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墨尔本）简昭惠

不久前王怡和余杰来墨尔本访问和演讲，我和他们一行人在几次非正式的聚会中有过交流和闲聊。

余杰说他在2004年於香港和龙应台女士在一次座谈会里见面， 他告诉龙应台他年轻时的思想曾受柏杨、李敖和她很多的启蒙，但现在的柏杨和李敖都让他感到失望，而他对龙应台的人品有极高评价.引用余杰当时对龙应台的问话，他说：「您用了许多尖锐的言辞批评台湾政府及陈水扁、连战等政治人物，对香港政府也有诸多的批评意见。但您似乎没有批评过中国大陆的情况，我想知道这是甚么原因。」

当时龙应台对他问题的回应是：「我生长在台湾，对台湾的情况很熟悉，所以我能够用最尖锐的语言来批评台湾。但是，我没有在大陆生活过，对大陆不熟悉，所以我无法更多地批评大陆，我不能在评论我不熟悉的地方的时候把话说得太满。」

当时龙应台的另一层顾虑是：「我身处两岸三地的复杂局面之中，我的批评文章可能会遭到权力者的误解和扭曲。比如，我批评台湾政治的文字，在大陆会被摘录出来无限放大，而我批评大陆的段落却被删掉了。同样，我批评大陆的文字，在台湾也会被放大。因此，我在写作的时候不得不更加谨慎。」

余杰当时并无法完全接受龙的说词，他觉得她对「可以批评的政府」大胆批评，而对「不可以批评的政府」斟酌再三。

后来据朋友告诉余杰：在他们离场之后，龙应台女士先后两次强调，她写过若干批评大陆官方的文章，但都无法在大陆发表。

看来，她还是很在意余杰的质疑……。

后来，《冰点》周刊曾在去年5月25日刊登了龙应台的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

冰点事件发生后，龙应台终於发声。

2006年一月廿六日她写了《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她不但持续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并且勇敢地点名胡锦涛箝制新闻自由。

余杰觉得这可能是龙应台一直对这件事耿耿於怀，并且也不愿辜负他的期许.

余杰和王怡两位都是学养丰富、才华洋溢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勇气和无畏我都致以无比敬意。

有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读者对我说：「事实上，我幻想看到胡锦涛亲自作答，了解他的真实想法」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像。

在澳洲我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他们喜欢看政论性的文章。但与其说他们关心政治，倒不如说他们大部份更专心致力於多赚钱.

那篇龙应台写给胡锦涛的公开信发表之后，很多中国朋友给我很多反应和意见。

他们多数认为龙应台只是站在知识分子的观点，不够了解「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複杂得很……。

有人骂她笨蛋，很多人告诉我胡锦涛那会听她的建议？真是太不了解中共的本质了。

不过我不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

如果龙应台私下写那样一封信给胡锦涛，那我完全相信胡甩都不会甩她，更不可能会听她的建议.

重点不是胡锦涛看不看，重点在「公开」。

那是一封几乎整个华文世界都会看到的信，西方媒体也会关注。

这些要和中国打交道的「自由」国家，包括了政府、商人、媒体.

「文明国家」要求一个政府和它的领导人必须「言行合一」，至少不能一面砸大钱在西方世界做「文明形象」的广告和宣传，一方面关起门来不讲道理偷偷摸摸吧。

「全世界都张大眼睛看胡锦涛」时，那不是他要不要「理会」这封信的问题了，而是他「怎么圆谎」？

「怎么不让他自己和他所领导的政府丢脸」的问题了。

一封信，对於「沈冤不白」的一个知识份子起不了什么拨乱反正的力量，对於言论自由的尺度也绝不可能立竿见影。

但一个在华文世界让人尊敬知识份子的大声疾呼，却将会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公共舆论的压力去鞭策政府的领导人。

在历史上极少有既得利益者愿意心甘情愿将手中的权力平白无故让渡出来的。

再说最迫切叫媒体闭嘴的恐怕不是胡锦涛先生，而是那些怕丑事和不当利益收受被揭露的贪官汙吏。以及脑筋迂腐的官僚们。

最高领导人到底需不需要为了短期的利害关系去替这些人背书、出访外国或在媒体上为这些无法自圆其说的行为支支吾吾？

昨天我在墨尔本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到「中国一部份人先自由起来了」。

它的意思是，中国日前各地诸侯各自为政，谁都不愿多事，因为谁都不是傻子，手上沾有老百姓的血，上了互联网就是永远的记录，永远也跑不掉，这笔帐早晚要算，胡锦涛先生不信邪，一马当先，要以知识分子为敌，以站在老百姓那边说话的知识分子为敌，显然是失算。

利益被人暗中得去，还让人当枪靶子挡子弹，站在媒体和面对西方世界进退失据，言而无信，好丢人，这样当领导人是值不值啊？

昨天我在此地的中文报上看到冰点复刊的消息，据消息指出胡锦涛亲自发公文指示对这件事「妥善处理」。

我想所谓的「妥善处理」，应该指的是努力挽救「形象」，避免后续风波扩大吧！

台湾30多年前的政治气氛与中国目前状况非常类似，龙应台年轻时曾写过一本很精采的书叫「野火集」，当时引起很大的迥响，不知道 「冰点复刊 」这知识分子对争取言论自由小小胜利的星星之火，会不会也撩起中国社会政治的改革风潮……？

即使它只是往前跨出小小的一步，但也都令关心两岸问题的知识分子有所期待了，不是吗？

（作者系墨尔本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墨尔本）齐家贞

二十年前，龙应台的《野火集》燃起了熊熊烈火，烧向中国人的一切丑陋。她观点鲜明，说理透彻，语言犀利，像龙卷风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在台湾和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孤陋寡闻的我，两年前才从阿木处听到龙应台这个名字，一直以为他是个男的。半年前，读了给胡锦涛的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也看了些有关资料，才发现这是位勇敢的女生。最近，读完了老戴维借给我的《野火集》，我相信，现在我对龙应台的信服和钦慕，不亚于二十年前那些被龙卷风刮起过的任何读者。

龙应台的魅力不倒。尽管我读她的《野火集》比不少人晚了二十年，但她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仍然像把烈火，烧向中国人的一切丑陋——台湾进步了，这把野火现在读来，更像是烧向大陆的中国人。

龙应台认为台湾的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已经恶劣到一个生死关头.

大自然被一点一点破坏，美景一片一片消失，森林秃了一块，垃圾多了一堆，烂肠子一样的河流，清静的生活被嘈杂霸佔，空气给污染，道路年久失修，街上林立的标语遮住了阳光，大学里培养“十岁笨童”……

龙应台说，台湾人民，无论地位、职业、贫富、年龄有何差异——教授、大学生、小孩子、杀猪的和麵店老闆，在日常生活里他们都是市井小民，都有权利对存在的种种问题生气，都应当与“蠢人制定的蠢法”对立。

可是，“生气的人太少”，许多人甘愿做沈默的大多数，没勇气站出来讲话，龙应台非常失望。她指出，“这个社会的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她说，“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 ‘坏人 ’——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尽可闭着眼假寐。” 龙应台向台湾一千八百万（二十年前）怯懦自私的中国人大声疾呼，“沈默不是美德，是耻辱。”“你为什么不生气？”“要糟到什么程度你才会大吃一惊.”

龙应台不断呼籲，“ 台湾的自由不够 ”，“ 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经过理性的争取。不懂得争取权利的人民，而受独裁统治，那是咎由自取。”她说，“如果 ‘ 法 ’ 的存在是为了 ‘ 个人 ’，为什么 ‘ 个人’ 却经常要为了 ‘ 法 ’ 而牺牲呢。” 龙应台质问，“ 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

龙应台一再强调老百姓和政府的主仆关系，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和它的工作人员是 “ 受聘治国 ” 的仆人，这两者的关系不容错位。她说，“ 所谓政府——都是你我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用纳了税的钱把一些人聘僱来为我们做事的。照道理说，这些人做不好的时候，你和我应该手里拿着鞭子，睁着雪亮的眼睛，严厉的要求他们改进.现在的情况却主仆颠倒，这些受僱的人做不好，我们还让他声色俱厉的摆出 ‘ 父母官 ’ 的样子来把我们吓得半死……” 那些父母官要求老百姓体谅政府，支持政府，不要与政府对立。龙应台诘问，“ 对立有什么不好？”“ 政府作得好是应该的——因为他们是小市民的公仆，凭什么要不分是非，无条件的拥护支持爱戴……，那这政府也真可以为所欲为了。”“ 就是要有‘ 对立 ’的人民，监督的人民，才可能有好的政府。”“不懂得争取自己的权利，纵容了那些为我们做事的人。咎在我们自己。”龙应台多次指出，“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 ‘ 默许 ’，任何独裁者也不可能得势。”“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国家，几流的环境 ”。

台湾四十周年国庆，龙应台大煞风景，“四十年又怎么样？淡水河是条发臭的毒沟，观音山是长了脓疮的病狗。婴儿喂假奶粉，小孩吃馊水油，大人喝用过的宝特瓶，老人把毕生储蓄交给……”还有“ 毒玉米”——多么像在说大陆 —— 龙应台自白，她“ 很怕谈 ‘ 爱国 ’ ，因为我知道当群众对 ‘ 爱国 ’ 认起真来的时候，这个国就成为一顶大帽子，要压死许多不那么狂热的个人。要谈爱国，我宁可一个人上山捡垃圾。”“ 国家、法律、社会……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 ‘ 人 ’ 吗？”“国家是不值得爱的，如果它不容许人们不爱它。”

龙应台公开宣佈，我“从来不忌讳大声说台湾是我 ‘ 生了梅毒的母亲 ’ ，也不犹豫地告诉你台北是我所见过最庸俗最丑陋的城市，更不在乎对你说，中国人是个自私短见乡愿的民族……不怕你觉得刺心，我还可以恨恨地说，台湾的社会是个道德腐蚀到骨髓里的社会……不怕你骂我数典忘祖……”

有人批评龙应台为什么不看看台湾美好的地方。龙应台回答：“原谅我，我真的写不出讚美的文章，因为我心急如焚。”她反问，“可是，你不焦急吗？”

龙应台如此 “咬牙切齿” 地挑剔台湾人和台湾政府的毛病，简直到了 “刻骨仇恨” 的程度，这是为什么.还是用她自己的话来解释吧：“我是想做一个文明人，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罢了。”“沈默，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是她“对真相真理的全心全意的追求”，是面对丑恶“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分子”。

龙应台对台湾和台湾人民爱之深，痛之切，她恨铁不成钢，用非常难得的说真话的勇气和不怕得罪人的精神，毫不留情地抨击时弊，鞭打人性中之丑陋。她用心良苦，天地人神共知。

龙应台之所以再三再四不厌其详地揭短揭丑，那是她对台湾民主自由进步抱有信心。在朴实无华的土地上，在乱石沙砾遍佈的荒坡边，在不毛的盐碱地里，龙应台用她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精神，为台湾的民主启蒙不遗余力艰苦开荒耕耘。今天，‘ 生了梅毒的母亲 ’ ，有了健康的机体，台湾的民主法制在继续推进，台湾人民生存的环境有了根本的改变。台湾是大陆中国的榜样。龙应台的许多警世之言，像医生给重症病人下的猛药，在台湾的民主进程中，功不可没.

今天，龙应台在台湾和世界华人心目中享有的地位，大家对龙应台由衷的敬仰与爱慕证明，政府别把人民当傻瓜，台湾人不傻——当然，大陆中国人也不傻。公理自在人心。

二十年后的今天，那些起劲攻击咒骂过龙应台的人，那些自卑自贱说过什么 “ 台湾不能实施真正的民主，因为台湾的国民还没有那个水准 ” 的人，应该在事实面前自觉惭愧，无地自容了罢.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读龙应台的《野火集》，一点不感到时间上的差距，一点不觉得她讲的道理过时，今天在大陆，更加不堪的丑陋，更为颠倒的是非，日甚一日的专制 ……正在发生。龙应台那些看似平凡实则深刻的道理，那些从日常小事一针见血引述出来的结论，二十年前就三番四复提醒过的教训，常常被众多平民百姓忽视的常识，还有，那些镇压主人的“公仆”们，他们到底算老几……这些问题，难道不正是我们，包括本人在内的大陆中国人需要弄清楚的吗？

大陆中国需要成千上万个像龙应台那样的民主先驱和启蒙者的帮助！希望龙应台以同样的爱之深痛之切，同样的恨铁不成钢，同样的说真话的勇气和不怕得罪人的精神，关注中国大陆的民主。

从《野火集》到刚出版的新书《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二十年过去，台湾已经在民主之路上阔步前进，台湾两千三百万“怯懦自私的中国人”进步为“整个华人世界里政治敏感度、成熟度、自主性最高的公民群体”，龙应台从“不怕你骂我数典忘祖”到“今天我以身为台湾公民为荣”。民主的台湾需要民主的完善完美，专制的大陆需要推进民主从无到有，龙应台这样的知识人就更不可或缺。

今天，长了二十岁的龙应台眼界扩展，社会担当加码，从民主、人权、人性更高的层面出发，她还在挑岔，挑陈水扁挑胡锦涛……当然，难免还在挨骂，难免还要受委屈。

挨骂， 受委屈，龙应台或许会在乎，在乎完了，她依然固我，我行我素。龙应台哪里还能变。

龙应台的魅力不倒。

〔作者系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时光队伍》
作者：苏伟贞
版本：印刻出版
2006年7月
定价：270元（新台币）}

^{《时光队伍》不是一本悼亡、伤逝之书，也不仅仅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病中的纪录，或是逝去后的遣悲怀。当然这些元素并非不存在，但作者、台湾著名的小说家苏伟贞，并不想把伤痛泛滥成淹没知觉的河流，相反的，她以极为凝练、清明的文字，将伤痛提炼成强悍的金刚石，这种干脆、直面生死、不信来生的书写，就像苏伟贞在献词中所题：“张德模，以你的名字纪念你”那样，这其实是一种张德模式的生命书写。}

　　久远劫来，流浪生死。说来，每个人在人生旅次，都是时光中的流浪者，从黑暗中来，复从黑暗中去，在黑暗与光之间，说不清楚，哪里是流浪的开始，哪里才算是结束。

　　我们可以简单的将这本书拆解成几个部分。一、张德模从生病到去世的过程。二、张德模家族从四川迁移至台湾的家族故事。三、张德模这些年一次一次和友人浪游中国内地的行迹。这些可以比喻成实线的脉络，虽然说明张德模的一生，但却无法显示一种高度，一种从时间的无涯里走来的，属于流浪者的集体命运。也因此在这本书里不能忽略的是作者穿插的许多虚线，像是最后不知道流浪到哪里的北京人化石，当年带着故宫国宝在战火中流浪于西南一隅的庄尚严，还有感慨“人生实难，大道多歧”，同样因食道癌去世的台静农，这些虚线与实线所构成的流浪族群的故事，才是张德模一生的舞台背景，如今他离开了实线的人生，像是听到远方的鼓声召唤般，也终于走回了那从黑暗中去的流浪者的行伍。

　　对于作者来说，一个活着如同被遗弃的幸存者，又何尝没有一个虚线的无形的时光队伍在支撑着她。在这本书里，她援引了许多书籍、典故，莎士比亚、《哈扎尔辞典》、《流浪者之歌》……这些既像一个个长篙般撑过生命的浅滩，又像是从别人的故事里吐出的丝线，补缀着生命巨大黑洞所可能造成的陷落。所有曾经被书写过的话语，关于生或死的体认，其实说明着，人没有孤独的生，没有孤独的死，所有的人都曾在流浪的路途、幽冥之河的岸边，问题是，你活出哪一种样子？

　　就如同作者引用安纳托·卜若雅《病人狂想曲》的话：“死之将至，所余唯风格而已。”阅读本书时，我始终感受到一种格外分明的强悍，这种强悍不仅在于对抗庞大而实则怯懦、束手无策的医疗体系，而且也存在于对死亡绝不求饶，甚至也绝不遁逃到来生里寻求救赎的态度。一开始我不知道这样的强悍从何而来，但我后来终于明白了：“所余唯风格而已。”一个病人面对傲慢与无能的医疗系统，除了强悍，别无他法；一个癌末病人，面对必胜的死亡，除了强悍也别无他法。苏珊·桑塔格认为，面对疾病不应该使用战胜、消灭等军事用语，但是当病人要求一个手术都不可得，当医院视病人如同一个将死之人的时候，病人其实连与死神宣战的权利都没有，所谓的战役从来没有真正开始过。而这样被剥夺战场的将军，必须以强悍说明他自己。

　　强悍，或者也可以说，正是写作者的风格。从刚出道发表小说《陪他一段》以来，苏伟贞就是一位极具个人独特气味的作者，在她笔下的世界，不管死生契阔还是清亮决绝，“因为懂得”，所以绝对没有多余的牵扯纠缠。而在这本书里，她一路追索张德模一生的路途，透过自己的眼睛去描绘他的形象，却没有一种属于未亡人耽溺的伤感，而更多的是莫逆于心的理解：“你明白了，这一刻来临时你将十分从容正告他：”张德模，就在这里结束了。千万千万记得，下辈子别再来找我。‘你将与他永远诀别。“在人世的光影里，苏伟贞”陪他一段“的夙缘已然终结。流浪者将与另一个时光队伍再度启程，而活着的人也将在与悲伤对峙的时间刻度里，继续遗留者未完的旅程。

奖项扎堆作品扎堆究竟谁是最后的赢家

　　每年的10月末、11月初法国文坛总是热闹非凡，各大文学奖似乎故意努力挤在一起向大家公布，让读者们一时间应接不暇。5法语大文学奖中，“费米娜奖”与“美第斯奖”已于10月30日出炉，它们分别被授予了加拿大裔的女作家南希·豫东（《断线》）和《解放报》的资深记者索尔·沙朗东（《诺言》），两部略显绝望的作品，但都给了人们某种真爱的启示。“龚古尔奖”与“雷诺多奖”则稍晚一些，要等到11月6日揭晓，他们所选作品略有重合之处，也成为了今年是否会再次诞生“双冠王”的谜团。而“联盟奖”则更晚一些，在11月14日，寻找符合真正男性口味作品的读者需要耐住些性子了。

　　“龚古尔奖”PrixGoncourt

　　100年后，安卧在蒙马特墓园的龚古尔兄弟一定不会想到，人们至今仍谈论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小说，而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

　　10名固定的龚古尔学会委员，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准时聚会于巴黎杜昂饭馆的二楼，除非其中有人离开或去世，他们才会推举新的委员，并在崭新的刀叉上镌刻新来者的名字。龚古尔奖也许是世界上奖金最少的文学奖，只有一张10欧元的支票发给作者，但这丝毫也不减少它的影响力，小说一旦获奖，往往销量至少会达到30万册。今年的龚古尔奖将于11月6日揭晓，目前在最后一轮角逐的还有4部作品：《好人们》、《穿短裤的情人》、《梦露的最后岁月》和《西方》。事实上，不管《好人们》是否获奖，它似乎都是今年法语文学的最大赢家，目前为止它入选了全部5大法语文学奖项，并已获得仅次于5大文学奖的法兰西学院奖。表面看上去，这无疑是一部反商业的作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它是903页的一部小字密排、不分章节的处女作，39岁的罗纳丹一出道便征服了数以万计的读者。作者以二战中一个纳粹刽子手的口吻，冰冷、残酷而准确地描述了人类那段苦难的历史。小说笔调优雅，技巧完美无缺，甚至有评论说它是当代小说死而复生的象征。《穿短裤的情人》则是一部半自传性的作品，作者以精确而不失幽默的笔调描述了自己的童年，一个13岁小男孩性和爱的萌动。在《梦露的最后岁月》中，作家施尼德以一个心理医生的口吻，讲述了梦露最后岁月的生活和死亡之谜。

　　《西方》是一个秘密的有关两个男人相互毁灭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穿花边衣裳、涉世未深的、纯洁的小姑娘的故事。

　　“雷诺多奖”PrixRenaudot

　　1925年雷诺多奖的出现，无疑是为了制衡“龚古尔奖”在法国的垄断地位。

　　大奖以德弗拉斯特·雷诺多命名，他是法国报业之父。大奖一样由十名评委推选，将其授予拥有全新风格和语言的作品。但历史上，它曾有两次与“龚古尔”一起将奖项授予同一作品的情况，而今年的“雷诺多奖”又将与“龚古尔奖”同时颁发，《好人们》和《梦露的最后岁月》同样在“雷诺多奖”榜上有名，历史是否会重演，大家拭目以待。目前呼声最高的还有三部作品：《约会》、《晚安，温柔的王子》和《荨麻房子》。《约会》讲述了女作家与一个男演员相遇，他们一起生活了5年，作家用笔记录下他们的爱情，而所谓可能的爱，到头来却恰恰被作家自己的写作所吞食。

　　《晚安，温柔的王子》是一部短小而精致的作品，一个孩子对消失的父亲的回忆和描摹，用词简单而准确。

　　《荨麻房子》是生于黎巴嫩的作家维纽斯在南方出版社的第3本小说，他这样写道：“让词语保持宁静，作家就可以在宁静中发明他的故事。”另外，“雷诺多奖”还有3本入选作品，分别是：Alain Mabanckou的《香猪的记忆》、GabrielMatzneff的《未来的未婚夫》和Olivier &PatrickPoivred”Arvor的《消失》。

　　“费米娜奖”PrixFemina

　　费米娜奖是1904年20多个“幸福生活杂志”（也就是现在的“费米娜杂志”）的女记者发起的一个奖项。评委由12名女性组成，集中体现了法国女性的阅读口味和倾向，每年于巴黎的CRILLON饭店颁奖，今年“费米娜奖”早早地选中了自己的作家，而退出了与“龚古尔奖”对作家的争夺。

　　今年的获奖作品是加拿大裔的法语女作家Nancy Huston的小说《断线》。

　　《断线》通过6个孩子的叙述，从旧金山到慕尼黑、海法，到多伦多，再到纽约，将我们带回了那童年幻想的气味中，而这一切又一次次在世界的残酷中被扼杀，这是一次对世界黑暗的控诉，同时也是一首献给童年天真无邪的颂歌。

　　“美第斯奖”PrixMédicis

　　由GalaBarbisan和Jean-PaulGiraudoux在1958年设立的这个奖项，意在制造一种与众不同的阅读口味，鼓励年轻作家的实验和创新。它每年与“费米娜奖”一起在CRILLON饭店颁发。今年的“美第斯奖”授予了《解放报》的资深记者SorjChalandon的小说《诺言》。这是一个有关“博爱”和“许诺”的故事，一个“形影不离”的诺言，让7个灵魂坚守在一起。两个朋友Etienne和Fauvette仍然生活在树林边的老房子里，窗子关着、房门紧闭，他们仍坚守着7个人的诺言。一个读者这样描述他的阅读：读沙朗东的小说，就像打开了一扇门，我进入了那幢老房子，在昏暗的客厅里，我沉浸在阅读中，直到最后一页，最后一个词，我决定不再离开。

　　“联盟奖”PrixInterallié

　　这是一个明显与“费米娜奖”对峙的奖项，它创立于1930年，评委由10名清一色的男性记者组成，这无疑也成为了一个标榜男性阅读趣味的坐标。“联盟奖”通常在每年的11月初在巴黎的拉塞尔餐馆公布。今年颁奖日期定在11月14日，入选作品有八部，“龚古尔奖”和“雷诺多奖”的《好人们》、《梦露的最后岁月》也在这里的榜单上，而且它与“雷诺多奖”还同样选中了贾伯利埃的《未来的未婚夫》。贾伯利埃的小说总是围绕着男性脆弱不堪的欲望，在谨慎、高傲而有力的语言的包裹下，作者将爱情、色情、宗教、文化极细致地梳理在一起。另外一部呼声很高的作品《帕特侬》，它也许是今年最富实验色彩的小说，一部无法归类的作品。它混淆了各种文学形式，散文、自传、小说，混淆了真实和幻想，而作者那些即兴发挥式的叙述，同样让我们获得了那种久违了的阅读快感。另外入选“联盟奖”的4部作品分别是：Antoine Audouard的《鹊桥》、Benoit Duteurtre的《铁路》、Isabelle Spaak的《不合我类》和Denis Tillinac的《再见我们》。在这个什么都扎堆的年代里，究竟谁会笑到最后呢，读者和出版商恐怕都一样怀着忐忑不安的期待心情。

　　杂文家朱健国状告《收获》杂志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案二审判决书近日下达，朱健国再次败诉，目前，他已经要求重审。

　　本案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17日和10月12日两次开庭审理后，朱健国昨日上午收到了法院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上诉人朱健国对此不服，已申请再审。朱健国称，法院已经接受申请。

　　朱健国认为，二审比一审有所进步，判决书（2006深中法民一终字1552号）第17页指出，“一般而言，杂志社对于已经逝世的编辑或主编人员，须在其姓名上添加黑框以保障读者的知情权。《收获》文学杂志社在巴金先生逝世后，在2005年第6期《收获》仍署‘巴金主编’，与巴金先生已经逝世的事实有冲突，从这一角度出发，《收获》文学杂志社的行为有不妥之处。”《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钟红明表示，每次庭审自己都出席，现在出差在外，还没有收到判决书。对于朱健国的再审申请，钟红明称，“他是乱用诉权，因为他在深圳，起诉的成本很低，而我们则要两地奔波。”

以轻松的笔调关注深层的历史

^{按照杜渐坤的划分，《随笔》从创刊到现在经历了三个阶段：创刊初期是不定期刊，以传播中国文化文史知识为主，从一个侧面洞开了“四人帮”僵化的思想禁锢，活跃了思想文化界；第二个阶段是从1982年，改成了定期刊，《随笔》的思想锋芒慢慢显示出来；它反映知识分子的心声，力主讲真话；第三个阶段是他接手后，提倡作者真话能说多少说多少，形成“当代诸子百家言”的局面。“作者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更宽广更透彻，思想解放程度也更大，给后人留下了当代知识分子思考的轨迹。”}

 

　　_{1995年，《随笔》100期，编辑部到北京举办百期庆典，凡是《随笔》邀请的作家都来了，有些没邀请的也自己来了。}

_{《随笔》前任主编杜渐坤。}

　　■杂志档案

^{《随笔》1979年创刊，1983年初起，《随笔》开始成为定期出版的双月刊杂志，现任主编为秦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随笔》一直致力于在文化思想界的突破，更多地关注深层的历史、思想、文化的挖掘与思考。它以轻松、随和的笔调，涉及严肃的主题，将随笔这一文体一步一步地深入人心。}

　　黄伟经：与施蛰存交厚

　　1979年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分管文艺的副总编辑苏晨创办了《随笔》杂志。虽然是不定期出版，但日期很接近月刊了。当年9月，在被迫辍笔改行十二载之后，黄伟经从一个港口航道工程单位“归队”调到出版社，分配去编《随笔》。于是，从第四集起，他成为《随笔》专责编辑，负责它的组稿和编发。没想到，这一做就是13年。

　　黄伟经接手《随笔》编务后不久，就收到施蛰存寄来《乙夜偶谈》一稿。这是他在自己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后，应原参与筹办《随笔》的编辑约请而创作的。按照黄伟经的回忆，这该是73岁的施蛰存重返文坛后的第一篇作品。全文格调优雅、引人入胜。黄伟经得到这样的好稿后大为兴奋，随即把它编入1980年2月出版的《随笔》第六集，并给施蛰存写去一信，请他继续赐稿。

　　此时施蛰存非常忙碌。至1981年6月和1982年底，施蛰存才得以抽出时间，先后为《随笔》写了《乙夜偶谈》续稿两篇共三则：一篇为“真实和美”、“官僚词汇”二则，一篇为“神仙故事”，共约5000字。黄伟经清楚地记得，施蛰存在《官僚词汇》那则短文里指出，那些“已普遍地为人们所常用”的，所谓“比较好的”、“可能有些问题”、“有相当的影响”、“原则上是可以同意的”等官僚词汇的主要特点就是：“不做肯定，不负责任”。黄伟经将前二则发在《随笔》第十八集（1981年9月出版），最后一则编入1983年第二期《随笔》刊出。

　　1999年9月中旬，黄伟经与妻子到了上海，看望王西彦先生之后又去施蛰存寓所拜访。不料，那天早上施蛰存在家里跌了一大跤。他的大儿子和曾孙女告知黄伟经，他跌得一脸是血，伤势不轻，在家人一再劝说下，才把他送进了医院。黄伟经在施家二楼坐了一会儿，见到了正在卧床静养的施老夫人陈慧华。他只参观了二楼那间二三十平米用作卧室兼书房、会客室的大间和侧边一个小间就告辞了。直至施蛰存2003年11月病逝，黄伟经都未能去上海最后见他一面，这也成了他的终身遗憾。

　　杜渐坤：开创“当代诸子百家言”的局面

　　1992年，杜渐坤出任了《随笔》的主编。杜渐坤接手《随笔》之后认为，杂志既有思想内容，又有新闻，总体来看还是杂了一些。根据这个情况，他做出调整，为了加强思想性，杜渐坤决定把有报道色彩的时效性比较强的文章在栏目上去掉，后来干脆连整个栏目也不要了，明确提出办刊宗旨，就是高扬“五四”旗帜，提倡说真话不说假话，关注现实，直面人生，使读物既能给读者以思想上的启迪，又能给读者以美感，真正成为国人思想的园地。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广开言路，把《随笔》真的办成集当代诸子百家言的杂志。

　　由于多年做图书编辑以及编辑《随笔》所积累的人脉，杜渐坤就任主编后得到了很多作家的支持。其中也包括《随笔》的老作者施蛰存先生。陈荒煤给他写信说支持他办好《随笔》，附寄短文一篇。

　　严文井说，《随笔》是现代人的思想园地，读者是不能脱离思想的。李国文说得更直率，只要《随笔》吩咐一声，他马上寄稿。他的稿子按时必到，所以《随笔》刊发他的作品比较多。此时，写散文的人很多，但篇幅比较短小，而《随笔》的文章篇幅较大，留给作家思考的余地也更多，这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

　　后来，《南方日报》报道《随笔》办刊经费短缺后，李国文、梁晓声等人就组织起来给杜渐坤打电话说不要稿费了，这让杜渐坤深受感动。

　　当然，《随笔》再困难，也没有不付作者稿费。1995年，《随笔》出到了100期，编辑部到北京举办百期庆典，凡是《随笔》邀请的作家都来了，有些没邀请的也自己来了。冰心当时因病住院，仍然给杂志题写了贺岁的条幅，作家们还给杂志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经由杜渐坤的努力，《随笔》在仅由邮局发行的情况下，发行量增长到五万多，一直非常稳定。

　　■人物

　　黄伟经，从1979年9月起负责《随笔》编辑，1987年-1992年任随笔主编。

　　杜渐坤，1992年任《随笔》主编，2004年退休。

中国北京将于2008年举办奥运会，而中国政府最近升级镇压异议运动，致使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其借口之一是为了避免奥运会出现麻烦而提前采取整肃行动。
 
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第一个事实是，在今天的中国，不仅一般民众的宪法权利得不到保障，就连专职维护他人权益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人权也开始受到威胁。2005 年以来，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异见人士、新闻记者、上访人士、家庭教会成员等，一致处在官方的骚扰、跟踪、软禁、殴打、绑架的恐怖阴影下；甚至自今年 8月以来，已经有多名维权人士、网络作家和新闻记者，要么被抓捕，要么被判刑。
 
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第二个事实是，中国政府不仅严厉管制本国的媒体、迫害新闻记者，而且公然采取措施钳制境外媒体在中国的工作，最近发布的对外国媒体的管理办法就是明证。
 
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第三个事实是，为了在奥运期间确保北京秩序的清洁和安全，北京市不仅将大规模清理外来人口，而且将出台一系列限制性法律。负责筹备2008 年奥运会北京市市政府在9 月14日表示，首批65个奥运立法项目已经启动，其中，针对艾滋病患者和流动人口（农民工，流浪乞讨人员，小美容美发等）的清理和限制，很可能对传染病患者和外地在京农民工的权益造成侵害。事实上，这样的侵害已经发生，今年 6月－9月，北京市已经相继关闭 50所民工子弟学校。联系到中国政府以前的类似行为（1990年北京亚运会、1994年北京残障人士远南运动会，1999 年五十年国庆），人们更有理由担心北京奥运筹备期间弱势群体的人权遭到大规模的侵害。
 
中国政府这样压制人权的重要目的，据说是为了能够在2008年按照他们的标准顺利举办奥运会：营造出中国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没有抗议活动甚至反对声音，外国人看不到中国的任何问题、包括人权问题等等。所以，他们提前清理可能的麻烦，不仅镇压各类异议人士和依法维权人士，而且大规模驱赶外来农民工，因为这些人士损害了中国政府的颜面。于是，他们将这样的迫害视为 2008年奥运会筹备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一个非民主国家举办奥运可能引起两种相反的效果：要么它会促进该国人权状况的改进，要么它会使该国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迄今为止的事实表明，中国的情况不幸而属于后一种。

首发人与人权

前些天在北京，我和陈光诚的律师李劲松、李苏滨讨论过陈案二审可能的结局。我当时悲观的认为，维持原判的可能非常大。劲松不怎么表态，苏滨则认为，该案釜底抽薪，在法院指定陈光诚不同意的律师辩护这个问题上做足文章，或许能起死回生。

李苏滨是中国律师界具有传奇色彩的律师，他曾经数次状告律师的管家洛阳市司法局、河南省司法厅，都取得了胜诉，还被包括中央电视台等40多家媒体广泛报道过。这次又被他言中了，2006年10月31日下午四点，临沂中院法官通知，陈光诚案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主办律师李劲松在接受采访，分析二审发回的原因时说：”发回重审证明一审法院的裁判是百分之百的错误，这是可以肯定的，一般没有重大失误的情况下，二审是不会轻易发回重审的。特别是光诚这种有世界性影响的案子，更是不会轻易发回重审。二审辩护工作应该说是取得了最理想的结果。”我完全赞成劲松律师的这一观点，陈案确确实实存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重大错误。

先说实体，原审判决认定陈光诚构成”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决定执行陈光诚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 “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陈光诚是个盲人，他没有能力”聚众”，法院的卷宗里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陈光诚是如何施展大能把那么多的群众、乡村干部甚至公安干警聚集到现场以致造成交通阻塞的。正如陈光诚的律师在上诉状中揭露的，事件的真相是：陈光诚等五人想搭坐过路的一辆出租车到县里向领导反映。沂南县公安局工会主任孙学农带领十个警察及近百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人身自由的歹徒抢先跑到前面拦下了小出租车，不准它继续前行让陈搭坐。不准来往车搭运陈光诚一家人走。两边的车就自然全被挡住停滞下来了。陈光诚等五个人，因此与这十个警察和近百个歹徒共同在公路上发生了长达三小时左右的言语争执。

这就是所谓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的全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沂南警察肆意妄为，非法限制陈光诚一家行动自由的罪恶外，谁能找出陈光诚的一点点过错？但是，沂南法院就敢颠倒黑白，生生把受害人变成犯罪人！

再看另一个罪名，故意毁坏公私财物。首先，判决书没有认定陈光诚亲自动手毁坏公私财物，而是认定他唆使他人实施这一行为。但这一事实的真相是：政府组织的非法拘禁陈光诚的歹徒在春节期间殴打并拘捕了陈光诚的邻居陈华，陈华的家人以及村民向政府要人，陈华的奶奶因情绪激动而休克，躺在雪地里，村民央求政府的人派车救人，他们不理，群情激愤之下有人去砸了车玻璃。可见，这起群体性事件的背景是当地政府的非法行为，事件的起因也是因为政府见危不救，村民虽然砸车是错误的，但主要责任应该在于当地政府见死不救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并且，自始至终，这件事与陈光诚毫无关系。

公安通过刑讯逼供，取得陈光诚唆使村民打砸玻璃的所谓证言，但是，他们却无法回避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陈光诚当时并不在砸车现场，而且，砸车玻璃完全是群众一时激愤、率性而为的行为，无需唆使。

再看陈案的程序。

陈案从侦查到审判开了很多先例，第一、大规模刑讯逼供，榨取有罪证据；第二、千方百计的，公然阻挠律师取证、辩护；第三，指派当事人不同意的律师参与辩护；第四、一个案子，拆开审理。第五，零口供的案子，残疾人的案子，悍然判了最高刑。如果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这些问题随便哪一个都能导致案件撤销，但是，在临沂，在中国，我们却不敢有这种奢望，这就是我表示悲观、劲松律师出言谨慎的原因所在。

可是，原判真地撤销了，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好消息啊。光诚的好友、善良的胡佳流下了热泪，甚至要胡主席、曾副主席表示感谢！作为律师，作为这个时代的司法见证者，我恐怕更能理解胡佳，更能理解他那些含着辛酸的眼泪！

发回重审，不是案子的最终结果。理论上一审法院还可以做出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宣判无罪；二、维持原判。三、改判较轻的刑期。

从目前看，第二种，维持原判的可能最小。因为一审法院没有任何可能解决陈案的程序和实体上存在的严重错误。

第三种，改判较轻刑期的可能最大（包括免予刑事处罚或者缓刑），虽然没有法律上的理由，但是这是司法潜规则的要求所致。

第一种，宣判无罪，这是本案最正确、最理性的判决，只有这样判，才能洗刷山东在陈案中的耻辱，才能给人民以希望，才能真正彰显司法独立、公平、理性、正义的品格。

这也是我们所期望沂南法院的。司法是人民捍卫正义的最后防线，如果司法不能守着公正的底线，社会正义将荡然无存。

最后，让我向我的老乡陈光诚先生表示敬意！

向为陈光诚案做出不懈努力的李劲松、李苏滨、张立辉、许志永、滕彪、李方平律师以及其他关注陈案的朋友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特别向一如既往的关注\援助陈光诚案的胡佳弟兄表示真挚的敬意和感谢！

注：司法独立、司法公平、司法理性、司法正义是临沂中院内部的宣传标语。

2006年11月1日于青岛

读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你会得到一个强烈的印象：毛泽东实在是个大坏蛋。毛泽东不是后来才变坏的，毛泽东原来就坏。然而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如果毛泽东原来就是坏蛋，本来就是坏蛋，他怎么能获取中共最高权力并统治中国长达二十七年呢？共产党是个大党，里边想必也有很多好人，为什么到头来却让一个大坏蛋成了他们的领袖了呢？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六十年前就有人提出来了。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其写于1944年的批判极权主义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哈耶克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共产党宣称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套理念看上去有它的美好动人之处，因此会吸引一批真诚而幼稚的理想主义者热情投入。但问题是在共产党内部，好人总是吃不开。共产党知道要实现它那套理想不能靠民主，不能靠选票，只能靠暴力革命。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这个革命党不但要尽可能的人多势众，而且必须要有高度的统一高度的集权，要有铁血的纪律。因此，共产党不能靠社会中最好的份子，而只能靠社会中最坏的份子所建立。就像老话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越是君子，越是有知识有教养，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是多样，彼此之间越是互相尊重，因此就越是难于达到高度的一致，越是不肯接受高度的集权。如果需要一个人数众多的、有足够力量能把他们自己的主张强加在其余所有人身上的集团，那么，它的构成者就决不会是具有高度不同的和高度发展的趣味的人，而只能是那些头脑简单、很少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

共产党要在外部实行残酷斗争，在内部实行铁血纪律，你越是有人道情怀，越是有仁爱之心，越是有自己的见解，越是有独立精神，越是宽容大度，你就越是不能适应。而那些心胸狭隘、冷酷无情、好斗好杀的人就越是容易暂露头角，占据主导地位。张戎书里写道，早期的毛并非在理论上信仰苏俄共产革命，但是他那种好斗好杀的天性却使他和列宁主义不谋而合，因此受到苏共“老大哥”的赞赏。而象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那就免不了会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赶下台。以陈独秀当年的威望、地位和中共创始人的身份，尚且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位子上里混不下去，别的好人要想在共产党里占据主导地位就更难指望了。

共产党掌权后立刻着手把它那套理想强加给全社会，其手段之恶劣之野蛮，使得在共产党内部，越是好人越是进退两难，越是坏人越是如鱼得水。由于这种理想本身的错误，很快就招致失败。这样，共产党就面临又一次选择：要么，它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这就必然导致一党专政的瓦解。要么，它强词夺理，文过饰非，以错为错，甚至变本加厉，就像毛泽东发动文革；或者是，在某些实际政策上作出调整和改革，但仍然坚持政治高压以保住自己的权力，这就必须敢于冲破起码的道德底线，直接诉诸赤裸裸的暴力，就像“六四”时的邓小平。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选择了前一种道路，而中共选择了后一种。这也就是说，一旦好人在共产党内当政，势必导致共产党专制政权的瓦解；而要保持共产党专制政权，就必然是最坏者当政。

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中共内部也会出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总书记呢？道理很简单。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八十年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由于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招致天怒人怨，物极必反，由此引发了要求全面改革的强大呼声。只是在这种背景下，象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好人才可能脱颖而出。紧接着就是一浪高一浪的自由化民主化运动，胡耀邦、赵紫阳因为良知未泯，人性犹存，拒绝镇压民主运动，结果被迫下台。而江泽民、胡锦涛则由于在镇压民众时表现出的残酷无情，被指定为第三代第四代核心。于是在中共内部，又一次是最坏者当政。

结论：我们不能一味地寄希望于中共自己的演变。我们必须加强民间的自由民主力量。唯有在民间力量高涨的形势下，才能迫使中共内部改变其最坏者当政的固有格局，使好人有出头的机会。这样，健康力量呼应配合，内外夹击，一举结束血腥的专制制度，使中国走上自由民主的康庄大道。

──《观察》首发   

10月15日（周日）是为艾滋而走的日子（AIDS Walk），早在两周之前，《洛杉矶时报》就出了活动专刊予以详细介绍。在过去的22年中，洛杉矶地区有3万人死于AIDS，现在还有5万7千名HIV感染者，这个数字同时在以每个月200名新病例的速度增长。“为艾滋而走‘的活动虽然具有全国性，但是各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

洛杉矶的“为艾滋而走”活动开始于1985年，目的在于为治疗爱滋病向公众进行筹款活动。22年以来，为艾滋而走活动不仅为洛杉矶地区的爱滋病治疗机构和相关组织筹集到5200万美元，而且成为洛杉矶具有传统性的大型公益活动。推动这项活动的主要力量来自民间，但是不是社会运动人士，甚至也不是爱滋病防止组织，而是商界。活动组织委员会成员由很多大商业集团的负责人组成，赞助商包括梅西百货，联合航空，希尔顿酒店集团，以及一些全美最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如Ernst&Young等等，使得这项活动成为商界回报社会的主要管道。其中希尔顿集团去年捐献10万美元，今年增加为12万，几年准备参加行走的员工达450人。因此而被活动组委会确认为主要赞助者，这是一个荣誉性的称呼。

商业团体出面组织“为艾滋而走”活动，其目的并不仅仅是为自己做商业广告，让自己的公司广为人知，其中也有很多经营理念是值得亚洲地区的商界学习的。首先是社会地位的问题，会计师事务所Deloitte在宣布他们的赞助时就指出：“要成为行业的领导，首先要成为社会共同体的领导。”其次是建立企业形象的问题，很多大公司努力向外界证明自己的公司秉持多元化的政策，以求吸引更加多元化的人才进入企业；再次是企业团队建设的问题。希尔顿集团就曾经表示，参加与推动“为艾滋而走”活动对他们公司来说既是一种员工集体活动，也可以训练员工的责任感和团结精神，这种精神训练我们相信反过来会使得公司运营得到好处。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没有错，但是资本和金钱并不必然带来的就是尔虞我诈和冷酷无情。作为民主国家，这里的特色就是社会的高度自治程度，而这种自治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和商界推动的。这里考验的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远见，因为毕竟，社会进步才能带来自己企业的长久繁荣。艾滋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在亚洲，在中国，其实也很严重。但是社会真的对艾滋问题有足够的重视吗？每年的世界性的“为艾滋而走”活动在中国有多少回应呢？那些大企业，可以为了跟名人吃饭一掷千金，又有几家愿意出来出钱出人组织这样的社会公益活动呢？难怪有人说我们现在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首发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