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兴元(古松):流浪汉刘震西

 

赠诗复论诗,论诗无定资。

寻先推《三百》,风雅奠宏基。

三闾献奇葩,楚声腾涟漪。

十九存古韵,三曹颖新姿。

悲愤十八拍,叙事攀手碑。

至唐登绝顶,宋元明参差。

清律臻完善,格调少瑕疵。

百年魔怪狂,抗争挺劲枝。

劫国开清响,反右再遭歧。

正本清源后,“双百”重理缁。

推陈依古调,出旧赋新肌。

上下几千年,我辈难衡支。

温柔敦厚教,未必尽可师。

“含蓄”“浅陋”见,亦当对镜衣。

情景贵自然,切忌强为之。

君我居山乡,相逢已迟迟。

我岁已逾艾,君届甲末时。

非为诗心冷,约笔总难期。

生计催人忙,安能顾于斯。

每集朝相叙,海天纵横驰。

诵律随短长,韵调自高低。

摆摊罢谈兴,每别总依依。

依依无奈何,梦魂也相思。

相见无可馈,赠此为孤凄。

君我自当重,勿为坎坷悲!

 

这首诗歌名《赠李漫先生并呈古风二十五韵示纪》,作者叫刘镇西,他是一位坎坷潦倒的老光棍,

刘镇西与我素昧平生,是利川一中学生郑世平(野夫)介绍给我的。

 

 

 

刘镇西,原籍重庆市奉节人,汉族,年过古稀。据刘氏族谱记载,刘镇西乃刘邦后裔,同卖草鞋的刘备沾了一撇。从西汉到现世纪越两千年,刘镇西到底是刘氏多少代玄孙,已无从考证。不过刘家香火极旺,又是世代书香,是当地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刘镇西祖父任清末驻疆武职,父亲为纪念这一家族盛事,遂为儿子取名“镇西”。祖父清末携巨额薪资还乡,为奉节首富。

父亲刘海帆乃刘家三少爷,从小聪明过人,爱好诗书、琴画,学习成绩优秀。抗战前毕业于四川政法学堂。因性情受诗书陶冶,常常对现实不满,爱发牢骚,不愿与官场合污。一次在江边游玩,发现桥头石穴中躺着一条奄奄一息的汉子,令家丁抬回家中讯问,方知系江湖好汉,姓游,名方,因打抱不平未果,受重伤多日,爬入岩洞,等待死亡。三少令家丁解开裤筒,蛆虫四散,臭气熏天。赶忙延医敷药,秘密相食。不日祖母发现,令其搬入后院书房,另请名医治疗,酒肉相待,百日痊愈。好汉一心重返江湖,三少送盘缠银两,衣物,江边泣别。

抗战时期,刘镇西表叔因共党案入狱,择期行刑,乃父卖业疏通,免除杀身之祸。表兄弟畅谈国是,刘父相信了表叔劝告,卖业助共党救国。日本投降,产业所剩无几。父亲在利川县府谋得微职,母亲开小铺营生。内战爆发,生活更加困难,不久母亲患病,无力医治而亡,父子相依为命,以微薄薪水度日。

刘镇西从小智商超群,读小学连连跳级,只用四年便高小毕业。新政建立,父亲失去工作,父子俩便失去了生活来源。街房四邻有喊必到,事毕,有钱给钱,无钱给食。后来,地区初级农业学校招生,刘镇西名列榜首。 学校沿民国旧制,食宿免费,刘镇西方能入学。

在校一年,成绩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深得班主任赏识。刘镇西爱好广泛,琴、棋、书、画、作曲、歌咏,田径、游泳、球类,无不涉足。一日路过水塘,见到洗衣老妪,因捞取漂失衣物,不慎落入深水,命在旦夕。刘镇西毫不迟疑地将上衣一甩,跳入水中向老妪游去。没想到老妪死死抱住刘镇西,使刘镇西施展不开手脚,在水中挣扎。所幸,刘镇西挣扎之中抓住了横卧水中的一根柳枝,两人方才捡回性命。奇怪的是,老妪被救了,刘镇西的衣服却失踪了。

次日,学校饮水断流,挖开管道,发现一件上衣堵塞了管道,一查,是刘镇西的衣服。学校领导怀疑是刘镇西故意破坏,因为刘镇西系伪政人员子弟。刘镇西交待衣服失踪缘由,但找不到老妪证明,因而学校认定刘镇西狡猾抵赖,念其年幼无知,宽大处理:开除学籍。刘镇西从此坠入苦难深渊。

 

 

 

刘镇西伤心地回到父亲身边,重新过起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游民生活。刘镇西本是恭驯少年,现实生活让他养成桀骜不驯性格,受人欺负,极力反抗,傲慢无羁,目空一切,好打不平。

求学之路被他舍己救人的衣服堵塞了,但求学之志却更加坚定。有一次,他帮别人挖粪坑,苦干四天,得到两元工资,心想,这下可吃几天饱饭了。他嗯嗯啊啊,哼着小曲,漫步在回家路上。路过广场,他发现地摊上摆了一堆线装古书,就像缺水多日的骆驼一下子发现了清泉,埋头猛喝,摊主收摊儿了,他仍舍不得放手。

 

他问摊主:“这堆书要多少钱?”

“三元。”

“两元干不干?”

摊主心想,摆了几个月的废纸,问都没人问一下,顺口便说:“两元就两元!”刘镇西给了钱,脱下长裤,满满装了两裤筒。

父亲帮工还没回来,自已就在桐油灯下读起书来。他把书清理归类,四书、五经、离骚、九歌、三国、封神……,另外还有一些古今音乐、绘画,也有些自然科学书籍。从此之后,晴天出去干零工,雨天和夜里就读书。

他读书不为应考,不为求生,只觉得书中知识令人神往,让人陶醉。一天劳累后,他无需头悬粱,锥刺股,古今中外名人让他夜不成寐。晚上坐在煤油灯下畅游知识海洋,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夜里父亲几遍催他睡觉,他还舍不得放手。眼睛由于过度疲劳,他患了严重近视,又没钱配眼镜,后来到老年时几近失明。

——数十年后一次他与我同行,突然直挺挺地扑在地上了,一看,才知踢到一块水泥块上。我赶忙将他扶起,查看跌伤,他却说:“无碍,无碍!这又不是第一次。”我劝他外出拄根拐杖,至今不干。我送他用了多年的拐棍,他外出仍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前几年,他喜欢打小麻将,总是输少赢多。人近古稀,思维依旧敏捷,就是视力太差,总要趴在桌边,才能看到二筒、九万,别人出手,他要求报牌。每次摩牌,他都凭手感决定取舍。打牌时嫌别人太慢,常与人争执,刘镇西从不认输。

——如今,春、秋季节的利川大街上,广场里,人们常常见到一个头戴小 博士帽,披一件不合身的长尼大衣,昴首挺胸,目不斜视,嘴上烟雾缭绕,并不时地用食指弹一下烟灰,烧过过滤嘴了还捏着不放,甚至还要放在嘴上再吸一吸,“丝丝”有声;于是,咳嗽起来了,很剧烈地,“喷!”一口浓痰吐出……。这个肮脏邋遢、猥琐不堪、独来独往的老头儿就是刘镇西!

——他爱去广场聊天,人们戏说他天上知道一半,地下全知。说实在的,他的确与文化人搭得起腔,道听途说不多,引经据典不少。有一次,我听到他与一位退休高级教师对话,提起一些历史人物,大多为他所不耻。他最鄙视品德欠佳的人,比如郭沫若。

——“他呀?不是东西!”每当侃友提起郭沫若的时候,刘镇西总这么说。

——“郭沫若的才气是不错嘛!”

——刘镇西很不屑:“除了考古,还有啥?”

——刘镇西这是说,除了考古,别的地方他不服郭沫若。

——的确,刘镇西在格律方面有相当的造诣。一说起律诗,他嘴里总离不开他几个徒弟,某某是我大徒弟,某某是我二弟子,某某是……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刘镇西的知识都是自学的,广度、深度都不错。但是他有个毛病,总爱拿自己的优势跟别人的劣势比。比如他善律诗,律诗就成了学问的全部,凡不懂律诗的在他眼里都狗屁不是。这就是他不能广交朋友的真实原因。

 

 

 

刘镇西一生读书,一生坎坷,一生穷困潦倒!人们说他满腹经纶,捧着金碗碗讨饭吃。我认为他的悲惨命运要怪我国的体制。在体制内的人就有保障,体制外的人无人问津,不管你学问有多大。如果是在民国时期或者如今改革开放,凭本事吃饭,我相信刘镇西都能吃得饱饱的。

非但如此,刘镇西一生一切荒诞离奇的遭遇都源于我们这个体制!

比如1958年一些小学生爬到他茅草房上“除四害”捉麻雀,他跟学生说,动物学家解剖证明,麻雀的主要食物是害虫。学生说这是毛主席叫捉的呀,你敢说毛主席错了?刘镇西据理力争,说,毛主席就不犯错吗?这下可惹了大祸,学生们回去向 老师汇报,老师又向校长汇报,校长再向上级汇报,层层汇报,层层添油加醋,最后以反对毛主席罪,判处刘镇西劳动教养四年。

天下奇冤,镇西一叶!

在恩施劳教期间,他在红庙与右派们一起做砖烧窑,分到踩泥分队,一年四季与泥水为伍。夏天烈日当空,晒得皮肤黝黑,成了黑泥鳅;入冬雪花飞舞,冷气逼人,他的手脚皲裂化脓,钻心地疼痛。由于囚衣单薄,不能御寒,他就用增加劳动强度来暖和身子。劳教人员粮食指标一减再减,长期缺少营养,造成全身乏力。好在他还年轻,最终坚持了下来,那些老右派们倒在泥坑里,爬不起来的比比皆是。

刘镇西是个不能片刻离开书本的人,劳教所没有别的书,但是《毛选》多得是,他只好读毛主席著作。可是读书人都不是傻瓜,刘镇西从毛主席的文章里读出了很多违背中华传统的东西,他感到恐惧,从此就不敢再读了。

对压迫欺凌已经习惯的刘镇西,只要与年迈的父亲一块,什么也不在乎。牢底终有坐穿的时候,刘镇西刑满释放,释放后刘镇西风风火火回到利川城,哪知迎接他的是晴天霹雳——父亲长期缺粮,周身浮肿,几天汤水未进。家徒四壁,柴粮皆无。他拼命找活干,只能将稀饭送到父亲面前,无力求医,眼睁睁地看到父亲离开人世。父亲去世,无钱安埋,亲朋送来几块楼板,合了个木匣,深深埋入荒山野岭。

刘镇西痛心疾首,躺在茅棚里哭了三天,饿了三天。他昏昏沉沉,起床找水喝,一下绊倒在稻草堆里,感到有一些软乎乎的东西在身下。伸手一摸,啊!原来是一堆书。他转悲为喜,原来的书竟然还在!

他感谢父亲,父亲给他留下了无价之宝!他不再哭了,他要坚毅地走自己的路。

 

 

 

大跃进结束了,民众生活恢复了常态,街邻有工做工,无工就帮人挑饮水。刘镇西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卖老鼠药也不得安宁,赚钱不多,还担惊受怕,时常受到工商、公安驱赶、没收,甚至不如小偷、扒手。农妇服鼠药自杀,还要追究卖药人责任。生活实难维继。

除四害之后,恢复最快的是老鼠,这给刘镇西找到了一线生机——卖老鼠药。本文开头引诗,就是刘镇西卖鼠药时期,与利川县柏杨镇潦倒诗人李漫老人互赠的一首。

卖老鼠药也不得安宁,赚钱不多,还担惊受怕,时常受到工商、公安驱赶、没收,不如小偷、扒手。例如农妇服鼠药自杀,还要追究卖药人责任,生活实难维继。

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刘镇西又出事了。

毛泽东去世,华国锋成为党的英明领袖。他以歌词铭志:

 

“天高朦朦风雷急,华厦摇摇危急时;

昙花虽美难长久,日薄西山有谁知?”

 

他又谱了曲,闲时在街头巷尾哼唱。他天生一副男高音嗓门,引来一些好奇的小学生,不久,传遍城乡,公安大震,最后追到刘镇西头上。

二进宫的刘镇西,对于吼叫、辱骂、欺凌、屈辱、刑讯已习以为常。他坦率承认,华国锋无能、无功、无德,难以服众,无力支撑华夏,只能是昙花一现。此时利川造反派头头牟文新,因反邓、反华判处死刑,公安认为,刘镇西与牟文新是窝案,必须同刑。再经查实,文革中刘镇西没参加任何派,的确与牟文新案无关,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叛处有期徒刑十年。

“四人帮”垮台,刘镇西无罪释放。

 

 

 

刘镇西又回到利川。囚徒返乡,生活无着,只好窝居在多年前的难友家里,跟难友学习修鞋、烧字。刘镇西智商高,做啥像啥,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市场有限,难容“二虎”,他告别师傅,桃起担子云游四海。风餐露宿,流落江湖。

有一年,他流浪到云南大理,一天一个“杂皮”凑了上来:“哥儿们!借几包烟钱!”异地他乡,刘镇西不想惹事,倾其所有,只摸出几张小票。那“杂皮”嫌少,伸手一拳,刘镇西顿时鼻血长流。刘镇西怒火中烧,遂与“杂皮”交起手来。刘镇西年过四十,显然不是“杂皮”的对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此时围观者中腾地冲出一条大汉,三拳两脚将“杂皮”打翻。大汉抓起“杂皮”衣领,往前一推,“杂皮”几个踉跄,逃之夭夭。好汉却因用力过猛,腰椎严重受损,再也直不起腰来。刘镇西急忙上前,把好汉扶回他家。双方互通姓名,才知对方姓武,名胜,好打不平,乃当地公安头疼的“钉子户”。

那武胜好汉也是贫困人家,上了几次医院,越医越严重,疼得汗水淋漓。刘镇西突然想起,父亲在世时传给他治腰椎伤损的密方,不妨试试。他弄来中药,配以按摩,几天之后,武胜竟然神奇般的丢掉拐杖,行走自如。

适逢武胜应朋友之邀,外出保镖,留刘镇西暂住些时,待他返回后再做安排。

刘镇西治腰伤的事不胫而走,传到了当地公安局长耳朵里。一日局长派人把刘镇西请去家里,医治腰伤。他一看局长家豪华、气派,知为大富人家,但不知是公安局长。他讯问病历时,方知病人职务,且为施刑时腰椎受损。刘镇西心想,给这种人治伤,无异于拯救魔鬼。他草草敷衍一次,便逃之夭夭。因此也与好汉武胜失去了联系。

自从父亲离世后,刘镇西就没有了家。父亲的坟茔总让他梦魂牵绕。他两手空空,又回到这块难以忘怀的苦难地方。

这次返乡刘镇西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陈鸿儒——利川师范学校校长,早知刘镇西文学、艺术才气不错,向他的学生,市文化局局长举荐,要刘镇西去文化局工作。刘镇西如果前往任职,算是有了体面的工作,也能有个安定的住所,不再漂泊。可是他竟婉言谢绝。后来笔者问他为何不去,他说:

“我去也呆不长,我写的诗、词他们不会喜欢,他们喜欢的,我写不出来。”

此时利川有一位未来的名人,叫野夫,他刚从师专毕业,分回县城工作。野夫真“野”,他在考武大作家班之前,从恩施师专毕业,分回利川工作,他不分三教九流,有才即交。他邀刘镇西参加了他发起的剥枣诗社。他们有空就饮酒吟诗,刘镇西滴酒不沾,嗜烟如命。野夫“五毒”俱全,两人成了挚友。

这野夫后来在武大作家班毕业,被熊昭政(一九八一年调入湖北省任专业作家至今,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设套,判刑六年。牢底坐穿,出狱后野夫成了自由撰稿人,出版了诗集,长篇小说《父亲的战争》,及同名三十集电视连续剧,近日在港、台、渝同时出版由章诒和作序的散文集《尘世.挽歌》

 

 

 

不久,应一位狱友之邀,他加入了一个建筑队。建筑队倍受政府部门欺凌、压榨,因为多数人是劳释分子,政治不可靠。政府给挂了个“城关建筑队”招牌。难友们倍加珍惜这份职业,勤奋苦干,慢慢地创建了一份可观的集体家业。刘镇西与难友们一样欣喜若狂,以为有了这份家业,老而无忧了。

此时的刘镇西已知天命,经难友凑合,与一贫困老寡妇结为伉俪,共同抚育前夫女儿。从此,刘镇西才有了个家。女儿长大外出打工,老两口东借西拉,在一个四面皆房的“天井”中,建起了碉楼式的三层楼房。楼梯扶手无钱配置,粗粉刷也难办到。夫妇俩第一次住在这家徒四壁的楼房里,兴奋无比。刘镇西脸上有了笑容,工地上、大街上,都能听到他自编、自谱、自唱的一首歌曲:“天地昏昏,云缝里透下一股光束,冷却的心啊,有了点热气……”。

一天下午,刘镇西在工地上哼着歌儿,突然得知妻子出事的消息,他跌跌撞撞跑回家里,方知妻子从三楼摔下底层,满地是血,一动不动。他千呼万唤,妻子也无反应,俯身察看,心音消失,瞳孔扩散,妻子断气了!刘镇西突觉天昏地黑,昏倒在地。

 

这是刘镇西一生中遇到的最大打击。刚刚有个家,妻子又没了;妻子没了,家就没了。他一生的挫折太多、太多了;苦难与他年岁相随。眼泪已流干了,刘镇西埋葬了妻子,又成了光棍。

建筑队财产掌握在镇政府领导心腹手里,建筑队的百万资产成了贪官小金库,领导可以任意挥霍,建筑队资金渐渐枯竭,最后连职工工资也发不起。镇领导宣布建筑队“破产”,百万资产成了领寻的囊中之物。最后剩下一片价值几十万的房屋,职工无权处理,交给了政府,每年几万元租金,也被镇政府抓在手里。经过大家抗争,政府才给大家办了低保,几十个创建这份资产的老人,靠低保话得下去吗?这是刘镇西受到的最后打击,命运多舛的刘镇西又成了彻底的无产阶级,重新过上流浪漂泊的生活。

刘镇西年过花甲,几近双目失明,女儿已在外地成家,他又不愿拖累女儿,仍要坚守夫妇俩共建的“家”。前年野夫回利川,总算说服刘镇西另想办法生活。野夫竭尽全力,在市福利院给刘镇西张罗了个吃饭场所,这才勉强解决了他的生存问题。

如今刘镇西已经七十岁了!刘镇西,你双目失明了,以后的日子咋过呢?

国际笔会狱委会关于维族记者海莱特·尼亚孜等被判刑的紧急行动通报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

关于维族记者海莱特·尼亚孜等被判刑的紧急行动通报

(2010年8月9日)

中国:维族记者、编辑被判刑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震惊于维吾尔记者、编辑海莱特·尼亚孜(又名海来提·尼亚孜)于2010年7月23日被判刑15年。海莱特·尼亚孜于2009年10月被捕,并因报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2009年7月暴动而被判定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国际笔会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据国际笔会消息,曾任“维吾尔在线”网站(www.uighurbiz.net)编辑的自由记者海莱特·尼亚孜2009年10月1日被从新疆塔城天山区家中带走,据信他被捕是由于在2009年7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爆发骚乱后接受境外媒体的批评性采访。尼亚孜在新疆暴动之前强调该地区族群关系紧张的文章及发生暴力后接受香港媒体的采访,被检方作为指控证据,此后被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判定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他已提出上诉,目前被关押在新疆乌鲁木齐天山看守所。

海莱特·尼亚孜现年51岁,曾任《新疆经济日报》、《新疆法制报》记者和专栏作者,在2009年6月以前为“维吾尔在线”(uighurbiz.net)网站编辑和管理员,该网站网主、学者、作家、维吾尔笔会会员伊力哈木·土赫提本人曾因据称“鼓动分裂”于2009年7月被拘捕并关押了6个星期。

2009年8月被捕的另三名维吾尔网站管理员,据报导因2009年7月骚乱后发表在他们维语网站上的文章,于2010年7月下旬也被判重刑。他们是地亚尔网(diyarim.com)网主兼管理员迪力夏提·帕尔哈提(Dilshat Perhat),彩丽肯网(salkin.cn)管理员努尔艾力(Nureli)和露水网(xabnam.com)管理员尼加提·阿扎提(Nijat Azat),据报导在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判后,三人分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3年、5年和10年。这三个网站都已被封闭。

相关背景

2009年7月5日,维吾尔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上街抗议发生在中国南部广东省的一起事件,该事件中数名维族工人在广东一家玩具厂遭到汉人袭击并被杀。抗议活动在乌鲁木齐导致与汉人的暴力冲突,并遭当局暴力镇压。新华社报道说,156名汉人被杀,一千多人受伤,虽然细节和数据不可能被核实。据估计已有大约1400人被逮捕。

请发出呼吁:

——抗议监禁维族记者、编辑海莱特·尼亚孜和三位网站管理员迪力夏提·帕尔哈提、努尔艾力、尼加提·阿扎提;

——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

——寻求保证他们在监禁中受到人道待遇。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您复印您的呼吁书给当地的中国使领馆请其转交并欢迎任何答复。

呼吁书寄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编100032

国务院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乌鲁木齐市,邮编 830041

中山路2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努尔·白克力主席

请注意我们没有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您要求您所在国家的中国外交人员转交您的呼吁。部分中国使领馆联系方式参见:

http://www.embassiesabroad.com/embassies-of/China

如果可能请复印呼吁信交给您所在国的中国外交人员。

 

**如果晚于2010年9月30日寄出呼吁书,请与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 44 (0) 20 7405 0339

电邮:[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龙应台:我是一个永远的实习医师

南方周末:可不可以描述一下,您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龙应台:我发现,其实年纪越大,梦想越小。如果我今年是22岁,刚刚大学毕业,你问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大概会说,我有个非常大的、如何让这个社会和这个国家变得更好的梦。但是,这么多年走下来,其实梦越来越小。这并不是因为对人生越来越悲观,而是,我所亲历的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初这一段人类的大历史,有一些比较大的梦,你看着它一个一个被实现。

二十多岁的我,生活在一个非常闭塞、非常贫困,思想上非常苍白,个人的思想自由非常被压抑的台湾社会中,那时最大的梦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跟西方的自由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巨大的思想自由的空间。过去这五十年,可以看到,那些大的梦,有些是局部的实现了。当然,实现的同时,另外一套难题又衍生出来,那是另话。

你问我现在最大的梦是什么?我会说我的梦很小。我会说再过两天是月圆,我特别想到花园去看最圆最黄最漂亮的月亮。接下来,下一本书写完了,会有两个月的空档,我梦想的是如何可以找到两三个最喜欢的朋友,到最特别的地方去旅行。或者是说,我知道明年暑假孩子会到台大来当交换生,我现在就开始想那个学期我要怎么样享受他在我身边的时间。你看都是小小的个人的梦。可是老实说,这是因为那个很大的梦(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你空间,让你有那种奢侈的自由去做一个人的小小的梦。

南方周末:您后来去美国,可以说是想去找一个实现自己梦想的路径,可是真去了之后发现那里其实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台湾的现实跟那里完全不一样,您想要的不一定能要得到。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您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有没有一点迷茫?

龙应台:不太有迷茫,因为天真。

我跟我台北的精英朋友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那就是我在南部的渔村长大,当我同龄的台北少年们已经在偷偷地读鲁迅、读禁书的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鲁迅这个人。在南部乡下长大的意思就是,我比台北的朋友们懂得少、知道得少。知道得少意味着,1983年从美国回到台湾开始写《野火集》,大声地抗议这个社会“怎么是这个样子”、“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前面有很多呐喊的人都碰到如何悲惨的命运。因为我是南部乡下长大的小孩,所以写《野火集》的那个时候,我比一般我的同侪们要来得更天真。所以反而觉得,这些梦全部都是可以成真的,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去做?这样想就没有那种迷茫,也没有那种愤世疾俗,就是天真地觉得什么事都是可以做到的。

南方周末:您寻访过很多老兵,我想他们肯定都有自己的梦。可以为我们描述一些他们的梦吗?

龙应台:我为了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采访了很多老兵。老兵有很多种,跟我父亲一样的1949年的这些老兵们,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诉说如何艰苦、贫穷的时候都可以讲得很清楚,在诉说如何打仗、战败、被围困、忍受饥饿的时候都可以很坚强,但是在讲到离家之前对母亲的最后一瞥的时候,每个人都崩溃了。这给我的印象当然是非常深刻的。

可是有一个老人家的梦,我觉得最特别。他是台东的原住民,17岁的时候糊里糊涂以为要去读书,结果发现变成国军了,糊里糊涂到了高雄港,一看一条大船在那,就被押着上了船。这艘船就直接被送到山东的战场去打共产党。打了没多久,他被俘虏,又变成解放军了,一直到1990年代,才获准回家。60年的人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去了。我问他,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就像磁带倒带,你希望倒到哪一点?他说希望时光一直倒回到17岁那年,“他们跟我说行军半天就回家,结果走着走着到了海港,看到一艘大船”,他希望时光倒退到他走在上船的绳梯上的那一刻,不是让他上船,而是让他倒退走下船回家。这是他的梦,也是一个破碎的梦。这让人很伤感,当一个国之大梦破碎的时候,有太多太多人民自己的小梦也是被肢解破碎的。

在致敬现场,龙应台说:“那个很大的梦(的实现)给了你空间,让你有奢侈的自由去做一个人的小小的梦。”

南方周末:和文化界的前辈们,比如沈君山他们,你们在梦想上有没有交集?

龙应台:有。你譬如说,在台湾很受尊敬的余纪忠先生,他是一个典范,他有过一个“中国梦”,而这个“中国梦”,不应该被简化地理解为“让中国崛起、让中国强大”。他们那一代人的“中国梦”,其实是文化的和思想的。他曾经打过赵家楼,参加过抗战,后来在台湾办了一份有启蒙意义的报纸《中国时报》,为台湾的民主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这辈人的所作所为,我觉得是承袭着自龚自珍以降中国文人的传统。到台湾后,办报是他实践自己的梦的具体做法。我对他这样的文化前辈当然有着很高的尊敬。但如果你问的是,我是不是跟他们所有的见解都一样?那就不一定了。他们那一代人,跟我对于“中国”这个概念可能就会有不太一样的情感深度以及价值观。“民族主义”可能在他们的价值图谱里会稍微强一点,我们这一代人,比如我自己,可能“民族主义”就不那么重要了,起码不如“民主”这种价值。但是在基本的文化风范、思想,以及最核心的社会责任方面,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南方周末:大家各有各的办法,在实现自己的梦。有人把您比成“女鲁迅”,您认同这种比喻吗?鲁迅对于国民性有很多批判,您也曾经说过,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个人,人民的素质是所有梦想的基础。为了提高这种所谓的人民的素质,您能开出一个什么样的药方?

龙应台:我比鲁迅要温柔点吧?性格也不一样。他当然有他的时代的背景,那样忧患的时代给他很大的压迫感,所以他也比较急切。我对于冷静观察、理解本质的兴趣更高一点。我不太愿意说我能开什么药方,如果一定要说文人对于社会的关系有点像医师开药方,我倒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永远的实习医师,自己在不断的学习中,因此不太敢说自己开药方。

以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台湾社会来说,有一点像剥洋葱一样:开始的时候会以为集权体制就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没想到你把外面那一层政治体制的问题剥掉了以后,赫然一看里头还有一层,这一层很可能就是行政体系本身的颟顸、贪腐、无效;你把这一层再剥掉以后,又发现里头还有东西,一个社会少了政治控制之后,它变成由商业、由金钱利益来控制;把这层再剥掉以后,你又会发现,从前义正词严的反对党、从前抗议的英雄们,本身变成了可怕的动物。你打倒了一个压迫你的东西之后,马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需要抵抗的对象。到最后,如果你自己的反省能力够强的话,你会发现:你自己就是那个洋葱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很不敢说下什么处方,因为往往那个开处方的人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但必须承认的是,今天的社会氛围非常奇怪,商业文化、消费文化侵蚀着我们的生活,传统的文化存在着断裂。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是“前所未有的现实、难以捉摸的未来”。这会不会困扰很多人,包括您自己的梦?

龙应台:有困惑。对一个国家的所谓崛起、社会的兴盛和衰微,我们有一套粗略的价值评判,中国现在崛起的姿态和速度,确实是让全球的人都懵了,怎么是这样的速度、这样的方式,而且带着这么多的悖论?有些事情我看不懂。所以就会有一个困惑:你什么时候该对大是大非做“裁判”?什么时候其实应该保留、继续观察?这种拿捏我觉得其实在考验着所有关心中国以及观察中国的人。

南方周末:其实我也注意到您的这种变化,似乎不是在直接地批判了。您也说到,如果对于事实没有很深刻的了解,不会轻易做出评判。这是不是也是这些悖论对您产生冲击之后的选择呢?

龙应台:对,因为我发现这个悖论非常非常巨大。这个悖论的落差,可能还大于我所认识的譬如说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个时代,或者说康梁的时代,因为它跟科技的发展、跟全球化急速的变化有关。在台湾成长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其实不太容易说是客观的,因为我们在“万恶的共匪”这个环境里长大。到了“万恶的共匪”这个过程过去之后,又出现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对峙,有民进党关于“独立”的一套叙述。两者虽然是不一样的东西,却又有重叠的部分。不管你是哪一边,你总是从那个环境里出来的,又带着和中国文化、文字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要客观不是那么容易。对我自己比较大的挑战,是想要看清楚。

许知远:信仰的幻觉

从波兰看中国,不能只热衷於谈论“信仰”,中国问题关键在错乱的政治系统和谎言。

——————————————————————————–

自杀率比上一年少了三分之一,酒精的消耗量下降了三成,甚至餐桌的政治笑话都减少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聪明、刻薄的笑话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在喝酒时,它们暂时缓解了生活的残酷与荒诞。

一九八一年的波兰,像是突然变成了另一个国家。“整个国家不再被异化”,一位美国学者说。在表面上,波兰还是那个波兰,她生活在莫斯科的阴影下,三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没有带来理想国,反而是经济、文化、道德的全面衰退与停滞。人们一开始愤怒,然后无力,用自杀、酗酒与嘲讽,躲藏到天主教背后,来应对绝望。

新变化来源於团结工会的成立。与马克思定义的工人阶级不同,波兰工人们没有试图推翻政权,夺取权力。相反的,他们与政府谈判,做出让步,组建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它也是共产主义波兰的第一个自治组织。

团结工会带来的不仅是组织上的变化——波兰社会出现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它更是心理上的戏剧性冲击——人们开始公然的讲出他们所想,不再生活在谎言里,人们再次对生活充满希望,觉得自己有力量改变些什么,生活又有了目标。

倘若要了解此刻的中国社会,三十年前的波兰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参照。意识形态破产带来了信念真空,政治停滞则浇灭了改革的热情,人们越来越发现自己无法分享到经济成长的好处。一种绝望感与无力感四处蔓延,这种无力感是以狂欢的方式发泄出来,倘若你留心酒桌上、手机短信里、网络上的种种笑话,你会怀疑是不是中国人所有的创造力都运用到此了。

也是此时,很多人热衷於谈论“信仰”与“宗教”。“都是因为没有信仰”,很多人在谈起中国社会的重重困境时,经常这样说。你也总见到引用《金刚经》的企业家;组建家庭教会的知识分子,甚至在无神论中成长起来的政治人物都宣称要“仰望星空”的道德敬畏感……

他们所说所做的,或许都没有错,却很可能错过了重点。对於信仰的谈论,有点像是八零年代人们对於“传统文化”的攻击。因为不能直接批评现行政权,人们批评“封建专制传统”。而如今,中国的重重问题首要来自於一个错乱的政治系统。它依旧在彻夜不停的制造谎言,它扼杀了社会改良的可能性,它堵塞住人们自由表达的渠道。也像所有晚期的极权主义一样,与其说这种压制来自於直接的暴力,不如说来自於强大的惯性。由於长期生活在恐惧与谎言下,人们仍不自觉的配合者现行的秩序。人们生活在一个异化的环境里。

对信仰问题的过度迷恋,也是这种异化的一部分。因为无法直面问题,人们寻找一个更遥远与抽象的解决方案。它有时还把问题複杂化。原本专制体制的弊病,被複杂化为中国文化、国民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文化里没有超越性。更糟糕的,它还给予人们一种幻觉——似乎真的存在某一种“信仰”的药丸,当中国人集体吞服后,整个国家,所有人就会获得救赎。

建立多元的价值系统

看看团结工会给波兰人带来的奇妙改观。当人们开始正常的表达,开始有渠道参与社会变革,所有那些被归咎於“缺乏信仰”导致的问题,经常会自然的消失。而如何在此刻的中国,建立更多的权力中心,建立多元的价值系统,以制衡旧有的单一权力系统,才是真正的挑战。这需要很多具体而微的建设,需要很多人持久的努力,当然也需要人们的真正的信念。这种信念来自於每个人挫折重重的自我探索,而不是某种空洞的、集体的“信仰”。

狄马:巴金说过什么真话?

2005年10月17日,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因患恶性间皮细胞瘤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对于他的死,人们并没有感到太多惊奇。对于一个缠绵病榻六年,浑身插满管子的过百老人来说,无论在那一天去世,都应该算寿终正寝。真正使人惊奇的倒是巴金去世以后官方和民间异乎寻常的一致赞誉。中国有为死者讳的传统,文人好写”谀墓”文章,甚至民间也有”死者为大”的说法。但对于巴金这样一个言行历历、力倡说真话的人来说,编织过多的溢美之词,有意无意地拔高他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高度,在我看来,不是纪念,倒近乎讽刺。

比如说他的文学成就。众所周知,”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及”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曾经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青年的开蒙必读物,高觉慧的果敢行动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反抗由黑幕包裹着的礼教文化,以至出走成了那个年代人们反抗家庭,反抗吃人道德的经典动作。即使是抗战以后写下的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在探索人性、刻画小人物卑屈而不甘的命运方面,都达到了他自己以及其后好多作家都无法企及的高度。但1949年以后,除了一堆歌功颂德的散文以外,巴金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晚年倾注大量心血写下的《随想录》,情真意切,泪浪滔天,力图为自己靠谎言生活、随风倒浪的后半生挽回尊严,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论表现形式、思想高度都没有超出当局给定的标高线。因此,要说巴金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学大师,那也只能说是个腰斩了的文学大师。对于一个饱经忧患的历史老人,我们当然不能过分苛求,但条件是你也不能过分褒扬。如果上半叶的辉煌成就值得纪念,那么,下半叶的”奉旨填词”该如何对待?如果《家》《春》《秋》值得大肆渲染,那么,《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谈别有用心的》、《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等文章是不是也该痛加剖析?

自由主义者看中巴金早年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认为巴金从一个腐败专断的国家现实出发,曾经把自由演绎到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所能达到的热烈巅峰。尽管他后来放弃了自己的信仰,1958年以后更是对自己文集中的无政府主义内容删除惟恐不净,直到晚年都对自己的信仰讳莫如深。如果早年对自由的热烈追求值得纪念,那么,后来又对自己的信仰挥刀自宫该如何纪念?难道要我们纪念巴金的”大丈夫能屈能伸”?再说,如果像巴金这样早年追求过自由,后来又放弃甚至践踏自由的人该高度纪念,那么,像林昭、遇罗克、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这些向往自由,最后又为自由喋血的战士该如何纪念?不要说这些烈士,就是那些早岁追求过自由,晚年又勇敢站出来为自由辩护的知识分子像顾准、李慎之、吴祖光这些骨气奇高、慎思敏行的人该如何对待?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做烈士,但前提是你也不能无原则地吹捧苟活者。实话说,我对一些媒体赞誉巴金是” 20世纪的良知符号”感到脸红。因为实际情形是,这个”良知”有时有,有时就没有,像段誉的六脉神剑时灵时不灵。

再说巴金的”说真话”.一个人要人说真话并不难,难的是自己说真话。1986年巴金的《随想录》出版后,我还是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怀着对文学大师的热烈仰慕,读完了部分篇章。从此,我知道巴金是一个说真话的人。十几年后,我在一家专讲妇女化妆打扮的杂志打工。偶尔有一天,在资料室的书架上看到一本久违的《收获》,封面上赫然印着”巴金主编”.当时心下一愣,不是说巴金已身染重病,说话吃饭都困难了么?还怎么”主编”?显然就不是真话嘛!这里面有两种说假话的可能:1,巴金说假话;2,《收获》杂志社说假话,而《收获》杂志社的实际负责人恰好就是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现在我们姑且认为巴金没有说假话,但一个主张讲真话的老人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能影响,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影响别人?如果这两种情况都不是,那么,我们就只能感叹,说真话真难啊!

尽管真话不等于真理,但真话却是通往真理的第一步。我们很难设想,一个说假话的人能达到科学的光辉顶点。因而,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为真话付出了生命。即使是政权更易乃至万马齐喑、充满暴力和谎言的”文革”时代,仍然出现了像吕荧、梁漱溟、马寅初、黄万里等难得一见的骨鲠之士,更不用提林昭、遇罗克、王申酉等为真话殉难的烈士了。我们当然不能强迫别人说真话,但我们要求一个主张说真话的人以行动践履自己的主张总不为过吧?就像我们要求一个自然科学家以实验来证明他的理论一样。当伽利略没有提出自由落体运动定律的时候,谁也不能说,让伽利略做一个实验证明亚里士多德错了;但当伽利略提出重的物体和轻的物体在外力相同的情况下同时落地以后,比萨城里任何一个打饼子的老妇都可以说,老伽,试一下让我们瞧瞧!同理,在一个谎言四布、暴力横行的年月里,谁也不能要求巴金一人做一个”说真话”的先行者;但当和平初降、谎言不再畅行无阻的时候,一个有声望的老人提出了”说真话”,这时,不用说一个有道义的知识分子,陕北乡下一个担粪的老头都可以说,巴老,你说一两句试试。甚至不用巴老亲自”说真话”,支持一下”说真话”的人,行不?但没有,从巴金提出”说真话”的1986年到逝世,我们陆续听到的只是巴老出版全集、百岁诞辰、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看望的消息,没有听到巴老对国计民生发表哪怕一句属于自己的看法。有人说,你这是无理取闹,巴老晚年目不能视,耳不能听,连假话都说不了,遑论”真话”?但官方消息显示,巴老真正病重住院是1999年2月,从1986年到1999年其间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或者说在各行各业涌现了多少”说真话”的英勇斗士?巴老身体不好,不要亲自说,表个态支持一下因”说真话”而身处逆境的人们,行不行?

因而,充其量巴金是一个提倡说真话的人,提倡说真话不等于说真话,就像提倡环保不等于环保,提倡素食有时也不妨吃荤,我主张善待同性恋者可我本人不是同性恋一样。也有人说,提倡就不错了,总比不提倡好。可如果仅仅是提倡就值得大肆纪念,那么,任何一个幼儿园阿姨都可以获此殊荣。也有人说,你这是故意找茬,提倡说真话也总比提倡说假话强吧?是的,提倡说真话比提倡说假话强,但这样一个道德要求对巴金也太低了吧?因为按照这样一种逻辑,几乎任何一种主张都可以获得原谅。比如,我主张杀人,你反驳我,我说,总比活埋好;我主张活埋,你反驳我,我说,总比凌迟好;……我主张偷人,你反驳我,我说,总比抢人好;我主张抢人,你反驳我,我说,总比谋财害命好;我主张谋财害命,你反驳我,我说,总比先奸后杀再掳财好……中国人对强者、权势者、名角巨腕总是宽容到无边无际的地步,总是想方设法替他们的任何行径寻找合适的理由,而对弱者、草民、奉献者则严格得近乎苛刻。

巴金晚年真正令人动容的是他的忏悔精神。当一场人为的灾难随着极权主义领袖的自然死亡匆匆收场后,在浩劫的现场站起来的都是控诉者,没有跪下来的忏悔者。巴金以耄耋之躯双膝弯曲,手指鲜血,眼望苍天,握紧一柄沾满朋友和妻子鲜血的刀锋,指向自己。这种自省精神、忏悔意识虽然不是源自人在上帝面前的罪性洗礼,以至影响了自省的深度和高度,但放在极权中国的特殊语境里,这种来自古老传统中的羞耻意识依然极为稀缺。它代表了一代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亲手参与的罪恶绝不姑息的沉痛书写,即使放在教育滑坡,学位泛滥,学术腐败遍地,犬儒主义大行其道,既得利益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今天,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

因而,对于一个创造了实绩并且已经交付历史的人来说,任何过头的赞誉都不过是为了活人分肥。大凡一个人或事件之所以值得纪念,无非是因为两种情况:1,这个人或事件在他(它)所在的领域内,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藉以造福人类;2,这个人或事件虽然没有特殊贡献,但因为他(它)的存在和实践可以给后人提供某种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我认为善良而懦弱的巴金除了早年的文学实践,更多的是在后一种意义上值得后人铭记。

简单地说就是,纪念什么先于纪念。因为对于巴金这样一个见证了几乎一个世纪的文学史和政治史的人来说,如果我们不能从他那里汲取有益的历史养料,以避免耻辱、开创未来,即使葬礼规格再高,场面再隆重,纪念文集再卷帙浩繁,又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弄清纪念巴金的什么比纪念本身更重要。我们既不要刻意贬损他的历史过失,像早些时候一些人把他说成”伪君子”和”忏悔痞子”,也不要有意夸大他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高度。就作品和性格而言,巴金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天真的感情宣泄者,而不是一个深入的思想者,他的理论思辨力、社会洞察力都极为有限。因而,我们不要夸大《家》的艺术高度,也不要抓住《斯大林的名字将活在万代人的幸福生活中》狠挖深究,真正值得纪念的是,一个写出《家》这样具有重大冲击力的”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鲁迅语)为什么后来竟然会写出像《斯大林的名字将活在万代人的幸福生活中》这类荒谬绝伦的东西?这中间的转变是如何完成的?对于他的”说真话”也应如是观。我们既不要放大”说真话”的历史价值,也不要过分指责他的”光说不练”.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这样一个善良、真诚、充满”说真话”愿望的老人为什么最后只能选择沉默,甚至连自己的身体都任人摆布?除了不可抗拒的因素外,巴金个人应该负责多少?他自身性格里有哪些悲剧因素值得镜鉴?对于他的反思和自忏,也有太多的人执著于他反思的高度,认为把一场导致无数生灵涂炭的灾难归结为”四人帮”和”封建主义的流毒”太过浅表。但比这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附着于极权主义,并与其”二而一、一而二”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如何将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反抗精神的人一步步弄成一个精神残疾和思想侍从的?尤其对于巴金来说,如果他生性就是恶的,从他跨入文学之门的第一天起就显出他的平庸无奇,那么,人们就不会对他后半生的无所作为和助纣为虐痛心疾首;但不是,巴金的善良和文思敏捷是有目共睹的,而正因为这样——一颗善良的、真诚的、光华四射的灵魂被摧折被毁灭——这场悲剧的意义才显得尤其触目惊心。

贺卫方:政治本是俗间事 庙堂难当道德师

类似于“反三俗”这样的事情近几年并不少见,政府往往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扮演道德权威的角色,对国民进行道德教化,告诉我们什么是低俗的什么是高尚的,并且教导我们必须要追求高尚。

其实中国从来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权威。从历史上来看,儒家所设想的社会是由道德高尚的人来统治,把政治的过程和道德教化的过程合二为一。实际上这也是为了获得政治的统治,保证人民的服从。但是权力的运行很难用一种道德化的力量来保障,因为权力本身经常是反道德的,是伪善的,所谓的“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中国古代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们,得到民众良好道德评价的是极少数。像范仲淹、文天祥等在历史上不断地被颂扬,反而衬托出的是官场道德的一种腐败,和民众这边的普遍不满。这样的一种情况在今天可能仍然没有办法改变。

问题的根源也许不在于教化少,而是把一种不应承担的责任强加到政府的肩膀上了。因为我们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的宗教权威能够为整个社会提供道德的解说,进行道德的教化,于是只能“以吏为师”,经常把道德寄托于官方,而官方也经常以这样的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自诩。所以这不仅不是一种“新道德运动”,而是一个两千多年经久不息的主旋律,也是两千多年束手无策的老问题。儒家学说就是一套政治和权力的修辞术,它没有办法独立于权力之外去发展出一个宗教式的学理系统来,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华丽的修辞看上去很美,但根本是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言。

对于社会的道德重建,公权力和私人生活之间要画一条明确的界限,政府应该在道德方面保持中立。应该把宪法中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落到实处,让社会中间道德的力量能够逐渐建立起来。另外,这个社会完全以权力为中心,而追逐权力是最庸俗的东西,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都在追逐权力依附权力,这个社会肯定建立不起来一个良好的道德,所以要破除权力迷信。除此之外,要尊重不同职业的独立性,让不同的职业通过自治来发展出自己的职业伦理,比如说医生,大学教师,律师。他们应该遵循一些非常特殊但是在各自行业里又特别重要的职业伦理,这是社会道德重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李咏胜:刀丛小诗(诗歌)

使命

 
不是我不敢
把血中的猥琐怯懦
一滴一滴挤干
不是我不敢
把仇恨腐败的心态
揭露给人看
而是在这之前
必须与虚无一刀两断
 
不是我不敢
揭露自己和这个社会
互为因果的欺骗
不是我不敢
对这个邪恶的世道
进行正义的审判
而是我在这之前
我必须担当自我解剖
 
不是我不敢
把血泪斑斑的60年
一一还原
不是我不敢
把日趋暴戾的黑暗
挡在前面
而是在这之前
我必须把内心的爱点燃

                   (2010.5.8 于自贡)
 
 
盛世下的乡情
——致友人

 
昨夜,听你在仁河的对岸
向我呢喃家乡的变化
我无言
 
你说村里的山林改了姓氏
果园成了村长家的花园
甚至连出门上山的小路
也被村政府的大楼阻断
这日子不如从前
 
你说如今种庄稼种子很贵
化肥比种子更贵
甚至连养猪种菜
还不如外出打工和要饭
这日子越过越难
 
你说如今在乡下
不仅苍蝇和蟑螂吸血
甚至连路边的小蚂蚁
也飞起来吸血
这日子度日如年
 
昨夜,听你在仁河的对岸
向我呢喃家乡的变化
我无言

                    (2010.5.1于成都)
 
 
我只有选择拒绝
——写在5.12大地震两周年纪念日

 
在这个用豆腐渣
掩埋笑脸和鲜花的土地上
我只有
选择拒绝
 
拒绝向红墻张望
拒绝朝魔王注目
拒绝与主旋律同步
拒绝与众人合唱
拒绝被代表
拒绝被和谐
拒绝同成功人士言欢
拒绝与奴隶奴才为友

我不能因为我的沉默
让罪恶有我的参与
在这个用冷漠
掩埋血腥和灾难的日子里
我只有
选择拒绝

            (2010.5.12于成都)

余  杰:战胜恐惧的“萨米亚特”式写作——兼论我为何批评温家宝

如果放弃自由,我将日渐衰弱。那些可以出卖的灵魂是骚动和黑暗的。对任何事都不能撒谎,否则四分之三的真相后便是二分之一,四分之一。

乔治·康拉德

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

二零零三年春,我第一次到美国访问的时候,零距离接触到美国的电视、广播、报刊和网络,这才大吃一惊:几乎九成以上的政治类评论都在尖锐地批评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分支。恶搞总统的漫画触目可见,如果仅仅从媒体上了解美国总统的话,一定会认定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穷凶极恶的大坏蛋。我曾经读过旅美作家林达写的一本名为《总统是靠不住的》的书,看来,大部分美国人不仅认为总统是靠不住的,甚至认为总统是各种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尽管这个总统是他们自己用选票选举出来的),正如自己亦贵为总统的里根的那句名言:“政府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就是问题的所在。”而同样也是大家批评甚至恶搞的对象的小布什,也在一次演讲中如是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在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里,批评政府、批评国家元首和行政首长,是公民及知识分子的权利与天职。接受公众的批评甚至“谩骂”,也是所有的从政者首先需要修炼的一项“基本功”——如果没有这种心理素质,就不要参加这场游戏。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说过:“自由的舆论与政府相比更为重要,宁可没有政府有自由的报纸,也不能没有自由的报纸而有政府。”在我看来,这就是两百多年来美国成为繁荣而富强的国度,而且从未发生过一次政变的原因之一。一个任由民众批评的政府,必然是民主而自信的政府,其稳定是不言自明的;反之,一个不能容忍民众批评的政府,必然是专制而自卑的政府,即便耗费天价的维稳费用,亦无法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都将统治者关进了笼子里。很不幸,我便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不健康的社会当中:盘踞在我头上的政府,不是我投票选举出来的政府,而是以武力和谎言强迫大家忍受的政府。在中国,不是统治者被人民关进笼子里,而是统治者将人民关进笼子里。重庆一名怀疑自己孩子死于三鹿毒奶粉的家长唐琳,只是在网上发表了几句泄愤的言论,五月被警方带走,七月初证实被“劳教”,罪名是“制造恐怖气氛,危害公共安全”。所谓“公共安全”,其实是杀人者的安全。于是,杀人者获得高升,被害者继续受到戕害。那么,这种惨淡的现实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远远地羡慕美国公众和美国知识分子自由自在地批评政府的权利与自由呢?不,我不接受“某些东西可以言说,某些东西不可以言说”的“潜规则”,也不愿意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对自己的最低要求是: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

当年,性情羞怯的剧作家哈维尔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政治人物”,却因为“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的理想与实践,而受到捷克当局的骚扰、诽谤甚至逮捕。但他努力传达的信息绝对与政治无关。哈维尔坚持认为,重要的不是和当权者争论,在一个靠着谎言执政的政权下,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要“生活在真实中”。他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捷克脆弱的知识分子反对派的目标和策略。他说,目标应当是无论政府想把什么强加到你的身上,你都应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好好活着,“假装”你真的很自由。

由此,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选择了“萨米亚特”(samizdat)式的写作。这个词语最初来自俄语,意思是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早在三百多年前,伟大的英国诗人弥尔顿便在《论出版自由》中表示:上帝赋予人类自由意志和选择善恶的能力,所以根据良心作自由讨论是最重要的自由。而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伟大的德国诗人海涅便写道:“那些思想刽子手们使我们成为罪犯。因为作者……经常犯杀婴罪:作者由于惧怕审查官而变得疯狂,杀死了自己思想的婴儿。”为了捍卫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们坚守“萨米亚特”式的写作和传播方式:复印稿、打印稿、地下印刷品……这是一种“地下”状态的写作,写作者却保持着“地上”的阳光明媚的心态。在那个科技不发达、互联网尚未出现的时代里,他们的文字和思想的传递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比如,在罗马尼亚,公民不能自由地购买打印机,购买打印机需要获得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并由国家统一编号,以便当局调查打印稿是由哪台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于是,作家们只能以手稿的形式,传播那些比较“敏感”的文章。

今天的中国,虽然有了互联网,但又出现了防火墙,我的文字都被他们用技术手段阻隔在墙外;中国大陆之外的香港和台湾有出版自由,我写的书只能在香港和台湾出版,自己带回大陆的时候却遭到海关的查扣。所以,我的写作也是一种“萨米亚特”式的写作。这是一种需要战胜恐惧的写作:我“假装”生活在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在那样的国家里,每个公民都可以用最“刻薄”的语言“羞辱”政府和各级官员,而不必担忧秘密警察夜半敲门;我“假装”生活在一个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在那样的国家里,每个公民都可以依照良心公开地敬拜自己的神,而不必担心受到政府的干涉与打压。这种“假装”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这种“假装”有时需要付出沉重代价:比如,你的名字被列入宣传部的“黑名单”,你的电话和电邮遭到国保警察的窃听和偷窥,你来往的朋友会变得越来越少,你不能在大学的讲座和会议上登台发言……甚至还有可能像刘晓波那样,仅仅因为追求“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就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莫须有的罪名,判处高达十一年的重刑。刘晓波的判决书中被当作犯罪证据的那些文字,在我的文章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段落。也就是说,刘晓波的罪名随时随刻都可能安在我的头上。

胡温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尽管如此,我不会在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作任何的退让和放弃。如果没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活着,岂不成了行尸走肉?而言论自由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批评的自由,特别是批评统治者的自由。当我面对中国的历史的时候,既批评皇帝,也批判宰相。在帝制时代,暴君与奸相总是相辅相成的,暴君之暴与奸相之奸,乃是专制制度缺一不可的两个车轮。历史学者祝总斌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分析说,宰相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机器中,重要性仅次于君主的一个环节,一般说,它由君主精选,由统治经验丰富的大臣组成。“君主握有对一切政务的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但一般不直接统领百官,处理政务;宰相负责直接统领百官,处理政务,然而原则上只能‘助理万机’,并无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没有君主,便无法统一封建统治阶级不同集团、派别的行动,便不能建立政权,形成国家;而没有宰相,一般说,统治机器便很难有效地运转。”换言之,既然宰相是君主亲自选择的,坏君主选择的必然是坏宰相,坏君主不可能选择好宰相;反之,坏宰相是坏皇帝实现其暴政的最佳助手,再勤奋的暴君也不可能一个人干完所有的坏事,那么坏宰相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君相关系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基本的架构。

用此角度透视中共的权力结构,即可发现:中共虽然言必称马列,其统治模式仍然沿袭中国的皇权专制传统。党魁即皇帝,党国即皇家,政治局即军机处,连他们办公的地方都是昔日皇帝居住的中南海。毛泽东拒绝梁思成的在老北京城的西郊设立新的行政中心的建议,而是选择入驻皇帝的花园,不仅仅是为了舒适与安全,更是要取得当代帝王的象征性的身份。由此可见,中共这台统治机器的核心仍然是皇帝和丞相的“合二为一”。所以,毛泽东与周恩来可以合作至死,毛泽东清洗了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权臣,却单单让周恩来成为“不倒翁”。当年,毛选择周作助手;今天,胡选择温作助手,绝对不是“偶然”,而是“精挑细选”的结果。这是极权主义的必然逻辑:既生毛,必生周;同理,既生胡,必生温。毛与周之间的合作远远多于矛盾,胡与温之间的关系亦然。故意夸大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属于同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司令部”。毛与胡所干的每一件坏事,周与温都不能免除其帮凶的罪责。当代中国人之厄运,在于遭遇了翻天倒海、无恶不作的毛,但如果没有周之亦步亦趋、周密部署,毛之狂想则难以落实,故而周亦是罪不容赦的凶手。同理,在今天的中国,温家宝在整个政权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温的配合与支持,胡的独角戏是唱不下去的。

对温家宝的分析与评论,可以放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宰相传统之中,以“大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之。在这一传统之中,孔明和包拯是中国人心目中贤相的最高境界。中国的士大夫最喜欢的是诸葛亮,“一部西游全凭大圣翻跟斗,半场三国多赖孔明用计谋”,经由《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之渲染,蜀汉政权的丞相诸葛亮成了士大夫心目中智慧与道德的化身,成了历代争先恐后地“入君彀中”的“天下英雄”的最高人生目标。诸葛亮的“忠”,使他的声望甚至盖过了主人,人们但知有“武侯祠”而不知有刘备墓。诸葛亮的“智”,则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厚黑学的先声。在人们一味的赞誉中,唯有鲁迅看出其“状多智而近妖”。而中国的老百姓最喜欢的则是包拯,他们喜欢的不是历史中真实的包拯,而是若干戏曲故事的主人公包青天。这个面黑如漆的包公执掌着一个具有惩恶扬善功能的龙头铡,这个龙头铡如同封神榜中神仙们的法宝,带给观众现实生活中最为匮乏的公义,也蕴含着生活在人治社会的人们对法治最热切的渴望。在戏剧舞台上,包青天甚至可以找来八贤王手中那只“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金锏,来一场“打龙袍如打昏君”的行为艺术。浓得化不开的孔明情结与包拯情结表明,中国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在此重合在一起了。

一般来说,中国人对君王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像德国人那样全身心地崇拜希特勒的时候并不多(毛时代是一个特例);但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贤相充满美好之憧憬,即便君王再残暴,只要他旁边有一个孔明或包拯一样的贤相,这日子便可以忍受下去(所以,当毛的偶像崇拜破灭许久之后,许多普通人仍然对周不乏好感)。在此意义上,如果说君主是专制体制的大脑,那么丞相就是专制体制的心脏。丞相不仅使臂使指地指挥各级官僚,而且成为“屁民”与“暴君”之间的最佳“调和者”——没有丞相亲自出面抚慰,“屁民”哪能如此安于被宰割的悲惨命运呢?贤相情结继续在主宰着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古有孔明和包拯,今有周恩来和温家宝,似乎没有他们,中国人就不能生活得安安稳稳的。今天,温家宝的良好名声,除了归功于他个人出色的演技之外,也表明中国人的孔明情结和包拯情结的“现代转化”。

在此意义上,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的当代史又都是历史。就温家宝个人而言,他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以孔明和包拯为自我期许;就大部分老百姓而言,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用戏剧和影视中的孔明和包拯的形象来对应现实中的温家宝。演员和观众都入戏了。“是耶,非耶,其信然耶;秦欤,汉欤,将近代欤”,温家宝下矿井吃饺子、到农村开拖拉机、在灾区搬砖头,都比央视精心制作的“下乡”的文艺节目“同一首歌”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但是,表演就是表演,表演是当不得真的。思想史家徐复观指出:“专制政治及抱专制思想的人,在其本质上和知识与人格是不能相容的。太史公在《史记》中对当时朝廷的提倡儒术,常用一个‘饰’字,即是不过以儒术来作专制的装饰之用。”以此分析温家宝的内在人格与外在表现,画皮画骨、入木三分。温家宝执政以来所有的作为,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饰”。他知道中共这架老爷车即将散架了,自己不是一个有魄力和能力刹车或改道的驾驶员,更何况自己只是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于是,他只能像一个木偶人一样,“饰”得了一时算一时,坚持到曲终人散的那一刻就算是最大的胜利。至于下一场戏该怎么演,那就跟自己无关了。正是这样一种定位,使得胡温之间的搭配,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胡对温是绝对信任的。有的时候,胡甚至会允许温在媒体上抢了自己的风头,因为他知道温的出色表演对“九人团”是有利的,温不会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不知好歹地“自掘坟墓”。

鉴于胡温如同一枚硬币之两面,我对胡与温的批评,目的都是戳穿这种权力的“超稳定结构”。有朋友好心地劝告我说,不要点名批评胡温,这样做风险太大,你不妨只谈体制,以免触怒具体的批评对象。但在我看来,人与制度是一种互动关系,一套坏的制度,是靠一群坏的统治者来维持和推动的。忽略个人的责任,抽象地批判制度的罪恶,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点名批评胡锦涛、温家宝和他们的前任、后任,以及他们的同僚、下属和打手,是我的生活和写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此原则之下,我批评温家宝,乃至专门结集出版一本批评他的文集,并非我与他之间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他担任了总理这一职务——我的批评既是针对他个人的,更是针对他所担任的职务的。我希望的这一批评工作让越来越多的读者意识到,原来批评总理并非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而本来就该是公民实践其言论自由的“家常便饭”。

我的“公民议政”不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每当我批评温家宝的时候,便会遇到一种“反批评”。在那些自称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中,此观点亦相当普遍:温家宝毕竟在公共领域中表达了一些对民主的赞同和对民生的关切,即使他说的全都是一些无法实现的空话,也比那些连空话都不说的同僚好一些吧?温家宝这些支持民主、支持改革、关心弱势群体的表达,已经显示出他的政治立场与胡党魁以及其他几名政治局常委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职之是故,民间社会对温不妨多一些鼓励和嘉许,让以温家宝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感受到来自民间的支持与肯定,从而更有信心地去从事改革事业。或者,我们通过促使温家宝“向右转”的计谋,扩大统治阶层内部的差异,甚至让中共高层陷入内部分裂,出现“党内有派”的格局。这样,中国的变局才有可能早日到来。职之是故,他们指出,那些批评温家宝的声音,堵死了党内开明派腾挪的空间,甚至从反面加强了中共党内的团结。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批评温家宝不利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在我看来,此类观点是那些权谋术与厚黑学读得太多的人的癔症。首先,温与其他同僚之间的“分裂”,根本就是一部分“过于善良的中国人”在象牙塔中想像出来的海市蜃楼。温既不是毫无权力的摆设,也不是中南海里的异议者,否则他的“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的言论,怎么会被当作全国高考作文的题目呢?否则他怎么可能在胡党魁都还没有独自出版著作的时刻,自己率先出版一本歌功颂德的访谈录呢?温家宝不是一个被架空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总理,而是一个精通权谋、明哲保身的总理。其次,中共统治者从来就不在乎“民意”如何,在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六十年里,“民意”从来没有与权力阶层达成过“良性互动”。因此,用弱不禁风的“民意”去支持“潜在的改革派”,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加冕的“单相思”。而这类观点的更为致命之处在于:它将知识分子的写作与表达,看作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看作是权力运作中的一个棋子。即便是被打压的异议者,也汲汲于充当一名“地下帝王师”。这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和存在意义的贬低和蔑视。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绝对不会扭曲自己的言论自由去迎合政治权谋的目的。这种观点的流行只能表明,许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资治通鉴”式的中古时代。

与之相反,我在《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中主要表达如下之观点:第一,胡温是一体的,胡温与其他政治局同僚以及江系人马之间的合作远远多于分歧。党内各派系都深深地知道,他们的“团结”乃是垄断权力的前提,“不团结”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因此,他们的内斗通常会“点到为止”,而不会“见血封喉”。第二,胡温绝非改革派,六四屠杀之后,中共体制内部出现改革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有坚持“不改革”的理念的人,才有机会成为“接班人”之候选人。因此,寄希望于中共领袖“自改革”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民间社会来说,与其憧憬明君或贤相的出现,不如从自己开始做起,一点一滴地对抗冷漠和恐惧的制度与文化。第三,我们要将批评胡锦涛、温家宝以及所有的统治者当作一种不言自明的自由与权利,要让这种批评内化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探索与积累进行批评所需要的知识,如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约翰·亚当斯所说:“记住,无论冒多大的风险都要支持自由。……而自由,如果人们不了解它,它也很难被保存下来。人天生有权获得知识。伟大的造物主没有白费心血,他赋予他们理解力和求知欲。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权利,一种毋庸置疑、不可割让、不能废弃、神圣的、了解最令人敬畏和嫉妒的知识的权利,我所指的是有关他们统治者的性格和行为的知识。”我的观点当然可能有对有错,但我希望所有读者都参与到支持批评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事业当中来。

我的公民“议政”从来不是黑幕后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我对中共内部政治派别的此消彼长以及探究这些大人物的“内心世界”不感兴趣,我所追求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用我的笔,写我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杨宪益先生说得好,“岂有书生能造反,倾城何必怨红颜”。但是,一个极为吊诡的事实仍然出现了:对政治最不感兴趣的我,居然成了胡温当局派遣的国保们“贴身保护”的对象,居然被某些人定义为“搞政治的危险分子”,我这个小时候的“乖乖孩”突然变成了“不可接触”的“麻烦制造者”——出于真实的危险和想像中的危险,出于外在的恐惧和内心的恐惧,很多人不再敢跟我来往,国保们的孤立策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那么,这样的代价是否太大了?不,跟林昭、顾准和遇罗克的遭遇相比,这样的代价是我可以承受的。如果放弃了上帝赋予的言论自由,我岂不成了一具行尸走肉?那将是一个更加可怕的结果。所以,无论冒着多么大的风险,我仍然要这样生活、这样写作,不是说我有多么勇敢,而是说这就是我所热爱的、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

能够参与当代中国“萨米亚特”式的写作,是我的荣幸与异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与刘晓波一起并肩前行。捷克“萨米亚特”写作的代表人物、作家伊凡·克里玛说过:“一个出于其内心的需要,敢于直面权力者,敢冒一切风险的人,只拥有一个小小的希望:通过他的行动,他将提醒那些当权的人,权力来自何处,权力的起源是什么,他们的职责是什么,也许他会使他们变得多一些人性。然而,对那些当权的人来说,对那些屈服于权力的人来说,这样的一个目标好像是愚蠢透顶。可是,对无权者来说,我们的希望就隐藏在那些傻瓜的行为里面。”而“七七宪章”的起草者和组织者、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哲学家扬·帕托切克亦指出:“七七宪章的签署者们不为自己谋求政治权力,也不想成为道德权威委员会或社会‘良心’;他们不把自己凌驾于任何人之上,也不随意评判别人;他们的努力单单是为了净化并加强对一个更高权威存在的意识……今天,行为的动机可以不再那么单一,像以前一样,主要是出于恐惧或个人的利益,而是尊重人内在里最高的东西,他对义务和共同福祉的理解,对需要承担责任的理解,哪怕是承受某些不幸、误解与某种危险。”这正是我从事“公民议政”,致力于“萨米亚特”式的写作,以及批评作为总理的温家宝的原因。

我写作,我表达,故我自由,故我存在。是为序。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初稿

于浩成:米奇尼克访华兴起的波澜

今年7月上旬,曾任波兰团结工会顾问,现任《选举日报》主编,被誉为波兰1989年和平转型的灵魂人物的亚当。米奇尼克应邀来华。他于7月8日上午接受崔卫平,也就是米奇尼克名著《通往公民社会》的译者的专访,下午与秦晖、徐友渔、戴晴、梁晓燕、陈冠中、张大军、郭玉闪、徐志永等中国学者进行座谈。7月10日与中国推友会面并回答问题。据报道,米奇尼克在上述三次对话中,曾主动提到在中国国内极其敏感的《08宪章》话题。他说,“向对(中国)民主事业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致敬,尤其是签署了《08宪章》而入狱的人”。他还说,“《08宪章》是了解新中国的一个全新的现象,因为它向所有的人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的公众舆论在自我组织当中,我对《08宪章》的问世及相关的行为感到非常欣慰”。

由于这次讨论的主要是波兰转型经验,也就是非暴力和和平转型能否适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自然受到国内外知识界的关注,并引起激烈争论。

首先,米奇尼克这次访华是否是官方邀请。朱学渊认为,“波共时代的异议分子米奇尼克在北京与崔卫平等十多个温和公共知识分子会面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动向,这比北京同意香港民主派政改方案更为敏感,政府无疑监控了这次见面,当然也默许了这次会面,甚至还安排了一名优异的翻译。我认为米奇尼克访问中国,可能是中共像波兰引进政治转型技术(know_how)的一个动作。仲维光也说,”王万星打电话告诉他,米氏的访问是受到官方邀请“。刘自立、还学文从米奇尼克来华之后的言论质疑他变调子是”应邀请被和谐所致“,”中共当然不会让真正威胁其存在的达赖或者热比娅出现在北京和国内任何地方。“戴晴报道说,”怪事在此刻出现:当局低调放行米奇尼克,难道“米氏理念”快成为宦民两造的共识?“

其次米奇尼克在座谈会中说:“在循序渐进中建构民主的反对派,应该是当权者的合作者”,实际上专制采取的策略是把社会分裂原子化,我们的策略应该是联合,形成面对政权的独立力量。“”必须创造条件让转型后旧的共产党人能够找到他们的位置,否则将来就会有这样一股势力反民主。“”只要民间社会采取暴力,就会激起政府暴力,最后的结果是内战,和解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政权和民主派都很薄弱“。

当被问道波兰与中国现状的比较时,米奇尼克谦虚的表示自己并不了解中国情况,而波兰当年经济危机不断,并且失去了红军做依靠,执政党和反对党互相都没有压倒性,不得不妥协回到圆桌会议上。中国的情形则不同。徐友渔认为这一点对他很有启发:“当米奇尼克谈到和解的时候,我最大的启发式中国现实条件和当时波兰的条件是完全不同的,一方不能绝对压倒另一方的时候,才能提出和解,但是如果现在的统治者自认为可以使用绝对压制的对方的时候,根本没有把对方当一回事的时候,谈和解是不行的,纯粹是一厢情愿”。

闵良臣在《米奇尼克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一文中说他完全赞同徐友渔这样的认识,他还补充说,几年前《随笔》杂志发表过这样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米奇尼克的启示》,该文作者举过一个例子:“米奇尼克组织公民团体,被判监禁每一次不过一年半载,最长的一次也不过三年,而要是在野蛮专制国家,恐怕犯了一次,就再无第二次的机会了——不是脑袋搬家落地就是被摧残得无地出声”,所以在波兰可以实行“天鹅绒革命”,在其他国家就是上上策。

何清涟在《他人的经验与我们的现实》一文具体分析了波兰与亚洲的不同:“波兰本无共产主义基础,早就与苏联离心离德,东欧统治者与民众之间有许多可以向相互妥协、谈判的因素,东欧共产党人权力之路未经暴力革命,大权不是靠流血革命牺牲,那人头来换的。

亚洲国家不具备波兰、东欧条件,更重要的是其掌权者是最自私,最非人的,最无现代政治理念,最无能因此最喜欢用最凶残、最简单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群,因而对他们不可抱有希望,他们从青年时代起都是小爬虫,现在也不会有多大改变。“

对米奇尼克“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够实现非暴力转型”的说法,何清涟认为:自1989年以后至今,从江朱到胡温,其经济与社会分配政策日益向利益集团倾斜,意识形态上更是明显地一步步向左回归。尽管知识精英中的民主派日渐式微,但异议人士中的温和派倒是从未放弃“借助于党内改革派力量”的想法,问题是他们自己可能也无法确定哪些人才是党内的“改革派”的代表人物。目前要在中共党内高层找出主张政治转型的“改革派”,确实得发挥非凡的想象力。

有趣的是,《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在7月8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南海是两种主张,两个力量在较量,希望所有朋友能做出明智选择”。中央党校杜光教授最近在《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以及《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引起的波澜》两文中也始终未能明确那一些人属于“在朝改革派”。他们自己都不敢站出来公开亮相,怎么能够才出来,并加以轻率拥戴、支持呢,过去受骗上当的例子够多了。

此外对米奇尼克主张表示异议的还是有吴庸的《米奇尼克的幻想与波兰社会转型的实际》等文。而张鹤慈、江棋生、刘荻则支持米奇尼克“非暴力地终结专制”的主张,并批评了何清涟等人的见解,是主张“中国国情特殊论”。

其实革命还是改良,使用暴力还是和平转型,我认为不过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并非交由官民一方单独能决定。罗马尼亚不是就走了另外一条路吗。

崔卫平在8月1日在《把老虎赶进笼子》一文中说,“波兰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亚当·米奇尼克来北京,由网上所释放的信息,引发了不同意见的争论。其中一些是善意的提醒,值得关注。这同时也说明了米奇尼克的思想面貌比较复杂,拥有多重维度而具有相当的张力,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目前的争论本身,提供了接近这个人思想的又一个机会。

争论的焦点在米奇尼克所说的有关“和解”、“妥协”“自我限制”以及提及“党内改革力量”方面。无疑这些是米奇尼克思想(及波兰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米奇尼克的思想(及波兰经验)却远远不止于此。在推特上王天成先生说得十分中肯:“他这次访华,建议民间力量依靠党内改革派,这话容易引起误解。这是波兰的经验,但不是波兰经验的全部。由于团结工会的力量,波兰才分裂出党内改革派,提议与团结工会谈判。反对派的强大是前提,这是要记住的。”

最后,此次米奇尼克来华,我们从一开始就心气浮躁的争辩起来,而没有虚心慎重地听取这位著名思想家的高明见解和经验之谈,例如他在座谈会中提出,“波兰的模式对各位来说,应该是是一个很有趣的模式,圆桌会议就是一个既不愿毁灭国家又能消灭专制的方式”,实际上《08宪章》正是力促以修宪方式实现中国政治转型的运动,再有联系到最近广东一些人保卫粤语并提出政治特区的推荐,争取召开一次联邦制的大型座谈会,也许是个好主意。

2010年8月1日

杨恒均:中国的中心在哪里?——从刘亚洲“西进论”谈起

从刘亚洲将军的“西进”策略说起……

网上有一篇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将军的文章,前面部分是谈中国应该重视西部战略,后面则谈到了制度与国家崛起之关系:“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后的制度。”读者各取所需,谈西进的谈西进,谈制度的谈制度,很少人注意到这篇文章的前后两部分内容的脱节与矛盾之处。有一位采访我的记者发现了这个问题,她问我,这文章前后为什么跳跃性大?感觉谈西进战略时突然跳到了后面的结论,两者却并没有必然联系……

其实,问题出在刘亚洲将军在看问题时的身份与角度。当他大谈西进的时候,他是一位很优秀的军事战略家,高瞻远瞩(十年前就指出了西进的重要性),而随后他却转换了身份,成了更优秀的政治思想者。

作为军事战略家,他思考的是西进的中国对抗世界围堵的战略意义,没有几个人比他说得更透彻的;而当忧国忧民的品质让他跳到另外一个台阶,变成了思想者来思考中国与世界、中国崛起这个更大的框架时,他开始主张“内进”(解决我们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反思我们“除了钱还有什么”的价值观念。

这篇短文不是评论刘将军的文章,不是和他讨论西进战略的,这个他比我懂得多;也不是要和他讨论文章最后部分关于制度与崛起的那个结论的,因为那是无可辩驳的常识,没什么好讨论的。由于我几乎很少看同一篇文章两遍,而刚好看了这篇两遍半,结果文章的前半部分中有些句子引起了我的思考。所以,我就借题发挥一次,从刘将军文章中的一些句子开始,谈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西进……

中国为什么要“西进”?

让我们先看看刘将军谈到中国必须西进的时候,文章中出现的一些句子:“在今天,新疆之于中国,远不止地缘上巨大的安全缓冲,其无可替代的能源地位,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拥有极高的战略地位。尤其是,新疆是一块极其重要的战略跳板:新疆西部陆路与中亚地区接壤,南部出巴基斯坦海路可直达印度洋和霍尔木兹海峡。”“新疆除了在地缘政治上占了鳌头外,还是支持中国二十一世纪持续发展的资源替补地。”“中国西部是一个伟大的空间。向西,不仅是我们的战略取向,而且是我们的希望,甚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优异的地理位置(接近世界中心)给了我们强大的动力。我们应当把西部看作是我们前进的腹地而不是边疆。”……

这些句子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一群生活在中心的“中国人”,为了国家强大与崛起,对抗世界围堵,而在计划向对自己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的地区挺进……

第二个感觉是:中国的西部并不属于中国,或者是离中国很远的一个本来不重要的地区,那里(西部或者新疆)原本是没有人的,或者至少不是我们“中国人”。现在为了中原,或者这个国家中心的稳定,我们应该重视它了,更何况,它是一块很好的跳板……

第三个感觉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请大家和我一起回忆一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退休的老人像上帝一样,在中国的南海划了一个圈:于是,我们有了深圳;随后不久,上海出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在那里弄了一张规划图,于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陡然间耸立在中国的东方……现在,轮到西部战略了?

注意,刘将军用这样的句子谈论军事战略西进,是无可非议的,而我只是借题发挥,想谈一下一个国家发展的模式,谈谈关于国家和人民的观念,谈一个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权国家无法走出的怪圈……

从“以国为本”到“以人为本”

我有幸在海南省工作了好多年,那应该算是和中国新疆一样的边疆了。那段时间,我感觉最深的就是日日等待“中国”(中央)颁布开发海南的新政策,当然,和我一起等待的还有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的领导与六百万想换也换不了的海南居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滑稽:海南有什么特点,大家都知道,应该如何发展,当地的人——注意,他们也是中国人啊——完全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定。可是,由于领导人的更换,人退政息,海南特区不特了,政策偏向深圳、上海,可怜的海南,一等就是20年……这20年里,到处都插着布满灰尘的“东方的夏威夷”、“中国巴里岛”等牌子,你能和夏威夷相比吗?你永远成不了夏威夷,因为夏威夷是美国的中心,你知道吗?你海南岛只不过是铁公鸡下面的一坨鸡屎而已……

然后就是新疆。但我们看到的不是新疆,也不是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我们看到了资源,看到了中亚的局势,看到了几十年后世界格局与中国之地位,看到了美俄土耳其在那里争霸,看到了它的不稳定对“中心”稳定的冲击……于是,我们要挺进、开发、发展新疆,要把它当成“腹地”,当成家乡……你真没有发现这种逻辑背后的滑稽与悲哀之处吗?不是自古以来,新疆的土地上正如海南的土地上一样,生活着中国人吗?为什么只有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才去开发?或者才给政策允许他们自己开发?而在这之前,只是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口号中才让我们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这种逻辑背后的理论就是“以国为本”,国家成了主导14亿人的中心,甚至“国家”被抽象出来,所有的人,所有“地方”,都成了国家的附庸,为国家而存在,为国家而开发,为国家而牺牲而落后……你那个地区是否应该开发,民众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得看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是否符合“全国一盘棋”的大规划。

这是我们特有的现象,你去美国夏威夷问一下当地人,他们一定告诉你他们就是美国的中心,你到美国阿拉斯加去问一下,当地的石油资源首先是给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以人为本”,就是用来纠正“以国为本”的观念的,当然,路还有很长。甚至连刘亚洲将军这样优秀的思想家也没有跳出这个圈子,当他从国家战略思考到西部开发,思考的民族政策的时候,他依然是把新疆当成了一个“跳板”,当成了一个前进途中的“腹地”,他却忽视了,新疆本来就应该是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的“腹地”,从这个跳板上起跳的,本来应该是西部的经济发展,是西部人的生活改善,而不是“国家崛起”……当然,当刘亚洲将军后来从政治思想与制度角度检视自己提出的西进战略时,他得出了让我们感觉有些脱节的结论……

中国的中心就在……

当我们说“以人为本”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看看我们经济开发与发展模式,就会发现,“以人为本”还远远没有融入我们的执政理念中,更没有融入民众的价值理念之中。我们一直在“以国为本”,而当国家成为中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被国家所代表,而所有的省份,其实都成了“边疆”……我的老家湖北的武汉,处于中国中心的位置,可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里,其发展速度几乎比不上任何一个东南沿海的“边疆”城市,因为没有政策,他们又不能自治……

其实,以人为本就是以海南人为本,以武汉人为本,以新疆人为本,以香港人为本,以云南人为本……不是由自以为代表了国家与人民的人居高临下地“以你为本”,而每个人都以自己为本。只有当我们做到这样“以人为本”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中国之大与中国之美,我们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中国的中心在哪里?是在北京还是上海?是武汉还是南京?

我也有机会在美国与澳洲生活了十几年,我对他们州(相当于中国的省)的自主性与自治程度感到惊叹。作为移民,我们都会选最大的城市定居,因为那可是这个国家的“中心”啊。可久而久之就感觉到,这些国家,由于各地高度自治,以及每个人都自觉的“以人为本”(也就是以自己为本),结果,大多的澳洲和美国人都会告诉你,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就是“中心”,或者说,他们根本不买“中心论”的账。没有人会说华盛顿与堪培拉是那两个国家的中心,也不会有西雅图的美国人等着国家去开发这块“边疆”,澳洲南边的小岛塔斯马尼亚也不会苦苦等待来自堪培拉的政策……

那么,中国的中心在哪里?我们都期待这样的回答:中国的中心就在你站的地方,就在你所在的齐齐哈尔、呼和浩特、海口、香港、乌鲁木齐、南宁、青海、台北……

当新疆、海口、香港、武汉等成为中国的“中心”的时候……

中国很大,因此常常听到有人说:所以,很难管理。但中国发展到今天,是不是该转换一个思路,让各地政府和民众来管理他们自己?中国的香港和中国的内地很不一样,我同样有幸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接触过不少来自内地的领导干部(有些甚至有权做出对港决策),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有些不寒而栗:他们中有几个真正了解过香港、理解过香港人?他们到底凭什么制定香港政策?

新疆出事的时候,我听到最让我难过的一句话是:他们想……“他们”是谁?在很多同胞口中,“他们”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中国人,甚至都不再是“中国人”;他们要分裂中国,要破坏我们的和谐环境,“他们”不以大局为重,和外人勾结,有些竟然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地方的主人……

当然,对于这次中央对香港的政策决策,我还是很欣赏的,尊重了港人意见,体现了港人治港。但更让我欣赏的是,我们在新疆也调整了政策。其实这个政策并不难调整,只要你走出办公室,放下身段,真正走进新疆的中国人之间,同他们一样生活、工作与思考,你就会知道,他们想什么,他们要什么,他们讨厌什么……

而当你了解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中国人,只不过,他们也认为新疆就是中国的中心,他们是那里的主人!但你不用害怕,因为,当他们自豪地认为自己所在的地方——新疆(海口、香港、武汉、上海……)就是中国的“中心”的时候,你不用为了“中国”而去开辟、开发边疆,中国的和谐也会如期而至……

杨恒均 2010-8-11 于 中国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