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最近，中国影视文化界名人后裔状告影视剧组的事件层出不穷。霍元甲的后人刚刚发难，电视剧《张大千》又起风波。据悉，由于开播在即的电视剧《张大千》以“张大千和他的七个女人”为噱头，将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爱国主义者塑造成一个整日浸泡在口红脂粉中的人物，严重地违反了历史事实。散布海内外的子孙们为了捍卫家族尊严，纷纷发表声明声讨制片方，并表示即将要采取法律手段来捍卫家族尊严。

近日，该剧的片花公开。记者目睹了这些所谓的“精彩镜头”，短短的不到半小时，讲述的都是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甚至出现了张大千在画案上进行鱼水之欢情节。

拒绝造假学者遭殃

这部剧的首个受害人，是原编剧李永翘。

李永翘是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数十年调查张大千的艺术与生平，深得张家后人信赖。作为电视剧《张大千》的唯一编剧，按照合同，李永翘在约定期限内写出了30集剧本，剧方却要求他将主要内容改为“张大千和他的七个女人”。李永翘认为这样改不能体现张大千的艺术人生，是“媚俗”之举，对方多次劝说无效后，要求李永翘退还稿费，并派出讨债人员上门讨债。目前双方已对簿公堂，审理正在进行。

原编剧李永翘离开后，剧组便找到了国内某著名剧作家接手剧本创作，按照他们要求将原剧改成了现在的面貌，并且未交付给张家后人过目即开始拍摄。

十位后人发表声明

令人意外的是，“授权”让剧组修改剧本的，竟是张大千的两位第三代后人——嫡孙张进先和外孙施磊。在去年11月份，他们公开发表声明说：“李永翘先生不懂电视剧艺术创作和编辑规律……没有写出祖父张大千的鲜明性格和形象，更没有如实地写出张大千轰轰烈烈富有传奇的一生……”、“经过我们家人同意、委托，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各种阻力，由著名剧作家×××执笔重新完成了30集电视剧《张大千》剧本。我们认真读后，感到×××笔下的张大千就是人世间真实的鲜活的张大千。我们一致同意并认可沙叶新先生的剧本……”

此举引起了张家上下的公愤。张心庆对此勃然大怒，在谈及此事时，她说：“我的儿子施磊根本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外公，也没有更深地了解外公的一切事情，他完全没有资格代表张家同意此剧的拍摄。把两个孙子作挡箭牌，这一点已经说明制片人的行为不正常。”张枭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按我们张家惯例，在先父众多子女与侄子女等长辈均尚健在的情况下，让两个未经家族授权的孙辈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代表张氏家族发表有关大千先生的《声明》及讲话，是极为荒唐的，也是无效的！”

在两位孙子辈发表声明后，海内外的张氏后人群起而攻之，纷纷发表声明捍卫家族名声。张大千第二代后人的最长者、张大千的亲侄张心义在2005年12月22日发表声明，表示：“张进先、施磊无权代表张氏家族，家人没有一个人委托或授权他们作为张氏家族的‘代言人’。他们的一切言行只由他们自己负责，与我家族无关。”

张大千嫡孙张洪宁和嫡孙女张江宁则在2005年12月24日郑重声明：“父亲张心智及我们迄今为止，从未看见过李永翘先生以及后来沙叶新先生编写的《张大千》剧本，对剧组主创人员的变更经过也无从知晓。”

身居海外的长女张心瑞、次子张葆萝（心一）、五子张心澄在2006年1月25日联合发表声明，表示“如果剧中出现有悖事实，损害先父张大千先生形象、名誉的描写，我们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而张心庆则在2006年1月15日严正声明：“我至今也没有见到沙叶新先生编写的《张大千》电视剧本。专门拍摄先父张大千的电视剧剧本却根本就不给我们子女过目。”“现在的《张大千》电视剧里所涉及的张大千生前隐私，据我所知，并非事实，且故人（名人）的隐私权应受到法律保护。我作为张大千的女儿，敬请有关方面尊重我们的意见，不要骚扰父亲亡灵，更不要损害张大千对中华文化的奉献！”

至少要告“三宗罪”

日前，记者致电身在上海的张心庆。77岁高龄的老人家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慨：“该剧不写父亲的人格魅力和在绘画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而用花边新闻来制造噱头赚取金钱，这十分无耻和卑鄙！”

她还表示即将要上书广电总局进行抗议，同时正在与兄弟姐妹们商量寻求法律诉讼。她认为在所有罪状中，最起码的有三条：第一，剧组侵犯了张大千的名誉权，将恪守传统道德的伟人贬成一个风流成性的痞子，同时对他的红颜知己李秋君、三夫人杨宛君与大师的情感进行胡编乱造，完全是污蔑诽谤，还添加了许多无中生有的情节，比方他与土匪的妹妹拜堂成亲，一天迎娶两位夫人等，影响极坏；第二，侵犯了家族的隐私权，其中突出地表现在他与二夫人黄凝素的离异，拿人家家庭内部的痛处来戏说，而且还违背历史事实，说黄凝素是因为“偷人”而离异，令人气愤；第三，侵犯了张大千的著作权，使用张大千的画作为他们电视剧海报的广告，并且通过裁剪、拼凑使之符合该剧“香艳、猎奇”的风格，以此营利，对大千先生的作品是一种污蔑与侵犯。

张心庆还呼吁所有的观众和读者们，要以清醒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伟人演义”：“我父亲张大千不仅是张家的，而且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绝不允许任何人打着弘扬的招牌，玷污老人家的名誉。在时机成熟时，我们一定要向制片方提起上诉，维护父亲的庄严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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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夏天，一本小书在捷克的地下出版物《爱迪斯.爱克思沛迪斯》丛刊上发表并在布拉格悄悄流行。1989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民主革命发生一周之内，这本书就在布拉格出版，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本公开出版的地下刊物。这就是《哈韦尔自传》。这本小册子在1992年便被李义庚、周荔红翻译成中文，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这本自传，是哈维尔在50岁生日之际，接受捷克记者卡雷尔•赫维兹达拉的长时间访问整理而成的小册子。在这本自传中，哈维尔回顾了自己的童年经历、成长历程，回忆了他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的经历，在“七七宪章”运动中的情况。在二十世纪下半个世纪中，哈维尔始终处在捷克政坛的中心位置，从一个著名的异议人士到一个国家的总统，他的经历之曲折与生命的传奇性，只有南非的曼德拉可以与之媲美。1975年哈维尔就在致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中说：“到目前为止，您和您的政府所选择的是对你们自己来说便当的方式，而对社会来说是最危险的道路：为了外在的表象使内在衰败的途径；为了不断加深的统一令生活死亡的途径；微不足道的保护你们自己权力而加深我们社会精神和道德的危机和无休止地损害人类尊严的途径。”1976年，以“塑料人”乐队被捕事件为导火线，哈维尔等人发起了“七七宪章”运动，他为此付出了5年监禁的代价。1989年22月，哈维尔带领“公民论坛”代表团与政府进行谈判，他对胡萨克总统的预言成为现实。1990年，他当选为捷克总统。从一个剧作家，到一个持异议者，一个囚犯，乃至成为全国第一个民选总统，并在世界政坛上享有盛誉，哈维尔在他参与缔造一个民主政府，通过不断抗争把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转化成民主国家的斗争生涯中，留给世界丰富的启示。 
    在接受采访的1986年，哈维尔还一再宣称他只是一个作家，他认为他的责任是表达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真理，揭示这个世界上的恐惧与不幸，而不是告诉人们如何对付变化。到了1989年末，他已经决定在混乱的政局中顺应民意，力挽狂澜，竞选总统。这一切都是处于对生命与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责任，正如他自己说的：“考验一个人，并不在于看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他自己给自己确定的角色，而在于看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命运交给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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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维尔对他小时候的经历的回忆，是从恐惧感开始的。他最初的恐惧的根源，是他作为资产阶级出身的孩子高人一等的身份。他的爷爷白手起家，最终腰缠万贯，他的父亲子承父业，因此，哈维尔从小便享受许多优惠待遇，并且高人一等。他家请来了厨师、女佣、司机，他的资产阶级少爷身份，都使他无法和其他人平等自由地相处。他回忆说：“我对所享受的优越待遇与高人一等的处境感到羞愧，请求取消这些东西，渴望与其他人平等。……我的潜意识中好像有一种感觉或一种恐惧：每个人——都有理由——参加了反对我的共谋，或至少是达成了某种默契，认为我是不应得到那些优待并高人一等的。我拥有的优待和高人一等的处境使我显得那么可笑。简单地说，由于我所处的‘较高’地位，我感到孤立、受排斥、自卑。”一个人在受本能而非利益的支配的时候，他绝对是渴求与周围的人平等，渴求集体的归属感的。因为心灵自由只有在平等的人群中才能得到。特权给人利益，却不能给人自由与安全感。哈维尔的童年时期这种对不平等——经过自己是特权者——的不习惯乃至恐惧感，出自一个小孩子渴求平等自由的天性，而且可以说，在他心里埋下了对特权的反抗的种子。 
    哈维尔成长的时代，正是欧洲存在主义哲学盛行的时代。加谬用了“荒诞”一词揭示了那个时代的心理特征。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杂乱荒芜的非人世界，人生变得毫无意义。而另一方面，在这无望与无意义中却蕴涵这对幸福与理性的渴求。哈维尔对时代的描述是“失落感”：“对形而上的把握的失落，对先验论经验的失落，对一切超人的道德权威的失落，对一切更高境界的失落。”其原因，在我看来，首先是哈维尔所揭示的，人和上帝已经分离，人失去了上帝。“一旦人类开始把自己看作世界上最高意义的源泉及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这个世界便失去其人情味，人类也就开始失去对世界的控制。”而其次，更直接的，则是极权社会之中生存的不确定状态。在极权社会中，恐惧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人们每说一句话，每表达一个神情，每做一件事，都必须非常警惕，必须事先经过一番自我暗示与自我恐吓。在奥威尔的《1984》中有一个细节，裘莉亚在和温斯顿约会的时候，作出了一件让温斯顿看了比看到她赤身裸体还要惊奇的事，那就是用三分钟的时间涂了胭脂，抹了粉。这个细节足以充分体现在人性泯灭社会中，在蜘蛛网一般的监控下人的生存的荒谬性。 
    时代普遍的思想特征与社会特有的政治状况，使“荒诞”成为哈维尔的思想母题，更是他的剧本的创作母题。他特别讲到一次经历。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胡萨克上台，一些创作机构的中央委员会举行一次大型聚会，准备起草一个类似遗嘱的宣言，因为这些机构无疑很快就会被政府重组或者解散。这个宣言“将作为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放弃真理的宣言；它将是一个具有一定约束力和影响力，甚至具有历史性的文件”。哈维尔被任命为这个文件起草的三人委员之一。他们立刻退到电影俱乐部的一间小屋去草拟宣言。在这紧张的时刻，哈维尔偏偏必须去出席不远的美术馆他的朋友的画展开幕式。他装着去方便一下溜去参加了开幕式，并且唱起走调的爱国歌曲和吟诵，大有震惊四座之意。接着又悄悄溜回电影俱乐部起草宣言。哈维尔把这件事视为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事件，他说：“如果没有那些欢笑我们就不能完成那些严肃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的面色随着他所面临的问题的严肃程度而越来越严肃，那么他就会很快地变得僵硬，成为他自己的雕像。这么个雕像是不可能再去写出一篇历史性的宣言，也不可能去完成任何一项人类使命的！”因此，“如果你不想坠入这种严肃而不能自拔并变得无比荒诞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对自己的荒诞性和微不足道保持清醒的认识。……真正的意义只能在荒诞中看到。”在一个没有神的时代，生命本来就已经显得荒诞，而极权主义加诸与人的一切则加重了这种荒诞感。认识了生命、世界的荒诞本质之后，如何去应对这种境遇呢？形而上的生命问题，与行而下的社会问题，应该如何对待呢？哈维尔所提出的与践行的，是承担个体责任，在极权社会中承担个体责任——即使这种承担面临着无数不确定因素，面临着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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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权社会必然产生的一种现象，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国家之间责任感的丧失。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哈维尔举一个例子：“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洋葱
、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目的何在？究竟向人们传送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促使他非得让公众都来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如果我们追究水果店的标语的本质，可以发现这样的标语所体现出来的是极权社会中的荒诞的生活状况。对哈维尔提出的一切问题，商店经理们无疑是不会过问的，因为贴上一个标语，仅仅是一种极权主义社会的习惯。但是他们必须贴出他们所不知所云的东西，哈维尔说：“标语确实是一个符号，包含了一个说不出口来但却十分明确的信息。口头上说起来，可以这样表达：‘我，水果商某某，是懂得我该作什么，是守本分的。我是个靠得住的人，无可挑剔。我很听话，所以该过上平安日子。’这个符号当然有一个接受者，那就是水果商的上级领导；符号同时也是一个挡箭牌，用来防范那些揭发举报者。标语的真实意义因此深扎在水果商的生存之中，反映了他的根本利益。”明显，贴出这种标语的动机，就是恐惧。因为恐惧，整个社会的谎言有了最现实也最妥当的理由，其结果就是责任感，对自己的良知的责任感，对社会正义的责任感的丧失。 
    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谈论个人责任的承担往往看起来是苍白无力的。“七七宪章”运动充分暴露了这样的问题：面对国家机器，个人的自由联合，作出类似唐•吉珂德的努力到底是有没有效果的。在这个问题面前，捷克两位同样著名的作家，哈维尔与米兰•昆德拉作出了两种选择。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托玛斯的儿子和一家报纸的编辑要求他在一个呼吁共和国主席赦免所有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托玛斯的看法是，有没有签名对政治犯来说不能改变什么，甚至如果当局恰好有赦免政治犯的计划，请愿书的结果会适得其反。而哈维尔的意见则是截然相反。哈维尔在自述中清楚的说明这种以联合请愿的反思表明个人责任的承担的意义： 
    对政治犯来说，民众与知识界的普遍支持，才是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当这些政治犯刑满出狱的时候，他们都说，那篇请愿书使他们感到巨大的满足。由于这篇请愿书，他们感到他们坐牢是有意义的：它有利于恢复团结。他们比我们在外面的人更知道请愿书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他们是否获释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不会获释的。但是当得知在人们普遍表现冷漠无情。听之任之的时候，仍然有人了解他们、有人公开地站在他们一边对他们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这本身就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即使没有别的理由，这种情感本身就使那篇请愿书显得非常重要。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外面的人对我表示支持的消息能够帮助一个人在狱中生存下去。” 
    对政府来说，貌似毫无力量的请愿，同样可能产生强大的威慑力，并且促进政治状况的改变。哈维尔说到：“它（请愿书）还有着更深的意义：这标志人们重振士气，恢复公德心过程的开始。……尽管政府对这些请愿书并没有作出反应，但对于这无限的要求最终所造成的局势却不得不作出反应。这些结果是间接的、不过分的和大范围的，但是它们是存在着的。这里有一个例子：70年代初期，犯人们动不动就被判长期徒刑，而且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几乎没有人去注意它，所以政府能不受到任何指责。经过15年坚持不懈的、常常被看作唐吉珂德式的努力之后，尽管有人不断地怀疑那些请愿者们不过是想出风头、想照亮‘全世界之全部痛苦’和他们自己的善良品质，但70年代那种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现在，官方因政治原因只能把某个人关押48个小时，而且世界各地的报纸会刊登有关的文章。换句话说，已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政府必须对这种关注予以考虑，对过去所能逃脱的指责现在已经难以逃脱。” 
    1989年发生的一切充分证明，哈维尔的选择是正确的。在一个只有臣民的国度，需要臣民们自己努力成为公民，在一个没有任何责任感的国度，需要国民自己起来承担历史责任，在一个没有自由可言的国度，需要人民逐渐培养健康的自由精神，并实践自由。1989年12月，捷克的和平革命正在进行之中，哈维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及他在“七七宪章”运动中接受了什么教训，他回答道：“我得想一想，但现在有一点可以告诉你，那就是，一个人按照自己的良心去行事，说实话，即使在公民身份被贬低的情况下仍然像一个公民一样去行事，虽然不一定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但总是有可能有所作为的。有一件事是永远不会有好结果的，那就是投机取巧并以为这样的行为会有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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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社会里，知识分子可能必须承担比一般人更多的社会责任。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一文中，哈维尔为“知识分子”下了一个定义：“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物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我可否用这个词——来做的。就是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职责，决定了他们经常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因此对社会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感，代表着“社会的良心”。 
    在哈维尔这里，知识分子绝对是社会的，不是国家的和政府的。在他的自述中，他这样表达一个作家的责任：“我是一个作家，我一直认为我的责任是表达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真理，揭示这个世界上的恐怖与不幸。换句话说就是要告诫人们注意世界的变化，而不是告诉人们如何对付变化。提出好的方案并付诸实践是政治家的事。”如果按照当前国内知识界某些论调为标准，哈维尔的知识分子观是“有破坏，没建设”的，是为这些文人所不屑的，仿佛只要知识分子在书斋之中提出几个指导性的方案，经过权力者的实施，便可实现社会的变化。哈维尔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则是民间性与独立性。他说：“知识分子应该不断使人不安，应该成为世界之痛苦的见证人，应该因独立而引起异议，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的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体制的和权力及其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它们的谎言的见证人。”“他实际上通过自己的失败而胜利，因此，他的地位是双重的。”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描述的那种知识分子肖像的影子。在中国，我们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即使现代化转型以来，知识分子的身份由传统的士大夫转成今天的教授、作家、编辑、记者，但是那种士大夫情结始终还是相当明显。从胡适一直企盼这一个“好政府”，到最后连“好”字也甘愿去掉
，只剩一个“政府”，到今天知识界一些知识分子仍然以政府的立场考虑社会的问题，知识界以外的人们以有没有“建设”来衡量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人们始终想到的只有“政府”而没有“社会”。一个作家在为某个问题呐喊，在公开场合提醒这个社会存在的问题与痈疽的时候，这种声音就是民间良知的声音，是社会的声音，作家的责任主要不在回答问题，而在提出问题，在预言恐怖，在提醒麻木——而不是在为政府与社会设计方案。甚至作家应该特别警惕那种设计方案者，那种自命建设者。因为一个社会，是全体公民的社会，哈维尔对自己在涉足政治的时候扮演的角色有一种想法，他说：“我承认我偶尔也想大声疾呼：我已厌倦了做一个建设者，我只想做一个作家该做的，我只想说真话！不要期望有专人为你提供希望了，从自己身上找希望吧！自己去承担风险吧！我不是救星！”哈维尔把费斯土拉的这句话作为他的创作信条：“我不提供实际建议，我不为任何人做什么安排。我最多不过偶尔激励人们的行动。”因为在极权社会中，只有每个人自己找到的解决方法才是他自己的，只有每个人创造的东西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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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权社会对人的影响，最可怕的并非权力本身对人的支配，而是极权主义对社会无孔不入的控制，不但钳制了人们的行为，而且控制了人们的思想，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即使是一个反极权主义的人，也往往在巨大的压力下为了唤起蕴藏着的斗争意志而伤害了健康的思想状态，其表现，往往是非此即彼的思维，自我崇拜，受迫害的心理。 
    哈维尔在接受采访的1986年，已经因为他的持异议者的身份而多次陷入牢狱之灾。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情况：强权君临于正义头上，并且借助国家机器直接威慑一切异端的声音。加尔文的日内瓦把新教异端塞尔维特放到文火之上烤了半个小时，沙皇治下的俄国，把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驱逐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对知识分子进行大清洗。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奋起反抗，便是良心对暴力的抗争，是一个人对一个帝国的抗争。他不可避免的接受无情的命运：一次次牢狱之灾，连续不断的监控、跟踪、审判与拷问，长久的反抗与妥协、良心与麻木、救赎与背叛的心灵挣扎。哈维尔的个人意志力面临国家机器的铁蹄的时候，是那样脆弱无力，不堪一击，任何呐喊都仿佛只是一箭入海，稍瞬即逝，任何反抗都仿佛是螳臂挡车，自寻死路。在这样的时候，个人只有凭借全部的力量，在自己心中不断自我暗示，自我确认，唤起自己的斗争意志，才能在无望的反抗中坚持到底。哈维尔在他的反抗之路上，得到了很多的支持，他说：“我听到过许多表示同情、声援、尊敬和赞美之声；有人甚至还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不认识的人也打电话给我为我所做的一切向我表示感谢。对于这些声音我当然非常高兴，因为这表明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共鸣，表明了我不只是在狂喊乱叫。”他人的支持与温情，是一个反抗者获得继续反抗的力量的重要源泉。然而这也很容易使反抗者产生自我崇拜心理与受迫害心理。这种心态对反抗者的思想、学术可能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思想需要彭湃的激情与澄明的理性，彭湃的激情保证思想旺盛的生命力与丰富的内涵，澄明的理性则保证思想的健康性与不可动摇的说服力。而受迫害心态有可能阻碍思想的理性，阻碍思想向深处推进，损害思想的健康。哈维尔自述他能够克服自我崇拜的心理的原因，是性格使然，他说：“我是那种总是在怀疑自己的人。”对人们的称许，他“总是扪心自问我对这些关心是不是受之无愧呢，我能否不使人们的期望落空呢，我能否满足人们这些要求呢？” 
    哈维尔也有他的爱国主义，爱国意味着对国家的责任。在被问及对政治避难的看法的时候，哈维尔说：“偶尔提醒一下那些生活在集权国家的人们，除了逃避之外还可以对自己国家的集权主义采取一些行动。如果我们要求西方人不要只照顾到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要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那样——即我们要为整个社会的命运负起责任——那么我就完全有理由同样要求生活在集权国家的人们。”“我从来就不敢要求任何人为我们的自由而流血，但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批评这里的无神论教育体制要比逃到西方的上帝那里去更有意义得多。”爱国意味着对国家进步的一点一滴的努力，也就是承担，是说出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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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了数十年漫长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哈维尔终于和他的同伴一起，共同缔造了一个民主国家，把一个极权体制转化为民主政体。哈维尔问心无愧地享受着胜利的果实，当之无愧的成为捷克总统，带领捷克人民走出极权主义的阴霾，迎接民主自由的眼光。在1990年的新年献词中，哈维尔深情地说： 
    “人们也许会询问我所梦想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面貌。请允许我回答：我梦想的是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简言之，是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人们都受过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决人为的、经济的、环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问题，一定要有具有优秀素质的人。” 
    而接下来的日子里，哈维尔将带领他的人民，向着这样一个共和国前进。哈维尔战斗的大半生，换来了一个足以在任何世界上任何一个集权国家产生震撼，足以鼓舞一切为着民主自由承担着，前进着，奋斗着，牺牲着的人的宣言：
    “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哈维尔自传》，李义庚、周荔红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

        3月，是全国“两会”月，这期间全国的报纸和网络言论倾向于“自由化”，有关民生、民主、民族、教育等问题几乎无不点到，至于问题能否解决，则是另外一回事。饭要吃，话要说，路要走，中国要发展。
     基于这个时机，特向在任的中央政府总理提出几点关于民生、民主、民族和教育等方面的几点建议：
    一、建议中央政府在2006年尽快着手解决公民的迁徙不自由问题，建议本年内实现中国公民（包括台湾和港台公民在内）凭身份证件在全国自由迁徙，取消一些不合理的身份歧视，废止万恶的暂住证制度。
    二、建议政府公文今后统称“农民”为公民，争取在本届政府总理任职期间，废止一切不合理的农村户口制度，把农村户口统一改为居民户口。
    三、建议中央政府（含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一律对公众公开–涉及国防、军事、外交等国家必要机密的除外。
    四、建议撤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把新闻出版总署的工作并入文化部。根据国际惯例，争取在本届政府任职内完成新闻、出版的登记制的建立工作，取代以往的审批制。
    五、建议取消非赢利性印刷品准印证的行政许可制度，公民根据宪法言论和出版自由条款可以自由印刷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一切非赢利性印刷品。
    六、建议由中央政府总理向地方政府省长（主席、市长、特区首长）颁发任命状，地方首脑对中央政府负责，任期与中央政府任期一致。
    七、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地级市，直接由省管县，县管镇，实现中央、省（市、区）、县（区）、乡（镇）四级管理。
    八、建议中央政府成立全国农村农民农业事务部，负责受理农村改革、农村人口的维权、失地问题、农民受教育、国家对农村建设的投入和发展方向等制度性的事务，由总理亲自兼任部长。全国农村农民农业事务部与专门负责农业、畜牧和渔业生产的农业部工作有交叉，但不矛盾，互不隶属。
    九、建议中央政府每年拨专款投入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上来，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新闻出版、图书馆建设和文化交流方面，根据全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公开、公平地给予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
    十、建议恢复民办教师名称，承认民办教师身份，为全国以“代课教师”为名的民办教师正名，由中央和政府财政每年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民办教师的“民转公”工作，考取公办教师的民办教师可自由转为公办教师。政府不得歧视民办教师，民办教师是基础教育的一份不可取代的必要力量。
    十一、建议实行政府总理、省（市）长、县（市、区）长、乡（镇）长和政府部门第一负责人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
    十二、每年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会议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第一责任人公开向各自所在的人大代表会议述职，接受人大代表的询问和提问，述职向新闻媒体开放。
     建议人：公民昝爱宗，身份证号码：341222197109042395
     2006年3月1日于浙江杭州

今年一月二十四日，决定向《冰点》下杀手的中宣部官员们做梦也想不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砸向《冰点》的这一拳换来的是重重的七记耳光。

一拳换来七记耳光

　　第一记耳光﹕一月二十五日，《冰点》主编李大同没有保持沉默，在互联网上发表《「你们有权知道真相」——〈冰点〉主编李大同公开信》，引起强烈反响。

　　第二记耳光﹕一月二十六日，在港、台和内地都有很大影响力的作家龙应台发表绝妙好文《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让人们对《冰点》事件及内地的新闻自由有更多的关注。

　　第三记耳光﹕二月十四日，江平、胡绩伟、朱厚泽、李锐、李普、张思之、戴煌等十三位长者联名发表《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要求「废除一切恶性管制新闻的办法」。

　　第四记耳光﹕二月十七日，得知《中国青年报》决定把「李大同、卢跃刚免职，《冰点》周刊三月一日复刊」之后，李大同、卢跃刚发表《对〈冰点〉停刊事态发展的联合声明》，同时公开李大同向中纪委递交的《关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违法停刊整顿的申告》。

　　第五记耳光﹕同一日，《冰点》部分作者贺卫方、崔卫平、朱学勤、秦晖、章诒和、丁东等十三位著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常委的公开信》，信中讲到「压制异见只能导致决策者闭目塞听，井里观天」。

　　第六记耳光﹕萧瀚、余杰、刘晓波、袁伟时、傅国涌等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纷纷撰文，对整顿《冰点》加以谴责。

　　第七记耳光﹕国际各大媒体对事件加以报道，无国界记者（RSF）、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等国际新闻组织纷纷谴责有关当局。

　　「《冰点》杀手」被抽七大耳光，可谓自取其辱。这还没计算网民的声讨、签名、普通读者的退报﹔《冰点》引发的连锁反应还远远没有结束。一场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似乎战况犹酣，可《冰点》事件并不是第一枪。

饭碗与良心之间

中国的新闻界遭遇了半个世纪的漫长严冬，储安平、钦本立、胡绩伟、杜宪、喻华峰、高勤荣等人争取新闻自由的努力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二○○四年以来，《南方周末》、《南风窗》、《新京报》、《经济观察报》、《河南商报》、《深圳法制报》、《百姓》杂志、《公益时报》等均遭到高层换血、改刊、停刊等整肃﹔《南方都市报》的程益中、李民英、喻华峰三位优秀报人被判重刑﹔记者师涛、赵岩、李元龙等身陷囹圄﹔《台州晚报》副总编吴湘湖因批评交警乱收费之报道而被交警活活打死﹔「一塌糊涂」、「燕南网」、「改造与建设」等网站被强令关闭——中国政府和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有意识地把中国的新闻环境降到冰点。

　　虽然遭到重重打击，但民间争取言论自由的运动却如火如荼。卢跃刚致赵勇的公开信、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公益时报》新闻部主编陈杰人被解除职务后的公开信等，都是他们的负隅顽抗，此外还有众多优秀报人跟中宣部的禁令抢时间，众多记者、作者和编辑在打擦边球，更有互联网上众多网民分秒不停地对言论自由的边界进行揉搓﹕从「无界浏览」、「动态网」到邮件群发，从虚拟讲座到网友聚会，从文章的春秋笔法到网站的借尸还魂，从网络通话到个人博客……在过滤、删贴、封锁、警告、关站、拘留、判刑的洗礼中，网民、网络知识分子成长和成熟起来了，以网络为依托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步发展和壮大。

　　传统媒体实际上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受到宣传机器的掣肘，自愿或被迫充当党的喉舌﹔另一方面面临网络媒体和同业竞争带来的市场压力。在新闻审查官员的禁令、阅评、封杀与每个读者的用手投票之间，在饭碗与良心之间，有抱负的媒体不得不在「擦边球」与「捅漏子」中求生存，可谓是戴着脚镣跳舞。

在地下运行的地火

但是，有两个趋势令人对内地传媒的未来仍可保持乐观。一个趋势是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抬头而意识形态效力枯萎。连宣传部门也愈来愈从一个意识形态集团变成一个利益集团。只要条件允许，决定什么东西能报道、什么东西不能报道的，是世俗利益而不是思想教条。即使是《人民日报》，见到《广州日报》的广告收入也要眼馋，靠行政指令生存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另一个趋势是愈来愈多知识分子不愿意生活在谎言之中，比如《冰点》的灵魂人物李大同、卢跃刚，而愈来愈多的读者亦渴求真实的声音和真实的生活。正是因为他们，中国的新闻自由不可能永远躲在「合格线」以下。现存的新闻管制制度所造成的道德困境，让无数报人痛苦不堪，他们每天在心底竖起「不要再逼我们撒谎」的牌子进行无声的抗议。即使在党机关报内部，也有了多种声音、多种可能性﹔因此严格来说已经不存在铁板一块的官方媒体﹔任何一家媒体内部都有在地下运行的地火﹕哪一种力量能够阻止准备喷发的火山呢﹖

李大同不是失踪的储安平，因为二○○六年不是一九六六年。《冰点》的灵魂人物离开之后，《冰点》要么变成一个无聊无耻的栏目而无人理睬﹔要么逐步恢复生机，「再生于祖国的河岸」，因为《冰点》的灵魂还在。即使《冰点》消失了，其它的报纸、栏目或报人也会重燃《冰点》之火，因为追求自由的心灵像星空一样，深邃而永恒。

虽然新闻自由的战役复杂而惨烈，但结局已定﹕被剥夺新闻自由的人们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压制言论的一方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对他们的良心审判。如果西方人有智慧推到柏林围墙，那么中国人也完全有智慧推倒「新闻柏林围墙」。

　　何况它的根基已经动摇了。

二○○六年二月十六日

首发《明报月刊》二零零六年三月號

2006年3月1日，“冰点”复刊，首篇就是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某某某的大文《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洋洋万余言，试图驳倒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卓然有成的历史学家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然而看罢全文 ，除了引经据典，一口陈腐的马列腔，却没有拿出什么值得认真对待的史料。说白了， 表面上盖着一块“学术”的遮羞布，可还是露出了政治批判的大尾巴，终究不过是权力 意志的产物，充其量不过是“梁效”、“石一歌”之类的翻版。饶有意思的是全文自始 至终没有点袁教授的名，难道是挥舞大棒的权势者手下留情吗？显然不是，个中原因， 稍有常识者大概都不难想见。就在不久前，“天涯网”的博客上，一位青年朋友转贴了 一篇《袁伟时印象记》，立马就被删除。那篇文章其实很寻常，仅仅讲述自己见到袁先 生并请他签名留念的印象，未触及所谓“敏感”的“冰点”事件。几位 青年朋友深感震惊——

“很没意思，无聊。干什么呢？只是一个朋友见到了袁伟时先生而已，难道这个事情让 人知道了，就有什么严重的后果？无聊，我一点也不生气，只是觉得无聊。

其实，我很清楚，你也是奉命行事，上头说的。你本身没有什么见解，只是这个工 作是你的饭碗。

你头上有更高的权力者，他们头上也还有。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工作职责之内。每个 人都会说这是不得已。

阿伦特说平庸的罪恶，是不是就是这样？那个杀害犹太人的刽子手，不是凶神恶煞 ，而是一个长相平庸一无可观的中年男子。”

“我们每一个参与维护这一体制的，都难逃罪责。

这是我第二次被删文章，第一次是关于卢雪松。这是割断喉管的现代版本。”

这是转贴者对删文章的天涯博客管理者的抗议。删除我文章的天涯博客管理者 “第一次体会到有的文字是让人害怕的，于是有人会让它消失不见。前几日作的一篇《 袁伟时先生印象》，忽然就消失无影踪了。看不见的手，在我们这里，并不是市场原则 ，而是言论控制。

罗素曾撰《自由主义十诫》，第二诫内容是：‘不要以为隐瞒证据继续做下去是值 得的，因为证据肯定会暴露。’

这句话，很适合送给删除文章，害怕文字的人。” 这是来自作者内心的声音。透过这些真的文字，不难看到他们已经“生活在真实中”。

 这些年来，我们不断读到袁伟时先生的雄文，在许多重大文化学术问题上，他的狮 子吼已成为时代的强音。大凡接触过袁先生的人，都说他为人谦和、低调，他对本民族 怀有的感情是贪官污吏和帮凶、帮闲们所难以想象的，如果不是他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 ，如果他不是惦记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未来，他完全可以安享晚年，苟安在温暖舒 适的屋檐下，过他休闲娱乐的小日子。然而，他不愿继续在权势精心编织、可以随意解 释的荒谬的意识形态牢笼中苟且偷安，他所孜孜以求的是“生活在真实中”，他耿耿于 心的是中国如何步入现代化的轨道。他年已古稀，他的笔迹却还是一笔一划，刚劲有力 ，而且一丝不苟，如同其治学，绝不苟且，他的结论从来都是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 上。当然，他的观点从来都不是终极真理，而是可以商榷，可以批评的，但是任何以权 力为后盾的政治批判都替代不了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批评，说到底，我们今天缺乏的 就是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冰点”事件的发生就是一个证明。在自由有保 障的地方，这样的事压根就不可能发生。

万言书一出笼，袁伟时先生恐怕又要忙开了，他会用他的如椽之笔写下反驳《反帝反封 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的雄文。我们期待着，能在没有了李大同、卢跃刚的“冰点 ”上读到袁先生的文章，这不光是对《中国青年报》新“冰点”的考验，也是对端坐在 金字塔上的达官贵人们的考验。

──《观察》首发 

【2006年3月1日狱委讯】(VOA记者：亚微)中国贵州省毕节日报一名记者因在互联网上发表批评共产党的敏感文章，最近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这是中国当局控制网络言论自由的又一新案例。  以报导弱势群体出名 李元龙在担任记者期间以报导处于社会边缘的农民和下岗职工的困境以及失学儿童的遭遇出名。他还在互联网上撰写文章，对共产党的某些作法提出批评 。去年9月，李云龙被贵州省国家安全厅逮捕。今年2月，贵州检察院正式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了他。  发表批评文章被逮捕 为李元龙辩护的山东律师李建强认为，李云龙被捕的直接原因是他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四篇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李建强说：“中国大陆1949年以前有一个女英雄叫刘胡兰，李云龙写了一篇评论刘胡兰的文章。他还写了评论一个100岁的老太太加入共产党的文章。还有一篇文章是讲一个共产党的党委书记，在党的会议上开会时，他母亲死了，他也不回家，仍然在那里开会。另外一篇文章是说在思想上加入美国籍，一共是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用一些比较尖刻的语言批评执政的共产党。他没有涉及国家政权以及社会主义制度这类话题，只是批评共产党的一些传统作法。”  颠覆国家政权罪证据不充份 李建强律师认为，贵州省当局指控李云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证据显然是不充份的。  李建强说：“因为他主要是写了四篇文章，从文章的内容上看，李云龙构不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文章内容的指向只是批评共产党，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也没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他只是批评了执政党，执政党和国家政权以及政府机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是常识。所以我认为，当局以他写的批判共产党的文章作为定他罪的依据是不成立的。”  被捕半年家人无法探视 李元龙的妻子杨秀敏说，自从她丈夫去年9月9号被当局带走以来，当局一直没有允许家人和他见面。杨秀敏坚信她丈夫是无辜的。  杨秀敏说：“我认为，我先生是一个很有责任心，也很善良正直的人。他所做的事情，没有对不起谁，也没有什么错。我的孩子再有4个月就要高考了，他的父母年纪很大，身体又不好。我希望我先生能够平安地早日回来。”  曾宁：逮捕起诉李云龙“荒唐” 贵州自由撰稿人曾宁说，李元龙以贵州省古称夜郎国的谐音“夜狼”作为他的笔名，在网上发表了一些被当局视为比较敏感的文章。曾宁估计，贵州省刑事部门发现写这篇文章的人是毕节日报的记者李云龙后将其逮捕。  曾宁批评指出，自从中国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法取代了刑法中的反革命罪之后，贵州省国家安全厅一直存有破大案、立大功的心态。  曾宁说：“李元龙先生仅仅是一名记者，在他的工作范围内，他关注了失学儿童，面临辍学、失学家庭经济非常困苦的孩子，象这样一位好人，仅仅因为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或者以网名发表了一些文章，就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给予逮捕起诉，甚至面临重判。我认为，这种行动是非常荒唐和可耻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邪恶和罪恶。”  曾宁个人认为，有关当局之所以对李元龙下手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他是体制内的人，其二，他还不被国际社会所知。曾宁说，这也是其他在网络上活跃的异议人士没有遭到李元龙同样结局的原因。  曾宁说：“中国的特务机关往往是，如果你不被国际社会所知，再加上你又是体制内的，它觉得，体制内的人和体制外的人比较起来，你对现政权的威胁要大得多。它觉得体制内的人出来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比体制外的人表达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对现政权的威胁要大得多，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你不为国际社会所知，不为外界所知，那么它要抓捕和审判你，就会肆无忌惮。反之，如果你为国际社会所知，为国际媒体所知，它就多少会有一些顾忌。”  国际组织强烈谴责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星期五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迫害记者李元龙。  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主管互联网自由方面的朱利安.潘谴责了中国当局日益加紧对网络言论自由控制的作法。  朱利安.潘说：“目前，中国有50名网络异议人士和博客以及大约30名记者受到关押。和中国官员向外界所说的正好相反，中国言论自由的情况不但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使用互联网而被监禁，近来就出现很多因为在网上发表几篇文章就被关押的案子。”  李元龙的辩护律师李建强说，中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任何被告人被检察院起诉后，都有权委托律师担任他的辩护人。他说，中国正在走向法治化，他给异议人士提供辩护是法律允许的，也是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同意的，他没有因受理这个案子受到什么压力。  李建强透露，贵州省毕节地区检察院把这个案子起诉到法院后，估计3月初就会开庭审理此案。

　

 

 

 

 

[美]谢尔·希尔福斯坦/文·图

叶硕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6年2月第1版

定价：25。00元

 

 

 提起希尔弗斯坦，中国的许多小朋友和家长都会说出他的经典作品《爱心树》和《失落的一角》。继2005年底，《爱心树》被《父母必读》等报刊评为年度童书第一名后，南海出版公司于近日再度推出他的图文精品《阁楼上的光》。

　　几年前，当希尔弗斯坦的童书《爱心树》和《失落的一角》被引进到国内时，立即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特别是小朋友，他们都亲切地称希尔弗斯坦为希尔大叔。

谢尔·希尔弗斯坦是享誉世界的艺术天才、作家，1930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30岁以前，希尔弗斯坦从来没有打算为孩子们创作和绘画，可是1964年，由他创作的《爱心树》却意想不到地受到了广大小读者的喜爱。这本关于一个男孩和一棵爱他的树之间的温柔寓言图书令无数读者赞赏不已，至今《爱心树》的销量已超过550万册。这之后，他又接连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失落的一角》《人行道的尽头》《向上跌了一跤》等。

　　《阁楼上的光》是希尔大叔1981年创作的一本图文童谣集，书中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像。“作业机，哦，作业机，世界上最完美的机器。只要把作业放进去，再投进一角硬币，按下按扭，等上十秒，你的作业就会出来，又干净，又整齐……”像这样洋溢着天真童趣的歌谣在书中随处可见。启发性的故事，琅琅上口的童谣和慧眼独到的观察于一体，让孩子们在阅读中开怀大笑，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深刻的哲理。当年《阁楼上的光》在美国面市后，就以182周位居《纽约时报》排行榜的成绩打破了之前的纪录，并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童书之一。

　　希尔大叔于1999年5月去世。今天，他在全世界已拥有了数千万计的读者，他的作品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至今被翻译成了30多种文字，仅他的作品精装本销量目前就已超过1亿8千万册。他是有史以来最成功和最受孩子们喜爱的作家。然而，人们很难用“儿童文学作家”来概括他，希尔大叔作品中那些散发着淡淡哲学意味的诗文，让人读后感觉愉悦；简单朴实的插图，让他的作品远远超越了年龄层。他的童话隐涵的寓意是生命不朽的智慧宝藏，他的作品更是值得咀嚼回味一读再读的经典！希尔大叔生前曾说：“我希望不论什么年龄的人，都能在我的书中找到认同，拿起一本书，能够体验自己去发现去领悟的感觉。那真是好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