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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日前我在《经济观察报》举办“知识分子的角色与担当”论坛上的发言，载《经济观察报》2010年8月7日。贺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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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在座几位都有两个特色，一是我们都关注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学术话题，会写这样的文章、喜欢阅读这方面的文献。另一方面我们多多少少都愿意参与公众事件，对于某些社会现象发出一些自己的声音，从内心的愿望来说，想成为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直率地批评时弊的公共知识分子。多年来，《经济观察报》也一直在做这样的推动。记得2002年我就参与过报社举办的一个论坛，作了相关的发言。

我个人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不断地介入到一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事件中，有些是自愿的，有些则是在近乎被胁迫的状态下参与其中。我也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一些制度建设的呼吁，尤其是对于司法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因为中国的这些年是一个案例引人注目的时代，过去我们的法制建设是重视立法过程，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一些活生生的个案更能展现我们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些缺陷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也能展现我们的生存状况，比如史上最牛钉子户等等，都是我们时代的写照。我们也会关注孙志刚事件、邓玉娇案件等等，这些案件引发的不仅仅是法律界的关注，更是整个社会的关注。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都可以对这样的案例作出自己的批评，这种多学科“会诊”的做法对于揭示问题症结有很大的价值，也是这个时代很有意思的特征。

结合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方面是我们如何理解学院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他们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大家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传统的解读不同，我倾向于认为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阶层——如果说他们是一个阶层的话。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依托，在大学或者专门的研究机构里获得了自己安身立命的空间，这在古代中国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历史上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知识几乎都是为了追求实际用途，目的就是为了入仕，这是科举考试的目的。科举考试使得中国的选官制度在全世界特立独行，也使得中国传统知识的格局和地位形成了糟糕的走向，所有人的心智都被引导到通过读书获得官位，获得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而我们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一辈子在学院里做跟知识有关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目标绝不是为了做官。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性变化，我们社会有了以知识本身为终极使命的社会阶层。作为知识分子，无论是怎样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同地方，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知识，必须要通过严格的专业的分工，深化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并且要记住知识的分工不过是便利我们的研究，我们还需要综合的心态，用一种非常广泛的知识视野来研究自然与社会，就像我们通过任何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一定会看到综合性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今天这个社会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死刑，他们相信死刑是一种正义的举措，并且能够震慑犯罪。近年来一些论者主张要尽可能减少死刑，如果要保留的话，应该限于最少数极其可怕的暴力犯罪，经济犯罪不应该使用死刑。但这种想法只要在网上提出来，就会挨板子——许多人说只要贪污几百万就应该枪毙，使他们不敢贪污、受贿。你会发现我们需要研究人心，如何减少死刑，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而且是综合性的复杂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当几年前，我看到何怀宏教授在报章上发表了几篇关于死刑的文章，感到十分欣慰的原因。无论我们怎样投身于对社会事务的评论，都需要在知识人公认的基础上立论；严格的知识论辩构成了我们知识分子相互对话的前提。如果我们不讲知识、不讲证据，就变成革命家，变成喊口号的人。所以首先应该特别注重如何去奠定我们扎实的知识基础，我们不再是文以载道，把知识服从于某种外部的价值。

第二点，正由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所以知识形态上跟中国古典的知识形态就发生了差异，我们所使用的概念乃至整个话语模式都告别了旧有的形态。这可能会构成我们跟传统之间的某种断裂。但传统不是一种死的东西，不仅仅体现在从前的典章制度之中，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性的延续。英国有一个法学家曾说过：“我们埋葬了诉讼表格，但它仍然在坟墓里统治着我们。”那种貌似死去了的东西实际上还是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以输入域外学说并以之作为改造中国观念与制度的知识人，在这方面经常会产生某种困难的感觉，那就是他所拥有的知识、所倡导的某种东西是跟社会公众的看法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说一个法学家应倡导程序正义，司法要严格依照程序办案件，一个案件是有期限的，某些错误是不应该纠正的(当然，如果是刑事案件错误的判决任何时候都要纠正)，民事判决过了期限是不能再提起的，证据的提交也是有期限的，如果过了这个期限，即使从箱子里找出证据证明法院已生效判决是错的，法院也不会纠正。因为启动司法程序是很复杂的过程，要从经济角度算账。一个案件不断折腾，整个社会付不起这个沉重的代价。有些时候可能是所谓的有罪的人判成无罪，当时没有找到证据，两年之后检察机关发现证明有罪，还能不能再进行起诉？按照现代法治准则，这是不允许的。之所以如此，是要对国家权力作出限制，一个人不得被国家置于受到两重或者多重指控的境地。这是保证国家权力和追诉犯罪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而且是一种很难完美的平衡，我们人类不能获得完美无缺的制度。

这样的论证在中国的语境下非常艰难，因为我们的传统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究，不大能够接受西塞罗所说的那句话：“绝对正义的正义就是绝对的不正义。”在我们这里，即便是当事人自己的过错导致司法判决的缺陷，如果当事人事后上访，或者通过权力或社会舆论进行干预，我拿着证据说法院判决是错的，就会带来动摇司法确定性的结果。国家领导人对上访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特别不喜欢上访，因此采取了许多措施阻止人们上访，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表达出对上访的某种偏好，因为通过上访可以了解某些被下层官僚刻意掩饰的问题，同时也通过某些个案的亲自处理敲山震虎，对地方官员进行震慑，也表现出自己的亲民。这种又害怕又喜欢的心态带来了制度建设上的指向混乱，也导致司法权威始终无法树立，司法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说到司法独立，我们近代虽然接受了西方的政府模式，建立了机构意义上的独立法院，但从决策意义上说却不是独立的，中国的现实是，任何一个级别都有核心，伴随这样根深蒂固的中央动员型的传统而形成的是反分权的观念，在这样的环境下要论证司法独立的价值，建立独立制度，特别困难。我觉得最近这些年，对司法控制不是在弱化，而是在不断的强化。前不久河南赵作海案件，大家最后说当年制造冤案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都要承担责任，我认为，首先要追究党的政法委员会书记的责任，政法委书记还在说我们一定要追求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其实他领导下的机构是最大的责任人，我觉得这不是个别官员的问题，而是整个传统都不断强化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可能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一点就是，如何把自己的各自领域中的特别不一样的东西，跟中国的传统形成强烈反差的这样一种知识传递到这个社会中，说服更多的人接受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知识、新制度。

第三点，我自己感受比较强烈的是，中国历史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不只是追求知识，还经常赋予其某种道德的想象。作为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不是跟道德没有关联的角色，大家希望他作为道德标尺，这种情况或多或少跟我们没有独立和强有力的宗教系统有关系。在中国，从来没有过知识分子之外的宗教系统。于是官员经常被赋予道德的要求，官员不仅有权力，还要有道德。科举取士的确立也跟知识与道德之间难以区隔的考量有关。近代以来，知识分子逐渐摆脱官僚成为独立的阶层，但由于没有宗教系统的情形依然如故，因此某种道德的期望就只能赋予到知识人身上，要求知识人“为人师表”，要在道德上白璧无瑕，对知识阶层的利益诉求难以容忍，都是相当强势的社会观念。在具体评价一个知识人的贡献时，我们也特别容易把道德形象作为重要的选项。反之，对于一个道德上有瑕疵的学人，他的知识贡献也常常被低估。

最后一点，我们需要做出群体性的努力，去追求大学的独立，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人最重要的使命。我们寻求一种知识分子自身的组织，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意见很正常也非常重要，但知识分子有一点是共识的，即损害我们安身立命之所在的大学或者专门研究机关独立性的行为是对每个知识分子的一种特别大的损害。我们如何去追求和维护这样的独立性，可能是今天无论左右的知识分子都必须追求的目标。

7月28日早上，广东建粤工程有限公司的30多名工人来到该公司设在新会县双水镇的项目部，要求项目部发放迟迟未发的工资，不料老板郑宏武却纠集20多名打手，将“讨薪积极工人”一一扇耳光，才将工资发给工人，发工资后，这些打手又对“讨薪积极工人”进行围殴。（8月4日《广州日报》）

因为耳朵是长在脸上的，而古往今来的中国人都对脸面十分在乎，所以打耳光是一种对人的严重羞辱行为。中国传统文化讲：“士可杀不可辱”，也就是说，一个有气节的人宁可以一死也不愿意被人羞辱。倘若在今天，要你在被人打一拳和打一耳光之间选择，你很可能会选择挨一拳。

我们在观看港产影片的时候，黑社会成员之间打耳光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但是，现实生活中，打耳光的事情却并不多见。不过，有人说过，现实社会永远比电影更精彩，确实，在当今中国，稀奇古怪的事情接二连三，这大概也是一种“中国特色”。此次发生在广东的这一幕可以说再次超越人们的想象力，老板的打手打向民工们的耳光更像一声惊雷，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不论古今中外，聘用工人为自己干活然后付给工钱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却时常上演劳而不获的悲剧。在上个世纪90年代，老板拖欠民工工资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没想到在今天，这种丑恶现象再度死灰复燃。仅这段时间，此类消息就频繁传出，最为让人愤怒的是，民工在讨薪的时候不但拿不到欠薪，而且还要遭受毒打。

据媒体报道，7月21日，118名在西安临潼务工的湖北籍民工，向工程项目部讨薪未果，反遭300多人手持木棒围殴，导致30多名民工被打伤。那个欠薪的老板只是躲在幕后，不直接出面指挥和参与行凶，似乎还存在心虚迹象。而广东建粤项目部的老板却敢于亲自出马，带来了几十名打手殴打民工，似乎理直气壮。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风气日益败坏，贪官污吏层出不穷不说，奸商恶棍也是比比皆是。为了钱，很多人可以不择手段，丝毫不会考虑是否超越道德和法律底线。为什么那么多的民工工资被拖欠？不是甲方没有付款，而是因为工程层层转包，经手人太多，黑心的老板拿了工程款却在工程完结后不愿意支付工人工资。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很多民工其实是一个家庭的支柱，他们如果拿不到工资，那意味着妻子没有柴米油盐下锅，一家人的生活将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哪位民工不希望拿到工资？向黑心老板讨要欠薪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温和的讨薪行动往往不但无法取得满意的效果，而且还会给自己带来身体上的伤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广东这位纠集打手殴打民工的老板其实看起来更像是黑社会老大，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正规建筑公司的管理者。当然，在官商勾结、官匪勾结已成普遍现象的今天，可能郑宏武本身就是黑社会成员。据笔者所了解，在一些地方，实际上很多工程项目都被黑社会垄断，郑宏武的表现毫不逊色于黑社会，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接到工程的。

在此事发生的前几天，荆楚网曾报道这样一则消息，消息称“湖北应城天鹅镇村民田厚芳因排涝的事，向镇政府反映情况，结果被镇纪委书记张建利抽了耳光，打断二根肋骨，在政府有关人员调解下，三天后，双方就赔偿达成共识。”看来，很多官员、老板都热衷于运用武力解决问题。当这样的事情非常少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是个案，将责任归咎于个人道德败坏上，但是，当这样的事情三天两头地发生时，所折射出的就绝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了，而是社会问题。

中国在以前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但在如今，很多地方人与人之间可以说充满了敌意，一言不合就可以对骂甚至互殴。一般情况下，不是特别大的仇恨，往往也用不着打耳光羞辱别人，一旦打了耳光，就意味着两个人的矛盾不可调和，可能成永远的敌人。

郑宏武拖欠民工的工资，如果确实有困难，可以让民工暂时忍耐，等他筹集好资金就支付工资，相信民工也会理解。熟话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郑宏武在面对民工讨薪时，不应该有丝毫的反感。非常令人愤怒的是，郑宏武在发放民工工资之前，竟然要一一扇耳光。民工不是奴隶，岂容如此羞辱？郑宏武身为老板，却是人性泯灭，禽兽不如。

中国政府早在1995年就开始实行了《劳动法》，但是，  时至今日，这部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却形同虚设，面对劳资纠纷，劳动部门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是束手无策，否则就不会出现民工跳桥讨薪，接受耳光领薪等一系列的悲剧。就在8月3日上午，辽宁沈阳又出现了民工打出“愿当裸模”横幅讨薪的场景，随着时光的推移，不知道还会出现哪些稀奇古怪的讨薪方式。

子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需要以挨耳光来实现领工资愿望，民工们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当一个正常的维权行动需要附加牺牲人格尊严来达到最终目的时候，被羞辱的就不仅仅是受辱的当事人，更有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在今年“两会”时对外宣称“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打耳光发欠薪”的恶劣事件就是对公平正义和基本人权的肆意践踏。此时此刻，权力部门不能再度缺席，而应该积极地依法惩处作奸犯科者，帮助受辱民工讨回公道。如果此事不了了之，中国社会将进一步沦落为弱肉强食的“动物丛林”，没有多少人会继续相信法律的公正。此事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2010年8月5日

二零一零年七月三日上午，温家宝在长沙主持召开湖北（我发现那个创造了当代成语“鸿忠抢笔”的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亦赫然在座）、湖南、广东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温家宝说，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超过了预期，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我们不仅要大力解决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又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这些都必须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行。”温家宝在这里不得不承认，中央的政策已经是顾此失彼：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就不能大刀阔斧地处理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如权力垄断造成的腐败、“低人权优势”下农民工国民待遇的缺失等）；而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不加以处理，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如“天价维稳”、工潮汹涌等）也就无法彻底根治。此也不是，彼也不是，温家宝简直要抓狂了。

胡温上台以来，在政治和经济上继续推行“强中央、弱地方”的政策。在经济上，继朱镕基以“两税制”改革，将“肥水”全都收归中央，造成中央财政的空前充裕之后，“国进民退”则成为胡温时代经济发展之大趋势。国有经济尤其是央企越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便越大。而中央政府的权力增强，政治上便越发刚性与僵化。有御用学者将一党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命脉视之为有望取代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中国模式”。而中央对地方的指挥棒，一手是GDP，一手是维稳。中央政府一边躲在幕后闷声数钱，一边以“维稳”对地方官员实行“一票否决”。这两个指挥棒比学生们顶礼膜拜的高考的指挥棒还灵。于是，地方政府为了提高GDP数字，大兴土木，违背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大肆兴建基础设施和楼堂馆所，掠夺性和毁灭性地开发各种资源，强行从市民和农民手中低价征收土地，造成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矛盾激化；而面对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地方政府从“截访”到“暴力维稳”，使得政府管制变得愈加暴虐与不义。

国进民退，灾祸不止

以山西的“省治”为例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山西民众的困苦、环境的恶化、生命的卑微、吏治的败坏，堪称整个中国的缩影，而这一切都是中央政府一手造成的。

二零一零年三月，作为国家和山西省“十一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的王家岭煤矿，突如其来发生透水事故，一百五十三名工人被困井下。后来，经过紧张的抢救，一半多被困工人获救，此一矿难的营救过程被官场大加宣扬，悲剧变成了喜剧。而死难矿工的名字，至今却仍有相当一部分未被公布。

此前，山西矿难频发，中央政府制造的舆论均认为，这都是小煤窑惹的祸。因为私人业主急于赚钱，缺乏长远眼光和安全责任，视人命如草芥。所以，当局决定进行产权改革，将全省大部分私人拥有的小煤窑收归国有，经过“资源整合”之后，打造一批超级大煤矿。在此“化私为公”的过程当中，大量私人财产被以极低的价格强行并购。然而，大型国有煤矿真的就可以避免或降低矿难吗？

王家岭煤矿项目投资概算总额近五十二亿元。据了解，该公司二零一零年“奋斗目标”是产值六亿元，利润三千万。事后，安监总局的通报称，矿井存在“劳动组织管理混乱，为了赶工期、赶进度，当班安排十四个掘进队同时作业，作业人员过度集中，且领导干部带班制度不落实”等突出问题。事故发生前，井下工作面有多次有关渗水情况的报告，但是未引起重视。工作面出现透水征兆后，也没有按照规定及时撤人和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最终造成重大透水事故发生。一名工人说，项目部整天催要进度，以前一个月他们最多能干两千米，现在提出干三千米。二十七队一名工人说：“我们每天开班前会的时候都是要进度，要速度，经理说要上六部钻，五个人上六部钻。”在此目标下，公司对于各个施工单位实行“进尺考核制”，掘进多了受奖，少了则会受罚。

由此可见，国进民退，灾祸不止。那么，地方政府为何不顾民众生命财产之安全，疯狂地进行能源开发呢？这是因为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与提拔标准，是“惟GDP是举”，也就是说，谁将GDP搞上去了，谁就可以获得升迁。地方官员为了打造政绩、发展经济、提升GDP，便挖煤矿、修电站、建高速、盖大楼，甚至不惜用暴力手段圈走农民和市民的土地。地方政府的黑帮化愈演愈烈。所以，经济问题的核心，还是政治体制问题。

而地方官员的坏和黑，是中央政府造成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地方政府的败坏，的根源并不在地方政府自身，而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GDP，是因为GDP的增长，是中共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最后的支柱。如果GDP出现大幅滑坡，中共的统治也就危在旦夕了。为了继续垄断权力，就必须保持GDP的持续增长，所谓“保八就是命根子”。而要“保八”，就得默许地方政府的为所欲为、残民以逞。于是，经济问题又回到了政治问题上。

其实，民国时代的山西，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曾经是一个井井有条、生机勃勃的模范省。经过中共六十年的胡作非为，山西却不幸沦为中国最“黑”（不是煤之黑，乃是人心之黑）的省份之一。如果阎锡山复生，看到此种情形，不知该作何感想？近期，《南方人物周刊》作了一个《“山西王”阎锡山》的专题报道，还原了民国时期阎锡山治理山西的部分真相，有网友评论说：“老阎是山西人，他的祖宗都在山西，他会把环境污染了、把良田都变成工厂的厂房，让几十年后倒闭的工厂的地皮上无法种地？他会把煤矿都挖完让地下成为一个个大洞？他会以发展经济的名义把干净的水源变成排污口？他会让山西人赚一块钱、老外赚一千块钱？他是地方军阀，但是有些地方做得比现在的官员们都好……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啊！这地儿给弄糟了，换个地方做官去。”不知温家宝是否看到了这篇报道，是否愿意向阎锡山取经呢？

不能将地方政府当作替罪羊

同样是山西，还曾经曝光了黑窑的奴隶童工事件。这一事件同样折射出温家宝在宏观调控上、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两难”处境。当时，对于这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童奴事件，全球媒体聚焦，全国民众声讨。我特别注意到，大多数评论者愤怒谴责黑砖窑的老板和地方的基层官员，许多人对中央政府的干预和最高领导人的批示表态“坚决支持”。比如，《南方周末》的一位著名时事评论员认为，奴隶童工事件“是对于国家统一法制的彻底颠覆”，他甚至用“一场叛乱”来定义之。他写道：“因为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国家机器终于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解救开始了，调查开始了。既然是叛乱，就需要平叛，就需要动用国家暴力，对所有黑窑如秋风扫落叶予以彻底摧毁！对所有监工、对所有黑窑股东和老板，予以坚决镇压！”

类似的论点在网络上也层出不穷。有学者甚至认为此类丑闻的发生，是因为地方政府权力过大，地方政府为所欲为且欺骗中央。他们指出，中央是好的，地方是坏的，中央只是暂时被蒙蔽了，一旦清醒过来，必然扭转乾坤，为老百姓报仇雪耻。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路。在这一思路之下，甚至有人建议加强中央的集权能力，中央越强大，政令便越畅通，正义便越彰显。

我不同意此种缘木求鱼的观点，也不同意此种察言观色的批评策略。我认为，黑砖窑事件并不是一场地方政府的叛乱，而是在中央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之下，中央与地方官僚联手对民众实施抢劫之后的分赃行为，在此事件中，中央并不是干净的。胡温难道真不知道地方上的种种乱相吗？我们不能低估中央极权体制的动员能力。比如，以搜集信息的能力而论，一方面，中共的宣传系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制造谎言，使得老百姓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茫然无知；另一方面，中共的各个情治系统，包括新华社的“内参”体系，每天都在将各地的社会、政治、经济信息反馈到中枢。胡温对各地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不可能被地方官员蒙在鼓里，除非他们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么，胡温为什么很少主动去惩罚那些贪赃枉法的地方官吏呢？为什么往往是在民愤极大的压力之下，才不得不抛出几个替罪羊来？许多落马高官很快便复职了，比如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因“负有领导责任”而引咎辞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底高调出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在二零一零年三月，团派出身的李长江更是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成了十一届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BBC中文网记者乐安在评论中讽刺说：“李长江担任质检总局局长期间，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出，‘扫黄打非’至少不直接关乎人命，中央高层的任命决定也算英明。”

无疑，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中央政府来监督和惩罚地方政府，因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是对立的。中共的国家机器从来只会驱使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军队镇压民众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不会开去捣毁成千上万的黑砖窑及黑煤窑。那种希望国家机器以暴力来“镇压”黑窑监工、股东和老板的呼吁，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反倒显示出某些纸上谈兵的知识分子法治观念的薄弱与淡漠。公共知识分子在进行社会批评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使用被“党文化”污染的“党语言”——再坏的坏人也不能不经法庭的审判而遭到“镇压”。那些黑窑监工、股东和老板们，理应接受法律的制裁，理应得到公正的审判，而非国家机器的暴力“镇压”。一旦国家暴力机器脱离法律的约束，今天可以“镇压”坏人，明天就有可能“镇压”好人。

所以，中央政府根本就不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受害者及其家属不必对胡锦涛和温家宝感恩戴德。同样的道理，四川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中的灾民，西南诸省旱灾和南方各省水灾的灾民，也不必对前来体察民情的温家宝“感恩戴德”。我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和中央集权的权力格局，才是中国各种人权灾难和环境灾难的根源所在。若要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遏制奴隶童工现象的蔓延，不能靠加强中央集权的政体、不能靠最高统治者的良心发现、更不能相信温家宝的眼泪。

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一个经济问题的背后都是政治问题，任何一个地方政府的问题的背后都是中央政府的问题。这就是温家宝所谓的宏观调控“两难”的处境。如何才能一劳永逸地摆脱此“两难”困局，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温家宝有没有勇气和魄力采纳之、实践之。答案就是：结束一党专政、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更加具体地说，可行的步骤就是：在经济上实行“国退民进”，打破行业垄断，实现充分的自由竞争；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者的国民权利，加强地方自治和普及地方选举，弱化中央政府的遥控之权，让政府由“大政府”变成“小政府”。温家宝和他的同僚们愿不愿意“自废武功”呢？

凶残争斗的底层社会

关于矿难，官方数据是中国每年死亡7000名矿工，未统计的人数就更多。基于贫穷，迫不得已拼命谋生的矿工，纷纷因矿井塌方、冒顶、瓦斯爆炸等事故而死；基于巨大经济利益，大量非法及半合法矿窑产生，矿主打通政府人脉，不少官员入股其中，保驾护航，捞取利益。这些新闻已不算是新闻，比这更惨的是，一群人找准当中的利害关系，在社会底层物色艰难谋生者去当矿工，而后将其杀害于矿井之下，制造矿难事故，再以亲戚名义向矿主索要工亡赔偿。五年以前，旅德导演李杨来到中国，拍摄了反映这一残酷状况的电影《盲井》，被大陆官方视为非法电影，却获得德国、法国、美国、英国、荷兰、塞尔维亚、比利时、挪威、香港、台湾等电影节的30余个国际奖项。这部电影改编自刘庆邦的小说《神木》，取材于2000年中国警方侦破的30余起真实案件，其中一起，即是两人流窜作案，在矿井之下杀害了15人。

电影《盲井》曾在2008年6月被中央戏剧学院改编为话剧《神木》，揭示在传统伦理道德和惩戒力量双重缺席下的黑洞里，底层社会的挣扎、欲望、罪恶以及人性的拷问。自《盲井》在海外、民间及互联网激起强烈轰动后，此类案件在中国媒体皆被称为“盲井案”。最近公开报道的“盲井案”，一是2008年1月8日《南都周刊》的《河南盲井案再调查》，二是2010年7月26日《新京报》的《四农民被控两年杀死三亲戚，伪造矿难骗赔》。相较于这些真实案件，《盲井》显然还颇温和，虽然它同样真实得令人窒息，但毕竟当中被骗的中学生元凤鸣与宋金明、唐朝阳并无甚关系。然而，在2008年侦破的“河南鲁山案”中，盛才军等人杀害的多是同村的村民；在2010年侦破的“北京房山案”中，黄玉才等人杀害的是自己的亲戚、同学，甚至为了在索要赔偿时不被质疑身份，竟然先安排女人与受害人结婚，将其杀害后再以妻子身份索赔。

人们只知矿主黑心、官员腐败、管理不善、设施简陋，却不知底层社会的艰难生存和凶残争斗，也是致使矿难频发、人人相食的原因。这年头，廉价劳动力的生命已被量化为金钱，那么多人都没有办理工伤保险，工亡后被立即封锁消息，按“土政策”、“行规”办事，有一条人命赔三万元的（李杨电影《盲井》），也有一条人命赔5000元的（胡杰纪录片《远山》）。人死以后，家属一旦把钱拿到手中，对矿主感恩戴德之余，甚至提出要求：“你们能不能让我们也下井？”政府高呼中国煤炭产量世界第一，却少于关注在这种要人命的产量背后，埋葬着多少冤魂！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尚且有“孟姜女哭长城”的绝唱传说，而当今矿难背后的呐喊，却近乎死寂一片，仿佛从未发生。除非是特大事故，否则官方媒体给不给版面来简单刊载一条几十字的简讯都成问题。

弱肉强食的骗与杀

看看“河南鲁山案”吧，从1997年到2007年，这十年来，盛才军等人骗走那么多农民，而后将其一一杀害，又一一骗赔成功。那些被骗去的人，有的是耳聋，有的是单身汉，有的是70多岁的老人。如果你说被骗的人太苯，那你就错了，这不是智商或懂不懂法的问题，这是要吃饱肚子被逼无奈的事情。贫穷，逼得这些人彻底豁出去了，不要命，也不叫苦。贫穷，让他们隐忍，忍到自己就要死掉了都还在忍着，还在惦记着自己干一天就有多少工钱。而杀害他们的人，他们看透了这个社会的弱肉强食，既然反抗不了官商，但总有能力向最弱的人下手，赚人命钱。他们看透了矿主对安全事故的恐惧，及对政府明为“罚款”实为“保护费”的恐慌，只要自己演技足够，准备充分，那么就一定能够拿到赔偿的钱。最终受害的，一定是最卑微的弱者。四年前，我就说过：“一个奉行弱肉强食的强权规则的国家，人民必处于等级森严、自相残杀、人人相食的状态。越到最弱一层，就越是无力下手反制于他人，到最后变成一个彻底的受迫害者。”

在“北京房山案”里，黄玉才等人为了证明自己与死者的关系，居然还把村委会主任也从家乡叫来一起造假，拿着所谓“证明”，要求索赔。他们把要下手杀害的人，一律叫“点子”，这些“点子”皆是那种老实憨厚、懦弱怕事的人。譬如被杀的韩俊红，是个单身汉，黄玉才等人就让张喜华跟韩俊红结婚登记。而被杀的佟延志，在要他老命之前，黄玉才等人还为其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制造不慎意外坠楼死亡的假象，试图骗取15万元的保险金。“河南鲁山案”当中的一起，比这更荒唐，被杀的郭能华要找女朋友，盛才军等人就把一个年轻女子交给郭能华，二人迅速到旅社开房。郭能华被三名男子冲进房间一阵暴打，暴打完毕，又被索要五万元赔偿。郭能华没钱，没钱就要设法还债，盛才军等人就叫郭能华吃药骗钱。吃的什么药呢？氰化物，巨毒啊。郭能华就这么死掉了。

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混蛋，对底层人的状况及规则掌握得一清二楚。那些人被骗去，有的第一天下井就被杀害，而后凶手就跑出来哭得震天响，最终在矿主手里拿到五六万元是没问题的，“一物降一物，他有办法把窑主的钱掏出来，窑主就是把钱串在肋巴骨上，到时候狗日的也得乖乖地把钱取下来”（小说《神木》）。如果盛才军等人杀郭能华后没有索赔14万，而是索赔五六万，估计这事情也成功了，说不定今后还将杀害更多的人。如果张喜华、韩俊红的婚姻关系没被警方怀疑，估计黄玉才等人也能暂时逃过法网。毕竟，他们是在北京杀人，曾经成功地索赔33万元、19万元不等。如果河南的盛才军、北京的黄玉才熟读《工伤保险条例》及各种司法解释和地方实施办法，按工亡的法定金额来索赔，详细了解当地上年度的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等统计局数据，不用杀那么多人，说不定早已成了有车有房的人。而这一点，恰恰是当前“盲井案”没有被彻底断绝的缘故。

什么都不相信的底层人

黄玉才说，他“弄死赚钱”的经验很简单，一是“要找光棍，家里人少，好要钱”，二是“找亲戚下手，不会被怀疑”。你若说他们冷血无情，也非如此绝对。他们的心中，有他们自己，有他们的老婆儿女和老人，这就是他们活下去的理由。越没牵挂的人，做事越绝，凡是挡道者，一律弄死。他们不再是淳朴的农民，而是被残酷社会教训得泯灭人性的人。他们的“盲”，在于除了看得见自己，再也看不到周围，周围尽是一片漆黑，黑得让他们仇恨。他们恨有钱的人，恨有权的人，但这种恨又带着“我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的逻辑。他们骗人、杀人，从始至终也不过是自己人整自己人，不会对权势阶层构成任何伤害。他们屡屡成功的背后，是一群总是寄望于高枕无忧地进行权钱交易的人冷漠以待。

这种拿命骗钱的案件，触目惊心，挑战着人类心理的承受极限。人吃人的社会，绝非文学描述或历史事件，它就在当代，就在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中国底层。钱，决定着他们的每一天，犯罪者一旦得手，就没有收手的一天，最多就是个死，他们怕什么呢？既然矿主是这样对待他们，官员是这样腐败，人心已溃烂如斯，社会已如此乱象，那么他们要展开的报复，听上去就是那么合情合理。大面积的贫困，大面积的腐败，天天都看得见人命贱如草芥的状况，他们不再纯洁得像那些在领导面前“感谢党和政府”得没完没了的人。他们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孩儿他妈，啥都是假的”（电影《盲井》），甚至“孩儿他妈也不一定是真的”，只相信钱。良心没用了，法律没用了，感情就更别提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他们把人杀了，推进火葬场的火炉里，用水冲掉骨灰之时，还能愉快地唱着《离家的孩子》，这就是他们的心。

他们的确罪大恶极，如果真有地狱，他们就该下地狱。但他们无人拯救，以烂为烂，而且是一烂再烂，破罐破摔，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摆脱人性迷失和狭隘短视。他们感受不到自己在这国家被尊重，被关爱，别说尊重、关爱，就连不被欺辱歧视就属大幸。昨天他们被这个骂一句，今天被那个打一下，明天又被某某白一眼，这是个常态。他们收入微薄，干着“埋了没死”的工作，当牛做马，如同远古劳动之景，而他们看到的荧屏上、社会上的“和谐社会”，却是人人都那么兴高采烈、歌舞升平，他们恨这一切，恨透这个国家。没有谁去为他们点亮一盏心灵的灯，渐渐的，人心黑得比煤炭还黑——煤炭也许还能黑得发亮，但人心已经黑得一点光亮都没有了。他们举起镐、钎、锤、石头杀人之前，没有半点忧郁，那些被杀的人似乎不是人，就是两条腿跑来跑去的动物，是菜板上的鸡和鸭，狠狠重击下去，首先感觉到的不是恐惧，而是人民币飞来的欣喜。

选择GDP，还是选择人命？

“盲井案”是底层人杀戮底层人的警示，是他们无奈加仇恨之后，对最弱者的消灭和压榨。人间已成你吃我、我吃你的动物世界，公权的干预固然能够震慑一部分，但人心如何由糜烂变作清明，这是个巨大的工程。然而，可悲的是，李杨的《盲井》虽然当初在柏林电影节上击拜了张艺谋犬儒不堪的《英雄》，却至今被禁止在大陆公映，并在某些电影节（如第34届印度国际电影节）受到大陆官方阻挠。他拍摄该片，曾被持枪的矿主威胁，曾遭遇矿难差点丧命，但这种代价并没有换来政府的认可，反而被一再警惕。多少侵占矿业利益的官员，连那些黑心的矿主都不如，有的矿主看了影片以后反而认为这影片拍得很真实，对李杨纷纷支持。他们也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痛苦过，流泪过。但那些等着“下蛆”（官话，意为捞取灰色利益）的官员，在高呼“安全生产”的会议口号的背后，却不顾矿工死活，只知保住权力，拿到现金，这是一群最该死的国家蛀虫。

《盲井》在境外和中国民间获得广泛赞誉，但“盲井案”以及“盲井案”的社会背景和制度因素，却仍在持续着。当那些可怜的矿工被同伴在矿井打死，我们听不见嚎叫，看不见鲜血，就像我们不小心踩死几只蚂蚁，连拍拍鞋子的动作都显得很多余。究竟需要多少条人命的代价，才能换来进入法治轨道的矿业管理？为什么那么多的矿主，不愿意登记在政府名册之中？为什么安全保护设施形同虚设的矿井大量存在？我们的矿工一旦有难，却没有半点话语权，他们只有他们自己而已，没有真正维护他们权益的独立组织力量的存在。他们就这么一条人命接着一条人命地离开人世，而那个带着人血的GDP，却被各级政府引以为傲。如果巨大的经济利益能够养活一批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而且能保住一个政权的所谓“合法性”，那么巨大的底层悲剧又如何去避免呢？国家发达了，人却牺牲了，而且是人吃人、人整人，高枕无忧者是否能从枕头上爬起来，看看这可怕的人间，是否已接近惨不忍睹的恐怖炼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