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坦布尔被命名为“欧洲文化之都”的今年，畅销小说《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也顺势进入中国，它的作者O.Z.李凡纳利是土耳其的一位文化名人，也是一位在小说创作、作曲、电影等多方面均有成就的作家。小说中的女孩玛丽从东部来到伊斯坦布尔，她的家乡极端保守，库尔德人的战火连年燃烧，她的堂兄西玛尔从部队退伍后，奉命把遭到强奸的玛丽送到伊斯坦布尔去秘密处死；而伊凡则是一位伊城的中年教授，因精神空虚、又看不惯社会风气，而选择离家远游。三人在偶然相遇后，互相之间有了情感交流，玛丽被强奸的事实真相也渐渐揭开。伊凡教授从单纯朴素的平民身上认清了自己的愤世嫉俗，决定不再漂泊；西玛尔的传统观念有了松动，但依然在困惑之中，为没能完成家族交托的使命而略感失落；只有不甘于命运摆布的玛丽，在伊斯坦布尔最终获得了新生。
李凡纳利先生1995年曾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无疑与他在作品中宣传的平等交流、文化融合等思想有关。与现今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一样，李凡纳利对于避免极端主义、遏制宗教狂热的必要性有着坚定的信念，他揭示的当代土耳其的社会问题，如精神浮夸、贫富分化、弱势群体遭受的暴力，都不令我们感到陌生。不过，他给主人公安排了比较好的结局，这一点能看出李凡纳利性格中的乐观温和，也稍稍缓和了他对自己的故乡伊斯坦布尔的辛辣批判。在这次专访中，李先生最让人印象深刻之处，就是他评判一座“伟大城市”的现实主义态度。
问：这个问题想必有许多记者也问过：书名的“Bliss”是不是一个负面的隐喻？是不是如同例如福克纳的“圣殿”一样也是反讽性的？
答：不，Bliss是一个土耳其语里的词，表示的意思是一种追求幸福的过程。幸福有许多种形式，因人而异，小说里的伊凡就是一个追寻人生幸福的人，玛丽也是如此。不过他们的结果不同，对玛丽而言，她找到了幸福。但伊凡没有，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问我是否打算写一本续集的原因。在这本书中，伊凡最后仅仅是与他的母亲见了面，但他依然在寻找的途中，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
问：你是否觉得中译本的书名简化了Bliss一词的涵义？
答：有可能，各个国家的不同译本的译法也多种多样。有的国家也用一个宗教性的代表“至善”的词来翻译，不过对我来说，它仅仅意为“追寻幸福”。中译本加上了“伊斯坦布尔”是为了让读者知道故事发生在哪里，但是用“happiness”（幸福）来翻译“bliss”确实太轻了。
问：为什么你给玛丽设计了一个完全农村的背景，而且是在土耳其东部？我开始读这本小说时，觉得你非常急于把现代土耳其的所有最尖锐的问题都铺排出来，好像你很知道西方人可能会对什么感兴趣似的……
答：不，我仅仅是为土耳其人构思这部小说，考虑写他们熟悉的东西。我提到这些尖锐的问题，把它们列举出来，是因为土耳其人太熟悉这些，他们平时碰个面聚个会吃个饭，都会讨论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是很真实的、就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你要是在土耳其打开电视，看PKK之类电视台的新闻，也会看到这里发生了爆炸，那里有一次什么袭击，这些东西总是围绕着我们。
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的国家和以色列、和巴尔干半岛国家是不是都很相似？
答：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如何，我想在美国，在法国，关心政治的都只是一个小范围内的人群，不会人人都成天关心奥巴马的政策，但是在土耳其和在以色列这类国家里，每个地方，每一分钟，人们都在讨论政治，政治占据了人的生活，因为它确实与个人生活有关联，而且在影响、改变着它。它太重要了。
问：但在我的印象里，政治冲突在土耳其也只局限于一个小范围的地域里。
答：不是这样的。你要知道土耳其分成许多地区，各个地区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都不一致。传统的、宗教的势力和世俗的民族主义势力，它们各自的政党，在土耳其都有各自的影响范围，所以一群土耳其人不愿意同另一群土耳其人生活在一起，是很正常的事。
问：这与我的感觉大不一样。我在土耳其中南部的柯尼亚旅行的时候，与当地的世俗主义者闲聊，他们都说宗教对他们的生活影响不大，在清真寺里人们做他们的礼拜，在清真寺外大家可以很放松地过日子。但柯尼亚实际上是土耳其最保守的城市之一，对不对？
答：我同意，不过我说的是一种趋势。你可能不了解这些年来社会的变化过程，但是我们能感觉到，政府在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下的举措都是十分迟缓的。比如说，到现在为止，在安纳托利亚还是买不到啤酒的，酒精饮料基本上是被禁的，这就无法让世俗人群满意。当然，你也是对的，我承认有些地方人们的生活是比较自由的。
问：你在小说中提到的埃于普我也去了，这也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宗教味道很浓的地方，但是大清真寺里和后山上的皮埃尔·洛蒂酒吧实在是反差鲜明。
答：是的。洛蒂酒吧是每个旅游者都想去的地方，但它的下面就是清真寺。
问：你在书中也写到了亚美尼亚人大屠杀。他们由于和土耳其人混居程度很高，在上世纪初很难很快独立出来，但你是否认为不管怎样，奥斯曼帝国政府是可以避免屠杀的？
答：你必须把亚美尼亚人的问题放在历史背景下去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奥斯曼帝国几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国土，失去了五百万人口，在此之前这些人和土地都和现在的土耳其完全一体，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也是合一的。但是，在此前的俄土战争中，俄国侵占了奥斯曼帝国的东部领土，部分亚美尼亚人加入了俄国人的军队攻打奥斯曼帝国——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奥斯曼政府开始不信任他们，这时就已经埋下了以后冲突和屠杀的隐患。
你刚才提到的保加利亚，还有巴尔干半岛上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之类的民族，提出独立都比亚美尼亚早，而独立时也都发生了流血事件。屠杀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你要知道，受害的是所有人，土耳其的巴尔干人和在巴尔干的土耳其人，在希腊的土耳其人和在土耳其的希腊人，混居的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都是受害者，因为这是一场战争，一个帝国崩溃了，所有人都是牺牲品。战争状态是不同于其他任何状态的，所以我想，说土耳其人专一针对亚美尼亚人发动屠杀是不对的。
问：奥尔罕·帕慕克说了一些关于亚美尼亚人屠杀的事，激怒了土耳其政府。
答：我想他有权说他的观点，就像我也有权就我的国家说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觉得，对于那些不了解土耳其历史的人来说，应该告诉他们战争的事实，在战争的状况下，不独亚美尼亚人，谁都不能幸免于灾难。土耳其在一战结束时被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占领，上百万国民在这期间中失掉了性命，这同样是事实。
问：你写到玛丽的头巾被风吹走，是不是想暗示土耳其女人应该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答：不完全是。在我们的共和革命之后，女性拥有了许多权利，比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比如1930年代政府里专设了处理女性事务的部门。但是后来，在七八十年代时发生了伊斯兰运动。你知道，土耳其是个与伊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一样的伊斯兰国家，它更加开放，男女平等的程度更高，但伊斯兰运动试图改变这些，把土耳其的宗教状况拉到与中东国家相似的水平上去，当时遭到了包括我妻子在内的许多女性的抵制。现在在土耳其，女人包头巾和面纱仍然是很普遍的，不过她们戴的并不都是很传统的伊斯兰头巾，而是有不同的形式和花样。
问：伊凡是不是你的一个化身？在小说里，他极端厌恶伊斯坦布尔人空虚、腐化的城市生活，以至于离家出走。
答：不，伊凡人到中年，精神上有些空虚、孤独，而我本人是比较开朗的。三个主人公中，我最怀有同情的是玛丽。但是伊凡的部分观点出自我自己的感受。我试图通过他来批评伊斯坦布尔的一些人，也许数百人，也许上千人，他们的日子很富裕，受过良好的教育，过着上流生活，但他们要把自己打扮成西方人，不愿意与本国人为伍，觉得他们土气。他们与西方人过从，对本国的现实闭目塞听。我不喜欢他们，他们是些纨绔子弟；我想通过小说让读者看到这种生活是多么廉价，多么空虚。作为一个教授，伊凡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创造真正的价值，科学的、文学的及所有类似的价值，他是一个不满的人，也代表了伊斯坦布尔所有类似的不满的人。
问：我对书中所提到的贵族传统的缺乏很有兴趣。土耳其经济的发展无法填补这种缺失，同时穷人和富人在物质、文化、趣味、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差距都愈拉愈大。对此我感到很熟悉，在当今中国，也有很多有钱人学习西方贵族的生活方式。
答：我们虽然拥有过一个大帝国，但这个帝国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王朝，没有第二个家族统治过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从来不允许国内出现如在英国、法国出现的其他大家族。贵族的形成，是因为那些富裕的人去学习精美的趣味、精美的生活方式等等，慢慢地就形成了门风，而在土耳其，富人没有别的榜样可以学习，也无法形成贵族。我在书中写到那些富人把自己打扮成西方人，模仿西方生活方式，但他们充其量也只是模仿而已。
问：你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尖锐的批评者。你把它形容为一个受伤的巨人，神经失常。宪兵粗野强拆非法建筑，而来自安纳托利亚的贫民不惜以自焚示威，而同时政府和伊斯坦布尔本地人又忙着讨好西方人，跟他们做生意。你的小说和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相比简直就是两个极端。
答：伊斯坦布尔的文化、自然和一切都很迷人，它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美的城市之一，总体上说我很喜欢它。但是，你到过的地方都太中心了，如果你从这里再往外走个三四十公里，你就会看那15%的（穷）人，那是另一个伊斯坦布尔，他们大多数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移民，他们住在非法的区域、非法建造的房子里，这些地方与伊斯坦布尔辉煌的宫殿、美丽的自然景观无关，我想给这城市画一幅真实的肖像，它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巨人——但是，它的中心区域的确非常非常美。
问：《纯真博物馆》描写的伊斯坦布尔却温情脉脉，像尼尚塔什这种富人区，我也特地去看了一眼。
答：《纯真博物馆》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区域里，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群中。尼尚塔什是个典型，那里很小资、很繁华。但是如果我来到上海，只在几百平米的一个区域内参加个活动，我就不能说我了解上海；我希望描写的是所有东西，要描写它贫穷的一面，边缘的一面，阴暗的一面，不为一般人所了解的一面。
问：你在书中还说，这座城市是被移民“扭曲”的，你认为移民应当为贫穷与混乱负责吗？
答：当然不能说负责。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一百年前伊斯坦布尔的移民是一百万，而现在已经达到了一千五百万，他们不需要为混乱负责，但是移民问题是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不能否认的。
问：最后我想问的是，你看过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吗？在《幸福》中你似乎有意为伊斯兰教正名，提到了《古兰经》给人的心灵带去的一些有益的滋养。但是看过《追风筝的人》的人恐怕对伊斯兰教的印象都会变坏，觉得它很残酷。
答：我出生在伊斯兰教家庭，我能感到这种宗教确实在社区里发挥良善的作用，《古兰经》教人戒偷盗、戒荒淫，要对别人怀有爱心，等等，这是它好的一面。但是，某些人故意把《古兰经》利用为政治武器，于是就有了自杀式爆炸。真正的伊斯兰教肯定与危险的“政治伊斯兰”是两回事。我试图把宗教的两面都呈现出来。它是好的；但如果有人从经文中摘出一句来，把它用作杀死另一个人的依据，它就是“残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