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者喜欢用思想说话，而左派知识分子更喜欢直接行动，结果，历史总是陷入一种吊诡之中：你因世界的不公正而去行动，你的行动却会带来更严重的不公正……
我的确居住在黑暗时代！
一个坦率的词是一种荒唐。光滑的前额
提示着一颗坚硬的心脏。那笑着的人
仍未听见
这可怕的消息。
这是布莱希特《致后人》一诗的片断，此诗吸引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是“黑暗时代”一词。我更愿意将布莱希特的这个词看作是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黑铁时代”一词的变体，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中以“黑铁时代”命名当时的世代。他认为在黑铁时代人们不知道这世间还有羞耻（aidos）与敬畏（nemesis）——正义女神（Dike）身边的侍女，所以正义、羞耻、敬畏已离开大地与人类。“黑暗时代”在布莱希特的诗中，指的是混乱、饥饿、屠杀、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恨和处于只看见不义却没有抵抗它的绝望之中；在这黑暗时代中，用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如果说“黑铁时代”还有黑暗中的质感的话，那么“黑暗时代”则只有黑暗到令人发疯的虚无了。
汉娜·阿伦特曾以“黑暗时代”为关键词去考察在这样的时代里知识分子何为。诸如罗莎·卢森堡、布莱希特等。这些人在黑暗时代有不同的反应与作为，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努力去改善现状，这是一种“行动”的力量。阿伦特说：“历史中有许多黑暗时代，在其中公共领域被遮蔽，而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以至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而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于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人们，自然会被这样的时代所塑造，或者倾向于或者厌恶于公共领域，或者超越它或者跑到它背后，“以达成与他们同伴的相互理解，而不考虑他们之间存在的世界。”阿伦特说。有趣的是，她的考察中也“达成与同伴的相互理解”，而暂时地放弃了不义的反常的世界本身，没错，宽容与原谅是伟大的，但它有可能忽略了历史性的不义与伤害，在宽容与批判之间，正是知识分子的难处。
朱利安·班达（在我看来他是最后一个禀持古典知识分子价值观的人）定义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践的目的，只希望在艺术品、科学的或形而上学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简言之，他们旨在拥有非现世的善……他们的活动仍然是理论的，他们也没有阻止住世俗大众让全部历史充满了仇恨和杀戮，但是他们制止了这些世俗大众形成崇尚仇恨和杀戮的宗教以及因为美化它们而具有的成就感。”与朱利安·班达相反，阿伦特更赞美知识分子在黑暗时代里努力参与公共领域，也就是政治的行为。对于左派的女活动家罗莎·卢森堡，阿伦特抱着更多的同情，这位马克思或多或少的信徒在阿伦特的笔下获得了一种理解甚至光芒，“罗莎，用她半开玩笑的自我评语来说，天生就是个‘书呆子’，假如不是世界的状况冒犯了她的正义和自由感的话，她完全可以埋头于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数学之中。”也因为这种对行动能力的肯定，所以阿伦特这样为布莱希特开脱，没错，是开脱：“布莱希特的罪过比庞德要小，然而这罪他犯得比庞德更重，因为他是一位诗人，而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虽然我一向主张知识分子更应该呆在书斋与思想里，而不是在战场上，但我仍然要感激于阿伦特对诗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能为力而犯错的开脱，她继续为布莱希特开脱，“总有那么多麻烦围着诗人，他们自身经常显露出令人感叹的行为不端……一个诗人在行为过失的时候用不着承担起全部的罪过……他对他的女友们说，‘在我这里你们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他知道得很清楚，女人在男人那里最渴望得到的就是安全感——而这是诗人们几乎无法给出的。他们给不了是因为他们高蹈的事业必须避开地球的重力。他们不能被拖垮，因此他们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去承担那么多不得不承担的责任。”当年布罗茨基被审讯时，审讯者问他：“你何以证明你是一个诗人？”布罗茨基回答：“我何以证明我是一个人？”有位诗人感叹道：“这个回答可以说是救了所有诗人一命。”而阿伦特对布莱希特的开脱，在我看来也是为所有诗人卸下了为公众所加上去的那些不必要的私人生活的担子。
请让我们记住这样的话，“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什么比为诗人的行为找出逻辑更愚蠢的事情了，虽然很多严肃和高尚的人都做过这样的事情。”当然，阿伦特开脱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不包括中国当下绝大多数为了取得“赦免权”而选择文字分行的诗歌麻将爱好者。像布莱希特这样真正的诗人，他们犯下的错不是日常道德上的，而是在一个大是大非的大变动时代里作判断时所犯下的错，这样的错也是由一个时代的阴影变迁所致，所以他们不必要去承担这显然不属于他们应该承担的重担，但布莱希特选择了承担，这是阿伦特愿意为他开脱的重要原因。
我个人一向禀持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呆在书斋里思想、写作，以思想的力量去改变世界，而不是走出书斋去行动，知识分子因为先天性的软弱，他们的行动必然会变形，最终会改变他们的思想，思想的力量与行动的力量均会丧失，海德格尔、萨特即是例子。自由主义者喜欢用思想说话，而左派知识分子更喜欢直接行动，结果，历史总是陷入一种吊诡之中：你因世界的不公正而去行动，你的行动却会带来更严重的不公正。当然，雅斯贝尔斯也许不同意我的看法，在他看来政治问题是如此严肃，我们决不能仅仅把它交给那些政客。而有着某种左的立场的阿伦特，也可能会反对我的观点，她对左派一直抱有一种历史主义的同情，虽然她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都看到左派天然地会通向极权主义。
在“黑暗时代”知识分子何为？他们不应该是士兵、不应该是知识宗教的教主、不应该是被政治激情拥抱的“背叛者”，他应该是一个批判者，一个用思想去澄明大地、净化社会的自我坚守的边缘者，不投入权力也不对抗权力，而是用批判消解权力。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有做到这一点，恐怕才能安静而从容地告别这个世界，就如斯温伯恩的诗所写的那样：无论上帝可能是什么，都没有生命能够永存；死去的人从来不能站起身；甚至疲倦的河流也是如此曲折而安然地流入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