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如果说，人与人的相遇需要缘分，那么，人与一本书（一个作家）的相遇也需要缘分。去年11月，我因为编写新课标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外国思想文化随笔选读》，跑图书馆，跑书店，几乎把所有能找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书都翻了一个遍，还发动周围的朋友向我推荐篇目。

　　我的书中有一辑叫“人与自然”，要选四篇跟这个主题相关的外国作品。我给自己定的选文标准是“纯粹、深刻、优美”，且风格鲜明，还要适合高中学生。

　　选文的过程比想像得的要漫长困难许多。在做了反复的比较和推敲之后，我选了日本风景画家东山魁夷、法国博物学家布封、美国作家梭罗的作品。最后，我打算选一篇俄罗斯作家的。

　　我是在俄罗斯文学的浸润中长大的。俄罗斯文学中那种博大、深沉、辽阔和忧郁跟中国人的气质似乎有一种天然的相通。一位年轻的朋友向我强力推荐了普里什文。我曾在一些外国散文选中零星地见过普里什文的一些笔记体短章，但印象不够深刻。在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我终于从社科院图书馆借到了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当我打开这册薄薄的只有十几万字的小书认真看下去时，我发现，普里什文——这个坐在树桩上写作的作家在我眼前展开了一个世界。

　　他在书中最着力描写的是俄罗斯的北方森林。他喜欢带着纸和笔到森林中去，坐在树桩上写作。他写森林中的一棵蛇麻草，一只啄木鸟，一朵野蔷薇，一棵椴树，一个老树墩，甚至一个小水泡……他写它们的声音色彩，形状动态，还有它们的喜怒哀乐。比如，他写森林中的落叶：

　　连蟋蟀也听不见草丛中有自己同伴的声音，它只轻轻地叫着。在这样宁静的时候，被参天的云杉团团围住的白桦树上，一张黄叶慢慢地飘落下来。连白杨树叶都纹丝不动的宁静时候，白桦树叶却飘落下来，这张树叶的动作，仿佛引起了万物的注意，所有云杉、白桦、松树，连同所有阔叶、针叶、树枝，甚至灌木丛和灌木丛下的青草，都十分惊异，并且问：“在这样宁静的时候，那树叶怎么会落下来呢？”我顺从了万物的一致要求，想弄清那树叶是不是自己飘落下来的，原来是一只蜘蛛，想降到地面上来，便摘下了它，作了降落伞：那小蜘蛛就乘着这张叶子降了下来。

　　作者的文字营造出一种童话般的意境。作家仿佛怀着一颗婴孩般纯净、清澈的心，以一双婴孩般的眼睛来面对这个世界。

　　在普里什文的世界里，自然与人的关系，是没有主体和客体之分的，也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平等”，而是“同一”的。在他笔下，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和森林中的一片落叶，一只蜜蜂，一棵云杉没有什么两样，也和冬天的一片雪花，夏天的一滳雨水没有什么两样。并且，在普里什文笔下，这个“世界”是外在于现实的“人的世界”的，或者说，是超越了“人的世界”的那些争斗、冲突，超越了社会政治及作家个人的命运遭际而存在的。在这个世界里，你看不到现实世界投下的一丝阴影，有的只是和平、和谐、安宁、美丽、庄严和神奇。

　　而事实上，十月革命后，普里什文曾被土改的农民赶出自己的庄园，一度流离失所，不得不带着全家四处流浪。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作品受到抨击，被认为“不善于或者不愿意服务于阶级斗争的任务和革命的任务”。普里什文曾因此一度在日记中流露出自杀的念头。可以设想，作家是以何等的内心力量来滤掉现实生活中的阴影，保持在自然面前的一颗赤子之心。

　　普里什文作品还改变了我对俄罗斯文学的一个形成已久的印象。在我读过的俄罗斯文学名著中，或是俄罗斯民歌中，总是带着那么一种淡淡的忧郁，如同伏尔加河上的雾气。但是，普里什文的作品却给人一种阳光般明亮、泉水般清澈的感觉，字里行间仿佛流淌着一股欢乐的泉水，跳荡着欢乐的音符。在《林中水滴》里他写道：

　　从敞亮的空地走进树林中，就像进了山洞一般，但是你若环视四周，真是妙极了！在阳光明艳的日子里，处身于黑暗的林中，简直是美不可言。我想那时无论是谁，尘思会顿然消失，心境会豁然开旷。那时欢愉的思绪将会从一个光斑飞向另一个光斑，一路飞到阳光明艳的空地上，突然抱住一棵枝叶扶疏有如小塔楼似的云杉，像毫不懂事的小姑娘似的为桦树的白皙而神迷，把红喷喷的小脸蛋藏到它那郁茂的绿叶中，在阳光下兴冲冲地再从一个空地奔向另一个空地。

　　那种发自肺腑的由衷的欢乐感染着每一个读者，也使我感受到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另一面，那就是超越苦难之后的乐观主义精神。它来自对世界的博大的爱，对大地的爱，对生活的爱。因此，大自然的一点点细微的变化都会令他惊喜、激动不已，都会激起他内心的涟漪，溅起欢乐的浪花。

　　普里什文的魅力还在于他不但使我们感受到自然的神奇美丽，同时还感受到自然的丰富多彩。他对大自然的一切是那样地了如指掌，无论是森林中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还是一只小甲虫，一只鸟儿，他都是那样如数家珍，能够一一叫出它们的名字来。比如森林中的草便有：叶芹草、蛇麻草、母菊、丁香、绣线菊、拳参、肺草等；树木有：云杉、椴树、白杨、白桦、稠李等；鸟儿有：雷鸟、杜鹃、鹡鸰、黄鹂、啄木鸟、山鹬等。这一切组成了一个斑斓多彩生机勃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它们如同是他的亲人，他的孩子。他是那么亲热地喊着它们的名字，与它们对话，从它们那里得到心灵的抚慰和滋养。

　　我以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世界一切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人与自然越来越疏离。尽管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讯越来越便利，但人的孤独感却越来越强烈。人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心灵的抚慰，也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精神的家园。自然，无疑是人类最温暖的家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普里什文。

　　“黑暗的中世纪”不仅不那么黑暗，而且充满了理性之光。庄园生活史就是一部凭借法律的力量去争取权利和摆脱不合理负担的历史。农奴利用法律手段与领主抗争、较量，从而极大地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抗争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最终农奴以各种方式走上了“自由之路”。英国乃至西欧最

早实现近代化实非偶然。

中世纪的英国乡村生活

　　引人入胜的生活史写作

　　有朋友向我推荐英国历史学家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著《英国庄园生活：1150——1400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说这是一部视角独特，又引人入胜的佳作。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理事长侯建新教授为该书所作的“译者序”也说明它的不同寻常：“贝内特的《英国庄园生活》一书初版于1937年，其后几乎每隔2、3年即重印一次，到20世纪末叶已重印了16次，表明该书经久不衰的学术魅力。毫不溢美地说，该书是西方经济-社会史成功的先行作品之一。”这些介绍激起了笔者极大的好奇心。因为，长期以来历史学对“黑暗中世纪”的描述，以及用“领主残酷剥削农奴”这种简单化的公式对西欧封建社会的概括，让人们以为中古社会的农村生活必定是单调的和枯燥乏味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艰苦劳作就是农民生活的主要内容。这样的生活当然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然而，贝内特是用什么样的手法使他的作品能吸引人，从而畅销不衰的呢？阅读了“序幕”之后，这个疑问马上烟消云散了。因为书中的生动描述就像是磁石一般强烈地吸引着读者，令人手难释卷。

　　在该书的“序幕”中，作者力图展现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情景，用艺术的手法大胆地勾画了农民在几天里的生活情景。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鲜明而又逼真的生活场景，都给人以身临其境、亲眼目睹的感觉。例如：“这是1320年6月末的一天，太阳很早就升起来了，但伯孔贝（Belcombe）这个小村庄的农民起身也不晚。”“绝大多数农舍内，人们正在醒来，不久出现在门口，抬头看看天，接着开始简单的早餐，吃一块面包，喝一口啤酒，然后再次出门，从草棚里取出镰刀和钉耙，开始走上街道。几分钟后，邻居之间的大声闲聊和相互问候打破了沉静。不久，他们就路过教堂，来到敞开的田野。”其中有大量的细节描写：男人在田间劳动，女人操持家务；大家一起去教堂做弥撒，听牧师布道；做晚祷；享用一日三餐（三餐的内容不尽一样）或领主为酬劳农奴的收割而提供的丰盛晚宴；跳舞、喝酒（包括撒酒疯）、狂欢；以及出席庄园法庭等等。这幅多彩的画面展现了农民们多种多样的生活：宗教生活、经济生活（劳作和庄园管理）、法律生活、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及休闲娱乐）等。在这多彩的生活中焕发着勃勃的生机。

　　这本书的写法十分独特：先是在“序幕”中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勾画出一幅多彩的庄园生活全景图，让你对庄园生活有一个鲜明的和整体的印象，然后在其后的各章中分别做更深入的探讨。序幕中的每一个片断都在后面有与之相对应的章节，在这些章节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充分地展开。每一章就像是戏剧的一幕，有不同的场景：教堂、田间、家庭、法庭、酒馆、进行宴饮的庄园大厅、跳舞用的草地、上演戏剧的戏台等等。不同的场景中上演着内容不同的剧情，有时“演员”甚至要更换服装和道具，就像真的戏剧一般。例如，去教堂做弥撒和参加节假日的庆典，就得放下农具，洗漱；脱下干活儿穿的粗布衣服，换上干净的和比较体面的服装。一部生活史就是这样一幕一幕的生动地演下去。活灵活现，让人过目难忘。

　　宗教、法律与近代化的萌芽

　　然而，贝内特毕竟不是单纯要给人们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而是要揭示这故事后面的意义。该书的副标题“1150——1400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之“研究”二字，恰恰表明了他的学术诉求。实际上，正是因为书中蕴含的深刻思想和独特内容具有强大的震撼力，才深深地吸引着读者。在庄园多样的生活中，哪些是最重要的？从该书的结构和内容安排可以看出，宗教和法律是两种至关重要的因素。先说宗教。该书共有12章，第一章是“教堂”，第十二章是“教会”。不仅所占篇幅多（其他各方面的生活都未占有两章），而且是以宗教始，又以宗教终。这种安排是由庄园在社会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庄园是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按贝内特所说，农民和领主就都成为教会这个庞大组织的一员。“教堂本身，通常位于村庄的中央，象征着教会在中世纪生活中的地位。人一生中的大事——受洗、婚配、葬礼——都在这个神圣的建筑物中举行。”教民们在教堂里祈祷、听布道。即使平时不去教堂，人们的生活也无时无处不笼罩着宗教的氛围。同时，教会因是封建制的一部分，与农奴构成了封建关系，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更多的影响。

　　不过，法律对庄园生活的影响好像更大。作者把法律生活作为生活史的重要部分。以往的生活史，似乎缺少这方面的内容。可是在英国，乃至整个西欧的中古社会，法律生活的确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极大地影响着生活的其他方面。这是由庄园的性质所决定的。庄园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基本单位，按美国法律史专家伯尔曼所说，是自治的社会共同体。全体庄园成员彼此相互依赖。庄园的管理以及庄园生活的正常运转不是依靠强权和行政命令，而是依靠法律，而且只能依靠法律。法律决定着庄园内的一切大小事务。法律制约着每个人的行为，规定人们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这种规定主要在于告诉人们享有何种权利，应负何种义务。例如，土地使用权（包括公地权和开垦荒地权）、圈养权、狩猎权、饲养家禽权、捕鸟权等等，制约着各种经济行为，并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经济收入；伐木权（与建房材料有关）、采枝权（修缮栅栏所需）、柴火权（与烧火做饭有关）等影响着农民的日常生活；婚姻权、立遗嘱权、财产继承权关系到农民的家庭生活；迁徙权决定农民是否有行动自由。而不同的义务则说明不同人的法律身份。侵犯权利或负担不合理，都要诉诸法律，没有权利也可申请权利，这些都由法庭来裁决。庄园法庭与现代社会的法庭有所不同，它不仅有司法意义，而且有行政意义，体现了对庄园的管理权。教堂是宗教生活的中心，庄园法庭则是庄园世俗生活的中心。庄园法庭不仅是打官司、进行诉讼的场所，也是全体庄园成员讨论、决定庄园日常事务的场所。这个法庭是由全体庄园成员共同组成的。上自领主、管家，下至农奴，都是法官。法律的裁决由全体成员根据充分的证据作出。通过这种方式，法律随时随地而恰当地调节着庄园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领主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农民相互之间的关系。

《英国庄园生活：1150——1400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著，龙秀清、孙立田、赵文君译，侯建新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26.00元

　　虽然法律生活在该书中只有专门的一章进行论述，即第六章“庄园法庭”，但是在其他的各章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法律，在有些章节中有关法律的内容甚至占据了一半以上。从总体上看，法律在书中所占的比重是最多的，并且大大地超过了宗教在书中的比重。这充分说明，庄园生活事事处处离不开法侓，人们举手投足都会受到法律的监督与制约。

　　这本书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知识和观念，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以往教科书灌输给我们的对西欧中世纪的偏见。以往人们只知道农奴有多种法律规定的不自由，却不了解他们还有着法律规定的许多权利。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伯尔曼语）。正是凭借着这些基本权利，农奴能够争取到自由。传统理论只强调领主对农奴的剥削和压迫，却没有看到领主与农奴的互惠关系，以及农奴也参与庄园管理的事实。更重要的是，“黑暗的中世纪”不仅不那么黑暗，而且充满了理性之光。庄园生活史就是一部凭借法律的力量去争取权利和摆脱不合理负担的历史。农奴利用法律手段与领主抗争、较量，从而极大地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抗争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最终农奴以各种方式走上了“自由之路”。英国乃至西欧最早实现近代化实非偶然。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一封诉苦信19日拍出近1.8万美元。这封信只有薄薄2页，用打字机写成。写信时间在1943年8月，收信人是福克纳的经纪人。福克纳在信中抱怨说，他的前任经纪人忽悠他与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签订了7年合同，而且还威胁要起诉他。美联社报道说，美国博纳姆－巴特菲尔德拍卖公司为这封诉苦信设定的起拍价为3500美元。最终成交价高达17925美元。福克纳（1897－1962）是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为《喧哗与骚动》。

　 贝塔斯曼是一间像德国古堡一样森严的公司，但却是叱咤风云的全球六大传媒集团之一。而这个古堡依然是一个有着浓重家族色彩的非上市股份制公司，稳重却也显得有些沉闷。

\　与新闻集团、维亚康姆在财经新闻里的频频亮相不同，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贝塔斯曼只是一家经营邮购业务的图书公司，丝毫不能把它和世界500强的身份联系起来。但是这家低调、古板的“德国古堡”业务范围广及图书、工业、报刊杂志、娱乐、电台、电视和多媒体等领域。直到今天，贝塔斯曼依然是一个有着浓重家族色彩的非上市股份制公司，所以它的故事并不广为人知。

　　最初的古堡基因：宗教神学

　　“古堡”并非一日砌成，贝塔斯曼经历了170多年的风雨兼程。翻开最初的日历，可以看到其原始基因的形成:宗教与神学。

　　创始人卡尔·贝塔斯曼也许并不会想到贝塔斯曼可以发展成今天这样一艘庞大而雄厚的“ 航空母舰”。在1835年7月1日，他不过在德国小镇居特斯洛创建了一个小作坊，将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C. Bertelsmann Verlag。卡尔·贝塔斯曼身为居特斯洛教会会长和市政委员在社会活动中非常活跃，C. Bertelsmann Verlag从成立一开始便理所当然地非常关注社会参与，也因此这家小作坊的主要业务是出版《圣经》和圣歌集。那时的卡尔·贝塔斯曼已经懂得巧妙地将自己的政治前途与社会影响力以及经济基础进行捆绑结合。卡尔·贝塔斯曼以出版公司为武器，支持Minden-Ravensberg的新教徒觉醒运动。

　　此后卡尔·贝塔斯曼的儿子海因里希·贝塔斯曼追随父亲在企业和宗教/政治方面的理想，但是其将公司业务从单一的神学开始扩展到了小说、哲学和教育学，公司的出版项目也稳步壮大。和父亲卡尔一样，海因里希·贝塔斯曼也投身于许多城市的宗教事业和社会组织。此后海因里希·贝塔斯曼的女婿乔汉纳·摩恩在岳父死后接管了出版业务，他将出版社的方向重新拉回到宗教领域，同时对政治和宗教事务保持浓厚兴趣。乔汉纳·摩恩还担任了一系列职务，也是许多组织的会员：在其众多社会身份中，他还是市议员、首席长老、高级宗教中学校董、多个传教协会的主席，以及新教徒书商协会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但在他接管公司后，公司业务出现了负增长。乔汉纳的儿子海因里希·摩恩是家族企业的第四代掌门人，他为公司注入了出版娱乐文学作品这一新鲜血液，并在20年代末在扩大读者群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

　　前四代掌门人奠定了贝塔斯曼的相对稳定而明确的业务根基，并完成企业发展最初的原始积累阶段。在贝塔斯曼的发展历史中，1933年至二战结束，这一段公司历史一直受到社会质疑，也成为贝塔斯曼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原因在于海因里希·摩恩在任期间，向希特勒捐助了1.5万帝国马克，鼎力帮助当时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希特勒。他认为希特勒的发迹能给他的公司带来新的机遇，贝塔斯曼因此成为纳粹宣传品最大的印刷者，甚至比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出版方印刷的宣传品还要多。1945年，公司设备大部分在英国空军的空袭中被毁，仅部分印刷机械躲过此难。

　　尽管看上去造成这段到目前还受质疑的不光彩历史，表面上是因海因里希·摩恩造成的，但是从贝塔斯曼的基因性质上看，拥有这段不光彩历史并非偶然，从贝塔斯曼创立一开始，卡尔就在政治与宗教之间寻找机会、把握机会，这是一家对政治敏感且善于寻找政治空隙、抓住政治机会为己所用的公司，当然也难免会留下污点。

　　古堡构架：贝塔斯曼模式

　　1947年，年仅26岁的第五代接班人—海因里希·摩恩的儿子莱恩哈德·摩恩重组了出版公司。他为积累资本，在公司内部实行了“利润分享”的新举措，公司将盈利分给员工，员工再将这笔资金投入公司以求发展。他倡导的“分权管理，权责分明，自由创新，遵守公司规章制度”的理念被誉为“贝塔斯曼模式”，一直沿用至今。“贝塔斯曼模式”为贝塔斯曼公司从一个中等规模的印刷和出版企业，逐步发展成为立体、多元的传媒公司。贝塔斯曼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新的机遇。

　　20世纪50年代，贝塔斯曼公司从战后第一次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得到启发，开始建立以书友会为主要形式的图书直销模式。莱恩哈德于1950年创立了书友会(Bertelsmann Lesering)，书友会的理念打破传统的销售模式，以往读者都是去书店买书，而现在图书送到读者手中，直销的模式取得极大成功，仅仅6个月，书友会的会员便达到52000人。目前书友会在全世界有4000万会员，它的创立是贝塔斯曼成为现代媒体企业的重要里程碑。后来莱恩哈德引入了“去中心化公司结构”，使公司具有独立的利润中心，并逐渐将这些做法形成了“贝塔斯曼原则和公司结构”，此后又进一步演变成“公司宪章”、“管理指导原则”，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公司要义”(Bertelsmann Essentials)，要义的内容始终如一，即去中心化、社会责任和企业内部的团队合作。

　　与此同时，莱恩哈德继续稳步开拓业务领域：出版学术词典、建立印刷公司、成立唱片公司、创立音乐公司。分析贝塔斯曼集团的发展历史进程，可以看出，莱恩哈德执掌阶段是贝塔斯曼重要的转折期，他成功奠定了企业运营基础，也成功地开拓了媒体产业经营模式，为贝塔斯曼后来走上快速的并购之路奠定了基础。

　　1971年，莱恩哈德将公司变成了一个财团。作为一个大股东，他仍然出任CEO，这对于公司转制后的管理至关重要。这一转变使贝塔斯曼从一个中等规模的家族企业转变为由董事会管理的大型现代企业。

　　古堡战车：产业并购征程

　　1972年，以卡尔·贝塔斯曼公司为核心的出版公司迁到德国出版中心慕尼黑。贝塔斯曼集团敏锐地捕捉具有战略意义的发展机遇，迅猛地开始一系列大收购。 1977年公司收购哥德曼出版公司，在后来的20年里，它成为德国最大的图书出版社。

　　贝塔斯曼在发展过程中认识到：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传媒集团，不打入并占领美国市场是不可能的。因此它一直虎视眈眈地关注美国市场的变化，终于抓住了几个难得的机遇，展开一系列的收购。1979年并购美国阿里斯塔唱片公司；1980年在纽约收购世界最大的平装书出版公司矮脚鸡图书公司后，接着又将巴塞罗那的西班牙Plaze＆Jane＇s吃掉。此时的贝塔斯曼迈出跨越大西洋的第一步。

　　1984年贝塔斯曼参股40%进入第一家德国电视台RTL，并迅速发展成为欧洲广告收入最好的电视频道。1995年贝塔斯曼进入多媒体时代，与美国在线合作，成立了欧洲在线AOL，并收购了德国多媒体的领头羊皮克斯尔帕克公司。1996年它参与成立了德国第二大网络供应商MediaWays公司，标志着贝塔斯曼完成进入互联网技术服务领域的目标。

　　1997年贝塔斯曼将UFA电影公司与卢森堡电视制片公司合并，从而诞生了欧洲最大的电视集团CLT-UFA，向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英国、瑞典和捷克等国播送广播和电视节目。

　　1998年7月，贝塔斯曼收购美国最大的图书公司—蓝登书屋，控制了50%以上的英文出版物市场。2002年集团又确定了新的发展战略，将多媒体产业和娱乐业，包括电影、电视、广播电台和音乐作为今后发展的重点，让科技与经济，产业和文化更好地结合。

　　贝塔斯曼集团能获得今日的辉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具有战略意义的发展机遇，及时采取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对策。

　　谨慎的古堡未来之路

　　到目前为止，贝塔斯曼依然是一家未上市的股份制公司，贝塔斯曼认为进入资本市场有利有弊，贝塔斯曼没有上市，就不需要太顾及资本市场的短期效益，而更能够做长远的战略规划。不知是否因为此，虽然贝塔斯曼在接下来的业务开拓中，看好东欧和亚洲，却并不像对手们那样张扬和迫不及待。

　　郑橙，上海一高校的学生，周末兴冲冲地在书店买了韩寒最新的新书《一座城池》，打开书页，里面夹着一张印有韩寒酷毙造型的明信片，明信片背面的上方用醒目的字体写着“与韩寒进行零距离接触，贝塔斯曼书友会”，下方是一个简洁的“入会信息”待填写。与所有1980年代的年青人一样，尤日炜知道并关注着韩寒、郭敬明的新书以及韩寒、郭敬明的本身，与此同时他们从认识到熟悉了贝塔斯曼书友会，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贝塔斯曼只是一家经营邮购业务的图书公司，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无意间发现不知不觉中贝塔斯曼原来无处不在。

       我一直想写一篇这样的文章，以表明我以及身边的一些朋友现在对中国杂志普遍的不忍卒读。我希望能藉此自责并提醒我的同行们对中文杂志阅读市场现状的觉悟——发明造纸术和活字印刷的中国人，现在他们阅读的中国自己的杂志依然如此低劣，而且似乎还能一直这样忍受下去。
　　
　　退一步说，如果沿用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和“酱缸文化论”，中国的杂志产业只不过是同样地染上了中国文化的大酱缸色彩——我们是如何踏入一个“铅字大染缸”，自觉让自己套入一套所谓的“模板式谋生”的浮夸策略、人云亦云的操作方式和毫无独创性的杂志操作体系中去的？
　　
　　千人一面，简单复制——在进入21世纪后一窝蜂出现的复制潮，先是有财经类杂志潮，然后接踵有明星潮、画报潮、男人潮和人物类杂志潮等，接着的可能是“新闻类”。这是一个奇怪的复制场，看不见摸不着，只要你进入杂志媒体这个场，你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其牵引。人人都说，水往低处流，而中国杂志往一处涌：资本横流处。
　　
　　“为何我们如此热爱看人家的杂志？因为它们美丽。”一个热爱购买国外杂志的朋友如此表达他宁愿花100元买本《Wallpaper》，也不愿意买5本只卖20元的中国的家居杂志的理由。美学标准已在中文杂志中失效多年，这并不惊讶，我们可以把中国的美学教育的现实联系起来，也可以与大多数的杂志主编的知识背景相连接。但他们急功近利，把杂志当作暴利投资的想法才是中国杂志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发展的路径的根源：外观难看尚是腐烂之皮，血液不纯才是更恐怖的事。
　　
　　由于步随贪图消费社会的表层享受，缺乏深刻之感染力是当前中国杂志最为丑陋的地方。如今中国所谓时髦的杂志基本可以定义为没有头脑，只是由光亮纸张拼成的空心人，它由整容塑形而成，留下空白的位置专为广告商提供位置。今年是《新青年》杂志90周年纪念，如果说现在非战之时，那么出现本《新月》让如今风花雪月如何？
　　
　　有人认为，在1980年代或1990年代风云一时的“老牌杂志”之所以现在变得丑陋了，是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背上了自我包袱。但何必呢，想想1892年创刊的《Vogue》其间经历了多少次刊标改革和封面设计才能让自己的主编仍然能跻身于T台的前排？
　　
　　但更多时候，我们的丑陋问题还不在与包袱，而在于容易膨胀，小有成绩便自命“天下第一”。某地理类杂志是其中的典型——尤其是它那些由自己的编辑记者提笔写给读者看的自恋文字难以让人相信这是本成熟的杂志。而它那种对华夏各地的煞有介事的比喻式小花样、徒有其表的沙龙式风光图和不忍细读的文字，比照起美国《国家地理》与德国《GEO》，不仅无视自己的毫无技术含量，更毫无升级自己之志气。
　　
　　早前，王序先生的《土地》一书被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评为2005年度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相信能让同行获取启发，中国人也可以对书籍很有创想：王先生选用了“土地”在展览中获得的参观者留言作为编辑主体，各种的声音与这个展览的主题融为一体，书便变得立体了。而在2004年，《中国摄影》的印刷公司雅昌在被称为世界印刷业“奥斯卡”的“美国印制大奖”中夺奖，更说明我们已经可以拥有生产的硬件。可见我们从不缺这些机器，我们缺少的是鉴赏家，而且是大量的鉴赏家。
　　
　　因为，做杂志是我目前能发现的最美丽的工作之一——试想一下，当我们摸着杂志纸张上残留着的印刷邮墨香味，上面的文字和图片可以让我们遐想，在它们被送上印刷机前，各自经历了怎样的悉心创作，期间曾经有着怎样的故事，而这些又怎样对应着现实的生活。当你拿起一本老杂志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给这本杂志工作的人，或许已经经历了多少的人世沧桑。每一期每一页每一个文字在每一天都有着它独特的滋味，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大家用心对待，那才是杂志真正美丽的地方。
　　
　　已绝然于人世间的《笨拙》（《Punch》）有着杂志最为自我讽刺的“丑陋”名字，但却是最让人怀念的漫画杂志。想起有一期杂志上刊登了王尔德的漫画像，把这位俊美的坎普作家的头部植入一棵向日葵上，如此丑陋的漫画旁白为：“噢！我快乐得就像一朵灿烂的向日葵。”学会认知丑陋，也许是第一步。

祖国，请饿我一天
以感恩我所属民族的繁衍
沧海桑田的人类变迁
古老文明历经多少磨难
伟大而不屈地执着向前

祖国，请饿我一天
以不平劳苦阶级的冤屈苦难
主人与奴隶的漫长分野
何时能打破奴役与压迫
人人做主人平等享人权

祖国，请饿我一天
以憎恶阔人们的欺诈贪婪
他们制造着家园的灾难
摧毁流民的茅庐建华堂
以民众做人质炫耀奢靡的荆冠

祖国，请饿我一天
以表达左翼文人的良知奉献
作为母亲的忠孝又无能之子
槟郎仅能以此方式和歌吟
守护着梦中祖国的纯洁与尊严
2006-02-21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赵达功：中共成了惊弓之鸟！

中共成了惊弓之鸟！ 赵达功

【2006年2月21日狱委讯】如果仅仅是海外民运，如果仅仅是法轮功，如果仅仅是政治异议人士的时政抨击，中共当局似乎还踌躇满志，应付自如，但是如果面对民间自发的维权运动，如果面对群起的如火如荼的农民、工人的反抗斗争，如果面对知识分子与维权运动和农民、工人结合，中共当局就开始失去耐心，就开始暴露出其狰狞面目，疯狂打压展示了政权的脆弱和内心的胆怯。用“四面楚歌”、“草木皆兵”形容中共当局就很恰当，它们成了惊弓之鸟之后，开始了疯狗乱咬。 中共的“两会”算什么狗屁！“两会”期间成了“政治敏感”日子，成了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人士等定期镇压的日子，不过今年“两会”敏感期来得比往年早。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博士体会很深，他说往年北京警察只是提前两天在他家楼下“站岗”，但今年早早就开始了警戒。与此同时，几乎全国各地所有异议人士都被警察约去“谈话”，或被“软禁”，或被关押，几乎是同一目标——阻止进京。 高智晟律师发起了全国维权绝食接力运动气势如虹，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此时也恰临“两会”，中共当局底气不足，万分恐慌，部署了全国范围内的镇压行动，他们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绑架、恐吓、关押就成了他们唯一的手段。 本人历来小心翼翼，自以为掌握一定分寸，让当局难以找借口下手，以便能长期保持“相对自由”，谁知这“第一次”还是要来。广东和深圳警方阻止我去北京，公开说是“大环境”，就是因为“两会”期间，因此我能“享受”在山清水秀之地“休息”。虽然才两天半，但如果我不答应“两会”期间不去北京，恐怕要失去自由一个多月。谁知道是否与我参加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土耳其会议有关，但当局已经明确又告诉我，不仅不能进京，也不可参加此次会议。 从此之后，我将麻烦多多。过去当局对我只是跟踪、窃听，我离开深圳到外地，他们也会通知外地公安，对我行踪了如指掌。如今他们公开要求我离开深圳要电话告知他们，其中包括出国和去港澳。相信，以后约去“谈话”也将是家常便饭，实际上我是被“软禁”，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不过我也会像其他人那样，坦然面对“红色恐怖”。反而我觉得中共当局成了惊弓之鸟，他们被我们“吓死了”，我们坦荡荡，他们常戚戚，他们应该知道专制统治的日子不会长久，只不过是在“恐惧”中尽量延长统治的时间而已。 2006年2月21日 (原载大纪元 )

　

  

德国民族以良知反省罪恶，战后新一代在道德迷阵中成长 《朗读者》：触碰世纪之痛

不动声色叙述震人心魄故事

    年初北京图书订货会推出的外国小说精品系列中包括施林克的《朗读者》。它在25个国家畅销，它没有作为生日礼物从桌子上移到书架上而从没人去翻阅，这通常是获奖文学作品的命运。在初版后的四年内一周周、一天天、一个个钟头不断向世界各地传播。它成了独特的畅销书，不是声势浩大、大张旗鼓，没有宣传广告战，没有媒体炒作，而像极了深层地质构造的推移：它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每一个读过《朗读者》的人都会说：“我是一夜读完的。”

    这是一篇冷峻残酷而意乱情迷的爱情故事，让人窒息得胸闷气结。小说从艺术上表现了德国人民对纳粹罪行的深刻反省，将良知袒露在大家面前。翻译此书的学者钱定平说，这部小说篇幅不大，但译起来并不轻松。因为这是一本糅合着情欲、悲剧、恐惧和希望的书。这几桩事情有那么一桩，就够一名作家折腾的，很少有一本如此篇幅的小说，能把这四桩事情都融于一炉。而作者德国法学教授施林克（B．Schlink）却做到了，因此名满全球。

    小说的故事情节极其简单：二次大战后十几年的德国，15岁的男主角、中学生米夏埃尔·伯格爱上了大他20多岁的电车售票员汉娜———少年对盛年妇女的欲念，使两人在一起时并非卿卿我我，而是他给她朗读文学作品。不久，汉娜不辞而别，从此杳无音信。小说的上部，一直讲到急于成长的伯格，也试图从这种愈陷愈深的关系中抽离。伯格与汉娜在泳池不期而遇，在公众场合与她相认还是不相认？伯格的“眼神刚游移了那么一下，她就倏忽不见了。”汉娜忽然从这个城市彻底消失。

    小说在意料之外，带来了历史的沉重与罪孽。多年后，伯格是学法律的大学生，在法庭又遇见了汉娜，她却已是要受审判的纳粹罪犯。在法庭上汉娜认下了一件罪行，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她服刑期间他仍旧给她朗读，录了音给她寄去。她在狱中潜心阅读关于集中营的书籍，似有所悟。关押了18年后，她被赦免，他开始给她筹划以后的生活。在释放的前一夜，她毫无形迹地自杀殒命。其实，那桩罪行本与汉娜无关，她承认是她干的，只不过是为了隐瞒她原是个不会读写的文盲……

    有人说，如果在书架上找个地方放《朗读者》，那么很有可能会把它和其他写疯狂的爱的书放在一起：高特弗里德·凯勒的《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中都有相似的令人心碎的分别的场面，并成为整部书隐秘的中心。

    历史寓言般的迷阵拷问世纪之痛

    小说像极了一个历史寓言。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书中巧妙揭示了小说主角最黑暗、最深沉、最个人的秘密，而不露斧凿雕痕。但是，究竟什么事让我们必须秘不示人的呢？常人的一般看法在这里遭到了严峻挑战，这就构成了小说既迷人又现实的地方。这里有一桩集体无意识的奥秘：凡是社会公认恐惧可怕的隐秘，反而是众人不担心是否要隐藏的；凡是一个社会认为习以为常的秘密，这才是大家觉得必须要藏匿的。战后德国几代人都在殚精竭虑，思索为什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居然会发生？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普通人允许它发生？

    译者钱定平这样说：“自己亲身体会，在德国任教的岁月里，所碰到过的德国人都表示不认同纳粹；而特别令我起敬的，是他们觉得自己无论长幼都有责任，因为‘这是一个全民族的问题’，这一点认识，也是我答应译林出版社重译这本小说的原因。作者的意图没有明说，我的想法却非常强烈。翻译这本小说，就是请广大读者艺术性地读一读，德国人是怎样反省自己的”。

    评论家克利斯托夫·施扎纳茨这样阐释：战后德国人之间不可救药的关系象征实际上继续隐藏的纳粹时代。

    15岁的学生爱上了大他20多岁的隐瞒了双重秘密的有轨电车售票员。学生象征了无辜的新的一代，他们与父母在感情上不可分离，用海涅的话说这些父母身上有太多的故事，“人们也许知道这些故事，却并不愿知道这些故事，与其回忆它们不如忘了它们”。

    故事的男主人公在恋人神秘失踪和他自己成年后，成了反叛的大学生，代表他那一代人控诉纳粹一代的罪责。可当他在法庭上再次看到汉娜时，她成了集中营审判中的被告，米夏理论支撑的道德标准顿时化为乌有。他明白了，他的爱情故事的秘密和他恋人过去的罪责有着同一个原因———汉娜不识字，这是她极力隐瞒的。然而，他在法庭上保持沉默，没有为让汉娜获得自由而说出真相。施林克没有指出男主人公这么做对与不对，小说讲述了法律条文在回答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道德灾难问题时的束手无策。

    成长小说能否追问道德底线

    作家肖复兴把这部小说称之为一个在为了不能够忘却的记忆中，战后新一代人如何成长的寓言。

    在这里，女主人公作为上一辈出现，男主人公的爱成了下一代对上一代爱的一种极端的象征。在调节记忆与现实以及两代人的关系中，他们表现出的不是我们所说的成长小说中所常见的代沟，而是突然发现上一代人的罪恶，又如何处理对他们的爱，面对这种交错的纠缠、刺痛，如何以更健康的心态成长，而不是回避或视而不见那种集体记忆留给我们今天所有人的影子。这正是这部小说最打动我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而言，肖复兴确实读出了一部成长小说的味道来。他说，德国人从来都是成长小说的高手，歌德的少年维特的故事曾让年轻的郭沫若为之震撼，也使得维特成为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偶像，而多年以后德国人给我们上了一次青春觉醒与成长的一课。“而我们把‘文革’轰轰烈烈的记忆彻底遗忘，而且遗忘得那样漂亮，同时，也彻底小资化了。《朗读者》这部书对于我们有着无法回避的相关性：在和历史调过情以后，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几代人之间的欲说又止、躲躲藏藏后面是什么？”

    作者本哈德·施林克，对于大多中国读者来说还是陌生的。但他和其他的德国作家，特别是战后的德国作家如伯尔、格拉斯一样的杰出和重要。他是一位法学教授和法官，在这本书之前已经出版了三本犯罪小说，卖得都不错。《朗读者》是他第一本“严肃”作品，在德国国内引起了轰动，并马上产生了国际性的成功。光在英语国家里就卖了近200万册，是战后继《香水》后卖得最好的德国小说。

    同《香水》一样，这同样是一个有关性爱和罪恶的爱情故事，但也同《香水》一样，它在爱情和罪恶的表皮下，讲了另一个更为深刻的故事，对于战后德国读者，触动的是更具有切肤之痛的问题：如何面对这个民族曾经拥有过的法西斯罪恶的过去，尤其是战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如何面对自己的上一辈不愿示人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