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 —— 这个完整版本由我的同案犯、被驱逐出境的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Michael Day）精心保存多年，不久前他作为礼物归还给我。促使我重新回忆起自己在1989年6月4日凌晨创作并朗诵全诗第3和第4部分，并愤然添加题记的情景。
红苇：孟姜女:一个著名的美女品牌
一般说来，都会知道“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而且会认为这是一个发生在秦朝的故事。因为在秦时，人们正是处在律法严苛、民不聊生的状况下，各种兵役劳役让人不堪重负，而且一项特别庞大的工程—长城的修建，也正发生在那个时期，有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孟姜女哭倒长城”事件的发生，就不仅合情入理，而且特别让人信以为真。加之历代诗文演绎与传播的推波助澜，“孟姜女哭倒长城”就愈发成为一个经典性的悲情故事了。
且慢！在这个传说故事中，已经有这么几个事情得到了澄清：其一，真实的历史事件的主人公是杞梁之妻，而不是孟姜女；其二，从地点上说，杞梁之妻哭倒的是齐长城或是齐城墙，而不是数百里以外的那个长城；其三，从时间上说，故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的齐庄公时期，而不是数百年之后的秦朝；其四，那位杞梁殖是死在一次齐庄公袭莒的战斗中，而不是在修筑长城中。对于这整个事件的详细追溯和条分缕析，都体现在了顾颉刚先生那篇著名的长文中。据说后来，顾先生对整篇文章再加充实，最终形成了一本书，那本书是在台湾出版的。
由杞梁之妻哭尸崩城到孟姜女哭倒长城，在文化想象的基础上，体现了民间社会一种移情式的对于苦难的记忆。本文最为感兴趣的一件事情是，本来事件的主人公是杞梁之妻，为什么偏偏要由孟姜女来替换？这种移花接木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文化内容？
这就不能不提到姜姓女，她们在春秋战国时期地位显赫、血统高贵，虽不能说是皇亲国戚，但与之相比亦不遑多让。大体上可以说，从春秋初年到战国中期，姜姓女对于一些诸侯国的政局都有着持续性的影响。姜姓女的历史影响，从历史的记录者和研究者的角度，可能是属于政治和大事件，但从姜姓女的角度，这往往就是她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没有办法，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她们就是生活在时代的风头浪尖，同时，历史也为她们留下或明或暗的华丽背影。
可以说，郑国的武姜与莒国的向姜都以以各自的行为，影响到了自己的国家。
武姜的问题是她过于偏爱她家的老二，也就是共叔段。由于老大郑庄公是“寤生”的，也就是胎位不正头上脚下出生的，这招致了武姜的极大的反感。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一心只溺爱着共叔段，这直接造成了共叔段日后的叛乱，幸好叛乱很快就为郑伯所平息。来自向国的向姜，有一次就逃回了向国，这就直接引发了莒国对向国的开战，开战的目的便是讨还向姜，战争的后果便是向国的灭亡。
而出嫁到鲁国的文姜却给鲁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桓公十八年的时候，《左传》这样记载：“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因为文姜与齐侯耦断丝连，勾勾搭搭，这让桓公很不高兴，就当面指谪了她。这一下齐姜不干了，就跑到齐侯那里告了桓公的状。桓公很有可能就是因此而送的命。在桓公死后，齐姜就跑到了齐国。这整个事件对于鲁国来讲，就是一种耻辱，这让当时的孔子是煞费苦心，他只能在《春秋》中写道：“三月，夫人孙于齐”，一个“孙”字，有“逃”“奔”之意，却是为尊者讳的曲笔，这多少留存了鲁国的一些颜面。这也让后来的顾炎武不甚满意，因为这会使后人不了解历史的真实情况。
即使是这样，由齐国提供给鲁国的姜姓女还是源源不断地到来。在这以后，作为鲁国国君夫人的姜姓女名单还在不断地增加，这其中就有哀姜、齐姜、声姜和穆姜等。齐鲁两国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是齐强鲁弱，况且齐国在齐桓公时还有称霸诸侯的纪录，在这种情况下，鲁国接纳姜姓女就有着几分的无奈。齐国在有些情况下，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着鲁国的国政。从历史上看，姜姓女的入亲，并没有两国关系带来太多的和谐，反而是最少带走了鲁国两位国君的性命。在卫国，则有夷姜、宣姜和定姜等。
也有一些姜氏女是很有见识的，这其中便有晋姜与定姜。所谓晋姜指的是晋公子重耳逃亡到齐国时，由齐桓公许配给重耳的夫人姜氏。有一阶段，重耳在齐国的小日子过得挺满足，有点乐不思晋的味道。不仅跟着重耳出生入死的一帮大臣不干了，姜氏更是不能答应。那帮大臣密谋出走的消息，由蚕妾密报给了姜氏，姜氏直接就将蚕妾给杀了，其身上的丈夫气概显露无遗。可以说姜氏正是日后重耳称霸诸侯的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之一，只是不知道晋文公在论功行赏的时候，他是如何赏赐姜氏夫人的？卫定公的夫人定姜，也是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胸襟和识见的。正是由于她的出谋划策，才使得卫国不致陷入到危急之中。
值得一提的还有少姜。少姜的清纯可人，一度得到了晋文公的特别垂爱。少姜所处的时代，诸侯国的重心已转移到了晋国，齐国种种衰微迹象表露无遗，已沦落到如同鲁国一样，需要看着大国的脸色行事了。晋国甚至扣押了前往送嫁的齐国大夫陈无宇，一点也没有给齐国留面子，只是由于少姜做了工作，陈无宇才得以释放。在这样一种糟糕的景况中，时移势易，风光不再，那种像《诗经》中吟诵美人的千古诗篇《硕人》，恐怕是很难再产生了。
当时诸侯国之间遵守着一条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同姓不婚。晋、鲁、卫、郑、曹、滕，这些国家是姬姓；齐，是姜姓；宋，是子姓；邾、小邾，是曹姓；莒，是己姓；杞，是姒姓；薛，是任姓。还有一个吴国，当然是姬姓。而鲁国的国君一度娶了来自于吴国的吴孟子。有人便故意向孔子请教，请教的问题是鲁国娶吴孟子是否合礼，孔子吞吞吐吐地答合礼，这一下让对方抓住了把柄，弄得孔子感到很受伤。在同姓不婚的规则下，作为姜姓女大本营的齐国与晋、鲁、卫、郑等诸国的结亲，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另外一个影响较大的贵族女性群落是姬姓女。在齐桓公身边就汇集了一大堆的姬姓女，他的三位夫人中有两位是姬姓女，分别是王姬和蔡姬，他的六位如夫人中，姬姓女就有四位，分别为长卫姬、少卫姬、郑姬和密姬。
在春秋战国的姬姓女中，最有知名度的当数伯姬和夏姬。这位伯姬可以说是鲁国的骄傲。伯姬即共姬，穆姜之女，鲁成公的姊妹，宋共公夫人。何休注：“伯姬守节逮火而死，贤。故详录其礼，所以殊于众女。”关于伯姬的事见鲁襄公三十年：宋国发生火灾，伯姬呆在寝宫里，有人报告说：“火烧到这里了，请您赶快出去吧！”伯姬说：“不行。我听说，妇人夜里外出，不见到师父和保姆是不能出寝宫的。现在我的师父到了，保姆还没有到，所以不能外出。”火烧到寝宫，把她烧死了。孔子认为她很贤德，一再详细记载她的事迹。
1、姜姓与姬姓的由来。
2、《诗经》中的姜姓美女
《有女同车》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硕 人〉（写的是庄姜）
硕人其颀, 衣锦扃衣。 齐侯之子， 卫侯之妻。 东宫之妹， 邢侯之姨，
谭公维私。 如柔荑， 肤如凝脂。 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硕人敖敖， 说于农郊。（这两节还要再加工）
自古以来，我国就存在着两种不同“成分”的美女，一种是出身高贵，来自名门望族，具有一种高不可攀的雍容与华贵；一种来自于民间与乡野，有一种清水出芙蓉的天然魅力，诸如大名鼎鼎的西施、罗敷等便都属于这一类。秦汉以来，那些出身高贵的美女实不如那些民间美女更受欢迎，而《诗经》恰恰把最华美动人的乐章，呈现给了那些出身名门贵胄的美女，也许对于《诗经》来说，最为看重的并非是“成分”如何，它所欣赏的只是那令人惊艳的美。《诗经》就专门为姜姓女腾出了足够的空间，使她们身上那种惊世骇俗的美得以华丽绽放。
通过《诗经》的渲染铺陈，姜姓女在文化想象中实现了华丽转身，孟姜女作为著名的美女品牌便横空出世，成为萦绕不去让人且惊且叹的美好记忆。
同时作为美女符号的孟姜女又具有着文化再生的力量。其一，孟姜女能够取代杞梁之妻，这首先与姜姓女多出自齐国有关，同时又具有更强的代表性与知名度；其二，孟姜女作为一个著名的美女品牌，由其来担当不堪承受的悲剧命运，当能倍增其悲，并更具戏剧性和感染力。因而成为一个时代记忆的悲情故事，就不一定是要唯真唯实的；其三，只是从社会地位上看，似乎孟姜女与杞梁之妻之间有着某种身份的落差，但在齐国逐渐衰微及那些古老姓氏的高贵性已呈明日黄花的背景下，特别是在秦并六国以后，齐国都以不复存在，孟姜女已不过是一个留存在记忆中的符号而已。
孟 浪：“民主特区”的夭折与希望——为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而作，兼忆八十年代深圳大学二三事
1988年6月出版的《深圳大学改革探索之路》一书中的插页图片，图片说明：梁湘市长陪同赵紫阳同志视察深圳大学。
深圳特区成立30年，众人正热议“特区向何处去”？这让我想起21年前我在深圳大学经历的一件往事，由此也带出20多年前在南中国一段令人难忘的峥嵘岁月记忆与见证。
八九北京学潮波及全国高校，深圳也毫不例外，“反腐败”、“反官倒”、要求“对话”、要求“讲真话”和“新闻自由”，北京学生正义而朴素的请愿诉求，深得民心，群情汹涌响应。5月13日北京部分学生进驻天安门广场发起绝食请愿，升高了这场运动更受全国乃至世界瞩目与关切的气氛，但学生基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立场的正义要求没有得到当局的善意反应，反而被邓、李等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诬指为“动乱”，并经违宪、违法的密谋布置后在5月19日宣布“戒严”，悍然动用数十万野战部队开进北京，试图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军事镇压。北京高校学生与各地高校进京声援的学生及北京市民自5月20日起发起以非暴力抗争的形式，堵截军车、劝阻军人，力阻军队进城动武。一时间军队在城郊四处被围堵、被劝退，百万学生、市民在北京城内外与军队、与当局处于胶着、拉锯的对峙状态。
远在南国边陲的深圳大学数千名师生除遥遥关注、默默祝愿并以各种形式积极参与学潮，由罗征启校长支持成立的全校性学生自治组织“深圳大学学生紧急事态协调委员会”曾在5月中旬多次与深圳知识界、媒体界人士在特区联合组织发起全市各界声援北京学生的大型游行，总人数超过10－15万人次，期间也有近百名学生和老师先后直接赴京已在天安门广场安营扎寨。5月下旬的最后一个星期，随着北京有胡绩伟先生领衔部分人大常委联署依宪要求提前召开大人常委会紧急处理戒严引起社会危机的形势变化，大家一度认为因当局罔顾民意强行戒严而恶化的形势可能趋缓、趋好，故而都有心从长计议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深耕运作。5月25日左右，我们十多位心系北京、心系学生，已在学运初期积极介入的教工在一个外语老师的家里，自发相约就此议题开会讨论，大家群策群议后达成共识，利用深圳和深圳大学毗邻香港内外信息交流畅通、便利的优势，利用在场多位各系教工的专业特长，打算由深大教工民间自发组织在全校自6月起定期举办关于民主启蒙、民主建设和发展的各项专业性、学科性系列讲座与研讨，以期促成深大校内的学运完成激情化的街头广场运动，深化并转型为理性、建设性的长程架构发展。
考虑到对整个北京学运目标的长期支持和深层意义呈现，笔者出于当时身为校刊（《深大年报通讯》）编辑的职业习惯和敏感，提出依托深大教师员工的人力和知识资源，借助深圳大学在这次学运中处于整个特区的前驱性引领地位，着手筹备创办一份名为《民主特区》的民办刊物，建议特区人、深大人应不自囿于“经济特区”的框框、而应具有迈向“民主特区”的前瞻性思考，长远为民主中国建设的前沿发展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至少也可利用特区之特的优势以这份刊物为整个学运、整个民主运动提供理性交锋和思想激荡的平台，此议也得到大家的积极赞同。谁知此会结束不到十天，北京长安大街上午夜骤起的第一排枪响，就打碎了我们计议中和平与理性建设的希望，民主启蒙系列讲座与研讨、《民主特区》办刊等等的美好设想，也随着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血色黎明，不幸地黑掉了。
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体制内外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度受到鼓舞的八十年代改革理想被中共军队的坦克粉碎为象征，也宣告了整个八十年代的终结。八十年代，深圳是整个中国改革的最前沿，袁庚、梁湘、深圳青年报等等是那个时代的重要关键词。而在笔者当时任职的深圳大学，当年的校长兼党委书记罗征启，也是深圳的那个时代流播至今可能最具有魅力的少数传奇人物之一。
1988年6月出版的《深圳大学改革探索之路》一书中的封二图片，图片说明：罗征启校长（上图）；罗征启校长给首届本科生颁发毕业证书（下图）。
2009年“六四”20周年纪念热潮中在香港出版的《100“六四”人物20年》一书，百名“六四”人物的人名条目中也收入了“罗征启”，它揭示了罗征启当年曾经的殊异作用：“在八九学运中，深圳大学成为5月中起全国高校中唯一一所声援北京学潮期间的全部活动均得到校方公开支持和后勤支援的大学，罗征启同情学生、主张对话、反对暴力、坚持正义的鲜明立场是决定性的。”
可以不无遗憾地说，如果不是“六四”枪响打断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和平演变进程，如果不是从赵紫阳、梁湘到罗征启等一批主张改革、主张和平变革的体制内坚定的改革派人士因“六四”事件受到整肃清洗，深圳作为中国走在最前的“民主特区”的实践及时迈开探索步伐并取得一定的实绩，完全是可以预期的。罗征启执掌下的深圳大学在八十年代的峥嵘岁月（1983年深圳大学建校之初，罗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任上调任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后兼任校长直至“六四”遭开除党籍并免去一切行政职务）就自主创新，启动过积极的大胆尝试。八十年代在中国的高校中，也是在整个中国教育界中，唯一敢于打破中共数十年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禁区，提出“党委治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办校方针的就是深圳大学，就是罗征启。
记载罗征启推动深圳大学改革历程的《深圳大学改革探索之路》
笔者当时在深圳大学出版中心任文科编辑，曾参与执编了当年总结深大改革经验的一本文集《深圳大学改革探索之路》（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版）。其中收录有罗征启在1986年5月撰写的《从深圳大学的改革看改革》一文，重新翻读此文，可以看到罗征启早在时届深大建校3周年之际（此时距深圳特区成立还不到6周年！）就大胆“贡献”了他在深圳大学对（中共）党的“改革”经验：“党的组织生活和一切活动都不许占用工作时间。党的干部，从党委书记开始，都是兼职，实行业余化和义务化。整党也是在业余进行，取消了专职政工队伍，取消了浪费时间、形式主义的‘政治学习’”（页7）。“我们把‘标新立特’作为我们学校的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旧的事物是很难改造的，尤其是很难自动解体，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的体会是必须在旧事物与旧事物之间，开辟新的工作面，建立新的阵地，用新的来包围旧的，吃掉旧的或再加以改造。”（页9）
当年，在深大，没有内地那千篇一律砌起、与社会隔绝的高高围墙，是中国唯一一所不设围墙、不设门禁的大学；在深大，不设很难洗脱精神控制与洗脑色彩的“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学生的情绪、心理健康问题等等的咨询、干预和援助，一律由心理行为指导办公室受过心理学、精神健康医学专业训练的人员负责进行；在深大，图书馆里堂堂陈列有海外出版的《争鸣》、《动向》和《解放》（即今《开放》）月刊等各种“反共”刊物，与《红旗》杂志、《支部生活》等中共党刊并排在书架上，向所有研究生和教工开放，随便阅览。在我刚到深大任编辑的最初日子，大约是1987年初，我和深大的一群热爱文学的学生喝酒聊天时，有一个学生的由衷感慨让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笑着说：“深大太好了，（在）深大的感觉就是没有共产党！”
执政党在公教单位业余化，党务干部（包括党委书记）兼职化，取消专职政工人员，取消马列主义“政治学习”，等等作为，谁能不说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大胆改革、大胆改造的漂亮举措呢？谁能不说深圳大学这是迈开了尝试解构一党制全能社会的可贵第一步呢？谁能不说这也是“民主特区”在深圳的最初一线曙光呢，哪怕它只是昙花一现而夭折？
在这个需要严肃回望而又必得奋勇前行的重要时刻，请记住罗征启这个名字，请记住深圳——这一段被遮蔽了的闪光历史！请记住——“民主特区”这个梦想！
读书无禁区，探索无禁区，民主无禁区，中国无禁区——请，继续无畏地追寻！
（2010年8月24日于香港）
【作者1986年底至1989年春夏在深圳大学出版中心任编辑，秋后离开；1994年初在深圳参与创办《街道》杂志。】
贺卫方：从边陲看中国：期待一种更美好的文化交融
讲者：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2009年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开始关注新疆史、中亚
梁文道：古代的书为什么没有标点符号
中文原来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要读书先要学句读，自己去给文章加标点符号。这个任务是读者的，而不是作者的。不只中文是这样，英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也都没有标点符号。看来，不只中国，全世界的作者都喜欢折磨他的读者们。
大家有没有想过古人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读者？古代书的产量是很低的，市面能找到的书的种类也很少。罗马帝国时代一年只能出产一两百种书。中世纪末期有个欧洲最博学的学者——他一辈子也只看过800多本书，所以古人的博识与今天是不一样的。大家都说孔子很博学，但那时候有几本书呢？古人讲究的博学是深读，用英文说就是Intensive Reading.一两百本书放在你面前，可能是你一生要读的书了，所以要慢慢读、一个字一个字读，读完再读，一遍遍体会字里行间的意思——很快读完，以后没得读岂不很痛苦？
古代为什么没有标点符号？因为他不需要读那么快。标点符号的流行只是近两三百年间的事情。标点符号是怎么诞生的呢？它其实是一个商业行为的结果。五六百年前，欧洲出现了古登堡印刷术，书籍出现并成为最古老的工业产品，进入市场成了商品。出于成本考虑，印刷商也就是书商就想做大量印刷来摊薄成本，于是他们发明了标点符号，让书变得更容易读、读得更快。这还不够，还要分段。
古人的书是没有分段的，也没有章节。今天我们看《论语》，一篇与另一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卷只是物质上的单位，竹简不够了，再换一卷继续写。中国古代的书是这样，印度、阿拉伯、欧洲的书也是这样。印刷术出来之后，出版商才开始给书籍做段落篇幅的划分。
分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前欧洲人读不分段的《圣经》每次都老老实实从开篇读起，《圣经》分段以后，人们开始认为不同的段落重要程度不同，分歧就产生了。所以英国大哲学家约翰？洛克说：“《圣经》分段印刷是无耻商人酿制的悲剧，他们为了让《圣经》更畅销强行分段，分段以后我们的信仰将四分五裂。”后来的结果被洛克不幸言中——基督教分裂成一大堆教派、教会。所以怎么印实在很重要，印刷术的产生令我们离开精读，开始泛读。
很多人问我，如何读得快一点，但其实如何读得好更重要。古人是怎样读书的呢？他们不是看，是反复地读，慢慢地读，读出声音来。朗读能让人沉浸到书里面去，这样一个沉浸的状态会产生一个重要的效果——这就是修炼的效果。
我手中是一本《沉思录》，这本书现在在中国很热，因为温家宝总理在看，克林顿、布什、密特朗都看过。奥勒留并不是为出版而写的，他是写给自己读的——不断研读，修身养性。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本修行集，他的写作本身就是修行，之后的不断研读也是。写作，在英文里面就叫Spiritual Writing，所以它的读者也要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修炼来读，不断地读、反复地读。这些领导人一遍遍地读《沉思录》，就是在做精神修炼。古人读《论语》也是这样。所以读书是为了改变自己，变化人格，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一点古人都是知道的。
很多人一辈子读《红楼梦》，每次都看到不一样的意思，古人反复读为的不是这个，他是每次都读到同一个意思。他是要不断地再三地提醒自己，比如，“当一个人对你做错事情之后，你不要愤怒，你反而要去想他为善或为恶的理由，然后你就不会愤怒了”，容不容易懂？做不做得到？这种书不是要你明白它的意思，是要你去做。所以真正读书读得好的人都会被某一本书变成另外一个人。古代读书人一定要是一个好人，如果不是一个好人证明书没有读好。所以读书是一种修炼，一种transformation（转变）。
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发现今天大家只是把读书当做一个工具，通过它拿到什么东西。读书其实是一种精神操练，是我们已经失落的一个传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恢复它，找一本书去修炼自己，追求自己的变化。
云也退：最伟大的城市也有阴暗的角落
在伊斯坦布尔被命名为“欧洲文化之都”的今年，畅销小说《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也顺势进入中国，它的作者O.Z.李凡纳利是土耳其的一位文化名人，也是一位在小说创作、作曲、电影等多方面均有成就的作家。小说中的女孩玛丽从东部来到伊斯坦布尔，她的家乡极端保守，库尔德人的战火连年燃烧，她的堂兄西玛尔从部队退伍后，奉命把遭到强奸的玛丽送到伊斯坦布尔去秘密处死；而伊凡则是一位伊城的中年教授，因精神空虚、又看不惯社会风气，而选择离家远游。三人在偶然相遇后，互相之间有了情感交流，玛丽被强奸的事实真相也渐渐揭开。伊凡教授从单纯朴素的平民身上认清了自己的愤世嫉俗，决定不再漂泊；西玛尔的传统观念有了松动，但依然在困惑之中，为没能完成家族交托的使命而略感失落；只有不甘于命运摆布的玛丽，在伊斯坦布尔最终获得了新生。
李凡纳利先生1995年曾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无疑与他在作品中宣传的平等交流、文化融合等思想有关。与现今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一样，李凡纳利对于避免极端主义、遏制宗教狂热的必要性有着坚定的信念，他揭示的当代土耳其的社会问题，如精神浮夸、贫富分化、弱势群体遭受的暴力，都不令我们感到陌生。不过，他给主人公安排了比较好的结局，这一点能看出李凡纳利性格中的乐观温和，也稍稍缓和了他对自己的故乡伊斯坦布尔的辛辣批判。在这次专访中，李先生最让人印象深刻之处，就是他评判一座“伟大城市”的现实主义态度。
问：这个问题想必有许多记者也问过：书名的“Bliss”是不是一个负面的隐喻？是不是如同例如福克纳的“圣殿”一样也是反讽性的？
答：不，Bliss是一个土耳其语里的词，表示的意思是一种追求幸福的过程。幸福有许多种形式，因人而异，小说里的伊凡就是一个追寻人生幸福的人，玛丽也是如此。不过他们的结果不同，对玛丽而言，她找到了幸福。但伊凡没有，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问我是否打算写一本续集的原因。在这本书中，伊凡最后仅仅是与他的母亲见了面，但他依然在寻找的途中，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
问：你是否觉得中译本的书名简化了Bliss一词的涵义？
答：有可能，各个国家的不同译本的译法也多种多样。有的国家也用一个宗教性的代表“至善”的词来翻译，不过对我来说，它仅仅意为“追寻幸福”。中译本加上了“伊斯坦布尔”是为了让读者知道故事发生在哪里，但是用“happiness”（幸福）来翻译“bliss”确实太轻了。
问：为什么你给玛丽设计了一个完全农村的背景，而且是在土耳其东部？我开始读这本小说时，觉得你非常急于把现代土耳其的所有最尖锐的问题都铺排出来，好像你很知道西方人可能会对什么感兴趣似的……
答：不，我仅仅是为土耳其人构思这部小说，考虑写他们熟悉的东西。我提到这些尖锐的问题，把它们列举出来，是因为土耳其人太熟悉这些，他们平时碰个面聚个会吃个饭，都会讨论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是很真实的、就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你要是在土耳其打开电视，看PKK之类电视台的新闻，也会看到这里发生了爆炸，那里有一次什么袭击，这些东西总是围绕着我们。
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的国家和以色列、和巴尔干半岛国家是不是都很相似？
答：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如何，我想在美国，在法国，关心政治的都只是一个小范围内的人群，不会人人都成天关心奥巴马的政策，但是在土耳其和在以色列这类国家里，每个地方，每一分钟，人们都在讨论政治，政治占据了人的生活，因为它确实与个人生活有关联，而且在影响、改变着它。它太重要了。
问：但在我的印象里，政治冲突在土耳其也只局限于一个小范围的地域里。
答：不是这样的。你要知道土耳其分成许多地区，各个地区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都不一致。传统的、宗教的势力和世俗的民族主义势力，它们各自的政党，在土耳其都有各自的影响范围，所以一群土耳其人不愿意同另一群土耳其人生活在一起，是很正常的事。
问：这与我的感觉大不一样。我在土耳其中南部的柯尼亚旅行的时候，与当地的世俗主义者闲聊，他们都说宗教对他们的生活影响不大，在清真寺里人们做他们的礼拜，在清真寺外大家可以很放松地过日子。但柯尼亚实际上是土耳其最保守的城市之一，对不对？
答：我同意，不过我说的是一种趋势。你可能不了解这些年来社会的变化过程，但是我们能感觉到，政府在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下的举措都是十分迟缓的。比如说，到现在为止，在安纳托利亚还是买不到啤酒的，酒精饮料基本上是被禁的，这就无法让世俗人群满意。当然，你也是对的，我承认有些地方人们的生活是比较自由的。
问：你在小说中提到的埃于普我也去了，这也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宗教味道很浓的地方，但是大清真寺里和后山上的皮埃尔·洛蒂酒吧实在是反差鲜明。
答：是的。洛蒂酒吧是每个旅游者都想去的地方，但它的下面就是清真寺。
问：你在书中也写到了亚美尼亚人大屠杀。他们由于和土耳其人混居程度很高，在上世纪初很难很快独立出来，但你是否认为不管怎样，奥斯曼帝国政府是可以避免屠杀的？
答：你必须把亚美尼亚人的问题放在历史背景下去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奥斯曼帝国几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国土，失去了五百万人口，在此之前这些人和土地都和现在的土耳其完全一体，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也是合一的。但是，在此前的俄土战争中，俄国侵占了奥斯曼帝国的东部领土，部分亚美尼亚人加入了俄国人的军队攻打奥斯曼帝国——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奥斯曼政府开始不信任他们，这时就已经埋下了以后冲突和屠杀的隐患。
你刚才提到的保加利亚，还有巴尔干半岛上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之类的民族，提出独立都比亚美尼亚早，而独立时也都发生了流血事件。屠杀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你要知道，受害的是所有人，土耳其的巴尔干人和在巴尔干的土耳其人，在希腊的土耳其人和在土耳其的希腊人，混居的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都是受害者，因为这是一场战争，一个帝国崩溃了，所有人都是牺牲品。战争状态是不同于其他任何状态的，所以我想，说土耳其人专一针对亚美尼亚人发动屠杀是不对的。
问：奥尔罕·帕慕克说了一些关于亚美尼亚人屠杀的事，激怒了土耳其政府。
答：我想他有权说他的观点，就像我也有权就我的国家说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觉得，对于那些不了解土耳其历史的人来说，应该告诉他们战争的事实，在战争的状况下，不独亚美尼亚人，谁都不能幸免于灾难。土耳其在一战结束时被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占领，上百万国民在这期间中失掉了性命，这同样是事实。
问：你写到玛丽的头巾被风吹走，是不是想暗示土耳其女人应该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答：不完全是。在我们的共和革命之后，女性拥有了许多权利，比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比如1930年代政府里专设了处理女性事务的部门。但是后来，在七八十年代时发生了伊斯兰运动。你知道，土耳其是个与伊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一样的伊斯兰国家，它更加开放，男女平等的程度更高，但伊斯兰运动试图改变这些，把土耳其的宗教状况拉到与中东国家相似的水平上去，当时遭到了包括我妻子在内的许多女性的抵制。现在在土耳其，女人包头巾和面纱仍然是很普遍的，不过她们戴的并不都是很传统的伊斯兰头巾，而是有不同的形式和花样。
问：伊凡是不是你的一个化身？在小说里，他极端厌恶伊斯坦布尔人空虚、腐化的城市生活，以至于离家出走。
答：不，伊凡人到中年，精神上有些空虚、孤独，而我本人是比较开朗的。三个主人公中，我最怀有同情的是玛丽。但是伊凡的部分观点出自我自己的感受。我试图通过他来批评伊斯坦布尔的一些人，也许数百人，也许上千人，他们的日子很富裕，受过良好的教育，过着上流生活，但他们要把自己打扮成西方人，不愿意与本国人为伍，觉得他们土气。他们与西方人过从，对本国的现实闭目塞听。我不喜欢他们，他们是些纨绔子弟；我想通过小说让读者看到这种生活是多么廉价，多么空虚。作为一个教授，伊凡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创造真正的价值，科学的、文学的及所有类似的价值，他是一个不满的人，也代表了伊斯坦布尔所有类似的不满的人。
问：我对书中所提到的贵族传统的缺乏很有兴趣。土耳其经济的发展无法填补这种缺失，同时穷人和富人在物质、文化、趣味、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差距都愈拉愈大。对此我感到很熟悉，在当今中国，也有很多有钱人学习西方贵族的生活方式。
答：我们虽然拥有过一个大帝国，但这个帝国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王朝，没有第二个家族统治过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从来不允许国内出现如在英国、法国出现的其他大家族。贵族的形成，是因为那些富裕的人去学习精美的趣味、精美的生活方式等等，慢慢地就形成了门风，而在土耳其，富人没有别的榜样可以学习，也无法形成贵族。我在书中写到那些富人把自己打扮成西方人，模仿西方生活方式，但他们充其量也只是模仿而已。
问：你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尖锐的批评者。你把它形容为一个受伤的巨人，神经失常。宪兵粗野强拆非法建筑，而来自安纳托利亚的贫民不惜以自焚示威，而同时政府和伊斯坦布尔本地人又忙着讨好西方人，跟他们做生意。你的小说和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相比简直就是两个极端。
答：伊斯坦布尔的文化、自然和一切都很迷人，它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美的城市之一，总体上说我很喜欢它。但是，你到过的地方都太中心了，如果你从这里再往外走个三四十公里，你就会看那15%的（穷）人，那是另一个伊斯坦布尔，他们大多数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移民，他们住在非法的区域、非法建造的房子里，这些地方与伊斯坦布尔辉煌的宫殿、美丽的自然景观无关，我想给这城市画一幅真实的肖像，它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巨人——但是，它的中心区域的确非常非常美。
问：《纯真博物馆》描写的伊斯坦布尔却温情脉脉，像尼尚塔什这种富人区，我也特地去看了一眼。
答：《纯真博物馆》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区域里，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群中。尼尚塔什是个典型，那里很小资、很繁华。但是如果我来到上海，只在几百平米的一个区域内参加个活动，我就不能说我了解上海；我希望描写的是所有东西，要描写它贫穷的一面，边缘的一面，阴暗的一面，不为一般人所了解的一面。
问：你在书中还说，这座城市是被移民“扭曲”的，你认为移民应当为贫穷与混乱负责吗？
答：当然不能说负责。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一百年前伊斯坦布尔的移民是一百万，而现在已经达到了一千五百万，他们不需要为混乱负责，但是移民问题是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不能否认的。
问：最后我想问的是，你看过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吗？在《幸福》中你似乎有意为伊斯兰教正名，提到了《古兰经》给人的心灵带去的一些有益的滋养。但是看过《追风筝的人》的人恐怕对伊斯兰教的印象都会变坏，觉得它很残酷。
答：我出生在伊斯兰教家庭，我能感到这种宗教确实在社区里发挥良善的作用，《古兰经》教人戒偷盗、戒荒淫，要对别人怀有爱心，等等，这是它好的一面。但是，某些人故意把《古兰经》利用为政治武器，于是就有了自杀式爆炸。真正的伊斯兰教肯定与危险的“政治伊斯兰”是两回事。我试图把宗教的两面都呈现出来。它是好的；但如果有人从经文中摘出一句来，把它用作杀死另一个人的依据，它就是“残酷”的。
田奇庄：公共平台为何充斥“三俗”
文化部长蔡开公开批评“三俗”是好事，但笔者认为，那不过是官样文章，最终于事无补，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所谓三俗就是围绕着人的生理本能或生存本能制作的文艺节目。人一过百，形形色色，低俗、高雅各有所好。有喜欢孙猴子的，就有喜欢猪八戒的。有喜欢妙玉的，也有喜欢薛蟠的。三俗固然属于低级趣味，但一有需求，二不违法，三有钱赚，官方大可不必多加干涉。
在文明国度，三俗艺术如同街头买臭豆腐烤串的小贩，属于精神文化方面的拾遗补缺，可以满足部分人的嗜好，难登大雅之堂。
我国则不然，那些根本上不了台面的三俗货色，不仅牢牢占据着公共平台，而且总能在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甚至能登上收视率最高的春晚。如今，不男不女的小沈阳，以取笑残疾人为能事的赵本山，以及充满恶俗诨口的二人转在中国大红大紫、炙手可热，确实很反常。
是中国人生性喜欢三俗吗？不是。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三俗从来不为主流价值所认可。大家可以容忍其存在，并不等于欣赏追捧。
是中国人没有鉴赏能力吗？也不是。什么是高雅？什么是低俗？大众心里都有杆称。人们观看三俗表演，多半是无奈选择。
谁都知道，社会的进步不仅是GDP的增长，更需要文明水平的提高。被低俗文化统治的舞台，不可能引导高品位的精神追求。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三俗几十年如一日统治公共平台现象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中国大陆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之争、制度之争、思想之争、道德之争空前活跃，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中国法治如何建设？道德如何重塑？政治体制改革的出路何在？迫切需要公共平台深入探讨寻求答案。然而，作为反映国人精神文化的公共平台，舞台、荧屏，媒体文娱节目基本上由四大类主题覆盖：一是歌功颂德，二是古装武打，三是无病呻吟，四是无厘头搞笑，已经到了无益、无聊、无羞、无耻的程度，早已为有识之士所不屑、不齿。
由此可见，如果就三俗现象反三俗，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迄今为止，所谓的高雅艺术远不足以填补低俗文艺市场空缺。
要想让文艺市场繁荣，出路很简单，还是要回归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取消干预、审查限制，不揪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实行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给文艺创作充分的自由空间。
尊重了艺术创作规律，优秀作品必然脱颖而出，反映公众心声和愿望的作品必然受到大家热捧，低俗作品才可能退出主流公共平台。
三俗虽属低级趣味，总还有真实成分。时下所谓高雅艺术只是不过是形式华丽，内容假大空，远离现实，少的是对公众利益的关切，多的是揣摩上意迎逢吹捧，其用心用意远比三俗更令人生厌。
其实远不止舞台上的文艺演出低俗，笔者接触过N多官员，其中许多人台上假念经，台下讲黄段子，人前装腔作势，人后受贿索贿，人格之低下令人咋舌。近年来有关方面树立了两位领导干部先进典型：一位是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一位是小岗村第一书记沈浩，两人尽管都有许多过人之处，但一个令人难堪且无法回避的事实上，他们过早去世都与大量饮酒有关。全国楷模尚且若此，其它人的道德水准不卜可知。
历年全国人大开会，媒体总要列举民众关心的十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对于腐败的强烈不满雷打不动地高居榜首。这么多年过去，这个头号问题解决的如何？大家有目共睹，就无须笔者多说了。
其实，对于官场和公共平台的表现，国人早已作出了评价：没正形，没正事。什么是没正形？遮遮掩掩，不敢公开透明就是没正形。什么是没正事？搞花架子，不解决民众关心的问题就是没正事。没正形，没正事也就不可能有正气，正气得不到申张，必然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鸡鸣狗盗之徒弹冠相庆，有识之士退避三舍。
试看我们的公共平台，几曾给公民过提供话语空间？
三公消费问题大家批评了三十年，三十年来以几何级数增长，可曾有一家媒体深入细致分析，并提出专业化的解决方案？
财政公开喊了几十年，到现在几乎没有一家政府按国际通行标准公开过财政，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拆迁引发的矛盾空前激烈，文艺作品何曾有过点滴反映？
党大还是法大的矛盾困扰国人至今，能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结论？
许多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人大解决不了，政府解决不了，执政党也解决不了，为什么不能通过公共平台寻求解决办法？
公共平台对于公众关心的问题装聋作哑，置之不理，与之相关主题的文艺作品禁止出笼，而舞台、荧屏、版面总需要填补空白，于是三俗作品应运而生。
面对三俗表演，一些人们如同吸食了鸦片一样忘乎所以，伸长脖子，张着嘴傻笑。可就在台前幕后，人们不得不面对令人毛骨悚然又无可奈何的现实：巨额欠薪、黑砖窑、开胸验肺、瓦斯爆炸、屠童、跳楼。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公共权力、公共平台没正形，没正事，最终的买单者就是全体社会成员，主要是平民百姓。
社会要想取得文明进步一定要解决民众关心的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公民参与。在几千年奴才、奴隶文化熏陶下，国人已经习惯于当顺民、草民，要成长为合格公民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努力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把公共平台改造成表达公民意志和心声的场所、批评和讨论公共事务的场所，传播公民理念的场所。
公民没有地位，公民文化没有市场，公共事务不能在公民参与下解决，“三俗”闹剧还会上演，道德滑坡还会持续，意想不到的悲剧还会接踵而来。
中国第三十三案：胡石根、康玉春、刘京生（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