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1．民主基于宪政，宪政源于妥协
宪政侧重的是进行政治活动的规则；而民主侧重的则是多数人决定国家政策以及选举领导人的制度。从逻辑上我们不难理解，必须先有了进行政治活动的规则，然后才能确保民主制度的实现。如果国家有一个拥有不受限制权力的人，例如国王，那么就在根本上不会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规则，因为国王的意志就变成了最高的规则。因此，走向宪政民主的第一步就是要在排除政治上的绝对权力以后确立一个如何取得权力，如何分配、使用权力的规则。这个规则怎么产生呢？答案只能是妥协。如果各个政治势力之间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这个规则就没有办法产生。

2．罗马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妥协完善了罗马共和国
公元前510年，罗马贵族联合平民的力量，终于驱逐了塔克文及其家族，继而建立了共和国。罗马共和国实质上是贵族共和国。执政官选自贵族，元老院也为贵族所把持。平民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但他们享受的政治权利是不完全的。在一般情况下，平民不能进入元老院和出任国家高级官职。同样，宗教职务也都被贵族垄断，平民不得染指。贵族实行内部联姻，将自己严格封闭起来。这样，贵族在推翻王政后直接掌握政权，竭力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特权地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特权和凌驾于平民之上的阶层，一个排他性的等级。在经济上，贵族大量侵占国家由征服而得来的公有地，平民却得不到公有地的分配。平民中只有少数人由于经营工商业发财致富，大多数平民缺少土地，生活困苦。连年不断的战争，也加重了平民的兵役和赋税负担，致使许多平民负债破产。当时盛行债务奴役制，债务人以自身及其家属人身来抵押，到期不能偿清债务，债主有权拘禁抵债者，甚至处死债奴或把债奴卖到国外。贵族和平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地位与权利的不平等，必然激起矛盾，导致冲突。平民展开反对贵族的斗争，要求分得土地，取消债务奴役，同时在政治上也要求维护人身自由和合法权益，特别是富裕平民要求享受与贵族平等的权利，参与政权，结束贵族独揽大权的局面。

共和国建立后不久，罗马平民便掀起反对贵族的斗争；这两个等级的斗争延续两个世纪之久。在斗争过程中，平民联合起来，屡次采取“撤离”运动，即以集体退出公民公社和军队作为斗争手段，迫使贵族逐渐作出让步。公元前494年平民因不堪忍受债务奴役举行第一次撤离，一群平民，连同他们的家庭一起，离开罗马城，走向被称为圣山的阿文廷山。他们按照古老的惯例，宣读彼此支持的共同誓言。当时罗马面临外敌侵袭的紧张局势，平民的撤离使贵族大为惊慌，只得向平民妥协让步。从此以后，平民每年可选出两个保民官，以保护平民免受贵族官员的专横暴虐，保民官的人身不可侵犯。

后来平民屡次利用撤离手段进行斗争迫使贵族妥协。到公元前474年，平民按特里布斯（地域部落）召集会议已获正式承认，称作平民会议，经该会议通过的议案称为平民决议。为了限制贵族滥用职权，随意解释习惯法，平民要求制定成文法。经过一番斗争，成立了拥有全权制订法律的十人团，于公元前451—450年公布了十二铜表法。该法典基本上是习惯法的汇编，其实质是维护贵族奴隶主的私有财产。然而，法律既已编订成明确的条文，量刑定罪以此为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在司法上的专横行为。平民达到公布法律的目的后，继续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公元前449年瓦列里乌斯和荷拉提乌斯当选为执政官，实施了一项重要法案，规定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平民决议。大概在此同时或稍后，贵族也被允许参加按特里布斯召开的立法会议，于是增设特里布斯大会作为新的公民大会。公元前445年，根据坎努利优斯法，废除了十二铜表法中平民与贵族通婚的禁令。次年设置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政官职位，初为3人，后增至6人，并规定平民也可当选。公元前5世纪末和4世纪初，罗马接连不断地进行对外战争，平民和贵族斗争一度沉寂，共同对敌，但不久后重又爆发，并深入到社会经济领域。传说经过十年斗争，终于在公元前367年通过了著名的保民官李锡尼和绥克斯图法案：所有债务的已付债息折作本金计算，尚欠部分分三年偿清；占有公有地的最高限额为500犹格；取消军政官，重选执政官，两执政官之一须由平民担任。该法案的通过，是平民反对贵族斗争胜利的一个里程碑。既然平民获得担任最高官职的权利，其他原有和新设的官职如高级市政官、独裁官、监察官、执法官，也都陆续对平民开放了。同时，平民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斗争也有进展。公元前326年通过了波提利阿法，禁止以人身抵债，实际上废止了债务奴役制。公元前287年，平民举行最后一次撤离。结果，平民出身的霍腾西阿被任命为独裁官，颁布了一项法律，重申平民决议对全体公民都有法律效力。

罗马贵族与平民的斗争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罗马平民在斗争中表现了顽强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但这一斗争却是非暴力的，没有选择战争、内乱等流血方式。应该说，罗马平民的斗争方式是聪明的、成功的。是否平民的胜利，贵族的妥协就意味着贵族失败了呢？不，贵族的妥协意味着罗马贵族找到了发展自己的有效方式，扩大了统治基础，完善了统治体制。平民虽然取得了权利，但贵族的地位没有削弱。原来只有平民参加的平民大会，后来贵族也参加进来了。而由于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很快平民大会就被贵族控制了。元老院成员由贵族组成，其权力和影响都增加了。平民更多地参与政治，使政府的权威增加了，效率也提高了，更重要地，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增强了。

3．更典型并更具操作性的妥协是贵族之间的妥协
罗马平民如此团结和有组织的确非同寻常。更多的情况是：由于平民政治经济地位比较低，教育和从政能力也有限，平民通常是在倾向平民的贵族的领导下发挥作用的。实际上，即便在古雅典实行民主制度比较完善的地方，垄断民主政坛的依然是贵族。近代英国的议会民主在1215年逐步发展，到1688年已经基本完成，但直到1832年议会改革之前，英国议会实际上由贵族把持。也就是说，宪政源于妥协，这种妥协更直接地表现为贵族之间的妥协，通常是倾向平民，要求政治改革的贵族与维护贵族传统权力的保守贵族之间的妥协。

在君主国家，对国王专制权力能够形成制约的可靠力量也来自贵族，这在很多民族的早期历史中都可以看到。宪政和民主正是在这一相互制约造成的王权的缝隙中产生并壮大起来的。

在古希腊，公元前8世纪，雅典王子提秀斯完成了阿提卡半岛统一，建立了国家。其后氏贵族掌握政权，原来作为最高首领的巴西硫斯(国王)被三位执政官所代替，这是共和政治的雏形。[1]这里最应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其后氏贵族掌握政权，原来作为最高首领的巴西硫斯(国王)被三位执政官所代替”。这是走向宪政，防止权力垄断于个人的最为关键一步。是谁取代了国王？是后氏贵族。这些后氏贵族通常是同辈中不分高下的兄弟。三个人共同执政必须依赖规则，而不能是一个人说了算。这就与宪政比较接近了。

在罗马的王政时代，贵族在国王的选择上以及在国王权力的制约上都起相当大的作用。当最后一任国王高傲者塔克文蔑视贵族的权利独断专行的时候，贵族们就干脆将他推翻，并最终在罗马建立了宪政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有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和保民官等相当复杂的权力制约机制。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民主宪政体制的建立也是国王与贵族之间进行长期斗争并最终达成了妥协的产物。 4．中国古代也有贵族间妥协并走向宪政的可能
即便在最典型的专制国家——古代中国，贵族对于国王的制约作用也能够十分清晰地看到。在春秋中期以后，贵族势力强大，对国君的权力形成强有力的制约。这些贵族是从两个途径形成的：一是国君的子弟。周代实行“亲亲”制，即多任命国君的亲戚子弟担任要职。像鲁国的“三桓”，是鲁桓公的3个儿子之后。郑国的“七穆”，是郑穆公7个儿子之后。宋国的“六族”，是宋戴公、庄公、桓公、文公、武公、穆公之后，华氏、乐氏是戴公的后代，鱼氏、向氏是宋桓公的后代。卫国的宁氏“七世卿族”，是卫武公的后代。齐国的高氏是齐文公子公子高的后代，国氏也是公族之后；贵族的另一来源是功臣之后。如齐国的管氏是管仲之后，鲍氏是鲍叔之后。这些贵族们往往依凭封邑的力量同国家政权对抗。春秋晚期，鲁国的国君大权旁落是有名的，权柄落在“三桓”手中，特别是季氏长期执国政。鲁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的士兵攻打季氏。由于孟孙氏和叔孙氏认识到，若没有季氏，这两家的处境也会危险。于是孟孙、叔孙两家率领族军支援季氏，孟孙、叔孙两家援军一攻，昭公的士兵就被打败了。鲁昭公在兵败后只好跑到国外。[2]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鲁昭公在与三家贵族的斗争中不是出走国外，而是与三家贵族达成某种妥协，那就与宪政制度相距不远了。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很多国家走向宪政民主或专制制度的关节点。

在清初努尔哈赤死后的情况更能清楚地看清贵族在通向民主宪政抑或君主专制制度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在努尔哈赤谢世的当年十月，诸贝勒推举皇太极“嗣父皇登大位”。遵父临终旨意，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南面坐受”朝拜，共商国是。当时八和硕贝勒的权力是相当大的。行政上，四大贝勒平起平坐，共同裁决军国大计，无君臣体统。经济上，有人必八家分养，土地必八家分据。即使一人寸土，贝勒不容于上，上不容于贝勒，“事事制肘”。军事上，各和硕贝勒所将之兵，势力均衡，汗无指挥权。皇太极有“一汗虚名”，实无异一旗贝勒。

皇太极深感汗权与旗权之间矛盾严重，不利于汗权集中。于是，他决心改变四大贝勒俱面南坐的制度，开辟“南面独坐”的蹊径。崇祯三年（天聪四年、1630年）三月，皇太极抓住阿敏不与明军交战，弃永平四城而归的过失，宣布他十六大罪状，将其免死幽禁。这样，四大贝勒掌权变为“三尊佛”执政。代善乖巧地提出让皇太极中坐，他与莽古尔泰侍坐两侧，“以昭至尊之体”。次年，莽古尔泰因大凌河之役顶撞皇太极，“抽刃出鞘”，被革去大贝勒，降为诸贝勒之列。尔后，莽古尔泰病死，又以密谋“要夺御位”，追夺封爵，并收缴了他的正蓝旗。代善则誓表忠贞。崇祯五年（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一体独尊”的希冀实现了。[3]

我们在这里能够清晰地看到有一种可能性，即几个贝勒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建立一种制度防范任何一方形成垄断局面的可能性。如果贝勒们能别有政治眼光，而不是苟且偷安以图自保；如果每一个贝勒都能对其他贝勒的被贬与自己将来的被贬密切地联系起来；而不是像代善那样只满足于做一个高级臣仆，这样防止专权的宪法制度的建立就是有可能的。当然，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背景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成功的摆脱君主专制的政治实践，也从未想象过离开专制君主国家还能被有效管理；而在古代希腊、罗马城邦中这样的经验非常丰富。

5．贵族之间达成妥协的逻辑可能
在国家权力的分配上基本上有两种维系稳定的方案：一种是君主高踞其上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层级结构中，下级服从上级，最终全国服从君主一人。于是，国家的政治秩序就稳定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最高国家权力不是由一个人行使，而是由不同的人在互相制约平衡中在一定的规则的主导下实现。这就是民主宪政的雏形。困难在于这一平衡状态非常脆弱，极难实现。

那么，是谁能够进入这个相互制约的体系中去？只有国王和贵族有能力、有资格进入。他们是难分伯仲的兄弟，是地产家业相当的财阀。平民过分弱小，也过分分散，通常依附于贵族的势力之下很难独立发挥作用。

无论国家有多大，其权力体系的建立总是由一个小的核心开始的。这个小核心团体内部的关系对于未来国家的权力体系的样式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熟知三国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我们假设刘关张发誓要结义，而在结义的时候约定任何事情按照多数意见办，那就朝着宪政的方向走了。实际情况是，刘备是大哥，最后按照刘备的意见办。由刘备做主，确实反映了我国的传统影响，因为刘备是当朝皇帝的本家，其祖上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当然更可追溯到刘邦。但是我们在这里依然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发展的可能性。谁能对刘备构成制约呢？当然是关羽和张飞了，连诸葛亮、赵云恐怕也没有关羽和张飞的制约更为有效，更不用说那些更下级的官员，乃至百姓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宪法的确更像一个契约，是一同打天下或抢劫的哥儿们之间的契约，是势均力敌的世族大户之间的契约。有了宪法或宪政仅仅是第一步，通向民主的路还很漫长，更多时候未达民主既已夭折。但宪政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只有实现宪政，民主才能在世族大户的竞争的狭缝中逐渐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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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定较，张莉：《雅典宪政制度新探》，载《皖西学院学报》2001年2期。

[2]史文仲等著：《中国全史》（3）之“春秋战国政治史”。

[3]史文仲等著：《中国全史》（17）之“中国清代政治史”。

冉按：辞典编纂，是知识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社会必备的读物。而随着各科愈加细密，专门辞书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但不管怎么变化，辞典编纂应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知识乃至价值的中立，辞条的内容来自于客观事实，科学的阐释，既非杜撰，更非意识形态乃至党派的产物。换言之，辞书编纂和其它读物一样，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便是，不能有意歪曲和遮蔽事实，即那种愚弄读者的辞书编纂，不仅有害于一时之读者，也于文化的传承有损。在这方面，谢泳兄别具慧眼，他曾在其大作《杂书过眼录》里比较过民国和四九年后辞书编纂方面的诸多不同，并提倡注重对辞书中条目撰写的研究，以研究出辞书编纂背后的时代风尚和深刻内涵。
袁伟时先生近期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关于中国历史教科书问题，痛心疾首地说：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一代。所谓狼奶，就是被政党有意歪曲的历史事实和观念，喝狼奶长大的人，怎么可能对历史事实和现实生活，有合乎文明价值的基本判断，怎么可能真正争取自己应得的自由及有尊严的生活？《中国青年报》冰．点在一月二十四日被中共勒令取缔，就是因为他曾经发表了一些针对这个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的真实文章，在这个被粉饰起来的新春佳节，我要为曾经为吾国民主付出努力的先辈，以及为此受难的人们，包括那些为此倒下的报纸，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之冰．点，表达我的敬意。希望在将来的新春佳节里，人民有真正的幸福和自由。同时，我要向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系列关于中共整肃《中国青年报》之冰．点的批评文章（包括《华盛顿邮报》的评论文章），尤其对龙应台先生上中国最高当轴的信，深表敬意。以下是中华民国二十四（1935）年十月三版之《经济科学大辞典》（高希圣、郭真编辑）之凡例。

（一）：经济学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之经济学，即科学的系统的经济学，广义之经济学，则包括经济原理，经济政策，经济史，经济思想，财政学，商业学，经营学等等。本词典之范围，包括经济学之广义。故其内容繁复，约有三千余条。
（二）：本词典之编辑，目的在供一般人参看，同时又可供经济学研究者查考。故文字务求浅明，于经济学上比较重要之名词，则解释务求详尽。而对于与近今经济变革大势有关之各种学说，各种问题，论述尤为精确。
（三）：本词典之论述，力求公正无偏，对于经济学史上各重要学派及重要学者之学说，皆叙述其原原本本，必先将其理论之大体陈明以后，始加以适当之批判。因词典为一般之参考书，不如此，决不能达到其原来之目的。
（四）：本词典之编制，概依各条首一字笔划之多少，排成次序。首一字笔画相同之各条，依普通辞典部首之先后，排成先后。而首一字相同诸条，则尽列于一处。故卷帙虽繁，检查则甚易。
（五）：最新出现与经济学有关之名词，如统制经济，五年计划，法西斯主义……等等，本词典皆已列入。
（六）：各条目，如有必要，均附原文。一般名词，因国内学者，多通英文，故概附英文名。
（七）：政治的社会的问题，皆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瞭解个人的，国家的，及世界的经济现象，可说是民主国家每个人之义务，亦可说是民主国每个人之权利。本词典对此，希望能有所贡献于我国之国民。惟编者学识有限，遗漏及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望高明指正，俾得于再版时改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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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 二十二年十一月

　   英国社会哲学学者史蒂文·卢克斯1995年完成的小说《启蒙教授漫游记》终于在2005年1月有了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谢静雯、秦于理两位译者用优雅的文学语言和准确的哲学理解将作品呈现在我们面前。为此，身为一名教师，我愿向学生们诚挚推荐这本《启蒙教授漫游记：观念的喜剧》。
　　
　　在军政国，刚刚政变成功的军政府将国家变得极其暴力与恐怖，一心埋首于18世纪启蒙哲学故纸堆中的教授尼古拉斯·卡里塔特也在劫难逃。在抓捕者与刑训者那里，“逮捕”这一法律词汇已经毫无意义，从而使教授的被抓变成了赤裸裸的绑架和要挟。尼古拉斯对于将灵魂出卖给强权的要求无法屈从，反而因此得到了武装反对组织“看得见的手”的援助。那是一群要改变现状却依然迷茫的人，美好的国度在哪里？“手”们将尼古拉斯从狱中拉出来即而推向军政国之外的大千世界，将国家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启蒙教授尼古拉斯首站考察了福利极大化、令各国叹羡的“功利国”。但在尼古拉斯冷静的眼中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外表无比光鲜，灵性却相当空乏的国家。在这个国度里，“启蒙”已成为过时的愚蠢观念，“感谢”之类的词汇因为没有意义而被自动取缔使用，更不消说“自由”、“民主”、人的尊严情感一类的概念，一句话，这里只有“功利”而没有“人”。最后的结局是，在尼古拉斯即将用一场演讲来系统地和“功利主义”唱反调的前一刻钟，他被功利国的恐怖分子绑架。政府对这位启蒙教授的功利价值作出权衡之后，毫不留情地放弃了他。在给“看得见的手”的信中，启蒙教授这样评价“功利国”：“他们对某个东西的确有兴趣，这种兴趣百年如一日，且浓厚不已——不管那东西是什么，它是他们微笑的泉源，也是他们所有计算的对象。……但是它到底是什么？我得坦诚我还没有答案。以下这些别名也帮不上忙——‘功利’、‘幸福’、‘福祉’、‘满足的愿望’。仿佛他们整个生活方式正奠基在深奥的谜团、神圣的本质、深不可测的秘密、一种独立存在的价值之上。与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社群似乎也不相干——像是友谊和家庭。而且，如我之前所言，呵护它并不意味着对自由的渴望。可是，他们全心全意地信仰它，而且表现得好似能够精确计算它的程度，好似通过行动就能够使它最大化。这是我所见过最怪异的信仰了。”显然，启蒙教授判了“功利救国论”的死刑。
　　
　　身处危境的尼古拉斯被“共同体国”的牧师所救，从而开始了他出国考察的第二站。这里我们将面对的是当代社会学中很热门的“社群主义”学说的纯粹化表现。在共同体国，启蒙教授的命运一点也不比在功利国好。一个共同体中的年轻人用摇滚剧的方式正面描述了他所在的民族和他的信仰形式，但却因为轰动全球并达到意想不到的讽刺效果，险被共同体国法律判成性质最严惩的叛道与亵渎罪，最终，他虽没被处死，却被开除出共同体籍，甚至还受到愤怒的追杀。尼古拉斯找到要置孩子于死地的那两个共同体，却发现跟本缺少与他们对话的前提：在共同体国，对“共同体”的“讽刺”罪不可恕，并且从来没有“宽容”的概念，只有不可越雷池一步的对“共同体”成员的严格“尊重”，联想到现实世界中，某些国家的政府一旦受到非议或谴责，便愤怒声讨国家内政被干涉时的态度，竟颇有几分相像。后来尼古拉斯因误闯女浴室而被推上共同体国女权主义者的法庭，共同体国的女权完全秉承其所在国那种对自我教义的极端化态度。可想而知在这里他没有申辩的可能，气势汹汹的指控不顾什么也没发生的事实，尼古拉斯已成为情节严重的“思想犯”，甚至有种巨大的压力使得所有人对此都爱莫能助！仓皇逃走——启蒙教授尼古拉斯被迫选择这样离开共同体国的结局。在火车上，他开始了这样的思考：“‘家’对我来说是一个人亲乡亲的地方，可以自由行动与来去。他们则把家当成起源与终点，占有压倒性的绝对重要性，足以决定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定义他该如何看待自我，并且操控所有的社会与私人关系。……共同体国人的生活方式（即他们所谓的‘认同’），是外在的、集体的，而不是个体的、自发的；如果有人想跨越这些框限，就会发现无处容身。……功利国不晓得何谓人权，共同体国则禁止人权。……在功利国至少每个问题大体上都可以计算出答案，在共同体国，每个问题与答案皆视观点不同而异，我们不能评断哪一个观点比较好，因为没有任何观点可以用来评断其他观点（怪的是，他们反而把这种观点奉为真理。）”
　　
　　第三站是“自由国”。政府正在大刀阔斧地改革，国有资产全部下放进入自由市场运作，其中包括铁路、公交、通讯、水资源、煤气、国家森林、所有公立医院、以及所有司法执法机关，甚至还有国家图书馆。然而这些没有带来生机，却只有个人顾个人的孤独与混乱伴着没有意义的弱肉强食。贫富差距严重，人生动荡不定，一个每天可在巴士站附近和尼古拉斯打照面的失业者，他一天天地颓唐和沉默，让我们看到了无情的竞争时代是如何让一个人日渐丧失全部的尊严。没有任何资本的尼古拉斯，并没有想通过在股票市场的一次获利而争取在自由国的美好生活，可以想见，如果奋斗拼搏，成功并非没有可能，但那显然不会是启蒙教授的理想生活，于是他开始了前途愈加显得渺茫的流浪。在信中，尼古拉斯开始了对“自由”的思考：“自由是什么？落得孤单清静：不受他人命令、强迫、压制、凌辱、侵扰或干涉，就算自由吗？抑或，这样就自由了，因为某些较为基本的事物？难道人人得以过自己选择的，或是自己发现较为值得的生活，不算是基本所需吗？然而，如果那就是自由的基础，那么，落得孤单没人管就不能算是完全自由。至少，一定要有选择——值得选择的选择。”这样说，那么自由国信奉的理念极大化地满足着“基本事物”的“自由”（亦即所谓“消极自由”），却还是远远称不上满足了基本的“自由”。尼古拉斯的信中为理想的社会确立了三个基本的特点：“第一，一定要有个社会架构，包括秩序、和平的市民社会，可预期的互动机能、法治等。第二，不可或缺的社会供给：至少能够保障生存其间所需资源的基本最低供给，最好还能让国内最少数的富裕人空尽可能的富裕。第三，社会网络要丰富多样，涵盖不同的风俗与传统，提供不同形式的自我实现，而非仅有不同的赚钱和花钱的方式布局。由以上三个面向看来，恐怕……自由国是个灾难之地。”
　　
　　启蒙教授的故事结束在漫漫的旅途中，但留给读者的内涵却深刻而丰富。首先，我们很宜于把此书当成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精当而有趣的普及读物，对于人类社会形态的几种主要构想与学说在本书中得到形象的体现。由此，在阅读中我们不妨也像个社会学家那样逐个地考察这些学说、构想，并试着找一找人类前行的方向。显然小说中记述的四个国家都有明确的施政纲领，“有的意欲确保秩序与安全；有的要将福利与快乐最大化；有
的在于保障稳定的认同，人们和自己的同类相处才会自在；有的则在维持我群和谐的前提下，极度伸张真正的个人自由；还有志在保护个人与其财产不受外力干涉，可以自行选择生活方式。”这些纲领不都是人类希望保证或享有的？但在各国的实践中显然都变了味，不同程度、不同方向地对个体的自由生存构成了威胁。或许只能像书中说的：追寻至善的世界不如努力去避开最糟的世界，而自由国则相比较而言是现今能找到的最好的国度？
　　
　　同时，我们还会发现，书中所描述的所有社会样态正几乎分毫不差地几乎分毫不差地正在我们身边上演：军政国、功利国、共同体国、自由国，周遭发生的一切竟常会使我们恍然觉得同时是这四个国家的国民！至于那个在启蒙教授的梦境中出现的由卡尔和弗雷德的学说创建起来的“无产国”，那种每个人都超凡脱俗、没有忧烦的如田园诗般的生活，看起来却显得如卡通画一般幼稚可爱又可笑。如果我们感受到这种尴尬而可怕的境遇，就应该也找来启蒙教授并问他：“我们该何去何从？”
　　
　　之所以要去问启蒙教授，是因为只有启蒙学说，对我们每个个人都予以我们想要的爱惜与尊重。启蒙教授本是我们每个人自性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甘心被前述的任何一种理念将自我淹没，我们就必须将生命依托于“启蒙”。只有一个自我启蒙者，才有可能像启蒙教授那样，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被狂热的情绪迷惑，保持清醒的头脑，守卫自己的灵魂，独立、儒雅而不妥协。在这部有幻想色彩的小说中，启蒙教授尼古拉斯——这个十八世纪启蒙哲学家孔多塞的化身，无疑有着强烈的隐喻意义：他的不停留的无止境的追索之路带给人们以希望。而尼古拉斯的两个孩子——人权的积极捍卫者和现行秩序的勇敢反抗者不也正是在启蒙中觉醒的人类良知的代表？“启蒙”理论的孩子，为真正的“人”的生活而行动，所以作者才会借尼古拉斯之笔在收尾的信中动情地写下：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启蒙”的理念与行动，他们正是这样互相紧紧依靠，互相寄托着希望，在苦难中顽强地开辟理想之路。
　　
　　“启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原来他们活在世上绝对的与众不同，应尽力去完成“成就自我生命的内在召唤”的使命，而完全不必也不能将此大任交与任何力量去依靠。那么，“尼古拉斯”所满意的一个“理性交往”的社会才会诞生。秩序不再等于武力，功利也不再被异化，信仰再不要只是庇护一个人对现世和死后恐惧的安慰品，信仰会变得宽容，并坚定地成为自由生命内在召唤的归宿。
　　
　　面对无数悲剧、凶险、威胁和挑衅，个人活在这巨大的社会网络中是多么的纤小而脆弱，来自不同的理念国的力量诱惑或强制我们从我们最自然的纯真中出轨，也许懵懂中离我们生命的最初目标已越来越远。“发掘它，找到它，依靠它而坚强地站在世上”是来自我们生命最深处的召唤。走在路上，希望总是显得那么遥不可及，但却必须要像启蒙教授那样走，相信真实而自由的心灵会引导我们走出迷雾，向着真理所在的方向走，一直走，是行走使灵魂得到永久的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