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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下午，卫生部就“圣元乳粉疑致儿童性早熟”问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调查结果。这场发布会可以说让大家期待已久，不过，发布会所发布的调查结果让人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失望。（8月15日《中国网》）

圣元奶粉到底是否存在问题，自从媒体提出质疑之后，举国上下都在关注这一事件的进展，希望看到权威的检测结果。从全国各地所出现的个案来看，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圣元奶粉就是导致女婴性早熟的元凶。虽然圣元公司高层在面对媒体质疑的时候坚称自己的奶粉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宁可往最坏的方向想。

据媒体报道，此次检测结果表明，42份圣元乳粉中未检出己烯雌酚和醋酸甲孕酮等禁用的外源性性激素，内源性雌激素（17β-雌二醇和雌酮）和内源性孕激素（孕酮和17α-羟孕酮）的检出值分别为0.2-2.3μg/kg和13-72μg /kg，其中患儿家中存留样品雌激素和孕激素检出值分别为0.5μg/kg和33μg/kg。

卫生部的专家称该检测结果符合国内外文献报道的含量范围，在此，笔者不知道这些文献到底是哪些文献，文献的具体内容如何。不过，此时此刻，相信很多人都有些激动了，不管是认为圣元奶粉有问题的还是认为圣元奶粉没有问题的。从以上结果看，圣元奶粉确实含有雌激素。

自此，笔者不想去质疑卫生部的检测结果，也不想去和卫生部争辩圣元奶粉的雌激素含量是否超越正常范围，只是，对卫生部前后矛盾的表现非常难以接受。矛盾在何处？因为在8月10日，卫生部就已经针对圣元奶粉问题召开过一次新闻发布会，在此次发布会上，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奶粉里不允许检出雌激素，世界上也不允许（8月10日《中国网》，网址：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naifenjs/20100810/2496180.shtml）。

据报道，关于奶粉奶源里雌激素的问题，农业部批准了两种雌激素作为兽药使用，一个是促卵泡激素和促黄体激素，都是牛体内正常含有的激素。作为兽药，主要是在动物发情、繁殖期雌激素水平不够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可见，雌激素只能用于兽药，从邓海华的发言看，只要检测出婴幼儿奶粉中含有雌激素，就可以直断其不合格和不能食用，如今检测结果已经显示圣元奶粉含有雌激素，卫生部为何还能得出“湖北女婴性早熟与圣元奶粉无关的结论”？

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些女婴性早熟确实是另有原因，那么，从邓海华的发言看，圣元奶粉这样含有雌激素的奶粉品牌肯定得叫停。圣元奶粉事件绝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卫生部应该就前后矛盾的言论作出解释，并对圣元奶粉事件给公众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圣元奶粉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2010年8月15日

中国媒体曝出盛元奶粉含有性激素，导致婴儿性早熟丑闻之后，城市社会舆论再度掀起食品安全讨论。旅居德国慕尼黑的，熟悉中国食品卫生发展的专栏作家周勍提出新视角：

都是工业化惹得祸？

截止到发稿，中国卫生部对于媒体报道的盛元奶粉的真相，保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只是通过官方媒体承诺彻查此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官方答应彻查关涉儿童健康的食品丑闻。上一次奶粉中掺有三聚氰胺一事，到底是谁最初动议此事，动机怎样，社会传播渠道是什么，迄今没有定论。在周勍看来：仅仅从行业道德和政治社会监督的角度，已经无法解释涉及数万人的食品安全丑闻为什么一发再发。这位研究食品卫生问题的专栏作家对德国之声指出：

“整个工业化过程中，把人的口感，口味和人的饮食习惯都改变了。人就希望吃东西味道更重，成本更低；为什么会出现性早熟的问题，一个原因就是厂家给里面添加激素类的东西。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可以改变人的口感。会让奶喝起来更香，就是上瘾。激素让人上瘾，这是常识。”

靠政府靠不住？

为印证自己的看法，周勍特别举出德国食用奶的特点，那就是一旦开封，很容易变质变味。但在中国，因为滥加食品添加剂，因此奶制品保鲜程度很高，却丧失了自然食品对人体的健康有益的特点。尽管中国卫生部和质检部门前不久也出台了食品添加剂管理方面的法规，试图遏制食品丑闻的泛滥。周勍却认为：依靠中国官方来治理食品丑闻，实在不牢靠。他举出现实的实例说：

“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政府。这个不是说禁止不了。共产党要要禁，他禁不了什么？他要禁言论自由，哗哗就给禁了。和三鹿（事件时候）的政府运作，那是一模一样，就是一个搪塞舆论，糊弄老百姓的一个手段。上海已经有三万儿童（受害），上海儿童有三百万，相当于百分之一。中国有多少儿童？其他地方你就更可以想象了。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中国政府的答复是说：疑似，不确定。”

洋标签：免除责任与追求时尚并举

在食品卫生丑闻的处置上，中国各地乃至中央政府要面对的，还有一个责任认定和赔偿问题。三鹿奶粉因为掺入三聚氰胺，导致婴儿肾结石，至今各地要求赔偿的案子不断，许多家长不但没有得到赔偿，反而因为得罪地方当局，不断受到刁难和压制。相比之下，此次婴儿奶粉导致性早熟事件披露之后，来自中国几个大城市的报道称：地方有关公司和政府部门已经开始拒绝检查产品，以免参与承担责任，特别是参与承担赔偿责任。对此，中国卫生部在本周四给予确认。周勍指出：现在企业和政府推卸责任的办法，是借助所谓”洋标签”。比如盛元奶粉就称自己的产品是符合欧盟食品卫生标准，云云。除了要证明自己可信而外，还有所谓积极促销的作用：

“我有一次在一个小饭馆，脏得一塌糊涂。它上面贴了一张用毛笔写的一张破破烂烂的黄纸，上面：本饭馆经过什么行业认证。一个商品是商品的时候，它永远是一个有限价值。当把一个商品引导成为时尚消费的时候，这个价钱就是天价。中国的资本，通过媒体，通过明星代言，来引导，把每一个产品都引导成不是商品，而是时尚消费。”

李幺傻的文笔，好得让人不得不多说几句。当然，你决不能用衔华佩实、妙笔生花、字字珠玑等抹上了古典雅意的赞辞来形容，他的文笔，是让你在29楼看见花蝴蝶满天飞，让你在玫瑰花芯目睹大蛤蟆手舞足蹈，以及，让你在黑夜里瞅见蚊子在踢绣花腿。

李幺傻讲故事的能力，也好得让人不得不多少说几句。当然，你不好意思用叙述流畅、情节曲折生动之类的话，因为你是被他的故事吸引着一口气看完此书，才回过神来赞叹他的讲故事才能，所以，你就只能不断咽着口水说：“好，真的很好，真的非常好。”

因为李幺傻的文笔太好，讲故事的能力太高，所以，严谨的读者在享受完这本书的阅读过程后，必然会对此书的真实性保持一定的警惕。看到版权页上，白字黑字印着：长篇小说—中国—当代，终于舒了一口气。这意味着，你获得了一种自由，你可以把书中的故事当做虚构的东西来看待；你可以根据自己对周遭社会的感知与理解，恰当地把书中的部分置入现实的图景，而不至于太过难受；你也可以把强烈的现实关怀、悲悯、正义感，注入你的思考中，以最严肃的姿态，解读、剖析、反思书中所描述的一切。也就是说，面对李幺傻的这本书，你可以草根地娱乐猎奇，你也可以精英地沉虑沉思，最重要的是，你被允许在两者间自由转换，出入便捷。

其实，这些故事，都很沉重。同样是对底层的关注，如果换一个人，比如写《白天遇到黑暗》的夏榆，那么，你将不断地被刺痛内心，被悲伤凶猛地淹没；如果换一个田野调查的社会学学者，如郭于华、于建嵘，那么，你的内心会被注入仇恨的湍流，正义的落瀑，必然出离于愤怒，不能高声疾呼革命，也会疾欲针砭时弊，不惜口诛笔伐，像鲁迅那样。但是，幸好，你遇到的是李幺傻。一个个沉重得足以让你呼吸困难的故事，被他讲得惊险刺激，在你被黑暗击中的时候，他会适时送来幽默诙谐之语，让你被自己的笑声照亮。

合上书的时候，你开始回味书中的一切。等级森严的乞丐群、艳俗孤苦的站街女、面黄肌瘦的血奴、狡猾奸诈的酒托、愚昧无知的代孕妈妈，他们如幽灵般游荡着，目的只有一个，即钱，钱，更多的钱，更多更多的钱。他们是社会的底层，弱势群体，他们最鲜明的角色，是钱的奴隶，钱最卑微的奴隶。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社会上其他追逐财富的人，有着相同的内质，只是旅途不同，风景各异。让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时候，李记者的故事，再次闯入你的思考中，你只能蓦然停止感喟，慢慢回想他的经历，然后，你体察到了更多的东西。

李记者出生于一个东北贫困的家庭，也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他来到南方闯荡，因为偶然的机遇，入职一家报社，成为一名暗访记者。然而，命运之神并不因为他的勤奋而优待他。他历经艰险暗访多日的新闻稿，在一个小城轰动一时之后，便哑然失声。文化喧嚣、商业哗然的时代，报社倒闭，他再次失业。陟岵陟屺，远在故乡的父亲，因癌症去世，入葬的费用还得四处筹借。当他再次找到一份报社的工作时，不久就因稿子过于敏感，刺伤了社会权贵的神经，被开除。

李记者心里想着的，不是这些底层人民，为何处于这样的境遇里；不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怎样的改革，才能让弱势群体进入正常的财富获取的渠道；更没有对社会规范失守而深刻反思，他想的是，我要多赚钱。因为，他也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中的一个，现实生活的窘困，让他在钱面前，自然地仰头，油然而生渴慕。

社会的艰险之处在于，像李记者这样的人物，他混入乞丐群，混入血奴群，便如陷泥沼，难以逃脱。这些群落，是社会的异生细胞，它们自行其是地求生茁长，在社会的边缘扩展了一片自己的王国。正常的社会体制，被屏蔽在外。其中的组织，领导者一律采用暴力手段，以震慑的威力来统治手下一大帮被恐惧和压力纠缠着的人们。居身潮湿阴暗的窨井中，那位丐帮帮主，动则杀打，施以酷刑，手下服服帖帖，交钱交物不敢马虎。李记者逃出乞丐世界，似虎口脱险。

也就是说，社会的保障体系，其覆盖面非常有限。李记者，一个知识分子，他很容易就成为一个乞丐、一个靠卖血为生的人。没有是么东西，可以坚实地阻挡他，帮助他不成为后者。这才是最可怕的。

李幺傻把每一个故事都结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李记者暗访过的乞丐帮最终被警方击毁，他暗访过的妓女群落，大多作鸟兽散，其中一位还在原来站街的地方开了商店；血奴群落被被铲除了；而李记者自己也被一家著名的报业集团聘用，他的人生驶入了快车道。但是，他没说，李记者的人生快车道，通往哪里？是赚更多的钱，还是其它？唯一肯定的是，他被主流社会主接纳了。

捷克作家赫拉巴赫在他的小说《底层的珍珠》里，写的那些卑微的人们，都有闪着光的坚忍、智慧、幽默。作为法学博士赫拉巴赫坚持从事社会底层劳动，以最悲悯的锐利，缓缓叙述底层人们的生活，把他们坚定的生活希望，写得柔韧绵长。最后，自己却因绝望而自杀。《暗访十年》的作者李幺傻，未必没有这样的绝望，只是，他有意扩大了“钱”的力量，用它来承接普通人生活的所有希望，其实是希望，也是虚妄。但是，真实的是，每个人的生活需要钱，幸福的恩典从来不会轻易降落。诗人里尔克说：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死。无端端在世界上死，眼望着我。李记者，或者李幺傻说，这里的故事，与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暗访十年》 作者：李幺傻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年5月版

“想想看，如果整个世界到处都是背着背包的流浪汉，都是拒绝为消费而活的达摩流浪者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光景？”50年前，美国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小说家凯鲁亚克曾在他的《达摩流浪者》里如此憧憬，这本书的台湾版中译本几年前在北京被一个地下音乐厂牌翻印、在地下文化圈和前卫青年中私下传播，影响甚大，“背包革命”一词也由此发明。

当然凯鲁亚克另一经典《在路上》影响更大，前年它的第三个译本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几个月内销量就突破了10万本。其后，三个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凯鲁亚克的小说《荒凉天使》、《孤独旅者》，甚至刚刚在美国发现的剧本《垮掉的一代》，《达摩流浪者》的正式简体字版本也接着面世。同时在现实生活中，这几年中国青年的“上路”热潮愈演愈烈，许多略有梦想、略有冒险精神但钱包鼓了不少的城市知青，拿着一本《在路上》，更多的是拿着一本《中国自助游》或《Lonely Planet》走向名山大川。因此，有“Beat”情结的人不禁断言，中国的“背包革命”时代来临了。

的确这些人被称为“背包族”，但是他们背的背包可不是当年凯鲁亚克们的破帆布包，而都是Columbia、North Face这样的名牌，他们不是“拒绝为消费而活”的Beats，恰恰相反，他们一路消费过来，他们的“流浪”其实别名“充电”。

当年以凯鲁亚克为首的垮掉的一代主张上路，是为了把自己投入世界的漩涡中去，以自己的身体、心灵和遭遇的命运直接承受时代的烙印。《在路上》主角萨尔和迪安疯狂的生活在一气呵成的文字中前进，投身于广阔的江河湖海中，他们那一代人以一颗赤子之心去体会他们的世界，和他们呆坐电视电脑前以获得复制思想的后代不同，他们的世界观都是直接和世界较量得出的，因而更加真实和独立。

《孤独旅者》的主题直接和“旅行”有关，但那不仅是凯鲁亚克在美洲大地、北非和欧陆、英伦的游记，还是他借由担当火车司闸员、货轮杂工等艰苦工作完成旅程的心灵史，用他的话说就是“一种由一个独立的受过教育的一无所有的随意流浪的放荡者所过的生活的大杂烩”！这个大杂烩充满了一种消费型旅行者所不能理解的诗意，那是属于美国拓荒时代或者稍后的惠特曼式的诗意：孤独而丰富、疼痛而博大。

《在路上》的快乐还可以模仿，《孤独旅者》只能是背包族们不可企及的精神圣经。据说现今的中国酷似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历史的阵痛中走出、经济疯狂发展、开始出现享受父辈劳动成果的婴儿潮一代……但是很明显，在中国的“叛逆”青年中尚未出现像凯鲁亚克他们那样能彻底质疑和批判这个富足社会的非人性规则的行动者。

《荒凉天使》记述的是凯鲁亚克充当山林防火瞭望员、在荒凉峰上与孤独相对63天的忏悔录—他是代山下美国大都市中每一个人忏悔那所谓的“美国梦”，寻找所谓正常人生以外更深刻的存在意义。我们也有过“中国梦”，但是大梦谁觉？凯鲁亚克这一盆冷水泼得太狠了，在朝气蓬勃的中国青年中未必受落。

差异存在着，但出口也因此存在，凯鲁亚克毕竟提供了这高压时代的另一种活法，虽然他的即兴疯狂与自助旅游书提供的周密计划相去甚远，聪明的读者还是找到了调和两者的方法，那就是《Lonely Planet》。《Lonely Planet》各分册中文版终于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没几个月就已纷纷加印，包括《Lonely Planet》创始人夫妇的传记都大为畅销，但这就是一个关于怎样利用创意创业的当代神话故事了，Planet也许依然Lonely ，旅人们早已不是凯鲁亚克的Lonesome Traveler了。

至于香港的情况更奇怪，其实因为护照的方便、外语的程度、金钱的充裕，香港青年相对内地青年有更好的条件出门上路，但他们更多人选择的还是旅行团而不是“背包革命”，而且讲求享受，在报团的时候着重询问的就是住几星级酒店以及饮食和购物的安排。不敢把自己交托给命运的偶然，因此也失去许多命运偶然所赋予的惊喜礼物，这点不止是旅行上，对于文化的开拓也是掣肘。多少文艺青年、非青年问过我不止一次：“我想去北京发展如何？”“我想隐居云南创作……”“我想去巴黎待几年……”但下次见到他，他仍然不舍得香港的薪水、家煮的靓汤、“同声同气”的朋友，然后又心有不甘地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只答道：“去罢！你会有很多损失，但你得到的将会更多。”

后来认识了青年艺术家白双全，眼前一亮。他就是敢于走出去的香港人，最有意思的是他第一次出国旅行，就在巴塞罗那被人偷盗了背包，损失了现代人以为不可或缺的手提电脑和照相机，却改变了他对“旅程”的看法。他得到的，除了因为没有照相机而绘画的大量草图、手写笔记，更多的是围绕“旅”而生的种种艺术念头—都颠覆着普通人的旅行概念。比如后来的一系列创作中，他会故意错用地图，把平面的地图折成立体，然后沿着折痕漫游而不是跟随地图上的路线走；或者不带地图，刻意迷路；甚至更极端，把眼睛蒙上，让听觉和嗅觉去做一次旅行。其实香港和全世界都有很多人在路上，他们未必背包，但是革命，就如凯鲁亚克和白双全。

上点岁数的中国人都会唱这么一首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革命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事实上，这是一首“语录歌”，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1966年10月25日签署的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的几句话。那么，作为中国海内知己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又配不配和愿不愿意做中国的海内知己呢？

霍查出身于吉诺卡斯特的一个穆斯林家庭，1930年中学毕业后进入法国蒙贝利尔大学（也译为蒙培利埃大学）学习自然科学，之后退学并加入法国共产党。霍查也不断在法共党报上发表批评阿尔巴尼亚王室与政治的文章，1936年回到阿尔巴尼亚，在科尔察中学担任中学教师，并开始与当地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成为领导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39年阿尔巴尼亚也被意大利占领，组织群众进行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1941年霍查组织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1948年改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德军与意大利军进行抵抗运动，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之一。1942年任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会议主席团委员。1943年为民族解放军总部政治委员。1943年至1954年任党中央总书记。1944年5月为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10月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临时政府，任政府总理。1946年，霍查宣布成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之后成为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1946年至1953年任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长。1954年起任党中央第一书记至逝世。1955年起任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他兼任人民军总司令。1985年4月11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总司令恩维尔·霍查逝世。

霍查在对外关系上，可谓合纵连横，有板有眼。1948年，阿尔巴尼亚在外交上与希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紧张，与南斯拉夫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当时甚至还有将阿尔巴尼亚及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合并，成立一个巴尔干联邦的计划。但自1948年贝尔格莱德与莫斯科反目成仇后，霍查背离了铁托而转向斯大林。斯大林在阿尔巴尼亚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即便是斯大林53年逝世后，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的关系仍然没有马上发生变化。两国关系后来走向破裂是在苏联开始排斥斯大林主义，即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宣布了斯大林的罪行之后。同苏联关系破裂后，霍查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他发现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一样反对苏联的清算斯大林主义的运动，反对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当和平共处的理论——这也就是我们称阿尔巴尼亚是欧洲最后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的原因。

霍查对中国示好，还因为他可以从中国获得源源不断的援助。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阿援助主要是以贷款形式向阿提供一些物资。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1966年，阿党政领导人对“文革”公开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加赞扬，并频繁地派高级代表团访华，一再要求我增加援助。同时，阿也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此，中国大力支援阿的“革命”和建设，从经济到军事，从物资到现汇，给予了全面的、大量的援助，并使这一援助达到顶峰。这一期间，阿政府经济代表团两次来华商签了两笔巨额贷款协定，协议金额共16.5亿多元外汇人民币，承担成套项目49个。

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125%强，现汇占2%强），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而霍查却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心疼得直掉眼泪。当我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竞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有些援阿专家（在援阿年代里，先后有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工作）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

然而，这样的援助，并还有换来相应的报答。霍查白天对我大谈友好，夜里写日记时却发泄不满，甚至大骂中国。他于1962年初至1977年底期间的有关中国的“政治日记”，以《中国纪事》为书名分两册出版，于1978年1月党内发行、1979年9月公开发行，同时还翻译成外文发行到国外。比如：他在阿国庆节前的讲话中的一段是这样讲的：“修正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和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而在该选集1980年再版时改为这样：“修正主义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又如，原来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都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而新的说法是：“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霍查把“中国共产党”统统删掉了！

这些分歧，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多。中国传出的3条机密消息使霍查十分不安：第一条：中国共产党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第二条：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霍查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从中国领导那里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完蛋的真情。第三条：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霍查气炸了，他惊讶得无法沉默。毛泽东与尼克松会晤的消息，霍查于8月上旬，致毛泽东一封上万言的长信，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霍查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因为中国的做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从此，中阿之间政治分歧日益严重。霍查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是国际共运中的“机会主义变种”，旨在熄灭阶级斗争，否认当代基本矛盾；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说不结盟国家的理论主张是“中庸”路线，是“调和矛盾的路线”，“不结盟国家的理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帝国主义的两头怪物”，说“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就在中阿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新馆，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等于使馆全天候都处于被窃听状态。我驻外使领馆中发现这么多窃听装置，是罕见的。

时间进入了新时期，此时正是铁腕人物邓小平当政，他不客气地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的以怨报德不能置之不理，他决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1978年7月7日，我公布了外交部照会。霍查于是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攻击说“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从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想当超级大国”。说邓小平1978年访日，“是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联系服务的，邓对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提出了友谊的保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是为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战线服务的”。认为我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展关系是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指责我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竟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四人帮”倒台后的4个月里，阿尔巴尼亚一直对这一消息严加封锁，只字不提。霍查对中国的攻击面之广，就连我驻阿大使及其他人员都不放过，说什么中国武官和新华社记者都是“中国间谍”，还说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等等不一而足。至于许多对华友好的人士，那就更没说了，统统“定性”为“中国间谍”，重则被投入监狱，轻则被解职后下放劳动。中阿关系至此跌入谷底。

霍查结局跟斯大林相似：1991年6月，劳动党易名为社会党，并公开批判霍查。5月5日是阿尔巴尼亚烈士节。就在1992年的烈士节前夕，刚爬上总统宝座的贝里沙就作出“第28号专门决定”：把霍查等“非烈士”的遗骸迁出民族烈士陵园。5月3日夜间，霍查的墓穴被挖开，棺木被撬，遗骸被迁走，而死者家属却一无所知。在地拉那西南部的萨拉平民公墓，一夜间便增添了十几个大坟头，其中一个坟头的破碎水泥板上刻着“恩维尔·霍查”几个字。

这些“经得起疾风暴雨考验”的“海内知己”，最后都一个个成为笑柄！

1949年末，新中国刚刚成立，名作家老舍毅然离开美国，回到他的故乡——此时已是新中国首都的北京。气象一新的新中国，一切都令他兴奋、激动，立即开始以自己手中的笔讴歌新政权、新社会，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积极学习、努力改造思想，以适应、紧跟社会变化。

1951年国庆，他写了《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这篇短文庆祝国庆，发表在10月1日出版的《人民文学》第四卷第六期上，描述这一年来自己思想、感情的重大变化。他兴奋地写道：“纵使我有司马迁和班固的文才与知识，我也说不全，说不好，过去一年间的新人新事”，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我说哪一件好呢？”最后，他“下了决心”就说前天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大会：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像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像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一个人的责任，在今天，是要对得起社会；社会的敌人，也就是自己的敌人；敌人都该消灭。这使我的心与眼都光亮起来。跪着的那几个是敌人，坐着的这几万人是‘我们’，像刀切的那么分明。”“黑是黑，白是白，没有第二句话。这么一来，我心里清楚了，也坚定了；我心中有了劲！”“这告诉了我，和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最后，他写道：“这样，我上了一课，惊心动魄的一课。我学到了许多有益处的事。这些事教我变成另一个人。我不能再舍不得那些旧有的习惯、感情，和对人对事的看法。我要割弃它们像恶霸必须被消灭那样！我要以社会的整体权衡个人的利害与爱憎，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儿里找道理。真的，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我愿在这个学校里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生。”

几乎同时，当时北大中文系大三女生、年仅19的乐黛云在1951年的深秋，与绝大多数北大师生一同前往江西，奔赴“土改第一线”。北大文科师生组成了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12团，负责江西吉安地区的土改工作。团长由县里人担任，副团长则由北大党委统战部长程贤策担任。

程贤策其实比乐黛云大不了多少岁，却是她“走向革命”的引路人之一。1948年，她从贵州考上北大，先武汉找到北大学生自治会的新生接待站，接待站负责人是北大历史系学生程贤策。程有条不紊地组织先后到达的二十几名北大新生顺江而下到上海，再转海轮到塘沽，再到北大。程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一路上悄悄与她谈人生、谈理想，谈为革命献身的崇高的梦；在甲板上用他雄厚的男中音教她唱许多“违禁”的“解放区”歌曲：“特别是他迎着波涛，低声为我演唱一曲‘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更是使我感到又神秘，又圣洁，真是无限向往，心醉神迷。”17岁的她，“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人格魅力的吸引”（乐黛云：《四院·沙滩·未名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到北大后，程贤策担任了北大四院的学生自治会主席，领导同学与国民党斗争，乐黛云也投入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现在，乐黛云不禁感叹几十年前土改运动中“我们这些全然没有社会经验，也全然不懂得中国农村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突然掌握了近十万农村人口的命运，甚至有了生死予夺的大权！我们当然只有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绝对照《土改手册》的条条框框行事。”这些二十多岁的青年、绝大多数是城市青年，对农村知之甚少，更糟糕的是，越是从农村来的人越不敢多说自己对农村的看法，唯恐别人说他和地主划不清界限。当时年仅19岁的乐黛云，被派到一个拥有4000多人口的大村，竟然还当了土改工作组组长。对此重任，她自然“内心深处感到十分茫然，十分缺乏自信，有时甚至浑身发冷！”当时正值大反“和平土改”，他们村已经按《土改手册》划出了8个地主，但上级还是认为不够彻底，直接领导他们的是一位副县长，多次批评这些知识分子思想太“右”，手太软，特别是她这个“女组长”更是不行，当务之急是重新发动群众。由于总感这个“女组长”不得力，他终于亲自上阵，突然带了几个民兵来到村里，宣布第二天开大会，8个地主统统就地枪决。乐黛云争辩说，政策规定只有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才判死刑，但这位副县长说不这样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并告诫她要站稳阶级立场。“第二天大会上，我亲眼看见好几个妇女在悄悄流泪，连‘苦大仇深’的妇女主任也凑在我的耳边说：”那个人不该死！‘她说的是在上海做了一辈子裁缝的一个老头，他孤寡一人，省吃俭用，攒一点钱就在家乡置地，攒到1949年这一生死界限（土改以这一年占有的土地为标准划阶级），刚好比’小土地出租者‘所能拥有的土地多了十余亩！这个裁缝并无劣迹，还常为家乡做些善事，正派老百姓都为他说情，但我们只能’按照规章办事‘！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见枪杀，看见’陈尸三日‘。我不断用’阶级斗争是残酷的‘这类教导来鼓舞自己，但总难抑制心里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哀。“晚上回到住处，她不禁大哭一场（上引书第206页）。

不久，工作团召开全团“庆功会”，乐黛云怀着满腔痛苦和疑虑去找程贤策，程的一番教诲解说让她彻底想通了。

她发现，他已不是当年在甲板上低唱“啊！延安……”的程贤策了，“他显得心情沉重，眼睛也忆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仍然满怀信心地开导乐黛云：“我们不能凭道德标准，特别是旧道德标准来对人对事。‘土改’的依据是‘剥削量’，‘剥削量’够数，我们就有义务为被剥削者讨还血债。至于‘量’多一点或少一点，那只是偶然，不可能改变事情的实质。恩格斯教导我们：”认识必然就是自由‘，有剥削，就有惩罚，这是必然，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会有任何歉疚而得到心灵的自由。“乐黛云坦承：”这番话对我影响至深，后来凡遇到什么难于承受的负面现象，我都努力将其解释为’偶然‘，听毛主席的话则是须从’必然‘。“接着，程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劝导说，他最近才认识到：”由于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出身，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任何第一反应都经严格的自省，因为那是受了多年封建家庭教育和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尤其是人道主义、人性论，这也许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动机之一，但现在已成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对立面，这正是我们和党一条心的最大障碍，因此，摆在我们眼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彻底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他这一席话说得乐黛云心服口服：”不知道是出于我对他从来就有的信任和崇拜，还是真的从理论上、感情上都’想通了‘。总之，我觉得丢掉了多日压迫我的、沉重的精神包袱，于是，在庆功总结大会上，我还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思想转变作了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典型发言“（上引书第207页）。

光阴荏苒，转眼就是“文革”狂飙突起的1966年那个血与火的夏季。

1966年6月中旬，在写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京大学召开批斗“牛鬼蛇神”、“黑帮”大会，一声呼啸中，时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也被红卫兵押上主席台。他的身前身后都糊满了大字报，大字报上画满红叉、泼上墨水，被勒令站在一条很窄的高凳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苍白的脸上，不知是汗珠还是泪水，一滴滴流下。他的罪名是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文艺黑线急先锋、招降纳叛的黑手、结党营私的叛徒，最吓人的是“深藏党内的历史反革命”、“国民党青年军打入共产党内的特务”！突然又是一声呼啸，程又被押下台，一顶与他身高差不多的纸糊高帽被扣在头上，又被泼上墨水，墨水掺和汗水流了一脸！怒不可遏的“革命群众”又推推搡搡地押着他游街。

两个月后，经过“八·一八”“要武嘛”的号召，红卫兵以更激烈、残酷的方式开始“革命行动”。8月下旬，打人升级，程贤策家被抄，他多次被红卫兵毒打。有一次他的衣服被打烂嵌进肉里，黏连在血肉模糊的身体上，回家后慢慢用温水润开了血痂，才把衣服脱了下来；还有一次，他被用席子卷起来毒打。

最终，程贤策在9月2日带一瓶烈酒和两瓶浓缩杀虫剂敌敌畏，走向北京大学西北方向香山的密林深处，以烈酒伴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听到“大喇叭”在整个校园尖声高喊“大叛徒、大特务程贤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时，乐黛云此时已经没有眼泪，也没有悲哀，只是心里发愁：“在那人人要划清界限惟恐沾身惹祸的日子里，程贤策的妻子怎样才能把他的尸体从那幽深的密林送到火葬场啊！？”（上引书，第209－210页）

“文艺界”和“旧北京市委”在“文革”中首当其冲。8月下旬，红卫兵“杀向街头、冲向社会”，老舍是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北京文艺》主编、文化部电影文化指导委员会委员……既是“文艺界”又是“旧北京市委”，自然是“黑线人物”、是“牛鬼蛇神”。8月23日中午，老舍与北京市文联已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一干作家、艺术家一起被挂上黑牌、押上汽车解送到北京孔庙，接受北京女八中红卫兵批斗，上车慢的，红卫兵就用皮带抽。到会场后，面对这批被指为“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红卫兵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开始暴打这些“阶级敌人”。老舍头被打破，鲜血直淌。打、斗了一下午后，老舍等人被押回文联大院，又被聚集在文联大院的一大群红卫兵看见，要他跪在花坛的桌子上继续揪斗。这时，有人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美国人，不要人民币要美金。在“海外关系”就是罪过的“那个年代”，美国、美金就是罪大恶极的象征，红卫兵当然更加愤怒，老舍再遭毒打（傅光明：《口述历史之下的老舍之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70－89页）。

不堪如此重辱的老舍，终于走向太平湖，投水而死。

其实，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并非偶然，而是其来有自。1951年，老舍已年过半百，是著名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大作家，此前所受到的几乎全是温文尔雅、温良恭俭让的“旧教育”；程贤策虽还不到而立之年，但此前所受到的也几乎全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教育。然而，他们却几乎在“一瞬间”将这些全然抛弃：

老舍不是也这样说过么：面对敌人要“打，为什么不打呢？！”“该打！该打！”：“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社会的敌人，也就是自己的敌人，敌人都该消灭”；要“和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我不能再舍不得那些旧有的习惯，感情和对人对事的看法。我要割弃它们像恶霸必须被消灭那样！”

程贤策不是也这样说么：“我们不能凭道德标准，特别是旧道德标准来对人对事”，而要依据“剥削量”，只要“剥削量”够数，“我们就有义务为被剥削者讨还血债。至于‘量’多一点或少一点，那只是偶然，不可能改变事情的实质”：“有剥削，就有惩罚，这是必然，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会有任何歉疚而得到心灵的自由”；由于受了多年封建家庭教育和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尤其是人道主义、人性论，“现在已成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对立面，这正是我们和党一条心的最大障碍，因此，摆在我们眼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彻底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

如果说他们曾长时间受“旧教育”影响，面对暴力还会犹疑彷徨，还有内心矛盾，有感情冲突，会感到心情沉重，而红卫兵一代从小就受“阶级斗争”教育，接受的是对人道主义、人性论的无情批判，因此在面对“敌人”时没有、也不需要丢掉任何“沉重的精神包袱”，只会更愤怒、更坚决、更坚定、更激烈、更残酷。作为这些理论的接受者、受教者，乐黛云的思想观念庶几可反映后来红卫兵一代的思想观念：“土地改革使我懂得了必须把人划分为‘阶级’，只要一旦被划分为‘阶级敌人’，那就不是人，就不能用对待人的态度去对待他，就可以对他实行非人待遇，为所欲为，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四院·沙滩·未名湖》第38页）

当一个社会的法制荡然无存时，任何人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敌人”，昨天还指别人为“敌人”的人，今天就可能被另外的人指为“敌人”。一个社会的人道主义精神、人性论、悲悯情怀的培养可能要很久很久，而它们的破坏、轰毁、抛弃可能只需短短一瞬，在这种观念中“阶级敌人”自然不被当“人”看待。历史事实说明，法制被破坏、人道主义被批判，必然是社会的劫难。因此，对“敌人”的认定一定要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对“敌人”也一定要将其当人对待。这种文明社会所应有的法治精神、人道主义精神的培养教育，应是所有教育中的重中之重。

最近比较热的话题，就是“反三俗”，所谓“三俗”，就是庸俗、低俗和媚俗。胡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掀起了“反三俗”的高潮。8月6日，文化部长蔡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给出了“三俗”的原因并连发六问，包括每年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没有多少力作，每年三十万种出版物也乏善可陈……

蔡部长的六个问题问得好！我原本以为只是我们这些小民看到了现实，哪知道连主管中国文化的掌舵人也看得一清二楚？不过，六个好问题都被部长问了，我等就只能弱弱地补问一句：部长同志，你问谁呢？你不是主管中国文化的领导人吗……假设蔡部长是问我等小民的，那么，为中国文化重建出谋划策，就该当仁不让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大家都看到了问题，但如何去解决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谁不知道中国文化与精神生活中庸俗、低俗和媚俗已经成为主流了？当然要反，可如何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我们在文化与精神领域经历了“清除精神污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现在迎来了“反三俗”。根据前两次的经验，我们是用“清除”的办法，把“精神污染”清除掉，用“反对”的办法，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拒之门外，或者藏在寝室里，自己捣鼓……

我们成功了吗？这个可圈可点。我只想提醒一下各位，清除被污染的精神，最好的办法是有一种新的不被污染的精神取而代之，否则，人没有精神，乱七八糟的东西自然乘虚而入，不被“污染”才怪。至于说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好的办法就是确立一种“无产阶级的不自由化”，否则，你用什么来反？果不其然，反来反去，我现在反而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出现过的那些最腐朽、最糟粕的“文化”，反而都跑到中国大陆来了。

也难怪，大家一听到“反三俗”，第一想到的就是要封杀谁了，要删除谁了，要关闭一些电视频道了……可我总认为，不能重蹈覆辙了！可喜的是，虽然文化部长对“三俗”痛斥了一番，他开出的药方并不是“铲除”“清除”之类的。也许他和我们一样清楚，一年两万首歌与三十万种出版物对于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并不算多，而如果按照“三俗”的标准把他们都“清除”掉，估计到年底，我们最多剩下八首样板戏一样的红歌，以及几本红宝书一样珍贵的图书……

文化部长开出的方子是“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善于发现、提倡反映主流价值、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扶持、推广，典型引路。”“多用引导的办法，少用行政的办法，团结、带领艺术创作人员，逐步形成强大的良好的创作风气。”这个说法虽然和我的思路还有一定距离，但比起用行政手段大刀阔斧“清除”三俗，已经是大大的进步了。

“三俗”不好，可为什么不应该用行政手段来对付？原因很简单，形成三俗的根源除了部长所列举的三条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我们可以这样问：为什么“三俗”歌曲、文学作品与电视电影层出不穷？还可以这样问：那些不“三俗”，那些有思想性、有人文关怀，那些真正忧国忧民、发人深思的好作品都到哪里去了？

今天，我就不客气地自吹自擂一次。七八年前我写了三本政治间谍小说，那是我为国家工作以及游离世界思考中国十几年后的产物，第一部《致命弱点》描写的中美关系后来几乎每一件事都发生了，《致命武器》首次把农民工的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这样一套书，无论如何不应该是“三俗”吧？可至今无法出版不说，唯一一次差一点出版的情况竟然是：一位编辑把《致命弱点》里的政治与思想内容删除殆尽，加重色情描写要隆重推出——谢天谢地，后来因为没有把思想全部删干净，所以还是没法出版，也避免了我沦落为色情小说与“三俗”作家，跻身于中国“文化人”之列。

每年三十万种出版物，可我每年写的百万字的博文竟然始终无法出版？就在三天前，一位美国的大学教授亲口告诉我，他把我写美国民主与亚洲民主的几篇博文当教材讲给美国学生听，让他们讨论美国问题。注意，不是讲中国问题，而是讲美国民主！一个中国人讲的美国民主小故事，竟然可以成为美国大学的课堂讨论素材，这样的博文怎么来说都应该是有点点思想、不那么“三俗”吧？可是，这么多年，你们每年都允许三十万本出版物出版发行，而我的得到那么多中国读者喜欢的博文，却始终无法出版？

我支持党中央“反三俗”，更欣赏文化部领导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我认为，“反三俗”最有效的办法不但不是收紧控制、打压甚至清除“三俗”，反而是放松控制，让有思想、有人文关怀有现实意义、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优秀文化产品能够降临中国大地。

我举个例子，有人说小沈阳是庸俗的，可实话告诉大家，我就喜欢看小沈阳的小品，而且，我还可以告诉大家，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有像小沈阳之类的小品演员，有些更加“三俗”……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连美国的杂志也说小沈阳庸俗？

原因很简单，人家在说你这个国家庸俗，是你的文化氛围与文化政策把小沈阳弄成了主流。如果在西方，我看小沈阳（或者外国的庸俗小品与脱口秀）只是一种娱乐，而我最主要的文化享受还是电视黄金时间里宣扬西方“主旋律”的作品，还是有深度的新闻追踪，还是larry king访谈节目，还是以揭露统治者阴谋与社会阴暗为主的主旋律“新闻六十分钟”等等……可问题在于：在中国的电视上，一个本来应该成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却登堂入室，成了主旋律，这才是真正的“三俗”啊——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那些文化部门承认的“主旋律”是人为的矫揉造作的，是比小沈阳还装腔作势的蹩脚货……

比“三俗”更可怕的是用行政手段、用专制手段一刀切地清除“三俗”，同时封杀那些高尚、有思想与引领中国人向上的作品。当后者都被“清除”了，被禁止了，或者根本就出不来，在这种情况下，你用什么来对抗“三俗”？你又用什么样的中国文化与精神走向世界？

说起电视连续剧里的庸俗与媚俗，可能没有比那些描写清宫戏、皇帝老爷沧海遗珠、格格们与皇亲国戚打情骂俏更过分的，说起高雅与有一定思想性的，有大量清宫戏的《走向共和》算是一个。结果如何呢？后面那个从屏幕上消失了，前面那些“三俗”的代表作品被上百次、上千次地重播。请问，如果都有相同的平台，即便观看后者的人数并不及前者多，但“三俗”能够那么猖獗吗？“三俗”目前之所以如此猖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不三俗”的文化产品了，“三俗”最可怕的是，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三俗”其实已经成了我们的主旋律……

至于部长说的“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善于发现、提倡反映主流价值、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扶持、推广，典型引路”等，我是这样看的：中国目前文化与精神领域的危机来自于缺乏国人都认同的价值观，因此在价值观都得不到共识的时候，“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扶持、推广典型”等等行为，可能会弄出更多名正言顺的“三俗”作品。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建国六十年里，政府文化部门可是一直没有停止树立文化界的典型，今天样板戏，明天“致富光荣”……而这些典型后来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被证明是毒害中国人精神的真正祸首，也成为当今“三俗”猖獗的深层根源……

2010-8-7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