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中南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地方势力膨胀，割据一方，北京随时都一可能丢掉作为国家首都对全国的控制权。

中国的大省若是欺负中南海，或不拿中南海当回事，中南海还真拿它没办法。此前人们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这一说不准确，中南海的政令时刻都能出中南海，关键是对地方有用的就当作政令，拿鸡毛当令箭；对于无用无益的，自然不当一回事。中南海不是宪法法院，中南海也不认同司法独立，更严禁军队国家化，媒体也都是同一种声音，当一个个诸侯在经济上不需要中南海的时候，不仅仅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而是中南海已陷入失去全国控制权的危机，政令不是法令，权威性和可操作性都差，中南海差不多到了刘阿斗治蜀的地步——其实是阿斗被他人治，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主。

今年5月，温家宝在四川大地震前线指挥救援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看着办吧”，多么无奈，多么伤感，一个大国总理指挥不了救援队伍，温家宝到四川到底是帮忙还是添乱？

我们再看温家宝欣赏的总理周恩来，他在“九一三”事件时直接报“我是周恩来”的大名，下口令关闭全国机场，军方尽管有情绪但还是立即服从命令，执行“禁空”。这个大管家确实有大管家的权威，而温家宝这个小管家，却连周恩来的一半权威都没有，如此虚位总理，岂不造就虚位中南海权力成“耳旁风”？

再看温家宝在1989年时服务的上司、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当年他的权威就是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舆论基本上都控制在他的部下手里。可今天的温家宝，同样的《人民日报》，却破天荒地在今年9月28日刊登一篇纪念前副总理、上海帮重要成员黄菊的文章“黄菊同志在国务院工作的日子”，称“恪尽职守、鞠躬尽瘁”，黄菊去世时新华社还称他“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该文盛赞去世的副总理，从另外角度看分明是指责现总理没做好工作。中南海的喉舌《人民日报》难道成了“上海帮”的喉舌？

温家宝在《人民日报》上到底有多少权威，看看报纸就可以知道。温家宝在《人民日报》上有两篇文章，一是诗歌《仰望星空》（2007年9月4日），另一篇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2007年2月27日），提到共产党从不认同的“普世价值”，比如把“逐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任务，“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可随后不久，一直遭受理论界的攻击，“普世价值”成洪水猛兽，几乎使温家宝抬不起头来。

黄菊未去世之前，陈良宇一直是党内“同志”。幸亏黄菊胰腺癌发作不治于2007年6月2日去世，才少了一个障碍，此年7月26日中共政治局开除陈良宇出党，否则胡温真不知道该如何收拾陈良宇，此事可见黄菊的影响力丝毫不比温家宝差。

更令胡温中南海逊色不少的是江泽民的排名，自2002年底以来都是第二位。明眼看是政治局九常委，实际上排序是10个人，江泽民是排名第二的不是常委的常委。

有人戏言，胡锦涛提升官员可能不遇什么阻力，但若撤几个官员，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由陕西调到山东担任省委书记，没多久就带病提拔到中央的李建国，稳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秘书长高位。《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6期刊文揭露他治下的陕西及其本人腐败透顶（炎黄春秋杂志的标题是《“带病提拔”症结何在》），嘲讽这位“第一书记”现已高升为“国家领导人”。尽管通篇没点名字，但几乎明白人一眼就看出，但胡温也祇能装糊涂了。

陕西华南虎事件，触目惊心的纸老虎，骗了全国人民，可陕西公然挑战中央实行司法管辖权，所谓“独立审判”，最后也不过是“柿子挑软的捏”，判不懂摄影、甚至不会用闪光灯的农民周正龙两年半刑。最高司法装聋作哑，中南海也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了。

再看上海杨佳杀死警察案件，上海警方和司法机构秘密进行“公开审判”，中南海简直成了受气的孙媳妇，不敢对贾母说什么话，也不敢对王熙凤说什么话。不过，中南海可以学习阿Q自我安慰，明明自己挨了打，却说“儿子打老子”。对于上海来说，杨佳案上海审理对上海有利，当然必须要在上海审；若是在北京审理有利，那么上海就可以让“政令出中南海”了。

拿最近的三鹿毒奶粉事件看，分明是中南海被地方牵着鼻子走，地方官员如何说，中央也如此为地方背书，基本上没有大的分歧。最后，中央需要几个替罪羊，就顶住压力撤下质检总局局长、石家庄市书记、市长，这也符合河北省的利益，无非是联手保一方平安。但毒奶粉上报中央的真相又在哪儿呢？反而成了一笔糊涂账。是地方刻意隐瞒，还是中南海也加入隐瞒的行列？详情恐怕祇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胡温上台之初，广州发生震惊之外的孙志刚事件，胡温也不过是借机废止了一部早该废止的收容遣送条例。而臭名昭著的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臭名昭著的暂住证制度、禁止迁徙自由的户口制度，遮羞布般的信访制度，霸道的城市拆迁和农村征地制度，黑社会化的城管制度，却一直超越法律和宪法。

北京的权威面临挑战，其实不是一天两天了，就华南纸老虎事件看，尽管名义上是中南海的中央组织部有对陕西省书记、省长的任免权，但纸老虎事件是陕西司法部门管辖的，领导的领导不是领导，下级的下级也不是下级，中央组织部根本就管不了陕西厅级一下干部的任免，又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猖獗，利益集团坐大，地方权力搞割据，说正在“温水效应”的胡温体制正丢掉北京的控制权，丝毫不夸张。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省城访问一个厅级单位的官员，他办公室的桌子上电话响起来，他一看开店显示是北京的电话号码就拒绝接听。我又看见一县城某科级局的办公室主任用手机接听北京打来的电话，说“对不起我在开会”就挂了，其实他没有在开会，祇是不愿意接听北京的电话，因为“打电话的都是骗子，骗钱的”。看来，戏剧里说“洪洞县无好人”，恐怕中南海里也剩下不几个好人了。

最近，中国政府从美国金融危机获得了一项“收获”，即通过宣告美国自由市场制度破产为“政府干预经济”正名。继“正名攻势”之后是出手拯救房市。财政部、国税总局于10月22日宣布，自今年11月1日起，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暂统一下调到1%；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而此前一段时间内，南京、西安、重庆、杭州、上海、石家庄等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拯救楼市的各种政策，其中心内容高度一致：优惠购房者以刺激房市需求，拯救开发商。

中国政府之所以要救房市，完全是因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对房地产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土地出让金成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统计数字显示，2002－2006年间中国土地出让金约占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47%左右。从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之大来看，说其构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命脉也不为过。所谓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当中的“内需”，主要就是房地产构成的内需。加之中国80%左右的土地购置和房地产开发资金均来自银行贷款，其中个人按揭贷款约占银行贷款的20%，房地产低迷势必增加银行的烂帐。

――基于上述原因，出于救地方政府财政、救银行等目的，中国政府理所当然要救房市，房地产富豪集团因此受益。

然而此举却引起了一片反对声音。公众认为救房市是保护房地产集团少数人的利益，伤害公众利益。按国际标准，房价收入比（即住房价格是家庭年收入的倍数）的合理区间是5倍到7倍，超过房价收入比就意味着居民住房负担超重。事实上，北京四环内的房价收入比是27.8倍，其他城市也均在15倍－20倍之间。普通民众购买不起房屋是普遍现象。正在望楼兴叹的小老百姓们，希望楼市价格下跌后，有希望一圆住房之梦。而各地政府的“救市”之举，目的就是要维持目前的高房价，正好与公众期望南辕北辙。

如果政府只是个企业，行“救市”这类自利之举，倒也无可厚非。但政府毕竟是全体纳税人供养的社会管理者，维持社会公正是政府社会分配职能当中应有之义，不应该被少数利益集团俘获并利用社会公器满足其利益需求。但中国政府历年来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履行了政府职责，不如说正好证明其蜕变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集团。房地产业的制度设计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中国近10余年来国民财富确实迅速增长，但与世界相比，这一增长只是在几个特定的领域和板块中迅速膨胀。有人形象地总结，“中国式国民财富的寻宝图上大大地写着这几个字：地产、金融、股市、矿产资源，它们是本轮国民财富增长的‘四大金刚’”。而在这“四大金刚”中，地产一直稳居头牌。而全球富豪榜中，前500位富豪只有大约30人是地产商。但2002年中国富豪排行榜的前100位富豪中，有40余人涉足地产；而在2007年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前100位富豪中，竟有48人从事地产业。而地产业盛产富豪，并非这一行当的人具有点石成金之超人能力，而是基于中国地产行业的制度设计。这一制度既使地方政府可以利用权力，“一身而二任”地充当土地的买者与卖家，居中牟取暴利，还使政府官员有了一条牟取私利的重要管道――国家审计署早就公布：80％以上的贪官均与土地有涉。

历经多年发展“黄金期”，政府与房地产利益集团享受了楼市飚升的黄金盛宴。从去年开始的房地产下跌，其实是中国房地产业挤去泡沫，让价格回归到合理水平的契机。此时此刻，政府推出救市措施，与其说是政府是在为中国经济出招，还不如说是出于保住本集团利益的考量。因此，这种救市之举缺乏道德正义。

这段时间，矿难瞒报、封口费的消息不断传来，让人们看到地方官商勾结、记者出卖良知的丑陋现象。很多人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这类事情越来越多？我一直认为，由于没有制度性的监督机制，能够报道出来的其实只是少数，还有大量的事实被瞒住了，还有大量的嘴巴被封住了。

当《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点名揭露“三鹿”奶粉有毒的时候，我认为那只是一个特例，因为有关部门至今都没有坦然正视三聚氰胺的问题；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揭发娄烦“8·1”垮塌事故瞒报的时候，我也认为那只是一个特例，因为就在高层领导批示之后，网络删帖还在继续；当《中国青年报》记者戴骁军报道真假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的时候，我还是认为那只是一个特例，因为就在他拍摄到确凿的证据之后，官方的通报仍然有大事化小的倾向……

不过，当这些特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眼前时，我不得不改变看法了。从这些丑陋现象的腐尸中，我闻到了信息自由的春天的气息。

我有一个猜想:如今我们看到瞒报越来越多，并不是事故责任人突然之间都瞒报起来，事实上他们从来都在瞒报，只是现在瞒不住的时候越来越多了；我们看到发放和收受封口费，也不是一夜之间的创造发明，事实上这种交易一直都在进行，只是现在越来越难以为继了。

我问了一些知情人士，他们都证实了我的猜想。谁也不能列出实际瞒报的数量，因为能够列出来的都是被揭露的瞒报。但是瞒报从来都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媒体报道，就有6年前的广西南丹矿难瞒报，3年前的山西宁武矿难瞒报，两年前的山西左云矿难瞒报，等等。就拿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的封口费来说，9月20日发生的矿难死亡人数为1人，而且死者拥有培训合格证书，就为了瞒住这个事实，据官方通报，该煤矿向已公开点名的6家媒体支付封口费12.57万元，仅9月24日、25日两天，就有23家“媒体”的28人登记领取。按照这个标准，该煤矿发放的封口费不少于50万元，而揭发者戴骁军认为还远远不止于此。凭常理就可以推断，那些更多死伤的矿难责任人，更会想方设法瞒报，也愿意支付更多的封口费。

这些封口费有的给了真记者，有的给了假记者。其实记者的真假并不重要，矿主心里明白，凡是了解真相的人，都可以发布消息。有些敲诈者并没有谎报身份，他们威胁说要把消息传给真记者，也得到了封口费。在我看来，矿主支付的更多的封口费，用在了和地方官僚的勾结上。为了得到官员的“保护”，他们送礼送钱，甚至送出干股。正如我在一篇文章里所说，地方上由此形成了事故瞒报机制。一旦出事，此机制“自觉”启动，“自动”运行。那些负有监管和救援责任的官员，摇身一变成为帮凶。他们组织调查组，其实是阻止调查；他们组织救援，往往见死不救；他们发布“权威信息”，却又隐瞒真相。

由此可见，瞒报现象的确是越来越严重。然而，另一方面，封口也越来越困难。媒体市场日益多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简光洲、孙春龙和戴骁军三位记者，至少在这几件事情中，他们的嘴没有被封住，他们所在的媒体也没有和别的媒体一样沉默不语。更重要的是，网络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媒体的生态。发不了稿的记者，可以通过博客来释放自己的良知。就算所有的真记者的嘴都被封住了，无数的假记者也可以上网发帖。此外，根据新的规定，外国记者的采访限制已大大减少，他们的报道在网络上“出口转内销”易如反掌。因此，消息的出口越来越多了，要想封住这所有的“口”，不要说煤老板不惜万贯家财，就是地方腐败官员滥用国家暴力，恐怕也比登天还难了。

习惯于收受红包的记者们要清醒，媒体垄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们拿人钱财再也不能替人消灾，这桩生意做不下去了，而且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与其屈辱地被收买，不如堂堂正正去报道。习惯于控制舆论的官员们更要清醒，一手遮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们唯有改变策略，正视舆论，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唯一该得的报酬，就是纳税人付给你们的那一份薪水。那些多拿的东西，迟早也封不住口的。与其事后狼狈不堪地东遮西掩，不如事前清正廉洁地尽职守责。与其徒劳地限制媒体发声，不如顺势支持舆论开放。

在反抗极权主义的历史中，时下这场有关《德国之声》问题的争论和对抗，可以说是自从七七宪章以来，被极权主义奴役的民众在东方和西方反抗极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一个事件。

历史学家称二十世纪是极权主义的世纪。人们本来以为八九年东欧集团的崩溃预示着极权主义和共产党在世界历史上的彻底失败，然而，九一一事件，以及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一再显示出在环境、经济、道德，以及政治上对世界的侵蚀和威胁，使得人们再次认识到，极权主义对人类的威胁并没有过去。

这本来并不是什么秘密，因为极权主义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的一种畸形产物，所以只要是在“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西方化，它的危险就永远会伴随。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背景，在东方极权主义专制下的民众反抗极权主义，面临的永远是多重的镇压和封锁。这就是

一、从西方引入的极权主义的共产党思想、组织和制度和现代化的镇压武器；

二、这个来自西方的东方“共产党”在西方有着天然的血缘相亲的盟友（左翼党团、知识份子）；

三、共产党政府用民众的血汗，以金钱和物质在西方扶植的亲共政客、文人（各党派中的掮客、帮闲的记者、汉学家），也就是俗称的“第五纵队”。

这种现象不是今天才有的，相反从共产党极权主义诞生那一天起，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就存在。这种现象到了七十年代，由于民众反抗极权主义力量的增长，在七七宪章之后，表现尤为突出。

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惊人相似的记录。在时下的这场争论中，我们今天居然可以一字不改地引用当年波兰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知识份子米希内克（Adam Michnik）一九七七年在监狱中向西德社会所作的公开呼吁：

“如果他们不想把他们如此高声赞扬的那种‘自由的社会主义’纲领变成自己的政治漫画，如果西欧的社会主义的确是想实现自由的社会，那么他们就能够看到，东欧的极权主义制度对于这个纲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且不说道德、意识形态等所有其它方面，单从这点就已经允许我向德国左翼的民主党人呼吁，让你们的声音成为我们的保护！……这种声音在过去曾经多次打开监狱的大门，迫使极权主义政府让步屈服。不要害怕你们的声音会伤害到缓和！因为只要作为你们根本基础的人权不被尊重，缓和就是不可能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ell）对我所说的，‘你们是在为欧洲真正的缓和而斗争’。”（米希内克，《从监狱中发出的信》，1977，第470页，Reinbek）

然而，历史也有不尽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在产生过两个极权主义的德国，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的日益发展和成熟，知识界空气在变化。下面这个德意志电台最近、最清醒的分析报导节目，以及德国五十九人作家团和德国流亡作家协会的声明，使我们看到，哈威尔和米希内克没有我们这么运气。现在已经不是七十年代，德国知识界、媒体清楚地看到在原则、价值和方法上，双方的根本分歧。

这个图像一经厘清，我们必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因为是我们，站在共产党极权的对面。

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为专制涂脂抹粉者能有好结果，更何况那些吃了专制政府的饭，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者！

这就是这场争论在历史上的最根本的意义。就是因为这一点，桑德施奈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最后在德意志电台采访中说的那段话，完全错了。他不加掩饰的实用主义态度，傲慢无耻得令人惊愕！因为中国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正如同米希内克和伯尔所说，不仅在争取自己的人权和自由，也在保卫德国、欧洲的价值和制度，乃至一般的社会生活！说到底，我们在保卫你们的最根本的利益！

2008-11-1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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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德意志电台》“报导”中译文

令人生疑的帮闲传媒
——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新闻报导遭到批评

（德国广播电台《今日文化》节目，2008年10月27日，17:35）

弗兰克·海森兰德（还学文 译）

对于西藏和奥运会，德国之声的德文报导和中文报导显然不同，有时竟南辕北辙、令人不得不一再追问，是不是中文部报导是有倾向性的？

将德国之声中文网页关于西藏和奥运会的新闻报导翻译后，就看到它和德国之声德文报导的差异有多大。这种差异会使人以为这是两家彼此对立的媒体。不必是异议人士也能看出：中文部的新闻报导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宣传的腔调。

例如：

德文网页上的“藏人的抗议”，到了中文网页上就成了“暴力骚乱！”；德文的“示威游行者”到了中文网页变成了要用武力“平定”的“分裂主义分子”。

中文网页编辑部喜欢毫无保留地大段援引中国报纸的宣传，例如它要求“清醒地认识到那些藏独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性，高举社会稳定的大旗，与一切阴谋分裂的企图做坚决的斗争”。

德国之声德文与中文报导之间的差异有时竟会如此怪异。例如德文网页报导德国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赫尔塔·多伊布勒·格梅林要求中国“在奥运结束之后，仍然要将人权继续提在日程之上”，在同一天的中文网页上却被修饰为“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我反对对中国指手划脚”。

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们，这样称呼他们是因为中文网页上的文章经常不具名，而代之以集体署名“德国之声中文部”，他们激烈抨击德国总理迈克尔夫人，却把汉堡左派议会党团的汉堡公民运动议员施奈德吹捧为英勇的异议份子，因为她敢把达赖喇嘛比成霍梅尼。在中文网上人们读到，“左派议员把达赖喇嘛比成霍梅尼，引发了抗议的声浪……由此……可以看出，公众舆论……要求支持达赖喇嘛和藏人。虽然也有不同意见，但都不愿意公开地表达出来，因为这对当事人将意谓着巨大的不幸”。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预设，对非主流的不同意见，在德国是以压制来惩罚的。

德国之声的中文网页上还有不实报导。例如七月24日的一篇文章称德国基督教会主席响亮地支持中国，“德国主教大呼：对中国的待遇不公平！……当德国公众大都习惯了媒体上中国的负面形象之时，从德国宗教界人们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德国两大教会之一，福音新教传教会主席主教普绥辛（Psychen）批评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导。……”首先，不是主教，而是女主教，玛丽亚·耶普森（Jepsen）。她也不是所谓“两大教会之一”的主席，而只是福音新教的传教会，它的海外传教组织的主席。该文给人以德国基督教会反对媒体、为中国说话的印象，是不真实的。除去个别不同的声音，事实正好相反。

中文网页援引德国内政部长绍伊布勒如下：”人们不能指望，奥运会后，我们德国人认为正确的政治理想能够应用到全世界。同时我们也必须了解，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民并没有义务承认，凡是德国的自然就是好的。更何况我们对自己这里的事情也不都是完全满意的。因此，以为通过奥运会可以把欧洲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理念用欧洲的标准向中国输出的想法，出发点就是错误的，这种观念也不符合奥林匹克精神。德国内政部长真是这么说的，还是又被片面地译成如此？以中文部的德国主管的中文程度，根据异议人士，难以对中文节目进行有效的监督。

异议人士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写共产党文章的人必是共产党。关于8个负责任的中文部编辑，坊间流传着一份材料，指出他们和中共的关系：“八九年六四期间……中国大使馆一秘的太太”、“中国外交部部门主管的太太”、”国务院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的女儿”、“中国大使馆参赞的女儿”、……

可以理解，国内外异议人士最近发起的三封联名公开信中要求,在德国之声中文部雇员中，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比例至少要达到一个平衡，以保障和提升中文部新闻报导的水准。毕竟，德国之声伊朗部雇员基本上也不尽是毛拉和他们的女人。

社会民主党议员威菲尔施皮茨指出，德国对外广播无论如何必须防止沦为帮闲传媒的嫌疑。“这样设想一下是有益的：当我们面对一个极权性质的国家，却采取一种自我控制的新闻政策的话，那么我们真的可以关门大吉了。……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真是一桩大丑闻，公共法人大众传播体系的一桩大丑闻。……如果这些指控确有根据，我确信，我们必须要进行严肃的调查，并据此对德国之声中文部做出应有的人事调整。”

德国之声中文部的友好和支持者们，例如作为中国问题专家在那里经常被采访和援引的德国外交政治协会的埃尔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希望达到的，则恰恰相反。为了避免中国方面的负面反应，这些人要求为引发这一场关于德国之声大辩论的张丹红复职。“对于一个在德国的中国记者这种行政处罚的做法，对于某些人恰是推波助澜，而那些人在中国所企图的，和我们在中国所要的东西不一样。……在政治上首先我希望，迅速地、断然地结束这件事，向中国表明，我们所批评中国的那些东西，例如新闻检查、例如因为对国家不利的报导而职业生涯受到限制，在我们这里不会发生”。

最近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场讨论已波及到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日常工作。因中国食品安全一书而世界知名的作者周勍先生最近谢绝了德国之声的采访，他要求德国之声首先必须要面对提出的指控进行严肃的调查。

华人为什么不投票？

按照以往的调查，海外华人，无论是美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在大选时的投票率是偏低的。当然这些统计不一定准确，但之所以给人这个印象，主要是有两点，一是不管是各党派还是独立调查机构，都会在投票时候做抽样调查，统计投票族群比例，他们的统计这样显示。另外就是华人华侨在大选中缺乏“激情”，很少有上规模具有影响力的造势活动，给人 感觉就是比较冷淡。前一个是数字，后一个是印象。

华人不投票，简单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忙”，或者用另外一个词汇表达，中国人比较“勤劳”。别说投票日要加班加点工作，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哪里闲着？中国移民基本上都是靠勤劳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澳洲梦”等出国梦的。而且中国人的“美国梦”和真正的美国梦不完全相同，中国人的美国梦经常是和发财同义词。

当然隐藏在这种“忙”背后的，还有两个深层的原因，则是造成华人华侨投票冷淡的重要因素。一是对西方的制度有一定的了解，认为自己投不投票，关系不大？难道我不投票，他们就搞法西斯，杀中国人吗？当然不会，那么，我投不投票有啥关系？有这个时间就算不加班，也可以在家和儿子女儿聊天喝咖啡呀。

还有一种心态和此类似，但理由相反，那就是看穿了西方民主的虚伪，认为投不投票就是那么回事？不就是“两个魔鬼中选一个”吗？干吗要去投票。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实很多，特别是新移民，他们在踏上美国之前，就已经是世界上据说最了解民主制度弊端的人类。过去后，自然靠“自己的”努力发财实现“美国梦”，能多开一个洗衣铺，或者多开两家餐馆，比什么都实际。只要人家不欺负到自己头上，管他们干啥？就算欺负到自己头上，也有白人和黑人到街上去抗议示威，至于我，还要赚钱呢。

没有投票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

当然更多的华人华侨越来越觉醒，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积极投入大选，是普通民众最好的参政议政方式。

最近听说有大陆的知识人在研究不用“投票”的民主模式，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可以这样说，只要是地球上，没有公民的投票决定权——无论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就没有任何民主可言。当然，如果有人想争夺话语权，说民主不能这样理解，我们的民主就是不投票的民主。他们质疑道，为啥“民主”一词，一定要由你决定呢？

那我就实在没有办法和你争辩了，持这种逻辑的人完全可以拿一块石头，然后告诉我，这就是电视机。为什么电视机一定要是你说的那种西方发明又传到中国来到东西呢？我能说什么。这些人甚至可以告诉我，民主就是不民主，不民主就是民主，这就是辩证法。你说我说啥好呢？你不如去死，因为死就是不是死嘛。

世界上所有的民主都千差万别，但有一点绝对共通：公民的投票权。

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常常莫测高深一副高级学者看破红尘的样子感叹，什么投票权，还不是利益集团控制呀，还不是——这话某种意义上不无道理，可是，你难道不明白，就算是利益集团，要控制这个国家，也必须通过每一个公民手里的选票？除非一个民主国家可以在投票的时候造假，否则，任何一个公民手里的选票实际上就是最终的决定权。利益集团要影响选举，好的，就算最糟糕的一种——拿金钱出来买，你能有多少钱买呀？如果你能够倾家荡产买票，那你就是为民为国家的英雄，而不是“利益集团”了。

那些认为有投票的民主没有用，很虚伪的人，首先是对自己的质疑。如果你有投票权，你不妨问一下你自己：我的选票是利益集团控制的吗？如果你自己不认为你会被控制，你又凭什么认为别人的选票是被控制的？所以，精英们在本质上不喜欢投票，认为世人皆醉我独醒，人家的选票都会浪费，只有我的最宝贵，一张比一万张。

这就是关键所在，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选举很热闹，你方唱罢我登台，其实本质上都是一个：争取选民手里的选票。

那么对于普通的个人，你手里的选票有什么用呢？你的选票是决定这个国家前途的，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你那样认为手里的选票没有用，那么才是民主失败，才是利益集团笑逐颜开的时候。

上面谈的大方向，现在具体谈一下选票的作用。选票最大的作用是：你用选票制定国家政策！

很多人可能会奇怪，选票怎么能够制定国家政策？我手里的选票竟然有这种功能，那我不是制定国家政策的决策人？

有点夸张，但事实如此，你有选票，你就参与了指定国家政策。我曾经和共和民主两党的幕后人员都聊过，他们也告诉了我一些内幕和花絮。大家知道，共和民主两党的候选人很牛，一下子就推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而且竭力推广。作为一个个体选民，我们就研究他们的施政纲领，看一下对我和我的家庭好不好，是不是“有利可图”，选他上去好，还是选他的对手更好，然后决定把票投给谁。

可是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就在我们研究他们的施政纲领的时候，他们也在偷偷研究“选民”：研究选民的表情，反映和意见。等到他们收集到这些的时候，他们会悄悄更改自己的施政纲领，以赢取“选民”的更多支持。大家不是没有注意到，从二十个月以前开始，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的施政纲领就在不停变化，做了很多微调，其实很简单，不是他们想变化，而是你的那一张选票让他们改变的，他们是为你而改变，而你其实是最终制定那个政策的幕后“投手”。

现在你明白美国大选为什么从开始到结束竟然要持续整整二十个月吧，千万不要认为那是劳命伤财，那其实是你手里的那张选票的运作模式：你在制定这个国家的政策，在决定这个国家的前进方向！

你可以不选麦凯恩或者奥巴马，但一定要投自己一票！

我们如果单单看小小一张选票，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威力，但大家不要忘记，世界上最强大领导人都是靠选民手里这一张又一张选票决定的。我在两党候选班子里的朋友告诉我，这些总统候选人其实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他们为了拉选票，整整二十个月不能松懈，竭尽所能的表演，让民众满意，投他们一票。

这都是你手里那张选票的威力。作为一位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一定不能抱着“忙”，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来对待这张选票。很多人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个人自由，只是我一个人嘛，说那么严重干什么？我不投票，别人会去投票的嘛！

事实却是有这种想法的华人华侨并不是你一个人，而是有不少的人，多过百种人，多过南美人，多过黑人……那么，这样对华人有什么影响呢？

前面讲到了美国对什么人投票有统计，这些资料并不一定公开，但共和和民主两党却也有自己的“秘密情报队伍”，专门负责收集哪些人投票、哪些族群和团体不喜欢投票等等。他们统计这些的一个理由就是在下一次好做工作，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不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他们制定的一些政策无疑会更加向那些积极投票的族群倾斜！

说到这里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吧？是的，你投票也许不能决定选举结果，但你不投票，或者越来越多的华人不去投票，则绝对什么也不能改变。你想一下，作为一名政治家，看到你这个“选民”终日忙着开洗衣店，忙着开中餐馆，连投票的时间都没有了，我倒想问你一句，凭什么在我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想到你？！

这就是我为什么号召已经入籍的美国华人华侨，在大选中一定要积极投票，至于投谁的票，根本不是一个问题，麦凯恩，奥巴马？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一个，别太看重他们的政策分歧，美国的政策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政党来独立制定和完成的，再说，选票又不是投进去就没有了，作为美国公民，你手里有无数的选票，有无数次的机会，未来始终掌握在握有选票并积极使用他们的人手里。

去投票吧，你可以选麦凯恩，可以选奥巴马，你甚至可以谁都不选，故意去划一张废票，或者和你的老婆商量好，他选奥巴马，你挑选麦凯恩，让他们两人的票数抵消。但你一定要去投票，让整个美国都看到，华人投票很踊跃，让政治家们都知道，现在没有涉及到我们华人的具体利益（例如移民，种族歧视等），我们都会踊跃投票，可想而知，一旦涉及到，那么我们这些少数族裔的票数往往会影响大选的结果。

去投票吧，这一票其实是投给你自己，投给你的子女，投给所有旅居异乡的华人华侨的神圣的一票！

hRG 2008-10-31

浙江义乌，纺织巨头金乌集团的办公大厦前，众多情绪激动的讨债人将大楼团团围住，苦苦等待早已失踪的董事长。江苏吴江，春宇纺织公司的老板携全家逃逸海外，已经四个月没发工资的2000余名工人冲上街头，进行抗议活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都在不停地为日益艰难的中国纺织业增加负担。而次贷危机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纺织外贸企业遇到了美国企业拖欠付款，国内信贷收紧的内外夹击。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们更面临一年半载无法收到海外货款的风险。义乌和吴江，只是今年来中国纺织业普遍遭遇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大型纺织企业的利润已较去年下降33%，为2001年以来的最低增速，近9成纺织企业均存在资金问题。而在纺织重地浙江，由于企业资金链断裂，每天都在上演破产、倒闭的“惨剧”。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珠三角，一个玩具业全面萎缩的地区。

美国北卡罗来纳，乔恩。斯图尔特曾是一名忠实的共和党人。但当他的老板在今年夏天把纺织厂搬到墨西哥、把订单外包到中国之后，失业的乔恩决定在总统大选中破天荒投奥巴马一票，原因是奥巴马支持废除或限制现有的许多双边贸易协定，正是这些协定使得外国企业凭借各种优势抢走了乔恩的工作。而麦凯恩则坚决支持这些协定，北卡罗来纳在2004年曾经以56%的巨大优势投向共和党，今天的民调甚至显示麦凯恩只有不到48%的支持率。

虽然远隔大洋，一场美国人自己的大选仍旧能够奇妙地牵动中国经济，其间的桥梁正是贸易。在经济危机蔓延的今天，美国的实体经济受到严重的威胁。汽车、纺织、玩具、印染，所有的制造业既要面临大规模的需求衰减、还要面对成本上升、资金压力以及来自国外的竞争。当蛋糕越来越小的时候，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笼罩在经济压抑中的美国涌动着巨大的不满，而这股不满不仅要发泄在布什身上，更要发泄在“抢走工作的人”身上，似乎不是乔恩丢掉自己的工作，就是吴江的工人走上街头。

可以说，每多一个美国人丢掉工作，奥巴马就多一张选票。这位一路领先的总统候选人为了回应日渐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承诺将对中国进口商品进行监控，并将建立更快的倾销反应机制。奥巴马认为，过度放任的贸易制度已经对美国的利益造成了损害，因此有必要进行重新检讨。去年初选以来，他在不同场合批评美国订立的各类自由贸易协定，甚至包括与加拿大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奥巴马近日还批评中国不断操控汇率。

麦凯恩则是坚定的自由贸易捍卫者，这位参议员在20多年的国会生涯里有着坚实的支持自由贸易记录。麦凯恩曾公开表示，贸易失衡的问题并不简单在于汇率操控和倾销，他主张对于制造业的失业工人进行教育和培训，促进经济产业的升级和转型。麦凯恩把自由贸易视作美国购买低价原材料和打开商品销路的重要手段，即使是在自由贸易如此不受美国人欢迎的今天，他仍旧敢于宣称“自由贸易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对于麦凯恩来说，纺织业就更像是中国擅长的产业，而美国所做的不是在这个产业上继续竞争，而应扬长避短，转向更有优势的高级产业。

大选中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国会选举中，民主党人有望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参众两院优势。在不少选区，民主党人都是通过抨击共和党对手在自由贸易上的立场来取得领先的。在参议院，正躺着一份数年前起草的舒默—格雷厄姆法案，主要内容是强迫中国提高汇率，否则将施以惩罚性关税。这份法案当年因为布什强力威胁否决而未能进入审议，如果奥巴马当选总统，再配合以民主党人的数量优势，即使不通过原样的法案，也会在汇率和贸易问题上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汇率每升值1%，意味的是利润下降1%-3%，意味的是几十家企业的倒闭与上千名工人的失业。对美国的制造业来说，则可能意味着三五百个工作岗位就此保全。

没有人愿意失去工作，哪怕只是眼前的工作，全球化分工和自由贸易的理论即使再有利于美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如果不能变成选民手里的美钞，也就不能变成选民投下的选票。坚持自由贸易理念的麦凯恩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下一个为此付出代价的，将是更多珠三角的玩具加工者、长三角的纺织从业者，他们不在大选中投票，也无从影响大选，但大选却仍将深刻影响他们的生活。

如果能投票，你选奥巴马还是麦凯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