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近日，自称“草根学者”的邓遂夫推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把“枪口”直指《红楼梦》的三个权威版本。 

叫板《红楼梦》权威版本

“我就是要向《红楼梦》的三个权威校本叫板。”邓遂夫说。目前市场上流行《红楼梦》三个最权威的版本，一是“程高本”，二是俞平伯上世纪６０年代出版的“俞校本”，三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由冯其庸等专家操作的“人文新校本”。

邓遂夫批评旧版尤其是“人文新校本”一点不客气：“里面有很多篡改的内容，整个校注都不透明，可以说是‘暗箱操作’。”他对此解释：“举例来说，庚辰本《红楼梦》中，贾宝玉有个别号是‘绛洞花王’，到了新校本，却成了‘绛洞花主’，就这么偷偷改了，不做说明，所以是‘暗箱操作’。” 

称新版纠误多达两万处

邓遂夫提出了“正本清源”的口号，对于自己的新书，他说，书中的３６００余条校注共３６万余字注文，“非常透明”。根据出版方提供的数字，该书对三种权威版本和三种辑评的文字、断句讹误达５０００处，而邓遂夫提供的数字是不下两万处。 

不做教授只做“草根学者”

邓遂夫并非学院派红学家，他一直是自贡歌舞团的编剧。“虽然有很多大学让我去做教授，但我不想去，我喜欢做草根学者。”

此外，邓遂夫还对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事件表示肯定。“他的书我看过，里面有大胆的假设，但小心求证的部分少了些，但这不妨碍他为普及《红楼梦》做的贡献。” 

周汝昌肯定作者的努力

在邓遂夫新书发布会上，红学泰斗周汝昌对他的努力作出肯定。红学家梁归智也称邓遂夫“对脂批的价值认定堪称金玉之论”。

        近年国内图书市场出现黄金版图书价格超普通书千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令

　　业内人士透露书页实际是用工艺金箔制成实际成本仅数百元售价超出20倍

　　最高售价可达2万元，价格相当于普通图书1000倍的天价“黄金书”5月1日起禁止出版发行，这是记者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获悉的。

　　记者今早从北京市新华书店了解到，这些“黄金书”已经下架了。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黄金书”种类不下十种，包括黄金版《毛泽东诗词手迹》、《孙中山题词手迹》、《孙子兵法》……内容多以领袖诗词手迹和中国古典名著为主，基本每种“黄金书”都限量发行1000本，而价格从6000元到2万元不等。

　　据业内人士透露，时下售价高达万元以上的“黄金书”的书页实际是用工艺金箔制成。一克黄金可拉成50到60平方米的金箔，照此计算，一部“黄金书”的实际成本仅数百元，而其售价最高却能达到成本的20倍。

　　新闻出版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少数出版单位片面追逐利润，在出版图书时选用黄金、白银等材质为载体,严重背离图书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社会功能，助长了奢华的不良风气，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为此，新闻出版总署规定，自5月1日起，禁止图书出版单位出版或与他人合作出版以黄金、白银、珠宝、名贵木材等高档材质为载体或进行豪华包装的奢华类图书；禁止出版物发行单位发行销售此类图书；禁止报纸、期刊等出版物为此类图书做广告。凡违反规定者，一经发现，将受到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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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总统府新闻稿〕美国《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
│　Journal）4月20日以《我们相信民主》（We Believe in 　　│
│　Democracy）为题刊出陈总统专文，该报亚洲版《亚洲华尔 　│
│　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Asia）也以《两岸会 　　│
│　谈》（Strait Talk）为题同步刊登，是篇专文并同时于该 　│
│　两报网站刊登。专文内容中译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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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台湾以新兴民主之态崛起，中国则以经济
及军事强国之态崛起，这些发展都为台海的动态增添新面向。台湾人
民努力因应全球化的时代，并已获得某些成功，同时也建立防卫机
制，以对抗由一人、单一政党或一个外在势力，在未获同意下强加其
意志于台湾人民。我们进展是持续的，但我们也有许多值得自豪之
处。

中国政府成功地维持高度的经济成长及军备扩充，与全球主要强权维
系着稳定关系，却不让其国内机制（尤其是政治机制）自由化。不幸
的是，中国的成功对台湾的政治及经济发展及安全，形成挑战。

在探讨两岸议题时，我们必须同时考量东北亚的动态。日本及中国这
两大区域强权的变化让双边关系，及它们与邻国的关系更加复杂。虽
然中国在区域及全球经济扮演的角色日形重要，其军备扩充已引起国
际社会的关切。日本则关注行宪法的修正。由于日本已逐渐走出长达
十多年的经济衰退，其政府已表达期待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的意愿，希望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日本此举已引发
区域内其他国家的担忧，尤以中国为甚；但日本的民主化已使其远离
过去的军国扩张主义，这种忧虑是不合时宜的。

近年来，中国不断批评日本，并企图将日本边缘化。尽管与俄罗斯仍
有问题待解决，中国也与俄国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在“六方会谈”
中，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力更成为其额外的操弄势力。同时，中国还致
力于改善与南韩的关系，去年引起热烈辩论的议题即是南韩能否担任
日中、甚至美中间的诚实仲介者，以当一个预防区域冲突发生的平衡
角色。

在上述情况下，台湾必须格外审慎处理两岸关系。然而，中国处理对
台关系似具侵略性，失之审慎。

在政治上来看，北京过去六年来一再拒与台湾民选政府互动。中国领
导人邀请台湾反对党领袖去访问，意图削弱民进党政府，其邀访时机
显示是要转移大家对其通过《反分裂国家法》的注意。台湾人民绝对
不会忘记，在国际社会纷表疑虑及批评，以及台湾大众的强力反对声
浪中，中国政府仍一意孤行，透过立法授权以非和平方式来对付台
湾。面对这种压力，执政党与在野党领袖的协商配合至为重要；另启
谈判管道只凸显出台湾内部的分歧，却无助于缩小两岸歧见。

中国同时还不遗余力地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阻止我们参与所有的国
际组织，台湾申请成为“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就是最好的例子，实
在令人遗憾。此外，就算台湾是国际贸易组织的正式会员，中国还是
尽其所能地打压我们的地位，遑论买走我们的友邦，以断绝与我们的
外交关系。

在军事方面，中国对台部署了800多枚飞弹，每年还以100枚到125枚
的速度增加。我们系由北京将其年度军事预算提高14.7%的辩辞中获
此资讯的。中国的军备扩充已让区域的战略平衡趋于失衡，更如美国
国防部长伦斯斐去年于新加坡出席安全会议时所指出，可能损害美国
在日益重要的亚太地区之整体战略平衡。

在经济方面，我们了解两岸贸易与投资的持续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双
边贸易在过去十年大幅成长，导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台湾的最大贸易
夥伴。统计资料显示，台湾与中国总贸易额在2005年升至717亿美
元，较2003年增长了16.3%。这种经济愈来愈依赖中国的现象，所导
致结构性的失业及薪资的停滞已置台湾经济于险境。

中国在前述各领域日增的影响力凸显出台湾与东北亚各国所面临问题
的复杂性；对台湾而言，此种情况已形成对立，并造成台海现况的逐
步改变，这是我国政府无法忽略的。

我们可能无法完全遏止这种趋势，但我们仍将尽力维护台海和平现
况。身为台湾总统，我的责任在寻求可行之道来防止此趋势对台湾人
民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台湾亦有意协助维护东北亚战略平衡，保护
台海现况，以确保我国民主、自由、人权及经济繁荣。

不幸的是，我们为达此目的所做的努力被中国解释成走向正式独立之
举。有时本人也听闻美国及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发展表示关切，我们的
确致力于处理在台湾维护人权、多党民主及经济开放前即已存在的管
理机构，但他们却认为我们的目的在改变台海现况，甚至更糟地企图
引发两岸冲突。

这当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希望的是将局势引回稳定的中道。为向
同样希望维持现状的友人再次提出保证，本人在2月27日强调，台湾
无意改变现况，同时强烈反对以非和平手段改变现况。本人必须指
出，是中国而非台湾政府决意改变台海现况及东北亚局势。由于区域
安全是所有相关国家的共同责任，台湾愿与日本、美国、甚至中国合
作，以寻求和平的解决之道。

我们坚信民主，并奉行主权在民原则，这表示台湾的未来及我们与中
国的关系都必须取决于台湾2,300万民众的心意。我们反对北京对其
人民及台湾民众所采行的非民主之道；同时，我们会继续透过经济及
文化交流，促进与中国民众的关系，并希望民主终有在中国实现的一
天，这会让全世界共同获益。

台湾政府对不设前提的两岸直接对话态度开放。至于包机、观光及台
商在中国的投资保障等事务性议题，我们愿与中国对话协商，以和平
方式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台湾民众以前所未见的金额不断在中国投
资，因此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一大因素，许多台湾人士希望了解中国准
备如何保证尊重台湾民众的意愿。

确实降低对台军事威胁及直接与台湾民选领袖交涉会是很好的出发
点。诚如布希总统所言，我们亦了解台湾民主的生存与其他地区自由
开放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不只希望把台湾治理好。台湾已准备好在国
际社会上成为“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人”及“民主、自由及和平的捍卫
者”，台湾并支持美国鼓励中国提高其标准的努力。我同时吁请区域
内各国领袖负起在东北亚推广民主普世价值之责，因为只有这麽做，
才能有助于该区和平稳定的维系。

〔原载《台湾总统府公共事务室》〕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绝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也不仅仅是他的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的账，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对象，刘少奇和邓小平也都是有份的——他们也曾是文革的积极推动者和拥护者——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

毛和刘邓在政治上的“分歧”在文革后被人为地夸大

刘少奇和邓小平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其中刘还被残酷地迫害致死。就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的级别而言，刘少奇还毫无疑问是他们中最大的受害者-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副主席。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文革后几乎所有的悼念刘的文章里，都只是强调了他“最大的受害者”的身份。又从他这个单一身份的角度，有意无意地推演出毛泽东和刘邓在政治上（不是经济上）的“重大分歧”。文革后重新执政的邓小平正是利用了这一被人为夸大了的“分歧”来建立他执政的合法性。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他们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相反，受害者也曾为最后迫害他致死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即便在他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和平反以后，他和他的家属仍然认同把他迫害致死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乃至迫害者。

毛泽东关於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有着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起源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和“重提阶级斗争”，历经“四清运动”的实践，最后才形成了文革的思想。回顾历史，人们会遗憾地发现：刘邓周彭（真）等中共主要领导人都为之作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其中尤以刘少奇为大。例如，刘少奇是提出用“造反”来对付“中央出修正主义”的第一人。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八日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刘少奇以“反修专家”的身份回答：“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再如，刘少奇对当时全国阶级斗争的估计，比毛泽东还要黑暗的多。毛泽东最初是估计有百分之二十的生产队的政权不再共产党手里，后来受到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一再汇报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动向的影响，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刘少奇还进一步认为：“三分之一打不住……而是大多数。所以，革命非搞不可。”国内学者肖冬连在论述六十年代初期刘少奇和毛泽东极“左”思想的高度一致性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又要做文章了”（《文革前十年史》）；然后是“毛泽东要表达的意思先从刘少奇口里说出来了，他接过刘少奇的话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这里，刘少奇的独创性和他对毛泽东反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刘少奇对於毛泽东对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非但是完全赞成的，他更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的中宣部和文艺界的座谈会上开创了用中央首长点名的方式把着名作家（孟超、田汉、陈半丁等）打成“反革命”的先河。

“四清运动”是文革的预演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拉开序幕时，中国大地上还正进行着另外一场尚未结束的政治运动，那就是“四清运动”。这场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刘少奇是把即将展开的“四清运动”完全作为一种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来思考的。他强调指出：这场运动要解决的“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他恐怕还是第一个中共的领导人把这个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吓人高度的。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的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助长了运动的左倾倾向，更坚定和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於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

首先，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把这一经验作为一个中共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向全国批发了。姑且不论“桃园经验”的极左和荒谬，它更大的危害性还在於刘少奇向全党，从而也向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利用自己的夫人参与上层政治的范例。在刘少奇之前，任何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还没有这么干过。刘以后，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期搞得“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和“桃园经验”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毛泽东大大地发展了刘少奇开创的“夫人参政”的经验，在文革中已经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了。

其次，刘少奇倡导的“桃园经验”、“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和“天津的小站经验”等都採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全面夺权斗争”的文革思路。

最后，刘少奇的所谓的“四清”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种叫“燕飞”的广泛使用的批斗人的模式，它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既可能就发源於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

文革初期毛刘“两条路线斗争”是一个伪命题

一个无法抹杀的简单史实是：刘少奇在文革发动中直至他失去自由前都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对中共发动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纲领，他都是投了赞成票的。那么，他对文革——即便是一个把他最后送入骨灰箱的政治运动，也就起码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这一点不仅为越来越多的文革研究者所认识，连刘少奇的儿子刘源都不得不承认。

然而历史的真相还在於：刘少奇在发动文革和领导初期文革的问题要远远超过一种一般性的“失职”。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过程中，刘少奇所主持的一线中央领导对毛泽东关於文化革命的思想、纲领和步骤并没有什么“抵制”，而是千方百计地揣摩紧跟，唯唯诺诺，亦步亦趋。在夥同或追随毛泽东和他关於文化革命的胡思乱想迫害一大批下级干部，甚至自己的亲信上（如彭真和北京市委），刘少奇都没有提出任何应有的异议，相反只是一味拥护赞成，甚至落石下井。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是刘在中央会议上第一个点名他的亲信彭真为“反党分子”。其后邓小平等人都和彭作了坚决的斗争。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是刘主持通过了文革的纲领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刘邓不仅举手赞成，更积极实践。邓小平五月三十一日急急忙忙赶到《人民日报》去改组领导班子。刘不仅在五月二十三日主持了批斗朱德的会议，还和邓小平一起在六月二十七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话，极力提倡对毛的个人崇拜，鼓吹林彪的“政变经”。刘还竟然对他的亲信彭真等人说出了这样的话：“彭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在七月二日刘邓又亲自实践《五一六通知》，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合力揪出了全国省委书记中的第一个“走资派”—内蒙自治区第一书记乌兰夫。

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到八月，刘邓主持的中央批发、转发过近十个有关文革的中央文件，其中点了近两百名从中央到地方的负责文艺、教育和宣传的高级干部的名，把他们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责令报刊进行批判。他们中有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仅在中南地区，被他们以中央的名义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错误地以为：这些党内“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是毛揪出来的，其实对他们下手的是刘邓。由此可见，在抓“党内走资派”上，毛刘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条路线”的分歧。

当然，在文革初期利用工作队大整无辜的干部和群众，杀气腾腾地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的过程中，刘邓除了表现出他作为共产党领导人共有的冷酷外，还表现出了他们个人领导的中共政治运动的独创的残酷性。但是，决定和派遣工作组指导运动，都是事先得到毛泽东同意和批准了的。在这方面，毛的权术是“引蛇出洞”。如果刘少奇不派工作组，他在回京后可以指责刘“放弃党的领导”；如果刘派了工作组，则是“镇压群众运动”。无论如何，他都会找出“两条路线”分歧来置刘於死地。

文革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

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悲剧根本就不在於他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什么“分歧”和“抵制”。他和当时一线中央的领导制定的文革方案都是经过了毛的批准，并且每周向毛汇报的。刘少奇悲剧的根本问题是在於猜疑成性的毛泽东已经认定刘少奇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严重地威胁着自己的权位，无论刘如何表现，都会找出藉口除之为快。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谓的文革初期的毛刘“两条路线斗争”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刘邓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又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如果没有对历史罪恶的声讨和清算，如果没有对其制度根源的发掘，那么一代人的牺牲，包括刘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内，便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灾难，也就无法向文革时代作永远告别。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揭示出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就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是为了埋葬一个至今还没有被埋葬的黑暗时代。

我很高兴来到世界著名的耶鲁大学，并能在东亚研究中心同这么多关心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专家和学者进行交流。我首先要感谢著名社会学家Deborah S. Davis教授、政治学家Pierre F. Landry教授、法学家Jamie P. Horsley教授，你们这些世界学人仰视的大师现在坐在这里听我演讲，是我的荣幸，同时给我带来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我当然要感谢参加今天这场专题交流的耶鲁大学各学科的教师和同学们。我还要特别感谢马端新博士，他是一位法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办事非常执著和认真的美国人，是他周详地安排了我的这次访问。人类学家肖凤霞教授昨天为我举行的盛大晚宴也是需要感谢的。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当代中国工人的“以理维权”》。这是我最新出版的学术专著《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的核心内容之一。大家知道，我的研究兴趣和学术方向是社会冲突。近几年我发表的主要成果是有关农民维权抗争的。但现实中，工人维权抗争也是目前中国社会冲突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因此，我从2001年5月起开始进入安源煤矿进行了工人问题的实证研究。为什么选择安源呢？这首先在于，安源具有1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企业，见证了中国工业化的全过程。其次，安源煤矿曾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做出过重大贡献，毛泽东、李立三和刘少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是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性事件；再次，安源镇是依托安源煤矿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行政区划意义的社区。在这里，有国家管理者、市民和工人；有国营企业的工人，也有镇办企业的工人，还有个体企业的工人。这样社区性结构大体可以体现全国的情况；最后，安源煤矿是最能体现中国工人分层的地方。在这里不仅有企业干部、正式工，固定合同工、还有农民协议工、临时工等。不仅有在岗工人还有下岗工人。这种多样性，在许多企业不存在了。我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进行访谈和文献研究，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由访谈组成的。这本书叫《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主要有两个方面，“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历史及现状：“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政治符号的演变过程及现实意义。

我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国工人是一个迷失的阶级。我认为，中国产业工人自产生起就因受到帮会组织的控制而欠缺自组织经历和阶级意识认同。因此，当他们成为革命党人反抗旧体制所依靠和动员的对象后，他们的阶级意识就被赋予了许多超越其阶级本来意义的政治理想，其组织化程度也因受到政治动员的制约成为了高度政治化的革命工具。在革命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工人阶级又成为了主流政治话语中“统治阶级”被政权逐渐组织结构化。这一点，我今天就不讲了。其二，中国工人现在所进行社会抗争行动，是一个非阶级的以理维权。这是我今天要重点讲的。其三，中国工人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就要从虚幻的“统治阶级”的迷梦中解放出来，就要在“劳动者”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就要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大旗下重新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只有这样，这个社会群体才能获得自己本来的意义和利益；也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及长期和稳定的发展。这一点，我今天也不展开讲了。

下面我讲三个问题。

一、 集体行动和工人的维权抗争

大量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近20年的中国社会转型，工人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内部各个群体的相对地位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作为工人阶级主体的产业工人在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上的弱势地位也成为了不可否认的事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属于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对这一点，大家可以看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孙立平先生、李强先生和李培林先生的相关著作。他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今天要研究的问题是，工人阶级对这一社会转型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反应呢？对此，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则有并不一致的结论。这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集体无行动”。这是美国密遏根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李静君女土提出来的。她通过对广东等发达地区20世纪90年代初期工人行动的研究认为，当时“集体无行动”是中国工人政治的主要形式。这个时期工人以降低积极性、缺工、逃避责任、不合作等行动回应当时的企业改制变革。

第二种观点是“无集体行动”。这是中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爱玉女土提出来的。她通过对上海等地国有企业90年代中期后工人政治的研究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以及物质环境的变化建构了工人行动选择的新的情境，“集体无行动”不再是工人明智、理性的选择，工人广泛存在的行动方式是服从、退出和个人倾诉，没有利益组织起来的公开的集体行动。也就是说，90年代以来工人的集体行动并没有成为一种常态，虽然局部地区也存在工人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集体行动，但就整个中国的情况来看，“无集体行动”是常态。

第三种观点是“有集体抗争”行动。这以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陈峰先生为代表。陈峰博士通过对近十年来随着工业关系的转型，中国的工业冲突急剧增加这一事实得出了工人有集体抗议行动这一结论。他认为，这些工人自发（或声称是自发）的集体行为，主要是为了抗议不断恶化的工作条件、日益增多的侵犯工人权益现象，以及经济转型造成的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但他认为工人的这些集体抗争行动具有明显的“道德经济学”倾向。

我的研究结论是，在这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虽然“集体无行动”和“无集体行动”这两种工人政治状况都是存在的，但它们并不是当前工人政治的主体部分，“以理维权”的非阶级行动才是当前中国工人政治的本质性特征。也就是说，我与陈峰的研究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我将证明的工人维权抗争主要不是基于“生存伦理”而是基于一种“政治伦理”。

社会转型期工人是否存在维权抗争的集体行动，这是一个对基本事实的认定问题。许多否定工人有集体行动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个案性的，李静君博士和刘玉爱博士的研究结论就是根据她们在少数工厂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而在我看来，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对宏观数据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关键事件”研究。就当前工人政治状况而言，具有研究样本意义的“关键事件”就是所谓的“职工群体性事件”。这一点，陈峰博士注意到了。他在相关论文中就引用了有关统计资料表明，1992年到1997年间，每年卷入劳动纠纷的工人数大约在126万。1998年，参加示威的工人数一下子就增加到了360万。1999年后基本上在400万左右。这是很重要的指标。实际上，最新的数据表明，在2004年全国共发生的近六万多起和2005年发生的8万多起“群体性事件”，以职工为主体占五分之二多。从这些宏观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当前在全国广泛存在工人维权抗争的集体行动。对此，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份报告也承认，“近两年来，在部分地区和行业，职工队伍中不稳定的因素在增加。各地职工群体性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总体呈现出以下特点：参与人数增多，规模扩大；行为过激，对抗性加强，处理难度加大；事件的重发率高，择机性强；职工群体性事件的内容具有趋同性；地区和行业性特点突出，困难职工群体是事件的主体；组织倾向明显，一些地方出现非法组织”。

从中国官方的这种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工人是存在集体行动的。问题只是，我们应如何认识这些集体行动的特征和性质呢？为此，我曾经对2003年6月以来全国发生的200起工人维权抗争事件进行过分析。虽然这只是同期发生的此类事件的很少一部分，但也可从中获知目前工人维权抗争活动的一些基本特征：1、导致工人维权抗争的原因较为复杂，其中因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拖欠工人工资等问题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等法定程序、违背工人意愿强行改制；改制安置不合理，工人不同意买断工龄方案或工厂没有代工人交纳社会保险；原来拖欠工人的集资款、工资或其它福利待遇没有退发给工人；改制过程中对企业资产的评估不合理而导致国家资产流失等等。表1归纳了导致工人维权抗争的主要原因。

表1: 2003年6月以来200起工人维权抗争事件的原因

原因 数量 百分比
国企改制 75 37.5
拖欠工资 47 23.5
社会保险 21 10.5
破产安置 18 9.0
税费问题 13 6.5
劳动时间 12 6.0
贪污腐败 10 5.0
殴打工人 4 2.0

2、工人抗争的方式主要有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要道、占领工厂等。在上述的200起工人抗争事件中，因工人行动堵塞交通要道而影响到公共安全的事件有57起，其中，工人直接到国道或省道等公路上静坐的11起，到铁路上静坐的5起。

3、工人在维权抗争中与警察的冲突十分突出。在上述的200起工人抗争的事件中，有28起事件最终导致工人与警察的冲突，在其中9起事件中地方政府动用了武警和特警，数十名工人在这些冲突中受伤或被捕。

4、工人的维权抗争开始突破了单位、走向行业或地区性的联合。在上述的200起工人抗争事件中，有11起是出租车司机因不满政府乱收税费而举行的全行业罢工。我曾收到了一份题为“如此转制：不利国，不利民”的控告材料。这份材料是以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69家集体和国有企业职工名义发出的。它不仅列举了这些企业共同的问题，而且还分企业列举了各个企业的特殊的问题。在材料后面又分别列出了每个企业派出的职工代表。这说明，这里的工人已经突破了单个企业的抗争界线，走向了区域性的联合行动。

二、 非阶级行动和政治伦理

如果从政治行动的性质而言，当前工人的“以理维权”是一种非阶级行动。这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当前工人“以理维权”是在目前“阶级失踪”和群体分化的状况下发生的。

长期以来，在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政治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是其最为基本的特征。其结果就是中国没有一个确定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群体”，这个阶级在所有人都贴上其标签中反而失踪了。也就是说，当许多不同职业、不同经济地位、不同思想意识的人都被封为“工人阶级”的时候，这个“阶级”也就因没有明确的界线而不能有最为基本的认同。它也就实际上是不存在了。这是目前中国现实政治中的基本事实。当然，整体意义上的“阶级”失踪，并不是意味着具有明确职业特征意义上的工人群体的消失，事实上，其主体部分的产业工人仍然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群体。只是这个职业群体不是以阶级的形式而存在的，它们被中国学者称之为具有客观经济利益关系的“阶层”。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的那本产生过十分大的影响的著作就是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的。

如果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随着国家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经理权威主义的兴起并制度化、私营企业的发展和部分企业的倒闭破产，作为“职业群体”的产业工人也在进一步发生分化，出现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完全的雇佣工人、下岗失业工人。在具体企业中就有干部、以工代干人员、固定工、合同工、农民轮换工、协议工、临时工、下岗职工、待岗职工、离休职员、退休职工等多种身份的群体。在这些身份的背后，具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他们有不同的生活处境，有不同的利益，也就有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抗争。这就是世界著名劳工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讲座教授裴宜理在《上海罢工》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

其二，当前工人维权抗争的依据是“政治伦理”。

在我看来，当前工人“以理维权”的“理”，不是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提出的基于生存需要的“生存伦理”，而主要是一种“政治伦理”。这种“政治伦理”最直接的精神资源来自执政者长期宣扬的意识形态。由这种意识形态决定的主流话语中，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执政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真正的统治者。这种政治化的话语，一方面制约着工人的独立思考和阶级意识的发育，另一方面又成为了工人维权抗争的武器。

事实上，那些起来维权抗争的“工人代表们”，虽然也认识到了自己已边缘化成了社会的弱势人群，但在他们抗争的诉求文本中，仍然把自己想像成为国家的主人，把自己视为统治集团的基础，仍然认为自己具有应该高于农民的身份。他们在不能为自己行动寻找到确定的法定依据时，就把 “共产党是我们的党”、“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曾经为国家做出过贡献”、“不平等”、“不公平”这些政治口号作为了他们行动的依据。在他们看来，既然政治上我们仍然是“内部人”，那么就得享受“内部人”的待遇，否则就是不公平，就是一种侵权。可见，这是一种由“政治伦理”产生出来的权益。在这里“生存伦理”并不是最为主要的，它只是一种诉求的参照物，而不是行动的依据。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政治伦理”在成为工人维权抗争的思想行动基础同时，又为工人的行动确立基本的“守法原则”。这在于，这种政治伦理产生的“内部人”意识，一方面使工人在行动上表现出较为克制，力求在抗争行为和方式上遵守法定规则；另一方面也使执政者将其视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便采取过激的处理方式来对待这些自称为“内部人”的抗争工人。这也许是当事各方都愿意采取的行动策略，但无论如何，它在防止事态扩大化和激进化上起到了作用，并会为双方妥协处理增加机会。当然，并不是说这种“守法原则”是不可以突破的。当体制内的渠道和法定的方式不能解决问题时，就有可能发生以破坏公共秩序而造成社会影响为目标的“非法行为”。但只要没有工人以外的力量的政治性介入，这些行为总的特征还是比较克制的。

三、“以理维权”与“以法抗争”

我把目前工人的维权抗争称之为“以理维权”。显然，这与我曾提出的农民维权抗争是“以法抗争”这一解释框架有所区别。这种区别主要有：其一，维权抗争的依据有所不同。无论是为税费还是为土地，农民多以具体的国家法律和中央文件为依据。在许多场合，农民以全面落实“减轻农民负担”和“村民自治”的法律和中央文件作为其诉求目标。农民认为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痛苦都是由于县乡政府或村级干部不按法律和中央文件办事造成的，他们假设这些文件的规定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工人抗争维权则多以意识形态为依据，在工人们的诉求文本中，最常见抗争理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共
产党是我们工人阶级先锋队，工厂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因为在许多工人的想像中自己还处在国家的权力之中，他们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以理维权”。

其二，维权抗争的内容有所不同。农民以减轻农民负担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口号是“减轻农民负担”，“维护村民的民主权利”。近几年来，由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为土地问题引发的冲突显上升趋势，农民要求维护土地权益成为了中心议题。工人抗争的主要是经济权利。已退休的工人为了争取应有的福利待遇提出的口号是“要吃饭”，下岗工人为了获得劳动的权利提出“要工作”，正在进行国有企业改制的工人为了保住工作岗位提出要“保护国家财产不被流失”，生活在完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雇佣工人则提出“发放足额工资”及改善工作条件等目标。

其三，维权抗争的对象有所不同。农民以基层政府为直接抗争目标。这是因为，在农民看来，是由于基层政府不忠实地执行国家的法律和中央政策而导致他们的权益受损。而工人抗争的对象是企业管理者和资本拥有者。作为国营企业的职工来说，他们下岗失业或不能享受到应得的福利待遇，都是由于企业的管理者腐败无能造成的。因为，这些不是资本家的企业管理者实际上行使着资产者的权力，他们利用职权在侵吞国有资产并对工人的权利带来损害。为此，工人们就理所当然地将他们视为了抗争的对象。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则把资本家和企业管理者作为抗争的对象。工人和农民抗争对象的区别一个重要根源是，农民权益受损的表面原因在基层政府，中央将农村基层党政作为防范对像；导致工人权益受损的决策则是中央决定的，地方政府比较超脱，而且国家往往以改革开放的名义站在资本的一边，这在事实上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依据。

其四，抗争的主体和组织形式有所不同。组织和动员工人抗争的主要是有一定的知识和威望的下岗职工、退休工人或干部，甚至包括一些党员干部和工会干部；动员农民抗争的骨干是在乡退伍军人、回乡退休的国家干部、原村组干部。在维权抗争组织方面，农民叫减负组，减负会，维权会，有的直接叫农民协会，更多的叫减负代表，上访代表。工人则叫“工人代表”，“维权代表”，有的地方直接叫“学习组”，“护厂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组”，有的直接叫“游行示威领导小组”，或称为“罢工委员会”；相比较而言，工人的组织较为公开而且正规，有较为明确的组织纪律；而农民的维权抗争组织多处于地下，主要靠道义来约束，还是处于软组织状况。

谢谢各位。

（本文为作者2006年4月3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

胡锦涛访美失利后，为了避免政敌的攻击，可以预料在若干问题上将会采取“硬的更硬”的政策，以改变他的“无能”印象。除了在伊朗问题上中国已经撕下“中立”伪装而“反美”外，在宗教问题上亦是如此。最近中国与梵谛冈，就主教任命问题爆发了公开冲突。

本来，这几年来，中梵关系已经有了一些改善，特别是教宗本笃十六世去年上任后。依照天主教香港区主教陈日君的说法，似乎双方随时可以建交。因为梵谛冈已经决心牺牲台湾而与中国建交，只要北京答应由梵蒂冈任命中国境内的主教。目前双方的合作已经到了“共同任命”主教的地步。例如去年六月上海教区新助理主教邢文之的任命；随后中梵再次共同确认西安教区党明彦神父、重庆万州区何泽清神父为当地助理主教，以及今年四月上任的苏州教区主教徐宏根。但是近日中国爱国教会任命河北神父马英林为云南昆明教区主教，梵谛冈要求暂缓，以便他们充分讨论，但是北京一意孤行，显然故意要显示共产党的主权。然而中共又拿出一贯的流氓手法说，没有接到陈日君转达梵谛冈意见的传真。这点台湾海基会最有经验，因为海基会如果就某一事件要找中国的海协会磋商而中国无意磋商时，电话就会没有人接，何况传真。

其实中梵的冲突迟早都要爆发，因为共产党一直把宗教当为“异类”。当然，现在在“全球化”口号下，不能不用“两手”来增加欺骗性，也就是一面抓人，一面营造信仰自由的假象。在胡锦涛访问美国前夕，北京在举办国共经贸论坛的同时，也在浙江召开首届佛教论坛，企图向美国显示北京的“信仰自由”。但是观察家就指出共产党的统战目的，旨在分化宗教界，目的在“以佛压主（耶稣）”，“以佛压法（轮功）”，“以佛压藏（传佛教）”；他们甚至在大会上就公开辱骂达赖喇嘛，还有台湾的法师在会上大谈“以柔克刚”的两岸统一。这个由共产党作为太上教主的宗教，还是世人所认识的传统宗教吗？

同样是共产国家的越南，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首都河内就举行庆祝梵谛冈任命五十七位神父的仪式，可见那才是真正的全球化和开始有宗教信仰自由。

中梵的冲突开始还停留在香港区主教陈日君与中国爱国教会的互相指责上，但在四月三十日中国不顾教廷的反对而在昆明举行祝圣仪式后，外交部就正式出来指责教廷“毫无道理”，而陈日君表示“严重损害”了中梵关系。且看后续如何发展。

1949年5月1日，竺可桢日记说：“据衡哲云，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不久，陶孟和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几个副院长之一。作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新青年》重要撰稿人之一，社会学家陶孟和在“颇赞成共产”之前一直是个自由主义者，他主持的社会调查所也是独立的民间学术机构。

陶孟和早年先后留学日本、英国，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社会学专业，受到费边社的影响，接受了通过社会调查改造社会的思路，他年轻时的著作《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被誉为中国社会学的开路之作。他学成归国后，即在北京大学任教，恰逢陈独秀办《新青年》杂志，他不仅开辟了“社会调查”专栏，撰写了大量直面现实、关注真问题而且“学有根底”的文章，还翻译了名噪一时的易卜生剧本《国民之敌》，成为“五四”时代有影响的知识分子，1920年，他列名《争自由的宣言》的7个签署人之一，其他人包括胡适、蒋梦麟等，1922年， 他又是《我们的政治主张》16个签署人之一，那个时候，他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是和胡适站在一起的，在胡适养病期间，《努力周报》就由他与高一涵、张慰慈负责的。《现代评论》创刊后，他也是很重要的撰稿人，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文章，内容涉及教育改革、言论自由、科学研究、人口土地、种族问题、国际评论等方面。

主持社会调查所，可以说是陶孟和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这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调查机构，1926年成立之初受到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文化基金会的赞助，初名社会调查部，到1929年改名社会调查所，后来合并到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是个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党派色彩浓厚的人，特别厌恶国民党的党棍子，所以整个调查所内没有国民党组织，也没有其他党派组织，他对权力、对政治都是怀有戒心的，自由研究的空气在调查所内占了上风。

千家驹在北大读书时是个“闹事头儿”，1932年夏天他大学即将毕业，工作还没有落实，爱才如命的胡适读了他的一篇文章，大为欣赏，主动提出帮忙，推荐他去社会调查所，陶孟和对胡适一向尊重，有了胡适的介绍，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后来，陶一打听，千家驹是个有名的“捣乱分子”，有可能是“共产党”，就犹豫起来了，只好再去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的回答是：“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这样的人才你不用，你还用什么人呢？”经胡适这么一说，陶孟和的顾虑也就打消了。

1933年7月，千家驹等奉命前往广西调查经济，那时广西是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他们的地盘，与蒋介石分分合合，一直有矛盾。他们回到北平后，将调查报告整理成《广西经济概况》，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千家驹又另外写了《广西纪行》，在上海《申报》连载，刊登了两天后，陶孟和看见了，很不高兴，批评他不应该未得调查所同意，就在《申报》上发文章，要求停止刊登。一开始，他不太明白陶为什么发那么大的脾气，因为陶为人一向是很平和的，从来不干涉调查所的人在外边发文章。后来才明白，陶担心的是社会调查所去广西调查的事引起蒋政府的注意。调查所虽然不拿南京政府的津贴，但毕竟在人家统治之下，陶怕此事引起误会，这是不得已的苦衷，又不便明说。

后来《益世报》老板到北平找陶孟和，请他物色人选编一个副刊，他毫无成见地介绍了千家驹，接着就由千家驹主持办了一个《农村周刊》。多年以后，千家驹还回忆说：“这一点的确是陶先生的伟大之处，他并不因为我的政治立场而对我有所歧视，《申报》事件发生后，他对我还是同样信任”。调查所人才济济，许多人资格都比千家驹要深。《农村周刊》的文章完全由千家驹取舍，报社和社会调查所都不过问，他的方针是兼容并蓄、百家争鸣，只要言之有物、持之有故的，都可以发表，同样没有辜负陶对他的信任。

社会调查所所后来与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迁到南京，“七君子”被捕后，南京救国会的另外两个负责人被捕，也是负责人之一的千家驹仓促出走，最后写了一封信给陶，告以不得已离开南京，正式辞职。在南京的一年，他整天为救国会的活动奔走，几乎没有做什么研究工作，但陶从来没有责备他。最后陶只是对他的离职表示惋惜。

抗战期间，陶孟和为国民参政员，曾为国事多次发表意见，他认为“民主政治的进行主要的靠着自由讨论”，以及“自由表抒自己的意见”。1944年7月24日，他在《大公报》发表的《论民主政治》一文中指出：“每个人既然做自己的主人，便要对自己的事有所主张”，自己的事“常变成国事或糅杂在国事里”，“国事也可以影响他自己的事”，“人民便不甘缄默，而愿倾吐他自己的意见，希望贡献于政府”。其次，“没有一个政府可以自诩为全知”，“必须依靠人民大众经常的供给一部分的知识、见解、看法，协助它的政事的进行”，言论自由就是“人民源源而来的义务报告”和“义务意见书”，“人民对于政治的讨论认真而旺盛”乃是“国家最可喜最有希望的现象”，“人民对政治冷淡，对于国家当前问题闭口不谈，或谈起来而只有说‘管不着’、‘管它去’、‘让它去’”，那么“国事便真不可为了”。

然而，在时代的大变局中，在学术上卓有建树的自由主义者陶孟和，还是无条件地选择了正在冉冉升起的红色王朝，同样选择了留下，与他同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就要清醒得多，他当年的日记显然是有感而发。然而，谁让他们都是中国人呢？无论怎么选择都改变不了这一身份。

中国人民最大的耻辱

胡锦涛大力提倡的“八荣八耻”正在成为中共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制造的一个新热点，甚至许多幼稚园和小学已奉命教育孩子们歌唱由“八荣八耻”编写而成的儿歌了。然而，我想追问的是：胡锦涛先生难道不知道这个最为明显的事实吗？——在大部分中国人民心目中，给中国带来最大耻辱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以之为党魁的中共政权。这个政权是人民的敌人，是一条贪得无厌的血吸虫，是一个暴力无边的黑社会，是从来没有得到人民授权的非法政权。

让我对中共丧失最后一丝善意的期望的事件是：最近中共当局秘密绑架了近年来积极参与维权活动的山东临沂盲人斗士陈光诚先生。警察们的行动比黑手党还要卑鄙，根本没有履行任何合法手续，也没有通知当事人家属，而是用绑匪般的手段劫持了陈光诚。这是一个连一名盲人都容纳不下的政权。它口口声声宣扬要领导人民建设和谐社会，却无时不刻地制造着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和谐。胡锦涛对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不会毫无所知，作为这个世界第一大党的“教父”，他默许恶行肆无忌惮地上演，同时也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连盲人也难于忍受的黑暗

这个政权已经堕落到了连盲人都害怕的地步。这是一间漆黑的铁屋子，胡锦涛早已适应了铁屋子里的黑暗，并强迫所有人安于这种黑暗——这是一种连盲人也感到难以忍受的黑暗。陈光诚，我亲爱的朋友，你的言行正如你的名字，你在说诚实的话。于是，你的命运便注定了如此坎坷，今日你所遭遇的苛政比昔日你的失明更加可怕。前些天里，我在网上看到了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写给胡温的一封公开信——

盲人之妻的沉痛呼吁

胡锦涛、温家宝：

有关山东临沂盲人陈光诚因揭露临沂计生真相而遭迫害报复一事，你们肯定已经知道了。临沂市的野蛮计生事件被揭露出来到现在已经九个多月。陈光诚去年九月六日被软禁半年多，从三月十一日被抓至今已经十四天，你们没有任何反应。在你们心中，这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我要问的是：地方政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地方政府为什么敢有这样的行为？作为一位残疾人，他能够为最需要帮助的农村残疾人、农民群众的生存状况有所进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而你们作为健全人，作为国家领导人，如果你们能有良知和责任心——像你们所说的那样，你们还能够容忍地方政府非法地对待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盲人吗？你们还能够容忍地方政府雇用的打手二十四小时看守一个盲人长达半年吗？在这块土地上，一个中国公民仅仅因为说了一些真话就遭到如此的迫害；几个公民仅仅因为想看看他们的朋友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政府雇用的打手殴打，你们作何感想？你们为什么不去听听中国老百姓真正的心声？你们是否知道，在这块土地上，每天有多少人生活在恐惧之中？有多少人生活在冤屈和绝望之中？又有多少妻子和母亲（曾金燕、高琴声、蒋美丽、春柳、路坤……）在泪水之中，不安地等待他们的丈夫或孩子？——谁在制造这样的人间悲剧？谁在践踏法律的尊严？谁在使中国的形象受损？请你们深思。

中国公民，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

二○○六年三月十五日

品格高尚的陈光诚夫妻

袁伟静善意的呼吁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又一个月过去了，胡锦涛仍然没有低头倾听这位儿子诞生不到一年的母亲和丈夫从身边消失的妻子的呼吁。袁伟静和她的孩子曾经被打手们抛入村里的阴沟。我不知道亲爱的陈光诚弟兄在被非法绑架的日子里是否受到虐待，但我记得与陈光诚和袁伟静的几次短暂的会面。这对夫妻让人肃然起敬。陈光诚是盲人中少有的完成医学本科教育的人，本来可以靠着自己的医学特长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为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维权的光荣荆棘路。袁伟静是一位温柔贤良的妻子，是丈夫的“眼睛”和“拐杖”。她选择了身体有残疾的陈光诚作为自己的丈夫，并无怨无悔地支持和帮助丈夫的维权事业。他们默默无闻地推动着这个社会朝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为什么中共当局连这样的一种努力也要残酷打压呢？“我是坏人，所以不许你们做好事”——这是怎样一种变态的、扭曲的心态呢？

齐奥赛斯库前车之鉴

胡锦涛和中共当局对陈光诚的骇人听闻的迫害，让我联想起了昔日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赛斯库和罗共当局对托克斯神父的迫害。两者何其相似，一人的受难终于唤醒了民众的觉醒——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齐奥赛斯库最终被自己的血泊所淹没。今天的胡锦涛是否正在踌躇满志地重蹈齐奥赛斯库的覆辙呢？这个问题只有他本人才能回答。

罗马尼亚的“天安门屠杀”

我从台湾学者李迈先所著之《东欧史》中抄出有关罗马尼亚的那段历史来，以供胡锦涛参考：罗马尼亚西部外息尔凡尼亚地区有一个名为狄米索拉的小城，小城里有一位名叫托克斯的神父，他一向同情受到政府迫害的少数族裔，主张保护人权。一九八九年八月，托克斯在电视上批评政府，尤其反对政府的“农庄化”政策。当局采取了一种相当卑劣的做法：将托克斯囚禁在家中，切断他家中的电话，禁止他与外界联络。托克斯并没有屈服，当局便切断了他的面包和食物供应。民众闻讯十分愤怒，纷纷携带食品前往救助，却被秘密警察所拦阻。十一月间，有四个秘密警察装扮的蒙面暴徒闯入托克斯家中，殴打托克斯和他怀孕的妻子，并用刀刺伤两人。同时，受官方控制的主教下令将其调离该教区，托克斯不从，主教遂与政府一起下令强制迁离。民众聚集在托克斯住宅周围加以保护，双方僵持多日，民愤渐升，乃捣毁附近政府经营的商店橱窗，焚烧齐奥赛斯库的肖像，包括地方党部和警察局。

十二月十六日，当地民众举行游行示威，安全警察奉命镇压，对站在示威队伍前列的妇女儿童开枪射击，坦克和飞机也奉命出动。当天有二十四人被杀害，尸体被军车拖出城外秘密处理。十二月二十日，示威群众不畏强暴，继续抗议，人数增加到五万。政府命令军队协助镇压，为军队所拒绝，数名军官被安全警察杀害。安全警察单独行动，大肆杀戮，是日有数千人遭到杀害。现场目击的外国记者将其比作“罗马尼亚的天安门屠杀”。日后，在市郊发现三处坟墓，挖掘出尸体四千五百具。

军队倒戈，特务统治崩溃

罗马尼亚政府先是封锁消息，此消息却“出口转内销”，迅速为老百姓所知晓，于是引发全国抗议。齐奥赛斯库从国外访问归来，谴责和平示威的民众是“法西斯分子”，宣布在外息尔凡尼亚实行戒严。齐奥赛斯库对自己的统治有完全的自信，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首都的皇宫广场召开群众大会，亲自向群众致辞，谴责狄镇的“叛乱”，另一方面宣布将提高大众的食物和燃料配额，此为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听众十分不满，报之以嘘声，继而喊出“打倒齐奥赛斯库”的口号。这种大胆的反应，在齐氏长达二十四年的独裁统治中从未出现过。齐氏惊慌失措，匆忙退出会场，躲进皇宫大厦。

广场上的群众愈来愈多，情绪也不断上涨。齐氏紧急调来安全部队的坦克，将群众驱逐到大学广场。第二天，十五万人在大学广场聚集示威，与安全警察对峙。陆军原有数千军队驻首都，但拒绝与安全警察合作，反而倒向民众一边，合力将安全警察逐出皇宫广场。国防部长米里亚因同情民众，拒绝下令镇压，被齐氏杀害。此举使参谋总长古萨等高级将领对齐氏彻底绝望，一致倒向人民，以军火暗中接济民众，甚至允许部分将士与民众并肩作战。最后，军民终将安全警察击溃，先后占领皇宫大厦、罗共中央委员会、电视台和无线电台等主要建筑。

暴君授首

齐奥赛斯库见大势已去，于十三日清晨与妻子伊莲娜及少数亲信卫士乘直升飞机从中央党部屋顶逃出。齐氏担心直升飞机被雷达发现，中途降落在首都附近的一个小镇，挟持一辆小汽车继续西行，途中被民众发现，扣留后移交军方。三天之后，特别法庭对齐氏夫妇进行审讯，控以集体屠杀（其统治期间有超过六万民众被杀害）、破坏国家经济、盗窃国家财产（有十亿美金存入瑞士银行）等罪名。为防止秘密警察的残余分子前来对其实施营救，法庭下令对齐氏夫妇立即执行枪决。

一直以来，齐奥赛斯库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实是中共当局的老朋友），暴君与暴君之间必定有共同语言。齐氏轻启暴力机器，遂死于暴力机器，可谓玩火自焚也。而胡锦涛也像当年的齐奥赛斯库那样，对自己的统治抱有过度的信心。否则的话，他不会容忍甚至指示地方当局如此肆无忌惮地迫害像陈光诚这样的“无权者”。胡锦涛精于权术，却昧于常识。他不知道，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比军队、警察、金钱等更为重要的，乃是其法律与道德的根基。正是因为对托克斯的迫害，才导致民众最终认清了独裁政权的本质，齐奥赛斯库政权彻底丧失了其法律与道德根基；同样的道理，今天因为对陈光诚的迫害，必然也会使得民间的怨愤呈几何等级数增长，并动摇胡锦涛及其政权的法律与道德根基。

胡锦涛的最终抉择

近年来胡锦涛及其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使之越来越像毁灭前夕的齐奥赛斯库。我也相信，胡锦涛不愿意接受齐奥赛斯库那样的结局，一个再弱智的领导人也不愿意死于非命。但是，要避免像齐氏夫妇那样可耻地结束生命，胡锦涛必须从现在开始改变自己的统治方式——比如开放新闻自由，废除劳改制度，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全民普选，释放陈光诚、师涛、杨子立、杨建利、胡石根……等良心犯。这是一条走向诺贝尔和平奖的道路。是像齐奥赛斯库那样饮弹毙命，还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走上诺贝尔和平奖的讲台，两个共产党的党魁已经为胡锦涛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表率。这是胡锦涛最后作出选择的机会了，人民不会无限期地等待下去。陈光诚在狱中多呆一天，这个政权所面临的危机就增长一分。胡锦涛会作出于人于己、于国于民都有益的选择吗——即便是出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

二○○六年四月十七日，北京家中

   作者题记：唯有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才有可能为所有人提供起码的社会公正。

    自由主义及其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