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国人在衡量一起政治事件的大小时，总像老农一样地“实在”——死了多少人？财产损失有多大？却鲜有人顾及到事件背后的意义巨细。
“911”恐怖袭击事件刚发生时，有人打电话给我，说“美国出大事了，死了几千人呐”，唏嘘之后，又建议我写一篇谴责恐怖分子的文章。但我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我为那些遭受不幸的人难过，但却愤怒不起来。该向谁发火呢？那些因偏执而不要命的恐怖分子吗，我连他们的基本动机都不清楚，我生什么气？生谁的气？但这时，网络已被世界网民的欢呼和谴责之声撑爆了。
在中国，“亲美派”因为美国人“受气”而义愤填膺，而“反美派”则因为美国人 “背时”而幸灾乐祸，但给人的总的感觉是：两派都在自做多情。美国就是美国，是的，这个国家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但美国的事说到底还是美国人的事，“911”对我而言难有切肤之痛。
提起网络，另一件为人们所热衷的话题就是“文革”——誓死捍卫者有之，抵足痛骂者有之。前者多半是些脑子进水的主，明明他父辈的日子过得很惨，却对外人引经据典，一口咬定曾经阔过，比阿Q还不如；后者虽然令人同情，但由于常年哭天抹泪，已经接近于祥林嫂的分裂状态，见人就说毛泽东害得他家破人亡，却很少有人能像巴金老人那样做出起码的个人反思，而是一股脑地把罪责推给上面。
毛泽东想毁掉中国经济吗？不是。毛泽东下令向不搞“文革”的人开枪了吗？没有，都是我们自己在下面闹的。有些被批挨斗的其实当初也整过别人，有些因绝望而自杀的“反革命”在临死前不是还高喊“毛主席万岁”吗？当然，这里我并不是说毛泽东没罪，他的罪是独裁，这是历代帝王的“专利”。“文革”的罪魁祸首不是什么具体的人或事，而是有着广泛群众基础并无处不在的小农意识，正是这个让我找不到愤怒的方向。
相比而言，“三一八”绝对是个冷门。要不是鲁迅那篇经典的《纪念刘和珍君》，恐怕不会引起多少当代人对于七十八年前的那桩血案的关注吧。鲁迅才华横溢，他的 “长歌当哭”超越“真相”，直抵事件的核心和我们灵魂的最深处，引发了一个民族的火山，众多知识分子和民众所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最终迫使军阀政府耻辱地下台。“三一八”比较“圆满”地解决了，事件也失去了争论的由头，我想这大概就是它之所以成为冷门的原因吧。但“三一八”对于后世的警示作用是巨大的：那就是异族之间的征战与屠杀，或是本民族内部真刀真枪的权力斗争，其非理性与惨烈远远比不上一国政府动用国防军在首都街头开枪射杀自己的青年学生。
“三一八”的巨大影响力并不不在于死了多少人，而在于政府下令开枪——一开枪，性质就完全变了。政府因为自我颠覆基本的法规和道德而失去了存在的基本理由，而人民的愤怒与反抗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理性和情感上最正常的反应（除非这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劣等民族）。这也就是为什么段琪瑞到死也不敢承认自己下达过“开枪令”，因为这是一道底线，既是法规的，也是道德的，罪与非罪就在这里了。
今天，有人在谈起“三一八”时，总会联想到“二二八”和“光州起义”，其实它们的性质完全不同——后两个带有明显的武装暴动性质，前者则是典型的群众示威。当段琪瑞政府下令在大街上对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屠宰时，其卑劣与凶残连法西斯政府也望尘莫及。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那个军阀混战、丧权辱国、死人如麻的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为这件事悲愤交加的最根本原因。 血案发生后，不仅愤世疾俗的鲁迅急了， “现代隐士”周作人急了，就连“风月诗人”徐自摩也急了——他挥泪写下了那首著名的 《梅雪争春》，为一名喋血街头的十三岁少年哭泣。
在帝制时代，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今天，对于“文革 ”和“911”，国人可以有不同的感情。但对于“三一八”，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它已经超越政治，超越利益，超越时空，成为人们辨别是非的一道界线。凭着它，我们可以区分文明与野蛮，区分理性与非理性，区分义与耻，甚至能够简单地区分好与坏。
若我生活在1926年，也会同前辈们站在一起，视刽子手为仇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