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有关中国大陆文革的资料和专著已经很多了，但有关西藏文革的资料却非常罕见，所幸不久前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西藏记忆》可以说是填补了西藏文革研究的空白，该书的作者唯色不仅是西藏著名的中文作家，而且也已经成为境内藏人坚持信仰与探求真相的某种象征性人物。

唯色在书中纪录了几十位当事人对文革的回忆，正如唯色在前言中提到的那样，从那些积极份子闪烁其词的回忆中实在难於看到良心的发现或公开的发自内心的忏悔，即使到如今，他们还在为当年的行为寻找著各种堂皇的理由，其中就包括『信仰』『理想』等，似乎只要涂上『信仰』或『理想』的光环，一切罪恶也就不那麽面目可狰了。该书的附录之一『有关文革的两种解释』中著名学者王力雄先生对文革的研究结论也支撑著这些人的辩解，因此，本文借开放杂志的一角，谈谈对文革中藏人角色的看法。

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并非始於文革

『在所谓『破除迷信』之下，反对宗教此其一，消灭佛像、佛经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俗此其三』，『民改後整个西藏地区只有七十多个寺院』……『在那些兄弟省藏族地区寺庙和喇嘛数目比平叛前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八到九十九』『平叛後大部分地区，在基层干部的阻挠下，甚至连日常的经课也只能秘密地去念，如果干部看到嘴唇一动一动的时候，就会追问（注：怀疑在念经或祈祷），对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给以像对待反革命活动一样的压制。

以上这些并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形，而是班禅喇嘛於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写的七万言上书中对西藏地区民主改革运动的描述。而且从七万言书中可以看到，由于逮捕、批门等迫害，即使六、七十岁的老喇嘛也『自觉』要求还俗，工作队甚至让喇嘛站在一边，尼姑和俗女站在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搞速配，而且一切在当时也被说成是『自愿还俗回家』。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对西藏寺庙的摧毁是文化大革命以後才有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早在五十年代，对寺院的破坏和对宗教的残酷迫害就已经开始，班禅喇嘛在《七万言书》中这样描述：『在消灭佛像、佛经、佛塔方面，从基本上来说，除去四大寺等被保护的极少数寺院而外，在西藏的其他寺庙和广大的农牧区的村庄或村镇或城市中，我们的汉藏干部中，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藏族干部动员，积极份子中的不明事理的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带著群众的面具，掀起了消灭佛经、佛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或熔化……由于政府的各收购机关在收购有色金属时，收购了用有色金属制作的佛像、佛塔、供器……而且公然无忌地侮辱宗教，把『大藏经』用於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於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对此有些人却说『广大劳动人民觉悟了而消灭的』，这是丝毫不了解西藏实际情况的胡说八道。』这些情景後来几乎丝毫不差地在文革期间再次重演，因此，对西藏人来说，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已经很熟悉了，那不过是民主改革继续与更加极端化而已。

由于有这些连续不断的残酷历史做为背景，因此就不难解释为什麽拉萨居民一般说红卫兵砸烂大昭寺时，很多西藏人也『主动』将自己家的佛像拿出来扔进拉萨河或用微乎其微的价格出卖给当局的废品收购站（见唯色的《西藏记忆》）。如果一个对西藏民族的文化和宗教有所了解的人仅仅看到藏人的这些革命或觉悟的行动，可能会感到突　，也有些蹊跷，但如果他了解到西藏已经经历过的残酷的民主改革运动，就不会对藏人这些行为感到奇怪。

唯色的专著所描述的文革主要以拉萨地区为中心，其实在拉萨以外，尤其是康巴和安多地区，寺院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已经被摧毁，即使一些没有被摧毁的寺院，剩下的也仅仅是外面的建筑（一般被利用来作学校、军营、机关或居民等其他用处），里面没有僧人，经典佛像等宗教标志也已经被消灭，因此，文革对宗教文化的破坏更多的表现在拆掉剩余的寺院建筑和对宗教信仰更加厉害的镇压。寺院做为宗教组织和场所的功能早已经在民主改革中就已经被摧毁。

无孔不入的恐惧主宰一切

由于有残酷的民主改革做为背景，文革的暴行也就顺理成章。文革暴发时我还是个儿童，因此留下的记忆非常有限，有一次我表哥在家中不知说了什麽反动话，我只记得我父亲很恐慌地喝止表哥说：『住嘴，别人会听到的』，我当时很奇怪，因为家中并没有其他人，怎麽会被别人听到。为此我後来还做了一个实验，在没人时悄悄爬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旁边，小声说『你这个坏蛋』，然後紧张地环顾看是否被人听到了。

另外还有一件发生在文革後期的悲剧，长江边上的一个偏僻小村庄藏匿了一名年老而德高望重的喇嘛，之前，他们在长江岸上扔下喇嘛的袈裟和鞋子，向上报告说老喇嘛已经投河自杀，过了七、八年後，到文革快结束时，两个不同村庄的女人在山上（或说在河边背水时）谈到这个老喇嘛时，该村的女人把秘密告诉了外村的女人，於是很快就传开了，一些人偷偷前来祈福，不久当局也听到了风声，当公社公安特派员带著民兵赶来时，村庄的书记只好真的上吊自杀，其他受牵连的更是不在话下。

现四川阿坝州一个最有名的酋长在文革中领著家人投河自尽，他的十四岁的女儿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第一个反映就是千万不能哭。因为哭表明了对反动家庭的留恋，那怕死者是父母也不行。

这些不同的故事所表达的都是西藏人在文革中无孔不入的恐惧，在这种恐惧的支配下，人们失去了思维与选择的可能，甚至试图做出选择本身都可能招来灾祸，因此，也就不再尝试去做出选择，随大流和自保成为唯一的可能，也因此，西藏很多的罪恶行为都是统一的集体行为。仍然是班禅喇嘛所说『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其实就是下命令的委婉说法），藏族干部动员，积极份子中的不明事理的人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带著群众的面具』，就像一九五九年以後的民主改革有七、八十岁的僧人要求还俗一样，这些行为都是在极端恐惧的状态下所做出的躲避祸患的自保行为，为这些行为涂上『自觉』或『选择』的光环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在附录中，王力雄先生用神界轮回的概念，认为西藏人将毛泽东视为神，因而自觉地参与了文革，亲手砸毁了西藏的寺庙等等。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些学术研究的弊端，钻在一些理论逻辑和书堆里面，老是希望找出一些深刻的根源，其结果，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连当事人都没有想到的深谋远虑或重大意义。

实际上，只有当西藏人在文革或民主改革中有进行选择的自由和可能时，也就是说西藏人有不将毛当成神的自由和可能，有不自觉参与文革的自由和可能，有不亲手砸毁寺院的自由和可能时，只有在这个时候，去分析那些行为是否属于自觉的行动等才具有意义和价值。否则，在不可能、也不敢不把毛视为神，不敢不『自觉』参与文革，不敢拒绝砸毁寺院之命令或鼓励的情况下，分析其行为是否『自觉』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虽然官方对那场浩劫冠上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论』，但对绝大部分老百姓而言，他们强烈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恐惧』。这种恐惧是通过民主改革的血腥镇压而注入到了藏人的内心深处。甚至至今仍在隐隐作崇。

文革积极份子是西藏民族的异类

当然这里面就涉及到唯色所纪录的那些积极份子，王力雄先生的分析中就常常使用『下层社会』或『藏人』的概念，这很容易造成混淆，幸好在唯色的采访中使用了更准确的『积极份子』这一概念。

积极份子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群体，他们当然是藏人中的极少数，而且大都来自社会最低层，实际上他们是西藏民族和文化中的异类，其中极少数人可能是真的有共产主义的信仰（就像抗美援朝结束後竟然有二十几个美国战俘因相信共产主义宣传情愿去红色中国而不愿回美国），其余的大部分人不过是在恐惧、过分自我保护或贪求私利的过程中不惜伤天害理的可怜虫。就像唯色采访中的一些藏人谈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一点都没有错，是共产党利用他们处于社会低层因而对社会不满的情绪来『以夷攻夷』『以夷制夷』地实施对西藏的统治，他们中的少数人也因此而成为既得利益者，但问题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行为就代表了『藏人』或『社会低层』之西藏人的集体行为或愿望，也不能认为西藏人因此当家做主了，更谈不上他们丧尽天良，助纣为虐的的许多罪恶行为因此就具有了合法合理的外衣。

有人说毛泽东当年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时并不了解共产主义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当时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毛不懂外语，因此其对共产主义的了解和洪秀全对基督教的了解差不多，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不满现状，要造反，共产主义和基督教不过是他们煽动造反的工具。西藏社会物质贫乏，底层人民的生活非常艰难，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当然不会甘心，因此，只要有机会就会设法摆脱自己低下的地位和处境，不管这个机会是谁带来的　　不论是共产主义的中国，或荣赫鹏的远征军，对这些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实际上当年英军入侵拉萨以及後来藏人驱逐满清军队时都有藏人与入侵者合作）。

虽然他们并不懂共产党，但这有什麽关系？对他们而言，摆脱低下的社会地位才是唯一的。在这里决定这些人行为的是摆脱低下社会地位的愿望和贪婪，而不是共产主义或其他的什麽崇高理想。假设一九五零年进入西藏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英国人，这些人还是会像紧跟共产党一样地紧跟英国人，不同的是这个时候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应该是英式的，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这一切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後来所表现的低能和无耻行径就是证明，因此，用信仰或理想等高尚的概念包装他们实在是一直亵渎。

次仁夏嘉在回应文章中引用印地语作家普列姆昌德的话指出：「当人被一个巨大的暴君采在脚下的时候，他除了在他的脚上搔搔痒而外，别的什麽也做不了」，当然就更谈不上做出其他的选择了。而一般人在没有做其他选择的可能时，就不再尝试去选择，而是本能地挤向唯一的出口，为了在拥挤的出口抢到位置，很多人就会暴露出人性最丑恶的一面，而一旦被迫做出离经判道的事情，或被暴力卷进政治旋涡而远离原有的道德立场与信仰，就会感到难於自拔而越陷越深，就像良家妇女一旦被迫成为妓女，所有的道德耻辱感就会减弱，相反，她还会「自觉」地积极拉客以增加收入。

从这一角度而言，这些积极份子也是西藏民族苦难历史的悲剧产物。

—-原载《开放》2006年4月号

好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的时代。经过一番搜索，还是发现了两篇严肃思考文革的文字。一篇的题目是“文革四十年祭”，作者署名王霄，另外一篇题目是“文革与中国农村的政治民主化”，作者署名”小小小因”。有意思的是，两篇文字都被大陆左派的网站“乌有之乡”转载。两篇文章都指出，文革中百姓积极参与政治所包含著的积极因素，正是今天腐败和不公的大陆所缺少的。

对此，大陆今天的领导人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文革的参与者，亲历过列宁所说的“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盛大节日”那样激情燃烧的日子。他们知道，面对今天大陆的社会现实，重提文革，尤其是让人们回忆起当年毛泽东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最高指示”，将令自己非常尴尬。

不过，还是有人与中共当权者过不去。就在五一长假期间，一位显然经历过文革的匿名作者，在“三农中国”网站上发表了一篇讥讽文字，题目是“毛主席关于当前重大问题的语录（与时俱进版）”。作者用毛泽东的语录来评论大陆现在引起大陆民众不满的各种新闻事件，读罢引人发笑，更引人深思。

比如作者在文中引述了一条关于江苏宿迁市把全部公立医院私有化，导致当地公共医疗服务全面倒退的新闻，然后引用了毛泽东著名的“六二六”批示作为评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却天天感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大陆年轻一代，毛泽东的这些话会很有吸引力。

今天的大陆当局不敢面对文革那一段历史，最深刻的原因是他们开始明白，今日大陆之荒唐，其实并不亚于文革之荒唐，只不过朝著另外一个极端罢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把亿万中国人动员起来，鼓吹的是一个信念：“造反有理”。这一次，邓小平又把亿万中国人动员起来，鼓吹的是另外一个信念，“发财有理”，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展是硬道理”。不论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还是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都是一种极其片面的，排斥多元价值的信念，当这种信念变成亿万人狂热的行动时，其破坏力都是非常巨大的。

文化大革命的代价就不必去说了，六四以来中国大陆经历的这一轮高速经济增长，虽然也有积极的东西，但其造成的社会代价，精神代价和资源环境的代价，是难以估量的。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这场“经济大革命”所欠的账，恐怕要几代人才能偿还。

不敢正视昨日之荒唐，是因为今日仍在荒唐之中。这就像个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比较成熟了，他才能够从容地面对自己的过去。遗憾的是，从大陆对待文革的态度来看，中国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他仍然以一种自欺欺人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历史。

聪明、世故的中国人，为什么在现代化的挑战面前，一次又一次地大折腾，一次一次地失去理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精英分子，总想找到一种一律的办法来解决这样一个大国的问题。这种寻找唯一办法的偏执，最终导致了“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结果，而不论这个主义是什么主义，这个领袖是何许人，这个政党叫什么党，都只能把中国引向歪路。

中共中央政治局1966年5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成立了以陈伯达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文革的指挥部。1966年6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肩佩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首次检阅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

*中共党内高层干部被整*

在随后的日子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高层干部被整，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老师成为学生的批斗对象。学校停课，上亿红卫兵在全国各地“大串联”，造反、抄家、批斗、破四旧、后来又发展成派别之间的武斗，全国上下不久就陷入了一片混乱。

长期研究文革的旅美学者宋永毅表示，文革是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最主要的动因是当时的上层权力斗争。他说：“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已经篡夺了他的大部份权力，所以他发动文革的最主要动因就是要清洗刘少奇那一派在党内的势力，然后重新夺回他的权力。实际上毛泽东是猜疑成性，刘少奇对他还是无限忠于的。”

如今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任职的宋永毅补充说，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前车之鉴让毛泽东感觉危机四伏，生怕自己的接班人也会是一个赫鲁晓夫型的人物，怕自己的晚年会有斯大林同样的遭遇。

*中共内存在官僚腐败*

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中国研究的研究员赖洪毅则强调，当时中共党内也确实存在一些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过份注重个人享受，忘记了为人民服务，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对革命理想的认识。他说：“他认为有必要把这些当权的人打下来，换一批具有革命激情的、比较符合他的革命理想的一些年轻人上去。”

在1966年8月18日以后的三个月里，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检阅了1100多万红卫兵。当时的年轻一代迅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让这场文化革命席卷中国大地，甚至造成了一种无政府状态。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员赖洪毅说：“具体的形势发展可能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特别是红卫兵到处夺权，同时又发动武斗，甚至跟别的红卫兵派系到街头开枪，大动干戈。”

*宋永毅：伟大领袖“心里没数”*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也表示，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都是“模着石头过河”。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口号，就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实际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知道他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什么地方。他开始说文化大革命搞半年，后来说搞一年，后来又说搞三年，结果搞了十年，可见他心里也没数。”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多少个冤魂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数字，估计至少在两百万以上。宋永毅说，受到冲击的家庭——包括子女受牵连的——大概有两亿多，就是说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受到影响。

虽然关于文革的研究很多都侧重于中共党内高层干部受到的迫害，但是宋永毅说，受害最深的还是底层群众。他说：“这些人民群众或者说是参加了造反，或者说是参加了保皇，但是因为毛泽东的上层权力斗争把整个社会都卷进去了，所以这些人最后是最少受保护的，他们最惨，坐牢啊，家破人亡啊，人数也是最多。就老干部来说，那不过就是运动初期斗过一阵，一月革命以后大多数都是官复原职。”

*中国社会伦理道德陷入低谷*

文革过程中，学生打老师，儿子反老子，同事、夫妻之间互相揭发，十几岁的孩子打死人眼都不眨，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陷入低谷。宋永毅说，这种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当时却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中共统治17年，一直在教你怎么仇恨，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制造了一大批阶级敌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赖洪毅说，高度政治动员造就了当时独特的行为标准。他说：“革命理想是以共产党所定的革命目标做为一个最根本的判断标准，变成说为了这个大的目标什么都可以牺牲，甚至个人、亲情、家庭都可以牺牲。在这个氛围和理想下，就造成了一种个人行为变态，甚至一种恐惧，觉得个人如果不服从这种行为道德的话，自己会受到严惩。”

*被毁掉的一代*

文化大革命造就了特殊的一代人。当时的在校生串联、造反，1968年又响应毛泽东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上山下乡。从1968年到1976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多到1600多万。

很多人都羡慕这一代人经历丰富，但是文革开始时上初三的宋永毅说，这种经历是痛苦的。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被毁掉的那一代，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的痛苦。第二，我们又是幸存的一代，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制度，对文革这样的民族灾难，我们是目击者，我们是证人。”

1976年10月，在文革中呼风唤雨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被分别隔离审查，中共中央宣布粉碎“四人帮”。外界大多认为这是文革的结束。

*中共刻意淡化文革历史*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赖洪毅说，文革结束30年，如果说文革对今天的社会有任何积极意义的话，那是毛泽东完全没有预想到的。他说： “因为文革的原因，很多人对毛泽东这种以政治运动为主导的执政理念和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反感，这种不满就成为了他们支持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主要原因。”

共党必然垮台，但如何垮，何时垮，取决于“人事”，即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综合因素，也取决于包括老枭在内的我们每一个有情有志之士的努力。

我相信事在人为，人定胜天。故可以说，中共何时垮，我们说了算。这个我们，包括每一个有尊严、爱自由的中国人；也可以说，我说了算，这个“我”，即释迦牟尼初诞时所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我，是人的心性、本性，每一个人都具有的人性；这个“说”，不仅是发发牢骚而已，它包括各种反共的言论和行为。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其意不仅是指说得到做得到，怎么说就怎么做，而是认为言就是行，知就是行，心就是理，心就是物！

识者皆知，中共乃西洋马列邪说与传统法家“术势”苟合而诞的逆天悖理的邪教恶种、政治异种！从上古三代以来，一直到国民党，历史上所谓的亡国，其实绝大多数亡的是政统而不是道统，是某个家族、某个王朝之亡而不是中国之亡。元亡于明，明亡于清，清亡于北洋军阀，北洋亡于国民党，但对道统、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尊崇不变。中国亡于共党，才是真正的亡国，是有史以来最彻底的亡国和亡天下——中共灭的是中华文化！中共虽挂着中国的招牌，其实与中国没什么关系，完全是一个非法的外来恶政权！

君不见，中共所作之恶最多，所造之孽最深，直接杀死、间接害死的同胞最多，君不见它对中华文化的剿灭最彻底、侮辱最深刻。对儒学从批判打倒到恶劣歪用，对各学派教派进行组织领导和思想指导，对学校师生进行思想监控和党化教育，对民间思想民间社会全方位扼杀…，这一切都是在剿灭思想侮辱文化呀。

好在中华文化衰而不亡，亡而不绝。我在《诗化人生，礼化官民，儒化政治，化成天下！》说过，只要有老枭在，孔孟的大义、老庄的妙理、佛门的真谛就不会断灭，中华文化的正脉真火就不会断灭；不论道路如何曲折，遭遇如何艰难只要护住中华文化的心脉不绝薪火不灭，中华民族终将复兴和重建真善美的辉煌！

反共倒共，是民主大义，更是民族大义！中共半纪肆虐已是太久，这与民众对它的忍耐和老枭们以前对它的纵容都大有干系。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透了它的伪装，认清了它的真面目，对它的忍耐度越来越低了。其精神早已毁灭，特权与金钱赤裸裸的躯体在苟延残喘而已。如果有更多的同胞了解并学习儒家的仁义思想、具备道家的高洁心态、拥有佛家的慈悲精神，如果当今反共之士能在道德上认识上逐步提高，达至清末时宪政派的理性知见与革命党的激情勇毅，中共的灭亡指日可待！

中共如何垮，是它主动抛弃马列转型民主，进行自我和平消灭，还是倒行逆施执恶固执，被暴力消灭被人民推翻？它何时垮，是三天之后还是三十年之后？这就要看我们了。和平的转型，固所愿耳；暴炸性崩溃，非所望也。但如那一天真的到来，中国人民被迫支付较高的代价，也是一种无奈。拖得越久，代价只会越高。怎样以最快速度为它送行，应该成为有志者的第一思考。

中共无论如何垮，何时垮，甚至它在我有生之前垮不垮，都不会影响我坚定的反共立场。我反共是义理担当而非血气冲动，除了自由追求和尊严维护，并无个人功利目的和回报预期。但是，它如何垮何时垮，却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民的祸福安危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我们希望它和平地还权于民，更追求尽快地送走这个瘟神恶煞！

虽然在佛眼里或用历史的眼光看，三天与三十年都只一瞬间，但对于人类而言，就有很大的区别了。老枭已在《中共死亡通知书！》通知和宣告中共的死亡，并在《为中共测命》中断定它最多只剩十年阳寿。它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已令我深以为耻，如果任其残喘再苟延十年以上，那真是没有天理没有“人心”了，中国没有人了。那我真是没脸活在这个国度里了！

诗曰：中共何时灭，我们说了算！苟延十年喘，老枭无颜活！

在东汉末年，出了大名鼎鼎的李膺杜密（时称李杜），也出了名声不太显著的范滂。在党锢事件中，范滂遭到了通缉。本来，逮捕他的官员吴导（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决定放弃官位与范滂一起逃亡，但范滂因惦念老母亲又不肯逃走。范母听后，指责其子的软弱，希望他与李杜一样：“你现在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又何恨。既然你有了这么大的名声，再想长寿，可能吗？”范滂听得母训，毅然自首而后就刑。事在公元169年，这一年他才33岁。

作为一个读史者，我佩服范滂的正直与坦荡，但不认为一定以生命为代价去抗争，然而，每次翻开《后汉书》这一段，仍是流泣不止。我所为之折服的，是范滂有这么一位伟大的母亲。

范传的论曰（即评论）部分说道：“…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

一千五百六十年后的公元1729年，在法国，在迫害新教胡格诺教派的狂潮后期，又出了一个“子死而母欢其义”的感人故事。

在一次当局指控的违法宗教聚会中，26岁的传教士亚历山大•鲁塞尔遭到当局逮捕。而这场逮捕的成果对于当局来说，小得可怜，只抓住了鲁塞尔。倘使塞尔不坚持送走每一位聚会者，而是听到围捕的消息即迅速逃走，那么当局肯定抓不到一个人。

鲁塞尔被投进监狱，也面临着释放，释放的条件只有一个：放弃新教信仰，改信天主教。而且，一旦改教，还可得到丰厚的赏金。
他拒绝了。

虽然他的母亲没像一千五百六十年前的范母那样当面训导儿子，但她事后心迹表白要比范母更有力。她说：“如果我的孩子放弃了，那会给我最大的痛苦，现在，他能宁死不屈，我衷心感谢主给他的力量，可以让他尽好这最后的职责。”

我读到的鲁塞尔的故事，来自于一本叫《信仰的力量》，原著者是英国的斯迈尔斯，汉译者是余星与李柏光两位先生。

而这本《信仰的力量》（2000年版）是从监狱一次书展购得的。得之，欣喜若狂。在监狱里，复读三遍。以致于后来与译者之一李柏光先生见面后，我还能复述书中的故事情节，像法布尔替父服刑的故事，像伏尔泰为卡拉斯辩护的故事。

当我和李柏光先生讲到他和余星译的这本书给我的鼓励时，我们已经成为主内弟兄。这真是一件人生幸事。我也答应将我提到《信仰的力量》一书的一篇见证寄给他，但终因事务大忙，蹉跎至今。后来，柏光弟兄又签名送我一本2005年版的该书，将两本一起收藏，也算一份家产了！

今日为记，一，补欠柏光的一份人情；二，祝福余王李三位弟兄平安归国。

2006年5月14日记于小城泊头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