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从有能力举办北京奥运这个世界级的恢宏赛事到无能力有效处置一张小小的华南虎照片，从有能力发送神七送宇航员进入太空舞动国旗到无力就杨佳这个简单的刑事案件给公众一个信服的结果，中共威权体制展现的这种不可思议的矛盾面貌的确让人费解。观察它的不同侧面和表像，人们得出的结论会有不同，但是剖析各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探究更深层次的逻辑，得出的结论是威权体制的冬天已经来临。

表面来看威权体制对社会物质和财富的掌控依旧有力，比如关键的经济产业，市场规则制定权，行政垄断的定价权等依然牢牢握在手中，因此可以倾全国之力举办奥运，可以花费巨资编织飞天梦想，通过种种形象工程来包装威权体制，一时之间，公共视野里看不到任何有效的挑战者，更别说体制性的危机了。但是显然威权体制中的政客并没有这种自信，他们组织各种政治学习，不断敲打“亡党”警钟来试图提高体制的聚合力。

从华南虎照和杨佳案件的处置来看，威权体制对于那些广受关注案件的处置已经无法满足公众最低的期待，更别说让正义通过正当程序在公众面前呈现了。这种公然藐视普通大众智力的作法表明威权体制已经无力跟上社会演变的节奏，而是站在了公众和社会的对立面。无数的网络跟帖和灌水可以证明这点。这种失去公众认同的体制是极度虚弱的。

如果追问虎照和杨佳案件的处置过程，我们还可以挖出更多的信息。这两个案件并不复杂，对于事件的大致过程和可能的结果公众会有个一般化的认知和期待。但是就是这么两个简单的案件，在幕后黑手的操控下，演变轨迹快速脱离公众认知框架，以其戏剧性和不可解释性颠覆了公众的期待，舆论一片哗然。这两个事件典型了反映了威权结构的麻木和傲慢。实际上，看似巨无霸的威权体制内部，因为意识形态枯死，在所谓集体领导制下权力结构相互纠结，以致无人真正愿意或有能力对体制负责，使得官僚和利益群体有机会把案件和体制强度套牢，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维护局部利益，体制本身成为冤大头。从这两个案件还可以看出，哪怕是一些“癣芥之疾”，威权体制也已经无法及时切割，进而整个体制都可能为之陪绑，从而造成致命威胁。

经济环境的变化也给威权体制带来了丝丝寒意。30年经济自由化进程释放了人们的创富能力，而经济发展也的确给威权结构换来了必须的政治现金流，可以藉此购买稳定和化解矛盾。这种威权结构+经济发展的模式甚至一度成为流行话语并成为官方旧意识形态的替代品。不过，2008年以来楼市萧条，股市低迷，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等灰色景观取代了原来瑰丽的经济图景，美国金融风暴引发的实体经济收缩也意味着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自从数月前企业界喊出冬天来了之后，经济下滑趋势来得比预期的更加生猛，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困境意味着这将是一个漫长的难挨的冬天。根据政治合法性基于经济绩效这种流行话语的逻辑，那么经济的冬天也必然把威权体制带进政治的冬天。

除了经济绩效这种比较流行的话语体系，有些论者试图把中国威权体制的稳定部分的归因于精英阶层的保守社会心态。因为缺乏可以置信的衡量公众心理的数据，同时在威权体制下恐惧心态也客观上制约了自由表达，因此用保守社会心态来解释威权体制的延续说服力似乎有限。不过最近与李宇春和麻雀相关的两个新闻，却明确的表明了社会心理的变迁（参见拙文“玉米与麻雀”——载网易博客，2008年9月——编者注）。而最近毒奶粉事件引发的公共食品安全问题表明威权体制带来的威胁已经近在咫尺，这个类似“切尔诺贝利”的事件中，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那么麻木或者保守就不是选择，精英阶层社会心态加速变化，更多的人将在反抗威权体制带来的风险和不反抗带来的风险之间作出比较和抉择。毒奶粉事件已经引发了一场心理革命，有论者称之为“牛奶革命”。

除了控制资源，发展经济和以恐惧来塑造社会心理之外，威权体制这些年最在意的就是对政治空间的卡位和对组织资源的垄断，使得竞争性政治群体无法形成，更加无法进入公共视野。不过信息技术带来游戏规则的变化，如今的政治操作和政治竞争已经不依赖于原来的组织形式和政治空间，一个民间主导的对抗性的社会结构已经可以影响很多公共事件的过程和结果。孙志刚事件瓮安事件等都是标本，正在演变中的毒奶粉事件也可以看见这种力量。民间主导的这种结构的存在也使得制度转型风险开始收敛。

分析到此处，也许可以做个简单的总结。表面看改革开放30年，威权体制看上去风华正茂。但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而河流中，公众认知，社会心理，经济形势和政治规则都已发生巨大变化。威权体制这个泥足巨人已经无法跨过这条河流，将被自身的重量所压垮。

威权体制的冬天已经来临，北京之春还远吗？

（2008年10月5日）

中国的毒奶粉事件正在逐步扩大。被查出问题的奶制品名单越来越长。据报道已经有将近8000吨奶粉被撤下了货架。不仅仅在国内，国际社会也对毒奶粉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继欧洲和美洲的发达国家之后，亚、非、拉的很多国家也纷纷禁止中国的奶制品进口。美国虽然一直禁止中国的奶制品进口，但政府仍然警告人民：一些进口中国货的商店仍有可能非法销售中国奶制品，消费者应该格外小心。

这次的毒奶粉事件对中国货信誉造成的破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假冒伪劣事件。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发出声明，要求彻底全面地调查事件的原因。很多批评指向了中国的信息封锁制度，认为这是萨斯事件的重演。甚至有报道说，中国政府为了办奥运封锁了消息，隐瞒了真相，使更多的婴儿受害。

这种消息听起来使人难以置信。但是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里，这种难以置信的消息往往被证明是真实的。这就使得人民无法相信任何官方的消息，使得社会陷入什么都不可信的信任危机。学者专家们经常使用信任危机、思想混乱这些名词。一般人听着有些云里雾里的感觉。其实它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和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

你可以摇着小红旗去支持共产党政府，自以为骗了政府也骗了大家，自以为把对政府的不信任隐藏的很好，政府就不会危害到你自己了。可是毒奶粉不会放过你的孩子，各种掺杂使假甚至有毒的食品也不会放过你本人。何清涟女士说得很形象：这是一个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时代。

大家以为靠欺骗良心就可以避免受害，结果大家都成了受害者。这种不说假话不骗人就不能生存的社会制度，逼迫人们互相欺骗。表面看是毒奶粉在害人，实质上是专制制度在害人。从官方控制封锁消息，到不撒谎就不能生存的社会制度，都是造成灾难的原因。这就是信任危机的实质，这就是缺乏相互信任的社会制度的结果。

从萨斯事件以来，不仅国外的舆论，国内的有识之士也已经认识到了：造成灾难的根本原因是信息封锁而不是疾病本身。甚至中国官方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现代的医疗条件可以有效的控制疾病的蔓延，但是封锁消息就有效地帮助了疾病的蔓延。

毒奶粉事件的情况十分相似。逐渐暴露出来的事实说明，掺毒奶粉在中国的奶制品行业是公开的秘密。但被这个专制体制掩盖着。直到去年中国的宠物饲料毒死了美国的小猫小狗，被美国查禁了，事情仍然被掩盖着，而且还被贴上了“帝国主义和反华阴谋”的标签，以此来煽动极端民族主义。

爱国愤青们就没有想到：美帝国主义保护他们的小猫小狗的责任心，远远超过了中国政府对他的人民的责任心。你爱共产党，可共产党却不爱你们这些人民。你们的孩子已经受害了，中共的宣传喉舌仍然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准谈论毒奶粉事件的真相，天天在讲政府做得多好多好，都是不法奸商和农民的错，政府是清白的，等等。这和萨斯时候的情况一样。

人们如果继续接受这些谎言，继续让罪犯们轻松过关，那就还会有更多的灾难等着大家。为此国内国外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要求中国政府开放言论自由。即使不是为了政治改革，仅仅为了老百姓的生存，也必须开放新闻自由。否则，萨斯和毒奶粉事件就会层出不穷，搅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什么都不安全，吃的、喝的，连喘口气都不安全。这样的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所以必须改革，首先是还给人民言论的自由。

谈政治改革，很多老百姓会认为那是当官的事情，和我们平民百姓无关。萨斯和毒奶粉在反复地教育我们，不是无关而是太有关系了。科技发展了，干坏事的水平也提高了。没有现代化的政治体制管理社会，灾难就会变得又快又狠，让人们无法应付。政治改革不是和老百姓无关的事情。有没有现代化的社会管理体系，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

现代化社会必须是全面的现代化。跛脚的现代化带来的不一定是好事，可能是更大的灾难。

距离大选投票的日子越来越近，候选人也纷纷开始进行最后的冲刺。奥巴马阵营在前天就以大手笔买下美国各大主流电视网晚8点档的时段，不间断播出了半个小时的广告。选民们随便换几个台，看到的都是奥巴马结合美国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生活故事，讲述经济不振带给美国人的影响。每讲完一个故事，奥巴马都会侃侃而谈自己如果当选后都将做些什么，改变美国的哪些前进方向。在长达半个小时的广告中，奥巴马只字不提对手麦凯恩，仿佛选举根本没有这个对手一样，领先的奥巴马不需要攻击麦凯恩，只需要宣传自己。

麦凯恩阵营则采取不同的策略，每每宣传时都会对奥巴马进行全方位的质疑，其中尤以副总统候选人佩林为甚。从奥巴马与左翼恐怖分子之间的联系、到把奥巴马名字中的“侯赛因”与“萨达姆。侯赛因”挂起钩，稍好一点的，则是质疑奥巴马没有经验、处理不好美国经济等。在第三次总统选举辩论中，奥巴马颇为严厉地指责麦凯恩“100%的竞选广告都是负面的。”麦凯恩听完脸色微微涨红，口气强硬地说“不，我没有”。奥巴马则干脆地回应“不，你的确有。”两人的争执至少能反映出一个事实，那就是麦凯恩的负面选举内容远多于奥巴马。

所谓负面选举，指的就是候选人通过散发对对手不利的负面新闻和广告，来降低对手政策的可信度、质疑对手的人格，令选民不再支持对方，改投自己。负面选举一方面包括对对手政策理念的批评，例如奥巴马宣称要给5%的美国富人加税，麦凯恩就可以做广告批评这是要把美国人的钱袋掏空。另一种负面选举则是对对手个人形象的攻击，如麦凯恩指责奥巴马和1960年代策划过恐怖袭击的人做过邻居，而且似乎私交不浅，因此奥巴马本人的思想也很可能有问题云云。最为中国人所熟悉的负面选举，当属马克吐温在《竞选州长》里描述的荒诞一幕：“9个刚刚在学走路的小孩，冲到讲台上来，紧紧抱住我的双腿，叫我做爸爸。”似乎负面选举就代表了美式民主的虚伪与反动。

其实负面选举并没有那么可鄙与可怕，好比在一场战争中，既要有攻击，又要有防守；攻击对手，推销自己，本身就是民主规则的一部分。候选人既然决定参加公共选举，就应当有面对公众质疑的勇气和准备。过去的一言一行都会被社会拿放大镜来检视，以证明自己的确是一名合格的候选人。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候选人的政策与私德的确有问题，没有什么批评不得的。例如不少政客都曾经被揭发出有婚外情，虽然这和政治能力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选民更在乎的是候选人的诚实品格，一个对婚姻不忠诚的候选人因此就很难获得多数选票。这样的负面选举，体现的实际是一种良性竞争。

当然，负面选举也有过了头的，如果非要生出一些子虚乌有的事端，或是非把不相干的事情拿出来说事，不但可信度会大打折扣，更会令选民心生反感。如前一段时间盛传的佩林裸照完全就是合成之作，在美国政坛没有掀起一丝波澜。而麦凯恩阵营反复强调奥巴马和恐怖分子的联系，不仅证据有些薄弱，更在大众关心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显得十分不合时宜，麦凯恩的支持率反而在这一波广告宣传后出现下滑。民主选举仿佛市场竞争，顾客的眼睛往往是雪亮的，适度的负面选举有助于选民了解产品真实的优劣，而过度的负面选举，则往往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美国大选中不是没有候选人投放了负面广告最终当选的例子，但负面选举只是大选诸多活动的一部分，并不能证明抹黑战术是胜利的根本。

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利弊，我们不能因为一些个例中存在的极端个例，就否定整个选举制度。纵观美国总统选举史，靠大量的辱骂与攻击能够当选的候选人可谓是少之又少；相反，许多的辩论与广告，却加深了美国人对候选人和各项议题的理解。马克吐温的讽刺小说描述的情况不仅在当时算不上现实，在政治文明进步的今天更是远远脱离现实，我们可以把这部文学作品当作是对美国政治中问题的讽刺与挖苦，但如果把“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小说当作是真实的生活，就不切实际了。清末诗人黄遵宪围观美国大选后曾经写诗说：“乌知举总统，所见乃怪事。怒挥同室戈，愤争传国玺。”对于美国人来说，同室操戈，不仅不是社会不和谐的象征，相反，正是民主社会里，竞争与进步的最好表现。

2006年的国会选举中，密苏里州的民主党人克莱尔·麦卡斯基尔挑战时任参议员，共和党人吉姆·塔伦特。双方围绕着伊拉克战争、胚胎干细胞研究等各种议题吵得不可开交，由于这一个席位的归属很可能将决定民主党和共和党究竟谁控制参议院，双方的支持率又不相伯仲，因此吸引了全国的目光。双方耗费的资金总数也高居全国第四，而密苏里的经济总量只排美国第22。

麦卡斯基尔最后以51%的微弱优势胜出，两党竞选资金的花费分别是民主党1141万美元，共和党2376万美元，民主党凭借不足共和党一半的资金赢得了选举。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人或许会得出结论说，胜利是买不到的，选举并不是金钱的游戏。

但总有一些例子让这个结论看起来苍白。今年的总统大选中，奥巴马以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著称于世，创造了美国政治史上的筹款记录。奥巴马在本届大选中已筹到6亿3900万的巨款，已经花掉5亿7300万。麦凯恩阵营则筹到了3亿6000万资金，花掉2亿9300万。而奥巴马现在的民意支持度，全国范围内领先麦凯恩七到八个百分点，前一段时间甚至达到十余个百分点。翻出有据可考的前几次总统大选，布什每次都能比戈尔、克里筹到更多钱、也花掉更多的钱。令人熟悉的论调于是可以登场了：美国大选就是金钱的游戏，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资产阶级虚伪民主的实质就是谁钱多谁获胜。

一言以蔽之，后一种观点“很傻”，前一种观点“很天真”。我们既然喜欢把选举叫做选战，就可以用战争的观点来看待选举。金钱，只是战争的一部分，譬如粮草，而战争中涉及的不只是粮草，人力、物力、士气、战术思想甚至天时地利都发挥这重要的作用。一场选举，其实是竞选政见、候选人自身特质、政治环境、竞选资金等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比拼，绝不是一个胜利买的到买不到的问题。

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是受财团控制的，许多人振振有辞的说奥巴马那么多钱，不是大资本家给的，难道是自己变出来的？其实还真是奥巴马变出来的。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记录，奥巴马的获得的小额捐款是历史上所有候选人中最多的。所谓小额捐款是指额度在200元以下的捐款，好比今天有个小姑娘摇着奥巴马的宣传旗帜在路上跟你宣传，你觉得还有点道理于是摸出来十块钱，您也就成了一名小额捐款者。奥巴马310万的竞选捐助者中，有一半都是这样的小额捐款者，麦凯恩的竞选捐助者则只有80万，差距明显。因此如果非要在金钱上找个原因，奥巴马现在领先也不是因为他募的钱多，而是因为这庞大的竞选资金背后的310万人远远多于麦凯恩的80万，这310万背后代表的支持奥巴马的总人数也很可能多于80万麦凯恩捐助者所代表的人数，而且也说明奥巴马的支持者更有热情，更愿意为自己的候选人做贡献，即所谓“士气高昂”。

那么大富豪们究竟能不能操控选举呢？答案是不能，但要想在竞选中发挥重要作用还是有可能的，只是相当困难。首先，美国1975年的竞选献金法规定，禁止大公司、财团、银行、工会向候选人捐款；其次，一位公民最多只能给候选人捐款23000美元，也就是说哪个大亨支持奥巴马就塞给他一个亿的事情纯属痴人说梦。富商们受捐款上限的限制，开始想办法钻空子。您不准我捐款给奥巴马，那我自己成立一机构，专门帮奥巴马吆喝不成吗？于是就出现了政治行动委员会（PAC），这些组织都专门为特定候选人助选，但和候选人又没有直接关联。大量不受限制的“软钱”随之涌入，造成了许多弊端。到了2002年，以麦凯恩为首的一批议员又力主通过了新的竞选法案，给单笔软钱的数量又加上了上限，堵住了漏洞。当然还有更加“软”的方式可以曲线为候选人助选，但越软越曲线的方式，其效果也越曲线，投入和“收益”比当然也就不值了。

金钱与政治的确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民主制度的监督与管理下，金钱对政治的不当影响往往能够得到补救与预防。而每一位公民捐款给候选人，其实体现的是一种对政治的参与、和对国家前途的一种责任感。联邦政府每4年发给候选人的官方竞选资金，平摊到每个公民头上大概是5毛钱的样子，真不算多。而对于候选人自己筹来的钱，一个愿捐，一个愿拿，关那些嚷嚷“劳民伤财”的人什么事儿啊？

无论是把金钱当作选战胜负的关键，还是忽视金钱在选举中的作用，都有“很傻很天真”之嫌。每个候选人的获胜都是各种竞选能力之间全方位比拼的成果，当然兵马未动，粮草现行，也万万离不开金钱的支持。真要说金钱是政治的母乳，似乎也有三分道理，但归根结底，还是比“政治是金钱的摇钱树”要好的多。

丹尼尔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蓝领工人，从事汽车制造业，40多岁，跟奥巴马年龄相仿，年收入3万多美元，大概处在美国的平均收入水平，本质上还算一个穷人。他很早就买了房子，贷款也已经付清，次贷风波倒没有给他带来特别大的影响，但日益恶化的经济局势让工厂的订单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日子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好过了。丹尼尔还参加了工会，尽管每次能享受到工会集体谈判带来的新工资，他并不是十分活跃的工会成员。他信奉天主教，每个月至少会去一次教堂，顺带说一句，丹尼尔是白人。

那么，当丹尼尔投下自己选举总统的一票时，他会投给谁呢？参议员奥巴马经验虽少，但和以往的候选人都大不相同，“改变”的竞选主题很有吸引力，而且还主张为付不起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费用的中低收入阶层提供补贴，他承诺要加一小部分富人的税，并给丹尼尔这样的穷人减税。参议员麦凯恩虽然是战争老英雄，并且在国家安全方面堪称专家，但对经济的反应却很迟钝，金融风暴一开始还说“经济基本面非常好”。他一贯主张限制工会的影响力，在税收问题上虽然一样会给丹尼尔减税，却不愿意给丹尼尔的老板加税。

如果按照某种说法，民主党代表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共和党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么像丹尼尔这样的蓝领工人就应该是奥巴马的铁票，奥巴马会给他们减税，会为他们提供各种社会福利。事实却未必如此，历史上，大量的丹尼尔投奔过共和党，为里根、布什带来至关重要的胜利，即使是在今天，也有不少丹尼尔支持麦凯恩。一个美国选民关心的利益其实十分多样，不能简单的用收入、经济就能够衡量。丹尼尔可能坚决反对堕胎和同性恋婚姻，因此不会支持和他意见相左的奥巴马；他可能听到奥巴马要加税后，产生习惯性的不安，害怕这个所谓的加税有一天会加到自己头上；他可能不喜欢奥巴马舌灿莲花的演说，觉得离自己的生活太远，不够靠谱；他还可能觉得反恐战争仍旧很重要，奥巴马还太嫩，扛不了大梁，更不用说种族问题了……

选自己的总统，选民关心的不仅仅是口袋里能收到多少钱，还有怎么收到钱，能不能最终拿到钱的问题，国家安全、个人信仰也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他们的选择并不必然和剥削受剥削，高收入还是赤贫挂钩。布什2004年的胜选，就是以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为诉求，依靠着城乡地区庞大的“工农联盟”而惊险胜出。所以“工农联盟”不必然支持民主党；或者倒过来想，如果共和党每次选举都只有富人和大资产阶级支持的话，就那点可怜的票数还是趁早不要出来选了。

再来看看所谓的大资产阶级，石油巨头、制造巨头，还有今年选举的主角——华尔街。似乎有这样一种说法，美国大选是被大资产阶级所一手操控的，谁上台谁下台都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实都是大资产阶级已经决定好的结果，体现出民主的虚伪云云。现在的民调显示奥巴马大幅领先，并且很有希望最后当选。那么按照大资产阶级操控选举的逻辑，这一定是因为奥巴马的政策最符合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最能够体现他们对美国走向的要求。回头看奥巴马的竞选政见：1、限制石油巨头的盈利，对石油巨头渴望的加大本土石油开采持保守态度，2、痛批华尔街证券业的贪婪，认为要进行严肃整顿，主张对大公司的CEO们减薪、严监管 3、提高对于富商、高收入人群、大公司的课税，以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听起来大资产阶级是不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如果你觉得所谓大资产阶级不是脑子进了水的话，那就是这个逻辑在胡说了。事实是，金融风暴后的世界首富——股神巴菲特，就力挺奥巴马，老人家就是愿意多交税，不仅自己多交，还号召富弟兄们都跟着交，主要原因是富到这份上了不在乎多交两个钱，相反还觉得自己给国家做了贡献心里乐呵。但巴老十几年支持民主党如一日，民主党照样输了2000年和2004年的大选。所以如同工人不必然支持民主党一样，“大资本家”也不必然支持共和党；而所谓的大资产阶级支持谁也完全不能决定最终大选的结果。

麦凯恩在竞选时指责奥巴马给富人加税、为穷人减税是在挑起“嫉妒的政治”与“阶级战争”(class warfare)。阶级战争在中国人听来似乎没有阶级斗争顺耳，但用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的阶级斗争来解释美国大选，是会遇到死结的。不同的党派自然有不同的利益格局与取向，但一刀切的划阶级成分，甚至把大选说成是几个大资本家在幕后布好的局，就有些无稽之谈了。其实，两党从出发点上，都是想代表美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这样不仅支持面更广，不还是提高执政能力的一种体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