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几年来，我在学术上持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立场的一些研究。权利优先于善，自由高于民主，是自由主义进路的一个起点。但宪政主义超验之维的凸现，使得在受到法治主义道路约束的前提下，一种对于道德价值和一个自由的人类共同体的盼望与保守重新被呼唤出来。这既与一种自然主义的自由主义观有差异，更与一些人在非自由主义与非法治主义路径下对于政治德性的大言澹澹迥异。坚持人类有限的生存经验中所沉淀的普世的价值约束和制度约束，是我一切学术思考与现实关怀的一个发生点。
我还深刻的记得，1996年初读刘军宁先生在《公共论丛》第2辑上的《共和·民主·宪政》一文，内心的欣喜若狂。对国内学界的恢复元气的感慨万千，对终于在当下发现与我的肉身世界有关联的汉语学术言说的一种盼望，开始从大学生涯的虚无感中挣脱出来。使这一阅读体验在我个人的思想史上留下篇章。2001年，我因互联网上的言论得以与先生相识，蒙其抬爱合作“宪政论衡”网站，进入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数年来学术思想上屡得其教训，促使我的宪政之道从法学立场扩展至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立场。这倒在其次。值此时代学人何为，于此大节上反而受益最多，毋忘在莒。
此书上编的内容，在我2003年写作的《宪政主义》一书基础上修订而成。这是与范亚峰和秋风等人筹划的“公民宪政读本”系列的一册，重在观念的梳理。后未能顺利出版。下编收录了我近年来几篇论文，涉及赋税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乡村选举、清末立宪、大学自治等制度变迁的几个侧面。全书由超验而经验，由观念而技术，大致呈现出我在宪政研究上的整体思路。只是近来的两个路向，一是在观念上对基督教传统和《圣经》中的政治哲学的关注，由此引出政治神学的进路。二是普通法和英国经验主义的道路，对宪政技术的影响。没能单独成篇，只好留待他日。不过秋风兄的《立宪的技艺》一书已对后者作了精彩的阐发，也使我自愧不如，甘心留阙。
向下列在思想上相互撞击、令吾道不至于孤单的师友表示感激：中国社科院的徐友渔先生、范亚峰兄和高全喜兄，北京大学的贺卫方先生，人民大学的刘海波兄和新闻周刊的秋风兄，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瀚兄、滕彪兄，及祖桦兄、陈永苗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杨支柱兄、四川大学法学院的周伟老师和谢维雁兄，及惶恐中未曾提及的更多的朋友。感谢他们于我思想上的助益和道义上的负担。
谢谢自费阅读此书的每位读者，和绝大部分公款阅读者。谢谢我曾有过的每一位宝贵的读者，对他们的视力下降表示歉意。谢谢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李怀德先生，感谢他的耐心和仔细的催促。以及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要特别向刘霞夫妇和刘敏夫妇表示感激和敬意。
《旧约·箴言》第31章中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它的价值远胜于珍珠”。最后我将一生的感激完整的献给我的妻子，好妻子不是我努力赢得的，乃是出自白白的恩典。从十八岁开始，没有我的妻子恒久忍耐并永不止息的爱；没有她因着这种爱与我分担彼此的命运，我这辈子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除了错别字。
王怡
2006年2月于成都大学
《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王怡著，山东人民出版社“法理文库”
2006年4月出版。
秦耕:互联网时代的出版自由—我的印客感言
感谢“印客网”，使我成为中国最早的“印客”之一，能够将我的《与上帝一起玩骰子》以网络方式出版。所谓“印客”，就是作者把自己的作品委托给网络公司，网络公司对书稿进行编审、排校后，放在网络上向读者叫卖，读者如果需要，只需点击“购买”按钮，网络公司就可将其购买的书印制出来并邮寄给读者。从读者的角度看，仅仅是网上邮购一本书，对网络公司来说，也仅仅是根据客户定制完成一次商品配送，但对于作者来说，则另外有着全然不同的意义，这就是对《宪法》确定的出版自由权的公开行使。
共产中国的四部《宪法》文本无一例外的确定了出版自由，但却以阶级的阵线把出版自由限定在“人民”的范围，即“敌人”不得享有出版自由。这里且不去管“敌人”是谁，即便在“人民”的范围内，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出版自由。这是因为根据现行出版体制，对“人民”并不信任，“人民”如果要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并不能自由的把作品委托给出版公司去出版发行，出版公司更不能自由出版他们想出版的一切作品。现行出版体制预先设置了以下四道对出版自由的限制：只有共产党才有权设立出版机构，这就造成这样一种局面，虽然共产中国有几千家出版机构存在，实质上只有一家，因为任何一个出版机构的真正老板都是中共，正如中国有数以万计的媒体，其实也只有一家媒体一样，因为任何一家媒体背后的老板都是中共；所设立的出版机构还必须直接控制在中共手中，所有大小出版机构，内部必须设立中共的分支组织，根据出版社的大小，中共的分支组织的人数可以是几个人，也可以数以百千计，具体人数以能否全面控制出版机构的功能来确定，从而使所有出版社的出版活动都只能遵守中共的意志；在管理上述出版机构的日常业务时，中共还以其内部的“秘密帮规”代替国家法律，共产中国迄今为止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出版法”来保障“人民”的出版自由，相反，中共在其各级组织设立了专门的“宣传部”来禁止“人民”的出版自由，配备大量专职工作人员掌控一切新闻、言论、出版活动，虽然在省、市两级政府机构也设立了管理新闻出版活动的行政部门，但该行政部门必须严格在中共宣传部的监控下活动，如此以来，中共就直接以宣传部或间接以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名义向自己设立的各个出版机构随时下达各种规定、指示、命令、通知、要求……凡出版机构，必须服从，稍有违者，严惩不怠！其方式可以是随时发文件、随时召集开会、随时打电话、随时带口信，也可以是专职“审读员”每日审读信件的下发，其管理内容涉及到大到作品选题、主题思想，小到文章题目、语法标点、字号大小、文字排列位置等等一切方面；这还不是全部，出版机构在按照上述“秘密帮规”完成作品的编辑、审查之后，在正式付梓之前，还必须上报审查，这就是“出版终审”，只有通过终审，才有可能得以出版。有了以上四道关卡的层层围堵，“人民”想要行使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简直比登天还难！
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上打破了中共对“人民”言论自由长达50年的铁桶封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新发展，“人民”还有机会进一步尝试出版自己的作品。因为出版自由其实仅仅是言论自由表达的方式之一，而“印客”的技术手法，在并不违反任何现行出版法律的情况下，帮助作者把自己的作品定点传送给了愿意阅读它的读者。因为它是“个性出版”，所以不必要批量印刷，谁点击“购买”，我就给谁邮寄，几人点击，就印几本。因为它是“互动出版”，所以不会像传统出版那样把书先印出来，再摆在书店向非特定人群兜售，只根据需要来制作，只为需要它的人服务，已经与传统的出版模式完全不同。还因为它是“定制出版”，更像是作者和读者两人之间以朋友方式的进行的点对点交流，甚至不是严格意义的出版活动。（详情欢迎登录印客网了解http://www.inker.com.cn/index.do）
我作为中国最早的“印客”，虽然这次印制的只是一本科普性质的书，但我希望今后我的其他作品也有机会以“印客”方式与愿意阅读它的朋友见面。
2006-5-4
Confucius he say 'take a seven iron'
|
中国民权人士在美国国会谈人权
|
|
|
【2006年5月5日狱委讯】VOA记者：张佩芝/中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星期三应美国国会人权议员团、对华援助协会等组织的邀请，就中国宗教自由、公民维权运动、法律制度和中国人权近况在国会山上进行了简报。这些活动人士呼吁美国政府和国会应通过加强和中国民间社会的交流，帮助民间团体推动中国的民主发展。 独立作家余杰、成都大学法学教授王怡、北京律师李柏光和维权人士郭飞熊等中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目前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星期三，这些活动人士在国会山上就中国人权状况进行了介绍。在此之前，这些活动人士于星期二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参加了题为“中国自由”的高峰会议。 独立作家余杰星期三在国会山上的简报会上首先介绍了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情况以及基督徒所遭受的骚扰。 他同时呼吁美国政府、国会和其他组织帮助改善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余杰说： “我认为不能对胡锦涛有任何幻想，美国政府、国会和媒体和各种民间NGO组织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和压力，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但是最近几年我很遗憾的看到，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越来越重要，很多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像YAHOO，他们帮助中国共产党进行信息的控制，使中国很多网络作家被捕入狱。我们也希望美国国会积极通过相关法案，对像YAHOO这样的公司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进行惩罚和控制。 ” 余杰表示，美国要在未来拥有稳定的长远的国家安全，不能着眼于短期和中国有贸易的增长，在做生意上赚更多的钱，而应该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为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政府做更多的努力。 成都大学教授王怡在简报会上表示，最近两年看到的维权运动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利用法律诉讼、互联网等力量来重新展开民主化的运动。他认为这是最理性最文明的道路，但是中国政府最近对维权人士企图集会结社的努力也是打压最厉害的。王怡呼吁关心中国自由发展的人，包括美国各界，能够把更多的希望和信心放在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放在对中国官方的期望上。王怡说： “我观察到很多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政府，把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努力过多的放在跟中国政府、官方、司法人员、法官、官方学者更多的交流去改变他们，我想指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20多年前的想法，所以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他们这种以温和的法治手段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努力如果失败，中国就没有希望，那么中国的存在对全世界来说就是一个癌症。” 著名维权活动人士郭飞熊在简报会上表示，中国民众享有一定的经济自由，但是没有权利办报纸出版社，也完全没有政治自由。 他说，在去年发生的太石村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为了争取罢免村官的权利，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大概进行了三到五次的暴力镇压，有将近一百个村民前后被抓了几个月，这仅仅是为了争取中国最小的民主。这种现象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 他认为，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向各国宣称正在推动渐进式的民主改革是虚假的。郭飞熊说： “他们把美国前总统卡特这种伟大善良的人士请到中国，请他们到一个造假的地方观摩一种造假的选举。这个时候他们只是看到选举的花瓶。我们了解中国非常多的地方，接触到很多选举专家，他们告诉我，人大代表基层选举都是假的。” 郭飞熊表示，维权运动要争取政治自由，一步一步推动中国村长选举，乡镇长选举县长选举一直到全国普选。同时推动捍卫中国的宗教自由，捍卫人权，捍卫中国的财产权。 独立作家余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政府和组织有几个方式可以帮助推动中国民主。他认为美国教会应该拒绝和中国官方控制的三自爱国教会有任何合作。另外，他认为赫尔辛基最后法案对促进东欧的民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也建议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也可以促进亚洲版本赫尔辛基最后法案，使中国成为这个法案的签约国，通过这样的国际公约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维权人士郭飞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国国会应该为推动中国人权做更多的努力。他说： “他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因为美国国会代表美国人民的意志，而美国人民已经表现出来对世界各国人权状况的关心，我们在地球村里是邻居，今天对我们的帮助实际上也是对美国人民未来的投资。有人讲的很好，他说现在帮助中国人就是为孙子投资，为孙子未来的安全着想。” 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说，这些活动人士在华盛顿访问期间将会晤美国国会中国事务议员团主席福布斯、拨款委员会成员沃尔夫等议员，不过没有机会和美国国务卿赖斯等高级官员会晤。 |
阳小青一案即日开庭
|
|
|
【2006年5月5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追踪报道:《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小青由于揭露地方官员腐败黑幕而从今年一月被关押以来，自由亚洲电台一直就案件的势态发展给予跟踪报道。日前，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新闻稿说：阳小青一案定于五月十号在湖南隆回县法院开庭。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新闻稿说，记者阳小青在湖南隆回县法院不会得到公正的审判。对此，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人迪茨表示：（录音） 阳小青从2001年起，先后写过几篇揭露隆回县个别县政府官员在辞退数百名民办教师和贱卖国有资产问题上的腐败黑幕。由于开庭审理是在被阳小青揭露腐败官员所在的隆回县，阳小青的妻子龚杰对记者说，她对审理的结果“非常不乐观”。 隆回县法院指控阳小青涉嫌“敲诈勒索”隆回县委书记杨建新，而没有提及阳小青的报道是否属实。对此，龚杰表示：（录音）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新闻稿透露，隆回县政府指控用不实的报道，企图敲诈勒索隆回县政府官员八十万元人民币。不过，龚杰表示，湖南省公安厅以及阳小青所属的《中国产经新闻报》领导都认为，对阳小青的指控没有根据。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迪茨也表示，在中国的确有不法记者以报道揭露为由敲诈勒索当事人，但阳小青一案更本与敲诈勒索沾不边。虽然阳小青的妻子龚杰认为上级政府的过问或关注或许使隆回县政府感到压力，有助于阳小青的无罪早日释放， 但迪茨表示这并不代表中国政府会改变自己管制新闻，迫害揭黑记者的做法。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新闻稿说，截至2005年底，中国总共关押着32名记者， 是世界上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这说明什么？中国2002年传媒杰出人物，2003年中国记者八大风云人物，有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称号的王克勤曾表示，新闻工作者就像战士捍卫新闻自由，伸张正义，但记者在中国是“没有盔甲的战士。” |
董桥《英华沉浮录》04留住文字的绿意之二
▲ 你画他写我来读
漫画是俏皮的文字。读漫画正是钱锺书说的「思想的放假」，也是沈从文说的「情绪的体操」。我爱读香港尊子的政治漫画，也爱读北京丁聪的文化漫画。尊子冷峭，丁聪温厚，都可寻味。范用先生说，丁聪老诉苦，说夫人不忍心看他横向发展，影
董桥《英华沉浮录》04留住文字的绿意之一
这里收录的是《英华沉浮录》专栏的第四批文章，算是第四卷了，过去出版的三卷都以栏名为书名，来来去去一个样子，自觉腻烦。这一本以书中篇名做书名，也许更好。
时代要有生机，语文要有新意，原则山水人文转眼都老得优雅不起来了。在文化意识上，我很怀旧，却也不甘心放纵自己化为数纸堆中的书蠹。我只希望
狂想曲：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
凡不可说的，应保持沉默。——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一.
维特根斯坦！
你是否听说，我又回到了林茨。
时间的河水上飘浮着这片不朽的老白菜，懒洋洋的奥地利，脑满肠肥的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和歌剧演员的方舟！男人们阴茎萎垂，女人们爱嚼舌头，培根肠烤得喷香，提琴声四处飘扬，每个巴黎来的女裁缝都是妙不可言的阴谋，每笔老姑娘的嫁妆都有庄严神圣的秘密。哦，奥地利，亲爱的老奥地利，我归来不是为打扰你老年人那般昏沉的睡眠，不是为你的提琴、啤酒、男人女人和歌剧，我来是为了你——
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
你坐在繁复的拱券底下，象星空一样安静，你不英俊，可是美。
古老的林茨男子寄宿中学，隐秘地败坏了它尊贵的声名，那时候三色堇们拥挤得将花坛都占满，直到所有的雏菊都绝望。
你在我耳边轻快地笑，说我们刚刚谋杀了哲学。你赤裸躺在湿润的泥土上，象星空一样喧嚣，你不英俊，可是美。
犹太人维特根斯坦！钢铁和金币的后裔，卡特尔和银行家的叛逆！
那时我们在彼此怀中辗转，你的头发缠绕着我的手腕，如同最柔韧的青藤缠着忍冬树，为何我不曾记得亲吻你的感觉呢？如今我只能用自己的嘴唇亲吻你的名字，维－特－根－斯－坦，我用舌头包庇了你，用你所反对的语言久久地吻你。
一颗种籽包含灾难的全部奇妙基因——中学生中间神圣的仇恨，流淌着眼泪和鼻涕——为了真理和祖国，为了拌卷心菜缺少奶油，为了你的数学成绩。那些傍晚，猫头鹰在河岸边纷纷起飞，从你手里风灯昏黄的光辉里，我看见她们严肃而忧郁。
维特根斯坦！我记得那个夜晚，在你去剑桥之前。每一个将要去剑桥的天才都在这晚怀疑自己是白痴。一切都是假相，是语言的游戏。你在我怀抱里，而我已经失去了你。
你消失在林中小路的深处，吹着口哨。露水很重，我披上了黑斗篷。
二．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强烈的阳光里抽烟，漂浮的灰尘快乐地追逐着烟圈。他画了很多供求曲线，她们是后宫盛宴上的女子，等待一个数学模型的暴君降临。
“那么我能告诉你什么呢，关于维特根斯坦？你应该去找罗素，现在他正从柔软的床上爬起来，精神像新木桶里葡萄酒一样醇厚又新鲜。阳光刚刚穿透他的双层呢绒窗帘，煎蛋和咖啡已经放凉了。所以要快点赶在刮胡子以前，要知道他年纪大了，脸上挂满柔软的泡沫之后总是格外健忘……”
“关于维特根斯坦我知道什么呢？我记得5点15分的开往剑桥的火车上，我见到了上帝——当然你知道，这是挖苦，天才们需要狠狠的挖苦，有益的维生素……他？他的情况糟透了，不过还远远不够。他喜欢奥地利山区的暴雨和脾气暴躁的家长，尽管黑莓丛的尖刺总是弄坏他的套鞋。把上帝藏在乡村小学里，似乎也并没什么人特别不满意……”
“关于维特根斯坦我知道什么呢？我们有时候讨论概率，但是从没讨论过那些问题，那些——问题。我怎么可能知道那些漂浮分裂的夜里发生的事？那些半死半活的猫，那些烧红的拨火钳，不过是林边公路上飘荡的幽灵广告充气飞艇。维特根斯坦深陷在丛林里，可我又知道什么呢？”
凯恩斯停下来抱着手臂观看，活像邓肯给他画的像。烟卷已经燃尽，粉笔已经用完，曲线爬满了黑板，我认识到他其实是个沉默的人。
“我能告诉你什么呢，关于维特根斯坦？目前最重要的是家庭主妇，她们必须多买东西，来支持整条曲线的向右平移……”
“维特根斯坦！……我多想见到他啊，维特根斯坦！” 
张中行：“后五四”知识分子人生写照
2006年2月24日凌晨，著名作家、学者张中行先生逝世，享年97岁。各大报刊介绍与评价时，多称张中行为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布衣学者等，或推崇为“国学大师”，而张老生前最看重的则是思想家这顶“帽子”。实际上，考察张中行先生的生平与活动，不应忽视他作为“后五四”知识分子的这一历史定位。
“后五四”知识分子这一称呼，应是著名思想家殷海光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他并自称是“后五四人”。学者许纪霖进而将20世纪知识分子以1949年为界，按照“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革”等关键词，分为六代。其中，“后五四”知识分子又分为前后两批，前一批生于1895-1910年之间，求学期间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大多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崭露头角，如冯友兰、顾颉刚、费孝通、朱自清等知识分子，均属于这一代人；后一批则出生于1910-1930年之间。张中行生于1909年，上世纪30年代中期毕业于北京大学，正是典型的“后五四”知识分子中的第二代人。
张中行等“后五四”知识分子，上离“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远，得以亲炙“五四”诸大师，深得“五四”精神真传，又浸淫于浓厚的传统文化之中，故大多兼有传统知识分子的达观与新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张中行求学北大时，校长是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先生。蒋梦麟是前清秀才，又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可谓学贯中西。他主持校政十多年，以延续蔡元培先生治校传统为务，自谓“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与重要参与者如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均为张中行师长，张中行在回忆文章中多有提及，而这一点，若非“后五四”学人恐难有此历史际遇。
不过，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许多学者却难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们在求学时代接受了五四以后新知识和新文化完整的熏陶，却生不逢时，在即将崭露头角的时候进入新中国的历史，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他们整整三十年光阴，直到80年代以后步入中晚年，才焕发出学术的青春。”（许纪霖）考之张中行的一生，正是“后五四”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张中行长期从事语文教育、编辑工作，到了晚年才厚积广、著作等身，有人称张老“人生从80岁开始”，自有这一代知识分子特殊的时代背景。
在承继“五四”精神传统方面，张中行一直用“自由”与“容忍”来形容“五四”传统和北大传统。他举例说：“蔡元培先生写《石头记索隐》，胡适等人不同意，胡适用《红楼梦考证》反驳之。蔡先生至少没有口服，怎么办呢？他并未发动别人围攻胡适，而是容忍，照例给胡适研究的空间。”这正是北大“自由”与“容忍”精神的形象表达。不过，张中行对于“容忍”精神独有体会。比如他认为自己所有作品中，《顺生论》写得最费力气，也是他最喜欢的一本。有记者问及时，他曾这么答到：“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这是一种真诚、淡定的“容忍”，当然，也透着些许无奈。
此外，张中行晚年所撰文章，多有周作人风格，冲淡、平和；而在生活上，张老一向低调澹泊，曾常年寓居于燕园女儿家，85岁始分得房子，“没有任何装修，白墙灰地”，人称为“都市柴门”，凡此种种，亦可以说深得“容忍”精神真谛，更映照了“后五四”知识分子的真实人生。
关于五四，真的差点被无意识强迫性忘记了
社会的结构性腐败总是毁掉一切好的吸吮一切坏的，无论东西！如此，也就无怪五四激烈了,至于今天还要不要五四的同形态，那是另一回事。并且，“不要五四”，那要什么？如何要？这才是真命题。以来者之眼光否定前人，易，也不稀罕。就这种意义上，我已经对华山剑类成成见了，呵呵。
现在有两种质疑五四的心理着眼点：一，将“五四精神”有意无意归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加以质疑；二，以宏扬所谓的被五四颠覆的“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民族精神”而反五四。前者确是为了一种挖坟之心；而后者恰恰为了维护主旋律，真害怕人民于无可奈何处，重新学着五四“闹事”；此真让人难以置信，却是一个事实。弄了半天，就是不涉中国的黑暗根源：制度化的专制主义，在这个主义的现实力量作用下，任何文化形态都很容易变异为帮凶！
五四了，时空往后演，自然有了各种各样的“后果”。因此，关于“五四”－“后果”时间因果说，在我看来，实在不存在丝毫智力的难度。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将换一种提问角度：为什么就是有了五四？如果没有五四，中国会怎样？为什么五四就是连日本全盘西化的功效都没有达到？。。
思想与事实的共同提升远没有在启蒙一项上完成 ， 尽管有人已经觉得“启蒙”成老生常谈而不怎么新鲜了，甚至于厌烦了。。可是，事情的真实一面，也许，厌恶“启蒙”恰恰是长久愚民的另一现实功效？
又：以任何一种方式，对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并救亡史，进行割裂挖坟的作法，在我个人以为，都是被现实历史扭曲了的贫乏思想之再现。另一个现象是，处于这样一个准和平年代，人们又通常夸大五四以来的革命产生的负面后果。事情的真相是，其实，所有我们今天引为崭新的思想观念中，还是很容易认出五四以来给我们强烈印象的那些独立追求的同样的自由精神特征。就这种意义上，五四起端的启蒙精神和自由思想运动，无论时断时曲，以及众所周知的，被中国救亡历史几乎无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后产生的新型专制力量所长久阉割，甚至于今因此阉割中演变出了“反启蒙”的奇怪思绪，都无不印证，启蒙至今属于未完成时！
民主关不过，现代文明无缘。
政治文明在实践层面主要是制度性建设；而文化意识则更应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内敛性造化过程，虽然在社会的波动时期，它也难免以各种社会活动形态时而表现出其激情。。。时常我在想，中国社会总之还没有制度方面的民主文明性切实建设，积压的社会矛盾到一定程度总要寻机暴发，而在一个没有与之相配合的程序理性制约权力的制度下，暴发缝隙往往总是以文化的万千情绪方式最自然不过－－在一个没有合法的正常表达社会情绪的社会中，情绪总是借文化的隐性方式无孔不发。。。奈何！
就这种意义上，我又多么理解当时的五四！
那个华山剑，是我的“老朋友”了！从去年到此刻。。。
以某种虚设的理想标准来苛责当时的五四，却对当时五四暴发的黑暗背景一字无着，不是有现实别用，就是一种对先人的不诚实。
是的，革命起源于社会矛盾的极度恶化，这种恶化又必然要反映于人们内心的爱憎，并且，由于革命的残酷性，导致革命又经常阵发性神智昏乱地吞没自己的孩子。。。但纵观历史上革命必将到来之际，“不要革命”那算是什么？那算根本没有丝毫生命生殖可言！如此，也只有认可腐败当道么？。。。这样说，决不意味着我鼓吹革命，而是我们至少应该做这样一件事：尊重应该尊重的！至于今天怎么办？当然最好不要再来任何意义上的暴力革命，但，请别忘记：改革也是革命！在这方面，没有必要将“革命”“五四”因为这样那样后来的原因，而一古脑推向专制话语圈再加以粗暴否定。当年的“革命”与“胜利”自有当年的历史分量！对此，我个人认为，用不着非得通过做这方面的翻案文章来谋现在的“道路”！因为这样做也许恰恰正是前者的简单反版！根本不会因此有真正的针对现在情况的好出路！现在的出路总在于我们充满人性理性意志勇气思想力的现在！不在于任何意义上的向过去“讨还血债”式！如果我们的人性理性意志勇气思想力不够，也只能怪于自己本身！
中国的聪明人大致都有这样一个毛病：一个再好不过好东西，比如“启蒙”，“民主”，“自由”，“人权”，被他念叨久了，又不得实践的足够勇气，相对稍稍强大一些的专制力量，便就自动败下阵来，起先自我怀疑，进而甚至还能自怨得“深刻”起来——或者什么“逆向思维”“微言大义”来着，居然成就一时的崭新“学派”！瞧，“新左”、“自由主义”“新神学”，不正是一个最好的印证：都是托脆弱得不能再脆弱的八九枪声的福——政府当时脆弱啊，一时弄得自己没有了别的办法啊——而，我们的思想界从此居然还要显得弱不禁风百倍！。。。继而，再结合近年来的大肆帝皇剧的成功扩展，相比之下，我的一个惊人发现是：反到是常常看似拙劣丑陋不堪的专制主义，由于持久经营不衰，居然往往得胜！中国的反常莫过于此了！
历史这头怪兽是如此无常，以至于真的很难任一种理想就可轻而易如愿以偿
比如，今天主流对待五四的内在心态，已经发生了几乎质的变化，至少远不是二三十年前的那个也许属于迷信的心态。现在的心态更大意义上是一种内在的尴尬\\为难和害怕－－故而有仅将五四塑造成爱国主义的简单标本。。。主流形态由对“五四”心态从当年的极度自信（迷信？），转入如今的多少害怕，这一事态本身意味着什么？
而难的确实在于如何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专制的份额逐步让度予民主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现在是如此艰难。。伴随着“动乱”，“解体”的威胁。。。
重要是只能指望每一个的耐久而诚实的作为了。。。要达到现代文明意义上的人性与程序共同放牧于历史，而不是被历史性的权力所放牧（定义为“前现代性”？），还有一段艰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