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走美国佐治亚州的78号公路。路边，一个小镇的牌子让我们很留意。小镇的名字叫“门罗”，那是一个著名美国总统的名字：“Monroe”。这个小镇是在19世纪20年代、门罗总统的时代建制的。所以，小镇随着当任总统的名字，叫了门罗。
带我们来到小镇的，是一个60年前的谋杀案。1946年7月25日，在门罗镇附近、一个叫做摩尔滩（Moore＇s Ford）的河滩边，一群白人三K党暴徒，私刑谋杀了四个黑人。
2005年4月2日，是个星期六。前一天从广播中听到，今天上午，门罗的黑人教堂有个“摩尔滩事件”的纪念集会，随后游行去摩尔滩，在那里有一个追思仪式。
网上有个“摩尔滩纪念协会”的网站。作为专题网站，它对事件本身的介绍实在太简要，一共十来句话，没有任何细节。
在车上，我们聊着说，也难怪，60年前的事情了，细节自然都消失了。
网站上没有死难者照片，却有一个白人小孩。照片的注解是，他是目睹惨案发生的证人。小孩给我留下很深印像，因为这孩子笑得很甜，目光单纯。他的名字很好记：克林顿·亚当斯。
“我父亲作了口述记录，你提到的这些细节，里面都有”
阳光下的门罗非常温馨。土里土气的小店铺一家接一家，密密地排在一起，还是传统的形式。看来，小镇还没有被现代化的连锁商场击溃，200年的文化积淀还在那里。
可是，没过多久，在那个黑人教堂的集会上，我们才知道，很多年来，小镇曾经在轻松外表下，藏着很深的凶险。
在集会上主讲的，是个黑人州议员。他戴着眼镜，演讲很能够吸引听众。我注意到，很特别的是，他的胸前戴了一枚马丁·路德·金的像章。上世纪60年代，他还是个年轻的民权运动者。有一次，他到门罗来活动，当地接待他的一个黑人对他说，以后你要来这个小镇，先给我们来一个电话，我们多去些人，去半路接你。接着告诉他，20年前，这里有过一个“摩尔滩事件”。那个黑人对他说，我们不希望你也成为这样的牺牲品。
这是那个州议员第一次听到这个案子，虽然事隔20年，他站在门罗的土地上，还是很受惊。因为在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在一些三K党活动猖獗的地区，他这样的活动者，处境可能突然变得很危险。
他还介绍说，直到1981年，门罗的黑人争取民权的游行，还有过和一些三K党成员对峙的情况，场面非常紧张。他指指坐在我们旁边一个叫做保伯的黑人说，当时，保伯被三K党绑架了六小时，我们都以为他已经被杀掉了。
这基本上是一个黑人的聚会。也来了不少白人，其中将近一半是记者。州议员谈到，他们一直在收集证据，他说，我们还缺少许多细节，接着，他举了一些例子。就在这时，坐在我们后面两排的一个白人妇女举起手来说，我父亲作了口述记录，回忆他目击的“摩尔滩事件”。你提到的这些细节，里面都有。
州议员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她回答说，“克林顿·亚当斯。”
“那个小孩！”我忍不住轻轻叫出声来。就是那个小孩，那个甜甜的、目光单纯的白人孩子。
那妇女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亚当斯的大女儿，叫辛迪。她住在佛罗里达，晚上开了一夜的车，就是为了赶来支持这个集会，也为了看看“摩尔滩”。她指着身边的一个老年妇女说，这是我父亲的姐姐。
在游行中，我们一直和辛迪走在一起，好奇地问东问西。
“现在我要求你，忘记自己看到了什么，永远也不要讲出来”
我们被亚当斯的故事深深打动，他的门罗故事，把我们带往美国南方更深的底层。
克林顿·亚当斯生长在一个穷苦的白人家庭。1946年，他整整10岁。
亚当斯家这样的南方白人民众，和黑人一起干活，和黑人做邻居。他们之间有着很深的感情和友谊。1946年，是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黑人乔治参军服役了五年，刚刚荣誉退役。亚当斯一向喜欢乔治，把他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在乔治退役回家的路上，是亚当斯伴他一起回家的。乔治在路上好欢喜，告诉亚当斯，他能为国家效忠，感到很骄傲。
亚当斯的父亲一年到头辛勤劳作，永远也挣不够养家的钱。在亚当斯周围，穷人比比皆是。亚当斯的好朋友艾默生，也是家徒四壁。艾默生的父亲脾气暴躁，一发脾气就把他打个半死。他们这样10岁的孩子，都得干活，只能抽空上学。结果，断断续续，连认字都没有学会。
1946年2月的一个晚上，亚当斯的父亲对生活完全厌倦和绝望，上吊自杀。第二天早上，听到绝望的尖叫声，第一个跑来帮忙的，就是黑人邻居乔治·多尔西。在这段日子里，乔治给了他们很多帮助，一家人才渐渐渡过难关。此后，亚当斯和姐姐，都必须挑起生活的重担，“像骡子一样地干活”。
1946年7月25日，亚当斯和艾默生，准备一起去摩尔滩放牛。
前几天，附近出了件事。黑人罗杰听说一个白人农夫和他的妻子有染，两人大吵起来，罗杰在盛怒中用口袋里的小刀刺伤了对方，被警察抓走，在监狱里候审。就在亚当斯、艾默生向河边走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在城里，庄园主哈里逊，借口地里要人干活，付了600美元，为罗杰办了取保候审。罗杰是乔治的妹夫。哈里逊去监狱前，特地叫上了乔治夫妇俩和乔治的妹妹，要他们一起去。
两个孩子亚当斯和艾默生牵着牛，终于来到摩尔滩。这是阿巴拉契河的河滩，今天还是个不见人烟的地方。可以想见，60年前这里是多么荒僻。
将近黄昏，孩子们要回家了。就在这时，他们听见有车子开来，车上发出几乎不像是人声的惨叫。两个孩子吓得本能地趴在草丛中，让高高的草丛盖住自己。亚当斯看到的情景，令他伤心欲绝。一群三K党，大约有十几个人，绑架了他的黑人好朋友乔治·多尔西。旁边，还有他的妻子梅、妹妹朵洛希和妹夫罗杰。这些三K党大多是门罗人，亚当斯都认识。他眼睁睁看着四个黑人被捆绑着殴打，最后，一个三K党拔出手枪，开枪击倒了他们。然后，这些人一哄而上，用手枪和长枪，向四个受害者射出了几百发子弹，凶手中间也有哈里逊。后来验尸，仅其中一个受害者身上，就有68个弹孔。令亚当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凶手们的车子旁边，还停着一辆警察的巡道车。
在凶手终于离开之后，他们爬出草丛，战战兢兢地走到现场。亚当斯已经认不出他的好朋友了。鲜血还在汩汩地流淌，他们的脸都已经被打碎。两个孩子又惊又吓，跌跌撞撞地回家。
半道上，亚当斯取了自己的马。在他独自回家的路上，他遇到其中一个凶手。那人把自己的拖拉机拦在通往摩尔滩的小路上，阻挡万一过来的车辆。此刻，他是去取回自己的拖拉机。亚当斯和他打了照面。10岁的孩子根本无法掩饰自己一脸的惊恐，而是像见了魔鬼一样，疯了似的，骑马回家找妈妈。
四个死难的黑人，乔治·多尔西（George Dorsey）28岁，妻子梅（（Mae）24岁，妹妹朵洛希（Dorothy）20岁，妹夫罗杰·麦尔肯（Roger Malcom）24岁，朵洛希是孕妇，正怀着七个月的孩子。
这个佐治亚小镇的案件立即震动了全国。杜鲁门总统震怒，他立即下令联邦调查局彻查。
杜鲁门从当上参议员开始，就表现出对黑人民权的极大关注。他坚决主张和支持“反私刑立法”，反对种族主义。就在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后，杜鲁门总统建立了民权委员会，调查全国民权状况、尤其是黑人状况。这个委员会后来提交了著名的“1947年民权报告”。也就在“摩尔滩事件”发生的23天前，国会刚刚通过了反种族歧视的“1946年民权法”。
可以说，这是后来上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的最初起点。可是，正因为是起点，在几个极端南方州，捍卫黑人民权的环境还远没有成熟。美国的州是自治的，联邦管不着。
三K党的兴起，是因为南北战争后，南方民众对北方入侵不满。可是，在三K党走向恐怖暴力之后，南方的白人民众也开始反感，他们大多有种族偏见，却并不赞成恐怖活动。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三K党。可是，恐怖活动的特点就是：人数很少的恐怖组织，也足以威慑一个地区。
经过大规模调查，案子进入了起诉前的大陪审团。有个黑人孩子在大陪审团作证说，事发那天，他听见一些人在准备私刑用的绳子，还又说又笑。虽然他只是间接证人。事后，他还是被三K党绑架，打得只剩一口气。稍微恢复过来，他立即逃往亚特兰大，从此隐姓埋名。
当时参与调查的，还有佐治亚州的州调查局。当时的南方地方官员，和联邦官员很不一样。亚当斯家就在案发地附近，事后不久，一个州调查局的人就和当地警察霍华德，一起来到亚当斯家，问他妈妈有没有听到什么。亚当斯按捺不住，从一边冲过来说，“我知道是谁干的！”接着，他一五一十叙述了经过。
警察霍华德是亚当斯一家的熟人。年初，亚当斯的父亲自尽以后，乔治奔跑去镇上给警察局打电话，就是霍华德来处理的，小男孩感觉他很亲近。这时，霍华德默不作声。待亚当斯讲完，他在一边招招手，“孩子，你过来。”
霍华德说的话，亚当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把手放在亚当斯的肩上，对他说，“让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能够做的，只是把你看见的那几个人抓起来，可是我不可能把所有这伙人都关进监狱。我不能抓的那些人，可能回过来杀了你、杀你妈妈和你的兄弟姐妹。你的一家处在危险中，现在我要求你，忘记自己看到了什么，永远也不要讲出来。”
恐怖最终阻挡了所有的证人，很可能，也阻挡了大陪审团。他们也许和亚当斯一样，并非缺少良知和勇气，可是，他们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刑事案件的起诉权，归在州一级。联邦只能参与调查，没有起诉的权力。寻求公正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案子到了大陪审团前，却没有被起诉。整个邻近地区，黑人社区从此留在一片深重的恐怖中。在四个受难者的葬礼上，一些亲友不敢出席，来的人都一言不发，不敢对谋杀事件有任何表示。受难者们被匆匆安葬，渐渐地，没有人再记得，他们的墓地在哪里。
“你在附近这么晃着，总是叫一些人感到紧张。你最好还是离开吧”
1946年7月25日，在暮色中，那个惊恐万状的马背上的10岁孩子，一点没有想到，“摩尔滩事件”，将永远改变他的一生。
如此恐怖的童年经验和强烈刺激，使亚当斯开始经常作恶梦，几十年都无法停止。
不仅如此。不久，一个三K党的庄园主来要他们一家成为他的佃户。“只要你们在我这里，我就保证，你们不会因为这小孩子‘看到的事情’出麻烦”。这是他们家得到的第一个威胁。
一家人从此在那里辛苦地干，拿很少的钱。妈妈劝他一定要忍，为了那个潜在的危险。那些凶手们，他经常都能够在附近碰到。四目相对的时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一个喜欢亚当斯的黑人拖拉机手，教会了他开拖拉机。几年后，亚当斯想，他们应该忘掉他了。他试着离开那家农庄，用他的技术挣更多的钱。可是很快，两个当地警察就来找他，转告说，假如他不回去，那个庄园主说了，“不能保证他们一家的安全。”他只好回去。
整整8年过去了，就在亚当斯刚满18岁的时候，警察霍华德找他，对他意味深长地说，我看你还是参军去吧。就这样，亚当斯参军走了。在外面两年，亚当斯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1956年退役回家，年轻的亚当斯想，10年来，他一直保持了沉默，不管怎么说，那些可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把它忘掉算了。那些三K党也不应该为10年前他看到些什么，再找他的麻烦。可是，他又错了。
刚刚到家，两个警察就又来找他，对他说，你在附近这么晃着，总是叫一些人感到紧张。你最好还是离开吧。
于是，20岁的亚当斯离开了门罗。可是，“摩尔滩事件”却没有离开亚当斯。
从此，亚当斯开始了他逃亡的一生。不论他到哪里，总是不久，就会有三K党身份的警告跟来，威胁着要他离开。
离开门罗的那一年，亚当斯遇见了他后来的妻子玛约丽。玛约丽刚刚离婚，还带着刚满一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就是辛迪。辛迪对我们说，对她来说，父亲就是亚当斯，“他是多么好的爸爸！”辛迪回忆说，小时候，只知道他们永远在搬家。她还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半夜了，妈妈把她推醒。父母匆匆地把能够装上车的东西塞满一车，家里还扔下好多东西，就这么逃一样地离开了。
亚当斯从小是个有责任感的孩子。他对自己发誓，守着秘密。他觉得有责任保护母亲和兄弟姐妹的安全，现在，他更要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辛迪说，妈妈后来告诉她，从一开始她就凭直觉知道，亚当斯有什么“大事”瞒着她。他经常夜半从恶梦中惊醒，惊呼出声。问起来，他总是不肯说。当然，还有他们莫名其妙的频繁搬家。有一次，玛约丽忍不住问，我们难道就不能定居下来吗？亚当斯脱口而出说：“只要他们还是那个样子，我们就定不下来。”玛约丽没有再问。最后，在又一次星夜逃亡之后，亚当斯终于把自己的童年故事告诉了妻子。
连辛迪一起，他们有了六个孩子。可是因为不停地流动，哪怕有了一个好工作，也保不住。他们一直贫穷，穷得有时候只能住在车子里。可是他们有一个和睦的家，孩子们都是好孩子。
也许，别人会想，南方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已经有了本质的改变，三K党已经被民众所唾弃，即使在门罗，三K党也从一个“显文化”，逐渐退出舞台。亚当斯为什么还要逃亡。可是，作为一个当事人，亚当斯看得很清楚。对于三K党来说，大形势越是明朗，他们被起诉、定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对亚当斯的存在就越不放心。亚当斯一家也就越危险。
就这样，几十年来，亚当斯的一家先是在本州的各个城市奔走，希望离门罗、离妈妈的家不要太远，后来，他们不得不离开佐治亚州，开始在各个不同的州，不断搬家，不断逃离。
辛迪说，“我们一家也是摩尔滩事件的受害者。只是，我们受害的方式不同罢了。”
“你们为什么要杀死乔治？他是我看到过的最善良的人！”
在如此艰难的人生中，亚当斯从一个孩子变成年轻人、中年人、接近老年。他不仅在做着噩梦，不仅在三K党的逼迫下逃亡，他也在思考一年年远去，却跟随了他一生的“摩尔滩事件”。
有了自己的妻子、孩子以后，他开始更深体会到乔治的妈妈突然失去两个孩子、家庭被毁灭的悲惨。亚当斯开始有了成年人的思考。他对正义不能伸张、暴徒没有被绳之以法感到愤怒。他还对妻子说，他始终内疚，觉得自己眼睁睁看着乔治被杀，自己只是躲在一边，什么也没有做。他恨自己怎么如此懦弱，没有站出来阻挡暴行，救下他的大朋友。这种悔恨的心情，越来越强烈。
那是一个人的内心惊心动魄的战争。亚当斯既感到恐惧，要承担保护家人的责任，又被自己的良知和正义感所深深折磨。“摩尔滩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除了暴徒们，惨案真正的目击者，只有亚当斯和艾默生。
艾默生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艾默生的死讯传来，亚当斯明白，自己是“摩尔滩事件”惟一的历史见证人了。
亚当斯有一次回门罗看妈妈，路过凶手之一哈里逊的家。哈里逊正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亚当斯突然忍不住，决定走过去。
亚当斯站在哈里逊面前，直直地问道，你们三K党干吗老盯着我？哈里逊冷笑着说，这些年，难道有谁动了你吗？亚当斯回答说，没有，可是，无论我走到哪里，你们总是在盯着威胁我。哈里逊接着说，只要继续闭紧你的嘴，就没人会来动你。
就在这一瞬间，亚当斯决定向凶手质问那个始终令他不解的问题，他知道罗杰是在吵架时刺伤了一个白人。“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杀死乔治？！他是我看到过的最善良的人。我父亲死后，他给了我们家那么多帮助。他是个好人！”
“他在参军前倒是个还不错的黑鬼。可是，当兵回来以后，他以为自己可以和我们一样了。”哈里逊傲慢地回答。
亚当斯扭头就走。他终于证实，乔治死得那么惨，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没有伤害任何人。他被残杀，仅仅因为他的皮肤是黑色的。他觉得，他长久的秘密要冲出胸膛。可是，想到可能给家人带来的危险，他又压下了自己的冲动。
就这样，直到1989年，亚当斯一家搬到佛罗里达。多年的逃亡，使他身心疲惫。他们带大了六个孩子，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亚当斯没有文化，还是干最吃力的体力活儿。可他总是尽养家的责任。
不幸的是，那年11月9日，亚当斯在一场意外的工伤中，失去了一条腿，也失去了劳动能力。失去一条腿，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也是生命的一个转折。亚当斯躺在病床上，伤口慢慢愈合。回想死神擦身而过，他相信，假如当时不是上帝用一双手扶住他的肩膀，他早已经随死神而去了。躺在床上，亚当斯痛定思痛。回顾自己的一生。他终于意识到，虽然自己还不算很老，可是，也许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离开这个世界。他问自己，他还有什么事情必须去做？他还亏欠着什么，令自己这一生深感遗憾？
在养病期间，律师为了争取最大的保险补偿，谈话中问及他的个人历史，追问着一个个问题。他避开“摩尔滩事件”，可是逃亡的一生，就像重新又经历了一遍。那种痛苦、不甘、愤怒、悔恨，对正义的渴望，都强烈地纠合在一起，堵在胸口。突然，他明白了，他几十年来埋藏在心底的见证，不可阻挡地，要站出来，站到阳光下。
亚当斯最终获得了一笔赔偿。这笔钱足够他不工作也能生活得非常好了。这时，他已经暗暗下了一个决心。他告诉吃惊的妻子，说他要买房子。有生以来，亚当斯夫妇第一次拥有了一栋自己的房子。在这自己的小屋里，他把妻子和所有的孩子，召集到一起。亚当斯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们。
在大风中，辛迪金色的长发被吹得飞舞起来。在走向摩尔滩的游行队伍里，她给我们讲父亲的故事。讲到这里，她笑了，说：“我们全家不停搬家的那些岁月，突然来到我面前。尽管爸爸妈妈一直对我们编造各种搬家的理由，这个时候，我看着父亲严肃的脸，仿佛恍然大悟，我对自己说，上帝！爸爸别是个杀了人的逃犯吧！”
接着，辛迪看着远处，站下来，点了一支烟。她的目光变得凝重起来。她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的故事。我为这些黑人难过，我愿意支付任何代价，让正义得到伸张。我为那个10岁的小男孩难过，也为他的一生感到难过。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回想我们家的多年经历，我更感到愤怒，这是什么事！杀人犯安安顿顿，我们家却一直在逃亡。
亚当斯告诉全家，他决定公开他的证词。他要走向公众，他原意接受媒体的采访，他将向联邦调查局和司法机构作证。他不再逃亡，他将站住，回转身来，面对对手。这会给全家人带来什么样的危险，他不知道。他必须事先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他们。他爱他们，可是，他必须站出来，别无选择。
辛迪，和他所有的孩子们，都认真地说，爸爸，我们支持你。玛约丽深知亚当斯几十年来对乔治的内疚，此刻，她只说了一句：我相信，乔治一定会为你今天的选择感到骄傲！
“假如罪恶不予追究，它带来的恐惧永远不会真正消除”
亚当斯走进了联邦调查局。
媒体神通广大，很快就透露了联邦调查局可能重新开始此案调查的消息，并且找亚当斯采访。亚当斯在电视台，公开了他所看到的全部“摩尔滩事件”真相。
死去的哈里逊有一个儿子，正关在监狱里。他马上从监牢里送出话来：只要出狱，就会来找他算账。亚当斯没有退却。
这一天特别冷。我们在冷风中默默行进，来到摩尔滩。河滩上的老桥已经消失，在边上架了一座新桥。站在桥上，辛迪紧紧地拉着她的姑姑。看上去，辛迪有些紧张，她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后来，她下到河滩去。看着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河滩金黄色的茅草中，我们没有跟着下去，这是她一个人去体验父亲当年感受的时候。
在桥头，亚当斯的姐姐指着辛迪下去的方向，对我们说，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她和妈妈一起来过这里，遇难者已经被抬走，地上都是血。她捡起一颗被打下来的牙。妈妈吓得让她赶紧扔了。旁边的树上，全是弹孔。
亚当斯面对全美国，他不仅为惨案本身作证，他还细细地回忆他记忆中的朋友。亚当斯说，这四个受难者不是四个名字，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讲述童年的好朋友乔治。他讲到自己的父亲去世后，乔治怎么天天来帮助他妈妈干重活。有一天，乔治帮他们家劈了一大堆柴火，妈妈一定留他吃饭。乔治端了自己的盘子，就跑到外面，坐在柴火堆上吃。怎么也劝不进来。10岁的亚当斯和妈妈都深感抱歉。
亚当斯说，1946年门罗的黑人们，理所当然就认为，他不应该和白人邻居平起平坐，哪怕他们是那么要好的朋友。可是，出国当兵五年回来的乔治，见过了世界，眼界开阔了。他不自觉地已经和当地的黑人，有那么一点不一样。他已经一眼看透那些三K党的愚蠢和傲慢，他的眼神里一定有了那么一点过去没有的自尊。可是，就是为了那么一点不同的感觉，他就被三K党杀死了。他死后，证人受威胁，正义迟迟得不到伸张。亚当斯告诉大家，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门罗和南方。
亚当斯千方百计，找到并且公布了四个死难者中三个人的照片。乔治的照片大概是从军队的登记中找到的。虽然陈旧的照片已经模模糊糊，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年轻的乔治穿着神气的美军军装，开心地笑着。
亚当斯为自己的黑人朋友寻求正义所作出的努力，感动和激励了门罗附近的人们，他们成立了这个“摩尔滩纪念协会”。在摩尔滩附近的路口，他们建立了历史纪念地的说明标志牌。还为四名受难者建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碑。那是刻着受难者姓名的石碑和一个安魂的十字架。他们找到了其中三名受难者的墓地，其中包括乔治·多尔西的墓地。
1999年的老兵节，美军为乔治举行了隆重的军人安葬仪式，以纪念这位二战老兵。他从战场上回来只有九个月，就被暴徒杀害了。
在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高潮中，发生了一些著名的谋杀案，都是所谓的“仇恨犯罪”。一些黑人和民权工作者在南方遇害。当年，由于类似的原因，一些刑事罪没有能成功起诉。这几年，这些案子在各个州重开调查，甚至一些案子成功地起诉、定罪。虽然，40年过去，这些当年的年轻罪犯，现在都是老人了。可是，在这里，谋杀就是谋杀。杀人是个人行为。任何政治气候的原因，不能成为个人凌虐、谋杀他人的借口。对谋杀罪的起诉，没有时效的限制。
“摩尔滩事件”比这些案子都要早20年，当年，凶手们没有受到法律制裁。证人证据在流失。现在事隔60年，重新起诉就更为困难。仅仅一个人的目击证词是不够的。但是，在民权组织和佐治亚州一些政治家的推动下，在2001年，佐治亚州议会全体通过决议，由州长签署，州调查局对“摩尔滩事件”重新开始调查。
现在，这个案子的状态是开放调查、尚未解决。起诉正在推动之中。当年的暴徒们虽然大多已经死去，但有两名涉嫌者仍然活着。今天的集会和游行，就是推动此案起诉的一个表达：寻求司法公正不是复仇，是为死难者伸张正义。假如罪恶不予追究，它带来的恐惧永远不会真正消除。
辛迪从摩尔滩上来，脸色苍白。我们回到桥上，所有的人，手拉着手，一起站在风中祈祷，为死难者安魂。我们闭上眼睛，微微低下头。
大风拂过，我的眼前，出现了穿着军装的黑人士兵乔治，他一只手搭着军用包，高兴地笑着，往家走去。另一只手里，牵着一个10岁的白人小男孩。一段完全被湮没的历史，那四个受害者，就因为这个孩子生长起来的勇气，从黑暗中，这样走出来了。
他们将留在阳光里，再也不会回到黑暗中。门罗和南方一代代的孩子们，将继承他们以苦难留下的精神遗产，会有一个全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