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可能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理想者和实践者。
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所推崇的实验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试金石”，“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前一句话所奉行的思想竟成为中国共产党一次生死攸关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蒙武器，后
两句话竟和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名言“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高度吻合，这种思想方法上的同一和政治态度的相异，相信所有的人都会为此而惊异、感叹。
正因为如此，为这样的传主作传，《无地自由——胡适传》的作者沈卫威，多少会感到受束缚。明明本书思想评传的味道很浓，但为免去评论带来的不便，还是用传记来称谓。这种差异，即是表明作者的客观描述态度吧。
撇开这种表象，这本经过两度大改的传记，抓住了胡适学术和政治人生的主要特征：文化批判上的激进与对政治时局批评的相对温和、节制，应当说，抓住这个特征是作者的一个贡献，非常有眼力，也比较实事求是。以此统领评述胡适的政治与学术人生，不致把胡适的学术追求与政治理想追求混为一谈。
胡适在中国思想界的学术声誉，包括海峡两岸的认同，都建筑在他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与新文化运动的催生上。沈卫威从胡适在美国的实践，中西思想的碰撞，国内政治的现实诸方面，给了胡适与五四运动关系的再评价。
在那个文化转型的时代，需要的是对腐朽的封建文化激烈的抨击和革命，学贯中西的胡适适应了这个需求，他最先认为文言是半死的文字，把提倡白话作为新文学革命的突破口。他提出的文学“八事”，意向派“六条”规则，体现了对旧文化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他在北大讲台上腰斩中国哲学史，则体现了革命性的文化专断独行的魄力。他的“文学改良”的主张被陈独秀推进为“文学革命”，遂演变为全国性的思想革命。
《无地自由——胡适传》不仅论述了胡适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与影响，还充分肯定了胡适在观念方法论上的贡献。事实上，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相当部分也是由于他所树立的“现代学术新范式”。在传记作者看来，胡适这一新范式的确立，“带给学术研究的不仅是一场革命，更重要的是，他使现代学术参与了五四思想运动，成为思想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胡适之所以被称为学术大师，是因为他的学术生涯有基本信念———科学救国，再造文明，开创一个现代文明的新时代。他的治学有严格的科学意识，他认为科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寻求真理，并由此衍生为一种信仰——科学崇拜。他从中西治学的对比中，获得了“经验论唯科学主义”的方法发现。在沈卫威看来，“方法论是胡适学术思想的核心”。胡适说：“科学的方法，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过去曾经屡遭批判，但经过时间的检验，应该是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方法论的思维范式。
胡适先生全部的学术追求和政治理想追求，都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之上。他关于“自由主义”，论述了四项意义：自由、民主、容忍反对党、和平的渐进的改革。他的自由主义，是美国式的经过资本主义繁荣发展后的社会政治模式，用中国的话说，这是一种治世的方略，而非乱世的方略。胡适提出和实践他的自由主义的理想之时，先是军阀割据，后是处于国共两种力量生死较量的乱世。所以他的自由主义的理想实践，出发点一定是站在执政的力量一边。这也就是胡适一生虽没有讨伐过红色革命，但终究没有靠近红色革命的原因。
应该说传记书名“无地自由”，非常形象地表达了胡适一生自由主义理想的追求和实践的尴尬和困境。用现在的话说，胡适超越了时代的发展阶段。他的自由主义理想实现，是有前提的，政治上需要国家的安定统一，经济上需要繁荣昌盛。没有这些，只能是无地自由。
然而胡适就是这样的无意义了吗？这样的智者就如中世纪的堂·吉诃德，是拿着长矛，向风车无意义地挑战吗？传记作者认为：胡适留下了关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和社会理想。这也正是胡适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