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和美国学生上课，讲到南京大屠杀。美国学生问了一个问题：既然当时在南京的中国军队人数上远远超过日军，面对大屠杀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呢？横竖都是死，只有反抗才能带来一线生机。
这个问题恐怕只有死者复生才能有一个确切的答复。但可以肯定的是，当这些士兵放下武器时，他们决不会想到等待自己的是被集体屠戮的命运。否则，中国人再懦弱，也不至於放下武器伸长脖子等著挨刀。在这个有根据的推测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人们可以说这些中国士兵在放下武器的时侯，对於日本人将会如何处置自己心中是有底的。
这个底就是国际上所公认的，写入日内瓦公约的规则：对战俘不应施加任何暴力，更何况是杀戮。当时在南京的中国士兵或许没听说过日内瓦公约，但他们心中有这个规则。可以猜想的是，绝大多数被俘士兵在放下武器时根本没有想到会有大屠杀，即使当一些零零星星的杀戮消息传开时，他们仍然会认为这是战争中免不了的报复行动，是个别士兵和单位的作为。当所有迹像表明日本人根本不打算遵守这个规则时，一切都为时已晚。可以想像的是，当很多中国士兵在最终明白自己的命运时，除已经面对屠戮的武器无法反抗外，也震惊於脍子手竟然如此罔顾起码的战争规则，他们的抵抗意志因而彻底崩溃从而束手待毙。
对於这个问题，胡平在一篇关於南京大屠杀的文章中有一段分析：
“问题在於，长期生活在文明世界的人，每每会把种种文明的规则惯例视为理所当然。这既是文明的力量所在，也是文明的弱点所在。然而，文明从来不是当然的。极权怪物的崛起，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蔑视，践踏人类文明的各种规则惯例，大多数人由於缺少思想准备，往往在这类暴行面前表现得惊惶失措。於是，各种文明的规则惯例便毁於一旦。”(《中国之春2001年一月》)
二十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飞跃的世纪，但也是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被极权主义蔑视和践踏的世纪。胡平的这段分析，广而言之，是对极权主义为什么如此霸道地行使强权，如此赤裸裸地毁灭人性，却又把国家权力和人心稳稳地掌握和控制了数十年的一个精辟的解释。笔者想要作的一点补充是：和体育比赛不一样，政治斗争没有裁判，破坏规则者往往不但成了胜利者，而且别人还会逐渐习惯於甚至接受他们对规则的破坏。这就是极权主义在二十世纪大行其道的原因。
关於极权主义的研究已经有了大量著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会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尤其是那些以中国为对像的研究。但是对很多身处信息爆炸时代的普通读者来说，他们需要一个相对简短明了的解释，而从破坏和践踏人类社会的惯例和文明的规则入手来探讨极权主义革命的得逞不失为一个途径。
靠破坏和践踏文明的准则上台
极权主义革命其实从一开始就不但体现出其破坏规则和践踏惯例的特点，而且正是靠这种破坏和践踏夺取的政权。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后建立了临时政府。共产党的历史书上一直说这个政府如何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拒绝俄国人民退出世界大战和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而布尔什维克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这些要求，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样他们就为布尔什维克政权找到了合法性。这个解释即是在苏联制度崩溃后的今天仍然被很多人所接受，他们认为列宁斯大林千错万错，十月革命夺权时还是迎合了人民的意愿的。
然而这个解释从来就不回答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什么叫临时政府？当时临时政府的成员很多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也是社会主义者，在最终目的上和布尔什维克并无二致。只是他们视临时政府为一种暂时的权力委托，其合法性并不完整，是沙皇时代的杜马(议会)在沙皇宣布退位后组织起来的，起先其成员以旧贵族为主，后来过渡到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手中。临时政府之所以叫“临时”，是为了在全国大选，组成议会，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全的合法政府之前临时行使国家权力。
正因为如此，临时政府成员认为这个政府不具有宣布退出战争和重新分配全国土地的权力，这种性质的决定只有留待将来由大选产生的议会及其政府来作，自己的任务只是筹备和组织选举。换句话说，临时政府是维持会，它的权力只限於在沙皇交出权力之后和全国大选之前的过渡。
这就是规则。当时要求退出战争，平分土地的呼声很高，很多临时政府成员心中未必不清楚如果“响应群众的要求”会给自己增加多少政治支持。因此，并非只有布尔什维克才看到人民的要求。然而他们对这届政府有权做什么和无权做什么划了一条界限，并不想为一时的大众支持付出规则被破坏的代价。正是临时政府的自律—对规则的遵守(玩世不恭者或许会说这是天真和愚蠢)—-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借口和蛊惑人心的口号：和平，土地和面包。布尔什维克把临时政府的自律说成是无意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因而它代表了俄国大资本家，大地主和协约国外国资本的利益，从而赢得了道义优势，使得一部份武装工人和士兵倒向布尔什维克。
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得到一部份群众的支持是他们利用临时政府对规则的遵守的话，那么他们的下一个行动就是用暴力赤裸裸地破坏规则。一开始，列宁武装政变的主张甚至在自己党内都没有通过：不但是因为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也是因为武装夺权和刚刚在推翻君主制后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和社会气氛格格不入。
布尔什维克图谋政变的消息传开后，很多人都不相信，大家都在等待年底举行的选举，为俄国走上民主的道路而庆幸，根本就不相信有人会冒天下之大不讳去搞武装政变。要知道在今天世界上武装政变是常事，但在上个世纪初没有多少人有这个概念，拿破伦一个世纪前用暴力驱散执政府后留下的骂名使得很多野心家有所忌讳。
当时值得一提的是高尔基。他一方面和别人一样，不相信在民主制度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居然有人要搞政变，不相信俄国有如此权力熏心到了不择手段的政治家；但另一方面基於他对列宁的私人了解，他又有强烈的不安和预感。当他得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尔什维克两个领导人)反对政变的声明后，立即在自己主办的《新生活报》上发表，公开要求列宁澄清政变的“谣传”。当时很多人的反应是：也许布尔什维克党里有些狂人，但总不至於真的去政变吧？
共产党的历史书和文学作品中把十月政变渲染成你死我活的街垒战，然而事实是这几乎是一场不流血的夺权，布尔什维克在一天之内就控制了局面。这就是因为临时政府没有武装对抗的准备，手里可供调动的只有一些军事院校的学生和女兵，对暴力夺权根本不知所措。因此，布尔什维克十月夺权的成功，与其说是他们手里有一定的武装工人和水兵，不如说是他们的对手对他们用暴力破坏规则毫无思想和物质准备。
然而，人们并没有想到对规则的更为血腥的践踏还在后面。布尔什维克夺权后，很多人的态度是：反正再过两个月就要举行选举，到时候把他们选下去就是了。谁知道两个月后，当全民选出的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举行时，布尔什维克看到自己的代表只占少数，根本控制不了立宪会议时，竟然派出武装士兵冲进议会将议员驱散(当然这不是事到临头的反应，而是列宁早就料到并作好安排的)。
俄国人民为推翻沙皇专制，建立民主政体奋斗了一百年，谁都把选举和议会等等看作理所当然的，大家都不会有异议的。而一旦出现了一个竟然无视所有这些愿望和规则，赤裸裸地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政治集团，大家只有震惊和不知所措。没有一个政党能拿出一点和布尔什维克对抗的办法，除了他们手中作废的占压倒多数的选票。一部份工人上街示威，抗议布尔什维克武力驱散议会，遭到了机关枪的扫射。这也是自1905年沙皇弹压情愿群众以来被所有俄国政治党派所深恶痛绝，大家都以为不会再重现的一幕。正是这种“这不可能吧？这怎么会呢？”的心理使得布尔什维克所向披靡！
大家都被吓傻了，惊呆了，只有一些非布尔什维克报刊（如高尔基的《新生活报》）发出坚定愤怒然而微弱的声音。高尔基在他的“一月九日和一月五日”这篇文章中把列宁一月五日对立宪会议的驱散和对示威工人镇压和十二年前，1905年一月九日沙皇对请愿工人的镇压相提并论。然而列宁的镇压比沙皇的镇压在性质上要恶劣得多，它不但朝示威群众开枪，而且驱散了俄国人民经过百年民主斗争所换来的成果。
接下来是取缔非布尔什维克政党，关闭非布尔什维克报刊，逮捕异议人士，建立秘密警察不经审判就关押甚至处决犯人所有这些都是对於民主自由制度下所公认的规则的践踏。至於处决和平交出权力的沙皇及其全家，包括儿童和医生，仆人等等，则更是和现代文明的准则无关，而是无视最起码的人类良知和道义，甚至连布尔什维克都觉得应该让叶卡特林娜堡的“地方”苏维埃来承担这个责任，把列宁的密令隐瞒了七十年之久。有人或许会说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不也处决了国王吗？但这两个国王一是因为发动内战，一是因为里通外国而被公开处死。至於说处决沙皇是防止帝制复辟，那是只有文革中被毛泽东嘴里形形色色的“复辟”吓坏了的中国人才想得出来的解释。
从1917年二月到1918年中，布尔什维克的每一个重大行动都出乎人们(这里倒完全用得上共产党报刊上常用的一个词：善良的人们)的意料。这里出乎意料的并不是指翻云覆雨的政治谋略，而是罔顾起码的道义良知和公认的规则。当人们从震惊和愤怒中清醒过来后，他们被迫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布尔什维克成功了，它控制了政权。你视规则为理所当然吗？你想都没有想过靠搞阴谋，耍流氓，卖拳头也能掌权吗？你因为天下的政治家都会承认并遵守那些你人为是公认的道德标准吗？那你就活该失败。
这种震怒不但来自所谓“资产阶级”政党，更来自那些坚守道德底线，认为不能为了夺权什么都不顾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例如同属於国际共运阵营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就谴责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发现的清除邪恶的方法──废除民主──比邪恶本身更坏。”共产党历史教科书上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当时的分裂（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为一方，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为另一方）举出了很多原因，例如要不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要不要参加议会，党是实行民主制还是实行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其实质就是集中制)等等，其实说到底是一个要不要遵守规则，有没有一条道德底线，应不应该为了夺权不择手段的分歧。
列宁当时一再为“无产阶级独裁”辩护，说“资产阶级老爷们”说对了，我们就是要独裁。列宁的这些话就是为了让布尔什维克们不要为了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睡不著觉，要泰然自若。翻看列宁当时的文集，令他愤怒或被他讥刺的常常是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那些有著这样那样顾虑，放不开手脚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列宁的命令是：在这个时候犹豫和仁慈就是犯罪。换句话说：现在什么都可以不顾，什么都可以做。
最天真的是当时美国驻俄国大使。这位先生原来是美国密苏里的银行家，他预言说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时候决不会长，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管理国家。这位“资产阶级先生”的天真之处在於他认为一个国家就和一个银行一样，抢劫犯可以趁别人疏忽之机占住柜台抢钱，但他们不可能去运作这个银行，因为他们毫无这方面的知识。不懂规则的人或许可以夺权，但保持不了政权。但他并没有想到布尔什维克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们把机关枪手派去接管银行，让全世界看得目瞪口呆。
对自己党内规矩的破坏
如果一个政党以破坏人类文明的准则作为自己取得和维持政权的前提，那么或迟或早这个党内部的规矩也会被破坏。这是一个被国际共产主义史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列宁虽然独裁，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尚未把用来清除反对党的暴力手段用於党内斗争，党内意见分歧基本上能和平解决，顶多是组织处份。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党内规则。也正因为如此，斯大林的党内对手开始时怎么也想像不到自己竟然会落到连当初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不如的下场。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被取缔后，很多领导人和活动家都被驱逐出国。但斯大林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却以大规模肉体消灭来收场。所谓“践踏党内民主”，也就是说连党内的规矩都被破坏殆尽。
当斯大林审判反对派时，很多人在扑朔迷离的“真相”面前不是没有怀疑，他们之所以最终相信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李可夫等人的所谓“罪名”，是出於这样一种想法：如果这些罪名是虚构的，那么虚构这些罪名给党带来的名誉损失早就超过了诬陷这些人是外国间谍所能换来的警惕性的提高。这又何苦呢？另一种想法是：除非斯大林疯了，或者是具有恶魔一般的性格，他才会给这些老革命家按上这些骇人听闻的罪名。德国著名作家菲希特万格当时旁听了了大审判，他写了《莫斯科1938年》一书，得出结论说如果这场大审判是假的，那么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真的了。
所有这些想法的背后，是这么一个假设：党内权力斗争再激烈，总还是一个阵营内部的矛盾。这种斗争的失败者下场再惨，也总不至於惨过那些“反革命”。换句话说，党内斗争总有个约束，有一定的界限或者规则。可以说，这不但是旁观者的想法，也是受害人的心理。布哈林临死以前写了一纸便条给斯大林，上面写著“科巴，你非要我死吗？”这充份表达出了当一旦证实了对手将什么规则都不顾及时，失败者的恐惧和绝望。
列宁斯大林之后的毛泽东是公开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又有“虎气”又有“猴气”的。其结果不但是整个人类文明起码的准则被破坏得一干二净，例如所谓破“四旧”，而且共产党自己的规矩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冲的稀里哗啦，连共产党自己都承认这是“十年浩劫”。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高层在深浅莫测，喜怒无常的毛面前战战兢兢，手足无措。他们不但没有任何“规矩”来束缚毛，甚至没有任何固定的渠道来得到可靠的信息：毛心中究竟在想什么。刘少奇说文革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实际上是说不知道毛这一次要大闹天宫到何种地步。
“六四”和镇压法轮功：对人类文明准则的再一次践踏
毛泽东死后，共产党信誓旦旦地说要把被四人帮破坏的都恢复过来。这说明它也意识到那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不利於自己的统治。虽然随著改革开放，随著民间社会的复苏和对外交往的恢复，过去被共产党所破坏的很多规则和惯例逐渐回到民间，但在一些事关一党专政死活的问题上共产党仍然拒绝接受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在人权，选举，结社，罢工，言论和出版自由方面始终拒绝“照规矩办事”。
历史一再证明：如果一个政党不允许在社会上形成这样一套规矩和准则，那么在党内也不可能有相应的制度。共产党信誓旦旦地把维护和发展党内民主说了十年，但到了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和诸元老发动政变，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抛在一边，擅自废立党的总书记。这是继毛泽东的文革之后对党内规矩的又一次大破坏。
此后发生的“六四”，动用坦克机枪镇压市民和学生，则是又一次对人类文明准则的史无前例的践踏。很多善良的人们不要说在开枪之前，就是在听到枪声之后也仍然不相信会是实弹，因为照他们想来这太不可能了：这样的政权今后怎么能维持下去呢？然而也就是这一次真正令全世界震惊的屠杀产生了寒蝉效应，从而延缓了极权主义制度的寿命。近年来有一种现像：对十年前预言中共政权已经自毁合法性，维持不了多久的议论冷嘲热讽。然而，正是当时那种乐观的看法，说明在中国和世界，还有许许多多人没有接受犬儒主义哲学，他们或许过於乐观，甚至天真，但始终相信践踏和蹂躏人类文明准则的政权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信念恰恰是今天精神苍白灵魂空虚犬儒盛行的中国人特别需要的。
从先后透露的“六四”文件中可以看到，在镇压时，中共想方设法为暴力行动寻找理由，为自己光天化日之下杀戮平民寻找借口，邓小平还特意指出不要管外国舆论怎么说。当局势被平定后，人民被震慑住后，他们果然发现舆论的力量，道义的力量根本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他们因而得出一个教训：就是应该开枪，老子开了枪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后来甚至还杀气腾腾地说要把任何“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个教训被新的“核心”牢牢记在心里。最近对法轮功的镇压中，中共甚至根本不顾及最起码的面子，在世界注目的天安门广场对信奉法轮功的老人和妇女拳打脚踢拖上汽车，完全不在乎这种场面被拍摄下来，传到全世界。完全是一副 “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
历史证明，对人类文明准则和惯例的破坏是极权主义独裁统治最邪恶，但也往往最有效的方法。这种蛮横霸道和肆无忌惮是一种遗传特徵，在极权主义机体中根深蒂固。在它所到之处，无一不留下人类文明准则和惯例的废墟。在这个意义上，当它面临危机或被推翻后，人们都会面临一个比政权转移远为艰难的问题：如何把被极权主义长期统治所破坏和摧毁的制度，准则，惯例和心理重新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