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傅国涌：窑洞皇帝 梦想成真

● 全国山河一片红，旧日窑洞的玩笑成真，毛泽东坐钓鱼台开始分封文武百官三宫六院，填太子尿的词.

「国庆」夜，电视画面上到处是歌舞的海洋、鲜花的海洋，那种镜头与我的生活很远，我想起的是发生在五十七年前的一些残片断简，在延安窑洞中，俨然以帝王自命的毛泽东曾与女作家丁玲之间的「玩笑」，远在这位打伞的无冠之皇登基之前，我们就不难看出一些端倪来，不幸的根子早已埋下。丁玲的这段口述回忆十多年前曾公开刊出：

封文武百官三宫六院

「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他都用毛笔抄写自己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都有了。既然是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个我可不敢！要是贺子珍大姐知道了，她准会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 ，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杨桂欣《「我丁玲就是丁玲」》，《炎黄春秋》一九九三年第十六期）

别看丁玲说这只是「玩笑」，从中却不难窥破毛泽东的心理，他熟悉、向往的是帝王生活，朝廷、文武百官、三宫六院，为「太子尿」填词，因此都不能简单地当玩笑来看。戴煌先生追根追到了毛十七岁时的那首《咏蛙》诗。这些线索串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毛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帝王情结.一旦打下江山，大权在握，从「偏安的小朝廷」成为混一宇内的大朝廷，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历史就是这样。

萧军批中共比日本人残忍

既然是「朝廷」，当然是容不得任何不满，更容不得批评，王实味的遭遇就证明了一切。从延安到东北，我又想到了一九四八年萧军挨批的那一幕，当年还专门出过一本供批判用的《萧军批判》。这位特立独行的东北作家，在延安时代，曾以其桀骜不驯的个性受到毛泽东的欣赏，一度曾「平等论交」，一起大碗喝过酒。抗战胜利后，萧军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哈尔滨主办《文化报》，对当时发生的许多看不顺眼的事情都进行了公开、直接的批评，比如对苏联，比如对「煮豆燃豆萁」的内战悲剧，他认为战争造成流血、死亡｜｜「对方死得最多的还不是工农大众吗？他们原来不是兄弟吗？」他反对内战｜｜「曹丕和曹植是亲兄弟；人民和蒋介石也不能说是例外吧？因为在今天，我们还不能找出证明来，指出蒋介石不是中国人，只能说人民和蒋介石是两个阶级。」他呼籲联合「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全国人民」｜｜「不管他是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 …… 英美派、德日派；唯物的、唯心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 …… 都无妨。」最尖锐的批评来自他一九四八年发表在《文化报》上的《新年献词》：

「所谓民主也，革命也，共产也 …… 此真背天逆人，颠倒伦常之举；复加以分人之地，起人之财，挖人之根 …… 甚至净身出户，此真亘古所未有之强盗行为，真李自成、张献忠之不若也。满清虽异族，日本虽异类，尚不为此，胡共产党竟如此不仁其甚也哉？」

措辞之严厉，批评之大胆，至今读来恐怕还足以令不少人胆战心惊，他大胆直言共产党比李自成、张献忠还不如，比满清、日本人还要残忍。这样的言论当然是即将席卷全国的红色集团难以容忍的，等待着萧军的命运可想而知。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就根据「东北文艺协会」的结论作出了「关於萧军问题的决定」：

在党内外展开对於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以便在党内驱逐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和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在党外帮助青年知识份子纠正同类错误观点.

加强对於文艺工作的领导，加强党的文艺工作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 …… 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

对萧军最严厉的惩罚也许还不是第三条「物质方面」给他断粮，而是第一条精神方面的全面批判。那一套话语体系在那个激烈的战争喧嚣中很有蛊惑人心的力量，许多人曾真诚地信服了以头头是道的主义包装起来的、不容说「不」的那种论证，真正看穿了这一切的知识份子，尤其是跟着红色阵营走的人当中确是凤毛麟角，王实味算一个，萧军算一个，那时离全国江山一片红虽然尚有一些时日，有个性的萧军还能够追求真正的民主、大胆地行使言论自由、批评自由的权利，让人依稀想起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那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可惜这样的声音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压制下去了，随后是一片歌功颂德的声浪，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使一个老大民族逐渐习惯了那种声音，再也张不开批评的翅膀，一句话，民众的喉管被卡住了。从此，毛泽东可以稳坐钓鱼台，分封文武百官、三宫六院，填太子尿的词，一切都不再停留在嘴巴上和纸上，昔日窑洞的「玩笑」不再是玩笑。

首发开放１１月号

Posted on

红顶巨贾霍英东和那些华商大佬们的黄昏

10月28日，83岁的霍英东在北京去世，留下289亿元的资产，他的官方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隶属“党和国家领导人”。

二战后，叱咤风云的一代华裔商人很快都将被雨打风吹去了。东方海外的董浩云（1911-1982）、新鸿基的郭得胜（1891-1990）、环球航运的包玉刚（1918-1991），出生于1907年的邵逸夫，恒基的李兆基，永新的曹光彪，金利来的曾宪梓，连当年被称为“神奇小李”的李嘉诚到80岁的寿龄了。如若把视野再放到东南亚的半径，则可以看到，台湾台塑的“经营之神”王永庆，澳门的赌王何鸿，印度尼西亚首富、三林财团的林绍良，马来西亚首富、郭氏财团的郭鹤年。

跟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在1920年代，香港还是一个偏冷的小渔港，霍英东出生在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渔船上，父母终日捕捞为生。他幸运的是，13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当时香港英伦政府开办的第一间官立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第一批与西方思想对接的华人少年。

他的创业史也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他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稍稍有了一点积蓄以后，办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杂货店。他赚到的第一桶金便与倒卖有关，抗战胜利后，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霍英东借了100元参加投标，拍中一套1.8万元的机器，一转手就赚了2.2万元。从此，他的人生就与贸易勾黏在了一起。

霍英东崭露头角是在朝鲜战争时期。当时中美开战，在美国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香港作为比邻大陆的惟一自由港，尽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监控，但是仍然是一条最可能的管道。余绳武、刘蜀永在《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中记录道，“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1995年，霍英东在接受冷夏采访时，第一次亲口承认了当年的作为，他说自己最早是从贩卖柴油开始的，后来做过药品、胶管等等，但是，“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那段历史至今笼罩在迷雾之中，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当年有众多东南亚华商都积极地从事过向中国大陆偷运物资的活动，印尼的林绍良是最大的肥皂和布匹贩运商，而香港的包玉刚和霍英东则因此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

1950年代后期，香港步入繁荣期，人口急剧膨胀，商业超级发达，房市、股市“花繁叶茂”，老一辈的港九巨商，其起家大多与两市有关。新鸿基的创始人郭得胜在当年就有“工业楼宇之王”的称号，恒基的李兆基人称“百搭地王”，李嘉诚靠造楼神奇发达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霍英东是最早入楼市的商人之一，他是第一个编印“售楼说明书”的地产商，也是“卖楼花”—-分期付款的发明者，正是有了这种销售方式，房地产才变成了一个普罗大众都可以参与的投资行业。在这个迅猛成长起来的大市场里，霍英东纵横跌宕，出入从容，成为盛极一时的“楼市大王”。据称，极盛之时，港九百分之七十的住宅房建设与霍家有关。

那是一个让人神往的“香港时代”。整个世界进入二百年以来最长的和平时期，美国经济呈现强大的引导力量，在东亚，中国大陆正陷入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之中，日本隆然崛起，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等“亚洲四小龙”相继繁兴，在这种大格局中，香港以它绝佳的地理位置和微妙的政治角色，成为远东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自由港口和金融、物流中心。在这个时代里，一个商人的命运往往是水涨船高，而其事业的格局大小，则与他所从事的行业有很大的关系。在三十多年里，霍英东先后涉足香港房产、澳门娱乐业、船务运输等领域，胆大心细，敢于一搏，在水深洋大处造大船，谋大业，自然成就出一番旁人不及的事业。

东南亚华商的崛起，一个非常显赫的特点是“政商特征”。菲律宾首富陈永栽靠与政府合办卷烟公司而一时发达，印尼的林绍良更是“红顶商人”的典范，他在印尼独立战争期间，把一个名叫哈山·丁的独立军领导人在家里藏囤了一年多，而此人正是印尼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凭借这层关系，林绍良获得了丁香进口专利权，继而垄断了全国面粉、水泥等行业的专营权。林家资产一度高达184亿美元，在1995年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的第六位。新中国建立后，东南亚巨商千方百计与北京拉近关系，当年便有不少商人将子弟送到北京少数几家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读书，试图以此埋下人脉的伏笔。印尼第二大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便曾将次子黄鸿年送到积水潭中学读书，此人在1992年组建中策公司，依靠当年积下的同学人脉，大面积收购国营企业，形成了轰动一时的“中策现象”。

跟林、郭等人相比，香港商人因为血脉的浓密及地缘的特殊，其紧密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1978年，中国陡开国门，政府希望借助外来资本改造近乎瘫痪的国民经济，然而欧洲国家受经济危机影响自顾不暇，美国资本高调而缓行，日本公司只肯提供二手设备，几乎都不能指望，惟一可以借重的便只有近在眼前的香港商人们了。

霍英东们的时代在此刻展开新的翅膀。

1978年10月1日，香港首富李嘉诚出现在天安门的国庆典礼上。他是受到邓小平的亲自邀请，来参加国庆观礼的。美联社的记者观察到，李嘉诚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中山装，不无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样穿着中山装的中央干部身边，天安门广场是那么的大，让这个从小岛上来的潮汕人很有点不习惯。从11岁离开大陆，这是他四十年来第一次回国，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被大陆媒体批评的万恶的资本家，现在已经成了被尊重的客人。回到香港，李嘉诚当即决定，在家乡潮州市捐建14栋“群众公寓”。两年后，“群众公寓”建成，搬进新房的人们将一副自撰的春联贴在了门上，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李嘉诚。”此联很快被记者写成“内参”上报到中央，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大佬乘鹤去，黄昏与谁看。

记得十余年前，第一次去香港。导游带我游历港九各地，常常指着一个建筑物告诉我，这是某某人的别墅，这是某某人的大厦，这是某某人投资的楼盘等等。在这些名字中，霍英东被数次提及，在太平山腰的某处小楼前，导游神秘地说，这是霍某人当年存放武器的仓库云云。

我每每感慨，这些名字和传说垒堆在一起，便赫然叠成了一部厚重而又充满了神奇气息的香港史。就在这一介弹丸渔村之上，因时势因缘际会，无数平凡人等，从草根崛起，遇光而生，随风见长，平空造出一段轰天大传奇，至今仍余音缭绕，绵绵不绝。

霍英东平生读书无多。有一回，他问传记作者冷夏，“《厚黑学》是不是一本书？”还有一次，冷夏告诉他，毛泽东偏爱古书，特别是《资治通鉴》。霍问，“这本书讲什么的？”从这两个细节可知，霍英东基本不读书。这一辈人从贫贱和战火中赤脚走来，从来鄙弃文人，信仰勇武和权力。早年搏命钻营，纵横政商，铁腕弄权，无所不用其极，晚年看淡贫富
，祈望以善名留世。

近一两年来，霍英东很喜欢听写于1991年的《沧海一声笑》：“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天知晓。”这首歌用粤语唱来，别有一分难掩的沧桑，特别是在落日时分，独对婉约而寂寥的维多利亚港时。

Posted on

读《悲剧英雄班禅喇嘛》

 
十世班禅与第一位经师拉科活佛

世人对达赖喇嘛时有所闻，１９８９年他获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评语是：“达赖喇嘛因为尊敬所有的人类而发展出一套他自己的和平哲学，立足于这个担负世界责任的哲学概念上，达赖喇嘛拥抱所有的人类，以及自然。”他的领袖魅力和亲和力使他在世界各地受到爱戴。

西藏两大活佛的另一位－－班禅喇嘛则鲜为人知。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我只是在政协人大开会的时候从收音机里、报纸上听到、读到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名字。近日读了降边嘉错所著、香港开放杂志社１９９９年出版的《悲剧英雄班禅喇嘛》，感到相当震撼。

在宗教地位上，达赖和班禅同为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徒弟，是完全平等的。从政权方面，达赖领导的噶夏政府管辖着大部分的西藏，包括阿里，那曲，昌都，山南，察隅和门域。班禅领导的堪厅管辖着后藏地区四个县，三十六个庄园和牧场，不到西藏的十分之一。在宗教政治社会方面班禅和达赖齐名。

作者降边嘉错是四川藏人，１９５０年参加解放军，精通汉藏文，曾任达赖和班禅的翻译。一方面，他受共产党教育多年，文中不可避免地有共产党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他的良心未泯，他为他本族本教所遭受的巨大灾难而秉笔直书。许多事情我都是第一次知道，例如，班禅在１９６２年给中共写《七万言书》，尖锐批评中共治藏政策，受到批斗抄家和撤职。在文革中遭红卫兵绑架批斗，最终被投入监狱，关押了九年八个月。

少年班禅

贡布才旦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９日出生于青海循化县温都乡一个贫苦农民家里。１９４６年被选为班禅九世的转世灵童，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０日在青海塔尔寺完成坐床大典，成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时年１１岁。

他诞生之时，正值抗日战争刚刚开始。他成长的年代，是中国政局最动荡不安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正进行殊死搏斗，双方竭力争夺对西藏的影响力。在西藏，则有西藏独立的势力。噶夏与堪厅之间也有重重矛盾。以他为中心，各种政治势力展开了斗争。最终，堪厅选择了不去台湾、留在西北、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定，并与驻青海的解放军取得了联系。在那时，他们当然无法预料到日后的灾难。

拉萨暴动

１９５５年下半年，金沙江以东的藏族地区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运动，遭到藏人的武装抵抗。他们建立起统一的组织，叫“卫教军”和“四水六岗”（四水指发源于藏族地区的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六岗泛指藏族地区）。它们的宗旨是维护藏族人民的利益，维护神圣的佛教，不受“红汉人”的侵犯和损害。

解放军派来精良部队平叛。藏人从江东逃到西藏，三年间约有六万人。

１９５８年，由于上述川滇甘藏区的叛乱，在青海循化县，为了预防叛乱，当局把活佛、副县长加乃化等上层人士集中到县城控制起来。加乃化活佛在群众中有很高声望，当地大牧主有一百多人的武装，他们趁祭神的机会来营救活佛，包围了工作组驻地，枪杀工作组组长。解放军两个团渡过黄河，包围了叛乱份子，但武装的叛乱份子早已逃走，剩下的是手无寸铁、来救活佛的僧俗群众。不明情况的解放军击毙五百余人，后发现对方毫无还击能力而停止射击。但又抓了二千五百余人。全县藏族人口只一万一千。加乃化活佛得知消息后自杀。

１９５９年初，几千名“四水六岗”和“卫教军”成员来到拉萨，拉萨开始骚动不安。三月十日，西藏军区请达赖喇嘛到军区礼堂观看文艺节目。谣言说军区要扣留达赖喇嘛。“四水六岗”“卫教军”和喇嘛们聚集在罗布林卡周围，不让达赖喇嘛离开。在拉萨市区，少数群众，主要是妇女，上街游行，高喊：“保护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万岁”，“西藏独立”。

这以后，更多的卫教军涌入拉萨，军区亦频频调动部队，战领制高点，在市内武装巡逻。局势日趋紧张。三月十七日晚，达赖喇嘛匆匆占了一卦，结果是“走”。当天夜里达赖带了妈妈、姐姐和少数随从仓皇离藏。

三月十九日双方发生枪战，解放军经过两天战斗，彻底粉碎了拉萨的［叛乱。

七万言书

就在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布西藏的叛乱已基本平定之时，中央又突然从内地调来大批平叛部队，这是参加过抗美援朝，装备良好，战斗力极强的部队。对他们没有进行民族政策教育，绝大多数人没有见过一个藏人，他们甚至认为留着长发、穿着长袍、佩带刀的藏人都是叛乱份子。冤枉了很多无辜的人。

中央规定，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和上层人士，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清算斗争。但是，各地普遍没有执行。而是采取了内地“土改”时的作法，许多没有参加叛乱的活佛和喇嘛受到批判斗争，抄家，许多人忍受不了而自杀。

１９６２年，班禅走访了广大藏区，亲眼见到下面的情况。他感到“左”的错误普遍地，大量地存在，他开始夜以继日，奋笔疾书，完成了至中共中央意见书，他亲自组织人翻译成汉文，有七万多字，被称为“七万言书”。写成的时候，他还不满二十四岁。

“公然无忌地侮辱宗教，掀起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的滔天浪潮，做了许多疯子也做不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灰心丧气至极，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没有宗教的黑地方，人民为此而哀号。”——摘自《七万言书》

平叛究竟抓了多少藏人？造成多少藏人死亡？班禅表示他不知道详细人数，但每个地区都有万人以上被捕，仅死于狱中的藏人即有数十万人。

西藏流亡政府白皮书公布仅死于平叛战场的藏人有四十三万多。

文革中，班禅被关押十年。出狱时他三十八岁。

1954年班禅(右二)与达赖上北京，周恩来和朱德前往迎接。

1964年遭批斗，被打成叛国集团，三反份子。

谜一样的婚姻

依佛教喇嘛必须保持独身，降边嘉错在传记中对班禅的婚姻未提一字。但出版人在附录中收集了苏仁彦所写的《班禅喇嘛之死与婚姻之谜》一文，说外界传他在关押期间接受中共安排结了婚，还生了个孩子。内情已无可考，结婚生女的事实是存在的。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班禅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享年仅五十一岁。这是他最后的发言：“我们时常说，由于你们在西藏解放时期的努力，使西藏有长足的进步，西藏人民不会忘怀。然而你们也在西藏确实犯了很多错误，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

历史只一瞥便已惊心。
Posted on

“亚洲英雄”丁子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

刚刚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周年特刊将天安门母亲运动代表丁子霖女士评选为[亚洲英雄]之一，本台记者林迪采访了也是刚刚得知这一消息的丁子霖女士。她说，当年如果天安门的学生和民众不是被镇压，他们反对贪污的诉求被接纳，从那时起就逐步进行政治改革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应该可以走上民主国家的道路了。下面是林迪从香港发出的报道。图：美国[时代]周刊周年特刊封面。

记者：今天的《时代》周刊将您评选为“亚洲英雄”之一，我们都很高兴，也祝贺您。

丁：谢谢

记者：您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代表，是中国也是全球都很关注的人权方面的象征性人物，请谈谈对这一评选的看法和感想？

丁：我知道这事后，应和这十几年来跟我一起努力抗争的难友一起分享。这件事对我们这个母亲群体来讲是一种鼓励。这意味着，我们十几年来在苦难中所作的抗争得到世人的认同和鼓励。我很珍惜这份认同和鼓励。我只想说，我们不会放弃已有的努力，还会一如既往的继续努力。

记者：八九六四天安门学生提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反贪官。但他们被镇压下去十七年后，所有人都可看出，中国社会尤其是官场无官不贪，贪腐到处可见。您认为，这跟六四被镇压有无关系？

丁：当然。如果反过来想，如果当局六四不镇压爱国学生市民，按赵紫阳的主张解决学潮，就是接受学生反腐的呼声，以此为契机，逐步进行政治改革，那就完全不是现在这样的面目。正因为邓小平动了杀机，导致正义呼声镇压下去了。之后邓的南巡讲话说，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六四的枪声把学生市民镇压下去后，由此贪官的胆子更大了，而且像滚雪球一样，形成几乎无官不贪的局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我看烂透了。这让我们活着的人痛心，我们失去的亲人，如果地下有知，也会痛心。如果现在当局者还有点良知，想解决贪腐问题，唯一的途径是进行政治改革，制度上解决。还是要回到当年六四前，回到八九年。你如果不从制度层面解决，贪官是抓不完的，除了陈希同，除了陈良宇，还有别人。另一方面，要求民主的人也是抓不尽，关不完，压不住的。

回到您刚才问我这份奖项的问题，我首先想到难友，也想到我失去的儿子和与他一起倒下的人。如果他们不是死于六四的镇压，如果当时他们的反贪诉求得到接纳，而且逐步开展政治改革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就已经可以走上民主国家的道路了。

最近台湾追究陈水扁家的事，他们可用法律手段解决第一家庭的贪腐问题，我们同文同种，由于制度不一样，我们就不行。中国要治贪腐，还是要回到八九年学生正义的呼声上去，回到赵紫阳生前主张的纳入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去解决。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林迪的报道。

Posted on

陈破空：霍英东的不堪往事

香港富豪霍英东病逝北京，由中共出面，隆重安排丧事，灵柩覆盖红色国旗，备极哀荣。霍英东的人生就此画上句号，然而，他身后留下的争议，却并未平息。

按中共的评语，霍英东是“爱国商人”。然而，在中共的字典里，“爱国”，就是“爱党”的意思，与真正意义上的“爱国”，大致无关。通常，那些真心爱国而不爱党的人士，不但不会被中共承认为“爱国”，反而被诬为“叛国”，如民主流亡人士。反之，那些未必爱国却一味讨好中共的人士，倒被中共贴上“爱国”标签，如在黑白两道行走自如的港台奸商与浪客。毕竟，“爱党”二字太难听，彼此都爱面子，就常以“爱国”二字，偷梁换柱。

霍英东撒手尘寰，留下万贯家产。霍某生前，位居香港十大富豪之列，但其发迹史，却并不光彩。香港人都知道，霍英东淘得的第一桶金，竟然是利用朝鲜战争，发下的战争财，或者说，国难财。走私军火，是霍英东致富的由来。对此不堪往事，霍某一直三缄其口，讳莫如深。被人逼得紧时，最多说一句“唔好再提”。

但到了2003年，癌症复发而自觉到了“盖棺定论”之时的霍英东，在其八十寿宴上，忽然开口为自己辩护，说“从来没有运过军火，只是铁皮、橡胶、轮胎、西药、棉花、纱布之类。”仅承认“没有报关”。但又辩解说香港是“自由港”。然而，谁不知道，“自由港”的意思是免关税，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报关；而“没有报关”，不过是“走私”的代名词。

在这里，霍某承认了“走私”，只是不承认“走私军火”。并称当时他并不懂得什么“抗美援朝”或“爱国”，只是一心要打破禁运。这种说法，已经与中共对他的抬举相矛盾，中共称赞霍某“支援了抗美援朝”。在“纪念抗美援朝五十周年”的大会上，霍某是唯一被中共请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的港人。

中共的抬举，证明霍某与中共的关系非同一般，并非始于八十年代，而是更早。或许又是一名“没有履行入党手续的”中共地下党员。在香港，人人都知道，霍英东从来就是“左派”，即便在全港反共的年代里，霍某也未曾反共。八十年代之后，霍英东大举投资内地，公开亮出了“红色资本家”的本色。

香港回归，中共推行“商人治港”，着意拉拢和依靠财大气粗的香港富豪。被封“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位居花瓶人物之首，为中共改善形象、对外统战、引进外资，立下莫大功劳。

所谓“政协副主席”或“政协委员”，就是中共给予那些并非中共党员、但却愿意为中共抬轿子、吹喇叭的党外人士的荣誉头衔。与其说是荣誉，不如说是奖赏。花瓶配痞子，痞子换装，花瓶得利，双方各取所需。

说起来，富贵极天的霍英东，最应该感恩的，当是英国殖民政府。霍某身居香港，不仅自在一生，而且发达一生。如果一早就现身中共阵营，以其对财富的偏爱和执着，如果不是被迫害致死，至少也落得个九死一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八十年代以后，“进军内地”的霍英东，虽然在中国享尽荣宠，竟也未能逃过中共贪官的欺侮和盘剥。霍英东是广东番禺人，为此大量投资番禺南沙，自称“南沙是我的一个梦想”。然而，正是在南沙，霍某竟屡遭中共地头蛇官员梁柏楠等人威逼勒索，前后被敲诈30多亿。霍某对此有苦难言，哀叹“一个公章就可以令你破产”、“法律有什么用！”

霍英东亲共投共，但对共产党并不信任。据访问过他的人记载，临终前的这几年，他常常会突兀地问人：“你在大陆有没有档案？”“大陆方面是否亦有我的档案？”而后心神不定，神情黯淡。从霍某神经质的问话中，可以推断，霍某的不堪往事，大概还远非“走私军火”四字所能总结，究竟还藏有多少见不得人的秘密，恐怕只有他本人自知，或者，只有中共高层深知。此时此刻，也没有人知道，富甲天下却受人摆布的霍英东，其内心深处，是充满空虚，还是暗生悔意？

首发ＲＦＡ

Posted on

《独立中文笔会文库》自即日起启用新的电邮信箱的通知

由于技术原因，《独立中文笔会文库》（含《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自选文集》）收件收稿专用信箱 [email protected] 自即日起停止使用，恢复使用日期另告。
 
为保证书稿征集和自选文集来件、来稿得到及时处理，自即日起启用新的电邮信箱为：[email protected] ，希请周知。
 
请各位作者务必将来件、来稿同时寄送下列3个电邮信箱：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编委会

                                                                             2006年11月9日

Posted on

Discovering Malcolm Arnold

Posted on

刘文典与闻一多：生前的明争与身后的暗斗

闻一多研究曾是中国当代文学界的一门显学，单凭他拍案而起舍身取义的壮举就足以成为在鲁迅先生之后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又一位旗帜性人物。不过近些年来，国学大师刘文典却似乎有取闻先生而代之之势。刘文典，安徽合肥人，生于1898年，殁于1958年，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天明等。1906年入安徽公学后曾师从于陈独秀、刘师培。1907年入同盟会，1909年赴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在日时曾随章太炎学《说文》，深受其思想影响。辛亥革命后回到国内，宣传民主思想并发表了大量反对袁氏独裁的文章，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在场，手臂中枪，幸无大碍。之后，刘一度返回日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并成为孙的秘书，后因看到辛亥革命成果被葬送弃政从文，27岁时经陈独秀介绍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先后历任安徽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教授等职。

说刘文典会成为显学，并不是因为当代研究庄子的人越来越多，而是因为喜欢听故事的人多了，而用今天的话讲刘正是一位有故事的人，且他的故事可非常人所遇。由于本文并非想写刘文典的故事，所以这里只能举几个很多人都听过的事情。最早流传他的故事该是关于他和沈从文的，能够流传的原因很可能因为前些年的沈从文热。西南联大时期，刘与沈同在联大授课，在一次跑警报中，刘看到沈从文向防空洞跑去，便和沈说“沈从文你替谁跑警报啊！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你替谁跑？”沈真是性情温和之人，这种挖苦也未与之计较。吴宓曾经是学衡派的领袖人物，在西南联大时期曾为学生开过《红楼梦》的讲座，刘一直对吴的观点不以为然，。刘上课喜欢像古时的老学究一样闭目，一次刘正讲到独到之处，睁眼突然看到吴宓正在教室后排听课，随后便问：“雨僧（吴宓）兄以为如何？” 吴宓立即起来，边点头边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提问，那时恐怕也并不多见。还有一件更能突出刘性请之事，颇被后人传诵。1927年刘文典受邀出任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行校长之职。因学校里闹学潮，蒋介石以民国首脑身份来学校视事，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不称蒋为主席而称先生引起了蒋很大的不满，蒋让刘交出学校里的共产党员，并严惩肇事者，刘对此很不以为然。蒋介石大怒，大骂刘文典为“老封建”，而刘则以“新军阀”回敬，蒋随即将刘关了起来，要将刘枪毙，后经蔡元培等人求情才被释放。事后刘文典的气节得到了众多文人的赞颂，恩师章太炎甚至为刘题写了“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的对联赠之，不过据说后来有人请刘文典为蒋介石六十生辰写贺表，他竟也写了。

说起刘文典与闻一多的明争必须要提到西南联大的组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先是在长沙组成国立临时大学，后经长途跋涉于1938年5月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由国民革命军战地政务委员罗家伦出任校长，罗家伦曾留学德国，深受蔡元培影响。他到任后对学校进行了彻底的整改，本着“在学术上打得有很好的基础，有真正从事学术的兴趣，而愿意继续做研究工作的人”（罗家伦：《我和清华大学》）的思想，在中国文学方面聘请了杨树达、朱自清、俞平伯等人，刘文典正是在这一时期来被请到国立清华大学的。而闻一多则在1932年8月与梁实秋一起回到清华任教的，此时的清华校长已为梅贻琦。闻与刘先后又随清华大学去了西南联大，其中闻一多更是与部分学生从长沙步行至昆明，由于旅途上的诸多不便，闻甚至连胡子和头发都来不及剪，以至后来的照片中常给人以一种邋遢之感。事出有因，1942年春普洱大盐商张希孟专程派人到昆明请人为其母撰写墓志铭，在巨额酬金和鸦片的诱惑下，刘踏上了赴普洱之路。其实此行实数无奈之举，当时后方的物资紧缺，教工的生活异常清苦，连闻一多自己也以为人刻图章度日，何况刘本人还有吸食鸦片的恶习。此时闻一多已经接替了胃病较重的朱自清出任清华中文系主任，对于刘文典的普洱之行显然不会置之不理，正巧清华又在未与闻一多打招呼的情况下把聘书寄给了刘文典。闻一多先是找了清华文学院院长兼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商量对刘的处罚，在得到冯的支持后即写信与刘，称将收回已发的聘书，言辞中也有讽刺之语。对于闻的信，刘不能不重视，马上去信给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信中云“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有下学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闻黎明：《联大旧事：刘文典被清华解聘始末》），不过刘文典普洱之行终于还是断送了自己的清华教职。尽管保证了立即返校并增加课时。闻一多说到做到，清华果然停聘了刘文典。被停聘后，刘文典曾致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除了为自己的普洱之行开脱外，还质疑道：“今接此怪信，始敢迳以奉询究竟。典致沈君私人函札中有何罪过，何竟据以免教授之职。既发聘书，何以又令退还，纵本校辞退，典何以必长住磨黑（即普洱）。”（闻黎明：《联大旧事：刘文典被清华解聘始末》）不过与刘并无深交的梅校长只是在事后委托秘书长沈履以梅的名义回了一封不长的信函，全文内容如下：“日前罗莘田（即罗常培）先生转来尊函，敬悉种切。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非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黄延复：《刘文典逸事》）据说后来刘曾找到闻与之当面理论，后经在场的朱自清先生劝解此事才作罢。

出了这样的事你若怪就只能怪刘文典的擅离职守，当然如果他能遇到性格平和的系主任，自责一下或是找人通融通融是能保住教职的。可 闻一多先生并非性格和善之人，在中国的文人之中他的怒容是堪比贝多芬的，否则就不会有他在美国的种种不乐，与徐志摩的分道扬镳，更不会有在李公朴先生追悼会上的拍案而起。还是谢泳说得好“闻一多是一个有浪漫气质的人，这样性格人的特点是容易冲动，同时也有些自负，处理事情常常易于激动，因而也多有简单的倾向。”（《重说闻一多》）

明争确有其事，暗斗则实带有明显的笔者个人揣测成分了。曾记得笔者早年曾读过某专家著《闻一多传》，其中似乎有一段是写闻一多与陈寅恪的。具体的描述已记不太清，主要说的是在一次为躲避日军轰炸跑警报途中，闻一多主动去搀扶有眼疾的陈寅恪先生。这样的话放在文章中确实起到了丰富闻一多形象的作用，可现在笔者很怀疑此事主人公的真实性。在《清华大学演义1911—1998》（向祚铁、侍卫华著，黄山书社，1998年版）一书中有这样的叙述：“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两件事如此相似，很让人以为是有一位作者将事情的主人公写错了。那么究竟哪位的记叙更准确的？笔者以为后者更为真实。首先刘从不掩饰对陈寅恪的赏识，他本人就曾说，陈寅恪是真正的教授，该拿四百元的工资，而自己则只配拿四十元，当然还有后两句，朱自清该拿四块钱，而后来成了大家的沈从文他则不会给四毛钱。一个自称世上两个半懂庄子的人之一的人能如此重看陈，并做出上面的事情并不为过，查史可知陈寅恪还曾为刘的《庄子补正》第十卷作序，应该说二人的关系是很不错的。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这样的事情在二人的身上同时发生过，不过读起来似乎又过于巧合了些。

生前的明争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暗斗的存在，暗斗的情况肯定不是死者造成的。写史，应该尽量去避免这些暗斗事情的发生，无论你笔下的主人公是闻一多这样的旗帜还是刘文典这样的狂徒。曾记得韩石山曾在他的《徐志摩传》序中说过要把此书当成史书来写，这是一种暗示，可惜《闻一多传》的作者当时还看不到这样的话。

Posted on

握红小札：杂记“红学活动家”周汝昌

作者：刀丛中的小诗

我们敬仰的人，常常是不甚佩服的；

我们佩服的人，有时是不必敬仰的。

——题记

一提起《红楼梦》，绕来绕去始终绕不开的人是周汝昌。于是有人说，“先有了周汝昌，然后才有了《红楼梦》。”尤其是今天，能记得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文字的人不是很多了。而这位接近鲐背之年的“集新旧红学大成者”却频频有新书挤进人们的视网膜，并且打算在88岁欲出8部红学著作。看来真映衬了他自撰的那一副对联，“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其实，从“五四”走过来的像他那样的学人还有很多，但在一本书上使劲扑腾地确实罕见，这样的苦心孤诣的确够得上求知者的典范了。

难怪很多人都记得他。

而他的众多红学著述，犹如考古学者在残碎的甲骨和器皿上去复活和再现几千年前的场景那样，试图在一字一句中咯噔出莫须有的生活，理想，梦还有风骨。也是很容易让笔者之类的毛头小青年情不自禁、浮想联翩，象宝哥哥在警幻仙子宫里领受所训云雨之事，忍不住也暗自偷试一把。

一、十一“大”

这也是周氏带给曹雪芹最好的礼物了。

在今天，给曹雪芹颁发十一个这样大那样大的奖牌原是无可非议的。若是在几百年前那个“琴棋书画”通行的年代里，未免会惹出大笑话。曹雪芹可以是率真的狂人，但决不可能是矫情的妄人。如果会听几出昆曲、点破一些世态人情就称为大音乐学家和大社会学家，甚至还有大心理学家和大医药学家……那北京城正阳门上的一块砖头蹦下来，不知又该“蹦”掉许多“家”呢！而曹雪芹身上或多或少一些“非凡”的才能，也是那个时期许多才子脉管里涌动着的一种特性。诸如汤显祖、李渔、金圣叹等等，就象现在很多上网的年轻人很多都会写诗一样。

而曹雪芹的最高成就依然是小说。如果仅仅因为一部《红楼梦》就凭空撰出那么多“家”来。如果不是哗众取宠，那就只能愈发显现出自己的浅薄无知。最关键的是——

都怪他老人家没创意。

二、四大基本原则

周氏的“红学”不说别无分号，也是海内外闻名的，虽然或多或少承袭着胡适先生的一点余荫（但这点余荫也给周氏自己最后抹掉了），但胡适先生只开风气，在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又转到《西游记考证》、《水浒传考证》和《水经注》等其它方面上去了。所以“为师”的这个重担也就落到胡适晚年也常常夸赞的这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上了。而周氏果然不负所托，“索隐”“考证”双管齐下，并将“红学”主要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版本学，探佚学，曹学和脂学。用历史学家的眼光谈红，永远有作家的不可企及之处。所以在这四项基本原则，《红楼梦》从一本小说也就蜕变成了历史。

还是摘抄胡适先生的另一个弟子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所说的一段话罢，“六十年来‘红学’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个极大的弱点，那便是搞‘红学’的人——自胡、蔡、陈、钱到俞平伯、周汝昌、夏志清、潘重规、余英时……他们都是‘批评家’、‘考据家’、‘哲学家’、‘思想家’，却很少作家；所以‘红学家’们多半不知‘作家的甘苦’，和作家们从灵感、幻想、经验等到构思、布局、创作、增删等等的艰苦历程。所以他们每每为‘文章自己的好’这一不知不觉的潜意识所支配，而乱下此雌黄。胡适之、周汝昌都犯这个毛病。”

这时再来想想胡适先生在一次讲演中对“国内有志作好文章的少年们”所说的“两句忠告的话”，“第一，做文章是要用力气的……”，如果那个时候周氏能够轻轻地反驳一下：“做爱难道仅仅是要用力气的吗？”或许今天，周氏的红学又该是另一番境界了。

三、“真”与“伪”

说起红学中的“真”与“伪”，犹如太极图的黑白两仪，再人们的心子尖上滴溜溜地乱转。至少，我是不敢用《红楼梦的真故事》、《石头记会真》这样的大题目作书名的，不仅仅是因为成为别人的着火点而导致危险，还就是因为自己不配，更重要的是，对曹雪芹这位真正的大师一点最起码的尊重（如果我的都成了真的，那曹大师的遗稿发现了，又该朝何处安置呢）。

梁归智在一次演讲中曾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读懂《红楼梦》，一为胡风、一为周汝昌、半个则是鲁迅先生。”此语聊备一说，如果把标准改一下，若是谁骂高鹗最起劲就表明谁才是真正地读懂了红楼，我道是同意这个观点。不过鲁迅先生空出来的半个名额，又要够很多人折腾了。

由于《乾隆百廿回红楼梦稿》的发现，高鹗大致是洗脱了作伪的罪名。在印制程乙本时，他和程伟元共同写有一篇《＜红楼梦＞引言》，载于该书前头。现摘抄如下：

一，书中前八十回钞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前人也。

一，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滋惟择其情较协者，取为定本。

一，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接应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

这种大规模的校勘工作，这种严谨的订证方法，前后竟花了短短一年时间。并不是现在一些大言不惭的人所能够做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潘重规等先生在其论著里有专文述及，就不用我在这里多说了。

真耶？伪耶？在这些字眼上做足了十分工夫的人，也就成了他们不自觉的自画像。所以真正“借玉通灵”的“翰墨”，还得以最高的境界自律。

四、周氏之著述

从产量上说，你很难不佩服他；从质量上来说，你又很难太佩服他。如果周氏写毕《红楼梦新证》就装病，一直装到现在。那么对周氏的评估又将是另一翻笔墨了。可惜他又接连写了几十部“红”书，越写越差越畅销，在近几年里，其写作速度甚至超过了当前一些“红歌星”出卡带的速度。终于在把自己弄成百万富翁的同时，也给眼下繁芜的红学界留下了许多别样的噱头和谈资。当然，心怀向往者有之，痛其晚节者有之，隔岸观火者更有之。或许，“红学”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有些特殊有些畸零的怪物罢。

只是周氏稍微有些滑头罢了。所以曹雪芹的“字字看来皆似血”，压根儿就不要想它。为芹辛苦，还是为钱辛苦呢，在“一切都向钱看”的今天，一切都是合理的。

而我辈只能慨叹之，不做小人，真难！

五、周氏之读书

金瓶和红楼，中国“人情小说”之双璧。

从妇女观上用周氏的话来说，“一个是天上星河，一个是厕中秽水。”但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也用“进化论”的观点把分明的一个女人，“怎么却变出三样来？”这未免不是曹雪芹的一点局限，他的悲悯，仅仅是因为他所爱的那些人。

从另外的意义上来讲，《红楼》着重写“情生情灭”，《金瓶》着重写“酒色财气”，如果再加上《儒林外史》的“功名文章”，《歧路灯》的“市井村坊”，到可以凑出一些人和一个时代的全部。

《红楼》前有《金瓶》、《林兰香》；产生之时有《儒林外史》、《歧路灯》；之后有《海上花》、《秋月痕》……而《红楼》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偶然的。

这就是小说的变迁。

所以在贾宝玉拈出“颦颦”二字的《古今人物通考》这部书里，“通考”中的“通”，用在小说史中，也就是掌握小说变迁的一种方法，如果仅仅因为一部自己喜欢的书，就孤立地认为其它书就毫无读的必要和价值，那真是不通之至了。

六、周氏之其他

凡是微微地多看几眼古书的人都知道，在元明时期，像“红楼”、“十二金钗”这样的笔头禅，不亚于咱们今天嘴里时不时蹦出来的“别墅”、“四大天王”等字眼，但周氏偏偏不信邪，非要在和读者的信里辩论曹雪芹一定是看过某某的书，读过某某的诗。这份难得的固执，和在另一件事里非要把曹雪芹拉到天津水西庄去上一次公厕才肯罢休尽同出一辙。

要说固执，明朝的海刚峰应该是出了名的。光是竭力主张恢复洪武永乐时的“剥皮揎草”这一条就是骇人听闻的，这位在民间出尽了风头的清官，在政治上却是迂腐可笑的。关于这一些，王世贞有一句的评，可谓契要，“不虚心，不晓事，不读书，是其所短；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是其所长。”

尽周氏一生观之，海瑞之短，真是其所短也；海瑞之长，真是其所长乎？

而眼下“红学”的短长呢，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结论

正经，但更多的是不正经，是其文也；主料马虎，辅料充足，是其学也；捧杀一个，骂杀一个，是其术也；愈到老年口水多，口水不流奈若何？是其诗也；拉拉杂杂，叉其叉八，是其字也；反反复复，喋喋不休，是其言也：“为芹辛苦”，研红毕生，是其行也：“既可传他，又可传我”，是其为也。诵其诗，读其书，品起字，览其学，光阴瞬逝，亦皆忽然之事。所以，“莫失莫忘，周氏其昌”，是眼下之红学也。

而上天生人，往往因人而异，而资历秉性各有不同，岂独一“红学”乎？有其力者，无其心也；有其心者，未逢其时也。而用其心，尽其力，得其时，亦非常人也。盖周氏一生，尽心竭力，至于时也，有适之先生良师善导于前，有开放政策契引于后，当是一代“人杰”！惜乎，有其心则不安于其心，有其力则独恃之其力，故“红学越显，红楼越隐”。至于兴于红学，沦于红学，岂周氏一人哉？所以特增加“活动”二字于名称前，概为周氏一生作结。

套用其师的一句话来说吧，或许“红学”和“历史”一样，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