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天赋人权，实际上就是人在自然状态下就已经享有的权利，所以也有人直接把它称作自然权利。相比人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权利，它不受人间任何意志或权力的干涉，只以自然法作为它的根本准则。比如对一个人来说，吃奶就是天赋人权。因为吃奶是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就有的，而且对每个人来说，又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因而被认为是天赋人权。相对而言，喝奶粉的权利就是人赋的，而不是天赋的。因为自然在造女人的同时，只赋予了每个育龄期的妇女一对坚挺的乳房以及在产后流出乳汁的能力，而没有给每一位分娩后的妇女，同时配备一把汤勺、一个奶瓶以及一堆按“科学配方”配制好的奶粉。因而小孩喝奶粉的权利就只能被认定为是人赋的。
人赋人权当然没有什么不好——至少比人夺人权强——但人赋人权必须和天赋人权相适应。也就是说，人赋人权只能是在天赋人权基础上的合理推演，它不能和天赋人权相违背，否则，就会遭到报应。比如在文明社会里，母亲当然有保持体形的权利，但我们不能假设自然单因为女人“优美的曲线”就造出一对乳房和两个乳头来，因而保持体形的权利就只能是人赋的，而不是天赋的。当人赋的“保持体形的权利”高于天赋的“吃奶的权利”，即全人类的母亲都拒绝母乳喂养时，她的孩子就会因缺少某种抗体而失去免疫力。因为人类现在不知道，而且永远也不知道自然在母乳里究竟放了什么微量元素。
幸好，人吃奶的时间很短暂，人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是吃蔬菜和粮食。吃蔬菜和粮食当然也是天赋人权。这就是说，人最初对大地上所有自然出产的果实，享有绝对的主权。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便不分男女老幼、贵贱尊卑，只要饿了，便可以像一只树獭一样随意摘取他认为可以吃的东西，不必征求其他人的同意。“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后来随着私有权的产生，人类才有的清规戒律。
私有权是怎么产生的？是劳动产生的。是劳动增加了土地原本很低的产出，是劳动驯化了动物，使它们脱离原来的自然状态，成为人类生存的一部分。没有谁会否认经过自我垦殖、耕耘的土地，收获应当归我；没有谁会否认经过自我驱逐、杀戮的野鹿，应当归我烹煮。
自然理性告诉我们，谁使自然的东西脱离了原来的状态，谁就拥有了他劳动后增加的那部分利益。因为劳动既然是一种天赋人权，那么，劳动后所得的财物就天然地属于我自己。至少在给别人留有同样的可供开垦的土地和可供利用的牲畜情况下，事情就是如此。
那么，这种私人占有财物的情况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劳动前，还是劳动后？一个小孩看见树下有一只苹果，准备弯腰去拾的时候，这只苹果仍然不属于他自己。因为这时完全有可能有一头野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苹果叼走，而且算不得抢夺。只有当这个小孩将苹果攥在手里，另一个小孩劈手将其夺走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强盗行为。同样，在印度河里顶水的少女只有当她将河水舀起、盛在罐里的时候，这水才真正属于她自己，而她在这里洗手或洗澡的时候，印度河不能属于她一个人。
这就是国家产生以后，各国确立财产权的基础。但在货币和贸易形成以后，情况稍有不同。因为在自然状态中，一个人不可能收藏比他自身享用多得多的东西，一来造物主不会允许他糟踏和败坏粮食，二来为他所享用不了的东西耗费精力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一个人吃得再多、再好，也是一日三餐，住得再大、再豪华，晚上也只能睡一个人的床铺。因而他的占有、他的贪婪不会侵害别人的利益。但有了货币以后，一个人可以收藏超出他自身享用几千倍、几万倍的东西。财物的观念价值远远大于它的实用价值。这时，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就有可能运用才智和武力，宣布一定范围内的土地、山水、矿藏全部属于自己。
当然，一定范围内的土地、山水、矿藏属于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但这得有个条件，就是你得征得在你所有权范围内其他居民的同意，而且得保证他们人人有饭吃。否则你就别怪他们砸烂了你的设备，毁坏了你的园林，割断了你的输油管道。除非你能证明，你的财产比他们的生命重要，或者，自然造就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饿死他们。也就是说，来源于永恒的自然法这时仍然适用，而且高于各国明文制定的实在法。如果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将部分或全部土地和自然资源占有，又无法保证人人有饭吃，那么他（它）就得放弃所有权。因为天赋人权高于人赋人权。私有财产或国家财产无论如何神圣，也不能“神圣”到因为他（它）的占有而使别人饿死的程度。伯夷、叔齐因为不满周武王的以暴易暴，躲到首阳山，义不食周粟，整日煮薇菜充饥。因为古老的自然法则告诉他，自然的每一片山林、每一洼湖泊、每一株草木都赐给人类自由享用，但“周粟”却是周朝臣民的劳动产品，他俩无权免费享用。至少还在留有像首阳山这样的荒山野岭可供别人开垦时，事情就是这样。但最后当他们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连他们吃的薇菜也属于“圣上”时，就只有饿死。喜儿不堪黄世仁的凌辱，逃到深山，以吃野果和供果为生。但她比伯夷、叔齐幸运的是，黄世仁虽然广有良田，但他知道野果和山洞不是他的，所以不敢组织人马搜山，也没有通知当地警察机关将“三无人员”杨喜儿收容遣送，否则喜儿肯定会被饿死，或者会被收容站的工作人员打死。
但现实有时比喜儿遭遇的更坏。因为文明世界已基本上不允许人们随意采摘果实，也不允许人们随便睡在哪个山洞里。除非他心甘情愿被国家森林公园里戴红袖箍的抓住，并严加看管。这时就有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将全部土地和自然资源占有，又无法保证人人有饭吃，而且拒不放弃所有权，那么，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他将如之奈何？依照风险系数的大小，大致上可以有三种选择：抢粮食；讨饭吃；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种选择的话。第一，抢粮食，有时也叫“吃大户”，或者“打土豪，分田地”，学名又称“造反”、“起义”、“革命”等，不一而足。因为要冒杀头，凌迟、灭门九族的危险，所以过去的一切经验表明，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愿因此铤而走险。最常见的选择是“要饭”。一般来说，要饭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因为在他所索要的食物上面没有自己的劳动。而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劳动，麦子不会变成面粉，水不会变成酒，树皮不会变成布料。但有一种情况下，要饭就是一件无可厚非的、甚至是有尊严的工作，即所有者剥夺了天赐的土地，且不许他通过诚实劳动养家糊口，这时，要饭就成为一项神圣的权利，同其他工种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至于最后一种“等死”，我没有经验。当然，如果我有了经验，即确实等到了，也没有机会报告大家了，因此还是付之阙如的好。
除了吃饭外，喝水当然也是天赋人权，我们不能设想自然给人造了各种喝水及排水的器官是故意逗你玩。联合国人权宪章规定人人有饭吃，而没有说人人有水喝，是因为喝水的权利在起草者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先人造的“活”字，从“水”从“舌”，足见古人早已意识到喝水对人是不可或缺的。而需要搞清的是，喝水的权利是天赋的，但喝开水的权利却是人赋的——人嫌自然所赐的冷水不好喝，就用火将它烧开。因此，你可以在你足迹所到之处的任何一条河流里喝水，但你不能闯到任何一户农家或市民家喝开水。因为水变成开水是需要劳动的，而根据自然理性的法则，任何一种自然产品一旦有了劳动，就天然地变成了劳动者的私有物，至少在将整条河流留给别人解渴的情况下，事情就是这样。
一个开发商要将河流变成鱼塘，当然也可以，但这应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条件：征得附近居民的同意；免费供给他们水喝；供给水的水质不得低于自然提供的冷水。关于第一条，你可以召集饮用此水的全体居民公决，也可以和他们的委托代表谈判，必要时甚至可以承诺，免费供给他们开水等。但有一点，你得保证人人同意，即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人酷爱冷水，他嫌热水烫得慌，你就得另外协商补偿，比如你可以将鱼塘里的鱼免费送给他品尝等。如果一切办法都想了，他还是不答应，你只能拨出一条小溪给他。关于第二条，即免费供应水的问题，是要照顾他们中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假如你的水是收费的，而他们中一些人由于智力、残障或由于懒惰交不起你索要的费用，就很难保障他们的天赋人权。但你知道，在你未来之前，自然是从不向他们收费的，不管他们穷富、贤与不肖。最后一条，即供给水的水质不得低于自然提供的冷水，原因是：我们说的“喝水是天赋人权”的“水”，指的是自然赐给人们的天然的、干净的并能保证人们健康的水，不是自作聪明的什么“纯净水”、“矿泉水”，更不是工业废水。
如果一个开发商既没有征得附近居民的同意，又不能免费供给他们干净的水，那么，凡饮用此水的任何一个居民都可以将他的鱼塘砸烂，以显示天赋人权的神圣性。因为我们不能假设自然将各种饮水的器官近乎完美地统一到人体上，又恶作剧似地不给他们水喝；也不能假设自然将这一条河凿在此处，又让这里的居民到别处挑水，这不符合它的节约原则。而我们知道——以往的一切科学研究也证明——自然创造天地万物，哪怕是微小到一只臭虫都不会浪费精力或多耗材料。
类似的例子当然还可以举“呼吸”，因为呼吸也是天赋人权。但同样需要指出，这里说的“呼吸”，不是呼吸废气，更不是毒气，而是自然所赐的天然、干净、新鲜的空气。我们可以设想，假如造物主的意图就是要人们呼吸含有各种工业灰雾、二氧化硫以及SARS病毒的大气，就是要人们戴着口罩呼吸，那么，它为什么不事先在人的鼻子上一劳永逸地打造一副口罩？——但这个道理讲起来和喝水差不多，故不赘述。
性交的权利有些特殊，因为性交不可能一个人完成。既然性交只能发生在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之间（同性恋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那么就必然牵扯到另一个人的权利问题。因为根据自然理性的对等法则，你有性交的自由，可别人也有性不交的自由，你不能以你“性交的自由”妨害别人“性不交的自由”。因而两性之间的性行为以“自愿”为第一原则。
一对男女在自愿的基础上，两情相悦地进行性吸引、性占有，我们称之为性爱。性爱是自然赋予人类的一项神圣权利，任何人间法规都不应当与此相悖。因为根据自然法则，人这种动物是不宜于独处的，于是，自然造就了男人，又造了女人，为他传宗接代。但无限智慧的造物主担心人类有一天会看穿生殖和繁衍的实质——为至高的牧者制造羊只——而消极懈怠。因此，造物主命令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并在徒劳无益的性行为中赋予了无限快乐的本能。从此，求偶和生育就不再是人为了满足自身欲望而进行的身体活动，而是自然赋予人的一项庄严使命。
比起性爱的神圣、伟大，人间的任何禁忌与限制都显得微不足道。比如，父权（包括母权）是人生在世首先要遇到的权力，但它只是为养育和保护幼小的子女而设立的，自然因为人在幼小时候的孱弱无助和懵懂无知，特别赐予父亲一定程度的统辖权以帮助孩子成长，直到他能独立运用理性为止。因而，父权与其说是“权力”，还不如说是“义务”，一种替造物主看管“作品”的义务。任何超出此“义务”的权力都是无效的。比如，父母无权规定子女和谁性交，什么时候性交，因为这与设置父权的目的无关，就像父亲要处死或致残子女一样。子女也没有权力放弃自己不能放弃的东西，他们在年幼时，根据自然的安排放弃的只是一部分生命及自由权，比如，孩子没有吞金的自由，也没有跳楼的自由，但他们不能也没有预先放弃成年后的性爱权。当一个青年已经知道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样的性爱对象是适合自己的，并知道用什么方法赢得对方时，就可以肯定他已经达到了独立运用理性的程度，父母不再拥有干涉和指导的权力。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不是精神病患者和白痴，如果他已经知道了性交，并知道用合乎情理的办法占有对方的身体时，就说明他的心智、体格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境界，而子女身心的成熟，恰好就是父母的目的，即子女成熟的开始，也就是父母权力的结束。一个明智的父亲应当忧虑的不是自己权力的终止，而是一个到了或已过青春期的儿女还“坐怀不乱”，那才表明自己的失职。
父母的权力虽然是暂时的、有限的，可以让度的，但毫无疑问，基于养育之恩和慈爱的心理，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性经验对子女的恋爱、婚姻提出建议。但这只能协商，不能强迫。一个民族几千年来替下一代选择性爱对象，并规定他们在何时何地性交，是这个民族历史上最无耻的一页。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用几千年的时间动用全社会的知识力量，罗织各种理由，明目张胆地侵犯下一代人的性爱权？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导致这个民族衰弱退化的主要根源，以致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青春年少的男女向年老体衰的父母讨还性爱权的历史。我们看《孔雀东南飞》，哪里是什么“封建制度”摧残“美好、进步”的爱情？分明是一个处于更年期又常年守寡导致严重性变态的妇人利用母权驱逐假想情敌的严重事件。在这儿，焦母和刘兰芝不是阶级关系，也不是婆媳关系，而是情敌关系。而最终是焦仲卿的死亡终止了这场不公正的爱情博弈。从最早的那个丈夫叫“氓”的女子算起，包括唐婉、陆游，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贾宝玉、林黛玉、秋瑾，他们无一不是父母利用国家道德合法剥夺子女性爱权的牺牲品。
国家，或者社会当然可以对其成员的性爱、婚姻进行良性引导，但像父母对于子女一样，只能协商，不能强迫。因为比起天赋的寻找异性的权利来说，一切国家、社会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都是人赋的。如果一对男女的性爱活动没有损及其他人的利益，社会应该清楚它是无权过问的。社会的职责是保护，而不是限制公民的性爱权。这是每一个代表社会行使执法权的人所首先应该明白的。例如一只公兔子想和一只母兔子交媾，就用不着拿着街道办事处的介绍信到老虎那里登记，而文明社会对自愿的婚姻也普遍取注册的办法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的双方，比如制止强奸、预防重婚、保护妇女和儿童等……因此，就本义而言，法律与其说限制，还不如说指导一个有理智的人正当地追求他的权益。符合此目的的我们称之为“良法”，不符合此目的的我们称之为“恶法”。
具体到性爱问题上，就是说社会实际上无权规定，一对适龄男女在何时何地采取何种方式性交。比如，一般说来人们出于天生的羞恶之心，并不愿意将性交这样的私生活暴之于野，但由于某种迫不得已的原因，比如贫穷、疾病或不择食等，一些人可能在有人的地方交合——我上中学时就在老家陕北，亲眼见过一对乞丐在大桥下面公然“野合”。社会如果采取一刀切的强硬措施，就有可能剥夺一些无家可归者、无床可上者的性交权。再比如，西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兴起过一场名为“天体营”的运动。那是一场旨在反判现存传统的文化革新运动。对此。社会公权机关如果“从重从快”地取缔，就有可能侵犯公民的“表达自由”。因而当“营”里的男女赤身裸体、狂歌滥舞时，警察只能站在“营”外“放哨”，并愁苦地说：“看来要让他们穿上衣服只有等待冬天的降临了。”卖淫嫖娼当然是丑恶行为，但这属于道德范畴内的事情，如果不牵扯拐带、诱骗、胁迫等非自愿行为，它本身并不违法。如果代表社会的公权机关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严打”，就有可能侵犯男女双方的权利，尤其是女性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因为只有“权性交易”涉及公器私用时才是真正的犯罪。一个社会如果嫌卖淫嫖娼不好看，就应当首先保证每一位妓女能拥有比卖淫更有尊严的收入和工作，并能以一套科学而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预防和管理。《圣经》上有这样一个故事，文士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问难耶稣，声称要用石头将其打死。而耶稣只是弯腰在地上画字，良久，才说了一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跃跃欲试的道德民兵都灰溜溜地出去了，剩下耶稣对那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说话的权利当然也是天赋的。但作为天赋人权的“说话”，指的是用喉咙说话，不是指到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上说话。
自然状态下的先民当然也用喉咙表达思想，但想不到发表，更谈不上版税。比如，一个女猿人爱上了一个男猿人，不会直接就把他拉进洞穴按倒交配，合乎情理的想象是，女猿人攥住男猿人毛茸茸的大手，嘴里发出一些在我们现在看来稀奇古怪的声音。这就是求爱。那时当然没有文字，但女猿人发出的就是“爱情诗”，女猿本人就是“美女作家”。但后来人们觉得单靠声音交流，传播面窄，且不易留存，于是就发明了文字。比如，一个部落酋长发现山背后有一头獐子，就立即召集部落成员商议，谁打前锋，谁攻后卫，谁跑中场，肯定是有一番争论的，但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不能看到那时候的领导讲话和普通群众“举手表决”和“掌声通过的”情形。
有了文字当然是好事，人们可以汲取更为久远的经验，可以更广泛地传播自己的思想和意见，但“治人者”几乎从文字诞生的那天起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比如，在口口相传的“说话”阶段，皇帝爬灰、皇后偷汉，只可能在后宫以及几个亲随大臣之间流传，而且用不了几年就会湮灭无闻，而现在史官把它记录下来，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这些秽乱宫闱的秘事就不再是几个宦官咬着耳朵互相传播的小道消息，而是一件铁板钉钉的千古事实。于是，各种各样的封禁办法，形形色色的书报审查，名目繁多、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从此史不绝书。
文字发明以前当然也有不让人说话的先例．但除了派人盯梢、雇人告密以外，没有什么好办法。周厉王统治时期，文字有了，但还不至于有报纸，他的残酷暴虐国人不能公开批评，就逢人讥讪嘲弄。厉王大怒，就在卫国雇了一些跳神的老婆子，监视他们，“以告，则杀之”。这是最早的政府打压言论自由的例子。但从理论上讲，这个办法愚蠢透顶，如果以一双眼睛盯一张口计，全国就得有一半人口被训练成卫国的老婆子——况且百姓不能说话，但还“道路以目”（用挤眼睛来表情达意）。所以，不出三年，国王就被流放到山西去了。
除了盯梢、告密，当然还有更彻底的钳制人口的办法，那就是割喉咙。割喉咙又称“罗马刑”。但与我们想象的正好相反，不论在罗马，还是欧洲其他地区，割喉从来都不是独立的行刑方法，往往只是临时的加重刑罚的手段。只有非洲、亚洲、中美印第安人以及墨西哥的一些原始部落还使用“割喉刑”，但目的不是压制舆论，而是用于祭祀神灵。只有历史上的某些政权才将其列为自己制服思想犯的行刑方法。史料记载，从1975年到1978年，“红色高棉”用刀割断了成千上万人的喉管，有些行刑者甚至重新启用了一种古老的割喉办法，那就是用尖利的棕榈树叶划开犯人的喉管，然后在颈动脉旁来回不停地拉。
用棉花塞嘴、用布条堵口或用竹筒封喉，比起割喉咙当然轻得多，但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不让人说话。而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有言论自由（用报纸说话）的国家绝对有“口论自由”（用喉咙说话），而一个有“口论自由”的国家则不一定有言论自由，但一个连“口论自由”也没有的国家则绝对不会有言论自由。因此，历史上凡有远见卓识的民主政治家，无不对言论自由给予极大的信任。杰弗逊有一句名言：“如果让我在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和一份没有政府的报纸之间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出于对天赋人权的敬畏和尊重，也鉴于以往国家剥夺个人表达权的沉痛教训，在这些伟大人物所创立的、对人类的文明进步曾起过或仍然起着巨大作用的历史文件里对言论自由都有明确的阐述：《人权宣言》认为，“无拘束地交流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只要他对滥用法律规定情况下的这种自由负责”（第十一条）；《世界人权宣言》的创立者也认为：“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与传递消息、思想的自由”（第十九条）；美国宪法的起草者做得更绝，正文部分凡七条二十一款，无一字一句提及言论自由，但在修正案中则以第一条的位置不容置疑地写道：“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削减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削减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冤之权力。”因为在起草者看来，保障言论自由对政府来讲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正文里没有提到言论自由，而修正案也没有像一些暴政国家通常做的那样，反过来又对宪法已经规定的自由作出限定，而干脆说“不得制定”。
国家或社会将天赋的说话和表达意见的权利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当然是好事。只要不与天赋人权相悖，任何基于自由目的的法律都是对个体生存空间的拓展和延伸。因此，历史上凡有理性的政府对异己言论从来都是有容乃大，虚心接纳的。孟夫子倡言“君视民若草芥，则民视君若寇仇”，言词峻急，但梁惠王并不以“危害国家安全”而降罪；司马迁将“开国之父”刘邦写成无赖儿郎，并指斥当朝元首汉武帝“好大喜功，残民以逞”，也并没有见他以“煽动”罪身陷囹圄；唐诗人李白喝得烂醉，作“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也并没有见当地警察机关因“扰乱地方治安”行政拘留之。只有丧心病狂的当权者才惟我独尊，容不得一星半点异己的声音。好同恶异，顺昌逆亡，穷凶极恶地抓捕异议人士，当然有效，然而有限，所以古来长治久安的王朝没有一个是靠刺刀和暗探维持的。秦始皇“偶语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可惜二世而亡，前后不过十五载；国民党军统林立，特务满天，但从1927年窃取大宝算起，也只二十二个春秋，就流窜到孤岛上去了；友邦“老大哥”契卡开路，克格勃继后，辅以活埋、劳改、举家流放等措施，但在度过七十二岁的“中寿”以后，这个不可一世的帝国大厦仍然像纸房子一样地坍塌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这是周厉王以杀止谤，周召公对他说的话。后来的“权力者”亦无不将此奉为治世的格言。可惜的是，“治人者”“奉”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