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刀丛中的小诗
我们敬仰的人，常常是不甚佩服的；
我们佩服的人，有时是不必敬仰的。
——题记
一提起《红楼梦》，绕来绕去始终绕不开的人是周汝昌。于是有人说，“先有了周汝昌，然后才有了《红楼梦》。”尤其是今天，能记得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文字的人不是很多了。而这位接近鲐背之年的“集新旧红学大成者”却频频有新书挤进人们的视网膜，并且打算在88岁欲出8部红学著作。看来真映衬了他自撰的那一副对联，“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其实，从“五四”走过来的像他那样的学人还有很多，但在一本书上使劲扑腾地确实罕见，这样的苦心孤诣的确够得上求知者的典范了。
难怪很多人都记得他。
而他的众多红学著述，犹如考古学者在残碎的甲骨和器皿上去复活和再现几千年前的场景那样，试图在一字一句中咯噔出莫须有的生活，理想，梦还有风骨。也是很容易让笔者之类的毛头小青年情不自禁、浮想联翩，象宝哥哥在警幻仙子宫里领受所训云雨之事，忍不住也暗自偷试一把。
一、十一“大”
这也是周氏带给曹雪芹最好的礼物了。
在今天，给曹雪芹颁发十一个这样大那样大的奖牌原是无可非议的。若是在几百年前那个“琴棋书画”通行的年代里，未免会惹出大笑话。曹雪芹可以是率真的狂人，但决不可能是矫情的妄人。如果会听几出昆曲、点破一些世态人情就称为大音乐学家和大社会学家，甚至还有大心理学家和大医药学家……那北京城正阳门上的一块砖头蹦下来，不知又该“蹦”掉许多“家”呢！而曹雪芹身上或多或少一些“非凡”的才能，也是那个时期许多才子脉管里涌动着的一种特性。诸如汤显祖、李渔、金圣叹等等，就象现在很多上网的年轻人很多都会写诗一样。
而曹雪芹的最高成就依然是小说。如果仅仅因为一部《红楼梦》就凭空撰出那么多“家”来。如果不是哗众取宠，那就只能愈发显现出自己的浅薄无知。最关键的是——
都怪他老人家没创意。
二、四大基本原则
周氏的“红学”不说别无分号，也是海内外闻名的，虽然或多或少承袭着胡适先生的一点余荫（但这点余荫也给周氏自己最后抹掉了），但胡适先生只开风气，在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又转到《西游记考证》、《水浒传考证》和《水经注》等其它方面上去了。所以“为师”的这个重担也就落到胡适晚年也常常夸赞的这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上了。而周氏果然不负所托，“索隐”“考证”双管齐下，并将“红学”主要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版本学，探佚学，曹学和脂学。用历史学家的眼光谈红，永远有作家的不可企及之处。所以在这四项基本原则，《红楼梦》从一本小说也就蜕变成了历史。
还是摘抄胡适先生的另一个弟子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所说的一段话罢，“六十年来‘红学’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个极大的弱点，那便是搞‘红学’的人——自胡、蔡、陈、钱到俞平伯、周汝昌、夏志清、潘重规、余英时……他们都是‘批评家’、‘考据家’、‘哲学家’、‘思想家’，却很少作家；所以‘红学家’们多半不知‘作家的甘苦’，和作家们从灵感、幻想、经验等到构思、布局、创作、增删等等的艰苦历程。所以他们每每为‘文章自己的好’这一不知不觉的潜意识所支配，而乱下此雌黄。胡适之、周汝昌都犯这个毛病。”
这时再来想想胡适先生在一次讲演中对“国内有志作好文章的少年们”所说的“两句忠告的话”，“第一，做文章是要用力气的……”，如果那个时候周氏能够轻轻地反驳一下：“做爱难道仅仅是要用力气的吗？”或许今天，周氏的红学又该是另一番境界了。
三、“真”与“伪”
说起红学中的“真”与“伪”，犹如太极图的黑白两仪，再人们的心子尖上滴溜溜地乱转。至少，我是不敢用《红楼梦的真故事》、《石头记会真》这样的大题目作书名的，不仅仅是因为成为别人的着火点而导致危险，还就是因为自己不配，更重要的是，对曹雪芹这位真正的大师一点最起码的尊重（如果我的都成了真的，那曹大师的遗稿发现了，又该朝何处安置呢）。
梁归智在一次演讲中曾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读懂《红楼梦》，一为胡风、一为周汝昌、半个则是鲁迅先生。”此语聊备一说，如果把标准改一下，若是谁骂高鹗最起劲就表明谁才是真正地读懂了红楼，我道是同意这个观点。不过鲁迅先生空出来的半个名额，又要够很多人折腾了。
由于《乾隆百廿回红楼梦稿》的发现，高鹗大致是洗脱了作伪的罪名。在印制程乙本时，他和程伟元共同写有一篇《＜红楼梦＞引言》，载于该书前头。现摘抄如下：
一，书中前八十回钞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前人也。
一，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滋惟择其情较协者，取为定本。
一，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接应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
这种大规模的校勘工作，这种严谨的订证方法，前后竟花了短短一年时间。并不是现在一些大言不惭的人所能够做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潘重规等先生在其论著里有专文述及，就不用我在这里多说了。
真耶？伪耶？在这些字眼上做足了十分工夫的人，也就成了他们不自觉的自画像。所以真正“借玉通灵”的“翰墨”，还得以最高的境界自律。
四、周氏之著述
从产量上说，你很难不佩服他；从质量上来说，你又很难太佩服他。如果周氏写毕《红楼梦新证》就装病，一直装到现在。那么对周氏的评估又将是另一翻笔墨了。可惜他又接连写了几十部“红”书，越写越差越畅销，在近几年里，其写作速度甚至超过了当前一些“红歌星”出卡带的速度。终于在把自己弄成百万富翁的同时，也给眼下繁芜的红学界留下了许多别样的噱头和谈资。当然，心怀向往者有之，痛其晚节者有之，隔岸观火者更有之。或许，“红学”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有些特殊有些畸零的怪物罢。
只是周氏稍微有些滑头罢了。所以曹雪芹的“字字看来皆似血”，压根儿就不要想它。为芹辛苦，还是为钱辛苦呢，在“一切都向钱看”的今天，一切都是合理的。
而我辈只能慨叹之，不做小人，真难！
五、周氏之读书
金瓶和红楼，中国“人情小说”之双璧。
从妇女观上用周氏的话来说，“一个是天上星河，一个是厕中秽水。”但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也用“进化论”的观点把分明的一个女人，“怎么却变出三样来？”这未免不是曹雪芹的一点局限，他的悲悯，仅仅是因为他所爱的那些人。
从另外的意义上来讲，《红楼》着重写“情生情灭”，《金瓶》着重写“酒色财气”，如果再加上《儒林外史》的“功名文章”，《歧路灯》的“市井村坊”，到可以凑出一些人和一个时代的全部。
《红楼》前有《金瓶》、《林兰香》；产生之时有《儒林外史》、《歧路灯》；之后有《海上花》、《秋月痕》……而《红楼》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偶然的。
这就是小说的变迁。
所以在贾宝玉拈出“颦颦”二字的《古今人物通考》这部书里，“通考”中的“通”，用在小说史中，也就是掌握小说变迁的一种方法，如果仅仅因为一部自己喜欢的书，就孤立地认为其它书就毫无读的必要和价值，那真是不通之至了。
六、周氏之其他
凡是微微地多看几眼古书的人都知道，在元明时期，像“红楼”、“十二金钗”这样的笔头禅，不亚于咱们今天嘴里时不时蹦出来的“别墅”、“四大天王”等字眼，但周氏偏偏不信邪，非要在和读者的信里辩论曹雪芹一定是看过某某的书，读过某某的诗。这份难得的固执，和在另一件事里非要把曹雪芹拉到天津水西庄去上一次公厕才肯罢休尽同出一辙。
要说固执，明朝的海刚峰应该是出了名的。光是竭力主张恢复洪武永乐时的“剥皮揎草”这一条就是骇人听闻的，这位在民间出尽了风头的清官，在政治上却是迂腐可笑的。关于这一些，王世贞有一句的评，可谓契要，“不虚心，不晓事，不读书，是其所短；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是其所长。”
尽周氏一生观之，海瑞之短，真是其所短也；海瑞之长，真是其所长乎？
而眼下“红学”的短长呢，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结论
正经，但更多的是不正经，是其文也；主料马虎，辅料充足，是其学也；捧杀一个，骂杀一个，是其术也；愈到老年口水多，口水不流奈若何？是其诗也；拉拉杂杂，叉其叉八，是其字也；反反复复，喋喋不休，是其言也：“为芹辛苦”，研红毕生，是其行也：“既可传他，又可传我”，是其为也。诵其诗，读其书，品起字，览其学，光阴瞬逝，亦皆忽然之事。所以，“莫失莫忘，周氏其昌”，是眼下之红学也。
而上天生人，往往因人而异，而资历秉性各有不同，岂独一“红学”乎？有其力者，无其心也；有其心者，未逢其时也。而用其心，尽其力，得其时，亦非常人也。盖周氏一生，尽心竭力，至于时也，有适之先生良师善导于前，有开放政策契引于后，当是一代“人杰”！惜乎，有其心则不安于其心，有其力则独恃之其力，故“红学越显，红楼越隐”。至于兴于红学，沦于红学，岂周氏一人哉？所以特增加“活动”二字于名称前，概为周氏一生作结。
套用其师的一句话来说吧，或许“红学”和“历史”一样，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