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当地时间11月3日下午1时,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在巴黎德鲁昂饭店宣布:在第二轮投票中,比利时作家弗朗索瓦·魏尔甘斯的《在母亲家的三天》以6:4的得票数,击败了法国作家米歇尔·乌勒贝克的小说《一座岛屿的可能性》,从而荣膺2005年度龚古尔文学奖。

  一位来自新西兰的日耳曼语言学家，日前在波兰一家图书馆内发现了一份失踪已久的《雅可布·格林与威廉·格林德语字典》书稿。

    据《南德意志报》1月18日报道，在这份书稿中，格林兄弟做了大量的补充和修改，并加上批注。据说，此书稿原保存于柏林普鲁士国家图书馆，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出售，未曾用于任何文学研究。此前，柏林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曾称，格林兄弟的这份书稿已不知去向。

    波兰的这家图书馆已向公众展示了书稿的一些照片，格林兄弟的网上论坛也已公布了这一重大发现。据悉，该书稿将在修复之后用于文学研究。

    雅可布·格林（1785－1863）和威廉·格林（1786－1859）兄弟俩都是德国著名学者和童话作家。他俩的学术研究范围包括语言学、哲学和文艺等。他们著有《儿童和家庭童话》，俗称《格林童话》，其中《白雪公主》、《小红帽》和《灰姑娘》等作品已成为世界各国儿童喜爱的杰作。

　在连续遭到4名作家的抄袭指责后，2003年至今全球最轰动的热卖悬疑小说《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丹·布朗最近又惹上了新麻烦：由畅销非虚构小说《圣血与圣杯》的作者MichaelBaigent和RichardLeigh提起的版权诉讼日前正由英国一家高等法院受理，审判结果将威胁到根据《达·芬奇密码》改编的电影在英国的发行。

　　在22年前合著《圣血与圣杯》的MichaelBaigent和RichardLeigh，日前正以侵犯其作品版权的罪名控告布朗的出版商———兰登书屋。案件预计在下月开庭，审判结果将在改编电影上映的5月19日左右发布。这将成为版权法案中的先例。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作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借鉴别人创造成果这一目前几乎没有明确法律边界的问题。如果审判结果如愿，原作者将可以寻找途径终止《达·芬奇密码》对他们版权的继续侵犯，这既会给书的销售带来影响，更将影响由该书改编的影片的命运。

　　如果兰登书屋输掉高院的官司，只要禁令一颁布，电影的发行将被推迟数月，并只能上映一轮。影片的制作方———索尼图片社预计将损失数百万票房。更惨重的后果是，官司的胜利者Leigh和Baigent将可以设法禁止该书和电影的其他权限。

　　上诉者称，布朗这部关于教堂阴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小说在很长时间里占据了畅销成人小说的榜首，但其在事件、细节和观点上，和他们的原创小说《圣血和圣杯》具有不可否认的雷同性。比如：布朗运用了他们故事的基本构架，在《达·芬奇密码》中，耶稣没有死于十字架，而是娶了一个名叫玛丽·玛格德林的妓女，并带着他们的孩子到法国重新开始家庭生活，他的后世子孙在那里繁衍至今。

　　英国专攻版权法的DavidHooper律师指出Baigent和Leigh提起的诉讼所具有的反讽意味：他认为恰恰是布朗的成功使他们的旧作获得了延长的销售期。“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杀死会下金蛋的母鸡呢？”他能想到的理由唯有：“如果他们胜诉的话，将获取电影的部分权益。”

　　新华社电　“半岛”电视台19日播出了据称是“基地”组织头号人物本·拉登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了一本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书籍，这使得这本长期滞销的书籍立刻成为畅销书。中医治疗高血压获取重大成果

　　本·拉登说，“基地”组织正准备对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他告诫美国人阅读一下《流氓国家》这本书或许有用。这本由威廉·布卢姆撰写的书籍《流氓国家：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指南》前一天在亚马孙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仅名列第20.9万位，而在本·拉登讲话之后，这本书的销量立刻大幅上升，在销售排行榜上的位置蹿升至第30名。

   由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的《下午茶》一书，在继4月7日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后，又于11月21日被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图书馆和12月27日被美国亚特兰大图书馆收藏，并于2006年1月6日被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亚洲中东部编目，供读者查询。

    现定居美国的中国女作家罗露西(LucyLuo)在旅英期间完成的《下午茶》，以散文的形式，用一种平静的笔触，揭示了英国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

    《下午茶》出版后，受到了海内外读者的好评。

    纽约公共图书馆位于纽约曼哈顿第15大街，建于19世纪初期。它的丰富藏书，为世界各国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图书馆的亚洲中东部从20世纪20年代编目中文图书，现有中文藏书约10万册。

    当曹征路先生以一篇《那儿》聚集八方视线的时候，他其实并非孤军突起。最近一年半的文学杂志上，差不多有一半小说，都是将“弱势群体”的艰难生活选作基本的素材的。即如这一组笔谈涉及的作品，《报告政府》和《十月》上的三个短篇自不必说，就是《一生世》和《谋杀》这样并不以社会批判为旨归的小说，也直接触及了现实中最令人感觉沉重的事情：穷苦人的不幸。两三年前，读者还广泛地抱怨作家，说他们钻在一己的小悲小怨里，漠视严峻的现实，可转眼之间，情形大变：作家并非都不长眼睛，文学到底还是不能自隔于人间疾苦的。

但是，将街边捡破烂的老头请进小说当主人公，并不等于便能真切地画出他的面容，就是有心替穷人鸣不平了，也依然可能嘶声哑嗓，鸣不成调。在这个重重泡沫、云山雾罩的时代，文学要想重新直面社会，踏出一条深切刻画“底层”的路，绝不是容易的事。

今日社会，已经形成了若干呈现和解说“弱势群体”的通行图式。那在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里铺天盖地的“成功人士”的神话，是完全排除了穷人的生活，仿佛它根本不存在。电视屏幕上，大腹便便的官员、企业家躬身将钱款递进贫病者手中，贫病者则一律对着镜头说：“感谢……” 这一类画面将穷困者演成了慈善对象，仿佛一切将他们推入困境的社会原因，都可以顺利地消弭于施舍与受恩、“献爱心”与“分享艰难”的关系之中。房产广告对新楼盘的“安全”性能——从红外线监视设备到“24小时保安巡逻”——的反复渲染，则又将穷人暗示为可惧的对象：肮脏、粗蛮、不读书、一有机会就要爬进窗子来，手里还多半提着刀…… 最后，一种主要出自学院、尊崇“底层”的激进倾向，也在热忱的年轻人中间发展起来：“底层”不但拥有最大的社会能量，也是健康的生活伦理的源泉…… 这每一幅图式都推出自己对“弱势群体”的整体定义，而恰恰是这些定义，以不同的方式收窄、割裂、浅化、直至公然粉饰着“弱势群体”所暴露的深广的社会困局。

不要小看了这些图式，它们都有极强的吸纳能力，不但互相呼应、彼此正面或反向证明，而且将社会上许多本来与自己并无直接关系的图示、表情和分析活动，都收揽、同化为自己的一部分。譬如那些“成功人士”的形象，就愈益频繁地现身于“访贫问苦”的慈善画面的中央：正是这两类图式在各种媒体上的持续重叠，从一个方面，帮助形成了人民对于“社会公正”的普遍的误读：什么是“公正”？就是“富人出钱救济穷人”。于是，道德上沾沾自喜的慈善心理开始流行，俯就式的救济制度昂然登场，它们都被推举为社会走向良性的证明，令大家释然、安心，继续做“成功人士”的美梦。同样，报纸、电视和罪案小说对那些剃了光头、木着脸在监狱接受盘问的青年民工的渲染，会非常自然地浮上许多房产广告的阅读者的脑际，有力地诱发他们对社会现实和贫穷阶级的莫名的忧惧：到这一步，它们实际上已经成了那些夸耀“安全”性能的房产广告的一部分。更令人意外的是，“成功人士”的神话和尊崇“底层”的激进论断，也形成了互相刺激的共生关系：正是对前者的厌恶，将许多同情被剥夺者的年轻人引向后者，而反过来，后者与“底层”现状的明显不合——想想贫穷阶级在所有社会资源上的赤贫吧，也一定会与其他因素一起，令这些年轻人中的许多人，最后痛下决心远离“底层”。不仅是对弱势者的笼统的印象，也是与之配合的对社会“发展”的理智认知，不仅是从利益出发的功利盘算，也是因慈善之心而生的道德满足，不仅是名词式的抽象的概括，更是从趣味到想象的一系列感性把握的习惯：正是凭借这样的多重身份，那些呈现“底层”的流行图式和定义，结成了一张如此奇特的社会表意的大网，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触碰“底层”问题，都先会被它兜头盖住。看看最近十年的报纸、杂志、电视节目和理论著作吧，一向以消息灵通、思考周密自任的记者、学者和评论家们，当论及“弱势群体”和“底层”问题的时候，有多少真能够突破这张网？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从都市“怀旧”、“格调”、“小女人”，到“……冲击波”和“……宝贝”这样看上去截然对立、实际却互相激引的文学时尚，又有那一项能置身网外呢？

文学就一定会被这张大网缠死么？当然不是。如果说，在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世界上，什么都遮得好好的，只有“弱势群体”和“底层”问题，是捅开了一个窟窿，为当代思想提供了洞察世事的契机，那么同样，也正是这个“弱势群体”和“底层”问题，以它对作家的灵魂和才智的双重刺激，为当代小说提供了勃发活力的空间。今日中国小说的创作动力从哪里来？至少很大一个部分，就是来自撕破那张通行的表意大网的冲动；新的主题和新的故事，新的笔力和新的形式：这一切又从哪里来？至少很大一个部分，也就是来自对上述那些图式和定义的自觉的应战。从特别的角度凿开一个视孔，却让读者窥见“底层”问题的四面八方；放肆地凸显个人的偏向，却反而辟出一片天地，促使不同的声音在其中彼伏此起，嗫喏、咆哮；用细节和故事紧紧地抓住读者，令他不知不觉地静下心来，和作家一起观察、体会、想象，乃至洞察社会的巨大倾斜的秘密……  运用种种文学的方式，创建一个充满感性的文字世界，打破那些流行图式的遮蔽，深切地呈现“弱势”、“底层”困局的全部蕴涵：这不正是今日中国小说的一个重大的意义所在吗?

社会正在快速地将文学变成可有可无之物，或者是连锁书店里那种一书架一书架、看完了就随手仍弃的通俗读物，或者是除了艰涩就别无可观、除了文学教授就没人愿读的学院“文本”。这当然并非中国一地的现象，也早有不少人论证过它的不可避免。但是，我还是觉得，中国的文学有可能幸免此难。这样说的最大理由，就来自我们正遭遇的这个全世界人都没有领教过的巨大而艰难的现实。正是这个现实的压迫和挑战，给了文学取之不竭的活力，刺激我们的作家瞪大眼睛直面人世，用自己的笔狠狠地戳破这现实。从这两年杂志上的中短篇小说来看，文学已经开始对现实抡圆了眼睛，读者因此有理由期望，从越来越多的作家手中，会伸出有力量刺穿现实的尖锐的笔。

　　“底层文学”近几年来经历了一个由微至显的过程。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去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本报１月１０日一版头条发表的记者回顾去年文艺状况的专稿中，亦将“‘底层文学’被文坛更多关注”作为２００５年文艺的一大亮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底层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多层意义的文学现象，已逐渐成为新世纪文学生态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群落，但关于它的思考，也许才刚刚开始。有感于此，记者近日分别采访了三位对“底层文学”素有研究的评论家——福建省作协副主席、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南帆，吉林省作协副主席、《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和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蔡翔。
　　
　　“底层”概念如何定义
　　如果将“底层文学”简单定义为“由底层作者撰写或其他阶层作者表现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也许尚不致引起太大的分歧，但对“底层”这一概念的内涵，三位受访者的界说却略有差异。
　　南帆说，我认为底层无法进行一个简单的本质主义命名，而是必须进入历史化的过程。换句话说，底层不是固定的某些人，而是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辨认。尽管如此，底层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底层是一个被压抑的阶层。
　　张未民认为，“底层”是社会学意义的概念，是基于社会学有关社会分层理论的表述。但它在有关文学批评的语境中被更多地使用。“底层”概念因其笼统和象征性，契合文学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相对明晰的“人民性”倾向，而被文学批评所时常征用。总体上说，“底层”概念流行于文学界，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客观发展情势所致，是文学的一个进步。在新时期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理论的拨乱反正之后，阶级谱系的无限扩大化和僵硬化、教条化以及斗争理论已被走向稳定和谐的社会趋势所取代。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竞争性的社会展开及其所导致的社会不均衡，有关社会分层的理论观念就仍然成为我们把握和观察社会的一个有效视角。所谓“底层”，可以从人的社会位置和职业、经济状况等因素看，也可以从其价值含义上去理解，即包括处于社会下层的三教九流，其主要特征是他们因其环境、素质、群体性或个体性等都尚处于为衣、食、住等基本生存权而奋斗的夹缝中，为这种“第一生存”要义所左右，还谈不上更高阶段的“发展”性需要，更谈不上休闲和享乐。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理应为文学关注。
　　蔡翔则说，底层对我而言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我的祖先，我的兄弟，是我生命中的各种记忆，是我个人的成长史。
　　
　　不应把底层仅仅视为一种题材
　　“底层文学”可以细分为底层作者的写作与职业性作家关于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两种。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南帆认为，底层作者往往更为熟悉自己的生活，这是他们的优势。但他们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会不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中产阶层作家的行列——特别是在取得一定的成功之后。他进而指出，中产阶层对于底层经验的表述能否得到被表述者的认可？底层对于他们使用的理论、概念以及各种修辞方式是否习惯？知识分子美学与底层美学一致吗？作家的中产阶级化会不会妨碍他们表述底层？这都是今天必须深入讨论的问题。至少必须察觉一种可能：如果中产阶层作家拥有表述底层的强烈愿望，他们就会相当程度地超越自己的中产阶层身份。作家的一个重要工作是想像。这是他们超越中产阶层身份的重要手段。
　　张未民则将目前文学表现底层经验分为两种写作方式：一种是“在写作中生存”，一种是“在生存中写作”。他说，前者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以及文学本体论、纯文学论的发展所形成的主流写作，即职业性作家的写作方式，他们强调写作是他们生命的生存方式，文学是他们生命实现的方式。文学成为他赖以生存的躯壳，是生存的一个目的。后者是新世纪文学中出现的一种新的边缘写作方式，这些作者往往是在生存第一线上拼斗的生存者，同时又将生存斗争中的精神物化为文学作品，显示了生存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在生存中写作”现在渐渐为人们所关注，从某种意义来说突显了职业作家们“在写作中生存”的局限和问题。“在写作中生存”的写作方式有可能使作者产生启蒙主义者式的自大和自恋，对底层生活、对文学以外的生活以俯瞰的姿态视之。这种对文学的自足心理和自我局限，对文学以外社会的隔绝，即使作者从文学本能的角度自觉地涉足底层现实，也往往捉襟见肘，对底层现实矛盾最后往往采取欲望化的虚幻解决或审美化的虚幻解决，显示出长于文学思考而无力进行社会思考和现实思考的虚幻状态。我们不是没有表现现实、关注现实的文学，但我们缺少有力量的文学，缺少具有丰满现实品格和实践力量的文学，因此往往给人以现实主义不充分、人民性不充分的感觉，在写作中生存有余，而在社会中生存无力。
　　蔡翔也认为，如果把底层仅仅视为一种题材，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重新陷入“题材决定论”的旧式陷阱。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是否具体地叙述底层，而是让这个词成为一个“在场”的“他者”，是在这个词的目光注视中，开始我们的叙事。
　　
　　展示底层的存在状况是文学对社会尽责的表现
　　当代“底层文学”应如何发展？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底层文学”有何积极意义？
　　南帆认为，展示底层的存在状况是文学的责任，也是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但这种展示必须具有文学意义上的深刻。对于文学本身，这也是丰富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结构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底层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但是他们的声音极其微弱。深刻地揭示底层的存在状况，正是文学对社会尽责任的一种表现。
　　张未民说，当代主流作家在进行表现底层经验写作的时候，不应是为了“在写作中生存和奋斗”，而是要为底层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代言”。因此，作家表现底层经验，在文学观上做出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蔡翔说，“底层文学”既然是一种文学，首先应遵循文学规律，深入体验生活，拓展表现手法，都是必做的功夫。至于“底层文学”的社会意义，我只想说，只要我们仍然在追求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我们就不可能逃避底层灼热的目光注视。
　　几位受访者还谈到，社会的分层是当代的一个客观现象。看到社会的分层并讨论如何应对社会分层，正是新世纪以来人们对社会认识深化的表现。注意到“底层视角”和“底层经验”，也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新态势，是文学对社会认识的深化和历史进步的表现。

九叶派女诗人讲述上个世纪的诗歌与人生

^{郑敏一向直言不讳，她说九叶派诗人的共同点是独立思考。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人物

^{郑敏 1920年出生，福建闽侯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外国文学系，后又转入哲学系。1943年毕业后即赴美布朗大学，1950年转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研究院。1956年回国，到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部，从事英国文学研究工作。1960年调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

^{其创作始于1942年。早期诗集有《诗集———1942—1947》；还有一些散文和评论载于《大公报》、《益世报》副刊。1976年10月后，在《诗刊》、《星星》、香港《八方》等杂志上发表诗作。由于艺术风格相近，与王辛笛、曹辛之、唐祈、唐湜、陈敬容、杜运燮、袁可嘉、穆旦等人于1980年合出诗集《九叶集》，并发表有关西方文学和古典哲学方面的论文多篇和翻译《美国当代诗选》等。}

　　爱古典不爱新诗

　　在我两个月大的时候，我被从王家过继到了郑家，因为我的养母与我的亲生母亲是姐妹，所以我从小就知道姨母就是我的母亲。姨母常常坐在窗前吟诵古典诗词，虽然我年纪尚小，不懂得诗词的含义，但那种吟诵带来的音乐美感让我感动极了。

　　我长到10岁时才进入小学。我对新文学的认识是从散文开始的，也看过一部分当时的新诗，但当时的新诗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我曾经比较喜欢徐志摩，尤其喜欢的是废名，他一生的出版作品很少，但他所有的作品都表达了他的境界。

　　我在晚期接触语言学的时候才知道，五四的那批人在提倡白话文时并不知道“语言学”，胡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倡的是“我手写我口”，但是从你口里讲出来的话并非文学语言，所以当年我就不喜欢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即便到了40年代，中国的白话诗形式还是很幼稚的，语言刚刚开始向文学语言转变，白话散文还能看看，很多白话诗都没法看。

　　我相信，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对40年代中国白话文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参与这套翻译丛书的都是名家，譬如李健吾等人。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本是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它是我的哲学启蒙书籍。四十年代的白话文对比二三十年代有很大不同，和这些翻译文集很有关系。

　　冯至说写诗的路很寂寞

　　我考上西南联大之后念的是哲学，也学习文学。我当时的老师都十分了得：我的中国哲学史老师是冯友兰先生，郑昕是我的西方哲学史老师，这两位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闻一多给我们讲《诗经》，他永远都是叼着一个烟斗，坐着，自己在那儿说。

　　因为必须要选修一门外语，我选的是德文，冯至担任我们的德文老师。我更小一些的时候是受徐志摩的影响，但念了哲学之后，我开始对歌德和里尔克特别感兴趣，我就不喜欢那种纯粹抒情的诗了，喜欢智性多一些的。

　　后来有人说我与杜运燮、穆旦等属于昆明湖畔的一组，我们被称为和谐的“三重奏”。实际上，我根本没有见过他们。我一直是独来独往的，没有加入西南联大里的任何社团。因为当时所有的组织都是非常有政治色彩的，我不想卷入任何政治，我只是对文学艺术感兴趣。我只是自己在课余的时候就开始动笔写一些白话诗。

　　我把诗歌都写在窄窄的一个小本子上，有一次德文课后鼓起勇气拿给冯先生看。冯先生看过之后对我说：“写诗的路是很长很寂寞的。

　　不过我觉得你这里头还是有诗。“我心想，既然他说我写的还算是诗，那我就坚持下去吧。

　　冯至的家与我们的宿舍离得很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经常冒冒失失跑到冯至家去坐着，卞之琳等人有时候会去看冯至，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坐在边上听，一言不发，他们也不会赶我走。

　　毕业之后，我在南京的中央通讯社作翻译时，经常会写一些诗发表在冯至主持的《大公报》副刊或者是沈从文、袁可嘉负责的天津《大公报》副刊上，1947年，巴金托人找我整理自己的诗歌，我把稿子邮寄给他，后来这些诗歌被收入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第十辑，书名为《诗集1942－1947》。

　　美国七年远离诗歌

　　四十年代的大学生和现在一样，都想在国内念完本科，然后到国外去念研究生。

　　我的父亲是很好的父亲。他卖掉房产，为我凑足去美国留学的路费，自己退休回福建老家。1948年我就出国了，到美国布朗大学学习。父亲的钱只够路费，我不得不半工半读。

　　在美国的7年，我一直没有任何写作欲望，因为你感到那儿不属于你，你永远都不可能融入美国社会。而且那个环境也不容许你写，我每天打工打得苦极了，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邮寄来的《诗集1942－1947》，感到特别惊讶，感觉真是恍如隔世。

　　布朗大学属于常春藤学校，我很快把必修课念完，就联系了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念的专业是英国文学，但我觉得不是很喜欢，我自己从小就读过很多英国文学作品了。一个学期之后，我在中国同学会上认识了童诗白。我们结婚后，他在纽约找到了工作，我心想我要那么多学位干什么，我还是想自己创作。我就谁都没告诉，悄悄地从学校消失了。

　　九叶派已经凋零了七“叶”

　　一个假日，我们在乘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非常兴奋。而且社会科学在国外什么也没得干，你只能教汉语，而我们回国有太多事情可干了。童诗白回来起到了播种的作用，我回来是认识祖国，一个总是生活在城里的人不会知道我们国家的任务有多艰巨。

　　1979年之后，整个国内空气缓和，大家都很活跃，我又重新开始写诗，第一首诗名为《有你在我身边———诗呵，我又找到了你》。有一天我接到唐祈的来信，约我和杜运燮、袁可嘉、上海的王辛笛、唐湜、陈敬容，到曹辛之家见面。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们，袁可嘉是我同学，但没什么来往。其他的人我都只是知道名字。曹辛之是一个非常聪明有智慧的人，他觉得我们应该把40年代中国的诗歌结成集给孩子看看。

　　曹辛之说我们是不是起个名字？我们这批人都是在四十年代的时候在《大公报》发表诗歌的，被说成是南北才子围绕沈从文这个大粪坑转。王辛笛是我们之中资格最老的，他说：“我们就作一点绿叶吧，九个人就九叶吧。”

　　我们这个所谓的“九叶派”组织非常松散，出了《九叶集》之后我们还是各写各的。现在九叶已经凋零了七叶，只剩下我和袁可嘉两人了，但我觉得我最感觉寂寞的，不是人而是知识的寂寞。

　　知识分子的天赋功能是凡事都问一个为什么，可是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都不问why（为什么），只说“pleasetell mehowtodo（请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如果拿起电话，能和我讲诗歌的只有一个人———社科院的刘福春，他大量搜集中国新诗版本。

　　新诗还没有自己的传统

　　九叶派看起来作为整体是学院派，其实我们的个人经历完全不一样，尽管我们都渴望能够在一起讨论中国的诗歌命运，但我们分散在东西南北，从来都没有机会。我们的共同点是都喜欢独立思考。

　　我忘了在哪儿批判过郭沫若，说开了一个不太好的风气，就是一种松散、表面的浪漫主义口语诗。好像只要在每行上加上一个“呀”字就能表达激昂的感情，这种语言倾向预示了以后新诗中一直忽隐忽现的伪英雄气概和滥而失真的中式浪漫主义高调。

　　我觉得艾青和郭沫若存在同样的问题，他们都是很痛快地让自己的感情想怎样表达就怎样表达，这种风格一定时期是可以的，但他们没有考虑到诗歌的审美。我非常害怕伤害他们，但是我的诗歌审美和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多久前，我又惹了一个祸，我说新诗还没有自己的传统，结果引起很多人的反驳。但是我认为今天在考虑中国新诗创作成绩时，不能将几千年汉诗的光辉业绩考虑在内，这是因为我们在世纪初的白话文及后来的新诗创作中，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古典诗词。

　　80年代的北岛、舒婷和顾城比90年代诗人要好，在他们之后的那些年轻人都是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北岛他们对诗歌的感情还是比较纯的，舒婷在对于人类的思考上不如北岛深刻。他们在当时的流行冲淡了僵化的诗坛，但是他们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不够，所以后劲不足。

　　我在80年代末期翻译了一本《美国当代诗选》，就是希望中国的年轻诗人能多知道一些，这本书里的诗歌差不多都是自由体，但是自由体是一种不自由的自由，诗歌表现了他们所遭遇的社会问题。而我们的年轻诗人并不懂得，90年代流行的叙事诗里面很多都是什么内容也没有。

　　我觉得诗歌应该是反映这个时代的人所特有的境遇。只有你的情感成为一个时代的某个特别象征才有意义，你才是时代的印记、记载。

　　最终形成一个诗人与一个哲学家，来自于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对人类最深刻的关心。若只是停留在自己的小小苦恼，不会成为大诗人。

　　口述/郑敏

　　采写/本报记者 刘晋锋

　　■记者手记

　　“重叠的绿叶下豆荚紫黑，过熟的葡萄自动散发酒香，黄昏的暖流吹动蝉翅，没有生命愿意无声的消失。”她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

　　就在不久前的几个月，她的先生、我国著名电子学科学家童诗白刚刚与世长辞。他们在美国结识，他代表中国同学会去接她一起过圣诞节。“不知道为什么，他决定要跟我结婚。”她笑着说。

　　在美国的几年内，已经是国内有名诗人的她却没有写一首诗。在爱情降临的时候也没有写诗的心境吗？

　　她沉吟着：“我们之间，是一种很深的情感，极端的相互理解。”她热爱声乐与钢琴，他的小提琴拉得极好，他们一辈子都共同沉浸在对古典音乐的热爱之中。

　　他病重期间，她在他的病榻前，用英语温柔的对他说：“我们的心在一起……”

　　他用微弱的声音应答：“我的心在天上。”两人握着手，对视良久。如今，她独自忍受着他离去之后剩下的空旷。她对我说：“你知道吗？人老了，泪水就是堵在心里，流不出来。“

　　备受诗坛敬慕的“九叶派”如今只剩下她和袁可嘉在人间了，可是她说令她感到寂寞的不是人，而是知识界的寂寞。在我们谈话的几个小时之内，她大部分的时间跟我谈的都不是她自己，而是伊拉克战争、中国教育制度等等宏大的问题，她甚至激愤地指责：“选美比赛上，那些女孩子出来都说我是某某佳丽。我想说你明明首先是个人，为什么要说自己是佳丽？”

　     当年，赵本山一句“脱了马甲照样认识你”让“马甲”二字成为特定称谓，作为当年的最红名词火了一整年，甚至直到如今还是网络别名的代称；而如今，在网络江湖中，网友们盛传着的今年的最火名词无疑将是“馒头”。
 
　　《无极》刚刚“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公映时，就有看完此片的网友在网上发贴称：“这个《无极》不如改名叫‘馒头’吧，所有情节居然是由一个馒头引出的。”此话一出，众人纷纷跟帖，表示赞同。

　　估计大家是有料事如神的本领，当时就预感到了“馒头”将要走红——这不，新年过了才没几天，一个名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网络视频短片就在网络上迅速火爆，该短片以《无极》为蓝本，极尽搞笑之能事。短片的作者署名为“胡戈制作”，大概20分钟左右，基本上都是剪辑《无极》的电影片段重新编辑而成，画面制作还算精良，人物配音都模仿片中人的口气，难得的是，配音者连普通话都说得很不错，看得出“制片人”花了不少心思。目前在GOOGLE上进行精确搜索“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能够搜出近万条记录——要知道这可是长达九个字的超级精确搜索啊！从搜索结果来看，大部分网络社区和论坛都转载过这个短片，甚至很多博客也对此片纷纷转载，我也曾在QQ上接到消息，是网友发来的此片的地址链接，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网友对此片的热爱之情。

　　这个短片在开始前首先打出字幕“以下看到的东西纯属本人自娱自乐，内容纯属虚构，全是瞎编乱造的”的字样，然后套用央视品牌栏目《法制在线》节目的形式展开整个故事。整个短片图文并茂，配乐也搭配得恰到好处，其中到处是精彩之笔——比如深受众人追捧的“张倾城作为圆环套圆环娱乐城名模，每天工作就是不断地穿衣服和脱衣服”一段，一边配上张柏芝在《无极》中迅速穿衣脱衣、穿衣再脱衣的画面，一边配上杨钰莹的《茶山情歌》，令人喷饭。还有被网友誉为最经典的“张昆仑自首”“张昆仑与郎队长的同性恋情”“满神牌?ㄠ?水广告”等片段，都令人爆笑到肚痛。

　　就在大家笑到一片灿烂不亦乐乎的时候，竟然有好事者去咨询律师此种改编行为是否合法，于是，就有很不解风情的资深律师声称该短片侵犯了《无极》的作品完整权。于是，短片的作者胡戈发布了一个声明，称自己“做这个东西纯粹是为了个人自娱自乐，同时也是为了练习视频处理技术……我并没有四处传播这个作品。只是由于网友们的相互传递，这个作品才慢慢流传开来……现在网上四处流传这个东西，这种现象并非是本人的初衷。我的网站的论坛原本是设计成给极少数视频编辑爱好者进行技术交流的，现在竟然变成了‘馒头’爱好者的天地。”

　　这个小小的插曲并没有打消“馒头粉”们的积极性，该短片依然从一个QQ流传到另一个QQ，继续在网络世界里迅速蹿红，同时也把“馒头”二字炒热了。就在刚才，还有网友发帖子，义正词严地在宣布：众所周知，最近有一部电影叫《无极》，遭到大家的口诛笔伐，当然这跟咱馒头没关系，但后来，居然有无聊群众把电影断章取义地演绎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这是对我们馒头声誉的严重诬蔑，是对馒头家族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我代表馒头提出强烈抗议——我们馒头并非引起谢无欢同学人性扭曲的根源，陈满神女士利用馒头引诱张倾城小姐的做法是极端无耻的行为，谢无欢同学珍藏的馒头已经明显过了保质期……我们馒头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看来，本年度，馒头想不红都不行了……

 

 

然而卑鄙所能达到的程度，总是超出常人的想像。

——李大同《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

 

岁末年初，一面是中共当局公布的不断刷新GDP高增长数据，令世界屡屡发出惊叹；一面是中共当局对开明报刊的持续整肃，让国际舆论多次发出谴责之声。继2005年岁末《新京报》高层大换血之后，2006年年初《中国青年报》再遭狠手，1月25日，著名《冰点》周刊被迫停刊。

 

为此，《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先生发表公开信，向社会披露了被停刊的内幕，并向封杀行为表示强烈的抗议。李大同说：“晚上7点30分,我接到社长、总编辑叫我上去谈话的电话。对我宣布的决定，是团中央宣传部作出的。‘决定’将袁伟时先生的文章冠以若干莫须有的大帽子，然后宣布《冰点》周刊‘停刊整顿’；除对总编辑和我本人通报批评外，还要作‘经济处罚’，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力！心态如此之龌龊，令人哭笑不得。”

 

《中国青年报》是海内外知名的开明报纸，已经创刊11年《冰点》周刊又是该报最知名的品牌栏目，拥有广大的读者和良好的声望，即便近两年屡遭打压和刁难，该周刊也不辱新闻使命，连续发表章诒和、龙应台和袁伟时等自由主义知识人的重量级文章，并被中国知名网站提名为2005年年度传媒。

 

尽管媒体严寒不断降温，但中青报的优秀新闻人仍然坚守新闻自由的新年，无论是卢跃刚直接挑战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还是李大同、贺延光等人直接挑战新任总编辑李而亮，每当《冰点》遭难，都会得到了国内外的声援，无异于抵御严寒的温暖炉火。而制造政治严寒的中共官权及其恶吏们，最怕的就是这温暖的炉火，在几番较量都无法令中青报同仁屈从之后，终于拿出野蛮的封杀手段。

 

关于被迫停刊的原因，外界认为是由于《冰点》的大胆敢言，持续关注底层民间和抨击制度腐败，发表了一系列敏感文章，最近的一篇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该文尖锐地指出：“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也就等于说，中共教育是“狼”，向孩子们强制灌输的是“狼奶”。而且，在经历过一系列惨烈的阶级灭绝运动之后的今天，中共教育体制下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仍然在让孩子们“吃狼奶！”

 

我以为，如果《冰点》停刊的直接导火线是袁伟时教授的文章，那也只是官权长期预谋的借口，更深层的原因起码有以下两点：

 

首先，自2004年以来的政治严冬，非但没有任何转暖的预兆，反而表现出持续降温的冰封期，凡是在民间和海外的评价中比较开明的报刊，大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整肃。《南方周末》和《南风窗》的高层大换血，《南方都市报》的三位优秀新闻人遭到阴险的司法构陷，《新京报》、《经济观察报》、《河南商报》、《深圳法制报》、《百姓杂志》等，也都遭到要么改刊、要么停刊、要么管理层换血的整肃。

 

中共现政权加大整肃媒体的力度，是为了阻止中国媒体逐渐走向市场化、民间化、独立化的进程，以保证所有媒体的“喉舌化”。在此意义上，这是胡温现政权发动的新一轮“喉舌化”运动。只不过，基于道义上的虚弱和慑于海内外舆论的压力，这种“喉舌化”不敢采取公开运动的方式，而只能采取“秘密警察”的内部整肃方式。此次封杀《冰点》同样采取秘密方式，据李大同的公开信介绍，在他本人还未得知停刊消息时，“大约5点多钟，全国各个媒体朋友们的电话纷至沓来，告诉我他们已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的通知，‘不许刊登任何冰点停刊整顿的消息和评论’、‘不许参加冰点编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许炒作’、‘要保持距离’等等。”

 

其次，《冰点》被封主要是主管中青报的团中央官员干的脏活。此次封杀《冰点》的理由，由中宣部阅评小组提供，封杀决定由团中央宣传部作出，显然是上下串通一气的整肃。其实，早在2004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对中青报人发表如何做好“喉舌”的训诫，他所针对的主要目标就是《冰点》周刊。所以，2004年6月14日，中青报资深记者和冰点周刊编辑卢跃刚发表公开信怒斥赵勇的小官僚嘴脸，引起海内外的声援浪潮。

 

虽然，慑于舆论的压力和中青报同仁的团结，赵勇想报复卢跃刚和砍掉“冰点周刊”的的企图，也在该周刊主任李大同等人的抵制下严重受挫。但他决不会就此罢休，反而采取更加卑鄙的手段来达到逐步操控中青报的目的。他动用人事权力调来唯上是从的李而亮出任总编；李而亮上台不到一年，就推出一个“官本位”的《采编人员绩效考评办法》，再次因李大同、贺延光、李方和卢跃刚等同仁的合力抵制而流产。李大同还公开批判李而亮正在按部就班、有计划地“将中国青年报人奴化、庸俗化。”

 

再后来，《冰点》周刊的发稿屡遭刁难，比如：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的2005年6月1日，《冰点》刊发了《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被中宣部指控为“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

 

台湾国亲两党党魁访问大陆结束之际，《冰点》发表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长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又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党”；

 

2005年12月7日，《冰点》刊发胡启立同志的长篇回忆文章《我心中的耀邦》，中宣部再次打电话向报社问罪，指控报社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

 

原定2005年12月28日刊出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文章《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被迫撤稿，此文揭露了周叶中教授和他的女研究生戴激涛合著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大量抄袭剽窃的学术丑闻。撤稿的原因很简单：周叶中受到高层赏识的御用法学家。他是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被评选为2005年“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特别是他给胡锦涛等政治局委员讲授过宪法，是“进过中南海的法学家”。

 

贺卫方稿子被撤后，资深记者贺延光马上将内幕披露于网上，他说：“今天的《冰点·观察》又夭折了……公正又一次成为弱者，……是中青报人的耻辱”。

 

所以，《冰点》被迫停刊，乃大严寒和小恶吏合力作恶的结果。如果说，媒体严冬为小恶吏提供了“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的话，那么，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及其走狗李而亮就是《冰点》的直接杀手！

 

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到了。本来，辛苦了一年的冰点同仁们也该利用长假，享受阖家团聚的温暖。然而，他们养育了11年的新闻宠儿却被政治严寒冻僵。我想，他们的心情也会坠入“冰点”。该周刊主编李大同在博客上留言，尽管平静，但我还是能体验到其中的悲愤和无奈：“再见！冰点顽强存活了11年，终于凋谢。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同仁和读者！”

 

我理解李大同先生的心境，但我想对你说：“被中共官权封杀的《冰点》，将长久地留在民间的心中；中青报同仁为争取新闻自由而屡屡挑战官权的顽强抗争，也将成为中国新闻史上闪亮的篇章！”

 

作为在不准自由的制度下争取新闻自由的勇士，我会记住李大同、卢跃刚、贺延光、李方等中青报同仁的名字；并用这篇短文再次向你们表达敬意！

 

我抗议中共现政权对《冰点》的扼杀，并告诫敌视新闻自由的官权及官僚们，民间舆论对中青报同仁的支持就是对你们的道义宣判，你们的恶行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最后，我还要告诉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和现任中青报总编李而亮，作为助纣为虐的恶吏及媒体杀手，你们的名字也将被记载中国新闻史的丑闻录中！

 

2006年1月26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