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作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一个苏联红军大尉军官，在挺进柏林的前线战壕，被苏军集团军政治部口头宣布“反革命罪”，判刑11年，送进劳改营，刑满后接着被流放。他仅仅因为在前线给同学写信，发发牢骚而已。“契卡-克格勃”（见原着，苏联肃反委员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合称）在例行邮件检查中，发现了他写的可疑信件。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不能见容私下的牢骚和抱怨，斯大林将希特勒赶离莫斯科城下，国家主权如果不能维护个体生命的自由，它存在的意义又何在呢？《古拉格群岛》通过对5500万（1917年——1959年，除战争死亡者，只含饥饿、监狱死亡者）苏联平民、军人、教师、科学家、教授、农民、学生、少数族裔等所有社会阶层、种族、宗教信仰者苦难历程的真实记述，犹如手术刀解剖血淋淋的尸体，完美的社会主义体制外表下，罪恶、肮脏、饥饿、苦役、死亡隐藏在光鲜制度的躯体内。每个有幸读到此书的中国读者，都会感到极度震惊、愤怒、荒诞、不可思议。《古拉格群岛》真实到读者怀疑其真实程度的本身。

一

那些苏俄作家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描画的苏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非常美妙，但他们的笔下，不曾出现北极圈、西伯利亚数千万计的政治苦役犯饥寒交迫的身影，更别说替他们辩护了。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大加赞美，对暴君屠杀人民的视而不见，反衬了索尔仁尼琴边缘和独立化写作的不朽。今天世人对正在实践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不再是出于个人体验。制度惯性的消失，建立在新制度的破坏和打碎的力度下。地域上的局外人身份，让我们更能看清楚自己投射在自由的背影，是大或者小。我们共同生存在共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下，我们的身体和心灵，被同一个魔鬼控制，都是共产制度的殉葬品。

制度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外在秩序形态，人性的被改造和顺从性有时超过制度本身所规范的。即使最恶的制度，人性都有承受的能力。制度不光关乎意识形态的拣选、教化和强制，它由此可以构成强势的制度改造力量，人民被制度绑架、裹挟，让人性堕落为兽性，制度呈现普遍的“合理性”行为。这种被强势力量左右的社会状态，哪怕血腥到极点，但同样被独裁制度披挂上道德的大旗。

恶制度的出现和存在，是对政治、经济、行政、军队、司法等等资源的全面垄断作为法理性前提，独占话语权，禁锢民间自由思维，从而对个人洗脑。制度能够训育思维方式和生存习惯的唯一性。制度还有超越气候、时空等自然属性的能力，它不受纬度和时间的影响，单单依靠一种乌托邦思想，在任何地域和历史阶段，都能建立一个自治王国。人性的情欲和私利本能，为任何制度模式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反过来，制度恰恰迎合了人性某些层次的欲望。恶制度是对人类自由本能的最大剥夺作为存在依据的；反之，好制度是对人类自由最大保护作为普世价值观的。二十世纪，为最好制度和罪恶制度同时提供了舞台，自由、公平、宽容、福利和财富指数，可作为制度优劣的判断标准。当人民被自己国土上的统治者，当作畜生一样任意宰割的时候，国家主权一文不值。人民被当作暴力政权的敌人，爱不爱国，没有什么意义，生命权是至高无上的。

二

历史有惊人相似的地方，制度更有相同的地方。历史可以重演，制度可以复制。历史不能跨越时空，制度却可以穿越时空隧道，真实再现，不论种族、年龄、肤色、国别、语言、信仰。比如文明的程度：偶然邂逅，善意会心的微笑、点头，对自由、人权的追逐；比如残暴的等级。人性恶不经受文明涤荡，历史就会重复。历史是人性内在的延伸。人性的善，会被强大的恐惧遮蔽。人性的恶，会被私欲和逃生的欲望激发。制度可以控制人性，常常为了意识形态的所谓正义，以善的名义从事恶行，让善恶颠倒，人性背离。

我们可以看看《古拉格群岛》提供的272名有名有姓无辜者其中三个案例：一个国营商店的女店员，无意间用有斯大林头像的报纸，包裹食品，被顾客告密，按照苏联刑法，得到一张“十元券”（10年有期徒刑），送进劳改营。一木工干活，顺手将外套搭在列宁的塑像上，被告发，得到“十元券”。一家国营工厂领导开会宣布斯大林的一个讲话，宣读完毕，会场全体领导和工人起立，鼓掌。10分钟过去，20分钟过去了……大家仍然拼命拍打两个巴掌。竟然无人敢带头停止鼓掌，害怕被戴上对领袖不忠的罪名。每个人体力难支，面带微笑。终于，一个老工人第一个停下来，大家马上停止鼓掌，长叹一声。老工人被举报，得到一张“十五元券”。

恐惧无处不在，恐惧到了极端，良心和道义底线就被突破，走向顺从、麻木和绝望。出卖与被出卖，监禁与被监禁，屠杀与被屠杀，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制度强加给他们的罪名，强大到让罪犯感到自己真有犯罪耻辱的地步，人的尊严、反抗意识，统统都变为毫无底线的顺从。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专政的对象竟然全是无权无势的无产阶级。个人迷信更给独裁者斯大林增添了唯我独尊的兽欲，他可以随心所欲把任何一个将领、学者、科学家投进“群岛”的矿坑、伐木场、运河工地、北极区，任其虐毙。

三

暴力革命的本质是夺取政权，为己私欲，不是为民造福。通过蛊惑、煽动共产主义的美妙未来，完成社会动员。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并且这个真理永远掌握在他们手上，独裁专制便这样产生了。依靠暴力夺得的政权，其执政的合法性连执政者自己都内心不安。恐惧——害怕丧失权力得到清算，领袖和他那个靠枪杆子起家的党，所占据的权力资源，为他们支撑起一张密不透风的保护网，骄淫奢侈，掠夺财富，泽被子孙。为了消除内心的恐惧，他们必然要不断地消灭潜在的敌人，甚至不惜扩大化，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那些曾拥护并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军人，都成为怀疑对象。革命的清算，不仅用在消灭国外敌人，还用在自己的权力对象身上。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晚上睡觉才可以安然入梦，不怕被人夺占皇位，推上断头台。任何美妙的暴力革命，都没有实质正义可言。成功的暴力革命，只是极少数人获得权力赋予的自由，大多数人仍然是奴隶。

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从“十月革命”成功的那一天起，就把劳改集中营在苏联广袤无际的土地上，像恶性毒瘤一样繁殖、复制。每四个苏联人中就有一个被监禁、流放，整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这是多么惨无人道的制度。1980年代末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上帝终于让他们偿清了残暴和血腥的债务。《古拉格群岛》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真实地打探社会主义制度的内窥镜。人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性扭曲和改造的强大力量，也同样相信民主制度对自由、人权尊重和保护更强盛的力量。中国远未出现象《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制度编年史巨着，它在中国大陆仍是一本“内部读物”。

2006年11月修定

首发议报第275期

　　旅游

　　《法国》

　　(法)德昆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68.00元。
    
　　法国除了浪漫，还有什么？那得去走走看看。本书的作者打出了这样的口号:“以浪漫的名义，开始在法国行走。”法国有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有风格独特的古典建筑，各个地区都有数不清的传统美食，各地上等的葡萄佳酿、法国的历史与现代交织、传统与时尚交相辉映，令人神往。作者由法国的艺术、历史说起，带读者走上法国的文字之旅。以法国偏爱中央集权的程度，法国的中心巴黎大区是少不了要介绍的，光荣与屈辱共存的凡尔赛宫，古典的枫丹白露宫，现代的迪士尼乐园，都是不可错过的景点。此外，作者还分别介绍了法国西北、东北、东南、西南的重要景点，并附有各地地图以及地图图标，非常实用。
    

　　《365天世界顶级食色游》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　版　，48.00元。
    
　　如果一年365天都可以环游世界，那真是顶级幸福的生活。《365天世界顶级食色游》打捞世界各地食色，纵然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稀里哗啦，也不枉此“行”。
　　该书认为一月可以由维也纳品尝皇帝美食水煮牛肉开始，二月可以去吉林雾凇品清蒸白鱼，三月可以进入卡杰拉霍庙朝圣，四月到达马撒大试食犹太焖茄子，五月可以开始土耳其之行，比如说到艾菲斯等地，去见识小亚细亚的辉煌，六月可以试着去“魔法学校”的外景地拉考克，当地的炸土豆球据说外焦里嫩清香可口，但对中国佬来讲，这样的食物就未必有吸引力了。全书43万多字，配有800多幅图片，介绍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景点节日，“食色”诱人。
    
　　人物

　　《列侬回忆》

　　(美)温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32.00元。
    
　　郝舫这样评说本书:“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约翰·列侬，但只有这本书中的列侬如此愤怒、凶悍。在摇滚乐史和其他艺术门类的历史一样日渐被故意拨高、有意遮盖、成心粉饰的风气变得无趣、苍白的时候，看到列侬充满斗志、袒露内心的言论，实在让血脉贲张。”《列侬回忆》这篇专访1971年在《滚石》杂志刊出，采访者是《滚石》的创始人杨·温纳，尽管发问者自认为采访技术未臻成熟、发问毫无条理，但他让列侬热情洋溢，他们之间的对话令人不安但又坦诚直接，“它并不是一场关于老歌和旧时代的深度讨论，在这篇访谈中我们不断对当时新鲜、急切的议题提出露骨的评判，言谈间经常充满痛苦的情绪。”
    
　　研究

　　《楚辞讲座》

　　汤炳正讲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22.00元。
    
　　《楚辞讲座》由著名楚辞专家汤炳正讲述，另由其后人汤序波整理成书。先生讲学，先讲治学与学风，正其人，再正其言其行。该书“正编”收入十四讲:《楚辞》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总论屈原、屈原的作品、《史记·屈原列传》的问题、屈原的出生年月日、屈原的才能和学识、屈原的官职问题、屈原流放的路线和沉江的年代、屈原的政治理想、屈原的思想流派、屈原与爱国主义、《楚辞》成书的过程与版本概况、《楚辞》研究史述略及今后研究的展望等。该书“副编”，收有自述治学之甘苦、《屈赋新探》后记等。我们离古代越来越远，远得甚至即将淡忘古文字的写法，对古典经典的阐释与阅读也许会放慢我们遗忘的脚步。
    
　　小说
    

　　《太平风物》

　　李锐著，三联书店2006年11月　版　，14.50元。

　　《太平风物:家具系列小说展览》是比较奇特的小说集，“太平风物”的书名得名于《王桢家书》:“每见摹为图画，咏为歌诗，实古今太平之风物也。”作者把“太平风物”与“农具系列小说”装置在一起，陈列于纸上的家具展览馆时，“我希翼着把自己的震撼和一言难尽的感慨传达给可能的读者们。廉价的道德感动和对残酷现实虚假的诗意置换，不是本次展览的目的。”作者把残摩、青石碨、连耞、樵斧、耕牛、牧笛、铁锹、镢、犁铧、耧车等都纳入“农具教育”之中，传统家具成为小说言说的主要意象，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农耕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尖锐碰撞，当然，也有过度想象，有些地方甚至落下过度抒情的痕迹。
    

　　《表演》

　　海男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9月版，20.00元。

　　海男是中国极具争议的女性主义作家、重要的诗人。长篇小说《表演》由男女之战开始，对地基上的现实进行了轻盈而沉重的叙述:为了摆脱社会、家庭、义务的束缚，三个男人决定带着妻子和女朋友之外的异性伴侣旅行。这种看似超脱的旅行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轻松，反而给他们未来的生活带来更多麻烦。现实生活中日益复杂的男女关系让他们疲惫不堪……故事中的三个男人拥有各自的生活场景，他们竭尽一切心智地在表演，他们表演着他们脆弱的面孔，表演着对女人的各种招数，但无论他们怎么表演，都无法摆脱无时不在的自我监禁。海男对现世人生的疲惫把握得非常到位。
    
　　经管
    

　　《撬动地球的Google》

　　(美)戴维·怀斯等著，中信出版社2006年9月版，35.00元。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对时断时续的Google又爱又恨，上不去的时候想念它，上得去的时候狠狠地“搜刮”它。本书为这家克服文化、语言、地域差异的著名公司解密。Google到底凭借什么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该书认为，正是清新、人性化、易于使用的特质，使Google别具特殊的吸引力。《撬动地球的Google》一书记录了这家平民媒体公司的发家史，描述了这家公司如何在最先进的技术驱动下不断前进，以及如何在短短几年内便对信息世界带来革命性影响，彻底改变人们获取各种信息的方式。无论对人还是对事，“一切皆有可能”——该书的作者并没有夸大其辞。
    

　　《沸腾的岁月》

　　(美)约翰·布鲁克斯著，中信出版社2006年10月版，35.00元。

　　稍稍了解美国历史的人，就知道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如何牛皮哄哄，而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又如何颓废有如丧家之犬。本书是关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股市牛市的重要著作，作者为今天的投资者讲述了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驱使股票价格上涨、把许多人变成百万富翁的人物、事件、市场因素和时代趋势，1970年不可避免的崩盘也是作者讲述的内容。本书见证了美国的风光，也见证了美国金融行业的落魄不堪:亨利·罗斯·佩罗一天之内损失4.5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五大慈善资金以外所有慈善资金的总和、美国“最后的盖茨比”埃迪·吉尔伯特自我毁灭性的失败，金融的翻云覆雨从来都是血雨腥风。

龙应台的确是台湾知识界的异数。她穿梭于两岸三地，游走于官僚显达之间，这位亲眼目睹柏林墙倒塌，红场惊变，天安门屠杀，台湾街头民主的中年女人，她说一句话，中南海和凯达格兰大道的掌权者都会听到，虽不会作何回答，却无法当作耳边风。上回她对胡锦涛说请用文明回答我，这回龙应台对陈水扁说了什么？

今天，台湾最大的看点莫过于“倒扁”。从第一波邱毅爆料到第二波立法院罢免，到第三波深绿知识分子联名倒戈，到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百万倒扁”，可谓波澜壮阔，深入人心。红色——作为蓝绿橙以后又一股政治势力，它暂时抛开了政治成见、族群对立、党派纷争，以反对贪腐为起点，以迫使总统下台为最终目的的一场政治运动。台湾的政治框架由蒋经国死前留下“开放党禁，开放报禁” 的政治遗产后，从一党专政，独裁政权向民主宪政制度转型，其精彩性，戏剧性，甚至有点悲壮性，让成熟的西方民主社会，让东方一些专制社会，当然包括十三亿人的中国大陆目瞪口呆，大呼看不懂。有人说台湾是由集权向民主制度转型的典范；有人说台湾人民幼稚得令人可笑；一位大陆的干部无限矫情地说台湾这种民主就是白送我也不要！

号称可以爆陈水扁料一直到圣诞节的邱毅，没有把陈水扁拉下台自巳倒因为打砸抡进了监狱，虽然陈水扁家族没有一件被司法定案，但基本勾画出民进党政府六年来无能和不作为。政治不开拓，经济不发展，人民不高兴，为施明德登高一呼奠定了群众基础，集聚了力量。一波一波的倒扁使社会大乱，行政机器空转，台湾人很少能置身度外。一位台湾学生说妈妈来电：回家探亲别穿红衣服，别穿绿衣服，别穿甘蓝衣服。今天台湾人最大的政治标志是拇指不是朝上就是朝下！

龙应台是这么看待二OO六年台湾的“乱”：它的乱，我始终认为不是真正的乱——动乱和混乱。台湾是一个新兴的民主社会，新兴的民主是：在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很多大事和冒出来的问题，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知道过去的原则和观念可能都不适用，但是对于一个新的难题又没有现成可循的一套新的判断标准。“乱”其实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在摸索新共识，寻找新价值的过程里所发生的喧声，这种“乱”不过是一个社会从威权到民主的历史过程，我们在练民主的路。

台湾的民主过程由枪杆子里出政权到街头抗争，到一人一票出政权，民进党功不可没，它着着实实让国民党死了一回，民进党一群仁人志士不但洒血，而且送命。能使台湾走到今天，黄信介，林义雄，徐信良，施明德，陈菊，陈水扁，苏振昌，还有过去的李敖……都是不可忘却的人物，当年他们这些人分分钟会成为专制政权下的刀下鬼。民进党的全称是民主进步党，历史证明无论名字取得多幺好听，如何取悦人民，一旦进入权力的怪圈，尼克松，腾森，马可斯，卢泰愚，甚至包括胡锦涛都难以幸免，看多了我们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权力和腐败真的只能划等号，这么难以切割？西方民主社会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慢慢地摸索，逐步找到了一条不是最好的，但没有比它更好的方法，即：把统治者的权力缩到小的不能再小，国家不是你的，权力不是你的，军队不是你的，法律不是你的，资源不是你的，人民的意志不是你的，统治者只是国家临时雇用的钟点工！

施明德的百万倒扁把一人一票又拉回到街头政治，很显然这是一种倒退，在一个法律基本健全，体制没有明显缺陷的台湾社会，用举拳头的方法迫使一个民选政府下台是极不理智的，不管是百万，还是千万，台湾有足够的法律条文让人民不喜欢的人滚蛋，走人，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民意，立法院不过关己经说明了问题，阿扁你如果在法律上没有确认你是一个不合格的总统之前就辞职下台，那么，你对不起二OO四年的选民，对不起台湾的民主制度，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龙应台这幺说：法律上，一个未被司法定罪的总统不必辞职。社会不安，政治动荡，家族堕落，亲信腐败，诚信破产，阿扁愧对于人民赋予他的道德期许。政治责任和道德期许无法写进法律条文，但你不能说，凡法律条文不能表达的，就不存在，民主法制强调法律条文的重要，但它只是维持秩序和社会互信的最低标准而不是唯一标准。

台湾有很多大知识分子，有知识渊博的李远哲，有只盯住中国人缺点的柏扬，有同时打三十个官司的李敖，有恨不得捅陈水扁几刀的赵少康，有天下不乱毋宁死的陈文茜，今天台湾的知识分子连睡觉打呼都能听出是什么颜色，唯独龙应台，从二十多年前的《野火集》，到今天的《我怎么上陈水扁这一课》，她始终保持众人皆醉她独醒的境界，她游离在台湾的政治漩涡之上，脑子少有发热的时候，一些唯恐天下不乱，唯恐和平倒扁太和平的人和媒体不断为“天下围攻”加温，并用红场、天安门等血淋淋的画面刺激人们感官，仿佛这场人民革命非要以流血收场方才罢休。为此龙应台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八十年代的天安门和红场怎么能够拿来和今天的民主台湾相题并论？天安门和红场都是彻底剥夺了自身权利而走投无路的人民起来反抗集权政体，而今天的台湾人手上都是握着选票的，谁来统治由他们自己决定，明明可以用一张纸来“推翻”政府，你为何要谈用坦克？法律明明保障了人民集会游行的自由，凭什么以天安门流血镇压影射警告？龙应台为今天的倒扁写下了判决书：剑拔弩张的决斗不是公民的实践，激情的人民革命革掉的会是民主！

坐了二十七年牢的施明德号称台湾的曼德拉，他太相信街头革命的轰动效应， “没有退场机制”，“不是你倒台就是我死” 的理念伴随着他的一生。很可惜，他忘了今天是二OO六年，一党专政二十年前就随蒋经国的遗体一同被埋葬了。难怪他的女儿也说父亲在掌声中迷失了自已。凯达格兰大道对施明德领导的“百万倒扁‘”实在是太小了，至今没人知道这条大道到底能存多少人，这不是数字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一方说一百万，一方说三十万，台北警署略公正些，七十万。谁都清楚如果谁挟持了这些数字，谁就挟持了民意，在某一时刻，某一地，将某些人集聚到一起，这是街头革命的作俑者们最乐意看到的事，看着红蚂蚁（吕秀莲语）蠕动在大街小巷，以为革命成功了。

有兴趣研究广场与社会结构的人告诉我们一些研究结果，广场的作用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惩罚反叛者，宣示权力，铲除异端，焚书坑儒，维护绝对统治的场所；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场被人们用来讨论社会议题，百姓民声，以及示威抗议，发表政见。现代民主社会的广场功用大大的萎缩了，它被用来休闲，养鸽子，周未用作跳蚤市场。随着社会公众话题被移入国会，议会进行讨论后，广场的面积也越来越小。研究惊人的发现，一个国家广场的大小和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正好成反比，即：广场越大，民主越小，而广场越小，民主则越大。十几年前到墨尔本，发现冠有“联邦广场”虚名的地方不比澳州人的后花园大多少，欧洲诸国的广场不大，凯达格兰大道也不大，既遗憾又自豪的是我们的天安门广场最大，而且天下最大，无与伦比。当施明德在那里点人数收一百圆的时候，当他把应该在屋顶下解决的问题放到广场上来解决的时候，龙应台的回答是：不捐！原因是陈水扁是两年前六百万人投票给他的，当初选他的人是否认识到自已选择的错误？因为太愤怒等不到下一次选举而进行街头抗争，以致每一次政府更替都由这种方式解决？把陈水扁拉下台，而不是修改现有的行政机制，能不能防止进一步的贪腐？当龙应台作出否定的回答后，她作出了自已的选择。

龙应台上回给胡锦涛上课，很多中国人都听到了；龙应台这回给陈水扁上课，相信台湾人和海外的华人也能听到。享受民主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一个人在台上在台下并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制度的反思，反思，再反思！

龙应台下回又该说什么呢？

{作者系墨尔本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墨尔本） 齐家贞

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和台湾福陞文教基金会联合举办的“龙应台墨尔本文化之旅”，时间是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龙应台女士将于十九日在墨尔本市艺术中心大厅演讲，讲题是：华文世界的理解和误解。大家引颈期盼这次盛事。

随着日子的逐步临近，与这次文化之旅特别有关系的一个地方，龙女士的生长地和文化之旅的另一主办单位福陞文教基金会的所在地——台湾，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面对我，我强烈想要表达我对台湾的感情和对她认识的过程。

四九年十月共产党坐庄，多不胜数的新歌涌现，我天天歌唱“解放”，时时学习革命道理，这个八岁孩子的脑子，一下子装满了政治——爱党就是爱国，爱国当然就要爱属于我们的台湾，它们三合一。这些早期的认识是从唱歌而来。

五四年底，我学会了第一首有关台湾的歌曲“我爱台湾”（名字已忘，自己取的）：“在祖国蓝色的海洋上，有一个太阳最先照耀的地方，她是祖国最大的海岛，形状像美丽的石榴叶子一样。啊，啊，啊，台湾啊，我的蓝色的海岛啊，你是这样富庶美丽，像宝石在闪着霞光。如今啊，如今啊，玉山的高峰上飘着星条旗，马场日夜有杀人的枪声。蒋介石把台湾变成地狱，美国鬼子到处屠杀中国人民。啊，台湾啊，我亲爱的土地，你的血不能再流，你的苦难已到了尽头……”

这首歌，曲调极尽优雅，歌词温情脉脉，是我头脑“解放”五年后唱的第一首抒情歌曲。那怕是控诉蒋介石和美国鬼子，调子里不是愤怒仇恨而是悲悯和爱怜，我第一次把注意力投注到这个美丽的小岛，每当唱这首歌时我总是深受感动，眼前浮现出那片石榴叶子，心里升腾起对它的爱意，这份情从此存放于心。

当时，不知是太沉浸在优美温柔的曲调里了，还是我只注意“蓝色的海洋”、“太阳最先照耀”、“宝石在闪着霞光”这类动人的词藻，反正很忽视歌里所说的台湾人民深重的苦难和“罪恶”的蒋介石、美帝。

五五年开始，有关台湾的歌多起来了，歌词似乎还是一片深情，什么“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但接上去的就是要解放台湾，用武力——“怒火熊熊，炮声震天，要坚决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为领土完整，为保卫和平，北京城已发出了壮严号召……我们千军万马要跨过海洋，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一首歌比一首歌强硬，一首歌比一首歌充满火药味，恨不能马上打过去，把台湾打个稀巴烂，“解放”台湾。

我对台湾的爱不曾稍减，既然爱，就要把台湾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一起享受社会主义的幸福——奇怪，我并未享受到幸福却以为自己幸福——当然是使用武力。我们受的教育是相信拳头，相信枪桿子里面出政权，对亲爱的台湾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唱 “解放”台湾的歌曲时，真的是充满豪情壮志的。

以后是有关台湾消息的一大片空白，那是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和革文化的命的时期。偶而传来“九股蒋帮特务窜犯中国大陆”等新闻，一恍而过，大陆自顾不暇，大概是忘记要“解放苦难的台湾”了。

文革后，七八、九年，在重庆市政协上班的原省二监战犯王抡轩告诉我，上面有规定，向台湾作统战宣传不要再提中国人民生活美好，家里已有自行车、收音机这样的话了，要多宣传祖国的锦绣河山，血浓于水，欢迎台湾同胞回国观光等等。后来才知道，台湾经济发展迅速，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人生活富裕，汽车、电视机已经很普遍。听了这个消息，觉得大陆有点像叫花子向富翁炫耀自己的破背心，很丢脸。

八七年来澳洲后，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见台湾的议员们打架，耿耿于怀了好几天，难以解释。朋友说，打架总比一致举手好，打架至少说明他们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咦，这话很新鲜，真还点在穴位上了。

数年前听说美国一个叫辛灏年的学者写了本书，讲谁是新中国，结论是已经走向民主的台湾才是新中国。这又是我第一次听到……

就这样，在民主自由的澳大利亚，我可以获得各种信息，对台湾的认识点滴积累，逐步全面。然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我还是耳听为虚，直到我交了几个台湾朋友，那才是眼见为实了。

台湾朋友，除了待人接物平和宽容，重视文明礼貌道德修养，事无巨细遵从法律秩序外，最令我吃惊的是台湾人的民主素养，那不是一日之功，是近几十年来台湾人不断改进的结果。

我只从他们当中举一个人为例，简昭惠，她发给我的email说：

“我是个「彩色」的台湾人。没有特定的政治立场……是永远的「文学在野党」，我不会对任何一个政党忠诚和信仰。

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去监督他们有没有犯错才是真的。做为一个知识份子要争取自由，但也不要忘了宽容，允许不同观点的社会，一直是我所乐见和悍卫的。

德国有位哲学家康德曾说：「政治是高明的骗术」……我觉得它描述的是一种很贴切的政治本质.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政治是各种意见的最大公约数、一种妥协的产物，也是一种表演的艺术！政治追求的不是什么不变的真理，完美的社会恐怕永远也无法实现.在这样的认知里，成熟的民主社会，公民应具有理性面对的思考能力，才不至於被催眠，而将政治理念当成宗教信仰，或把太高的道德期望寄託於领导阶层或把政冶人物神化或偶像化。

台湾目前政治体制的可贵之处在於：政治人物太烂人民有权利用选票让他下台.识人不明选错人顶多忍受几年……

我对政治不太狂热，但我觉得一般民众需要有些基本常识，可以避免被政客误导和操弄。“

这个台湾的知识人，一位普通的龙应台的“粉丝”，她的看法体现了台湾人的平均认识水平。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她对政治、政党、政府和政冶人物的评价，颠覆了我们——受了几十年爱党爱国教育的大陆中国人的全部认识，这是一种根底概念的大颠覆。

我震惊！原来，我们大陆中国的“主人翁”全都是吃“抽象的鸡”长大的畸形人，台湾人才真的是主人翁，他们是吃“具体的鸡”长大的健康人。在我看来，这就是专制和民主的本质区别.

龙应台说“几流的人民，就配几流的政府”，从台湾人民身上，我看到了民主，触摸到了民主，他们配有一个民主制度选举出来的民主政府。社会的进步不是从天而降，台湾的进步，是台湾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惊喜，啊，台湾之所以可爱，原来是这里有民主！

至此，我才能说我开始在真正的意义上了解了这片美丽的石榴叶子，她在我心里变得真正可爱，一种扎实的可爱，是从真实的生活中了解体会认识的，并非是嘴上唱得好听。

我爱民主的台湾，我爱爱民主的台湾人， 我爱从台湾来的民主的开拓者和启蒙人龙应台。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小，学习民主ABC的历史不长的大陆中国人，愿意做龙应台的新“粉丝”。

 

（墨尔本）简昭惠

2006年9月的某一天。

朋友打电话约我：「阮先生夫妇回墨尔本，考虑在旧家盖新房，你很久没见他们了，一起吃午餐吧！」

那是住家附近的一家法式日本餐厅，小而精緻.一进门就有个大理石打造的水缸，几束枝叶鲜净纯白的海竽沉静地耸立水上，清澈的水面浮出淡粉红色的山茶花瓣。

餐厅外的天空湛蓝，软而温暖的午后阳光从透明的玻璃窗外直透进来。

上回与他们餐敍至今，恍然已相隔五年……

「最近你忙些什么？」阮先生开口问候。

「忙着安排11月份龙应台到墨尔本演讲，你知道吧？龙应台。」我问他。

「她是我成大的学妹，你相信吗？我和她还一起演过话剧。」蓄着林子祥般性感鬍子的阮先生是个富裕成功的房地产商人。

他用打火机点燃他手指夹缝中的长寿烟。

「是吗……？」所有人的眼晴瞬间都张大明亮起来。

「她那时候是什么样子？」好奇的我忍不住问。

「她，既青春又美丽！是个特立独行很具吸引力的女孩子（阮先生眼中的龙学妹） .」

烟雾顿时迷濛了我们的眼……

「对不起，我还是到外边阳台抽完烟再进来。」（墨市餐厅室内全面禁烟）。

外面阳台上是日式的庭园造景，涓涓细流由长满苔藓的高石上蜿蜒而下，白色细碎鹅卵石上错落着鲜嫩的铁线蕨、墨绿皱叶椒草，大陶盆里几丛怒放的紫色的薰衣草。

我望着那个站在阳台上抽烟的中年男子背影，随风而去的往事是否如烟？

我想起龙应台在《我的不安》那本着作中有一篇《南部来的女孩》她这么描述那个时候的她自己：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哥哥的同学一个叫钱宝的说是要让我认识台北文化，把我带到一个黑漆漆的咖啡馆里，里头全是见不到人的高椅背。我昏天黑地地摸索进去，只觉得不停地踩到错纵的人腿，差点绊倒。我怎么表现不记得了，只记得出了咖啡馆又站在阳光下时，即将全家移民美国的钱宝用一种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着我，说，唉，你们台南的女孩子怎么那么——他没把话说完，但我模糊地意识到台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样的；至少不会在黑咖啡馆里绊人家的腿。

暑期到台北参加一个什么研习会，和一个台北人同寝室。早上起床后，我在十五分钟之内漱洗完毕，她却在镜前足足坐上一个小时.

保养品化粧品的瓶瓶罐罐摆满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续进行护肤，一会儿是水，一会儿是霜，一会儿是膏。

然后要卷睫毛、画眼线、涂眼膏……我看傻了。台南一定也有注重修饰的女孩子，台北一定也有漱洗只要十五分钟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人，而且是个台北人。当她将一张画好的脸孔转向我时，我几乎以为我们是两个国家的人。

在晚上的舞会里，我的室友穿着紧身的套头衫、窄小的迷你裙，配上高筒的靴子；舞动时中分的直发飞扬起来，哎，真是漂亮极了。

我坐在角落里，心想，在她的眼中，我该是怎么落后的南部人啊。

我当然也穿牛仔裤的，但与名牌无关.我们三两个好朋友总是骑车到民族路与西门路的交口圆环去找「老闆娘」为我们裁衣服。

老闆娘是个瘦小的寡妇，带着一个五岁大小的孩子，住在一间阴暗狭窄的房间里.

房间的一半是抬高的木板，被褥和衣物整齐地叠在角落，另一半则是水泥地面，摆着缝衣机和布料。

我们带来自己的布料，翻看老闆娘的几本日本时装杂志，告诉她我们要的样式。

不管什么时候去，老闆娘一定在，低头缝着裙边或钉上釦子。一点点阳光从门口射进来，照着她看起来发育不全的柔弱的身体.

五岁的孩子倚在她脚边玩一个她缝制的破布球。墙上一帧男人的照片，颜色已黄.

我穿着老闆娘手缝的洋装，去和矿冶系的男朋友约会。

约会做什么﹖也不过牵着手到东宁路安静的巷子里来回地散步，散步到夜深。

黑暗的巷子里如果有槴子花的香气飘来，就使人觉得够幸福了。

分手之后，我有了一个台大物理系的朋友，一个不曾离开过台北、不曾看过活猪走路的台北人。

他来台南看我，觉得台南有一种令人着迷的「特殊的气质」，和我一样。我们一天一信地热烈之后，轮到我去台北看他。

一到台北，奇怪，什么都走样了。为什么我不留中分的长长的直发﹖为什么我不穿紧身的套头衫﹖

为什么我不懂Bob Dylan﹖南北文化震撼使我们的恋爱只维持了三个月。

我没熟悉过摇滚乐，倒是老往胜利路上的「乐友」小店跑。

成大古典音乐社的成员自己经营一个唱片行，专卖西洋古典音乐，也在大榕树下办过几次古典音乐欣赏.

静极思动的时候，我就和登山社去爬山︰大武山、南湖大山、秀姑峦、大霸尖、玉山。山的感觉太好，它和流行时髦扯不上任何关系，只是一派混沌自然。我爱山的实在和单纯。

实在和单纯，不见得都好。我的单纯使我对国家霸权毫无怀疑。

1972年，成大学生由於组织了读书会研究马克斯着作而被逮捕，许多学生被判二十年以上的徒刑。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单纯地读书，单纯地恋爱，单纯地以为有朝一日我们有为青年要报效国家，而国家只有一个定义，就是国民党.

我们的单纯其实是掌权者经营制造的无知。

走在世纪末的轨迹上，我已经失去为理想摇旗呐喊，为主义流血流泪的能力；我恐惧枭雄因此也戒慎英雄。

对人的社会，我只剩下一个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经理没什么不好，只要他遵守并且维护自由的游戏规则.（摘自龙应台《我的不安》）

龙应台和阮先生以及他们1970年代的台湾年轻人有着怎样共同的「记忆拼图」？

杨泽说， 那是「蓄长发、穿牛仔裤、绿色美军外套的年代。那也是年轻人追求自由、开始在外头租房子同居、年轻人普遍听美国民歌、摇滚乐的年代。」

「舒国治这个 70 年代的大学生可以在中午打四圈麻将，晚上赶到美国学校去看一场布纽尔的电影，然后逛街逛到凌晨」。

「陈传兴早上一醒来就按下收音机听美军电台。」

「萧蔓到晴光市买进口的 Lee 牛仔裤，「那时候，谁敢要我穿一条台湾自己做的杂牌牛仔裤，得先杀了我。」

她戴着耳机听美国摇滚乐，一天喝两大瓶可口可乐。

看龙应台的文字经常令我泪如雨倾，我不知道那深埋的心酸平时如何匿居在灵魂深处？

她的文字像把钥匙，由灵魂的缝隙长趋直入，厚重的门被开启。黑暗隐退，光明乍放。

跨越时空的记忆，在她描述中宛若胶卷倒带，那曾有过的共同记忆使我看清年少轻狂时曾经「迷失」过的自己。

龙应台在《妈妈讲的话》中，曾这样表述自己写作的心情：

「如果有人说，谁在乎市场？我就是要为那少数又少数的人而写，因为只有他们懂得我最深处的伤痛。」

移民澳洲将近廿年后，我终於悟出龙应台曾经有过的心情。

「我的漂亮的国语，是不附着於土地的。它是一个纯粹的画面的语言。」

「我的世界，由父亲、母亲、赤脚的玩伴组成。当他们动感情的时候——生气、伤心、痛快的时候——父亲出口说湖南话，母亲说浙江话，玩伴们说闽南话。当他们冷静的时候——讨论、读书、客套寒喧、言不由衷的时候——他们就说国语.（在这儿，我们必须说英语）湖南话、浙江话、闽南话，是他们最深的内心世界的语言，属於灵魂和诗的领域；国语，是他们外在理性世界的语言，是一种工具。

方言，像一株虬结的大树，树干连着根，根深植於泥土，根上有鬚，鬚上有土。

我的美丽的国语（被规定使用的共同语言），看起来像株更高贵的树，其实是支笔直的电线桿，接上了线路繁複的电流，但是它不属於土地，更没有根。

为了说一句令人羨慕的、漂亮的国语，我付出了很重的代价——在语言上，我是一个失根的人。

我的语言有正确的文法、典雅的用词、标准的发音，可是它没有祖先对家乡的记忆，没有和四周生活环境血肉相连的牵绊，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种次文化所能提供的养份。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不但悦耳，而且文明、优雅，但是贫血贫得厉害。

因为它唯一的营养来源是书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色充沛的生活本体.」（摘自龙应台《妈妈讲的话》）

这样的一段对语言深刻的体会和反省，也许只有曾经离乡背井，必须使用另外一种陌生语言作为生存工具在异乡他方「融入」另一种文化的异乡人才能感受个中况味吧？

好好的午餐，难得的重聚。

我的思绪到底漂流到那儿去？它为什么竟像一把破碎的羽毛般令人捉摸不住。

抽完烟后阮先生终於回座来。

「昭惠啊，对这个龙学妹……我还是有很多不忍和些许遗憾的。」阮先生说.

「是吗？」我低声地应了一下，小心翼翼。眼晴不由自主地往阮太太那边瞟过去――阮太太正认真兴奋地和朋友以及他们刚从大学毕业的儿子讨论着新房子即将动土的计划。

「龙应台在德国好好的，英九桑不应该请她回台北当官。三年又三个月和丈夫、小孩两地分离，值不值得？」（「桑」日语さん的台语发音，某某「先生」之意）。

阮先生摇摇头……「爱台湾？我们的祖国难道只是一块土地吗？我们是否可以稍微离开物质的层次去思考？犹太人是个没有祖国的民族，而事实上他们的祖国就是他们的圣经 ――旧约，犹太人说旧约圣经是他们「可携带的祖国」。像我这样，台湾经验在我待人处事的日常生活里，我的几页Business Plan也就在公事包里，我把它带到美国西部的小镇、带到澳洲、带回中国……那儿都可以建立家园，只要我肯定知道自已是谁，我的价值我的生活方式是美好的，台湾文化中的创意概念可以播植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去，何需回到台北？」

有一股微弱的香味被风从窗外吹进来？

阮先生说：「阳台角落有一株茉莉」，刚刚他一边抽烟，顺手将几朵细碎的花朵置於手掌中夹带进来，熟稔的花香乘着柔情的记忆和时间美丽的光幻一起来到。那花香几度在龙应台的文字中出现，是我所熟悉的。

南半球墨尔本午后的餐厅里，我彷彿见到那位从台湾南部乡下来的年轻女孩，就坐在角落那张桌子望着我们。

她，一个人，安安静静，温柔地微笑着……

（作者系墨尔本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在作家日益淡出公众视线的今天，沈阳市文化局在编作家洪峰爆出的新闻，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也唤起了一些人的议论热情。这不妨是一种抗议，洪峰以上街乞讨的方式，抗议自己的单位连续几个月不给自己发工资。从报道的情况看，沈阳市文化局并无扣发工资的理由，我个人对洪作家这种亚似“行为艺术”的抗议，抱同情之理解。

但，以下言论不是针对洪峰个人，而是针对他的身分。就他个人而言，我毫无保留支持他伸张自己的权利。然而，他伸张的权利却是他作为作家的工资，念及此，我心里又有点老大不情愿。若问，你有什么不情愿呢？又不是让你拿钱。答曰，我虽没有直接掏钱，但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些专业作家的工资里，毕竟有着无数个你我他的一份。

这一份，于我个人，虽然几乎小到不计，但凡事总绕不过一个理，从道理上讲，就是拔一毛我也感到很不公平。

作家是以写作谋生的人，它当然是一种职业。但，我们知道，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都是靠版费生活，没听说他们还拿什么“工资”。而我们今天的作家，他的工资，居然是由国家发放。这就很奇怪，工资本是一种劳动报酬，作家的报酬已经体现在版税上了，为什么在版税之外，还可以每月再拿上固定的一笔？这一笔和他的劳动毫无关系，是纯粹的不劳而获。一份劳动，双份报酬，甚至不劳动亦报酬（作家一年不出作品，工资却照样），莫非作家果然是斯大林所说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因此要厚待？

今天的社会中还存在着另一类作家，即自由作家。后者即靠版税吃饭，咸淡自理，和国家不擦。因此自由作家对专业作家，心里很不平衡。洪峰事发，韩寒即尖刻地给那些作家送上一个雅号“二奶”，即为国家所包养。我不想尖刻，但我得承认包养是个事实。写此文前，和本地一位文化朋友电话，即谈此事。他绕开今天，大谈古代，谈古代文人如何被皇帝豢养（所谓“倡优蓄之”），需要时吟风弄月，不需要一脚踢开，象李白那样赐金放还已属大幸。我问他前两天去哪里，他说陪作家下去采风。我玩笑说，作家分明是在家呆腻了，下去打秋风。是的，作家协会反正不缺经费，还美其名曰体验生活。

其实说作家由国家包养，并没到点子上。最后出钱的还是我等纳税人。想想心里就叹苦，纳税人养党养国养政协养各种民主党派又养各种莫名其妙的民间团体工青妇，还不够，还要摊上个养作家。我喜欢哪个作家，买他的书就对得起他了，我凭什么还要给他开工资？这世界上没有哪一国的作家能有中国作家这么宠幸，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哪个纳税人象我们还要多负担这一块。实在不公平呵。

文学惯被视为意识形态，用作协把作家圈起来并发给工资，最初也是意识形态的统治需要。它需要作家充当所谓灵魂工程师，用以改变我们的灵魂，并用以适合自己的治理。不过，几十年的一贯制，到今天也实在需要打破了。让文学退出意识形态，让作家回归自由状态。其实，作家自己未必需要包养，就有作家明确地说：我靠版税并不愁生活，愁的是那些管作家的人。国家每年拨给作协那么多钱，作家用的只是一少部分，大部分都给管作家的人用了。是的，作协也是一个官僚级别，科、处、厅，层层相因，一级不少。从作家到管作家，真是一种奇怪的衍生，他们都寄生在纳税人身上（尽管他们也纳税）。纳税人不但要额外地给作家发工资，还得再额外地给管作家的机构拨款。对我等纳税人来说，这到底算什么事呵。

我的建议是，解散作协，这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赘疣。让作家重回山林，放还不赐金，他们活的绝不会差。如果作家自己都声称靠版税能养活，我们为什么还要自作多情。

中共中央上马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试图重新诠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并为其合法性、前瞻性提供理论证据；这其实跟现代执政者用儒教解释目前社会，或30年前毛泽东时代“批儒教”（批林批孔）解释那时社会的用意都是一样的——强奸思想，为我所用。

这当然不是马克思或孔子、孟子们的悲哀，反倒是强奸者的羞耻。不过，对缺少了探讨、辩论等言论自由环境的中国人而言，马克思、孔丘、孟子适当的替政权顶一顶罪、挡一挡箭，倒也情有可原，“和谐社会”嘛，思想家也要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的。

实际上，政权真正的罪恶在于：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凭空把自己的想象或理论加到马克思、孔子头上，再作为老马、老孔的“原厂制造”通过教育强行灌输给青年一代或背景知识读者。背景知识，常常是一经学习、认识，终生难改，而对背景知识的欺骗，往往带来几代人的知识偏差。

中文和外文（尤其是英文）两个语种之间，本身存在一个天然的鸿沟，它和政权专制相结合，已经严重延缓了现代文明在中国的推进过程；而政权在现代媒体技术条件下，用“部分事实代替全部真相”进行精致的真实的谎言，用“强势媒体影响力”引导中文语境，构建起基于谎言基础上的知识背景，恐怕是网络时代，政权借助于中英文之间这个狱墙，构建起网络“文字狱”的一个努力和理想。

“金盾工程”在前负责防守，“马克思主义工程”在后执行反击。

作为一个网络观察者，近几年来我既看到了金盾工程日复一日的至臻完善，又看到了政权开始的“抗争”和“反击”：对互联网天下言论自由的抗争和反动；迟早有一日，政权就会像借用马克思、孔子一样，轻轻松松的借用互联网技术为自己的愚民、洗脑工作而服务。

同时，作为“马克思现象”的评论者，目睹数年来有关马克思的中文背景知识的变化，我深深的为国人悲哀。众所周知，维基百科是目前互联网上最全面的百科全书式的资讯提供者，但由于其志愿者的构组方式和自由编辑功能，某些条目如果被某个集团长期紧盯编辑的话，互联网读者从获得这条资讯之初就会被谎言所欺骗，如同大陆孩子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一样。维基百科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以及围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二、三、四国际和相关作家的中文条目，统统都是有问题的，是谎言或准谎言，有的是“部分事实代替全部事实”的说谎，有的根本就是完全建造一个跟大陆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文字页面。如果读者略通英语，点击英文链接，阅读英文页面，就会发现中英文页面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国际马克思主义文库”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官方网站，由于其团队的志愿者性质，或者相互之间无法做监督（语言不同），你就可以看到其中文页面和英文页面的巨大不同。这个网站中文页面甚至是国内准官方推荐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页面，所有国内读者都可以上到这个页面上主动“受洗脑”。（我人在境外，没办法测试其英文页面是否可以被国内打开，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试验一下）

“金盾工程”和“马克思主义工程”都充分利用了天然的中文长城作围墙，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海外华人社区，运用政府资源主动出击，一步步构建了海外中文世界的强势媒体和网络世界中文知识背景的“文字狱”。

电视媒体方面，除了凤凰卫视日益增长的全球市场外，我所寄居的国家加拿大，政府为推动多民族多元文化，资助了海外多个语种电视台落地进入加拿大有线电视网络，央视有关频道和国内数个省级卫星电视目前正在挤破脑袋竞争这个机会。

逃离大陆万里，依然逃不过“党如来”的手心。

古代帝王雄心满怀、抱负天下，成功者常常会被后代这样称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统治了吾国、吾民和吾心的中国执政党，充分利用了社会性和人性的弱点（对母语文化的偏爱），继承了历朝历代吾皇万岁的优良传统，凭着“凡有犯我大汉天威者，虽远必愚之”的精神，拿着中国纳税人的钱，欺骗会中文的外国纳税人，其情可嘉，其志可表，其心可叹，其事可悲：

“普中国之下，莫非党土；率中文之滨，莫非党臣”。

相关联接对比：

英文马克思主义词条（韦基）：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xism

中文马克思主义词条（韦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85%8B%E6%80%9D%E4%B8%BB%E4%B9%89

国际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http://www.marxists.org/

国际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中文网页：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index.html

民主运动中确实需要领袖人物，但更多需要的是平民人物，我个人认为领袖是人物，平民也是人物。在选举权、被选举权、投票权和一人一票上都应是平等的。

我今年四十岁，大半生已经过去，从命运上说不知是好还是不好，这次人生遇到了或者说是经历了几次大的历史事件，对于我这个擅长理工科的人来说，确实路径艰难，感到压力太大，筋疲力尽。由于有了这些经历，特别是中共对我的通缉、逮捕、和判刑。我有时也被媒体称作学生领袖等等的称谓。虽然我在接受采访时都有说明,说我是参与者或组织者之一，但有时媒体还是那样报道，我真的也是没有办法。应该说在1988年、1989年的北京大学，我是受杨通学、谢健等人领导的，如果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有现在的人生经历。我那年是想和谢健等人一样在后面，或者在学校一级，做些推动民主的工作的。当时即使在北京大学，与我一样的人就有很多，丁小平、王丹、封从德、杨涛、常劲、杨通学、谢健、蔡建、邵江、熊焱、安宁、赵体国、彭嵘、沈彤、杨国忠、郭海峰、萧旭、周健、武运学、张智勇、刘茵、马学理、李海……等等等等。

我自己当然清楚，我是一个典型的平民，出身“地主”，可是出生的不是时候，没有土地，只有“帽子”，因此小时一直警惕、谨慎而自卫，但我还算幸运，初中时文革就结束了，借助天资尚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我学得比较好，也看了不少的书。一路顺利考到北京大学研究生。当然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美国历史和英国历史。这些天我经常与美国同学讨论美国历史，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中国人在给其他美国人上美国历史课。虽然这是玩笑，但我在许多美国历史知识上确实强于一些学理工科的美国人。

我到美国两年多了，有时也去做做义工。在美国，我感到在许多领域都充满了义工的身影。本来我对义工是没有太多感觉的，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去了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我遇到了谢中之先生，他是我来美国第一天晚上与徐文立、王丹等民运同道一起在罗德岛州见的面。后来，因他也住在波士顿，他给我很多帮助，我们来往较多。他告诉我，他为中国民运做义工。我当时感到很有兴趣，后来他说得多了，我也习惯了。而且我发现自己就喜欢做义工的。于是，我开始了解美国的义工生活，我发现美国几乎所有人一生都有过不等的义工经历。在选举、政党等公共领域，到处有义工的身影。后来我还发现美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里充满了义工。律师事务所、医院、公共图书馆等场所有很多的义工。我感到做义工也是很有意义的。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其实我这个人其实很喜欢义工的状态，是的，在中国民主党的事情上，我一直是联系人，那不就是义工（参与者）吗。

因此，我回想起1998年的一次会面，那是王培剑牵的线，他问我能否与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个副院长见个面。我当时应约而去，见了面，王培剑给双方引见。然后这位前副院长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也想做自我介绍，他说，他早就知道我了。然后他告诉我有关我1991年提前假释的他介入和了解的情况和其他一些他了解的我的情况，以及毛国良等人因1989年当时判得过重后来减刑改判的有关情况。我当时问他，据北京其他有关方面向我透露，美国前国务卿贝克(James Burke)91年访华中的要求释放的名单上有我和其他一些人，中国政府当时将包遵信、我和韩东方作为知识界、学生、和工人的代表作为释放条件的情况是不是真的，他告诉我说，他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只是办具体的事情，上面的政治决定他不清楚。然后，他明确对我们表示了同情。我也对他表示了感谢。当时他说他很高兴见我这位青年领袖，我当时跟他说，我是一个平民，只是不想做臣民而是想做一个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普通公民。他笑着对我说，是的，是的，我听说了。在回来的路上，王培剑调侃地对我说――“青年领袖”，我了解知道王培剑对名利并不感兴趣。

在国内的时候，每当有朋友向其他朋友或他们的同僚、上司引荐我的时候，通常有三种方式，一种介绍我为学生领袖，那时，我一般会友好地做出解释：是的，我参加了86学运、89民运，因被推选为北高联秘书长而被通缉、判刑，谈不上什么领袖。另一种方式是有人开玩笑地向对方介绍我为89北京民运所谓的“暴徒”，我那时肯定会很严肃地指出：我不是“暴徒”，不要开这种玩笑，而且，“法院”也没有认定我是“暴徒”，然后一般我再介绍一下我的情况。第三种方式就是事先他们已经作了介绍，我们见面后，就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有时应对方的兴趣，我也介绍一下那时北京的情况和我个人的情况。然后，我一般会向他们介绍魏京生、王丹等的一些情况。并希望他们也理解、支持、介绍、传播一下。（在那时的中国大陆，王丹的知名度还是较高的，因为89民运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而魏京生、胡石根很多人没有听说过。）

当然，在国内时，大多数时候我还是自我介绍有关89年学生运动的情况给新认识的朋友、客户、和我不断结识的人。通常我还会专门介绍魏京生、王丹等的情况。希望他们关注和传播，并能继续联系支持。通常的效果比我在海外美国大学中给中国留学生做工作的情况要好。在美国的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只要不反驳我就很好了。
几年过去，这次我因中国民主党成员陈树庆和张建红被抓捕的事情给山东李建强（刘路）律师打电话感谢他的帮助。他写了一篇文章称我为“中国民主党领导人”。我在此表示感谢，但我在此希望民运维权的同道朋友们将我以中国民主党义工来定位，因为现在中国民主党还没有有效的领导机构，路径、方式、方向都不明朗，还不能有效领导，一旦到时有了所谓领导机构，我很有可能选不上领导，因为我个人喜欢美国式的政党，政党的重要人物是靠各方面因素长期积累的，不是靠本人或者他人命名的，美国政党的重要人物都是被公众选民通过选举认可过而长期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

当然，我现在努力做中国民主党义工的工作，如果中国将来县市以上也与其他国家社会一样可以竞选了，而且中国民主党是其中的一个大党的话，我也希望中国民主党浙江杭州的同道们能推举我作为浙江富阳市或杭州西湖区的候选人跟其他政党进行竞争（虽然在所谓体制内我也不难达到这样的职位，但我个人喜欢做经普选产生的政务员职位，即使这样的职位不高）。我现在继续努力学习一些科学知识、锻炼管理能力和其他能力，以应对到时的竞争与挑战。

是的，如果将来哪一天在中国大陆，平民也能竞选县长、市长、省长等政务员和议会议员的话，这大概能说中国是初步的民主体制了。

近年来，常常在一些非官方网络上看到“某某某对共产党抱有幻想”之类的说法。这使我们联想到在毛泽东时代常常听到的 “某某某与剥削阶级划不清界限”之类的议论。一般认为，这都是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负面评价，只是立足点不同而已。比如：

“某某某，多落后，至今还对剥削阶级缺乏认识！”
“某某某，多愚昧，至今还对共产党抱有幻想！”

如今，毛泽东时代早已过去，人们也不再谈论什么阶级觉悟了。在这篇短文里，我们还是来说说对共产党的幻想吧，因为这个问题还常常被人们所提起。

依我看，凡是人，即便是圣人、超人或智者，也都会有幻想，何况凡夫俗子。尽管人人都懂得，幻想不着边际，无法兑现，但还是有那么多人，一次次幻想破灭，一次次悔不当初，到头来依然是那样的耽于幻想。我想这大概也是人性使然，无论贤愚，也无论敏顽，皆不能免。

然而，近来我猛然发现，竟有那么多据称对共产党绝不抱幻想的人站到了台前。他们似乎个个都十分鄙视那些被他们视为对共产党抱有幻想的人，觉得这类人冥固不化，愚蠢至极，太不识时务。更有甚者，有人竟然把“天安门母亲”判定为一个好幻想的绝好样板。证据是，这个母亲群体从1995年开始，年年给全国人大、中央领导写信，要求重新调查六四，要求有个说法，要求给予赔偿，要求法办李鹏。她们还一次一次敦请全国人大把六四问题列入大会议程，敦请中央领导就六四问题同她们进行对话……。然而结果呢？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中央领导，照例的置若罔闻，照例的不予理睬。一年复一年，一年复一年，十多个秋冬过去，依然是石沉大海。

这难道不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幻想吗？

是的，看起来确乎如此：她们十数年如一日，不断地重复着同一件事情，公开信，公开信，除了写写公开信，似乎没有做过别的，而且从未考虑过要放弃。就如有一位难属所说的，“这个经我们得年年念”。她们言辞之恳切、态度之和善，连上帝都会被感动。请看看下面这几段文字：

 “值此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诞生之际，我们作为1989年“六四”惨案中的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特向贵党表达如下见解和希望：

一，“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十三年个年头了，但它给我们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创伤并没有成为过去，历史的阴影也仍未散去。十三年的时世变迁，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这并不能改变当年那场大屠杀完全是一桩违背国人意愿和历史进程的愚蠢、暴戾之举。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对这一世纪性劫难是难辞其咎的。有鉴于此，我们提请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弃旧图新，改弦更张，对贵党历史上这一无法抹去的罪恶与耻辱作出认真的反思和忏悔，并以坦荡的胸怀、勇于承担后果的气度对此次事件尽快作出重新评价。

二，十三年来，我们作为“六四”惨案的受难者和受难亲属，始终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则，呼吁贵党和政府当局按照民主、法制的程序，以协商、对话的方式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为此，我们从95年开始一再重申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以此作为协商、对话的基础（鉴于这三项要求人们都已很熟悉，这里从略）。

令人遗憾的是，此项对话至今未能实现。我们期望贵党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诞生之机，早日作出决策，以促成此项对话的实现。……我们真诚希望贵党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以解决“六四”问题为突破口，开创国家改革的新局面，化解危机，平复民怨，达成民间与政府的和解，从制度上防止大规模动乱的发生。
……（以下从略）。

以上文字，只是对一些基本事实及诉求的陈述，没有半句谩骂或诅咒，甚至连半句谴责都说不上。她们只是向中共领导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和希望”，没有一丝仇恨，也没有一丝敌意。她们更没有向中共领导人发出什么最后通牒，比如责令他们要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解决“六四”问题，否则将如何如何。她们所提出的三项要求，也不过是作为对话的基础，并非什么先决条件。

由此看来，有人说天安门母亲 “跪求共产党”，似乎一点都不冤；有人说天安门母亲是“为奴隶的母亲”，似乎也并不过分。

然而，在这里，批评者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天安门母亲”群体并不是一个武备精良的强力兵团，也不是一个其力量足以在经济上压垮中共的超级财团；还有，她们手里也并不掌握可以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运转的宣传机器、可以任其摆布、言听计从的所谓民意机构。“天安门母亲”是一个在共同的苦难中自然形成的群体，几乎从她形成的第一天起，就完完全全是一个民间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如果对这个群体的期望值太高，肯定要落空。

那么如何是好呢？有人提议，“天安门母亲”，应该去天安门绝食、静坐。这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否则，不是有愧于‘天安门母亲’这个称号吗！可是，请大家换位思考一下，要是真的把那些老弱病残统统驱赶到天安门广场，又能让她们去做些什么呢？总不能叫她们像车臣的“黑寡妇”那样身上绑着炸药包去炸天安门吧。我想，朋友们也一定不会这么想的。

西方哲人有言：不自由，毋宁死。这话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历史上也确实有不少践履者值得大家敬仰。或许有人又会说了：“你们的儿子都为民主献身了，你们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这话听起来似乎也不无道理。就我个人来说，我在儿子遇难后的一段时间里，确曾多次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觉得自己一生中最最宝贵的东西都失去了，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然而，我终究没有去死。我反过来一想：即使把自己的命也搭上，又能改变得了什么呢？难道非得用“死”来抗议、来唤起民众的觉醒吗？说到这里，大家应该还记得，当年的学生领袖柴玲女士曾期盼过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说这样才能使中国十三亿老百姓从睡梦中苏醒过来。结果，她一语成籤，北京街头果真变成了血的河流。然而，她所希望的那种梦醒后的景象，却至今未能出现，包括她自己在内。可见，人应该有起码的理性，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靠一时的冲动，都要考虑到一个“度”，超出了这个“度”，就会变得荒谬，甚至残酷。

如果我上面所说并非毫无道理，那么，在我看来，那些主张天安门母亲丢掉“幻想”，去同中共独裁者拼命的朋友们，其实是陷入了另一种幻想。他们以为只要大家有足够的勇气，像黄继光、董存瑞那样豁出命来，那么中共专制的大厦就会在顷刻间轰然倒塌。如果真能如此，那真是谢天谢地。可惜天安门母亲们办不到，大概换了别人也未必能办到。

幻想人人都有，有些可能于事有补，有些则可能把事情办砸。

对于一个有足够资讯且深明事理的人来说，事情本来是明摆着的：“天安门母亲”经历了十七年的风风雨雨，之所以还能存活到今天，没有因为遭受不断的打压而趴下，并不是因为她们对共产党抱有多大的幻想，当然更不是她们向共产党跪求的结果。恰恰相反，那正是因为这个群体的成员在以往的岁月里一步一步地摆脱了对共产党的依附和幻想，使她们逐渐树立起这样一个信念：惟有靠自己的抗争，靠韧性的坚持，哪怕是看起来见效甚微的坚持，才有可能在看似铁板一块、几乎找不到任何缝隙的地方一点一点挤出一片哪怕是极其狭小的生存空间。世界上有些事看起来似乎很不起眼，而且常常被人们所忽视，但它们往往在促使事情发生变化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天安门母亲”不想夸大自己在中国政治现实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但也不会妄自菲薄，不会因自己的诉求至今未能实现而心灰气馁，就轻易地断言，这十七年的艰难抗争只是一场毫无结果的徒劳。在一片几乎寸草不长的土地上，哪怕是长出一棵纤弱的小草，也应该被视为生命的一个奇迹。

多少年的痛苦磨难，多少年的切身体验，已使她们逐渐明白：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已不再是可以靠革命来改变一切的时代，更不再是可以随便使用武力的时代。她们同时也明白，以往传统社会的“以暴易暴”以及共产党所奉行的“斗争哲学”已不再合乎今日的时代潮流，也不再能得到绝大多数国人的认同。中国要实现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可行的办法恐怕只能是各方本着理性精神，一起来构筑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平台，让朝野有志有识之士在这个平台上一展身手。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有权力的角逐，可以有利益的博弈，也可以有道义的对垒，但不可像以往的阶级斗争年代那样，轻言什么你死我活，轻言什么鱼死网破，重要的是要在逐渐推进法制化的前提下制定并切实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在当前局势之下，这个工程主要得由民间来承担，民间应该是这一工程的第一推动力。但是，同时也要争取当局的参与，哪怕一开始仅仅是抱有敌意的参与。正如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金博士所说：“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 “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我想，金博士所言，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虽然任重道远，但也总不应该是一种幻想吧。

再来说说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她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如果说她们也有某种优势，那也只是道义上的。有人称“天安门母亲”为一个独立的道义群体，我想这是最恰当不过的。

也许有人会说：在今天这个权力和金钱主宰一切的时代，讲道义能顶个啥？确实，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普遍不讲道义的时代，而中国又是一个最不讲道义的国家。然而，这并不等于在人的心底里已不再有道义的冲动。

我们中国人不是都很熟悉这样的话吗？叫做“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还有一句话，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还想再加上一句，叫做“无道者自食其果”。

我想，这个道理中共领导人也应该是明白的，所以他们不再学习毛泽东，说什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也不再坚持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是讲发展经济，讲建设小康社会。他们的意识形态说辞，也在不断地变幻着，什么三个代表，什么以人为本，什么新三民主义，什么科学发展观，最近，他们讲得最多的，还有和谐社会、八荣八耻、和平崛起，等等，简直让大家目不暇接。

为什么？因为他们意识到，早年一个反右，后来一个文革，再后来一个“六四”，现在又出了那么多贪腐分子，抓也不好，不抓也不好，弄的焦头烂额，怨声载道。当今的中共领导人，有哪一位不清楚其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正在急速地、大幅度地流失，而且正受到人们越来越普遍的质疑，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不正是要挽回今天已难以逆转的颓势吗！

处于这种情势下的中共当局，我想其当务之急，除了维持经济的高增长，以稳定其“大局”之外，恐怕就是与民间力量争夺人心、争夺道义资源了。因为他们懂得，一个不得人心的政权，即便暂时能稳住“大局”，也是不能长久的。就目前来看，这种道义争夺战的主战场，就是上面所说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等大话、空话、谎话的欺骗性宣传攻势，而另一个战场呢，就是采取抹黑、丑化、挑拨离间等等办法，来分化、瓦解民间力量，从而把几代民间人士付出巨大代价、甚至用生命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有限道义资源剥夺殆尽。惟有如此，他们才有可能改变今天权力在官方而道义在民间这样一种既恼人又尴尬的局面。当然，这也只是他们的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我想，如果能这样来看问题，也许一些人就不会再嫌弃“天安门母亲”了，至少不会再轻率地说她们对共产党抱有幻想之类的话了。因为这个群体在以往的岁月里，虽然还谈不上为自己争得了什么，但她们在为民间社会积累道义资源方面，已经尽了心，出了力。

2006-10-28

中国官方发表统计，每年中国赌民外流资金高达六千亿人民币，民脂民膏，吸入黑洞，仅今年头八个月，大陆赌客即为澳门二十一家赌场，进贡赌金人民币三百一十二亿元。

这六千亿赌金如果不流失，则中国怎会是一个第三世界的贫穷国？连同每年公费吃喝旅行，大陆贪官，每年飙狂一万亿，以十三亿人口计，每人即可摊分数百多元，包括老人、儿童、残疾乞丐。

每年一万亿元，取中位数，十年共十万亿，用来设立社保公积金，改善自然环境、加强医疗福利，投资于中小学教育，则中国可有望超越美日，成为国际第一流强国。但各地的贪腐官干勾结银行，圈土占地，高价批售，吸血抽髓自肥，这个肥厚的统治阶层，对「改善中华民族素质」和「提高综合国力」其实全无兴趣。他们之中不乏中央电视新闻台召开学习会议时一排排用心记笔记听报告的一批「驯服工具」，说起如何「建设小康」，如何「缔造和谐」，道理一套套，演技精湛，一年一万亿元，就此流入一个吃喝嫖赌的人类超级大黑洞，真蔚为奇观。

如果中方没有道德包袱，则与其让赌金外流，不如在全国边远城市如乌鲁木齐、拉萨等开赌场。这一年六千亿元，中央人民政府起码可以回抽五成税项，用诸「民生建设」，复令维吾尔人和藏民成为赌鬼，兼打击疆独和藏独势力，「少数民族」汉化，分享中国嗜赌基因，又怎会内通拉登和达赖？

或退而求其次，反制美国经济制裁北韩，联合国决议制裁，中国迫于国际压力，必须无奈参加，但同时通知北韩可在近中国边境的地区开设五六家赌场，由特区爱国商人投资，则中国官方向北韩禁运物资，但各地贪官则源源不绝挟巨款去北韩的赌场输钱，以赌博「抗美援朝」，接济小金，因属「民间行为」，美国也「吹唔胀」，则坏事变好事，又有何不可？

大陆法律禁赌，官方声称肃腐，则贪腐和赌博相结合，只能移师欧美国外，为美资和东南亚的赌场「创造财富」。此一乾坤大挪移，是出于一套伪善的政策、一个僵化的政治制度、一个贪婪得无可救药的统治阶层、一个道德真空的社会，缺一即无从构成此一奇景。

美国拉斯维加斯看准此一现实，抢滩澳门，金沙、永利、美高梅，挟高级娱乐行政管理的优势，赚得眉开眼笑。仅特区「民族资本家」嘉华集团一家在澳门另开星际酒店赌场独力与美资竞争，抢回一点面子，澳门赌业市场，基本沦陷于「美帝」之手，令人痛惜。

澳门的物价和薪金成本随同飞涨，经济结构由赌业渗透更深。澳门在「回归」之后，一时备受特区舆论吹捧，扬铧抑董，自我唱衰，然而眨眼之间，澳门经济，早已与中国大陆的贪腐形成血肉利益共同体。一个贪污的中国，就是母体的子宫，一个赌业的澳门，就是腹中胚胎，祖国母亲的营养，以赌业为脐带向澳门这团骨肉不断输送，母子情深，令人感动。然而万一反贪竟然是真的，澳门这胚胎马上会在腹内夭毙。中国反贪，要慎防力度不可过猛，否则澳门一旦「流产」，赌场倒闭一大半，荷官数万人失业。回涌市场，则澳铧政府，必须建立综援制度，大举加税。但澳门的工作人口本来就少，正如唐唐问的：钱从何来？澳门经济必然崩溃。

如不幸出现这一天，对于重建港人自信，虽大有帮助，澳门失业人口虽可大量移民葡萄牙（因澳人持有欧盟护照），为葡国加入欧盟后提供廉价劳力，但澳门文化局资助来源受影响，以后就无法再举办气势磅的傅抱石、八大、石涛的个人回顾大展。没有大陆贪官的慷慨津贴，澳铧政府又何来「艺术保育」成就？来澳门输多些，澳门的小众高品味即愈有保障，祝愿澳门继续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