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广:江泽民五一出巡和中共权争——兼论十七大前党内之争

江泽民五一出巡折射出中共内部权争,人事、政改、法轮功问题会是中共高层在十七大前争夺的焦点,如果改革派获胜将会出现新的局面。

(一)江泽民五一出巡,扰民造势为哪般?

我的好友李昌玉向我报告特大消息,说江泽民来了山东。先前几天,李昌玉去属于潍坊地区的寿光市参观蔬菜博览会,当地人告诉他,江泽民参观了才走。江泽民是从潍坊去的寿光,然后去了青岛;五一那天听解放路上的店家说:城管部门关照道,江泽民来了济南,门口千万不要乱摆乱贴,别砸了饭碗。

据海外网站报道:江泽民4月29日到济南,住进南郊宾馆(当年毛主席住地),沿街马路戒严。这也使我想起了近几日济南市容有大变化,不但(城管)车辆满街跑,沿街的小贩被赶得到处逃窜,晚间十点多,还有撒水车在街上清除灰尘。

五一黄金周,是在职人等外出、旅游、购物的难得机会,各地交通、旅馆、景点都是超负荷运转,江泽民出行一般要进行一级保卫,火车要开专列。江泽民选择五一前后出巡,沿途警戒、戒严、清道、迎送,安排接待,兴师动众,浩浩荡荡,不但扰民,而且扰官。江泽民为啥要选这个时间出巡呢?过去中共高官出巡多是保密,而这次老江出巡,却是江泽民人马未到,消息已不胫而走。看来老江并没有要求对他的出行进行保密,江泽民五一黄金周出巡,看来是有造势的意向,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人还在,势还在,心不死。他要利用五一黄金周为自己造势。

(二)中共党魁善于利用出巡放风、造势

中共的党魁们,利用出巡的机会进行放风、串连、造势,早已有之。毛泽东1966年,文革初期,为了打倒刘少奇,到江南出巡,甚至由省委书记陪着游长江;后来1971年,他为了反对林彪又再次南巡,放风:邓小平辞去职务之后,1992年以其近九十的高龄,离京南巡,找了各地领导谈话,也是抱着特殊的意向,后来还编了南巡讲话。当前江泽民在“十七大”之前出巡山东等地,我想不会是单纯的旅游、散心、与民同乐。江泽民其人,性格狂傲,经常模仿毛邓,从他的下台可以看出他的无赖性格。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只能担任二届,但是他却抓住军委主席不放,学邓小平做太上皇,后来迫于形势辞了军委主席,现在他模仿毛邓利用出巡,制造影响,应该是意料中事。

(三)十七大前党内的权争

明年(2007年),中共召开十七大,会上将对上层人事、大政方针、做出最后决定;按照中共惯例,党代大会(约二千代表参加),只是一个例行的公事,是表现“党内空前团结”,是“统一思想”的大会。那里不是讨论、争辩的场合,中共的重大问题,都要在一年前的中共全会上做出决断,所以在今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次全会上很可能要讨论十七大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名单,尽管是候选人,但因为常委选举不搞差额,候选人名单一般也就是明年的十七大的常委名单,所以谁上谁下,要在今年会上做出决定。中共常委是中共领导核心,中共高层必有一争。

2002年胡锦涛当上总书记,但江泽民没有放弃权利,他以太上皇身份占据着国家军委主席直到2005年,在一些关键岗位上安排自己的人马,使自己在政治局九名常委中占据多数。将近四年来,胡是名义上的总书记,周围却多是江系的人马,面对这种局面,胡温不会长期容忍。前些日子传出,胡温要把江派上海帮的老窝上海市委的几个主要负责人调出上海,这个消息曾广泛传播,后来据说江泽民极力反对,并以公开参加上海交大校庆会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结果那次人事变动被搞黄了。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现代社会,在民主体制下,通过竞选上台的反对派,必定重新组阁,只有这样才能推行新的政策,带来新的气象。江泽民以太上皇的身份,为胡温安排了接任班子,但胡温也是有头脑的人。不会甘心接受这位名声不好,政绩不佳,的太上皇为自己安排执政班子,他们必然会寻机更换人马。这就是高层权争的一个基本动向。

(四)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中共内部历来有派别

我曾批判过毛泽东,但不能因人废言,毛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是对的。中共内部历来有派别,现在看来江泽民为代表的一派,应该是党内的保守派或曰守旧派。江泽民掌权十余年,从他的执政、用人、推行的体制、退位时布置上,都可以清楚看到他是中国当代阻碍历史前进的守旧派,是个地地道道的政治上的保守派(注: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参见拙著《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香港版)。

党内政治上的改革派,应该是江派的反对派,这一派,到底有哪些人,因为中共政权的不透明,现在还不能彻底看清,胡温是不是政治上的改革派,现在还难说。这两派的争夺,必然会围绕中央全会和十七大展开,江泽民利用五一黄金周出巡造势,就是为江系人马壮威,拉拢地方势力。

希望党内的政治改革派在“十七大”之前加油,奋力推进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有志于推进中国民主化的人士也应该与他们配合。

两派斗争除了人事安排方面展开,还要在重要的政策方面展开。

(五)政治改革是争夺焦点

中国当前迫切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如何改革?这在党内党外会都有不同的看法。江泽民当权,对政治改革开倒车。当前党内的改革派肯定会强烈主张恢复当年胡耀邦和赵紫阳所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会对江泽民反对改革的行为提出批评。这应该是围绕十七大在党内的重要争论之一。

胡锦涛四月二十一日在访问美国耶鲁大学时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还说:“今后,我们将继续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民的意愿,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保障公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我们愿意借鉴外国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但我们不会照搬我国政治制度的模式。”(注:《人民日报》4月24日)

从胡锦涛的讲话来看,有要推行政改的意思,但是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六)法轮功应是一个争论焦点

江泽民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把他们说成是“邪教”,把成千上万信仰者,不经法律程序,剥夺人身自由权利,关进劳教所和洗脑班,他们广泛的使用酷刑,致死的学员数以千计。最近还有人揭发有盗卖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焚尸灭迹的事件。

江泽民及其追随者们,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跨世纪的信仰迫害,是灭绝信仰的罪行。是中国近十余年来最大的侵犯人权事件。法轮功学员的抗争遍及全国,国外的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我想,胡温等人,不会甘愿为江泽民背黑锅,他们在任期内应该会在这个问题上,与江派划清界线,给法轮功一个公正的评价,使法轮功由地下转到公开,获得合法地位。围绕“十七大”召开,如果他们提出结束迫害法轮功,既能够使自己摆脱困境,又能够打击江派势力,使得他们自己在“十七大”之后,以一种比较清新的面目出现,也可以为建立和谐社会迈出一步。

现实很清楚,因为镇压法轮功而造成的社会的反抗,是引来今天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江泽民为了镇压法轮功而动用国家大量人力、物力,耗费地方行政资源,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也引起一些地方的反感。镇压法轮功还招来国际上的谴责、抗议。这次胡锦涛主席去美国,沿途都有法轮功的抗议,王文怡在布什的欢迎仪式上的呼喊,造成全世界性影响,不但冲击了胡锦涛访问的气氛,也使中国国家元首形象受损。如果法轮功问题不能妥善解决,以后国家元首的出访都会变成一件难事。胡温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为了在十七大后,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也为了打击顽固的江派势力,他们应该会设法丢掉镇压法轮功这个包袱。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反对信仰迫害!反对迫害法轮功!维护法轮功的人权。

(七)江的出巡与法轮功问题

山东是法轮功异常活跃的地区,反抗也非常惨烈,对法轮功镇压也是全国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寿光、济南、潍坊都是重灾区。

江泽民出访山东,尽管大陆媒体封锁消息,但地方官员们在口头传达时,对江泽民的行程却不避讳,还有张杨的意思。看来江泽民是要在山东为自己造势,给追随者们助威,为继续镇压法轮功加油,为“十七大”权利之争中的江派人物造势。但是江泽民不管怎么表现,他到底是一个过气的人物,他在台上十余年,在民众中留下的印象太坏。他对法轮功信仰者迫害的残忍,势必要受到法律的、历史的追究。他在台上的时候,有人迫于淫威,也有人是为了在官场上寻找依附,不得不唯唯诺诺,对他笑脸相迎,今天作为过时黄花,已经失去权势的江泽民,还有多少影响力?这是值得怀疑的。他现在出来造势、闹场、搅局,留下的只会让自己丢丑。

2006年5月6日于山东大学

彭小明:北京的辛德勒名单——美国人康原帮助中国人逃避中国政府的迫害

约翰卡姆今年五十五岁。为了适应与中国人打交道,他改了一个既与原名音近,又颇有中文韵味的名字“康原”。他原先是一位美国化工企业雇员。当过香港美资企业联合会的主席,有一辆工作用车,一座别墅,还请了一位管家。这一切对于他来说都太资产阶级化,太物质享受了。他要改变自己,适应新的任务,就像美国人有时候喜欢这么干的那样。从此他成了一个探索者和请愿者,一个让善心的同龄人汇寄捐款,首先是做好事的人。

康原从十六年前就开始在中国搜寻因宗教或政治原因身陷囹圄的囚徒。为了帮助这些人,他和他的雇员们爬梳几十种地方报刊,通过统计资料来摸索,研究专业刊物和公开可以接触到的法院文件,运用这类方法找到了大约五千名政治犯。他们属于不知去向的人,因为官方的说法是中国不存在政治犯。中国共产党的反抗者,地下教会的成员或者自由工会的会员,在幕后高层的眼里,跟平常的刑事犯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往往作为“煽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或者“扰乱公共安全罪”而判刑。

康原说,这类事情在中国可是寻常小事。其他比如,只要监狱看守认为某罪犯不愿意表示认罪,就可以延长他的刑期,也是寻常小事。把跟异议分子的交往推向公众,是一种特殊情况。政治警察,法院也一样,对能把违法者和他们的罪行在地方报刊或专业刊物上公布于众很感兴趣。这样惩治“国家的敌人”一方面促进了迫害者的升迁,另一方面也可能震慑仿效者。一旦康原再次发现新的案件,他就打点他的随身行李,带上他的名单飞往中国。

在那里近些年来他一直跟不少能提供帮助的人们保持着联系。他认识许多外交官、检察官和警方人士,凭他彬彬有礼的交际和博通中外的知识,俨然被视为一位中国的朋友。因此外交部接见了他。他提交了一份政治犯的名单,按照他的说辞,这些人有足够的理由提前释放。

例如,康原最新的名单上就是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的雇员赵岩,差不多一年半以前就被警察拘捕,一直都没有判决;另一个就是基督教牧师蔡卓华,2005年被判处三年徒刑,因为他曾经分发《圣经》给中国人。已经有四百名政治犯在两年时间里提前释放了,只因为他们的名字列上了康原的名单。

在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康原在一家北京的餐厅里,出现在各国记者的面前,作总结讲话,他的头发灰白,看上去比他的年龄更老成持重。他患有糖尿病,消耗体力甚多。他曾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竟然瘦了十公斤。他的牙齿全部掉光了,新的全副假牙给他带来了不适。但是沉重的病痛并不能妨碍他十足的热情。“犯人名单肯定是有用的”。康原这样说。

不言而喻,一切还要看那些干部的心情和政治大气候。美国总统要来访问了,或者某位高官要前往华盛顿了,中国当局提前释放若干政治犯的机会就增加了。此外,如果政治犯名字上了康原的名单,还有其他的好处。或许狱卒会对待他好一点,或许他会忽然额外新添了一床被子,或者还会有医生来为他检查一下身体,或者他竟能跟家属见上一面。

康原估计,中国大约有一千名政治犯囚系在狱。公安一处和国安一处大约有三万名员警专门监控张贴抗议传单的人,打算游行示威的人,书写批评政府的信件的人,发表“发牢骚”诗歌的人,或者组织党派和工会的人。另外还有大约三万员警专门监视网路,搜寻博客和官方不喜欢的网站。

什么人十分招惹注意,就会被送进监狱,或者丛林中的国营农场,要不就是送进精神病院,劳教所,或者劳改场。这些囚禁场所有时甚至竟然是隶属于铁道部门的机构。

康原是在他的香港经贸生涯中从事针对北京的院外活动时开始转变成一位人权活动家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不久,他坐镇华盛顿作为商会主席,力争给与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以便继续推动贸易。在一次与一名高干聚餐的饭局中,他忽然突发奇想,要求一点回报:请求释放一名刚刚被捕的大学生。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这闻所未闻的要求当然把宴会的气氛搞得很僵。但是几个星期之后,那个年轻人却真的出狱了。从此康原找到了他的天职。当生意和良心不能协调的时候,他在旧金山创办了对话基金会,并一门心思地关注那些囚犯们的希望去了。

他不无乐趣地陈述着一宗最为著名的案件。被监禁长达四十年的西藏僧人桑波从拉萨市阴森恐怖的德拉普契监狱,以医疗方面的名义,被谈判释放了。桑波是北京所仇视的达赖喇嘛的追随者。从1965年开始被长期关押。有人曾对康原说,他本人根本不想要获得自由。这时康原终于被允许访问拉萨,接着桑波竟以七十高龄恢复了自由。现在他生活在瑞士的一所喇嘛寺中。

调节协调,康原一直乐此不疲。也许这位已经变成人权活动家的美国生意人,此时此刻,他的二度生命如此度过,正觉得得其所哉。

── 明镜2006年第十期

颜敏如:另一种贫穷

 

一次是去年初(2005)在欧洲的世界经济论坛(WEF),一次是去年终在亚洲的世贸组织(WTO)会议。前者论坛中少不了政治明星与官方排场,后者会议里则是部长们的资源运用与利益拉扯。屋里虽矢志消除贫穷、共创利润同享,屋外反全球化及农民团体的抗争却让警力开销逐年上升,受伤、被捕的人数有增无减。永远是媒体焦点的这两大国际组织,其诉求方向近似,摆在眼前的事实却与希冀背道而驰,其中出错环节的因素极其复杂,此处所提出的衣索匹亚概况只是诸多纷乱例子的其中之一:

 

19982000年衣索匹亚和邻邦厄立特利亚(Eritrea)为争夺Badme村,折损了七万条人命。原先衣索匹亚攻占Badme,调停后,村子又划给了厄立特利亚,由联合国在边界缓冲区监守。衣索匹亚总理Meles Zenawi咽不下纠纷原本就毫无意义,不但耗损国力又失掉领土的事实,拒不承认调停的结果。近来厄立特利亚总统取消联合国直升机飞越领空的许可,目的是要逼迫联合国对衣索匹亚施压,签字承认Badme的归属。衣索匹亚总理认为此举是种严重威胁,并在国际社会摆出一付牺牲者的姿态。

 

衣索匹亚是世界第四穷国,有七千万人口,每年虽接受十亿美元外援,却必须以收入的108%偿还债务,由于这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国家支出的40%直接由国际社会承担。在这个残破不堪的国家里,却有一支配备战斗机及五十万名士兵的现代化军队,和厄立特利亚最后一次的战役花费了29亿美元。同样地,厄立特利亚是个人口350万的小国,竟然有35万人的军队。在2/3人口必须靠国外养活的情况下,军事预算却占国家支出的1/5。这两个东非国家另种贫穷的原因,在经济论坛与世贸组织「会外会」的抗争诉求里仍旧严重缺席。

 

输出金援的西方富国难道无法驱赶这两个国家坐近谈判桌?不能!欧盟提供最多发展所需的物资,美国则是最大的粮食来源,为了围堵索马里的恐怖份子,衣索匹亚成了基督世界的「长矛尖端」,是美国重要的反恐盟友。只要富国在此不断投资,便有权利左右其济助区域的政策。衣索匹亚总理当然也懂得如何顺势将富国玩弄于股掌之间,至少他的船公司可以在每公吨粮食运送中图得4050美元。富国利用纳税人的钱透过非政府组织间接治理穷国,穷国也乐得将己身的贫困交给富国承担责任。

 

已开发国家的农业机械化,产能大增,粮食过剩。若把粮田变更为工商用地,遇着特殊情况时将无法供给自家粮食,有违国家安全利益的政策考量。生产过多又不能大量缩减耕地面积的情况下,只能对内补贴农民,对外将余粮倾倒在非洲。穷国小农粮食生产与联合国所提供,在巨大船舱里以挖土机所铲出谷物的价格无法抗衡的情况下,「原本随着雨云而居的游牧人,现在却追赶着粮济的车队」。

 

南非的小黑麦(Triticale)不但能够提供比衣索匹亚传统的Tef多三倍的收成,且耐霜雹、抗疫病。北欧的农业专家认为只要衣索匹亚1/3的耕地改种小黑麦,便可立即消除饥荒。此一建议却遭到拒绝,原因是用小黑麦做不出像Injera烙饼那般好的传统吃食!由于农民的耕地面积小而分散,某些人又囿于Captic Christian年历上每年有至少150个崇敬圣人而不工作的日子,接受粮食救济便成了该国的一大产业。

 

世界粮食计划(World Food Program)不愿停止其工作,否则他们便显得多余。首都Addis Ababa300多个来自各地的救助团体有数千个工作人员,其中至少1/3从事粮食分配的工作。什么时候粮济作业已进化成非政府组织的衣食父母?穷国一旦上了榜单,就逃不出国际社会所布下天罗地网般的慈善事业。

 

贫穷并不只发生在穷国,全球有多于1/3的穷人居住在中国、印度、巴西等经济起飞的国家。有些反全球化人士将新兴国家的穷人与非洲穷国混为一谈,或不将穷国的大地主与少量生产的小农户加以分辨。在工业国决定对来自穷国的进口货物不加关税的同时,穷国也必须有防杜贪腐的决心。

 

非洲最缺乏的是有关贸易上的基础建设与配套措施,有了商人,才能对政府施压,进而改革有望。贸易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却是成长与发展的前提。在国民党为了巩固江山而到处逮捕异议份子并大显贪腐的时期,正有一批手提小包,装着劣质产品,操着别脚英语的台湾勤奋商人在海外奔波,而造就曾经有过的经济奇迹。一些为非洲穷国叫屈的全球化人士,或许当问问,为什么台湾能,非洲不能?

傅国涌:难道互联网是冒名者的天堂吗?

近期以来,网上连续出现了多篇冒用本人姓名的文章,到今天为止一共发现了五篇,包括《欺世盗名的胡适如何窃取”博士”头衔》、《复旦大学成淫魔教授们的温床》、《〈复旦大学成淫魔教授们的温床〉第二批名单》、《十五大代表、复旦大学王生洪教授是一只大色狼》、《傅国涌致马英九的公开信》,当最初发现网上出现前两篇冒名之作时,本人5月2日就在新浪网的个人博客中严正声明,予以澄清。这两天,不断有朋友来电询问,昨天晚上接到电话说,网上出现一篇《傅国涌致马英九的公开信》的文章,他感到不是我所为,我上网一查,果有此文,从文风和笔法看,与《欺世盗名的胡适如何窃取”博士”头衔》似乎出自同一人的手笔,主旨都是要贬低胡适,与本人的观点完全相反。关于复旦大学的三文显然是一个人所为,其中所涉及的内容,本人一无所知,更是无从说起,也不屑置评。

专制导致德行的败坏,长期的专制扭曲了健康的人性,冒用别人的名义,将自己观点强加在他人头上,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窃喜,从而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此行径不仅严重侵害了他人的正常权利,也伤及了文明社会最基本的诚信法则。我被人冒名不是第一次了,一年多前也曾发生过一次。然而,这一次,我看到这幺多冒名之作密集地出现在网络上,还是感到震惊,也感到困惑,难道互联网已成为冒名者的天堂了吗?冒名者到底有什幺用意?怀有什幺样的目的?查中文网络,好象”博讯网”是这些冒名之作最集中的地方,甚至是始作甬的地方,我没有该网站的联系方法,希望在此文公开发表后,”博讯网”编辑能将这些冒名之作删除,同时以后不要转贴任何署有本人之名的文字。

互联网本是人类的一大创造,已成为一个信息交流、人人平等的公共平台,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冒名者肆意横行的地方,所有网站、网友应共同抵制那种不负责任的冒名行为,共同追求一个开放、可靠、诚信的公共平台。

在这里,我要谴责冒名者的卑劣行径,同时再次重申,本人从来没有在任何网络论坛上发表任何文字,请读者朋友明察!

2006年5月7日

余世存:非常道之九

在宁夏永宁县,黄河塌岸毁坏了大批河滩地和承包田。灾民多次找政府部门求助得不到回应,受灾农民自行护岸力不从心。没有办法,老百姓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神仙”身上,集资2000元请来和尚祭河,祈求“河神”不要继续毁坏他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岳粹先生以荣辱观看灾民求神,他在《华夏时报》上撰文说,八荣八耻是一面镜子。“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灾民求河神就是“对当地政府不作为的一种无声的嘲弄”。

 

419,江苏太湖边。7岁的刘辉与比他小2岁的妹妹在自家的渔船上玩耍,妹妹掉到河里。面对妹妹的呼救,近在咫尺的刘辉没有伸手拉妹妹,也没有呼救,而是若无其事地继续玩耍。事后,当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及时呼救,小刘辉说:“活着那么苦,拉她干什么?”

 

河南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曾在一次县干部大会上说:“你们要和县委保持一致,县委是什么呢?县委就是县委书记。”

 

甘肃省永靖县永靖中学根据考试成绩排名征收管理费,理科生548名以后的,文科生95名以后的,每人需交400元。校长张荣林解释这样做的原因:“学习肯定要和钱挂钩啊。”

 

423,温家宝在重庆江北区光大奶牛科技园养殖基地考察。他在那里留言:“我有一个梦,让每个中国人,首先是孩子,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

 

426,在北京举行的听证会上,面对一些代表提出降低公司管理成本的说法,北京市祥龙客运公司总经理赵忠义说:“我真是比窦娥还冤!”对触及利益的降薪问题,赵高声说:“刚才有教师说,我们的管理人员平均收三千多,没错,我的还要多,是五千多!……现在教育这么困难,很多贫困学生上不起学,你们老师为什么不降薪救济贫困学生?凭什么要我们降薪?”

 

426,包括王石、冯仑等40余位董事长参加的“中城联盟”董事长联席会议在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召开。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近期出现的新名词“房奴”,北京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说:“成为房奴那是活该。”

 

曾资助178名贫困儿童上学的丛飞被舆论称为“好人”,他去世时,深圳上万市民自发地赶去告别。省委书记张德江、团中央书记周强等人献上了花圈。好人丛飞的名言是:“我不能成就一个世界,但我要尽我所能成就这些孩子。”

 

当代民办教育的先驱者之一,移居新西兰的任静玺最近撰文“说话不自由”,他在这一长篇文章的最后“乱箭穿心说道歉”中,表白了自己对南洋教育全体师生要说的话和对家长的道歉。任说:“面对上天,我以全家安全的名义,向你们起誓,我没有侵占南洋的资产,我没有将任何南洋的钱卷到国外。” 任静玺还说,他强烈地希望看到中国变天,“希望教育是一个自由和尊严的教育,我希望坏人都受到惩罚,我希望好心人都能有一个好归宿。”

 

全国政协常委刘忠德最近对超女提出批评,刘说,超女是对艺术的玷污,观众怀着扭曲的心理在看这个节目,应该让老百姓多接触高雅艺术,不能让年轻人在娱乐和笑声中受到毒害……天娱公司的王鹏为此回应说:“他有说的权利,我也有蔑视他所说的内容的权利。”

 

北京丰台林业局副局长黄朝明和妻子薛飞双双被人砍死在他们居住的一栋豪华别墅内。此前一周,他们家养的一条黑贝犬已被人事先毒死。勘察现场的警察发现,两人身上各被砍了十几刀。凶手残忍,死者不幸。但舆论几乎没有什么人对死者表示同情,只是有人说:“那条黑贝死得太可惜了。”

 

党国英谈“杨小凯的工作有多重要”时说,他把杨看作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科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杰出科学家是在完全与前人隔绝的状态下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斯密不是这样的,马歇尔不是这样的,凯恩斯不是这样的,爱因斯坦也不是这样的。”党国英说,像加尔布雷斯这样的学者则在创造自己的“体系”,最终,这样的体系不为人类的知识积累所接纳。当今中国,这种学者或者有这种勇气的学者实在是汗牛充栋。

余世存:非常道之八

程益中有使命意识,他认为人生最有意义的是“超越自身的不可能性”,他和同事们立意要“办中国最好的报纸”,不幸中途受挫,身陷囹圄。出狱后,有人问他:“你在狱中是如何熬过那一百多天的?”程益中沉默片刻,答说:“关上所有欲望的门,只打开头顶的一扇天窗。”

  

徐晓的《半生为人》获南方都市报颁发的“年度散文家”奖,徐晓在获奖感言中说:“我回忆过去,过去的遭遇,过去的理想,过去的人与事。正如人不可能趟过同一条河一样,人也不可能哪怕一刻占有完全摒弃过去的现在。健忘常常出于自卫的本能。如果说我的回忆是怀理想主义之旧,是对遗忘的拒绝和反抗,那么,不管我的努力是否成功,我仍然要说:越是拒绝,越是反抗,就越是生活在现实之中。”

    

  傅国涌未进过大学,对近代史的研究却为世所重。有一次,苏祖祥先生和傅国涌聊天,谈到政治制度和中华文化时,比较胡适和哈耶克。他们同是受到的很好教育,但是胡适在日本港口时,对复辟戴辫子绝望不已,曾说自己20年不谈政治,胡适回国后真的居然研究起《水经注》之类的东东。傅国涌说,你胡适毕业于美国的名校,博士头衔,师从杜威,你这不是大材小用,牛刀杀鸡吗?《水经注》今天我傅国涌研究就足够了!你应该去研究政治制度啊!

    

  413,朝阳法院对一起致两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作出一审判决。案件中两名死者都是作为第三人乘坐在一辆夏利车里,夏利车和大货车相撞后,经认定负同等责任,法院判决死者金某的家属获得全额死亡赔偿金40万元,另一名死者的先生家属获得的赔偿金却只有16万元。同一时间、同一车辆内遇难的两个人,因为一个来自城镇,而另一个是农村户口,因此就产生了24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差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黎建飞说:“法律对损害结果的赔偿是按照填补损失原则,一定要赔偿到没有损失,但是也不允许受害人从一次赔偿中获利,所以才会产生‘同命不同价’情况。”

  

  416日起,我国北方普降沙尘暴。据称北京降下30多吨的黄土,中间虽有多次人工降雨,仍未能止住沙尘的侵袭。如此人间奇观,世界侧目。胡少安有诗:“诗意再无千浔瀑,黄沙倾城一夜间,荒郊独坐观博客,如此人间四月天。”猪头有诗:“人间四月风暴来,满城尽是黄尘埃,乱世天象无善果,荣耻和谐民遭灾。”

 

4172006年普利策奖结果公布,《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周看和雅德利关于中国法律系统的专题报导,获得了年度最佳国际报道奖。这篇题为“弊病丛生的中国司法制度”中,报道了一个叫秦延洪的河南工人的遭遇,这个35岁的普通钢铁工人被严刑逼供。随着他的招供,警察结案,法院宣判秦延洪强奸杀人罪成立而处以死刑。秦在监狱里给父亲写信说:“我们的公安系统是专制的产物,警察用专制的手法对付任何想反抗他们的人,而普通人几乎是没有还手之力的。”

 

  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月收入的13是房贷按揭的一条警戒线,越过此警戒线,将出现较大的还贷风险,并可能影响生活质量。新浪网房产频道最新一项调查(截至记者发稿时有15014人参与)显示,有91.1%的人购房用了按揭。这群按揭族中,有31.75%的人,月供占到了其收入的50%以上。他们自承:“买了房之后,生活完全变了。最要命的是,这种改变不是一年半载,而是漫长的15年!”在这期间,他们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害怕银行涨息,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这些房贷一族被称为“房奴”。

  

方心田眼中的售楼小姐是“想方设法诱骗他人掏出一辈子积蓄来购房的年轻女人”。他说:“她们往往长得很漂亮,所以不少男士就中了美人计;她们很懂得修辞学的真谛,在她的樱桃小嘴里,一洼水就成了湖泊,一棵树就成了森林。”

 

  据说,在中国,生活被房贷按揭所改变的青年,有2600万。一个确定的数字是,1997年,中国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金额不到200亿元;到2005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1.6万亿元。8年的时间,增加了近80倍。很多按揭买房的人自称为“蜗牛”一族。他们身上背着房子,在享受着高薪、白领、有房一族等诸多心理安慰的同时,也承受着“一天不工作,就会被世界抛弃”的精神重压,生活质量大为下降。对很多人来说,购房已不是个人行为,甚至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在供房。有人用“六一模式”概括全家供房的情景:六个人,青年夫妻、男方父母、女方父母用多年的积蓄共同出资,在城市里买一套房。有人问:“我们养房,谁养父母?”

  

19987月开始召开听证会至今,北京已经召开了40多次听证会,不少专家和市民对此有疑问。房产律师秦兵曾经两三次申请参加和房产物业相关的听证会,但是组织听证的单位还是以种种理由拒绝了他,对此,秦兵对听证会代表的选择提出了疑问。秦兵说:“你是根据长相是根据社会地位,还是根据体重还是根据其他的背景,你一定要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样选择的。”

 

  国家行政学院竹立教授年初发表文章称,我国公款消费一年近9000亿元,引起国内媒体议论。人民网记者徐辉、李丹为此调查核实数据来源,并采访国家财政部预算司负责人。据该负责人初步估算:2004年全国公款消费合计1201亿元(其中中央136亿元,地方1065亿元),占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4.5%、财政支出的4.2%。该负责人同时表示,上述数据是根据中央和地方决算报表所列数据统计的(未包括转嫁到企事业单位的相关开支),实际生活中估计会略高于这一数字,但远远没有达到竹立教授所说9000亿元的水平。有人说:“9000亿这个数字应该不会有什么夸大。1200亿是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这样说也对。”

  

  为迎接五一艺术节,湖北仙桃中学师生在校长的要求下,各献表演节目。全校三个年级的老师和后勤组老师每天要排练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团结就是力量》等。有人说,感觉又回到了毛泽东时代,每天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

 

  王洪波去印度参观,回来跟诗人田晓青说,都说我们是“世界的工厂”,可人家是“世界的办公室”啊。田晓青回答,这有什么好比的,人家还是世界的精神家园呢,我们怎么不比?

卢雪松:提醒公共权力的生命关怀

据《生活新报》报道,云南省罗平县为申报国家卫生城市,组织了一场颇有声势的“打狗行动”。“城管数日以来以大棒对狗”,街头时有身穿制服举棒打狗的“生动场面”。新闻同时还配有三名男子手举长棒在罗平县街头围攻一只狗的图片。

这报道和图片最先让笔者想到了贾平凹先生的长篇小说《土门》。在小说的开头,也有这么一段警察杀狗的故事。生命力越顽强的狗死得越是惨烈,因为它的挣扎激起了杀狗的警察的仇恨,他们不再仅仅把它视为狗,而是视为必先杀之而后快的“仇敌”一般了。

在“土门”杀狗与在罗平县杀狗一样,据说都是为了建设“文明”的现代城市。在小说中的土门县“城市广场”,被勒死的各种狗的尸体堆在一起,似乎是在炫耀:在城市这样的文明地带,只有人类才配享有生存的自由。至于别的什么物种,它们的死亡似乎成了人类“文明”生存的代价。

笔者对罗平县城管的街头打狗和杀狗示众的作法无法认同。用残暴方法虐杀动物的行为是野蛮的,绝对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相悖。早已走出荒蛮的人类理应对生命价值有基本的理解和尊重:生命本身是有尊严的,各种生命形式在天地间分享着生存权利和生命价值。在无情地将狗用乱棒打死之时,作为人类有必要去体会:这只被大棒追打着的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感受到的那种巨大孤独、恐惧、愤恨以及绝望。倘若心灵没有隔离,这种感受是人可以体验到的,因为人类与狗一样对生命无比珍爱。既然人有这种基本的“恻隐”的人性,他就有责任避免它们置于这样的情境之下。倘若人类对这种狗的绝望感觉无动于衷,甚至有些人可能生出些恶意的快感,那么这个动物的死就不只是动物的悲哀,更是人类的悲哀,因为人类对其他生命形式的肆意伤害无异于“间接的自杀”。以残忍的方法构建起的人类社会,也必然有一天以残忍告终。

19世纪的都灵街头,当哲学家尼采看到马车夫鞭打一匹马时,他冲过去,眼含泪水用身体护住那匹原本高贵而优美的马。遗憾的是,新世纪的今天,某些公共权力部门的执法水平和行政道德愧对尼采,也愧对人类文明史的丰富积累。来自公共权力的虐杀行为,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是由于长期处于孤独和隔离的封闭状态而被极度不安全感所支配,对狗的自由而欢快的存在怀有强烈的内心恐惧。这是需要治疗的心灵创伤。但不管怎样,身着公务员制服者手提打狗棒不仅不够雅观,还很容易导致城市居民对政府部门的负面印象,比如粗鲁、强横、缺乏对生命的关爱。“热爱自然,保护动物”的宣传在打狗棒下变成空洞而又虚假的口号,则更是必然的了。

建设一个清洁卫生的城市固然是非常必要的,能够申请到国家的旅游卫生城市的资质也许还是有极高含金量的,地方政府为这些目标而努力本也无可厚非。但要建立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城市,仅仅有一个没有动物行迹的洁净街道却远远不够。它更需要一个和谐健康、善意包容的人文环境。维护尊严,崇尚道德,尊重生命,这些更应该是承担城市管理职能的公共权力部门要时时用心维系的关键所在。《古文尚书》有言:“道心惟微”,持守住人性之道何其不易,岂能不审慎地把握和应对?让狗的存在不与这个城市的卫生为敌,一定有比虐杀更好的办法,或许负面作用会小些,对城市居民心灵的伤害会少些。

张广天:我的朋友京不特

 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我拿了本油印的刊物《撒娇》回家,正值我的一个中学朋友在门口等我。他是个情痴,当时正恋着一个长得有几分象邓丽君的女孩。他接过我手中的《撒娇》翻看起来,忽然眼睛一亮,被其中一封邓丽君发自俄亥俄州的信打动。这封信煞有介事地写了邓丽君的近况,以及她和庄奴兄对上海诗人的惦记之情。顿时,我的这位平时对我的诗歌活动不屑一顾的朋友改换了面目,对我毕恭毕敬,并详细打听书信下面的落款地址是否属实。我告诉他,那只是个游戏,撒娇嘛,就是用孩子和女人的方式捣蛋。可后来我听说,他还是按那个杜撰的地址给邓丽君女士发了一封信。真不知道在那个还保留邮政检查制度的旧上海,当邮政检查官们拆开这封神秘的准备飘向异国的密件时,脸上会有怎样不可捉摸的神情。

 
  这份《撒娇》的创刊人、发起人,就是京不特,我在博客主页的链接栏里写着——“撒娇领袖京不特”。他也是我《人类的当务之急》中首先出场的传奇人物,刚在博客上连载时,我用“匀”的名字替换了他,现在终于都改过来了。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京不特和我以及第三者之间的秘密,也算是我们经年历久的撒娇活动吧,出于游戏道德,我并不公开。
 
  当时,参加《撒娇》活动的有不少人,其中默默以锈容的名字也介入其中,他常解释,他有生锈的夕阳一般的容貌。这个时候,他的强大自恋倾向的真情表露,让我觉得很可爱。
  我们几个人约好了到天山新村林沁园家里讨论《撒娇》。京不特当时在虹口的“钟山中学”实习,他带了一包学生的档案资料过来。我们一张一张地仔细翻看,当然,主要是看女孩子。其中,有一个长得很清灵、秀气,我们大加赞赏。不特说:“从阳光下看她的皮肤,微透不透的,细细的绒毛楚楚历历。”我们都很羡慕他,可以成天和这么漂亮的美眉在一起。我们猜想,他当然少不了在数学课堂上贩卖他的撒娇私货,定当引来美眉的眉目传情。这样漂亮的典型的上海美眉现在是看不到了,回忆一下也算是曾经沧海的资本吧。
  那时候,我们都很穷,林沁园家里只有几个发了芽的土豆,我们几个盘算了半天,终于放弃了煮土豆的想法,下楼去买一种烤得很焦很黑的饼。吃饼的时候,有点难咽,默默说,就当非洲女人的大腿,被切成薄片的大腿。或许他以为很性感,但我发现其他人和我一样,忽然有种被亵渎的感觉,反而更没了胃口。然后,就是林沁园胃疼,我从帽沿里抽出几根银针为他针灸,不特说他也想试试,结果除了我和默默,其他人都被刺上银针动弹不得,盘腿静坐在那里,颇有点象斯汀唱片的一张宣传画。默默生气了,说一针便打二十分钟,我们怎么谈正事?我想,他是埋怨没人再注意他了。
  晚上睡觉,我和胡一个铺,他老挤我,我便喊:“再不保持距离,我涂点肥皂水把你干了。”于是,他向里蜷缩了几公分。这个事后来被传成我把胡给日了。不特多年后,还非常好奇而严肃地问过我。
  早起,林沁园放了点莫扎特的音乐,我说这个好听,利于晨功,默默又不高兴了,说我们结帮,是还乡团,意思是指我们热爱古典音乐有罪,不符合现代诗歌精神。但不特却打岔,说起刑法中关于偷越国境的事,好象徒刑一年,劳教三年。大家沉吟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有点宽厚,不符合酷刑标准,甚是疑惑。
 
  上海的地下诗歌,在那个年代,可能最有意义的就是撒娇活动了。我们这些人爱捣乱,爱胡闹,拒绝长大,严肃不起来,对板起面孔的各种理想主义和道德训诫都心存疑虑,但我们在绝望中希望反抗,希望获得属于自己的价值。现在想起来,所谓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各种《回答》几乎都在那一夜被操光了,而不是操胡。京不特最具撒娇精神的诗句是——“阳光照耀你,也照耀我,你手淫,我也手淫。”
  当时,我和几个好音乐的朋友,其实也常常撒娇,最著名的,该数《约翰·列浓追悼大会》,场景是暴雨如注的天安门广场,传声媒介是高音喇叭,很多重要人物都到场了,李铁梅还唱了《仇恨入心要发芽》,最后,列农同志在中央公园的死,被界定为“帝国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集团的联手阴谋”,而列农同志则当之无愧地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今天,胡戈在DV中铺排陈凯歌,周星驰在电影里戏弄唐僧,我们在舞台上后先锋,CCTV的导演在工作之余解构十月革命,实际上和那时的撒娇精神是同出一辙的,都属于亚文化对主流的挑战。只是,上海的撒娇在那里沉没了,却在这里突兀了。
  整个80年代也许毫无意义,也许只是大老大和小老大的较真,大流氓和小流氓的博弈,从一种群众运动过渡到另一种群众运动。但我时时难以忘记的,就是在天山新村的那个晚上,它在2006年看起来都还那么年轻,那么令人神往。有时候,人的过去恰是他的未来。
 
  为了纪念那个时候,我把一首歌放在这里,它在很久以前就录好了,我迟迟没拿出来发表,原因是我那时太瘦,唱得气韵不接,而且念白也过于间离,听起来怪怪的,好在情感还算真切。不怕大家笑话,就当个资料,立此存照吧。
 
  《我的朋友京不特》
 
 
  词曲唱:张广天
 
  我的朋友京不特,
  好久不见你的信。
  听说你在缅甸住,
  又说你在哥本哈根。
 
  又到洞庭秋水凉,
  不见波送你归来。
  伊洛瓦底江涛怒,
  难平人间坎坷路。
 
  你我同在一个太阳下,
  都想回到上海那个家。
  当初为了真理去流浪,
  大风大浪我们都不怕。
 
  我的朋友京不特,
  你的笑容有点涩。
  那年聚在朋友家,
  我们似乎已猜透彼此的选择。
 
  替我去看看海的女儿,
  告诉我童话家他说没说谎。
  也许我们都在说谎,
  只是大难不死天命难违抗。
 
  一条大路笔直通天涯,
  草叶行舟白云作快马。
  心心念念浪子不回头,
  每个脚印都开出一朵花。
 
  我的朋友京不特,
  真想给你写封信。
  只是为了纸短情长,
  许多话儿想好又不讲。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春来江水绿如蓝。
  姑娘们穿上花衣裳,
  上面写着绮丽的梦想。
 
  总有一天要回到黄浦江,
  看够往来的千轮万船。
  山水紧连心系亚非拉,
  海阔天宽胸怀更远大。
 
  我的朋友京不特,
  你的偈语化作了歌。
  爱你的姑娘僧侣如幻似梦,
  留下的光阴永驻不灭。
 
  我的朋友京不特,
  你的青春走出了黑夜。
  住过的学校寺院空空如也,
  留下的空间是大千世界。
 
  我的朋友京不特,
  你的偈语,你的诗歌,
  你的姑娘,你的僧侣,
  你的学校,你的寺院,
  空空如也!
 
  我的朋友京不特,
  你的青春,你的爱情,
  你的生命,你的自由,
  你的梦想,你的家园,
  空空如也!

86年文化热潮回顾:“谢晋电影模式”大争鸣

“谢晋电影模式”大争鸣
关于八十年代文化复苏浪潮的黑色记忆
 
有关谢晋电影模式的争鸣,是我个人生命中的一次危机体验,也是中国电影的一个奇特标记。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不可思议地卷入了另一个陌生领域,并且在那里掀起波澜,这是不合常理的现象。此后我再没有回到那个领域,更未公开讨论过那个事件,因为它只能带给我黑色的记忆。
 
八十年代中期,第三代与第四代导演扮演了中国电影主流的角色,而上海电影则支撑着中国电影业的半壁江山。杨延晋(《小街》)和吴怡弓(《巴山夜雨》、《城南旧事》)是第四代电影的杰出代表,而第三代著名导演谢晋,此时的事业,正是如日中天,达到了他本人的颠峰状态。他开辟的所谓“政治电影”,成了许多中国研究者和某些西方学者的重要对象。与此同时,第五代导演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在各大制片厂刚刚完成“实习期”,正在跃跃欲试,企图以先锋电影的姿态,跻身于新电影和新文化的建构事业。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却是第三、四代导演和旧电影美学原则的巨大墙垣。
 
上海的沪西工人文化宫,位于普陀区的中心地带,是当时上海“群众影评”的重镇。西宫影评组长楼为华,一个极富组织能力的工人活动家,现任北京嘉华筑业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他的领导下,该影评组跟华东师大学生影评协会联手,假手本城青年文学批评家的力量,举办各种电影讲座和艺术研讨活动,吸引大批工人影评积极分子出席。我和李劼都是当时西宫的常客,在那里频繁出没,为他们输送思想粮草。就在西宫的讲座上,李劼首次提出“谢晋电影时代应该结束”的口号,赢得工人影评员的热烈掌声。以工人为实体的前卫电影评论运动,秉承文 革期间上海工人影评的组织形式,却又嫁接了高校知识分子的前卫思想,这种奇特的组合,令上海的“群众影评”呈现出生气勃勃的面貌。
 
西宫影评的这种特殊地位,引发了一个奇怪的后果,那就是第五代导演的新片,通常都要拿到这里来试映,以接受上海工人影评圈的检阅。我记得当时前来试映的,就有陈凯歌的《孩子王》和张艺谋的《红高粱》,第四代导演、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也把他的《老井》带来放映,听取工人影评员的意见。整个沪西工人文化宫,弥漫着自由热烈的艺术气息。
 
无独有偶的是,1986年,在前市委宣 传部长王元化先生的策划下,上海举办了城市文化战略研讨会。这是76年以来上海最开放的时刻,显示其引领中国文化复兴的博大雄心。应邀出席的有京沪两地的作家、学者、以及夏衍、石西民、杨西光等文化官员,共达三百多人,据说还拟定了《关于制定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建议》(草案)。19年以后,当年的中 宣部长朱厚泽先生,曾经向我解释当时文化开放的原因。他指出,“这是胡耀 邦的战略思想,没有他,就不可能有当时的文化开放的良性局面。”
 
1986年5月,作为上海城市战略研讨会的一部分,由上海作协、上海影协、上海电影总公司联合举办的“城市人生态和心态——城市文学、城市电影研讨会”,在复兴西路上影剧场召开,我作为青年文学评论家,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首次提出“石库门文化”的概念,试图对上海标志性建筑的文化语义进行界定。我还在发言中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非议,认为它所塑造的忍辱负重的女性形象,代表着农业时代的道德-美学趣味,无法与都市文明及其现代性接轨。我记得,当时许多上海作家如王安忆、程乃珊,评论家如李子云、周介人、吴亮和程德培等,都出席了这场研讨。
 
上海《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徐春发,当时就在城市战略研讨会的现场,听过我的发言之后,决定组织有关谢晋电影的讨论,打电话到我任教的上海财经学院,辗转查到我的住址和传呼电话号码,约我把会上陈述的观点,写成一篇2000~3000字的文章。我在电话里答应了徐,并在几天后把文稿寄给了他,原名是《告别谢晋电影模式》,后被编辑改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
 
我在短文中指出,谢晋电影具有确定“模式”,恪守从“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到“善必胜恶”的结构。无论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高山下的花环》,总有一些好人不幸地蒙受冤屈,接着便有天使般温柔善良的女子翩然降临,感化了自私自利者、意志软弱者和出卖朋友者。谢晋向观众提供的这种“化解社会冲突的奇异的道德神经”,体现了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我还认为,“谢晋电影宣扬陈旧的道德观,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是中国文化变革进程中的一个严重的不协和音”。
 
寄出短文之后,我便前往大连出席一个有关当代文学的研讨会,把这件事抛诸脑后,因为在我看来,它顶多是一次小规模的学术对话而已。但徐春发却对此保持着必要的职业敏感,为慎重起见,在收到我的稿子之后,徐春发另约了一篇反驳文章――江俊绪的《谢晋电影属于时代和观众》,甚至违反编排逻辑,把反驳文章放在上面,而把我的主文放在下面,看起来颇有点供人批判的“反面教材”的味道,以期达到“平衡”效果。但这种小心翼翼的版面安排,还是引发了意想不到的激烈反应。
 
7月8日文章见报的当天,上影火速组织人马通宵达旦地开会,商议和部署政治反击,策划对我展开全面围剿,将正常的文化争鸣,变成一场文 革式的政治大批判。在会上,上影厂和电影局要求它的评论班子详细分工,针对我文章里的各种观点,分头撰稿批判,同时利用行政关系,对《文汇报》施加政治压力。
 
就在上影策划政治反击的同时,文汇报的学术争鸣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李劼随后也在该报发表文章,把他在西宫提出的观点细化,进一步提出“谢晋时代应该结束”的观点,文章指出,“谢晋模式”是“中国电影的一种悲剧性现象”,应该对这一“封闭的稳态模式”予以“击破和超越”。《文汇报》能够开辟版面,容纳非主流声音,实属难能可贵。尽管文艺部主任徐春发最终为此丢了乌纱帽,但文汇报却因此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上影布置的围剿文章,开始在全国媒体上大批出现。但与此同时,我的文章也被全国数百家报刊杂志报导、转载和评论。在研讨会之后不久,我又在陕西南路上海戏曲学校剧场,做了有关中国电影的专题演讲,到场的社会听众多达一千余人,场面壮观,而听众的文化激情,更是令我感到非常惊讶。这样的社会讲座,好像还有几场,但具体的演讲者我已经忘了。它标志着80年代上海文化发展的罕见高潮,但它随后就被保守力量所吞没,迅速消失在岁月变迁的河流里。
 
在谢晋模式讨论中,上影集团扮演了过度自我保护的角色,甚至有人对我放出狠话,声称“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上影内部与我有点“瓜葛”的人士,见我有如见了瘟神,唯恐避之不及。好在我当时在大学里教书,行政上跟上影毫无关系,他们的棍子暂时够不上我,但我的几个朋友,却因此受到了株连,相继丢了自己的铁饭碗。文 革式的政治手段,在文 革结束十年以后,仍然发挥着令人胆寒的功效。
 
上海电影局下属杂志《电影新作》的编辑Y,华东师大80级毕业生,仅仅因为是我的同学,无法承受压力,被迫出走日本,事过境迁后才悄然返回祖国;上影厂文学部编辑杨欣,华东师大85级毕业生,原华东师大影评协会会长,被迫出走澳大利亚 ,至今还在墨尔本居住。她的电影梦想被无情地击碎。她跟祖国的关系,从此被彻底切断。据说她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她的命运,却已因我而发生剧烈的改变。
 
《电影新作》创办人兼主编王世桢先生,1922年出生,是资深的电影评论家,历任上海电影局艺术处副处长、天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兼文学部主任、中国影协上海分会秘书长,却因邀我参加该刊在千岛湖举办的理论研讨会而获罪,遭遇严厉的内部批判,年迈的身心饱受摧残,最后被迫提前“退休”,黯然离开了他为之奋斗毕生的电影现场。数年之后,我专门前往他家探视和慰问,他的愤懑和无奈之情,依然令人扼腕。在这场政治迫害运动中,虽然我得以侥幸逃脱,但朋友们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八十年代文化开放的高峰时期,一场文化争鸣居然会引发如此严酷的后果,这是任何人都始所未料的。我在此提及他们的遭遇,是希望对他们的无辜受累,表达我迟到了20年的歉意。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杰出的电影评论家钟惦斐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整版文章,对这场争鸣作了首肯,此举对平息来自上海电影集团的恶性围剿,起了某种缓冲作用。他在文中写道:“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处,除了作为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谢晋电影十思》,1986.9.13《文汇报》)。钟惦斐先生还在文中肯定了谢晋电影的积极意义。但上影甚至连这样的公正声音都无法容忍,他们此后又利用夏衍的意见,掀起了攻击钟的运动,但那些文章最终都成了历史的笑柄。
 
夏衍在1986年第10期的《电影艺术》上,发表《要大力提高电影质量——在中国影协主席团委员座谈会上讲话》,其中谈及这场讨论时称:“我读了朱大可、李劼文章,把“谢晋电影模式”说成‘化解社会冲突的奇异神话’,烙着‘俗电影的印记’,‘是一个封闭的稳态模式’,‘是中国文化改革进程中的一个严重的不协和音’,甚至把‘谢晋模式’说成是一种儒学,说谢晋的时代已经结束,这就似乎太轻率、太武断了。” 这是国家主义威权所作出的行政鉴定。据未经证实的传言称,夏衍的干预,是导致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徐春发被撤职的幕后原因。一场天鹅绒文字狱,就此拉上了完美的帷幕。
 
1986年10月,正值明丽的秋天,我和李劼应邀前往温州文联讲学,在那里受到当地作家的热烈欢迎。我们参观了当时“资本主义的桥头堡”,从桥头镇的纽扣市场,到市中心的个体户家庭,我们被以纽扣为象征的“微观经济”所震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能量,成为我走向自由主义神学的重要启示。
 
在文联的讲习班上,我除了谈论文学之外,又再次批评谢晋为代表的中国电影现状,温州日报把我的讲学和讲演观点做成新闻,发表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上。不料竟引起了胡乔木先生的强烈关注。
 
当时胡正在温州考察,收集当地资本主义的“复辟”材料,见报之后,他叫秘书打电话给温州文联,提出要跟我公开辩论,同时索取我的讲演稿或讲演录音。文联的负责人一方面对乔木老关心年轻人的思想观点表示感谢,一方面又巧妙拒绝了对方索取讲稿的要求。他说,朱大可这个人讲演从来不用讲稿,又谎称那天山上停电,未能进行录音云云。对方无奈,只能作罢。当然,所谓的公开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在当时的语境下,文学小人物跟政治大人物的平等对话,实在只是一种真实的虚构。不仅如此,任何反思的声音,都面临着夭折的危险。12月下旬,我应北大学生会之邀,出席该校首届艺术节,并再次作了有关中国电影的演讲,赢得学生的热烈掌声。就在我演讲的现场,丁玲创办的《中国》杂志编辑牛汉和吴滨等人,向学生派送着该刊的终刊号。它的黑色封面,仿佛是某种不祥的预兆,向我们预示着另一场风雨的来临。果然,短短数天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突然爆发,文化界经过了短暂的复苏之后,再度回归了沉默。
 
以今天的尺度来看,我当时也就只能算是个初出茅庐的“理论文青”而已,我的文章里出现了诸多偏颇失误之处,根本没有击中谢晋电影模式的要害。在我的所有文论中,这篇东西只是中下之作,我甚至没好意思把它收进我的第一个文集《燃烧的迷津》里,从而令许多读者大失所望。这篇两千字文的唯一价值,只是抛砖引玉,触发了人们对中国电影的反思。它与刘晓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王小山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一起,被港台媒体并称为“1986年中国文化界三大冲击波”。有人认为,它的直接后果,是促进了第三、第四代导演的退位和第五代导演的全面崛起。
 
在1987年,我又先后写了数篇长文,详尽分析谢晋电影的弊端,着重指出他的“政治电影”的本质,就是过度迎合当时的政治强权的美学机会主义。他的电影,不是讴歌造反女英雄春苗,就是讴歌忍辱负重的传统女性美德(《天云山传奇》和《高山下的花环》),这种随着政治时局变化而剧烈摆动的策略,就是谢晋成功的最高秘密。虽然这些文章观点更为清晰深入,其水准远在文汇报的短文之上,却只能发表在一份地区文艺刊物上,它的模样,就跟火车上兜售的地摊刊物似的,根本无人关注。这场原本可以健康深入的文化争鸣,经过反复挣扎,终于夭折在光线黯淡的1987年春天。
 
有人这样认为,由于我的批评,谢晋和上影厂从此一蹶不振。这种看法并没有太多的根据。艺术家的衰退跟外部批评无关,而只能基于其自身的原因。总体上说,八十年代的人们对公开批评与反批评还很不习惯。谢晋本人通过解放日报记者采访,为自己高调声辩,这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因争论没有深化,谢晋本人也未能抓住自我调整的契机,此后所拍的几部影片如《最后的贵族》、《清凉寺的钟声》、《老人与狗》、《女儿谷》》和《鸦片战争》,艺术价值不断衰退,好像在蓄意验证我的预言。 
 
另一方面,上影厂没有在争论中及时反思,反而讳疾忌医,大加围剿,以为那样就以可以压制不同声音,结果日薄西山,终于由当年中国电影主力,沦为一个毫无创造力的三流公司,至今仍然只能靠招募港台明星和政府拨款来苟延残喘。它的悲剧性命运,正是中国电影业大衰退的历史缩影。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五代导演不断推出好片(如《红高粱》、《黑炮事件》和《霸王别姬》),声望日隆,迅速取代第三、四代导演,成为中国电影的中坚力量。谢晋电影模式遭到了遗弃,而谢晋时代也无可挽回地拉上了帷幕。在那些“保卫谢晋”的喧嚣过去之后,人们看见了历史的坚硬表情。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是这场争鸣的重要观察者和见证人,他以后在一篇总结性长文中指出,“青年评论家朱大可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尖锐而又中肯的批评,持续数月之久的诸家辩论,无论对创作者本人或是论者、观众,都引发深省。检讨所及,远远超出谢晋电影本身,撼动了中国主流电影传统模式的稳定形态。”(《电影评论对电影创作的期待》)
 
谢晋的一生,无疑是展示旧式艺术家心路历程的橱窗。他先是在文 革前拍摄《舞台姐妹》和《红色娘子军》,探求被压迫妇女的解放道路,而文 革期间,迫于政治压力,他又与谢铁骊在联手拍摄革命样板戏《海港》和革命京剧《磐石湾》,也是样板戏影片中比较乏味的两部。文 革后期,谢晋终于完成了自我改造和政治转型,拍摄了以阶级斗争和打倒走资派为主题的四人帮电影《春苗》,这无疑是谢晋的倾心打造之作,也是他一生中拍得最成功的片子,由此成为文 革影片的“最高样板”,他本人也随之成为江青文艺路线的劳动模范,这意味着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内在的精神转型。而文 革之后,他又在上影集团的庇护下,再度进行政治转型,拍摄了控诉文 革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谢晋的墙头草电影系列,正是当时工具型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
 
曾经有人在互联网上发帖指出,谢晋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比余秋雨更为典型,因此他比余秋雨更需要政治忏悔。我对此并不赞成。正如我从不赞成强迫余秋雨忏悔一样。文化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文本,而不是作家的人格。忏悔是作家个人的精神选择,我们只能对此提出建议,却无权做出强求,否则就会沦为另一形式的道德暴力。这个原则在谢晋公案上同样适用。作为“四人帮电影”的重要成员,谢晋无疑应当有所反思,但他是否需要忏悔,则完全取决于他本人的道德选择。中国电影刚刚结束百年华诞的狂欢,我不想对此有所非议。重新书写20年前的往事,不是为了展开文化清算,而是为了保存正确的记忆。(2006年3月写于上海莘庄)
 
(作者说明:时过境迁,有些记忆已经模糊。尽管本人为此检索了部分文献资料,但叙事中仍有一些令人迷惑的缺环。若因此而造成某种讹误,则都是作者本人的责任。我尤其希望本案有关人士能够补充和纠正本文的错失,共同完成这一文化公案的真相陈述)
 
 
本文题图:岳敏君《节日》

贺卫方:“黑话”般的法律语言

任何建立在独特知识和技能之上的行业或职业都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话语体系,即所谓“行话”。一方面,行话确保了行业内部交流的精确和节省,也是增进行业内部成员之间的团结;另一方面,它又是外显的符号,对于外“行”人而言,这种符号足以激发他们对于这个行业的好奇、尊重或畏惧一类的感觉,如此就可能在内外之间划界,有时甚至可以强化某种行业化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布迪厄所谓“合法性语言”(legitimate language,参看Pierre 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就是指特定风格的语言的这般效果吧。

 

法律行话,即我们平常所谓“法言法语”者,也是一套相当独特的语言。记得《物权法》草案公布之后,不少人表达了不满:那么多的专门术语,看都看不懂,还让百姓提意见,岂非刻舟求剑?就是啊,民法学家们所使用的那些怪怪的概念术语,什么“用益物权”,什么“善意买受”,什么“共同共有”,什么“按份共有”,外行人一看,脑袋立马就大了。从前审议《民法通则》的时候,一位老同志看到草案上说财产的所有权人对于财产享有占有权、使用权和处分权,大为光火,斥责说:我们的同志犯了错误,可以对他处分,记过、警告、留党察看都可以。一栋房子,你怎么处分它?!在场的那些法学专家面面相觑,只有苦笑的份儿。

 

对于法言法语表达不满的不只是我们这里的“老同志”,拿破仑更是这方面的显赫人物。这位军事天才在武略之外也颇具文韬:他积极地参与到《法国民法典》的编纂之中,在参政院审议起草委员会所起草条文的102次会议中,他至少在57次会议上担任主席。这位当时年仅34岁的国家元首在主持法典编纂的过程中表现了令人着迷的个人魅力。“他不断地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生活的现实而不是法律的技术上;他会迅速地扑捉到抽象规则的实践关联;他会打断琐碎无益的枝节争执,并通过提出明晰简洁的问题将讨论带回到实际和具体的问题之上;尤为重要的是,他坚持法典的起草风格对于即使是他那样的非法律家业应当透明易懂。曾有人说,民法典的语言之所以如此清晰明瞭,正是因为其起草人每选择一个此剧时都要自问:他是否能够见到诸如拿破仑这样虽然不熟悉法律专业术语,头脑却机智灵敏的外行人的批评。”(茨威格特和克茨:《比较法总论》,贵州人民版页157)拿破仑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证据之一是,著名作家司汤达为了改进文风,每天都要读一段民法典。能够把法律界的“黑话”洗刷得如此白皙光鲜,这是何等的功力!

 

不过,我们在“白头宫女说玄宗”的时候,也许不要真以为法言法语居然完全可以被日常语言取而代之。读者诸君不妨读一下翻译为中文的《法国民法典》,其中外行人难以索解的专业术语正多着呢。这里也许有文化差异上的原因。由于法律在整个西方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法学家的知识不断地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不少法律话语也许已经进入民众的日常语言之中,尽管仍然存在着意义解读上的内行与外行之间的不同,但是,至少没有那么强烈的异己感了。但是,当该法典译为中文,我们这里的法外读者的背景知识却很难与之交融互动,甚至完全是格格不入。

 

《德国民法典》也许提供了一个反例,表明即便是在西方,一部伟大的民法典也会是一部法学家的“独门暗器”,但是这种与日常知识的脱节恰恰可以成为法典保障人民权利的前提。

 

2006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