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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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 Siems, PEN American Center, (212) 334-1660, ext. 105,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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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rs in U.S. and China Denounce Formal Arrest of Liu Xianbin
Police Wrap up Investigation, Case Moves Quickly to Prosecution

New York City, Beijing, July 30, 2010—Writer and longtime activist Liu Xianbin’s case was formally transferred to the Suining Municipal People’s Procuratorate on July 21, 2010, invoking fears that he could face at least another decade in prison for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for his writings. The move is the latest in what PEN American Center and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ICPC) note is a “dispiriting pattern of utilizing nation security laws to silence its citizens.”

Liu Xianbin, a 41-year-old freelance writer based in Suining, Sichuan Province, was detained on June 28, 2010, after police interrogated him and searched his home. Fourteen police officers from the Suining City Public Security Bureau confiscated hard drives, USB devices, his bank card, and six notices from his editors regarding remuneration for several articles he published on overseas web sites. On July 5, Liu was formally arrested and charged with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and his case was handed over to the Procuratorate with a recommendation for prosecution. He is being held at the Detention Center of Suining City.

Liu was first imprisoned in 1992 on charges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nd incitement” for his involvement in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and was later sentenced to 13 years in prison for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for his writing and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banned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He was released early, on November 6, 2008, but still faced three years’ deprivation of political rights.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Liu was active in publishing articles on overseas electronic journals.

“Once again, China seems bent on prosecuting one of its citizens simply for expressing his views in online publications,” said Larry Siems, director of the Freedom to Write and International programs at PEN American Center. “Liu, who was already constrained by the previous judgment stripping of him of his political rights in violation of his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ppears headed toward jail once again. We strongly protest his arrest and urge the government to abandon this prosecution and restore him his full political rights.”

“Liu Xianbin’s case is further evidence of the continuing deterioration of the climate for the freedom to write and publish in China since Beijing hosted the Olympic Games,” said Yu Zhang, ICPC’s executive secretary and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coordinator. “There are now fears that the record 11-year sentence Dr. Liu Xiaobo received for the same offense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may soon be broken as Chinese authorities pursue an aggressive ‘Strike-hard’ policy that includes faster trials and more severe sentences. We call on the world community to press Chinese authorities to release Liu Xianbin, Liu Xiaobo, and all other imprisoned writers immediately.”

PEN American Center and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are among the 145 worldwide centers of International PEN, an organization that works to promote friendship and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among writers everywhere, to fight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represent the conscience of world literatur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PEN’s work, please visit www.pen.org and www.chinesepen.org

从目前的政局发展态势来看，中共内部政治格局的变化将在十八大展开，而酝酿期，现在已经开始。未来的发展，基本上是“太子党”与团派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太子党”因为背后有江泽民集团的支持，目前在声势上可以说略占上风。前一段时间“太子党”的主将薄熙来在重庆大搞打黑运动，搬出毛泽东思想的旧旗帜，矛头直指团派主将汪洋，是两派大战的开场戏。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刘晓波被判，就可以看出一条讯息，那就是中国政局有走向拉美化的可能，即政治上高度专制，经济上维持自由化市场经济。

刘晓波被判重刑，是中共向西方国家的示威性举动，有论者称之为“亮肌肉”。事实上，这并不是单一事件，它的背景是中共当局全面收紧政治控制，刘晓波案只是其中一环。去年年底，在全国治安工作会议上，公安部副部长提出要用“先发制人”的策略对付社会不稳定力量，这是新提法，因此也格外引人注目。种种迹象证明，当局决定在社会管控上采取比过去更加强硬的立场。

众所周知，胡锦涛上台以后，就一直强调和谐社会，试图营造亲民的形象。如果强硬路线重新占上风，对于所谓“和谐社会”的提法，就是一种讽刺，也是一个挑战。而以强硬手法管理社会，历来是“太子党”的主张，薄熙来在重庆演练的就是这种治国手法。可以预计，如果在十八大上，“太子党”战胜团派而全面接班，中共势必逐步走向强硬路线的拉美化道路。而在十八大之前，尽管团派还在掌握中央权力，但是在“太子党”的强硬路线逼迫下，也势必走上比赛看谁更强硬的路。这就是中共越来越展现出进攻性的一面的原因。

判断未来“太子党”与团派的斗争可以看到，“太子党”尽管声势很大，但也不一定稳操胜券。这里有几个变数：第一，“太子党”内部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依照其父辈的派系，“太子党”内部也是派系林立，而且互不服气的现象很严重。一旦“太子党”内部出现分裂，团派就可以拉出来一部份“太子党”结盟，其实力就会大为增长；第二，胡锦涛看似温吞，但是他周围一批团派大员，例如令计划等，并不是无能之辈，眼看“太子党”来势汹汹，团派的力量势必会因为危机感而得到凝聚。经过多年的经营，团派的实力是不可小觑的，他们的抵抗力度目前还没有充分展现。第三，“太子党”在民间历来声名不佳，1980年代中期中共一度想大规模提拔“太子党”，就是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而在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决策下喊停。现在“太子党”作势要全面接班，会不会再度引起社会上和民间舆论的强力反弹，也是一个变数。

总之，从刘晓波案可以看出，背后其实是中共接班大戏的开场。

（本文为作者在“援救刘晓波，推进《零八宪章》公民维权运动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如果说八九民运是社会酝酿但并无事先计划而成，那么《零八宪章》则是发起人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它回应了八九民运以来大陆的现状，指出了进一步变革的方向，表达了广泛的的民意。但是由于官方的封杀，《零八宪章》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长期、广泛的效应。《零八宪章》作为凝聚各界民众、引领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共同纲领，应当发挥持久的作用。为此，我提出以下几点个人想法。

一、加强对《零八宪章》运动的计划和组织工作

成立专门或联盟性的常设领导机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工作，研究推出对大陆基层活动的指导性方案，既有长期内容，又有围绕社会热点的及时性内容。建立各地方民间活动人士的档案，便于联络和指导。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联盟性组织，根据各组织的特点，发挥各自优势，将《零八宪章》融入各自的活动，将《零八宪章》的理念化作具体目标和工作。

二、对《零八宪章》用CI设计进行包装

与企业打品牌一样，首先要推动《零八宪章》的普及，这需要一整套配套的识别和传播系统，即CI系统（CI是英文企业形象识别（Corporate ldentity）的简称，CI系统即企业形象识别系统，是现代企业塑造形象，获得竞争优势的有效工具——编者），将抽象的理念化作可视可听的系统。如将《零八宪章》的核心理念概括成简洁易懂、朗朗上口的口号（如“《零八宪章》、自由理想”），设计体现该理念的图像标识、标准宣传色，以便应用到统一设计的旗帜、徽章、文化衫、雕塑、手袋、信封、文件袋等各种用品上，还有相应的主题歌曲、主题音乐、主题视频等。这样无论个人交往或团体活动，即可达到易于沟通、便于普及、利于宣传的效果。

三、在CI设计系统的基础上，广泛联系境内外媒体进行宣传

除了《零八宪章》网站，还要与各媒体联系，结成统一的宣传联盟，在其他网站建立与《零八宪章》网站的链接，与其它媒体共同开办《零八宪章》专题报道，信息共享，形成广阔的舆论平台，让《零八宪章》深入人心。

四、将《零八宪章》与国内维权运动相结合

《零八宪章》是原则性的，如果找到与维权活动具体诉求的结合点，就能将理念与行动相结合，让基层民众了解《零八宪章》，发挥《零八宪章》的引导作用。

五、持续关注刘晓波，塑造《零八宪章》运动的代表形象

《零八宪章》的CI系统是理念的形象化，刘晓波就是《零八宪章》的人物化象征，从历史看，但凡群众运动总要有灵魂性的人物，如马丁。路德。金、曼德拉、金大中、昂山素季等。所以《零八宪章》运动要结合刘晓波被捕和被判刑的纪念日以及其它与人权有关的纪念日开展活动，会产生感动人心的号召力。

六、利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宣传《零八宪章》及其运动中的人或事

将《零八宪章》的理念用形象的、情感的文学艺术形式来表达，可以增加其感染力，便于人们理解和接受。从南非黑人和平非暴力运动可以看到，他们充分利用非洲歌舞，在街头形成了震撼人心的浪潮，气势磅礴，壮己声威，令敌胆寒。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2010年7月2日于石家庄）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零八宪章》签署人，本文是作者在“援救刘晓波，推进《零八宪章》公民维权运动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我今天只谈一个问题，就是打破幻想、回到现实。打破什么幻想呢？就是打破政府会主动改革的幻想。

改革要有改革的动力和力量，但是这样的动力和力量在中南海是不存在的。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许多人一直在盼望中国出现改革的力量，出现戈尔巴乔夫，出现叶利钦，希望通过渐进改革实现民主化，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幻想。

2008年底，也同样是在法拉盛喜来登饭店，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曾经做过一次演讲，将1990年代以来流行于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渐进改革主义称为“玫瑰梦”。今天我还是要批评这个美丽的白日梦。

自从六四屠杀之后，中南海就已经没有了政治改革派。下面我就先来谈谈政治改革派是如何消失的。这要回到1980年代。

在整个80年代，共产党高层有两次对温和派即政治改革派的清洗，它们极大地改变了共产党高层的政治生态，其影响不仅限于当时、现在，还波及未来。

第一次就是1987年2月对胡耀邦、朱厚泽等人的清洗、整肃。第二次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对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朱厚泽、鲍彤等人的清洗、整肃。

经过两次清洗、整肃之后，政治改革派消失了。80年代留给90年代和今天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就是共产党内政治改革派的缺失。

我并不是说共产党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政治改革的人，但是非常明显的是，六四的枪声响过之后，即使有这样的人，他们已不成为派了。

人们常说，过去30年中，中国只进行了经济改革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这话当然没有错。那么现在是否还有经济改革派呢？今天，经济改革派实际上也不存在了。

90年代初，高层对于是否改革经济体制依然存在分歧，但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经济上的保守派变得不再重要。

后来，经济改革派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不再需要改革了，所以，经济改革派也消失了。

90年代末，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接近完成，中国就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全面保守的时代，如果用一个成语，也就是全面抱残守缺的时代。

近些年来甚嚣尘上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论调，就是为这种全面保守辩解而制造的舆论宣传迷雾。它不过是威权主义、半吊子的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所以，今天中南海里既没有政治改革派，也没有经济改革派。

前不久去世的朱厚泽先生、胡耀邦时期的中宣部长，在临去世前对青年网友说：“我们这些老人（指倾向于政治改革者）的存在，给了你们年轻人希望（指党内高层还有改革力量），而事实上，没有这个希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8964”之后政治改革派在中南海消失了，但是，中国许多人却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中南海，提出了渐进改革主义。渐进改革主义现在是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主流共识。

我过去2年多中一直在研究民主转型，主要是1970年年代到本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也就是与“改革开放”差不多是同时开始的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

我搜集过19个著名的民主转型案例，做过一个统计：从转型开始到第一次全国大选，平均时间跨度为2年6个月。

其中时间最短的是蒙古，其转型只用了4个月就完成了。时间最长的是巴西，从转型开始到议会选举用了8年6个月，到选举总统16年。台湾的民主转型也并不快。统计发现，慢速转型是特例，快速转型是常规：绝大多数国家从转型开始到第一次全国大选的时间跨度在1年8个月以下。

我的研究还发现，很少有哪个国家没有经历民众抗议就启动了民主转型的。这样的国家有，但很少，属于个别情况。

民主转型主要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是面对社会反叛、政治经济危机，政府正在失去控制，承受不了控制成本，统治集团分裂，温和派取得相对优势，选择了民主转型；二是在民众的抗议中政府瘫痪，失去控制，这种情况在我研究的民主转型案例中占48%.中国未来民主转型的发生也不会超出这两种情况中，而以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中国政府没有信心，因为权贵集团不愿意放弃巨大的政治经济特权。

过去20余年中，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就是认为政府主动进行的政治改革社会代价最小。这个看法未必成立。例如葡萄牙、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国家的转型都不是政府启动的，它们付出的代价并不大；前苏联的政治改革是政府主动启动的，但代价却很大。

中国主张渐进改革的人显然没有计算等待改革的代价。过去数十年中，中国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权力不受监督，结果造就了一个新权贵阶级：据统计，0.4％的人控制了70％的财富。有人据此进一步作了推算：500个家庭控制了中国。这500个家庭主要是党政军官僚或其子女、亲戚。

这个权贵阶级构成了反对民主转型的核心力量。在未来，如果民主转型实现了，他们也是新生的、脆弱的民主体制的主要威胁。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未来，在民主转型发生之前，中国不会有具有实际意义的改革。当民转型发生的时候，将是快速的，就像东欧一样快速，是剧变。

不能再对中南海寄予幻想，重要的是对中南海绝望。绝望了才会有希望，因为绝望了才会看见自己、才会更投入地发展民间力量。不要关心政府是否会改革，重要的是发展壮大民间的力量。

当民众的抗议、社会的反叛达到足够强度的时候，当统治集团感觉到自己再也难以承受控制的成本或失去了控制的时候，民主转型才有可能发生。

（本文为作者在“援救刘晓波，推进《零八宪章》公民维权运动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的民间反对派中，有主张和平演进的，有主张暴力革命的，有希望中共内部改良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观点是：因为中共万恶，所以不可能内部改良，同时因为中共万恶，而且中共想做什么都能做得到，所以中共也不可能容忍体制外的和平演进和暴力革命做法，因此中国人民只有等死一条路可走。这些人把中共当成一种不受客观规律制约、不受环境影响、全知全能而且邪恶的超自然力量，在这种超自然力量的淫威下，个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只有等死。当然，持上述观点的人中，也有一部分人指望另一种超自然力量来拯救自己，而且有些人认为自己能够通过某种方法与这种超自然力量沟通，以此来拯救世界。

我们当然不准备等死，也不能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超自然力量上。首先，中共并不是超自然的邪恶力量。中共和所有事物一样，要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中共想做什么都能做到的话，那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

其次，中共也不是由一个灵魂在指挥的统一整体，一举一动都是由统一的灵魂精心策划的，反映整体的最佳利益。中共和其他组织一样，是由人组成的，而且这些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追求各自目标的理性的人。我们可以把中共的行为理解为无数个人在一定的规则和条件下彼此互动和搏弈的结果。理解中共的最佳模型不是撒旦模型，而是“群魔乱舞”模型。

有些人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认为既然组成中共的个人都是理性的，那么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一定能导致整体利益最大化，因此虽然中共的行为是个人之间互动和搏弈的结果，但这一结果一定还是符合中共的最佳利益的。这种观点是对亚当?斯密理论的误解。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能够导致整体利益最大化，这只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如此，绝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在另一些制度环境下，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能会损害整体的利益。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一个群体越大，就越不可能为了整体的利益而采取行动；要使一个大群体为了整体的利益采取行动，就必须为其成员创造个人的激励机制，而创造这种激励机制需要企业家才能。

总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共党员一定会为了中共的利益采取行动，也没有理由认为中共的一举一动一定是精心策划的符合其最佳利益的行为。这种看法高估了中共的能力。持有上述看法的人会认为，如果中共没有阻止米奇尼克访华，那一定是经过精心考虑，认为米奇尼克访华对自己有利无害，等等。但实际情况可能是，负责此事的具体官员没把米奇尼克当回事，或者觉得没必要承担不许他入境的责任，等等。作为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我们时常能够接触到对中共当局持批评立场的外国人，包括外交官、记者和人权组织官员等等，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会面不会受到阻止。中共当局或许是没有能力得知所有有关信息并且加以阻止，或许是觉得阻止这种会面会带来麻烦，因此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阻止，但是如果有人说所有这些会面都是中共当局认为对自己有利，因此“许可”的，那么我们可以肯定，这个人并不了解中国的现实。

如果我们不把中共当成超自然的邪恶力量，而是将其当成由和我们一样不断变化的个人组成的组织，这些人会追逐自己的目标，会对根据环境调整自己的应对措施，那么我们就不会说我们的对手是“最自私、最没人类意识、最无现代政治理念、最无能，因而最喜欢用最凶残、最简单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群”，而是会像米奇尼克一样，认为中共内部的实用主义者虽然没有理由追求民主，但出于实用主义考虑却有理由与民主反对派达成妥协，因此有可能成为民主反对派的伙伴。那么我们要做的就不是痛骂对手，而是努力创造条件，迫使对手和我们妥协而不是进行镇压。用莫之许老师的话来说，就是：“有没有党内改革派不重要，有没有党外反对派才重要，或者说，有了党外反对派，自然就有党内改革派，党外反对派是党内改革派出现的前提，而不是相反。”

有一个说法，叫做“建设性的反对派”。就我们海内外中国民运的作为，迄今一直都是建设性的。无数的呼吁、声明、研讨会、请愿、抗议、外事活动等等，都是例证。《零八宪章》也是一个例证。中国民运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人士等所思所为，对民族，对国家，尤其对中国民主进程，都是建设性的。

但在当代中国，有建设性的反对派，却没有建设性的执政党。中国执政党对国家、民族、尤其民主进程的破坏性，在世界范围内恐怕都是一个罕见的异数。

前30年，这个执政党，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破坏中国经济，摧毁中国文化、文物；后30年，则转为毁灭民族精神道德，尤其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阻扰、破坏中国民主进程。

民主本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并不需要当政者做什么，而只希望他们不做什么。就像中国的经济发展，官方只要“松绑”，中国经济就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同样，政治上，只要官方“松绑”，政治民主化将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区别只是或快或慢。

举凡四川大地震中死于豆腐渣学校的家长、毒奶粉受害婴儿的父母、渴望达赖喇嘛归来的藏人，只要中共当局不打压他们，不干预司法，不庇护贪官，在这些问题获得合理合法解决的同时，民主进步就蕴含其中。

然而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地打断、破坏、扼杀哪怕是最微小的民主进程。按照中南海的说法，是要把任何民主因素都“消灭于萌芽状态”。

六四过去了20多年。至少有三件事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其一，邓小平和李鹏力主镇压，完全出自他们的家族利益考量。其二，中共藉口“集中精力搞建设”，把经济发展当作他们腐败自肥的天赐良机，大行官商勾结、权钱交易。

有“六四屠夫”之称的李鹏，急欲出版六四日记，他预期的读者对象，并非普通大众，而是中共党内，尤其中共高层。他要向今日或日后中共的主政者表功：如果不是我当年一人顶住，犹如“中流砥柱”，哪里还有共产党的江山？哪里还有你们今天的位子？哪里还有你们的既得利益？这一切，都是我李鹏豁出身家性命才保下来的基业。我老婆、我子女捞一些，你们不要眼红，你们一个个，不也都捞了个盆满钵满吗？大不了是程度不同。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谁也不要去妨碍谁？只要守住江山，你们的儿孙都有得捞。不要像赵紫阳那么傻，侈谈什么“人民利益”，最后，不要说子女捞不成，连他本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待遇降级，余生软禁。他的下场，你们不是没有看见？

李鹏公开摆老，唠叨如深宫怨妇。从江泽民到胡温都听进去了，都听明白了。于是，朱琳屡涉大案，无人敢动；李小勇负罪潜逃新加坡，无人敢提引渡；李小琳在香港派头十足，穷奢极欲，中共喉舌还要抬轿吹捧；李小鹏在商界捞够，又转捞政界，被任命为山西省副省长（后又升任常务副省长），且选在6月4日那一天上任（2008年6月4日），公然以中共六四功臣之后的姿态，上台领赏，封侯赐爵（并有待来日，进一步高升）。李鹏的《六四日记》，就是一篇赤裸裸的利益宣言。中共早已沦落为赤裸裸的利益集团、腐败集团。

其三，世界潮流滚滚向前，为何中国政治格局丝毫不变？连续废掉三任党主席或总书记的强人邓小平，留给中南海的残局便是：邓之后的任何继任者都属于弱势，都要花很长时间去巩固权力，几乎长达整个任期，于是无心作正事；待权力巩固之后任期已近结束，无心再有作为。换一届当政者，周而复始。

整个中国，靠惯性运作，当政者的主题，除了经济，还是经济。至于政治民主与社会开放等话题，连碰都不敢碰。对重商主义的中华民族而言，只要统治者不发动类似文革或大跃进那样的破坏行动，国民经济自然会积累式发展。只可惜，这个被新专制主义牢牢束缚的古老民族，如今，除了钱，还是钱，无从着眼人类普世价值。在文明上，这个民族，被与世隔绝。

从赵紫阳生前录音到李鹏六四日记，我们都看到了，中南海内部权力斗争之激烈，尔虞我诈之肮脏，远超外界之想像，惟以“国家机密”四字所掩盖。

任何一个单位、一个公司、一个社团，都可能发生内讧，争权夺利。但作为一个执政党，中共内部，尤其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丝毫不比一个普通的单位、公司、社团的表现更体面。中南海里的内斗、倾轧、尔虞我诈，格调之低，言行之肮脏，场面之丑陋，寡廉鲜耻，比诸一般的单位、公司、社团，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典型的“保守派”和“极左派”。江泽民和胡锦涛两大利益集团的缠斗，几乎耗掉各自的整个任期，拉帮结派，不务正业。有心死守，无意创新。贪污腐化，各谋家族利益。“太子党”群起接班，与“团派”斗得你死我活，则是新一波权争的揭幕。

有人寄望于温家宝，把他当成中共高层唯一“还有点良心”的人物。究竟如何？温喜欢背诗，却不会写诗，写过一首《仰望星空》，满篇大白话，写不出一句虚实对换的比拟，而那是诗的基本要素（竟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谱为“校歌”！）。温自称读过《红楼梦》，说他最喜欢书中的句子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显示温对《红楼梦》的认识，仅局限于社会学、关系学的实用范畴。俗不可耐。《红楼梦》的精髓是《好了歌》，经典警句是：“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温家宝读不懂，从一个侧面证明温的思维局限；同时证明温智商不高。

从《零八宪章》思考中国现实，与建设性的反对派对应的却是破坏性的执政党。如此格局，把朝野互动、妥协、和解的任何空间都挤压殆尽，剩下的大概只有革命土壤。

（本文为作者在“援救刘晓波，推进《零八宪章》公民维权运动研讨会”上的发言）

在今天的中国新闻媒体领域，有一个令人瞩目的时政评论作者群体，他们年龄大多在三四十岁，年富力强，思维活跃，用平实易懂的文字针砭时弊，把自由的精神一点一滴地带到公共生活中。南都传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长平先生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2008年他发表的《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了激烈论战，促使人们更加反省日常政治宣传中的民族主义。在近期举行的“中欧社会论坛”上，本台记者采访了长平先生。

 

RFI：长平你好，在这次的中欧社会论坛上，你发言表示，中国的新闻自由必须更加明确化、精细化，必须把新闻自由分成若干个层次来看待。你能不能为听众朋友们简单谈一下这个问题？

长平：我认为，中国的管制和反对管制都有粗鄙化的倾向。所谓管制，通常只是告诉你“什么不准、什么可以”，没有更多道理可讲，这就会导致人们的反抗也更加粗鄙化，大家只是想突破禁令，看看什么可以做，而“可以”之后，更进一步，我们怎么去做？哪些可以做得多一点、哪些可以做得少一点？我们通常没有一个精细的思考。

就言论自由而言，它其实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说明一切的――要么自由、要么不自由。按照西方学者的分类，“言论自由”通常会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保证自由的意见市场，让真理显现出来；二是民主政治的需要，即用舆论来监督公权力；三是个人自我表达的自由。在西方，最重要、最自由的是民主政治的需要，这也是最难被剥夺的自由。但是在中国，这一方面是最容易被剥夺的，甚至在某些具体时候完全没有。

同时，由于没能细分出个人表达的自由，比如一些先锋艺术或者色情言论，大家会不假思索地一竿子打尽。只有通过细分，通过具体的讨论，大家才能明白言论自由包含的内容和层次，以及“这一次被禁止的是什么样的自由”，它可不可以讨论，或者可不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延展？而如果要么“是”、要么“否”，这就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经常我们谈到自由，就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这就推到了一个极端的状况，而事实上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极端状况中的，所以我们需要在中间地带进行一个细化的思考。

RFI：你曾经用一种很坦诚的语气说过，当你自己的文章受到攻击时，你本人受到压力时，也会觉得害怕，那么是什么原因支撑你在媒体这条路上走下去？

长平：我认为，在专制制度之下，绝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会处于恐惧之中。那么我愿意把我的恐惧、我的胆怯说出来，和很多人分享。

有时候我写了一些文章，大家好像觉得很勇敢。实际上我想告诉大家，我也是一个很害怕的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我并不希望大家都要有保证之后，我们才行动，比如明天、明年，或者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如果）我们有希望，那么我们今天就行动。但是有时候，我们暂时看不到希望，眼前一片黑暗，未来也很渺茫，这时候我们非常绝望，是不是应该放弃？而我经常鼓励自己，在绝望中也要寻找希望，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内心的理想驱动去做事情，这是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确实很害怕，但是我会告诉自己这时候更需要行动。

RFI：很多人都提到，今天中国新闻不自由的现状，一方面是由于官方的审查，另一方面是自我的审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审查比官方审查更有效。那么你认为要突破这种现状，关键在什么地方？

长平：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个人审查是官方审查的一部分。如果只有官方审查，这种审查是不可能完成的。官方通过某种体系，让你可以进行自我审查，达到管制的目的。

而要突破这种审查，我倒不主张大家都去飞蛾扑火，一下子撞死，但是我们不要放弃，要去试探。在这种时候，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我们不知道空间界限在哪里，除非我们去试探。一点一点地扩展，这个空间就会越变越大。可能到了某个时候，它就会突然打开更大的一条缝，然后是一扇门，看到了更多的光亮。

RFI：但是，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突破限制，扩展媒体的空间；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又必须时时刻刻自我反省。由于中国社会某些领域缺乏比较有效的自律机制，大众媒体就作为评判者的形象出现，导致了关于“媒体专制”的批评。你觉得中国的大众媒体应该在专业问题上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它的界限在哪里？

长平：我认为媒体在专业问题上应该有更精细化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在一个粗鄙化的管理体制中，让自己也变成一个粗鄙化的对象，那是一种自甘堕落――即使你是反叛的姿态。

就媒体自律而言，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不能说，突破了管制――比如官方说不要报道自杀事件，我们勇敢地突破了，我们要报道――就OK了，但是事实上，怎样报道自杀事件需要有更专业的态度：怎样采访才能不伤害自杀者的家属，怎样用照片才能表达对死者的尊敬，同时又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这些需要有专业化的知识和态度。

再比如法制报道，怎样做到不干预司法，或者不形成“媒体审判”？这需要细分：在哪种情况下，记者应当毫不犹豫地去报道正在审理的案件？哪种情况下不应该掺和？我过去作为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很具体的标准。比如说，法官受贿，那就不存在干预司法的问题，因为他本身就是在犯法。或者程序性的规定法官没有遵守，比如必须经过审判才能确定一个人有罪。如果它没有经过审判就把一个人称为“犯罪分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媒体是可以介入讨论、进行监督的。

但是另外一些情况，比如纯粹属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记者和法官持不同的态度，这样可能就需要谨慎了，应当尊重法官的专业工作。

RFI：围绕富士康的自杀事件，出现一种比较反常的现象：很多人这一次反而支持政府对新闻的管制，理由是新闻的报道会导致更严重的消极的社会后果。那么你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新闻没有是否应该出于职业伦理，对自身进行某些限制？

长平：这个案例的报道，的确涉及到媒体伦理的问题。媒体应该持自省的态度。在某些报道上，我觉得可能有不太恰当的表述，给读者造成一种“期待事件发生”的感觉。另外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在自杀的报道上，是不是会产生“维特效应”――自杀报道会鼓励更多的人效仿？媒体应该谨慎。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媒体报道的功效是多方面的，不是单一的，它可能还有另外的效果，比如说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以及对死者家属的安慰。如果发生了这么悲惨的事情，而从媒体反映出来的这个社会视而不见、歌舞升平，那么是一种不尊敬。

另外在中国情境下，有些案件得到媒体的关注，可能会促使相关事情得到政府的重视，这也是种舆论监督。甚至还有一种情况，如果报道得好，它可能会对想要自杀的人产生劝诫作用，因为这并没有解决当事人想要解决的问题，反而通过自杀给家人带来了悲痛。这样的话可能就起到劝诫作用。媒体应当综合考虑，最后做出判断。

古今中外历史上，很可能再也找不到比黑五类时代更黑暗、更荒唐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政治上已经结束20多年了，可是，它在话语上迄今未被充分记载和言说，在实际中虽然特定的黑五类不存在了，而黑五类性质的政治贱民并未在中国绝迹，因而我们有必要打捞黑五类这个现象和话题。

十三亿中国人里，起码有一半人到死都不会忘记什么是黑五类，无论其本人是不是黑五类。为另一半人口计，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黑五类。黑五类又叫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右。1949年之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大陆社会产生了四类政治贱民——四类分子，即五类分子中的前四类。1957年反右之后，右派分子晋升为政治贱民中的“新秀”，四类分子增至五类分子。文革初期，政治贱民的队伍进一步扩大，又新增四类，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和特务四类，合为黑九类。文革中后期，新增的黑四类逐渐淡出，“经典性的”政治贱民仍然是黑五类。至1979年，右派改正（章伯均、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等98人未获改正，以表示反右没错，只是扩大化了），政治贱民回复到原先的四类。1984年，四类分子全部平反。至此，毛泽东中国此前几十年制造的所有政治贱民都在政治上获得同等国民待遇。

这只是理论上的黑五类。实际上，黑五类的子女也被称为黑五类。官方资料称，中国曾有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有50多万名第五类分子（即右派分子）。有研究者推测，黑五类的子辈和孙辈是黑五类的5-6倍，因而受黑五类牵连的人数超过1亿，占当时总人口的15%.

其实受黑五类牵连的不止是他们的子辈和孙辈，近亲也是受牵连者。比如，我的家乡（河南开封）那时有“四大亲属”之说，具体指姥娘家、岳家、姑家和姐妹家。一个人，如果他的这四大亲属成分高（是黑五类），那么他在升学、招工、招干、寻（xin）媒、当兵、当乡村教师和村干部等等方面，都受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受黑五类牵连的绝不止超过1亿，而可能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不干净”。

我们现在随便拉出一个40岁以上中国人“盘查”一下，就会发现他不是黑五类就是黑五类的亲戚。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父亲属于坏分子，以至于父亲去世时，他从遥远的青海回家奔丧，在县城请客吃饭都请不到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先生，父亲属于反革命，他本人曾连写十次入党申请书都不被批准。前总理朱镕基是右派，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是右派，著名画家陈丹青是黑五类子女。刘少奇一家和邓小平一家，是最黑最高的黑五类。民主党派领袖、文化精英和学术大师，几乎个个都是右派黑五类。

绝大部分黑五类实际上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各界的精英。地主富农是土地精英，反革命是政治精英，右派是知识精英，坏分子里固然有地痞流氓恶棍懒汉，也有许多人是具有特立独行人格、拒绝溜须谄上的人。1949年以后几十年中国社会之所以全面沉沦堕落，与各界精英的全军覆没息息相关。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后劲，某种意义上说，也直接来自这批人的反弹和发功。黑五类遭受的苦难和屈辱，成为黑五类二代（如家电业巨头张大中、地产大亨潘石屹和艺术家艾未未等）从苦难中奋起拼搏、改变人生命运的不竭动力。

《黑五类忆旧》是一个期刊性的故事汇。当你阅读其中一个个故事的时候，请不要仅限于故事本身，我希望你也同时走进故事主人公（迫害者和受害者）的内心：在那样一个荒诞的时代，在那一个个罪恶的时刻，他们的心灵何其荒芜，何其野蛮，何其凄惨，何其无助！邓小平曾说，中国近几十年发生的许多荒唐事，在西方不可能发生。我们不妨接着假设：黑五类现象在基督教世界可能出现吗？不信上帝的族类，内心像西红柿一样多汁。不过这丰沛的汁液不是别的，全是苦毒。

如前所述，虽然黑五类走进了历史，可决不意味着政治贱民现象在中国彻底消失。1984年四类分子摘帽以来的二十几年里，又有多少中国人成为新的政治贱民？又有多少中国人成为新时代的黑五类？让我们记住黑五类，让我们记住政治贱民！我们曾经从那里走来，我们的灾难曾经如此深重，我们的人性曾经如此不堪，我们的堕落曾经如此可恨！然而，我们更要反省、检讨源源不断制造政治贱民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

黑五类是全中国的替罪羊，是中华民族长大成人的阶段性祭品，他为全体中国人背了十字架。

感谢你，黑五类！

黑五类，对不起！

2010-7-30

广州数千市民再次上街「撑粤语」，在人民公园一带高呼口号，七名境外记者一度被扣。广东当局定性为「非法集会」，但新华社等其他媒体则以不同报道方式与地方当局划清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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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七月二十五日在江南西地铁站口集会后，8月1日大批广州市民响应网络呼吁，再度在越秀区人民公园内集会捍卫广州话。下午2点左右，人民公园内已聚集了近2千名市民。和上周日一样，集会的主体仍然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大都身穿白色衣服，秩序井然分布在公园中心及几条小路上，不停高呼“广州人讲广州话！”、“广州话万岁”、“爱广州、撑粤语”等口号，现场气氛热烈。

广州警方封锁了整个公园，公园所有出入口都有警察驻守，不允许陆续赶来声援的市民入内。在公园内警方动用数百警力开始驱赶集会人群，指民众在搞非法集会。民众凌然不惧，特别是其中一个年轻女子，不断在人群中出没，组织民众高呼口号，极大鼓舞了士气，使很多民众克服了恐惧感。

下午2点30分，当局调集了大批警察增援。1000多警察在人民公园的两个入口排列整齐地跑步开进公园内强行清场，期间警民之间发生拉扯推撞，多名民众被带走，情况相当混乱。在现场采访的香港2家电视台、《明报周刊》及路透社等七名境外记者亦被警察指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而带走，现场消息指路透社记者遭粗暴对待，他举机拍照时被警察施以擒拿手势捉住其手脚把他扔上警车。在其中一名香港摄影记者被两名警察带走时，出现了感人的一幕，带着一个几岁小孩的一对40多岁中年夫妇勇敢地冲上前抓住警察双臂阻止，虽然增援过来的警察还是把记者带了出去，但这对夫妇的勇敢行动还是博得了现场民众的热烈掌声，民众亦竖起中指高呼“警察放人”、“警察收皮”等口号声援。七名境外记者都被带到警方设于附近的吉祥路小学“临时指挥中心”笔录问话，扣留近五个小时。笔者亦在现场被两名警察带到北京路附近的一家咖啡厅“喝咖啡”，警察态度相当客气，东拉西扯3个多小时，在集会结束后才送笔者回家。

下午3点，被驱赶出人民公园的市民在公园门口开始自发聚集起来，到附近的北京路步行街“散步”，沿途高喊捍卫广州话口号。早前被阻挠不能进入公园的市民和沿途围观的民众也陆续加入“散步”队伍，一度有数千人聚集，人头涌涌，将北京路步行街挤了个涉水不通。

下午3点30分，警察在北京路两端出入口架起层层铁马，并筑起人墙将“散步”市民包围，部分人被按倒在地上，强行押上旅游巴带走，双方一度发生冲突，有人向警方投掷饮料瓶宣泄不满。在逾千警察的分隔清场下，到下午4点半，“散步”市民陆续和平散去。

粤港两地联合行动

不少集会的年轻人在“散步”后批评政府反应过度，并质疑警方使用过分武力。

这次“保卫广州话”的集会，是广州及香港市民在网络上同步发起的。两地网民近日不断透过Facebook、推特、BBS讨论区等网络工具，召集两地同歩举行集会，消息在网络广泛流传，很多网民留言支持。在香港同日大约300名穿上白色衣服的香港市民游行到政府总部声援广州的捍卫粤语行动。这是继1989年5月的“粤港大游行”后，时隔21年两地民众的再次共同为同一个议题走上街头。

集会后广州网民不断在论坛、微博上发布集会的照片、视频，在消息被封杀后，网民们聪明地使用了各种曲线隐喻手法发布，譬如标题为“今日行街（逛街）之时影到好多人，唔（不）知边位（哪位）明星到”、“8.1《碎粤神偷》影迷见面会”等。

8月1日当晚广东卫视在“广东新闻联播”节目迅速播出广州市公安局的《广州警方依法处置一起非法集会事件》声明通稿。声明指，广州市政府已经多次表明，所谓推广普通话、废弃粤语的事，根本不存在，纯属子虚乌有。指是别有用心的人士在人民公园与北京路等地非法集会。由于该地区处于商业旺地，加上周日人流高峰时段，极易演变成公共安全事件。广州警方其后到场劝导聚集群众离开，但有个别人士继续带头闹事，堵塞交通，严重影响公共秩序，警方据示威法将部分民众带离现场审查处理。

虽然网络媒体都刊出了此则通稿，但却以不同方式划清界线，如在羊城晚报的网站“金羊网”上就在通稿文末加上“声明：本网站刊载此文只为传达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站立场”的字样，也有网站在文首表明，这是“广州市政府通稿”。官方新华社发出的新闻稿中，只说“有民众在广州人民公园聚集，进行以保卫粤语为主题的活动，随后公安将这批人分隔并逐步劝离”，只字不提“非法集会”。

当局需反思维稳手法

8月2日，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发布通报，称有少数人以“保护粤语”为名，在越秀区人民公园和北京路等地非法集会，期间有人借机起哄滋事，扰乱公共秩序。广州警方表示，参加此次非法集会的大部分人员因为听信谣言，一时不够理智而参加，但也有个别有违法前科的人员混杂其中，肆意滋事。梁某等3人因带头滋事、堵塞交通、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其余人员经警方教育后予以释放。此前在7月28日的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就通报说有个别人利用“推普废粤”话题，散布耸人听闻的说法，警方已经拘捕了一名“擅自发布虚假信息”的余姓湖北男子。

与番禺垃圾焚烧处理厂、厦门PX事件和拆迁等涉及切身利益表达不同的是，“捍卫广州话”参与者没有利益诉求，在广州这个公民意识和民意表达相当发达的地方，他们关注的是公共事务。这么多年轻人行动起来对公共事务发出声音十分罕见，表明了新的一代公民已然成长起来。

当局这样一味的采用强硬打压措施，漠视公权力对社会与公众权益的褫夺，只能加剧与民众间的矛盾，即使暂时平息事件，却也为更大规模非常态的社会冲突埋下隐患。政府需明白，每一次理性表达的被打压，都预示着下一次更猛的反抗。政府应该改变目前的强硬维稳手法，学会倾听民意，正视公民的合理诉求，容忍社会博弈的公民行动，才能消解社会矛盾，促进一个民主宪政制度下的公民社会的到来。

首发香港《亚洲周刊》2010年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