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1955年12月1日，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家百货公司工作了一天的黑人裁缝罗莎.帕克斯登上了回家的公交车。那时的公共汽车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也就是说，在车厢里白人要坐前半部分，而黑人只能坐在后排。可是那一天的黄昏正值下班高峰，上来的人越来越多，于是驾驶员（当然是白人）便命令坐在黑人部分上的四个乘客站起来为白人让座。其中的三个照办了，只有帕克斯太太坐着未动。

　　旋即，她就遭到逮捕。理由是蔑视蒙哥马利市关于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
　　这时，一位年轻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愤怒了。他站出来告诉大家：“美国民主的伟大之处是为权利而抗议的权利”，号召黑人弟兄拒乘公共车。四天后，蒙哥马利市数千名黑人由拒乘开始，掀起了一场美国现代史上黑人为争取基本人权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他们扶老携幼、互帮互助，或乘小车或步行，甚至宁肯跑着去也不乘公共车。为此，许多人被白人老板解雇。罗莎•帕克斯在多次接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暗杀恐吓后,不得不迁往密西根州。
　　但他们争取平等的脚步并没有因此停顿。他们勇往直前，义无返顾。在拒乘了381天后，美国最高法院被迫作出关于蒙哥马利市在公共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为“违宪”的裁定。他们回到了久违的公共车上，虽然自由的梦境并没有随着最高法院的裁定书一齐来到，此后他们注定还要为自身的权益付出更多的代价，但胜利毕竟是胜利，以至于44年过去，也就是1999年的6月15日，美国国会议员、民权领袖及各界代表近千人还齐集国会大厅，参加由克林顿总统亲自授予这个瘦弱的黑人老妪，今年86岁的罗莎.帕克斯国会最高荣誉奖的仪式，大家一致称帕克斯太太为“美国自由精神的活典范”。
　　这个朴实无华、通体散发着慈爱辉光的太太曾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上那辆公共汽车并不是为了被逮捕，我上那辆车只是为了回家”。但在一个充满歧视的车厢上，坐着还是站起，确实是一个问题。克林顿在引用金博士的话说：“她坐在那里没有起来，因为压在她身上的是多少日子积累的耻辱和还未出生的后代的期望”
　　——难道坐着也是一种权利？
　　是的，当我们正襟危坐、西装革履开着各种有聊或无聊的会议时，当我们俯仰自如、伸胳膊蹬腿看着电影电视时，当我们铺纸展墨、故作深沉伏案工作时，我们何尝意识到坐着也是一种权利？同理，当我们把每次的演出、报告以及各种会议的前排席位让给权豪政要、名腕大款时，我们不认为我们是在放弃权利。相反，在许多场合，我们几乎是自觉地、心悦诚服地站起来以利名角登场。我发现，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种族对“坐”几乎有一种源自“集体无意识”的仇恨。汉语辞典里有关“坐”的词语几乎全为贬义：坐罪，坐等，坐误，坐牢，坐吃山空，坐而论道，坐地分赃，坐视不管，坐失良机，坐以待毙，坐井观天，坐享其成，坐山观虎斗，不一而足。以至于当一个湖南口音的中年人站在城楼上，向我们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我们几乎是不加分辨地狂喜不已。
　　“站起”当然也是一种权利（比跪着好），问题是站起以后干什么？是烧杀抢掠、棍棒齐飞镇压“反革命”，还是实事求是、公买公卖抚恤有贡献的人？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人都有言说的权利，还是百鸟朝凤、一花独放、深文周纳镇压并不叛逆的胡风？是天纵英明、效法三皇、鼓励诤谏弥谤，还是躲在深宫、引蛇出洞、诱奸般将五十万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发配充军？是休养生息、轻刑薄赋、百姓安居其土，还是重敛扰民、砸锅卖铁、使四千万勤苦的农民成为饿死的冤魂？是痛改前非、悔过自新、而后制礼作乐使万民幸福安宁，还是将错就错、掩耳盗铃、为一已私利而以百姓为刍狗、打家劫舍、十年无宁？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想好，那么我们不妨先坐着。坐着就是拒绝起哄，就是把存在的全部重量都托付给大地，就是以一种不卑（不同于跪）不亢（不同于立）的姿态来维护主体的人那大写的尊严与深沉。
　　佛家把修持叫“打坐”，把入境叫“坐忘”，把死亡叫“坐化”，就是基于“坐”的立体性和安祥性。当楚王的高官以宰相之位许于濮水之上，庄子是坐着的；当贵公子钟会驾轻衣肥、趋前搭讪而打铁不受影响，嵇康是坐着的；当怕狗的钱玄同，征衣褴衫，来到会馆，请大师出山，鲁迅也是坐着的。无独有偶，古希腊罗马时期，权倾四海的亚历山大王来到一个木桶前，恭敬地说：“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结果，蹲在里面的哲学家第欧根尼没有动，只是斜睨了一下眼睛，说：“我请你走开点，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坐着，是幸福的。

新华门前为民请命，严正学被警方带离失踪

【2006年2月14日狱委讯】金迪报道：著名画家、行为艺术家严正学夫妇，2006年2月11日去亚运村购物时，朋友来电说：“高律师来了，就在‘九头鸟酒店’问去不去见他？”，严正学夫妇就去了，现场早有十几位访民。严向高律师请教法律问题和询问伤情鉴定的标准，严和众访民与维权律师高智晟见面后，回家路上，严正学被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记者今天（13日）采访严夫人朱春柳，朱说：  “当夜（11日）严正学在‘北京回龙观城铁’被带走。我们只是听说高智晟是有名的维权律师在亚运村，就去见了。出‘九头鸟酒店’回家路上，严被带走后，我担心受怕一夜无眠。至五更（早晨4点），严回家躺倒就睡。清晨7点，台州警方说，台州两警官已飞到北京了。9点40分，严背起装着帐篷、睡袋的登山包被警方带走的。严走后，我发现严忘了带昨夜准备好的方便面、八宝粥，追出去时，警车已走远了。严正学离家已经3、4天了，渺无音讯，打台州小灵通无人接应。我至今不知道严正学在什么地方？”  记者感叹：“新华门前严为民请命、揭露腐败、结的官恶太多，这一次是凶多吉少。”

 

中南海新华门前绝食，严正学将被遣返台州 凌云

【2006年2月13日狱委讯】   行为艺术家严正学，参与“维权绝食”将于2月13日晨6时起，到新华 门前抗议“黑恶官权的暴行”。这是继郭飞熊在新华门前绝食被抓捕 后，第二位接力而上进行绝食抗议的大陆公民。 2月10日下午3时，严正学先生接到台州警方的电话。台州警方希望严 别采取过激行为。严表达了维权抗暴的决心，并一再指出台州官场黑 恶官员的作为，是全国之最！市委没有能力处理官权的黑社会化，其 中主要表现在： １、官方党报《台州晚报》副主编吴湘湖遭恶警违法抓捕殴打住院 　　后，2月2日已死亡，而台州警方无动于衷，至今尚未对加害人采 　　取强制措施。 ２、台州警方对《官权毁容案》的肇事人，台州民政局长丁林超的恶 　　行进行包庇，警方不仅不作为，匿藏现场两监控录像的关键证 　　据。对缝59针被毁容，仅是“轻伤”的鉴定有异议，多次要求重 　　做法医鉴定被拒绝，伤害已一年，至今仍不予立案，严表示抗 　　议。 ３、椒江法院“谬信权们”目无法律，至今已七年违法多收诉法费， 　　鱼肉椒江百姓。原椒江法院行政庭庭长谭阳领导一个贪官集团的 　　窝案中，手下13位法官，十名被查办追究。谭即摇身一变成为法 　　警大队长，谭持权殴打当事人。严因起诉椒江区党委办、610办 　　公室主任叶开华，竟遭谭阳抢夺证据，聚众殴打致骨折。椒江公 　　安分局一直拖诿半年多未对目击证人作笔录和指认加害人。 ４、抗议台州恶官丁林超实施政治报复，将严位于天台县水坑公墓内 （由民政局出卖）的祖坟挖掘盗卖，而不予赔偿，法院反而支持 恶官暴行……等等。 警方表示让一位主管局长与其交换意见，妥善处理事端。严表示拒 绝，不改变13日上中南海新华门的绝食抗议。 3时50分，严外出，有警车跟上，打招呼后严才知是北京公安国保。 严说：“你们也受台州警方摇控，对我进行值守？”“我们是给你拜 年来的，你不是园宵节要绝食吗？我们给你们送园宵……” 警车的后座放着一箱杏仁露、一箱园宵，表示拜年的诚意。严委拒， 警方就留放在“流星花园”的门卫值守。 严说：“我去城铁。” 警方说：“那我们送你去。”严入座后说：“我是情人节前会情人去 的，希望警方不要跟踪，刺探我的隐私。”警方表示同意后，转道立 汤路驱车去小汤山方向。 在车中，严表示：“抗议地方官权黑社会化，请把我的这份给胡、温 的《公开信》往上转交。我已印1,000份，准备配合维权接力绝食， 会在新华门散发。”警方接过题为《围剿中共官场黑恶官员，致中共 中央胡锦涛、温家宝公开信》的文章。公安说：“上书中央、控诉地 方官员的暴行是你的自由，也是你的权利，但我们不希望看到你在新 华门前进行，我们会依法办事把你拘留的。” 严说：“站在新华门前是我的权利，吃不吃饭是我的权利……也是我 的行为艺术，如果我到新华你们就逮捕我，就逮捕我吧！” “台州警方说要接我回去，刚好我缺路费。”“你若离京，我们可以 送你去北京站……希望你的行为艺术别在中南海搞”。警方送严正学 至平西府后，严说：“我要在此会见情人，请你们如约返回吧。” “多不吉利13！”警方说。 严正学笑而和警方告别，请国内、外朋友关注严正学的维权和将被遣 返台州的命运。   （来源：《民主论坛》)

　

　　在如今的理论界、舆论界、宣传界甚至网上论坛，“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似乎已经天经地义无须探讨了。可是除了漫画似的攻击性宣传之外，我们又没有发现任何严肃的证据。稍微像点样子资料，无非是美军飞机帮助运兵，还有美国总共给了60亿美元贷款，显然，这是一个夸张的数字，在美国的账单上这个数字是20亿。此外还有美国军事顾问指挥蒋军进攻解放区这类斩钉截铁却没有任何实例支持的指控。

　　总之，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宣传中，没有具体的例证。即使最具体的运兵问题，也是在日本投降的时候。作为抗日的盟国，帮助中国政府军抵达日本占领地区便是帮助内战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比空运国民党先遣人员还早一天即1945年8月25日，同样是美国军用飞机将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聂荣臻、肖克、罗瑞卿、陈赓、肖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傅秋涛、王近山、聂鹤亭、邓克明、张际春、滕代远、刘澜涛、郑维山从延安紧急空运到前线指挥部。只需看一下，这批中共将领中，除邓小平之外，包括十大元帅中的四个、十大将中也是四个。基本上包罗了中共抢占东北、华东、华北的全部指挥核心人员。如果他们靠走路回到自己的地盘，需要跨越封锁线、敌占区和漫长的崇山峻岭，至少要两个月！毛泽东在获知这批大将平安到达后，立即复电蒋介石，次日即赴重庆谈判。可见这次空运是何等重要！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内战究竟有哪些动作呢？

　　我们查找历史资料发现，在1941年以前，美国政府关心的只是整个中国对日本战争进展情况，对于中国的内政问题没有关心的迹象。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政府可以说是破天荒地首次对中国内政表示了干预性意见。而这首次干预，竟然是以替中共说话为标志的。

　　美国的态度无论在时机上还是程度上，都是很关键的。在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之前的1940年冬季，国共两党在华中的地盘摩擦已经十分激烈，10月15日结束的黄桥战役，新四军陈毅部在八路军黄克诚部配合下歼灭国民党军韩德勤部主力两个师1.2万人。

　　皖南事变之前的11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计划“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即从五十万人中至少调精兵二十万分路打入彼后方。如采此方案，则政治上不利（人民不了解），但在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且有用实力制止投降之可能。”11月18日电刘少奇、黄克诚：“听任东北军与韩德勤打成一片是不利的。”19日作军事安排后电告叶挺、项英：“苏北即须进行一个局部战斗，攻占淮阴、宝应两县间地区，隔断韩、霍两军，打通苏皖联系。”苏联对毛的这些举动也极其不满，苏联驻中国首席军事顾问崔可夫宣称，自1940年9月“百团大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结束了对日战争。”

　　而当时苏联给蒋的军事援助正在进行中，蒋介石因为担心对新四军的反攻会导致苏联援助的中断，犹豫了一阵，但他毫不怀疑美国的援助。12月，蒋得知苏联对中共的消极抗日极为不满。苏联与中共之间分歧已经十分明显，于是发动了皖南事变，歼灭新四军军部七千余人，作为对黄桥之战的惩罚。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叶挺交付军法审判，通缉项英。20日毛致电周、彭、刘：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中央决定将驻各地办事处逐步撤销，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呈报任何文电。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并且破裂是蒋发动的，对我甚为有利。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

　　因此，我们看到，并不是美国介入导致国共内战。相反，在美国介入之前，国共已经打得不可开交，而且，彻底决裂大打一场也已迫在眉睫。内战局面已见端倪。鉴于当时中共事实上处于弱势，于是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实际对共产党有利，也就不算“干涉内政”了。

　　1941年1月24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国共两党冲突表示不安，明确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暂停对华贷款计划的实施。接着罗斯福总统派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主任戴普莱（Despres）前往中国告诫蒋介石：“在我看来，这所谓的共产党与国民党间相同之点殆多于相异者。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消除歧见，更密切的合作，以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戴普莱则进一步解释：“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2月14日，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专门会见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会谈。此为美国高官与中共的首次接触，事情本身和选择的时机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美国不会听任国民党用武力对付中国共产党。因为美国官员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团结和稳定至感关切。”

　　苏联在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同时，也继续要求中共克制，不能使抗日统一战线破裂。在这种时刻罗斯福的明确表态，对蒋而言是出乎意料的。为了避免同时与苏、美翻脸，导致中国的抗日战争失去国际援助，蒋不得不顺从美、苏的压力。1月底，蒋在河南发动一次抗日攻势，日本集中五个师团与国军激战豫东南，又调动六个师团从豫北进攻国军。国军伤亡惨重，主力撤至豫西。毛立即于2月2日电令“新四（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7日毛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面动态（情报）》上加按语：“截至今日止，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的态度，日本向河南的进攻，美英苏的外交压力，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中间派同情我们，广大人民的对蒋愤慨等等原因，已经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内战已可避免，中国时局有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象征。”

　　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便采取对中共有利的逼蒋态度并非偶然，罗斯福刚刚竞选胜利，在他对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了美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期待着出现一个建立在人类四项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普天之下人人都有言论自由。第二，普天之下人人都有以各自方式信仰上帝的自由。第三，普天之下人人都有免于匮乏的自由；通俗些说，就是用一种经济上的协议来保证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能过上健康的和平的生活。第四，普天之下人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通俗些说，就是整个世界范围内彻底裁减军备，使任何国家永远都不能够对邻国做出任何武装侵略的行动。”

　　在这个基本国策的指导下，美国在3月通过了租借法案，中国列入租借法案借贷国。赫尔国务卿拒绝日本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中国领土行使权力和停止援助中国的外交建议，反而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并宣布这是美日谈判的基础。7月22日美国终止对日全部谈判；26日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8月2日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同日英、荷也禁止向日本输出铜、黄麻、生铁、镍、钴等物资；7日美、英、荷进一步冻结日本资产。这一系列严厉措施使日本难以忍受，特别是石油的禁运。9日日军统帅部正式通知：“中止本年在北方行使武力之企图。”放弃进攻苏联的企图。

　　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讲话：“我们已到了对日本一切可能忍让的尽头。对它，除了坚定的政策和武力以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8月9-14日，罗斯福与邱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公布了世界秩序的构想，一致确定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反对法西斯主义、保卫民主主义；9月6日日本天皇亲自参加决定“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11月7日在获知日本决心打击美国的情况下，美国制定备忘录：1.不派遣军队援华；2.美国义勇部队援华应在最大限度进行；3.加强对华援助；4.对日本发出最后通牒。26日赫尔国务卿致日本备忘录（最后通牒），不仅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还要求日本与其他国家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和治外法权。美国的态度终于使日本不能忍受，12月7日日本进攻珍珠港。

　　美国遭受攻击，与它对中国的支持直接相关。1941年12月1日下午2时5分至4时裕仁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决定进攻美国。这次会议决议称：“美国的态度彻头彻尾说的都是蒋介石要说的话，一直唱高调，空谈理论，唯我独尊，顽固无礼，令人遗憾。”“若容忍之，不但要抛弃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成果，‘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也必须放弃，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即使在攻击珍珠港的“作字第一号机密命令”中，也强调：“帝国对美国始终维持友好的态度，但美国对我国维护东亚权益、进行自卫所采取的措施加以干涉。最近，该国援助蒋介石政权，阻止我方迅速处理日华事变，最后断然实行经济绝交。”“英国援助蒋介石政权，和它结盟的各国及美国共同合作，妨碍我们的东亚建设计划。”“中国靠美英的援助，抗战救国的恶梦未醒，用全国焦土抗战企图对日本全面抵抗。”“如果我们打算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击败中国背后的美英等国。”这个命令对苏联的描述是：“帝国相信如果不进攻苏联，苏联也不会对我们开战。”
 
　　我知道我们有许多人会说：“美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废话！难道中国抗日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任何国家首先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但自己的利益是否兼顾或者伤害别人的利益则是另一回事。至少在这个时期美国是支持正义的。这些必然“只惟上”地回避甚至颠倒黑白地歌颂斯大林，难道斯大林承认满洲国、低价卖给日本中长铁路、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停止对华军援、撤回援华航空队等反倒是为了中国的利益？

　　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为首订立《联合国家宣言》，中国首次以大国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2月7日美国国会又批准国民政府获得5亿美元财政援助；因为美国的压力，英国也借贷5000万英镑。这两笔款项超过国民政府全年预算。罗斯福还致电蒋：“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罗斯福决心帮助中国战胜日本并建立世界大国的地位，成为战后制约日本的强大力量。我们不认为美国是纯粹为中国决定政策，美国制定政策为的是美国的利益和民主制度的理想。但美国的政策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对中国是一种帮助。美国完全可以与苏联一样只为自己的利益向日本妥协，甚至与日本结盟。如果那样做，世界上没有人能击败日美军事联盟，美国也不需要牺牲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在对日战争中，美国牺牲了92540人，战伤228182人；击毙日军1587814人，击伤日军60872人。被击毁舰艇133艘；击毁日舰324艘。损失商船98艘，计519772吨；击毁日商船2259艘，计8141591吨。损失飞机21555架；击毁日机43125架。以上数据均采纳损失国政府自己统计的数据。

　　而且，美国自1941年起，就已经完全破译了日本的“紫色密码”，完全了解日本的进攻美国的企图。它从一开始就决定采取正义立场：“站在被侵略国家的一边。”罗斯福总统宣布要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向英、苏、中提供武器援助总额达470亿。而它自己对德、日作战消耗的巨大的经费更达2940亿美元。如果美国也像斯大林一样要求加入德意日联盟，世界又将如何？退一步说，假设美国如同斯大林一样，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承认“满洲国”，我们又将会如何？

　　我们继续开头的话题。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高思（Gauss）给国务卿的报告中称：“共产党的力量更多地是来自国民党的错误。”另一位外交官戴维斯（Davies）为史迪威（Stilwell）准备的备忘录更是认为蒋介石的目标是确保他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他尽可能保存实力而指望美国或者俄国的军事力量打败日本；因此只有在确定对日作战消耗的军事装备会有更多补充时，他才可能发动对日攻势；他甚至可能把租借物资都囤积起来而不是用于对日作战。美使馆参赞文森特（Vincent）预言：国民党领导集团将难以在战后继续统治中国，因为“他们惟一共同特征和共同目标是希望维持国民党在政府中的支配地位”，从不考虑民众的利益和社会变革的需要。以上意见在美国当时的历史文件中都有保存。于是罗斯福同意对中共情况作深入了解。

　　1943年1月，美使馆二秘谢伟思（Service）提交《国共形势》备忘录，指出：国民党已经无法战胜共产党，如果忽视中共，不顾一切支持国民党将妨碍中国抗战并妨碍战后中国的和平及重建。戴维斯报告更称国民党“普遍缺少社会觉悟、公众信任和责任感”，“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盛行，贪污受贿司空见惯”。他认为国民党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可避免地会挑起内战，建议“在中国共产党地区设立总领事馆，并向派驻军事观察团”。

　　面对如此之多对蒋政府不利的外交报告，美国国务院1月下旬考虑由美国大使馆派一名军官访问中共控制区；2月远东司建议：“有必要对这种局势进行认真的研究，并考虑采取任何适当的行动以促进中国的统一。一种可能的行动路线是派遣美国官员访问共产党控制区。这样可以获得双重利益，既可以向中国人表明我们对整个问题的关切，同时又可以使我们得到有关这个问题各个方面的更多的情报。”

　　罗斯福认为这些外交官提出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1943年9月他对副国务卿韦尔斯（Welles）说：他认为，战后最麻烦的地方是中国，因为极可能爆发内战，从而把苏联和西方都卷进去。范围和危险性都将比西班牙内战更严重，为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美国政府需要及早采取预防措施。但向共产党地区派驻美国政府官员，会被认为是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的举动，但为了美国的根本利益，是不能太照顾国民党的面子的。

　　中共对美国外交官的反映是欢迎的。周恩来1943年3月对戴维斯说，欢迎美国政府派一批军官到陕北、山西等敌后根据地去搜集情报并常驻那里。而蒋介石对此则愤怒异常，他给宋子文的电报称：美国对中共的态度“更使共党鸱张无忌，而使我政府对中共之处理，更增困难，不惟不能阻止共党之内乱，适足以奖励我国之内乱也。”需要说明的是，中共满心希望美国与之建立官方性质的关系，毛泽东后来甚至提出访问美国见罗斯福本人；而美国则不可能背离中国政府去与反政府势力建立官方联系的，这是一个外交原则问题。另一方面，蒋介石虽然愤怒，却又不肯失去美国军事与财政援助。更何况罗斯福正在魁北克会议、莫斯科会议竭力说服苏联、英国，承认中国为世界四大强国地位。

　　1943年1月开始，在美国的表率和压力下，西方在中国拥有特权的11国全部与民国政府签约，正式放弃所有在中国的特权。11月，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终于成为四大强国领袖，尽管斯大林抵制他而拒绝参会。罗斯福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发挥稳定东方局势的作用。对这点，他已经在发布《大西洋宪章》时已经与邱吉尔争辩多时，他明确要求英、法在战后放弃在亚洲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内。以至于邱吉尔勃然大怒：“我当英王首相的目的，并不是来主持大英帝国解体的。”罗斯福并不退缩，他宣称：“殖民地制度就等于战争。”

　　早在年初的卡萨布兰卡，罗斯福就已经宣布：“世界四大强国――美国、英国、中国和苏联，在打完这次胜仗以后，应该负责建立世界的和平。这四大强国应该担负起重大的责任，帮助全世界一切落后、不景气的殖民地区推广教育，提高生活水准，改善人民健康。而当有一天这些殖民地区域能够达到成熟的阶段，它们应该享受独立的机会――只要全体联合国公认它们已经有了足够独立的资格。”

　　在开罗，罗斯福与蒋不仅谈论抗日战争，而且讨论战后的马来亚、缅甸、越南甚至印度等原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英、法在战后不应该回到亚洲。这使蒋介石兴奋异常。

　　但老蒋不知道，罗斯福对他并无好印象，认为蒋夫妇只是机会主义者：“而我决不想在她的国内使人知道我是她的一个敌人。可是目前在中国有谁能替代蒋的地位呢？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领袖。蒋氏夫妇固然有很多短处，可是我们却不得不依靠他们。”罗斯福还说：“我对蒋政府的性质表示不满。我告诉他这种政府绝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我告诉他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言和，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他表示同意。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同意了。他同意组织一个民主的政府，只要我们能够保证让苏联答应尊重满洲的边境。”蒋介石的“同意”显然是应景的，在中国，只要蒋的领袖地位存在，联合政府只是一句空话。
　　但老蒋毕竟要对罗斯福表现一下，回国后他就承诺：在抗日战争结束一年后，制定宪法，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罗斯福1944年2月9日致电蒋：美国需要立即派遣一个军事观察团到陕北、山西、华北共产党根据地进行工作。老蒋不予答复，但只得让一步。下旬蒋解除了对共产党根据地已经实行五年的新闻封锁，正式批准外国记者采访延安。正是美国的压力，外国新闻界自1939年就没有到过的延安，现在可以去了。

　　当罗斯福首先提出要求蒋接受延安组织联合政府之后，美国外交官们更直接地提出类似主张。戴维斯首先上书国务院，主张美国出面迫使国民党同意改组政府。美国大使高思建议：“由委员长召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派别和他一起组成军事委员会或最高指挥部”。国务卿赫尔也致电高思：总统和我仔细考虑了你的意见，我们赞同使中国政府成为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的一切努力，而“一个代表中国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并在蒋介石领导之下拥有全权的委员会或某种机构，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形式”。1944年7月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由史迪威统一指挥国共两党的军队，当天美国参赞艾切森（Alcheson）立即拜访行政院长孙科、高思大使也随即拜访宋子文、戴季陶，商讨后他又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这个建议。除此之外，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Wallace）6月20日来华，带着罗斯福关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第四次要求，华莱士软硬兼施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首批9人到达延安，毛泽东亲自撰写社论表示热烈地欢迎“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8月7日第二批9人也到达延安，组长是美军情报官员包瑞德（Barrett）上校。观察组给美国的报告充满了对共产党的赞誉，史迪威更明确说：“我们必须想法把武装交给斗志昂扬的共产党人。”他甚至计划亲自到延安，商讨用美国武器装备五个中共师的问题。这个观察组进驻延安，毛泽东宣布“实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18日称为“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中共正式获得国际地位，这个地位完全是美国竭力为之争取的。

　　美国的这个举动并非只是军事需要，它纯粹是为阻止国共关系恶化的一种措施。美国国务院给陆军部长的公函明确指出，派这个观察组的原因：A.国共关系不断恶化对中国对日作战极其不利；B.如进一步恶化将导致严重危及中国政治统一的内部冲突，即内战；C.并且可能在将来引起中国与苏联关系复杂化。观察组的基本任务是：为美国政府寻求“应以何种最适合的方式才有助于友善地解决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而包瑞德上校则明白无误地告知中共中央：观察组不仅仅收集军事情报，它还将调查共军对美国援华军备的需求情况。

　　以上一系列举措，无论从动机还是效果说，都不能令人信服美国是在“扶蒋反共”或者“挑起内战”。毛泽东当时自己也说：“防止中国发生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影响。”他表示希望美国在延安设立总领事馆。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8月中下旬，谢伟思在与毛、周的谈话中介绍了美国政府希望成立包括中共在内的联合政府，毛、周虽然很兴奋但仍存犹豫，担心会过分刺激国民党。8月18日周恩来致电驻重庆的代表：目前提出改组政府、实行民主能否获得各党派的响应以及地方实力派的同情？23日毛与谢伟思谈话时依旧回避联合政府问题。中共驻重庆代表的回电对这个建议表示很乐观，于是9月1日毛在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会议上强调：“是谢伟思说，美国政府有训令给高思大使，要促进中国的联合政府，谢伟思问我的意见如何实现，我说，召集各党派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会议批准要求废止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口号。4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驻重庆代表林伯渠：“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

　　下旬毛泽东对此作了平生少有的自我批评：中国政治的重心已经逐渐发生了转移，而我们自己却常常估计不足，思想上赶不及，总是认为天下还是姓蒋的，没有能够及时想到和提出改组政府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人反而走到我们前面去了。（参见：《毛泽东年谱》，中，第546-547页。）由此可见，毛泽东向老蒋争取政府权力，恰是美国鼓动起来的。

　　由此我们知道，美国外交人员在1941-1944年四年时间里，非但不是“扶蒋反共”，正相反，从罗斯福总统到普通外交官，屁股都坐在中共一边。所不同的，这种倾向并非鼓励中共推翻老蒋建立另一种专制统治，而是企望国共合作的民主政府。1944年5月，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文件中宣称：“美国并未承担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义务。”次年1月，华盛顿明确告诉魏德迈：“中国最终不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这与罗斯福在开罗把蒋介石定位为“一个封建军阀”、并对史迪威宣称要找一个人或是一群人来替换蒋介石其实是一致的。华莱士副总统1944年6月28日从昆明致电罗斯福：“现在，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当前中国没有哪一位领导人或哪一个集团明显有力量接管政府。不过，我们可以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对他施加影响，使他在中国进步人士的指导下，采取能唤起民众支持、能使中国在作战方面有新起色的政策。与此同时，我们的态度应当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使我们能在更有希望的领导人或集团出现时利用他们。

　　“蒋介石充其量只是一笔短期投资。据信，他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

　　罗斯福并非对中共的社会理想感兴趣，但他显然是以美国式代议制民主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他希望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以便在战后担负起亚洲稳定的责任。但“蒋介石令人失望地缺乏进步思想”，为了不使中国在对日战争中垮掉，他也只能试图改变中国政府，把日益强大的共产党拉进联合政府是符合美国战时利益的。“扶蒋反共”并不符合美国战胜日本的利益需要。

　　蒋已经忍无可忍，但他只能把怒火发在史迪威身上。他在8月底抗议道：美国军事观察组鼓动共产党向政府叫板！而观察组正是史迪威领导的。1944年9月6日，罗斯福派出的特使赫尔利到达重庆。其实赫尔利并非美国政府的重要人物，罗斯福便曾轻蔑地称之为“许许多多冒牌将军”之一。这是罗斯福安抚蒋和美国反对派对美国政策日益增加的不满作的安排。罗斯福交代他的任务是：“促使委员长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确立有效的与和谐的关系，以便于史迪威将军行使调遣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赫要求委任为大使却落空了。但蒋称其为“罕见的、通晓人性”的人，感到有了面子，7日接见赫尔利时表示史迪威可以继续调遣中国军队。缓和没有持续多久。9月19日罗斯福从魁北克致函蒋：“只有你立即采取行动，才能维护你多年斗争的成果和我们支持你做出的努力。否则就会招致军事灾难，到那时，无论是政治考虑还是军事考虑，都将付之东流。”他还要求给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挥”一切中国军队的权力，以避免那种灾难发生。这种类似于最后通牒的函告，也因为在1944年内，吸纳了相当数量的美国军备却反而打败仗的蒋军嫡系部队所导致。

　　美国的态度终于使蒋介石无法忍受，他宣告：“既然我已经弄清楚，史迪威将军并不打算与我合作，而且他自以为他是被任命来指挥我的，那么，这一切就到此为止吧。”1944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双十节”讲话，宣布要在抗日和维护领导权两条战线作战，并警告外国别干涉中国内政。这里的“外国”显然指美国。然后蒋告知赫尔利说：史迪威“是伙同共产党来推翻中国政府的”，这个政府已经受到严重干涉。1972年，一本据说是蒋介石授意的《史迪威事件》在台湾出版，书中详尽地述说美国当年在中国是“扶共反蒋”。只是尚未得以阅读此书，不知老蒋授意是如何描述的。

　　赫尔利马上报告罗斯福：“就我所知，再也没有像蒋介石这样富有领导才干的中国人了。蒋介石和史迪威是势不两立的。您面临着是要蒋介石还是要史迪威的选择。”28日，史迪威被罗斯福召回国；高思大使辞职。高思对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说：“我们应该把整个中国政府抛弃掉。”罗斯福11月17日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他的战时对华外交遇到空前绝后的挫折。这事不能说与他对中国统一失望没有关系，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也不可能对次年2月雅尔塔协议轻易同意斯大林要求没有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如果认为中国已经不甚可能成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力量，罗斯福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也不奇怪了。我觉得，如果蒋能用毛对待斯大林的态度对待罗斯福，雅尔塔的秘密协议也许不会存在了。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逝世。继任的杜鲁门总统继续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我一直在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我打算继续这样做下去，直至我们能使它们联成一体。”但赫尔利确实没有起到良好作用，不但美国官方普遍抱怨这位夸夸其谈的蹩脚外交官，杜鲁门总统也早想罢免他。11月15日，杜鲁门召回赫尔利，当赫尔利提出辞呈并以为总统照惯例会挽留他时，正中下怀的杜鲁门马上批准了他的辞职。

　　到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投降之前，所谓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是不成立的。
　　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占领了东北。斯大林立即用缴获的日本武器以及部分苏联、捷克武器，还有德国武器，（例如莫文骅将军就曾经警告傅作义，他所属的部队每个师都配备了两门世界上最大的大炮。这种炮是德国制造的。还有美国提供给苏联的美制武器，无确实证据，不提。）据苏联档案数据，提供了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苏联、捷克武器。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移交。日本已经投降，这些武器肯定不会用于打外战的。

　　斯大林显然不象美国人那么迂腐，他一边在公开与中华民国政府调情，另一方面却用大量武器装备中国的反政府势力。并直接使用东北的苏联军队，帮助这个势力控制东北。其根本目的就是苏联的利益需要。至于中国的内战，他是不希望消失的，同样为了苏联的利益。因为此时斯大林一方面必须考虑同美国的表面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他也不相信毛泽东能够打败蒋介石，他扶持中共获得更多地盘和更强大的武装，为的是获得在联合政府内更有利的地位。这与他在欧洲的方针也是一致的。

　　他几乎是强迫毛参加联合政府，重庆谈判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毛泽东是不情愿的，但又不得不听从斯大林的指示。后来他耿耿于怀一生的“斯大林不准革命”，就是指的这半年时间内中共服从“和平民主新阶段”差一点放下武装进入联合政府。而斯大林1948年承认错误，也同样是为这个阶段给毛施加压力，强迫他与蒋介石合作。

　　美国始终在一相情愿地撮合中国的联合，还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对驻华军事部门的限制是：“美国部队和物资不得用于对抗中国人，除非用作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1945年8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训令魏德迈：“不得损害美国的基本原则即不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这条训令明确美国的原则是不允许任何支持蒋介石政府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

　　马歇尔在1945年12月下旬到中国来调停，为了给马歇尔调停以支持，杜鲁门总统于12月15日发表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和联合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是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但美国深知这个政府是“一党政府”，如果把这个政府的基础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党，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改革。美国政府主张由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国民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之在中国国民政府得享公平有效的代表权。美国无意干涉中国内政，完成中国政治团结所必要的详细步骤，应由中国人民自行决定。杜鲁门还给马歇尔提供了一个诱饵：美国愿意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只有一个条件，必须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来接受和使用这笔贷款。

　　如果说，在1945年8月以前毛泽东还处于弱势，美国以压蒋和谈尚有一线希望的话，在苏联暗中帮助下，不但有了足以装备百万大军的武器弹药，还已经在东北站稳了脚跟的毛泽东就根本不可能再有任何希望了。奇怪的是，以如此巨大数额的军火支持中共的苏联，从来没有人说它在挑动中国内战！无论如何，美国援助的还是合法政府，苏联援助的是反政府势力；援助合法政府的在挑动内战，援助反政府势力的反倒在维护和平了？

　　马歇尔调停被说成是帮助国军吃掉共军，更不知从何说起。12月20日马歇尔抵上海，刚进入国泰饭店，就给魏德迈阅读的美国政府指示纲要：“你的使命是使中国的各派对抗力量，即国民党、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三派达成和解，实现联合。须说服他们，为了将来治理中国和中国人民，一定要联合组成统一的政府机关。”常驻中国的魏德迈明确告知马歇尔，这是无法完成的使命。国民党决不肯让出一丝一毫的权力；而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党决心要夺取全部权力。“他们永远合不到一起来。那个指示行不通。”因此分歧，马歇尔与他的老部下魏德迈长久以来形成的亲密关系到此结束。

　　22日马歇尔抵重庆，23日周恩来等即前往拜访；毛、蒋、马成为三方最高决策人。决定成立军调部执行处，通过共产党提议：国民党放弃对赤峰、多伦的要求，仍由共军占领；共产党同意国军开进东北接收主权；立即停战并停止一切军事调动。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分别发布停战令，毛亲自签署了《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同意整编全部中国军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协议允许国军“为重建中国主权的目的”继续进驻东北。

　　中共中央1月21日给重庆代表团、27日给东北局的指示都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源于苏联的压力。因为苏联要求在东北“无论如何不要作战”，否则将引起“把美国部队引进满洲的极大危险。”这样做的好处是获得“一定的合法地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实际占领地区，最后将实行“民主选举”。确实，周恩来1月17日转给毛的苏共中央意见：中共不应想苏维埃化，应决心停止内战，并取得蒋同意进行民主化。中共如再不停战，美国空军会压下来，要对美国有足够估计。

　　在美、苏两国的压力之下，国共合作现出一片曙光。毛泽东要求苏联、英国都参与调解，但斯大林拒绝参加。毛泽东在这一段时间内心情是不舒畅的，于是他称病告假，让刘少奇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毛始终决策着中央的重大举措，2月1日，通过周恩来向蒋传达他关于军党分立、长期合作的意见，并表示愿意亲自参加联合政府。

　　马歇尔提出整编方案：中华民国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国家最高统帅，统率海、陆、空三军；全国陆军编为60个师，其中20个归中共领导；海军、空军均接受中共部队，不少于总兵力的30。按马歇尔的方案，中共控制的军队将占三分之一，而且进入从未有过的海、空军。蒋介石勃然大怒，竟然破口大骂。经他修改过的方案共军只占五分之一，而且没有海、空军的份额。不过这个方案也于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以《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通过了。

　　马歇尔主张按照军队化的原则，主张混编国共双方的军队成立国家的国防军。毛于2月6日复电周恩来：“马歇尔所提主张按西方民主制度改变中国军队制度及军人思想的办法，对破坏国民党及许多军队的原系统是彻底的，但事实上今天行不通，可原则上赞成他的意见。”经过11天的争吵，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还是于2月25日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该草签的方案规定：全国陆军编为108个师，每个师不超过14000人；其中中共军队为18个师，分驻华北、华中、东北等地。中共军队除整编者外，还可以以保安队形式存在。

　　毛泽东2月9日对记者发表谈话：“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3月4日，马歇尔抵延安，受到毛泽东为首的各界热烈欢迎。毛在宴会上致词夸赞马歇尔道：“一句话，就是帮助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中国人民感谢各位的努力，中共也感谢各位是努力，并准备一切努力来做这些事。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全国人民合作万岁！”3月11日马歇尔回美国述职并张罗因和平而给的贷款，并组织美国军事顾问来华充任整编国共军队军官的教官。

　　其实真正在中国挑动内战的正是斯大林。他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正式承诺，把中国东北交给民国政府接收。但实际上却要求八路军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接管沈阳乃至东北全境。毛泽东在重庆拜会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时，该大使告诫：“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绝不要提东北自治与不准国民党派兵事，给美蒋借口，使苏联处于困难地位。”1945年9月14日，苏军驻东北司令马林诺夫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派卫斯别夫（其他文电又译为贝鲁罗索夫中校）赴延安，并接彭真、陈云等回到东北。造成国共争夺东北的局面。仅马歇尔调停告一段落时，1946年2月13日，即毛泽东夸赞马调停之第四天，共军即进攻秀水河的国军，歼灭五个营。

　　中国的内战是世界东西方局势趋向紧张的直接结果。在二战结束以后，斯大林强迫毛泽东、美国紧逼蒋介石，国共双方出现了短暂的缓和。时间从1945年8月中旬到1946年3月上旬。毛泽东说斯大林“不准革命”正是这个时期。这个“不准革命”中，斯大林并没有忘记对中共的扶持，恰恰相反，他给予中共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火和物资援助，以及积极主动的扩张地盘的要求和援助。2月9日斯大林发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要与资本主义决战拉开冷战序幕之后，他开始考虑建立社会主义阵营。首先是要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替代已经取消了的第三国际。下旬，斯大林命令东北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过去苏联顾虑世界和平，态度较软。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完全可以强硬些。强烈要求中共调集更多部队进东北，以便趁苏军撤退之机与国民党争夺东北。3月8日，苏军突然撤出抚顺、吉林，将政权交给中共接收。9日，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沈阳苏军将于13日撤退，希望中共占领，沈阳以南也将不向国民党移交，一切苏军撤退地区，中共可以自由破坏。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刘少奇均指示东北局，沈阳至哈尔滨沿途苏军撤退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民党去接收。但苏军已交我接收的安东、通化、延吉等地，我不能让。这其实也是毛泽东13日电周恩来时的指示：“国军可以接收沈阳至哈尔滨之长春路上各城市。”

　　苏军代表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询问：你们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允许国民党派五个军到东北来？并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中共均可“放手大打”，也希望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让国民党进兵。甚至抚顺、营口等地也应力争双方都不驻兵。

　　3月15日毛致电周，并转告东北局：“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请在谈判时注意不要答应国民党。”同日出席政治局会议，确定“以内战代替世界大战前途，至少是迟滞大战的爆发。”16日致电周恩来：“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同时解决，我决不能让出地方。”“过去让彼占领锦州，现又让其占领沈阳，即是履行协定，一切应到前方与前方将领去谈。”批评周恩来。17日致电东北局并转周恩来：“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请彭林速即布置一切，造成优势，以利谈判。”18日林彪攻克四平街，歼国军三千人。

　　23日毛致电东北局及林彪：“你们应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迟则无用。同时立刻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消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25日致电彭真、林彪：“美方急欲停战，蒋方被迫亦不得不停战。”“打一两个好胜仗，以利谈判和将来”。26日致电东北局并告周恩来、叶剑英：“美蒋急于停战之目的在于使我不能进占哈、长、齐等市，解除反动武装，而利于蒋方接防，请考虑推迟数日再在东北停战协定上签字。”28日致电彭真、林彪：“在苏军撤退后及可能条件下，我必须于数日内以敏捷手段歼灭长、哈、齐三市一切顽军武装，控制全市。对于国民党非武装人员一律软禁，但不得侮辱及杀害。”30日再次致电东北局，重申28日电令内容。往下毛泽东电文因篇幅原因略。有兴趣者可以参阅《毛泽东军事年谱》等著作。在这些文电里毛泽东自己已经道出：“美方急欲停战”这一事实，与有些人所说的中“美国挑动内战”完全相反。
　　3月22日夜（请注意本通知与毛23日电文及时间的“巧合”。），苏联大使通知国民党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前全部撤退完毕。同时苏军以瘟疫、交通不便等各种借口推延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以配合共军破坏北宁路及沈阳附近的长春路，便利共军迅速接防苏军撤退的各个城市及战略要地。27日，在马歇尔催促下，国共达成派遣停战小组到东北调停的训令，但其实已成一纸空文。29日，苏军通知东北局，苏军同意尽速撤退长春以便中共占领。4月上旬，苏军向中共移交北满日军武器库，仅机枪就在万挺以上，炮数千门。苏军要求中共派主力部队控制长、哈、齐等市郊区，以便苏军撤出时顺利夺取三市。并明确表示，希望中共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让蒋介石、杜鲁门双方都不能达到目的。4月14日，苏军撤出长春，中共军队立即向城内国民党军发动攻势，首次使用坦克、大炮等重武器，19日完全占领该城。

　　4月18日，回美国述职的马歇尔回到中国，他走以前的和平局面已经被“马歇尔勾结蒋介石挑动内战”搅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了！

　　从美国的利益需要出发，一个联合政府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在全世界扩张的就是代议制民主制度，任何形式的专制制度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正因此，罗斯福总统要求蒋介石联合中共实现中国的代议制联合政府；杜鲁门总统给中国的五亿美元贷款的惟一条件就是给联合政府。如果美国“扶蒋反共”，早在共产党更弱小的1943年，还往前，1941年1月便不会要挟蒋介石让他容纳共产党。1946年6月26日，以蒋军进攻中原解放区为标志，内战爆发。7月29日，美国政府在马歇尔建议下对华实施军火禁运，宣传中所称美国给予国民党的9亿战争剩余武器其实并非武器，只是小型船只、车辆、建材、空军补给品、通讯器材。美国收款1.75亿美元。8月，杜鲁门总统给蒋介石本人发了措词强烈的照会，斥责他对中国的自由派人士进行“凶残的暗杀”，“使用武力、军队和秘密警察”来达到本党的目的。军阀和反动政客在蒋介石中国所起的作用引起美国人民“极大的恶感”，如果蒋不能改变这种状况，“美国舆论就不能以宽宏大量的态度对待贵国。”

　　美国并开始撤退原来驻扎在中国的军队，从2.5万人减少到1.2万人。甚至在1946年7月底，美军车队在北平南部遭袭击，打死若干美国士兵，马歇尔除了认为这是延安方面对美国的最终告别之外，并没有借此事件发难。

　　6月13日、14日在美国参、众两院提出的《美国军事援华法案》受到毛泽东等强烈反对，马歇尔与国会领袖商量后，将其搁置。拖到8月第79届国会结束自动成为废案。马歇尔还设法使《军事使团法案》未获议会通过。

　　于是在中国只有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向美国请求派出军事顾问团。这个顾问团仅以帮助中国训练军队和向蒋介石本人提供作战意见为目的，后来增加了监督美国援助的军用物资的使用情况的任务。这个顾问团限定编制915人，（陆军750人，海军165人。）除徐州装甲学校和天水骑兵学校有少数教官之外，该顾问团被严禁参与长江以北的任何训练活动。因此，《中国现代史词典》、《民国史大词典》等所谓“1948年底扩大到1万人”，“指挥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之类，毫无事实根据。至今没有任何证人、证言或者书面证据证明美国军人介入过任何战斗。1948年11月，来日无多的蒋介石一反当年坚决拒绝史迪威调遣中国军队的态度，几次向美国呼吁，要求美国派遣高级军官来华指挥中国军队。美国代理国务卿洛维特（Lovett）不客气地回答说，中国在遭受巨大挫折之后，要求美国政府接替指挥中国军队是毫无道理的。正相反，11月26日下令限期撤出顾问团所有人员。至1949年1月29日，美军顾问团连同他们的家属全部撤离中国。

　　由以上情况得知，美国政府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扶持蒋介石挑动内战的历史事实。相反，美国一直企图撮合国共两党，实现中国军队的统一，并使军队完全国家化；执著于实现代议制联合政府；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以稳定亚洲局势。

　　毛泽东以意识形态的需要，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头子，因为美国确实是以强大的经济以及军事实力，阻止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扩张。直至1970年代，中国大力援助越南反美，阻止了越南方面对美国的和谈建议的响应。到1973年，越南党和政府接受苏联建议，不顾中国的劝说，自己决定同美国举行巴黎和谈。终于使美国撤军，并很快就最后获得解放南方的胜利。由此，越南共产党认定中共支持他们同美国打仗是别有用心，使越南蒙受不必要的重大牺牲和损失。而苏联才是越南的真正朋友。越共中央委被扑?976年7月在瑞典对记者发表谈话：“今天同苏联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这一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直至今日，越南的政府和人民，对美国的好感远胜于对中国的好感。那些闭着眼睛为当年的反美政策叫好的人，并不理会这个政策对国家和民族带来多少伤害。

二月份出版的“资本”月刊撰文分析了中国的社会问题。文章认为，社会矛盾和生态灾难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

“在这个新兴经济大国熠熠生辉的外表和霓红灯广告后面，严重的紧张局势正在形成。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学系主任陶贝说，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是必须继续快速增长，退一步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只有这样，北京领导人才能成功地压住过去几年快速发展过程中积攒的动荡，捂住社会紧张局势的盖子，直到平衡政策得到贯彻为止。

冰层已经变得非常单薄，德国经济界领袖人物也有所感受。消亡的国有企业使千百万人下岗，他们不仅失去了工资和饭碗，也失去了养老和医疗保障。为逃离赤贫，流动的民工大军涌进城市。如果城市中经济不增长，就没有就业岗位，也就没有前途，没有医疗待遇。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当权者如果泰然自若，将十分危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看病费用昂贵感到绝望，因无钱住院或治疗而死亡的人数是中国的国家机密。按照卫生部的官方调查结果，中国每年至少有1400万人无钱去医院看病。”

文章认为，中国社会已拉响了红色警报。各省区都传来了群众抗争的消息，科隆大学汉学教授沙平认为，共产党的权力还没有受到挑战，是因为这些自发的示威还没有形成网络。最后，文章谈到了中国面临的严重生态挑战：

“与社会局势紧张一样，对大自然的掠夺式开发也对中国国家的安定构成了危险。环境的破坏就象铅灰色的云层一样笼罩着中国。烟尘颗粒、烟雾、有毒物质等都是经济奇迹带来的最严重负面影响，中国为经济快速增长付出了高额代价。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向现代化快速进军的过程中，这一传统看来已经丢失。如果不能成功地进行纠正，经济的上升就会化为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长期看来，环境遭到破坏和资源的丧失将抵销经济发展的全部成果。 ”

“资本”月刊的文章最后写道：“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是一个充满矛盾和许多事情同时发生的国家。这条红色的龙正在经济上显示自己的力量，但它在政治上却是脆弱的侏儒。美国哲学家罗蒂认为，21世纪是‘中国世纪’。也许形势会这样发展，但不能保证肯定会这样。”

中国推翻帝制快百年了，可是中国社会的民主权利怎么样？为什么这样？我个人以为关键是公民不能合法拥有打狗棒。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社会有没有足够的安全保证。二，公民可不可以拥有打狗棒，能不能自主的使用打狗棒。
先说第一个问题——我们的安全感问题。
民主、自由、人权并不伴生高犯罪，为何在民主自由呼声甚高的今天，中国社会出现了高犯罪率、高腐败呢？为什么在一定程度还有激化的可能呢？
民主社会人的生命被空前重视，守法公民不用说，即便是违法犯罪分子也被当人看待，享有法律赋予的相应权利和自由，过去那种野蛮执法，打“杀威棒”，给“下马威”的强制形式，越来越少。但随着社会进步，犯罪行为并没有减少。
按美国学者亨廷顿的理论，动荡不一定出现在最落后的国家，一般都发生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中。中国现在是改革的年代，其实就是社会转型的时期，当然也是危险的时期。从这种意义上讲，出现腐败猖獗，犯罪升级是必然的阵痛。关键在于尽快诞生“新婴儿”，完成这种过度。
然而中国社会民主意识先天不足。渴望民主的人民饥不择食，法学家在封建文化的根基上，没有全面深刻分析人类历史经验，只是简单机械搬抄外国理论，抓点皮毛，然后象寓言故事《盲人摸象》中的那些睁眼瞎子一般，高声叫喊，肆意卖弄，掀起“法学”领域的洋务运动。
言论比过去自由了，思想比过去开放了，权利比过去增加了，甚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能感觉到了，监督权不再仅仅是概念了。对这些进步，我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赞赏在交流中。但隐约也有一点很担忧，总觉得，当我们跑步时，身子已经向前倾斜，而双脚却没有怎么移动。市场经济已经生根发芽，不可逆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是加快了这种脚步，而政治文明却步履蹒跚，困难重重。这样的社会实践，又怎么年不摔交呢。
中国社会已经出现要摔交的迹象，我绝不是危言耸听。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离谱，本来就很可怕。再加上社会中不正常的潜规则流行，公平正义受到嘲弄，社会财富通过腐败等不正常手段向“掌勺人”口袋里转移，因腐败而发财，因当官而致富，因巴结权贵而升迁，成为这个社会公开的秘密。小偷遍地走，强盗天天闻，贪污腐难如同家常便饭，整个社会冰火两重天。
遵纪守法，辛勤劳作的社会大众，挣扎在温饱线上，不平衡的愤怒孳生在心头，通过仇富心态，沿着网络迅速传播。不满现状，铤而走险的暴力犯罪活动有增无减。
权势者可以动用国家力量加强警卫。开防弹车，开戒严会，住豪华别墅，贴身保镖的前呼后拥。小老百姓上不了档次，没有财政拨款，就只好将就了。安防盗网，装防盗门，骑辆自行车都记得带几把大连锁，临出门还不忘告诉孩子，有事就打110。于是中国社会锁业空前繁荣，带动了钢铁业，及相关产业大发展，真是笑话。防盗技术开始畸形发展，防盗设施举世无双，然而越是这样我们中国人越是越感到不安全。
余秋雨曾经在《一个王朝的背后》中，对明王朝用修万里长城来追求自身安全的做法，大加嘲讽。而今，中国人不修长城，都改装防盗网了，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小区，整个中国大地，各种铁笼子，特别扎眼，也许现在中国人真的比古代中国人进步了 。
西方也崇尚自由，民主，和谐，为什么没有大面积防盗网繁荣呢？安定团结是如何实现的？
用中国人素质低来搪塞，是很低级的伎俩。直到现在，虽然有些官员还是没有提高政治素养，做到与时俱进，更新先进的驾驭技术，仍靠这些 “硬道理”来愚弄百姓，但效果太差，只会丢人现眼，闹笑话而已。
再看第二个问题。
从法律上讲，就是要保证公民拥有充分的自卫权和自卫手段。没有天赋人权，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没有维护自卫权的必要手段，自卫权就是空话。强盗打劫，如果受害人有一把手枪，强盗是不是得付出很大代价？可是，现在老百姓不准持有武器，那么遇见强盗，怎么抵抗？打电话报警，是不是来得及，大家自己说。所以，每当我看到网上那些类似《还是被村长强奸了好》的文章，我心入刀绞，义愤填膺。
问题就在这里！公民应拥有充分的自卫权，有必要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
我个人以为，中国社会在法律上缺乏天赋人权，没有授予或者剥夺公民必要的自卫权，是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自由民主等人权角度讲，司法上的新洋务运动同以前一样，治标不治本，从而造成中国社会的人权不彻底不完善，并进而导致其它社会问题的出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恒产者无恒心。自由民主对应的应该是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资产归个人所有，由自己支配，是个人自由平等的根本所在，也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什么样的手段是合法的，在中国法律是要么没有明确规定，要么限制太多，大大束缚了公民自卫的手脚。中国的法律，给人的感觉，虽然名义上公民拥有自卫权，但只能赤手空拳的去自卫。政府收缴了一切民间的武器，包括猎枪，猎刀等可以自卫的高致命武器。遵纪守法的公民被剥夺了用枪械自卫的可能，而无视法律的犯罪分子却可以持械行凶。于是，遵纪守法者在犯罪分子面前处于劣势，除了以死相拼，就是束手待毙，任由宰割，在这险恶的环境中，可怜的人，除自求多福外，就是修长城，装防盗设施了。
曾经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美好日子好象只能残存在记忆里，随风而逝。“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革命的激情早已不在燃烧，好日子只有回忆了。见义勇为，打抱不平这些传统美德，虽然在宣传教育媒体中还闪现，而现实生活中似乎象濒危的东北虎一样，成为珍惜动物。真是历史在嘲笑中国人。
反观西方国家，天赋人权成为法律的核心，老百姓有不可让渡的权利，在自卫权方面，《民法典》确保公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律赋予公民私有空间的不可侵犯性，不仅公民享有自由民主等权利，而且拥有正当防卫的一切必要手段，公民可以合法持有武器，合法使用武器，不管是恐怖分子还是毛贼草寇，亦或江洋大盗只要他们敢侵犯公民合法权利，公民就可以，也能够依法自卫。赤手空拳打不过强盗，但有现代化武器，还怕谁呀，任何想践踏人权，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人都要三思而后行，获利如果小于投入谁还去做刻本的生意？
相互制约，相互威慑，纵然几个神经病人，几个犯罪基因携带者，想恶意犯罪，也会很快被爱好和平人士所制服，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连腐败也鲜有出现。
这就是我的理解。

走向21世纪中国“异端审判庭”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刘晓波：滴血的Gdp数字

一、蒋经国何以解禁？

二、诱导性制度变迁
外部诱因
内部诱因
从经济导向政治
民间社会与权力当局
信仰之争

三、结论

注释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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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蒋经国何以解禁？

1987年7月14日，台湾的威权主义统治者蒋经国总统突然发布命令，宣告台湾地区，包括台湾本岛和澎湖地区，自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该命令的核心为解除党禁、报禁，即正式承认反对党存在的合法性，正式承诺民间可以独立创办各类媒体，实现真正的新闻自由，从而结束了国民党赴台38年来对台岛一直实行戒严的历史。这是台湾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一步。从此，台湾的政治流程结束了威权时代，回归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正式跨入宪政轨道。

专制统治者自行放弃绝对垄断的权力，投身于胜负不确定的政党竞争中，置身于独立媒体的自由揭露和批评中，这是在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事件。因此，多年以来，人们一直盛赞蒋经国先生的政治勇气、睿智和高尚德行，盛赞他放弃一党之私开辟民主新路的伟大历史功勋。

诚然，蒋经国先生此举顺应了潮流，自当彪炳史册。然而，若说它纯然是舍弃本党利益和个人权位的道德义举，则是浪漫主义的想当然。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是因良知而甘愿舍弃最高权力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甚至诱导了蒋经国下定决心，开放党禁报禁，并决心把反对力量吸纳入政治体系呢？

这与当年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密切相关。正是这些困境的巨大压力，加以制度转型后可能的利益诱因，才是导致经国先生毅然跨出这一关键性一步的最重要动力。

当年，美国尼克松政府为抗击最大的威胁苏联帝国，突然与北京联手，此举引发国际政治连锁反应。鉴于地缘政治中冷酷的现实主义，也鉴于西方民主国家早已不满蒋氏在台的威权统治，于是，台湾的中华民国于1972年失去联合国席位，西方各主要大国在外交上也纷纷离台而去。虽然台湾有耀眼的经济起飞，但国府仍突然成为风雨飘摇中的“亚细亚孤儿”，面临极其严峻险恶的外交内政情势。有鉴于此，国民党为维持台湾在国际社会的生存和尊严，必须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而起死回生之惟一生路是：迅速奠立自己的政治正当性基地：民主化与本土化；以民主的象征符号，作为与大陆共产极权统治相对比、相区隔的标志，从而在根本上确立其统治合法性。以此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因此，走向民主化与本土化，成了台湾赢得国际善意渡过生存危机的最大政治诱因。

而在台湾内部，虽然《自由中国》组党失败雷震被捕，《文星》后来也在政治压力下夭折。然而失去联合国席位后的台湾，于1972年实施本土化改革，出现所谓“向内的合法化”运动，即中央威权统治的本土化运动。1978年增额中央民代改选(1950至1969年这20年间，台湾选举只到省议员和县市长层次，中央选举是冻结的)，此契机使（非国民党、实为民进党前身的）“党外”人士开始组织化。他们以巡回助选团的方式到台湾各地大串联，并发表12条共同政见：要求开放党禁、报禁、解严、国会全面改选、省市长民选、司法独立、军队中立等。1979年5月，《美丽岛》杂志社宣布成立，该杂志的组织方式，其实就是为了组建一个没有名称的政党。面对反对党禁区被突破的危险，国民党当局当年实施镇压，《美丽岛》杂志社的重要成员全部入狱并被审。虽然反对党的这一波涌动又被镇压下去了，然而该事件却使黄信介、施明德和辩护律师陈水扁、谢长廷等新星开始崭露头角，日获人心。台湾当局所承受的岛内要求解禁的压力，日益增加，成立合法反对党的诉求，已经呼之欲出，逼近总统府门槛了。

1984年11月，《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在美国被台湾情治部门暗杀。一时国际舆论鼎沸，台湾的国际形象跌落到最低点。江南事件被人称为几乎压倒专制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后，国民党当局名声愈来愈差，所受的压力愈来愈大，已经接近了临界点。

1986年9月28日，“党外”各团体在台北正式宣布成立“民进党”。此时台湾并未解除戒严法，按照过去惯例，此举应是非法。但是，蒋经国并未干预，默许了此事。这是一个微秒而重要的政治讯号，预示了台湾未来的走向。

随后，1987年，瓜熟蒂落，蒋经国毅然决然，解除党禁、报禁。

人或要问，什么是台湾当局开启封锁多年的政治阀门的钥匙？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是当政者的利益考量。首先，统治集团特别是威权领袖通过评估，已获得大体共识：形势发展到当时，镇压的代价已经比宽容的代价大了。在他们的评估中，倘若一仍其旧，实施镇压，当然好处是可以暂时免除了对自己垄断权力的威胁；但是，回顾历史经验，他们意识到，即使强化镇压，也不能彻底消灭反对运动，并且徒然增加社会与政权的两极对立，丧失统治合法性，受到国际社会愈益严重的孤立。

除了国内外“合法性”“认受性”危机以外，另外一项正面的诱导性因素，就是国民党评估了从过去仅有县市长选举而走向开放全面选举的利弊。他们体认到，开放选举，具有整合中央与地方菁英的功能。由于国民党与台湾并无渊源关系，能获得社会支持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选举系统，以创造其统治是得到地方菁英支持的正当性。而对地方菁英而言，由于国民党掌控了大部分社会与经济资源，除加入国民党并与之合作外，无法得到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简言之，选举能使当局收编地方菁英，地方菁英也因进入体系而得益，所以，国民党在一时还能保持资源优势，不会影响自身执政地位。对选举的这一整合功能的正面评估，构成当时开放更高层次选举的诱导力量。

基本的诱因在于，当政者评估：镇压的代价已经比宽容的代价大了。这就是转型的临界点。

回观中国大陆，我们体认到，重要的不是反复要求主政者道德发现、良知觉醒，而是创造和积累客观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军事的——条件，使权力当局认识到镇压的代价已经大于宽容的代价。如果积累并达成了该种历史条件，则政治转型的临界点将顿时呈现于政治流程中。这种积累各类诱导性因素，促成转型的过程，也就是笔者所谓的“诱导式”的制度变迁。

人们无法诉诸独裁者的良知觉醒，但可以诉诸他们的利益盘算，诉诸客观的利益诱因。

这些利益诱因当然包括政治家的权力、（历史）地位、名声、威望、本党执政权力等等；增进公共（国家）利益也是一个可能因素，但不是政治家考虑的首要因素或权重因素，其实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很多学说都明确地指出了这点。正如布坎南（Buchanan, J.M.）所说：“必须把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看作是用他们的权力最大限度地追求他们自己利益的人。”（注1）

二、诱导性制度变迁

事实上，除暴力革命外，各国在制度演化史上，都有其不同的利益诱导方式。传统上，英美普通法系统国家，除了国会立法之外，其日常制度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诱导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导致的。在那里，当各利益主体在各方都有利可图时（所谓双赢或多赢格局），通过司法案例的确立就可以形成新的制度安排。美国的案例法特别容易导致大量的诱导性制度变迁出现，所以制度时时创新已经成为美国常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了。

中国的诱导性制度变迁当然与美国非常不同，原因在于中国需要改变的是基本架构，而不是如美国变的是具体法规制度。就这点而言，中国目前面临的任务与1986-87年蒋经国先生有类似之处。然而，即使如此，在当今中国利益集团分化日益明显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在国际社会日益渗入中国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国进入WTO这个巨型的“制度磨合器”的态势下，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际标准驱迫下，事实上，在经济领域中，中共过去一系列不合国际规范的所谓“中国国情式”的制度正在进入历史性的“转型磨合期”。这一制度变迁，正在日积月累，用共产党的哲学语言，“从量变到质变”，从而促成更深入的制度转型。

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20多年来在中国是明显的，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正在加速运行。

外部诱因

制度变迁，就外部诱因而言，WTO 的规章、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尚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等巨大的外部压力，都是国际社会诱导催化中国经济领域的制度性变迁的强大力量。

如，中国加入WTO之后，出现了崭新的情势。一些过去不准中国人染指而实行国家垄断的行业禁区，象银行、保险、网络公司、大学等行业，按照入世协议，其中部分已经或即将对外国人开放，对外国资本开放。这样，就势必造成某种“反向国民待遇（reversed national treatment）”，即： 外国人到中国来可以享有中国的“国民待遇”，但中国国民自己在国内反而不能享有“国民待遇”。在2002年，有一个典型案例，上海有位民营企业要办银行，提出申请，银行管理部门拒不批准。于是被这个民营企业告上了法庭：问为什么你让外国人来办银行，却不让我们办银行？并且提出：国家有政策，凡是对外国人开放的领域都要对民营企业开放，你为什么还不开放？他实际上是在诉诸法律，起诉中国官方“歧视本国公民”。这一官司虽然无疾而终，但对这种“反向歧视”的批评与抗议一直不绝于耳。最近，人们注意到某种“滞后效应”的出现：当局近来已经对民间集资、私人集资（实质是走向中国的民营银行）持某种开放态度，即是说，近年来北京当局对过去设立的针对中国人的“行业禁区”，正在静悄悄的松开了一些缝隙，有了一定的制度性松绑。这实质上正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诱导性制度变迁。

过去学界有关共产世界变迁的国际影响因素（主要是挑战、依赖和示范三类影响）的论述，常用前苏联、东欧与中国作对比，前苏联时受到美国（特别是星球大战计划的）的强有力挑战，而东欧则是因政治军事上依赖苏联，苏联（戈巴乔夫新政后，表明不干预东欧国家自主意志）一撒手，东欧迅变。而东欧在经济上已依赖西方极深，故合乎逻辑转向西方）。而中共，从建政渊源上就比东欧独立，以后依赖国际社会的程度也相当弱，民族主义却很强，故难于被挑战、依赖和示范三类因素所影响。(注2)

然而自中国滑入市场经济轨道，特别是加入WTO后，它与国际社会的关联度依赖度之深与过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过去学界有关中共独立于国际影响之外的论述已大部失效，人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幅中国与世界紧密互动的崭新的图景。北京的某些行为方式，若离开国际因素已经很难获得正确解读了。

今天，人们很容易观察到，通过WTO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和重要国家的压力、影响和诱导，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无日无之，随时都可见到新的法规出台，中国经济正在纳入世界体系中；同时，“中国特色”又企图影响世界体系（注3），呈现出一种精彩而强劲的双向互动。此类论述繁多，兹不赘述。

内部诱因

制度变迁，就内部诱因而言，利益集团的博弈是诱导性制度变迁的主要内部动力。人们已经注意到，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利益集团的出现及相互博弈。利益集团的形成是趋向市场经济时利益分化的必然结果——在利益分化的基础上，不同的利益主体在逐渐发育起来，而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利益主体逐步整合成为利益集团。在经济领域，大的利益集团诸如：非国有企业家群体（外资、合资、民营）、国营企业、中央官僚集团、地方官僚集团（与相关企业家的共生关系）等等。

从大的格局看，目前中国上层利益集团的分殊莫过于地方官僚集团与中央官僚集团的对峙、博弈、妥协和平衡了。

已经有很多事件，显示出广东、上海等等各地方利益集团与中央正在进行的博弈游戏。最近发生的一桩典型是广东横琴的案例，该案相当公开地显示了广东与现中央明显的对抗性博弈。2005年8月，粤港澳三地近百名企业家代表赴横琴岛考察；9中旬，中国总理温家宝视察了横琴，他强调横琴是“宝地”，并要求地方诸侯要“谋后而动”、“不可乱动”，不要著急开发招商的具体工作；但据报珠海却在同年10月份在三藩市跟美国一家赌业集团签约，欲在横琴分六期发展一个“拉斯维加斯模式”的渡假村。并且，似乎地方有意联合各诸侯的力量形成一股对中央的压力。（注4）

另一案例是不久前的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利益博弈也激烈展开。从阵营来看，大体是中央管财的部门、内资企业和部分专家学者为一方，而另一方则是中央管商的部门、外资企业以及一些地方政府。2005年1月12日，财政部长金人庆公开表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已经迫在眉睫，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拖了。”但也几乎就在同时，2005年1月5日，一份名为《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若干看法》的报告出台。报告提出，希望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能够就现有的优惠政策给予外商投资企业5～10年的过渡期，并且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给出一个“合理的、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所得税率。这份报告后来被称之为外资企业的“联合上书”。更有人说，这是外资企业联手要挟北京。2005年3月的北京“两会”期间，“两税合一”的议案没能付诸表决。这意味着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努力再次遭到挫败。《华尔街日报》对此报道说:“这使外资企业暂时赢得了一场胜利。”这表明该博弈的结果是，中资企业比外资企业略逊一筹。（注5）

这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保障利益博弈相对公正地进行？如何解决利益博弈过程中的冲突？如何在利益博弈中浮现出新的制度安排？

中国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由于缺乏基本的政治架构的相应变化——缺乏司法独立，没有自由舆论，没有反对党监督，没有自由选举，中央与地方的权益缺乏宪政架构上的明确划分——因而经济制度的转型时有畸形，利弊参半。

如，房地产商是中国的一个发育程度最高的利益主体。过去十几年间，房地产业积聚了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由此形成的房地产集团以自觉的意识甚至集体的力量影响公共政策和社会风向的努力也是最早的。在上述中国的制度背景下，房地产利益集团最有效的办法是与地方行政权力结盟。近些年来在政绩、财政压力以及其他种种因素促发下导致的地方政府对于“经营城市”“出售土地”的兴趣，则为房地产与地方政府的结盟提供了可能。地方政府官员在土地征用、地皮出让、工程项目中的腐败行为，更成为这种联盟关系的粘合剂。中共中央对房地产的调控与地方政府反调控的博弈，是2005 年涉及利益面最广、博弈技巧最纯熟、悬念最多、结局也最扑朔迷离的一场博弈。政府对房地产的关注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由房地产开发商和部分地方政府进行的反调控。一年时间过去，究竟鹿死谁手？目前的胶着状态显然还不能提供确切的答案（注5）。而最近几年，煤炭、电信、石油、电力和汽车等垄断或强势的产业集团，都在开始利益集团化，并开始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明显的影响。在当前政治架构内，人们注意到，这些方面利益集团的联盟和博弈结果对多数中国人而言是负面的。

鉴于过去的一些具体法规不合理，又鉴于中国不像西方社会，社会尚无法以组织压力集团的方式来影响政策导致制度改正。因此，在这种历史阶段，中国的有些要求制度变迁的压力是由突发事件引起的，如，孙志刚事件（成功）、萨斯事件（产生部分效果）、太石村事件（尚未成功）都是显例。无庸讳言，因孙志刚事件导致的收容法的取消；私人集资（因孙大午案等）的逐步松绑；如，在各有关利益集团的压力和游说的诱导下，取消农业税；另外，正在逐步进行过程中的取消户籍制度，….等等都可以视为正面的制度变迁。

从经济导向政治

实际上，观察家都注意到了，在中国的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以及突发事件引起的制度变迁中，掺进了新旧中央的派别政治，出现了两种对峙，两套博弈：1）中央vs. 地方， 2）新中央（团派） vs. 老中央（上海帮）。这两套博弈互相纠缠互相牵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使得游戏更为复杂，并且难于水落石出，并使任何一派都难于获得压倒性胜利。这是否意味着中共体系内的派别制衡开始出现，尚有待观察，但其重要性是无疑的。在强人已经消逝的中共体系内，党内派别的公开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派别力量目前的隐性制衡如何逐步稳定，在客观国内外力量的诱导驱迫下，如何走向公开化的制度性的制衡结构，这是观察中国政治变迁走向的一个重要基点。

中央与地方的平衡和博弈，将在很大程度上勾画出中共体系的政治地图，类似民国初年的“政令难出北京”的局面将不可抗拒地、缓缓地出现。现在已经浮现出了某些端倪。

此外，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必然地，博弈各方都会选择自己与其他利益集团的结盟关系。一旦博弈过程趋向剧烈，博弈双方（多方），会不得不打出吸引人的政治诉求，诉诸社会中下层，发动社会力量起来参与博弈，打击、削弱对方。鉴于现代中共领导者早已丧失其意识形态信念，没有内在信仰，因此只要能在博弈中获胜，他们可以不择任何手段，甚至不惜超越其党内斗争的游戏规则，他们提出的政治诉求是实用性的工具性的，只是为吸引支持者（注6）。

但是，他一旦亮出了诉诸某些民间利益群体的政治旗帜，就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地，他也被这一旗帜（符号）收编了。因此这种结盟将影响该政治利益集团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上述诱导性的制度变迁就已经不可抗拒的进入了政治领域。从而在历史过程中逐步诱导出类似（左右翼）政党竞争的格局。

从经济导向政治，上述历程是预示了历史与现实中演变的基本路径。不难观察到，中国当代制度变迁的瓶颈在政治领域。不突破这一瓶颈，其他领域的改革往往遭致严重扭曲。有鉴于此，本文集中关注的也是政治与社会领域的诱导性制度变迁。

民间社会与权力当局

从更大的利益区隔来看，民间社会与政府当局之间的对峙与博弈，在当前的中国大陆与两蒋时代的台湾之间，仍是可资比较的。然而，对中国最为基本的架构的政治转型，各界的期待都相当悲观。不少论者认为，目前中共的政治、外交处境比当年的国民党好得多，并不存在蒋经国解禁前夕那种危如累卵的内外压力与诱因，因此，中南海没有内在动因来推动政治制度转型。

此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短期看来是如此。

不过，从较长时段的潜在形势说，北京的真实内外处境并不比当年国民党强。人们只需看简单的三个实质性的参数：1、一个共产党国家，在柏林墙倒塌共产世界崩溃之后。2、一个集权专制政府，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民主化之后。3、一个因其执政导致七千万国民死亡，至今仍然隐瞒真相，严控国内外信息流通的政权。

有人自然会论及近二十年中国惊人的经济起飞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补偿，但不要忘记，当年台湾同样经济起飞，且是亚洲“四小龙”的佼佼者，人均收入远比今天大陆高，而贫富差距远比今天大陆小。因此，从较长时段和实质性的政治合法性而言，北京与世界现行的主流秩序的不协调性与八十年代中叶的国民党政权的不协调性是有其相似之处的。而当年台湾的威权统治者与当今北京的统治者，也都同样意识到了其制度的不协调性及其必然改变（否则不会大量送子女家属放洋欧美并置产），而作为成功改制的政治家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一“立功、立言、立德”的诱因他们也不会不意识到的。

因此，从台湾民间力量演进的历史经验看中国大陆民间力量与北京的博弈，比较其中的不同点与相似处，应当是饶有意味的。

很明显，二者类似之点首先在于，当局与民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民主化的动力，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源于历史上未曾解决的旧案“情结”：台湾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大陆则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冤案不结，民怨未了。

此外，目前大陆实际上的威权主义统治方式与两蒋时代也颇多类似：如：经济上日益走向市场化、国际化，有大量留学生去西方学习，亦有部分已经归国寻求发展；但当局仍在政治上严控新闻媒体，周期性时松时紧地镇压异议人士，禁止海外异议人士归国。

台湾当年美丽岛事件对反对派的军法与司法审判，使一批辩护律师破土而出。大陆近年为弱势群体、家庭教会和法轮功修炼者们辩护的维权律师们，尽管危险极大，报酬极少，应者寥寥，也堂堂皇皇地站出来了。这些律师在历史性变迁中，发挥了并将要发挥相似的民间的凝聚性和代言人功能（注7）。

当年台湾威权当局在在受到国际社会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谴责与压力，而中国的社会转型由于关系全球格局甚深，现在受到世界的关注更强，国际主流社会及其政治潮流的压力也更大。

然而，二者之间转型动力的不同之处也是不可忽略的。

首先，台湾有特殊的所谓省籍问题，即国民党政权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非本土性，这给反对派增加了相当大的民意资源和正当性；而大陆并不存在这一问题。

其次，当年台湾当局对美国在实质上依赖太大，因而美国的战略动向对它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它在1972年与1986年的两次转型都有极强的被迫寻求生路的成分，而中国大陆由于人口众多，幅员广大，内部的回旋余地较大，因而受外部世界之影响并不及台湾大。

第三，民间与政府之间的对峙与博弈，当年台湾由于地域狭小，并没有掺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相对单纯，阵线分明；而当代大陆，由于地域广大，利益划分层次复杂，民间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相互交织，形成错综复杂的对抗与结盟关系。

第四，鉴于台湾与大陆两者的经济起飞的内在逻辑和条件（初始产权状况、权力介入程度等）很不相同，致使台湾贫富差别较小，而大陆经济成长导致了极大的社会不公，极高的贫富不均（基尼系数已达临界值），弱势阶层的数量之众和被剥夺感之深空前强烈，成为非和谐社会的紧张之源。所谓和谐社会，其基本问题是：是公平游戏规则之下（法治）的竞争所达成的动态和谐还是在封闭压力下（人治）严密等级制的静态和谐？

第五，大陆政权仍存在共产后遗症，这使它对资源的掌控比当年国民党的掌控远为强大。因此，它可以调动权力和资源，分一杯羹给部分企业家和部分知识精英，从而结成所谓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利益集团统治联盟（当然三精英集团在联盟中地位并不平等），使政治权力的疏散和制衡之路更为艰困。

但是，当代大陆北京政权有一个根本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作为世界共产主义政体大败亡潮流中的勉力支撑的孤岛，实质上已成为刺眼的全球残存社会之一。它的实际公共政策和它的意识形态外壳的彻底分裂已经触目惊心，为世界历史所罕见。有鉴于此，其对信息禁锢的严厉，也是触目惊心，罕有匹敌。作为注定消亡的政治生存形态，它除了宪政民主转型，事实上别无出路。而当年国民党政府尚无如此严酷的意识形态非法性。这是北京不及当年台北的最虚弱之处。

信仰之争

就中国的民间社会而言，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与台湾当年单纯的政治反对派颇有不同的是，当代中国大陆的多元抗争力量的崛起，特别是其中信仰类群体的兴起与博弈，是大陆政治变迁过程中的又一不确定变数。

目前在中国民间社会，多元力量也已经开始交相激荡。由于组织政党受到超严镇压，在不经意间，信仰群体在中国底层社会的突然崛起，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人们注意到，在近几年，引起北京当局强烈关注的事件，几乎都与信仰有关。广义的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信众群体的迅速扩展，家庭教会的遍地燎原，他们与梵蒂冈及世界各国教会的精神联系，罗马教皇对历史上殉教的中国信徒“封圣”的事件，在在使这一日益广大的群体成为把中国纳入世界主流秩序的重要引导性力量。法轮功群体在1999年遭受镇压取缔之后的风起云涌，其信众不屈不挠前仆后继长达六年多的练功抗议。藏传佛教在中国内外的影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崇高的世界性声望。由于不满北京压制宗教自由，西藏第三号精神领袖，十七世噶玛巴活佛从西藏出逃到印度会见达赖喇嘛……。如此等等。北京绞尽脑汁的精密运作，最近发现自己挑起的这一“圣战”已超出了他们过去的经验范围了。北京动用政权力量强力镇压信仰者，但犹如用拳头打在棉花上，不起作用。信者软硬不吃。在中国国内，民间的“政法系”开始崛起，维权律师前赴后继，律师背靠宪法，以专业的法学知识和才能为凭借，维护信仰者的宪法权利。逐渐形成某种民间制衡力量（注7）。而当局人为地制造千千万万的“敌人”，把非政治力量变成政治对手，把宗教或准宗教问题化为世俗权力的争夺问题，把“良民”推到了政权的对面并责为“刁民”，“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亲手制造了系列冤狱，收获了遍野抗议，“按下葫芦起了瓢”。 其捉襟见肘之态，已引起国际舆论大哗。

信仰之争，或意识形态之争，比较起利益之争来，更不容易妥协。因为利益是个多少的问题，尚可讨价还价；而信仰，则是有无的问题，容易弄成零-和游戏。历史经验表明，信仰之争，只有在反复的惨痛教训中，在谁也吃不掉谁的旷日持久疲惫不堪的战争或争斗中，方有可能获得历史智慧。最后达成“我活你也活”的和平共存的共识，以及政教分离的智慧。

一系列信仰和准信仰的团体的坚韧作为及其影响的国际性扩展，将使北京当局愈益清楚体认到，过去的那种认为用暴力就能摧毁人们信仰的政策，现已证明是通向失败的“滑铁卢之路”。事实上，暴力只能制造“殉道者”，而“殉道者”正是信仰的催化剂和传播机。北京将会看出，使用赤裸裸的政治力量强行干预宗教，最终只会使自己在国际社会成为孤家寡人。历史表明，在社会大变迁时代，宗教或准宗教力量从来都是变动中的稳定的平衡的因素，对政治竞争中的有关各方都具有正面的价值。因此，吸取现代文明国家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真正走上“信仰自由，宗教宽容，文化多元”之道，真正走上“政教分离”之道，才能消解中国社会里的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圣战”，摆脱宗教问题与权力问题的纠缠不清。

可以预期，经过一段政策实施的尝试及其教训，对于强力镇压和宽容共存两种方式所付出的代价的反复比较、权衡和评估，将诱导北京走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承认既成事实（认可宗教和准宗教团体事实存在）的政策，最后再从该政策走向制度化的宗教自由。

三、结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大陆政治转型的诱导性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它与1986年左右的台湾以及1989-1991年转型前夕的苏联东欧有其相异和相似的成分。蒋经国当年在痛苦思考解严问题时，曾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这是所有欠缺统治合法性的当权者的肺腑之言。时间，在政治过程中是第一等重要的。看来，当年蒋经国先生对时间的政治判断和政治直觉是准确的。事实上，台湾近年来多次问券调查，询问1949年之后台湾的四位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在台湾人心中的历史地位，每次都是蒋经国领先，而且领先很多（注8）。因此，盖棺论定，蒋经国当年的解严决策，无论于公于私，都是正确的。那是一个双赢的政治决断。

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之路虽然还长，但客观而论，很多诱导性的因素不仅是成熟，而且如李慎之先生所言，已经“烂熟”了。问题是，这些烂熟的诱因，零星散落在不同的时间轴线上，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内外压力与诱导力，不足以使主政者产生“非变不可”的政治判断。因此，如何经由年复一年的顽强韧性的博弈竞争，积累资源，积累民间的筹码与力量，积累种种客观条件和诱因，并使之聚合在某一短暂时间段上，增加掌权者威权统治的成本，空出妥协的“双赢”空间——简言之，创造出那个“时间”：当局判断“镇压成本高于妥协成本”那一临界点。那一“时间”，虽然很可能起于一桩偶然事件，但放眼其背景，万紫千红的“诱导性色素”，已经充斥整个画面，一幅制度变迁的中国式“诺曼底登陆”的波澜壮阔的全景，已经呼之欲出了。只有在那时，我们才会知道，过去我们添加的每一笔颜料，都不是历史上的无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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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Buchanan, J.M.，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

注2：Seweryn Biale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ORCES IN THE FORMATION OF GORBACHEV’S REFORMS, in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Lapidus, eds., 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Boulder, Colo.; Westview,1991) p.35

W.W. Rostow,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TECHNOLOGICAL TIME WARP, in Daniel Chirot ed., THE CRISIS OF LENIN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p. 62

参见Jialin Zhang, “ CHINA’S RESPONSE TO THE DOWN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Essays in public polic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注3：参见 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著， 丁柯译， 2005.《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California, USA, 博大出版社Broad Press Inc.

注4：地方跟中央的博弈，近日更有趋向白热化的迹象。珠海市委书记邓维龙近日接受《香港商报》采访时表示，《关于开发泛珠三角横琴经济合作区的项目建议书》已征求‘9＋2’泛珠三角各省区的意见，似乎地方有意联合各诸侯的力量形成一股对中央的压力。
对温家宝“谋后而动”、“不可乱动”的指示，地方似是听而不闻，甚至接近“公然反抗”的地步。《香港商报》1月11日引述邓维龙指出，现时有一批项目正在引进，目前洽谈进展顺利。据报道，待横琴岛的统一规划出台后，项目引进工作会更加明晰。
（方德豪，“横琴发展定位：中央地方博弈不断”。 《亚洲时报》在线中文，2006/01/13）

注5：孙立平，“中国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人民网》2005年6月27日。

注6： Andrew J. Nathan, CHINA’S CRISIS: DILIMMAS OF REFORM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注7：陈奎德，“中国维权律师与美丽岛案”, 《观察》双月刊，2006年1月5日，华盛顿，美国

注8：……15年来岛内媒体对历任总统的民调，他(蒋经国) 总是独占鳌头。蒋经国逝世15周年之际，民意调查显示，对于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的历任领导人，有45%的民众认为蒋经国对台湾民主发展贡献最大（其余是李登辉24%，陈水扁8%，蒋介石5%）；61%的民众认为经国先生对台湾经济贡献最大；50%的民众觉得蒋经国“执政”时代的社会风气最好。
——《华夏经纬网》，02/09/2003， www.huax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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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戴國煇，1999，台灣史探微：現實與史實的相互往還。台北：南天

Brzezinski, Zbigniew, 1989.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Brzezinski, Zbigniew, 1989/90. POST COMMUNIST 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68(5): 1-10

Binder, Leonard, Lucian W. Pye, James S. Coleman, Sidney Verba, Joseph La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 eds. 1971.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吴国光与王兆军，1994，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解析十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台北：世界书局

刘晓波，2005，《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华盛顿，劳改基金会出版社

秦晖，1999，《问题与主义》。长春，长春出版社

孙立平，“中国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人民网》2005年6月27日

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著， 丁柯译， 2005.《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California, USA, 博大出版社Broad Press Inc.

Francis Fucuyama, 1999,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New York, Touchstone

──《观察》首发

英国著名的《卫报》近日从全世界电影中精挑细选出50部最适合家庭观看的影片,推荐给全球各国的老少观众———

　　1.《绿野仙踪》(1939):正如片头所说:“这部电影不仅仅是给儿童看的,也是给那些心境永葆年轻的人们看的。”

　　2.《风云人物》(1946):在下凡天使的指引下,面临中年危机的主人公认识到自己生命的意义。

　　3.《小鹿斑比》(1942):讲述一头小鹿的成长故事,强调爱与温馨。

　　4.《ET外星人》(1982):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经典早期作品,讲述几个孩子救助一个陷于危境的外星人的感人故事。

　　5.《玩具总动员》(1995):首部完全由电脑制作的动画片,片中一个牛仔玩偶由于一个新来乍到的时髦玩具而失宠。

　　6.《千与千寻》(2001):10岁少女千寻因好奇闯入一条神秘隧道,在隧道另一端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镇子。

　　7.《相逢圣路易》(1944):这部耗资不菲的音乐片展示了圣路易的一些中产阶级人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起起落落。

　　8.《森林王子》(1967):电影史上最精彩的喜剧片之一,叙述了一名从小被狼群养大的孩子必须回到人类村落以避开老虎威胁的故事。

　　9.《星球大战》(1977):一个气势非凡、被巧妙地安排在外太空的老套冒险故事。

　　10.《热情似火》(1959):男扮女装的巧妙设计,是颠覆传统性别观念的先驱影片。

　　11.《超人总动员》(2003):另类超人形象,剧本精妙、人物生动、风格鲜明,具有感人的力量。

　　12.《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1937):电影史上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

　　13.《指环王三部曲》(2001-2003):充满魔幻色彩的鸿篇巨制,主题包括:勇气、尊严、责任、友情、荣耀、英雄、战胜自我、邪不压正和惩恶扬善。

　　14.《夺宝奇兵》(1981):通过该片,世人第一次发现斯皮尔伯格在电影方面无可限量的前途。

　　15.《怪物史莱克》(2001):颠覆传统的幽默,王子与公主的另类童话。

　　16.《时光大盗》(1981):一部想象力丰富的科幻片,片中一个小男孩与六个小矮人展开跨越时空的夺宝大冒险。

　　17.《飞天万能车》(1968):讲述了一个有些神经质的发明家和他那辆“万能车”的神奇故事。

　　18.《欢乐满人间》(1964):仙女降临凡间帮助两位小朋友重拾欢乐。

　　19.《迷离世界》(1950):任性的酒鬼整日出入酒吧,一只看不见的兔子常伴其左右,幻想与现实之间仅一线之隔。

　　20.《杀死一只知更鸟》(1962):一位不顾个人安危、为黑人伸张正义的律师对孩子说:“不要去杀死知更鸟,因为它们只为人类歌唱,从来不做危害人类的事情。”

　　21.《沙漠之子》(1933):两个男主人公摆脱各自泼妇一样的老婆,参加狂欢活动。这一情节后来成为上千部电视片争相效仿的对象。

　　22.《老妇杀手》(1955):这部英国片以其故事结构紧凑、整体层次分明而著称。

　　23.《雾都孤儿》(1968):“先生,能再添一点吗?”这句最苦情的台词曾将奥斯卡评委感动得一塌糊涂。

　　24.《加勒比海盗》(2003):轻松欢快的动作片,令人目不暇接的视觉效果生动地展现了英雄与海盗之间激烈战斗的场面。

　　25.《海底总动员》(2003):制作精美、故事感人的电脑动画片,故事充满悬念、历险、亲情和友谊等元素。

　　26.《101忠狗》(1960):本片从狗的角度来叙事,呈现出与其他卡通片不一样的趣味性。

　　27.《红气球》(1956):一个红气球与一个巴黎儿童结下了友谊,与他形影不离,不料被一个顽童用弹弓打破。

　　28.《凯斯》(1969):内心孤独的街童比利无意中发现了寄居在荒郊古墙上的一只鹰。经过比利的悉心调教,这只名叫“凯斯”的鹰有了灵性。

　　29.《钢铁巨人》(1999):一个小男孩向一个来自外太空、被高压电缆缠住无法脱身的机器巨人伸出援手。

　　30.《侏罗纪公园》(1993):将科幻与惊险元素集于一身,引发人们对远古时代和恐龙的无限好奇。

　　31.《酷狗宝贝》(2005):讲述了华莱士和忠心耿耿的小狗的一次奇遇。

　　32.《突破》(1979):平凡的年轻人通过不懈努力最终获得成功。影片把普通生活与运动冠军巧妙结合起来。

　　33.《寻子遇仙记》(1921):在一些默片考验如今年轻观众的耐心时,这却是一部能够打动所有人心的默片。

　　34.《猎人的夜晚》(1955):这个榜单上最受争议的影片。所有人都认可这部影片的长处,一些人则认为把这部恐怖影片列为家庭片是不合适的。

　　35.《猪宝贝》(1995):一只叫“宝贝”的小猪立志做一只“牧羊猪”,帮助主人牧羊。

　　36.《音乐之声》(1965):善良美丽、不受繁文缛节约束的玛丽亚、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以及反抗纳粹统治、追求自由的精神打动了全世界的人们。

　　37.《仁心与冠冕》(1949):这部英国喜剧片无疑是亡命公路电影的经典之作,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38.《天下儿女心》(1970):用孩子的视角来看待成年人的烦恼与痛苦。

　　39.《伴我同行》(1986):四个一心想成为英雄的少年离开城镇去寻找一具尸体。他们的家庭各有问题,因此在彼此身上寻到安全感和肯定。

　　40.《微风轻哨》(1961):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西部一个十分信仰宗教的小镇,闭塞守旧的上一代与叛逆不羁的年轻人冲突不断。

　　41.《亚当斯一家》(1991):影片虽光怪陆离却温馨甜蜜,讲述了亚当斯一家异于常人的价值观。

　　42.《圣诞夜惊魂》(1993):这部木偶动画片讲述了一个带有恐怖片色彩的“童话”故事。

　　43.《玉女神驹》(1944):伊丽莎白·泰勒年仅12岁时主演的成名作,讲述了一个温馨感人的伦理故事。

　　44.《粉红豹》(1963):情节丰富、人物性格鲜明,堪称一部既紧张又热闹的喜剧。

　　45.《灵犬莱西》(1943):将动物对人类的忠诚首次推上银幕。

　　46.《白气球》(1995):出自伊朗电影制作人贾法尔和阿巴斯之手。一件生活中的小事件,在编导的妙笔生花下发展成一段大城市的小插曲。

　　47.《剪刀手爱德华》(1990):影片讲述了一个具备人类一切肉体和精神功能,有着一双灵巧异常的剪刀手和温和性格的人造人爱德华的故事。

　　48.《特工小子》(2001):两个机灵的孩子勇敢地走遍世界,克服重重险阻去营救特工父母和拯救世界。

　　49.《哦,波特先生》(1937):一部令人笑中带泪的英国喜剧片。

　　50.《摇滚学校》(2003):一群10岁左右的孩子玩劲爆愤怒的摇滚乐会是什么感觉?这部妙趣横生的摇滚喜剧告诉你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