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美国作家丹·布朗的畅销惊悚小说《达·芬奇密码》将再度被人以剽窃和侵犯版权罪名告上法庭，原告索赔金额高达１０００万英镑（约合１７５０万美元）。

　　据英国《泰晤士报》２５日报道，迈克尔·贝金特和理查德·莱将于本周向伦敦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状告《达·芬奇密码》一书剽窃了他们和亨利·林肯２２年前合写的非小说类著作《圣血和圣杯》中的核心假设、基本事实和架构，因此侵犯了《圣血和圣杯》一书的版权。林肯目前身体欠佳，已决定置身事外，不参与这一诉讼。

　　鉴于英国法律的实际情况，贝金特和莱状告的侵权对象并非布朗本人，而是《达·芬奇密码》一书的出版商兰多姆出版公司（兰登书屋）。报道称，布朗将作为关键证人被传唤出庭。

　　如果胜诉，原告下一步可能要求分享小说和同名影片的收益，也可能请求法庭颁布强制令以阻止进一步的侵权行为。如果原告采取后一作法，不仅将妨碍《达·芬奇密码》一书在英国继续销售，也会给定于今年５月１９日在英国公映的同名电影造成很大麻烦，电影可能因此被迫推迟在英国的公映时间。

　　贝金特是新西兰人，莱是美国人，目前都住在伦敦。他们和林肯经历１０年苦心研究，写成《圣血和圣杯》一书。书中提出的核心假设是：耶稣曾结婚生子，其血脉千百年来绵延不绝并一直受到圣殿骑士等秘密团体的保护。这和《达·芬奇密码》中所述如出一辙。

　　两位原告声称，任何读过这两本书的人，都会对两本书核心内容的相似感到吃惊。不仅如此，布朗在给《达·芬奇密码》中主要人物之一莱·提彬爵士取名时，还顺便表达了对《圣血和圣杯》一书的作者的敬意。提彬爵士的名即原告之一的姓，英文都是ＬＥＩＧＨ；提彬（ＴＥＡＰＩＮＧ）这个姓则是把贝金特（ＢＡＩＧＥＮＴ）的字母顺序打乱后重新排列而成。书中还借一位主人公之口提及，在提彬爵士书房的书架上，赫然摆放着《圣血和圣杯》这本书。

　　《泰晤士报》报道说，英国版权法对表达某种创意的保护甚于对这种创意本身的保护。此案涉及假说是否可以获得版权保护、版权保护的底线在哪里、作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他人的创意等诸多问题，其判决有可能为英国处理侵犯版权类讼案开创先例。《泰晤士报》评论说，从这一角度讲，此案的价值超过原告要求的１０００万英镑赔偿金额。

　　布朗现年４１岁，曾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一名英语教师，成名后仍和妻子住在那里，一向深居简出，难得接受采访。他是否会到伦敦出庭作证目前尚不得而知。据估计，他的写作生涯迄今已为他带来近两亿英镑的收入。《达·芬奇密码》是历史上最畅销的精装本成人读物，现已被译成４４种文字在全球出版，包括平装本在内迄今共售出逾４０００万册。

　　２０００年出版的小说《上帝的女儿》的作者刘易斯·珀杜曾状告布朗剽窃他的作品。去年８月，美国一法庭裁定《达·芬奇密码》没有侵犯《上帝的女儿》的版权。

    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应邀担任本学年香港大学文学院名誉教授，并将于下月初在港大举行题为“汉诗中的自然是人文思维的归依”的讲座。
 
    首次赴港任教的郑愁予，吸引了七八十位学生选读其课程，大大超出上限。郑愁予表示，香港年轻人虽在现代都市生活，但对传统文化的感觉还是很深沉的，可说是传统与现代并存。谈到自己的诗作时，郑愁予说，我的诗作受汉诗的影响，并不是在语言结构上，而是文化背景上。
 
    据悉，香港大学中文系还计划今年９月邀请郑愁予担任硕士课程教授，另外还将邀请白先勇等著名作家、学者担任该系公开讲座的讲者。

如今的世风日下，相信是所有仍葆有良知的国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从现象看，这是经济大潮中趋利心理结出的“恶果”，甚至一直以来有一种保守的看法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流毒。但随着国民视野的开阔和心智的成熟，人们就会发现，原来这颗“恶果”竟是东西文化搅拌在一起的杂货。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生命都不可能无根繁殖，那么培育这颗恶果的土壤究竟是什么？有人说，对于中国的任何问题，如果加以简单的定论，无疑都是危险的。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其深层的原因的确有些复杂。我们这个泱泱古国，即有着儒、道、法、兵这些土特产品，又有从西方引进的佛教、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文化融合搅拌，就形成了这片独特好看的“五色土壤”。中国人在这片经过几千年层层浸染的土地上生活、繁衍，淬炼出一套独特的国民性格。这些性格，造就了国人的道德情操，表现出国人与众不同的文化脸谱。
　　
　　世故圆滑的脸。这是一张典型的国人脸谱。孔子曰“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又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用现代人容易理解的话说，前一句讲，有门路你就当官，没门路你就当个顺民；后一句讲，不论遇到比较开明还是特别专制的朝代，你都要谨言慎行。这种垂训导致的民族性格，就是待人圆滑世故，凡事敷衍，缺乏正义感和善恶观。与儒家的这种没有原则的善“忍”的人生观同流合污的，是道家的自私“精神”。流传至今且“脍炙人口”的道家名言是“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而基督教的伦理却不是这样，耶稣在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面前，从来都是耿言直书，未见一点迂回。当他见到有人在圣殿中开起了“自由市场”，愤怒得擎鞭将这些商人赶出圣殿。耶稣基督的忠心使徒保罗也是如此，当看到教会中的不良现象，就给予严正指出和善意劝勉，甚至对于耶稣的门徒彼得也不例外。彼得虽是一个忠心的门徒，但一直有一种软弱的性格，先是在耶稣被捕时三次不认主，后又因怕被犹太人知道他与未行割礼的外邦人一同吃饭，而连忙退出避嫌，因而受到保罗当面责备。犹太人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他们认为上帝仅拯救以色列一个民族。而基督教却主张“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也就是说救恩不仅要在犹太人中，也要在外邦人中临到。但早期的基督徒们，是生活在犹太人的社区里，甚至他们本身就是犹太人。对于软弱的彼得来说，有时也害怕被视为异类。这就好象现在中国的情形，社会上没有基督教的传统，自然基督教就容易在这个还不太开放的社会中被视为异类，遭到来自各方的压制和调侃。彼得的忠实信仰并没有被他一时的软弱所打败，最后他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殉难的。支撑彼得没有丧失气节的，是他坚贞的信仰，而同样做为基督门徒的犹大，却不是这样。犹大自始自终就是个功利主义者，与耶稣是貌合神离，压根就没想塌实得跟随主耶稣。最后为了区区30块钱币就出卖了耶稣。犹大的下场是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自己吊死了，永世留下骂名。
　　无疑，犹大的这种奸猾卖主，是基督教极为不齿的。但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或许反倒是一种处世的乖巧了。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把自私当乖巧，把懦弱当忍耐。或许还把这当成“美德”了！犹大还知道知耻而自绝，中国人才不干这种傻事，因为苟且才能偷生。而“懦弱”与“自私”是一对要命的孪生兄弟，一方面它体现在一个民族遭到外侮时表现出的无能，另一方面它培育了“汉奸文化”，也就是“奴才文化”。
　　于是中国人又多了另一张脸——奴才的脸。这张脸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鲜见，它在弱者面对强者时尤为多见。小民面对官僚，穷人面对富人，下级面对领导，汉奸面对“大大的”——都是这张脸。在“人人生而不平等”的社会里，这张脸倒也确是常态。但别急，“奴才”一但得志，便会象泥塑家手中的泥人，立马转变为另一副嘴脸——骄横跋扈。于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小人总是得志，贪官总是升官。原因就在于此。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人们看到小人总是得志，贪官总是升官，他们不是去抵制，而是去效仿。因为他们不愿意成为“异类”，不愿意那些先穷下去的另“一部分人”成为自己。于是，道德沦丧了，良知泯灭了，心灵枯萎了，灵魂堕落了。为了生存，人们必须竞争，这时候，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入他们的思想，他们忘记了自己的人的属性，他们把自己赤裸裸得当作一群灵长类动物，相互倾碾，相互迫害，相互残杀。
　　看看主耶稣在“山上宝训”中是如何教训世人的，“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反观中国人的内斗，已成为常态。据说中国人也是有“爱”的，但中国人的“爱”至多仅限于家族之中。即便在有“爱”的“家”中，一但到了分配遗产，有了矛盾的时候，骨肉之情就很容易变成骨肉相残。由此看来，中国人的这种有限的“爱”也是靠不住的。若不藉着他山之石，便难以攻玉。
　　中国人道德的沦丧还体现在信口雌黄，因为中国人缺乏信仰，就很容易“对天发誓”。但中国人其实并不敬天，中国人的“天”的概念并不同于基督教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是具象的，中国人的“天”是抽象的，模糊的，相当于“命运”。所以中国人动不动“对天发誓”，因为心中没有敬畏，开的都是空头支票。找人借钱时信誓旦旦，到要还钱的时候，仿佛你倒欠他一百万似的。主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既然誓言不可靠，中国人就要学会不发任何誓言，凡事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新约《马太》5：33—37）。因为中国人往往口是心非，“是”说“不是”，“不是”说“是”。如果说谎成为常态，甚至被认为是生存的必须，那么这个社会又有什么诚信可言？诚实是道德的基础，基石崩塌了，道德体系的大厦必将倾毁！崔健说：“中国人若能保持一百天不说谎，便是一场革命。”的确，中国很需要这样一场革命，一场藉着基督教伦理进行的革命！
　　因为基督教伦理带来的不是狭隘自私，而是宽容与爱；不是纷争与暴力，是公义与和谐！
　　主耶稣说：“你听见有人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
　　又说“当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
　　因此上，中国必须藉着树立基督教的伦理，才能防止因这些糟糕的国民性格所推动的社会诚信体系的崩溃，从而在与国际社会交往中，树立完好的国民形象！

  　　2 月27日，香港《明报》发表了题为《左派学者声讨冰点主编》报道称： “《中国青年报》属下《冰点》周刊复刊在即，北京有‘左派’学者昨日公开批评《冰点》原主编李大同，指李大同等‘自由派’所支持的‘自由、民主’代表的是某种利益集团的自由，与普通人自由无关，又批驳直接导致冰点停刊的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与电视剧《雍正王朝》和《走向共和》 ‘思想相通’，将青年奴化，使他们‘对一切强权都膜拜信服’。”　　
    
    　　报道中提到三位左派学者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政治学者兼《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黄纪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三人指责李大同与资本家相勾结、向强权屈从；指责袁伟时宣扬“奴化影射史学”，并称“义和团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属于不容挑战的“国家信仰”。当这种“信仰”被挑战时，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关闭冰点的行为也不能排斥，但需要按照法律进行。
    
     　看了这报道，我真的大吃一惊！
    
     　吃惊于改革二十八年后的今天，毛泽东遗毒在知识界的发作，竟然以如此无耻而恶毒的方式招摇过市，让人恍若再次置身于毛泽东时代：每次官权对开明媒体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整肃，都会有一批舆论打手紧紧跟上，专干落井下石的“脏活”。
    
     　吃惊于三位“新左派”的堕落，再一次超出了我的想象：不光是言行背离的犬儒，而且是落井下石的恶毒。
    
     　他们的犬儒表现为：观念上是社会主义者而行动上用资本主义方式赚钱，用资本主义的商业手段炒作无产阶级革命，用抨击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来赚老百姓的钱。
    
     　他们的恶毒表现为：借助于官方的“政治正确”，在自由派知识分子遭到整肃时，他们很善于把观念之辩和学术之争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比如，三人指责李大同代表资本家的利益。　　
    
     　新左派的帮主毛泽东在整肃知识分子时，曾有过著名的批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在毛泽东羽翼讨生活的左派们的最大发明，就是“利用政治清洗打击思想对手”。无论是毛时代还是后毛时代，凡是左派都有极敏感的政治嗅觉，总能迅速地分辨出政治风向，恰如其分地利用官方政治来达到落井下石的目的。　　
    
    　　在中国“新左派”的大旗上，贴着两块著名的膏药，一块是“毛泽东主义”，另一块是“民族主义”。前者代表着反市场化反私有化反权贵化和优先关注弱势或底层的民粹情怀，后者代表着反美反西方反全球化反和平演变和优先关注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爱国情怀。　　
    
    　　这二者，正是当下官方主旋律中最“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既符合胡温的亲民路线和政治上学习古巴北韩的号召，也符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大国崛起”的鼓噪。
    
    　　此次《冰点》遭整肃，标志着政治严冬的持续降温。新左们恰好抓住袁伟时文章被中宣部点名批判、李大同和卢跃刚被团中央撤职的时机。于是，借助中宣部和团中央打压自由知识分子的寒风，把思想分歧上升为政治指控，把新闻管制下的被害者指控为“资本家的代言人”和“对一切强权都膜拜信服”。
    
     　真佩服新左们的大言不惭和指鹿为马，这些从来不敢挑战强权的新左们，却指责李大同们“对一切强权都膜拜信服”！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恰恰是李大同和卢跃刚敢于向强权发出公开挑战，并为了捍卫新闻自由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体制内职位。而指责李大同的新左们对中共迫害人权的累累罪行，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哪怕是温和的公开抗议。
    
     　新左们号称最关心社会底层，但在太石村事件和汕尾血案发生时，他们却假装看不见。
    
     　新左们号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从来没有对官权压制新闻自由的蛮横进行过任何抗议。
    
     　如果新左们与自由派都坚守知识人的本分，就应该只是论战对手而不是政治敌人，无论哪一方的言论权利受到官权的侵害，只要良知尚存，即便不敢大声抗议，起码也该保持沉默。但在开明媒体和自由派知识人接连遭到迫害时，他们连默不作声的矜持都不要了，居然公开地大声地落井下石。
    
     　这样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个人行为的犬儒化了，而堕落为言论杀手的帮凶。
    
     　事实上，新左们不在乎任何人的言论权利，非但不关心自由派的言论权利，而且对同道的言论权利也漠不关心。比如，河南的左派张纤夫、张正耀，因散发《毛泽东 ——我们永远的领袖》传单而被判刑时，没有一位新左派站出来表示关注；反日游行中，上海当局逮捕了在网上组织游行的汤晔，也没有一位“爱国者”站出来捍卫汤晔的权利；最近，“中国工人”、“工农兵BBS”和“共产党人”三个左派网站被当局封杀，至今也没有听到任何一位著名新左派的抗议声。
    
    　　是的，新左派的民粹主义旗帜很绚丽，舞起来，令人眼花缭乱；新左派的社会公正腔调很高昂，唱起来，让人难以企及；新左派的爱国主义口号很响亮，喊出来，还有点震耳欲聋；但，除了绚烂、响亮、高亢的表皮之外，他们就是没有对底层民众的实际关怀，也没有对野蛮强权的实际反抗，更没有对真正损害国家利益的独裁政权的谴责。恰恰相反，他们的“良知”的最集中表现，就是在强权对敢于反抗的新闻良知者痛下狠手时落井下石。　　
    
    2006年2月28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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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想当差生
    傍晚与女儿在户外散步，她问我：爸爸，你说为什么要当好学生？
    我说：当好学生，能够得到人们更多的称赞与奖赏，可以获得精神满足，使自己愉快。
    女儿说：我认为一个差生可以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好，而好学生的努力目标只有考试。难道当好学生就是为了考试吗？
    我说：我不同意，好学生应该有强烈的好奇心，以获得知识为快乐。
    女儿说：我不想当好学生。我认为自己完全符合差生的标准。
    我问：差生的标准是什么？
    女儿：第一不想学习；第二不认真学习。
    女儿未经考试直接上的省重点中学，经过努力，她成绩达到全班第三，超过了那些以骄人成绩考试入学的同学。但在获得好成绩后，才发现原来做差生最快乐。听了女儿的表白，我一阵心酸。

    之二：毛主席老婆多
    政治课堂，老师点名要女儿回答问题。
    师：毛主席有什么特点？（原话如此）
    女儿：我好像记得他有很多个老婆吧。
    师大怒，“喷了20分钟口水”，还要全班同学陪着难受。后来在讲“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具体表现就是由无产阶级的代表共产党执政”，接着又讲一党专政与多党合作，女儿本来想问：请问一党专政与多党合作是不是很矛盾？因为担心全班同学陪着接受口水轰炸，罢了。

    之三：学生整治月
    走进学校大门，迎面看见一条大横幅标语：“开展学生整治月活动”，我大吃一惊。
    这个学校发疯啦？竟然要公开把学生收拾整整一个月？难道不怕学生集体逃离？不怕家长群起告状？校长也不怕派出所抓吗？再仔细一想，学校那敢如此专政学生，很可能是标语字面有误。
    这个校长本来要表达的也可能是“学生纪律”整治、或“学生学习风气”整治、“校园环境”整治之类吧，但受中国的大字报或官方政治语言习惯的影响，想言简意赅，结果把公开表达出来的意思，变成虐待学生、“收拾学生”了。
    其实一个月前，在这个全省唯一的省属重点中学还看到过另一条同样有问题的标语：创建无毒校园。一看这标语，人们就知道此前校园曾经毒品泛滥猖獗。
两个月前，在校园还看到一条问题更大的标语：要孩子们发誓坚决跟着某个政党走。
    而两年前，我在这里还看见 “一手抓教学，一手抓非典”的标语。
    笑死！

    之四：猴山为王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改革方案终于完成了，其中规定：所有未经全民普选产生的政府，不得派代表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凡是不能限期按照国际公认人权标准完成改革的独裁国家，由联合国划出几块自然保护区，把留恋绝对权力的独裁者本人送往那里，封山为王，猴群加冕。白天可以让他在那里大讲：执政为猴、以猴为本、猴权入宪，或者情为猴所系，权为猴所用，实行亲猴新政，晚上母猴则排队接受他的宠幸，好不快哉！
    及醒，才发现是南柯一梦。
    经过联想，才记得昨天看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改革方案出台的新闻，知道既未采纳美国的“五大常”常任方案，也未按我希望的以人权标准考核的入会方案，结果采取地区名额制，遗憾；加之睡前读过几篇关于黑猩猩的科普文章，结果有此一梦。
    哭笑不得。

英纯子：李律师，您好像又闯祸了。
刘路：哈哈。你还不知道我吗？惹事生非是常态，规规矩矩不自在。
英:哈哈。您个性如此，谁也改变不了。不过这次好像不太应该啊。
刘:为什么?
英：高智晟律师是您的同行，据说还是不错的朋友，袁红冰教授是您在法学界的前辈。你怎么会跟他们冲突起来？
刘：有句被人说滥的成语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七岁的时候，跟我老爸还争自由呢。何况是朋友。我这人啊，自己认准了的道理，六亲不认。
英：好像在绝食维权方面你们有分歧？
刘:我纠正你一个错误，绝食是绝食，维权是维权，两回事。
英：高律师发动的绝食运动不是为了维权么？
刘：当然不是。维权是维护法权，就是维护法律给你的权利。你在维权声明中骂政府是流氓，从根本上否定政府的合法性，等于你把政府和维系这个政府运作的法律都否定了，你还维得什么权？争权、夺权还差不多。我认为这场维权绝食运动其实是一场政治示威运动，尤其在海外各政治势力纷纷介入、推波逐澜之后，这个特征就更加鲜明了。
英:近期中国大陆很多地方政府纷纷黑社会化，殴打、软禁维权人士和异议作家，根本没有一点法治的气味，政府带头破坏法治，难道老百姓不能绝食抗议吗?老百姓没有权利示威吗？
刘：当然有权抗议，有权示威，但是你就叫抗议、示威，不要叫维权呀。
英：你在这里等着我呢。但是我还想问问，叫维权怎么了?就算文义上不合，不就是一个文法问题吗？我们又不是做语文题，您干忙那么认真？
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在中国，维权有特定的含义，维权有自己的边界，逾越了这个边界，“维权”这个词就会像“民运”、“台独”一样危险。
英：维权的边界是什么？
刘：法律。维权维的是老百姓的法权，是老百姓的实实在在的、具体的利益。因此它是一种合法行为。维权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法律条文，对于维权运动，中央以及地方当局至少在理论上无法否定其道义价值，因为它是合法的。也正因为如此，维权行为必须以法律作为边界。逾越了这个边界，它就丧失了合法性。成为政府镇压的对象。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不是所有的维权都要符合具体的法条，但这并不意味着维权可以不合法。这里的维权行为符合的是更高位的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然法，也就是正义、公平的理念。比如公民不服从运动。在这个层次的维权行动其实指向的是违背自然法的恶法以及由这些恶法所维系的邪恶制度，比如《收容遣送制度》。这种维权依然有清晰的边界，这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一层次的维权和第二层次的维权必须严格分开，在不同的阶段、选择不同的时机，有不同的群体去操作。不能混在一起。
英：说到分，我必须提到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有人理解为您在这篇文章里主张中国的老百姓都只能做绵羊，连山羊都不能做，您是这个意思吗？
刘：这是他们故意歪曲啊。我说把山羊和绵羊分开，只是个比喻，这是个《圣经》里记载的著名比喻啊。这些信神的人连《圣经.》都不读，把上帝的话都曲解了，如之奈何？
英：您的意思是绵羊就是温和的维权，或者说第一层次的维权，山羊就是公民不服从，也就是第二层的维权，这两者必须分开，对不对？
刘:你的理解当然不错，不过我的文章里还有一层意思，除了维权，还有其他的政治异议活动，比如法轮功的活动，民运的活动，这些都不能否定其价值。跟维权相比，这些就是山羊，而维权是绵羊，这些政治活动跟维权自然也应该分开。
英：我明白了，但是有些读者理解为您出于知识分子的洁癖，反对搞政治，还有丁字霖教授，也受到这样的攻击。
刘：这更是恶意的歪曲。我们只是反对把维权和政治混起来搞。海外有些政治势力，这些年江河日下，看到国内民间维权人气很旺，出于某种目的，插手维权活动，打着维权的旗帜搞政治异议活动，这无异是在帮着当局谋杀维权运动。因为特别是地方政府打压维权，找不到借口，这回好了，他们送去了把柄。地方政府会说，“什么维权？都是海外敌对势力操纵的破坏社会稳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它们怎么会不痛下杀手？中央政府又怎么能不予支持？最近广东省已经出台了重点打击海外敌对势力插手维权活动的文件，今后，广东的警察等于拿到了尚方宝剑，民间维权只要有海外势力插手，可以毫无顾忌，立即镇压，这样本来有望获得救济的民间维权都会被当成颠覆行为惨遭打压了。这个后果不是很可怕吗？
广东可以出台这样的文件，山东为什么不能？其他省市为什么不能?到了那个时候，维权事业不就成了一把灰烬了吗？
英：我明白了，您跟高律师，袁教授他们在基本理念上没有本质不同，只是路径有分歧。不知我理解得对不对？
刘：在实现民主政治、实现法治社会这一点上，没有不同。但还是有些分歧。袁红冰教授虽然是法学家，但是他蔑视法治，崇尚革命，我对此不敢苟同。高律师是个有神论者，想信他命在天，天灭暴政，而我只相信理性，只相信一点一滴的累积民间资源，一点一滴的拓展生存空间，靠人民的力量和知识群体的智慧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

英：非常感谢您的精彩阐述，我想我们很多的读者通过这篇访谈，可以更好的理解您。谢谢您，李律师。
刘:谢谢。

（英纯子：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生，某通讯社实习记者）

本来做完几位记者的访谈，关于绝食事件我就准备缄口了。不料故友郭国汀兄又搞出一篇雄文来。郭兄饿着肚子谆谆教诲老路等，而且语气较袁先生的拥趸“燕园故人”和32位访民的谩骂也算得上“温良敦厚”，老路若再不回复实在不恭，只好勉为其难。
郭兄的文章指责老路主要有三点：其一、对袁先生攻击太过；其二、老路正在转向亲共；其三、时代需要英雄，袁高等人都是大英雄，老路攻击英雄其过不小，其罪不轻。

现容老路一一答辩。
关于人身攻击。
老路承认我的文章中存在对袁先生进行人身攻击的问题。但是，始作俑者谓谁？不正是袁先生自己么？袁先生对丁子霖教授的攻击，对维权人士的攻击，直接使用“软体动物”这一侮辱性的词汇，（说是“动物”不算，还是软体的，不仅语涉侮辱，而且根本是诽谤）。郭兄说：“袁先生并非指丁子霖本身和勇敢战斗在维权第一线的律师，充其量仅是对某种现象进行的猛烈批评。”
这话真让老路大开眼界，劝解高律师的是“丁子霖本身和勇敢战斗在维权第一线的律师”，让袁先生恼怒的也是这些“劝解”的内容本身，何以“软体动物”的指责不会落到“劝解”的主体身上而落到别的什么“某种现象身上”？看看袁先生的原文，郭兄不认为这种辩护是多么苍白无力、多么牵强附会吗？
老路对袁先生的所有的批评或者说攻击都是建立在袁先生对别人的攻击这个前提之上的。正所谓“寇能往，我亦能往”，郭兄认为袁先生的问题只是“个别用辞确实存在不够恰当易引起误解之处”，“有时对他人的感受不太在意，易得罪人，这是日后应当注意改进的”，而老路则是“动辄人身攻击”，“随意指责一个法学教授”，因此让他十分失望：“深感今日刘路已非昨日建强”。
老路认为，立场应该持中，评论应该公平，郭兄虽然是我故友，老路不奢望郭兄偏向自己，至少也不能这么公然偏袒袁先生吧。
老路在这里申明，在人身攻击这个问题上，老路攻击袁先生这位法学教授有错，但是袁先生攻击丁子霖先生这位文学教授同样有错，而且有错在先，错得比老路更甚。袁先生若能向丁教授道歉，他日老路也愿意向袁先生道歉。

关于亲共
老路的批评袁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现有“燕园故人”痛骂老路是“宵小”，跟中共的立场“没有区别”，后有32位访民指控老路是“共特”，“中共豺狼”，连独立中文笔会和刘晓波先生都被株连，跟着挨骂。郭兄当然不会这样信口雌黄，却也暗示老路左转“变节”，神韵不似当年，劝告老路“无论如何不必为中共流氓暴政歌功颂德或用似是而非的论道为其涂脂抹粉”。
查老路的文章，老路与袁、高之争无非是个维权路径问题，何曾有一言“歌颂”中共？何曾有一字为“暴政”“涂脂抹粉”？既无凭据，郭兄何出此言？
如果说袁先生的拥趸和那些访民出于义愤编造老路的历史（访民煞有介事的说老路曾在青岛司法局工作，读者明鉴，老路若有那等履历，何至于被吊销执照两年之久？）诽谤老路是共特甚至豺狼还有情可原，那么，跟老路并肩战斗的一个战壕的战友，郭兄如此诛心，则不免令兄弟心寒齿冷矣。何以不同观点之争，一定要推出“敌人”的结论？这种思维不正是郭兄一直致力批判的阶级斗争模式么？
关于老路批评袁先生、反对绝食的动机，我在附后的记者访谈里说得很清楚了，这里不再赘述。郭兄明鉴。

关于英雄
我们这个时代是个假货泛滥、价值贬值的时代，以至于写几本书就能被捧为影响历史的伟大的“英雄”。对于这样的英雄，老路委实产生不了敬意。郭兄暗示老路出于嫉妒，诽谤英雄、贬低英雄，实在冤枉老路。盖嫉妒之产生皆因技不如人，自怨自哀而生谤心也。对于袁先生，老路素不相识，对其伟大业绩腹诽有加，对其煌煌巨著根本没读过一眼，何来嫉妒之心？对于高律师，老路视同手足，亲如兄弟，高律师也没有惊人的才情老路眼红，更没有什么煌煌巨著让老路眼热，而且老高正在难中，不知几时祸从天降，老路莫非嫉妒他天天被警察围堵？
    老路认为，丁子霖教授的话是对的，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时代过去了，民主之路需要一步一步地走，罗马不会一天建成。我的同行孙成志先生的话也是对的，少点说大话的英雄，多点平凡的实干家，才是维权之幸，民族之幸。
一个价值贬值的时代，不独英雄贬值，汉语语境、语言也难脱此灾。老路写下这些“胡言乱语”，权作回复，望郭兄海涵。
                 2006/2/28匆匆

【2006年2月28日狱委讯】因绝食而失踪的李剑虹小乔刚刚获释回家。同时被迫放弃了原定的绝食计划。 她感谢朋友的关注，现在已经休息。 (载自《博讯》)

少年伯格15岁那年遇到36岁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汉娜。这以后，他们开始读书、交往。直到有一天，汉娜突然从汉堡消失了。伯格再次见到汉娜时，是作为法律系大学生参加法庭实习，而被告席站着的汉娜，是接受审判的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此时，伯格了解了一个秘密：汉娜要伯格读书给她听，是因为她不识字。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掩盖这个她认为是羞耻的秘密，汉娜放弃了提升职位的机会，去做女看守——这是不需要识字的。她甚至为了避免遭遇辨认笔迹这样可能使秘密暴露的事情，而承认罪行都是自己干的。伯格在揭示真相以解救汉娜和维护汉娜尊严间挣扎很久。汉娜最终入狱了。一段时间以后，伯格继续给她寄读书的磁带，汉娜竟然渐渐在狱中学会写字，经常写些字条给伯格。伯格从未回过只言片语。有一天，女监狱长打电话给伯格，说汉娜刑期将满。伯格去见汉娜，原先健壮美丽的妇人已老，伯格瞬间流露的惊诧和失望被汉娜捕捉到了。在伯格接汉娜出狱的清晨，汉娜自杀了。伯格将汉娜留下的钱捐给了犹太人组织。带着犹太人组织的信，伯格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站在汉娜墓前。 　　这是一个让文学界震惊的故事，不大的篇幅里包含了很多，你可以说它是一部跟爱情密切相关的感人小说，可以说它是成长小说——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二战后的德国第二代人对他们的父辈，对战争的反思。也可以说，它讨论了人性与尊严。该书出版后，德国每个中学都在讨论它。它很快就成为全世界范围的阅读话题。

　　作为学者的施林克，居然以其《朗读者》（DerVorleser）而迅速跃升成为畅销书作家，这又是一段“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佳话，诚如他自言：“我本来以为，这本书太个人化，从而不足以成为畅销书。”但正如他自己所揭示的那样，正是这样一部“太德国化”又“太个人化”的小说，却唤起了世界范围广大读者的人性之思。原因可能正在于作家的问题意识直逼普遍主义的核心命题：“人并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被贬为魔鬼；因为爱上了有罪的人而卷入所爱之人的罪恶中去，并将由此陷入理解和谴责的矛盾中：一代人的罪恶还将置于下一代这罪恶的阴影之中”。

　　这是一段不伦之爱，少年伯格与妇人汉娜，年纪相差一倍余。然则，15岁的学生却爱上了36岁的电车售票员。当莱辛名剧《爱米丽亚·迦洛蒂》朗朗上口、抑扬顿挫的时候，中学生伯格作为“朗读者”“乘着情欲而来，可在朗读声中，情欲却渐渐退潮”，在那悠扬的诗剧诵读声中，妇人汉娜是“一位专心的听客”，“她时而嫣然一笑，她忽而嗤之以鼻；她一会儿愤怒难当，她一忽儿又击节赞赏”。“当她枕着我安然入睡时，院子里的电锯声已经停歇下来，只听得见窗外鸫鸟在歌唱，厨房里的那些东西斑驳陆离，或明或暗，全都笼罩在一片暮色之中，我也沉浸在一片无边的幸福里头。”这种感觉，就叫做幸福。

　　我想，在汉娜死后、于风中临立的伯格，如果能诵读汉语，涌到心头的，一定是李商隐的那首“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的绝唱。

　　或许是苏东坡的那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他或许是想到了在法庭上见到汉娜的情景。从不伦之恋的青春殇逝到严肃义正的法庭辩论，对于少年伯格而言，经历的不仅是青春期的性与爱之惑，还有成长期的罪与罚之苦。后代人对前代人是怎样的态度呢？虽然，“在第三帝国，我们各自的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很不相同”，但后来者批判者的立场却并无二致，少年伯格仿佛就是那代人的发言人：“是评价！而且是评判过去！我们学生在讨论班里把自己看做评判的急先锋。我们使劲推开窗子，放进新鲜空气，一阵疾风最后会呼啸着吹掉灰尘，那是社会曾经容忍过的，社会容忍这些灰尘堆积在过去的恐怖之上。我们责无旁贷，要让人们能够呼吸清新和眼见为实……有整整一代人站在审判席上，他们或者曾经为看守或帮凶服务过，或者没有设法去制止他们，或者，在1945年以后，原应该把这些人从人群中揭发出来，而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们也要对他们进行评判，把他们暴露在羞耻之下，以这种办法对他们进行审判。”然而,这代少年，他们可曾反躬自省，他们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得以成长，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呢？当将别人钉在耻辱柱上的时候，自己又将定位何处呢？更何况，耻辱柱上容纳的，很可能也与他们自己密切相关。伯格所遭遇的，正是例证。

　　监狱之中度过余生的汉娜，不知究竟是何种心境，正如她在法庭上直言不讳自己的经历一样，当她听到伯格给她寄去的录音带时，当《奥德赛》、凯勒、冯塔纳乃至海涅、默里克的作品都以声音的形式在监狱中淙淙流淌时，那会是怎样的感觉？当两人最终得以见面时，“朗读者”的诗情画意都为现实的沧桑“雨打风吹去”，当老妇人汉娜的容颜不再如花般亮丽，当岁月的沧桑已飘散入人心的深处时……生命或许也已早就失去了意义。

　　伯格没有迎接到汉娜，好在他们在电话里已道过“再见”。悬梁而尽的汉娜，之所以在承受漫长的监狱生涯，而又拒绝走出监狱，其实意味深长；同样，让伯格经由监狱长的介绍，通过实物与实地了解看到汉娜的监狱生活，那种对爱的记忆（剪裁下的报纸照片上的伯格毕业照），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向往”（抄写的诗句），乃至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后事的遗嘱……让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情感中，感受到由二战到废墟的德国历史，一步一步向我们压迫过来。如此近距离的呈现伏罪之后的汉娜形象，使得我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小说讲述了法律条文在回答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道德灾难问题时的束手无策。”

　　然则是耶非耶，我们却无法给出答案。一部真正具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其意义或许就在于此。作为作家的施林克，实可谓“大器晚成”，43岁方出版首部长篇小说，而此作甫一出版，就获得了超乎预料的读者反应；但我们不应忘却的，他首先是一名法学学者。我以为，此作的成功，给我们进一步理解文学的价值，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个案。它固然有文学的元素，其实更多德国文学的特色，即哲理性思维的潜入其中；而没有答案的开放性叙述，更显得其思想史上的意味深长。反观当代中国文学，我们曾有过何等悲壮惨烈的近代史啊？从甲午到戊戌到“五四”到“七七”再到“文革”，我们的普遍反思竟又如何？莫说质量，我们能认真反映过往历史的小说数量又有几何？“吴宫花草成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希望后人莫复哀后人。读《朗读者》，思中国人。

《朗读者》

[德]本哈德·施林克著　钱定平译

译林出版社

　　现在回头来看，可以说2004年是青春文学最为热闹的一年。郭敬明的数部作品继续保持在榜，韩国美少女作者可爱淘的《那小子真帅》《那小子真帅2》《狼的诱惑》《狼的诱惑(终结版)》都是超人气畅销书。韩寒在经历两年多的时间之后推出的新一部小说《长安乱》也是锋芒一时，对读者具有极强的号召力。

　　而进入

2005年来，一部名为《碎脸》、作者署名鬼古女的“玄异怪潭”的小说燃起了出版界“悬疑”之风。同时，由知名作家张宝瑞悬疑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一双绣花鞋》与《梅花档案》纷纷在各地电视台播出，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收视率。从高居图书排行榜数月的知识悬疑小说《达·芬奇密码》到蔡骏的一系列原创悬疑作品《荒村公寓》、《地狱的第19层》……种种迹象表明，悬疑文学正在市场细分中，显露其超强的魅力。同时，由荧屏的“戏说”风催生的一批“正说历史”图书集中上市，形成一股深受关注的出版热潮。

　　在这几股强大的出版热流夹击下，相对来说， 2005年青春文学显得有点稍逊一筹。不过，近期该系列图书似乎又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回升气流。这当中最为惹眼的当数可爱淘的《局外人》一书。大玩悬疑爱情，可爱淘又一次创造了畅销神话。韩寒最新推出的《就这么飘来飘去》一书也是一经上市就立马上榜。与前几本韩式书的封面不同的是，这次封面就是韩寒自拍的照片。“漂来漂去”来自于赛车，韩寒形容这种漂来漂去是–“先给我感觉，给我排气管的声音，让我在半夜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传说”；另一方面是这个书名也表达了他对三年生活的感悟。

　　继长篇小说《年华是无效信》之后，青春文学代表作家落落日前再推佳作–《那些生命中温暖而美好的事》，这也为2005年青春文学平添一抹温暖的亮色。被少男少女亲切地称为”文字女巫”，被媒体称为”新一代青春文字掌门人”的饶雪漫，近来也有不俗的表现，推出了《糖衣》一书。同时，《草样年华2》《恶魔之吻》等图书也都有不错的市场表现。也许是对于一大批正处于青少年来说，他们正处于成长的青春期，有太多的梦想和渴望，需要生存的空气，需要有个情感和情绪宣泄的出口吧。

　　近段时间来影视同期书可以说是图书市场的一大新亮点。央视版《京华烟云》在华丽中落下帷幕，随着此电视剧的热播，林语堂的原著也正卖得酣畅。 除《京华烟云》外，刚刚热播的《亮剑》、《大长今》以及超级女声的系列书籍也销售得如火如荼。在王府井书店的销售排列榜中，《亮剑》一书的销量为276册，《京华烟云》的销量更是高达343册。而在北方图书城，这两本图书的销量也分别为308、160册。影视同名书的热销在抢占读者的同时，使读者市场分化，造成了叫板纯文学市场的势头。

　　应该说，当前文学和影视的联姻越来越多了。图书与影视的这种“套种”或“嫁接”，是喜，是忧？影视同期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不同的人士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如果是以有质量的艺术创意和艺术蓝本为前提，作为一种面对市场的文化娱乐品的生产经营模式，可以被文化产业关注或借鉴。经过一番操作之后，应能起到一定的相互提携效果，从而达到“双赢”目的。另一种意见认为，这种现象商业炒作的成分比较大，与文学本身的艺术追求没有多大联系。对影视同期书，有不少学者、评论家也表示忧虑。他们认为，由于出版业竞争激烈，一些出版社怀着”分一杯羹”的不良心态，草率盲目地上马影视同期书，这多少有点不明智。

　　其次，说到该期最为火热的图书，就不得不提到《刘心武揭秘红楼梦2》了。说实话，刚听说该书推出第二部的时候，笔者还对它的市场前景颇有怀疑，但是，看到该期该书在全国各地书店销售榜中 “一路狂奔”的态势，真是顿生倾佩之情。单挑红学界，刘心武的出现，着实为今年的“红楼热”浇了一把油。据悉，在某网站上关于“你如何看待红学界与刘心武之间的这场论争？”中持“支持刘心武，人人都有研究红学的自由”的有76.27%，“闹剧，这是一种炒作”占17.8%，认为“红学家们的说法很对，刘心武在误读”的则只有5.93%。看来不管骂也好，支持也好，这最终受益的还是人家。

　　该期，杨杨推出的新书《不能承受之“亲”》也开始出现在了排行榜之中。该书是国内第一部反性骚扰行为小说，它讲述了4个女人的曲折故事，她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遭遇了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对此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换来了不同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这一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的实况记录。

　　走过花园，有的人看到了花红叶绿、蝴蝶飞舞，有的人看到了残根败枝、污泥遍布，也有人什么都没有看到。而见介师走过花园，遇见处处尽是佛陀。《和佛陀赏花去》一书记录的是一段出家人的心语，一种深沉的生命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