”，国人可以有不同的感情。但对于“三一八”，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它已经超越政治，超越利益，超越时空，成为人们辨别是非的一道界线。凭着它，我们可以区分文明与野蛮，区分理性与非理性，区分义与耻，甚至能够简单地区分好与坏。

若我生活在1926年，也会同前辈们站在一起，视刽子手为仇敌。

【2006年3月17日狱委讯】RFA消息：据著名维权律师郭飞雄星期四向本台记者张敏表示，在被警方强行带往南昌市后，他已经于北京时间三月十六日晚11点15分获得了释放。因此，郭飞雄也随之结束了32小时的绝食。

 

知名网友十年砍柴称该书抄袭他的《闲看水浒》

 

　　近日，知名网友十年砍柴在网上发帖，称李光阁著、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帝国潜流-———水浒灰社会解密》有抄袭自己著作《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的嫌疑。昨天，真名李勇的十年砍柴表示目前在与律师协商，准备起诉。

　　据了解，去年11月18日，李勇接到新华出版社编辑刘飞的电话，说他正编辑一本有关解读《水浒》的书，希望李勇为该书写篇书评，作者还在书末表示感谢李勇。李勇当时的回应是，收到书以后再决定是否写书评。今年1月18日，李勇收到《帝国潜流———水浒灰社会解密》一书（该书注明2006年2月出版），放了一段时间后抽空读完。

　　“但是，这书决不像作者说的那样对我的书进行‘参阅’，而是一种很巧妙的抄袭，内行人一看就明白。而且，它的整体结构、主要观点也与我非常相似，一些俏皮话和小篇章就像孪生兄弟。”李勇说。在网文中，他还详细列举25处文字。李勇称，网上发表的只是一部分，这样的现象后面还有很多。

　　记者随后联系到该书责编刘飞，在得知出版社可能成为第二被告后，他表示，“在编辑《帝国潜流———水浒灰社会解密》之前，我没有见过李勇的那本书，有朋友告诉我李勇有这么一本书后，我才联系到他。但我觉得我编的这个书与以前的很多书都不一样，我觉得两个人有些想法相同也不奇怪，因为大家谈的是同一本书，他是不是也吸取了别人的一些东西呢？比如受到一些启发。抄袭与合理引用、模仿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而且，作者还在书里感谢了吴思、李勇等人。

　　当时作者提出让我加上一些注，表明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说没有必要采用这种体例。如果法律判定我们侵权，那么我们依法律办事。”当记者表示希望通过出版社联系到李光阁时，刘飞表示了拒绝。

    新华网斯德哥尔摩３月１５日电 第四届有着“诺贝尔儿童文学奖”之称的纪念林德格伦文学奖１５日在瑞典女作家林德格伦的故乡维默比揭晓，美国儿童文学女作家凯瑟琳·佩特森获得了这一世界著名的奖项。

    今年的纪念林德格伦文学奖吸引了来自世界５０多个国家的１３７名儿童文学作家参评。经过评委会几个月的艰难筛选，佩特森因其作品对逆境中弱势青少年心理状态的真实描绘而获奖。

    传教士家庭出身的佩特森１９３２年出生在中国江苏省，中国经常是佩特森文学作品中采用的背景。她的小说常以在特殊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为主人公，描写他们在逆境中改变命运的努力。佩特森的成名作品有小说《通往特拉比西亚的桥》等，她还曾于１９９８年获得安徒生奖章。

    在接到瑞典纪念林德格伦文学奖评委会的祝贺电话时，佩特森表示非常吃惊，她已决定将本次奖金捐献给一个鼓励读书的社会组织。

    纪念林德格伦文学奖是瑞典政府在２００２年为纪念世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林德格伦去世而设立的奖项，用以缅怀林德格伦为孩子们无私奉献的人文精神，鼓励全世界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文学作品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图画家。

    瑞典政府提供的纪念林德格伦文学奖奖金数额为５００万瑞典克朗（约合６４万美元）。颁奖仪式将于５月３１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第六章 走向公民社会：转轨中东欧国家的第三部门组织

一、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种转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