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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软禁在北京家中的赵紫阳（摄于1990年4月17日）

今天（2008年元月17 日）是赵紫阳去世三周年的忌日。

1919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的赵紫阳，其政治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赵紫阳13岁投身革命， 19岁成为中国共产党滑县县委书记，到中共建国后他曾经在广东、内蒙古和四川主持地方党政领导工作，尤其在主政四川期间，赵紫阳领导农村改革，获得显著成就，以致民间流传”要吃粮赵紫阳”，这也奠定了他的政治基础。他在1949年之前的经历可以查看刘守森著的《年轻时期的赵紫阳》（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 2006年版）。

第二阶段是在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年出任国务院总理。 1987年1月，接替胡耀邦出任中共代理总书记，并于同年正式担任总书记； 1989年6月，因为天安门事件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整个80年代，是奠定中国改革开放基础的关键时期，期间赵紫阳表现出与传统共产党人截然不同的民主革新精神，并且主张推进比较彻底的政治改革，使他一跃成为中共有史以来最具现代思想的领导人，并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影响。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政见，由吴国光博士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 1997年7月出版）一书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纪录。

第三阶段，是他1989年下台以后遭到软禁的 16年，直到85岁于2005 年1月17日在北京医院逝世。中共一度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分裂中央的错误”，与以往中共下台领导人的根本区别是，赵紫阳非但拒绝低头认错，而且多次给全体中央委员和政治局上书，据理抗争，并申明自己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无论是在国家还是个人的危难时刻，赵紫阳选择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这个时期，他精神思想得到了升华，并对中共的政治机制也包括对自己的从政经历做出了深刻的反思。这方面赵紫阳的思想遗产见诸于宗凤鸣编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开放出版社 2007年1月版），以及吴国光、鲍朴等人汇编的《紫阳千古 –赵紫阳纪念文集》（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紫阳千古 –赵紫阳纪念文集/续集》（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等。

从30 年后的今天来看，中国改革事实上早已经逆转、已经被扭曲、已经遭到背叛，事实上也已经成为历史。从微观的角度看，也许应该承认改革带来的经济开放、市场发展，中共的统治权威由独裁转变为寡头、社会生机空前爆发、非官方生活空间得到了拓展；但是，如果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改革让奄奄一息的中共一党专制起死回生，如今，沦为特权既得利益集团的中共，在坚持集权专制这方面比起改革之前有过之无不及，血腥、黑暗、及其反动本质，无以复加，以致中国大陆成了最坏的资本主义与最坏的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被称作是”权贵资本主义”。

在这种背景下纪念赵紫阳，我觉得：

赵紫阳是一面旗帜，改革的旗帜，自从他下台以后，中国的改革就变样了，就停止了，就夭折了。中共现在所谓的坚持改革和纪念改革，其真实的用意是拔掉赵紫阳的旗帜。

赵紫阳是一个符号，民主的符号，在1989年危机时刻他提出”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依然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出路。

赵紫阳是一个象征，悲剧的象征，他也许是中共最后一位有民主理想的政治领袖，也可能是最后一位想力挽狂澜的改革家，在他之后中国步入了所谓的”工程师治国” 时代。赵紫阳的命运再次证明中国历史的一个”潜规则”：改革家是没有好下场的。赵紫阳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共的悲剧，其实也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悲剧，更可悲的是人们今天依然看不到中国可以走出这个悲剧的宿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今天是赵紫阳先生三周年祭日，也是让人想起六四冤魂的日子。

中共当局一如既往地沉默，一如既往地阻挠民间的自发悼念。我不知道，有多少想前往赵紫阳家中的人被警察拦截，但我本人确实受到警方的阻拦。

自赵紫阳先生去世以来，2005年1月17日，我被软禁在家中两周，无法参加赵紫阳的追悼会；2007年1月17日和今年1月17日，我都被拦截，无法前往赵家致哀。但在赵紫阳一周年祭日的2006年1月17日，尽管我的家门口也有警察站岗，但我出门并未受到阻拦，使我得以与丁子霖老师、蒋培坤老师一起前往赵家致哀。

我实在想象不出，中共当局如此害怕紫阳亡灵的理由。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前往赵家悼念，为什么06年可以，而07年、08年就不可以？而事实上，近一年来，中共当局对赵紫阳的封杀有所松动，开明的《炎黄春秋》连续出现赵紫阳的名字。2007年7月号刊发了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先生的《国务院大院的记忆》，公开赞扬长期被封杀的前总书记赵紫阳，还配发了赵紫阳的一张照片，使赵紫阳的名字和照片六四十八年来第一次出现在大陆媒体上。2007年12月号和2008年1月号又接连刊发田纪云先生的两篇文章《近距离感受邓小平》和《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两文都提到赵紫阳对中国改革的杰出贡献。如果说，前一篇文章在论及中国改革的决策时是以邓小平为主而赵紫阳为辅的话，那么，后一篇文章在记述中国改革的决策时，主要突出的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贡献。该文不但充分肯定赵紫阳在农村改革中的开拓性贡献，而且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记述了赵紫阳在城镇经济体制改革上的卓越贡献。

据田纪云先生记述，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主政四川的赵紫阳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也在国有企业方面也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决定选择六个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1月，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总结初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14项政策、措施，并选择100个企业作为第一批试点。”赵紫阳试验的核心就是打破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用放权让利来调动企业积极性，激励员工的主动性。赵紫阳带着四川经验上调中央出任国务院总理，为“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作出关键性贡献，正是赵紫阳提出了涉及经济改革全局的三大措施：1，引进商品经济，运用价值规律来打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2，改革价格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价格手段调节经济的作用。3，改革国家权力领导经济的职能，实行政企分开，逐步简政放权,减少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赵紫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除了开明的《炎黄春秋》杂志之外，《中国经济周刊周刊》在2008年1月9日推出《点评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30件大事》，赵紫阳的名字也出现在这篇长文中：“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这就是胡温治下的中国，一方面，禁止任何官方机构悼念赵紫阳，阻挠民间人士李金平在家中开设赵紫阳灵堂，拦截类似我这样的敏感人物前往赵家致哀；另一方面，又允许赵紫阳的名字和政绩出现极少数国内媒体上。与其相应，一方面，不断压制、甚至逮捕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阻止民间的悼念逝者、年末聚会颁奖等活动，出台严控网络视频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另一方面，近一年来中国的纸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开放度显然高于2004年和2005年，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北京的《炎黄春秋》月刊和《中国青年报》，再次扮演了舆论先锋的角色。这些媒体先锋与网络舆论的互动所形成的舆论压力，推动着言论参政的民间维权运动，使非敏感领域的民间维权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如，最牛钉子户、黑砖窑、厦门PX、农民宣布土地所有权、县委书记制造文字狱、天门城管打死人、上海磁悬浮等等）。

当下大陆社会的复杂性，将使任何过于乐观和过于悲观的时局判断失效，一夜变天是幻觉，遥遥无期也是幻觉。这种复杂局面，表现为官方具有硬实力却找不到价值方向，民间拥有道义优势却难以形成实力抗衡，由此形成官方被动应对和民间主动出击所构成的黑暗与光明并存的局面。或者说，令人最为沮丧的是，迄今为止还看不到中共政权有启动政治改革的诚意和切实举措；而令人最为欣慰的是，官权通吃和民间沉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毋宁说，每一次官方镇压和民间抗争之间的博弈——无论是个人性的还是群体性的——在越来越显露出民间抗争的自发力量的同时，也越来越来凸现官权压制的内在虚弱及其统治效力的下降。

再回到赵紫阳问题。谈论赵紫阳，就是谈论六四，谈论政治改革。在此问题上，海内外都有所谓的“稳定派”。表面上，他们的观点并不僵化或保守，起码不像新老左派那样坚持中共正统。他们也承认民主的价值，却把中国民主化推给无限遥远的未来，实际上是对民主的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他们也主张进行政治改革，但把政治改革的范围圈定为“党内民主”，实质上仍然是“党主一切”。他们认为：六四已过去十八年，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赵紫阳的影响也日渐式微。现在的中国，经济高速、政治稳定和国际地位提高，大国崛起是当下现实，人心思定是民意主流。而为六四和赵紫阳正名、启动政治改革，极可能导致经济倒退和社会失序，甚至引发大动荡。

但是，六四后的大陆现实证明，赵紫阳模式的中断为中国未来积累了太多的深层危机，即便是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也非但无法缓解这些危机，反而使本来可以遏制的危机发展为全面危机。君不见，持续至今的关于改革的第三次大讨论，已经表示出邓小平模式的实效；近年来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民间维权，在在凸显出无所不在的社会危机。

首先，独裁官权主导的跛足改革造成的日益加深的危机，使开启渐进的政治改革变得刻不容缓。在稳定第一和效率优先的决策下，政治停滞和经济发展的跛足改革，导致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恶劣后果：官场的腐败横行和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官员的职业道德崩溃和执政效率递减；社会的两极分化、公正奇缺、民怨沸腾、诚信荒芜、文化堕落和环境破坏……不要说政权合法性的危机难以缓解，改革在民意中的支持度也在递减。

其次，民主化已经成为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为政治改革提供广泛的民意的国际的支持。六四造成政权合法性的急剧流失和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经济市场化带来私人财富的快速增加，民间力量的持续扩张和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和价值分化，个人生存空间拓展，民间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知识界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草根维权运动和知识界的网络维权的此起彼伏，加上国际主流国家的人权压力……所有者一切全部指向僵硬的政治体制。

第三，在经济还能维持高增长和政府还具有基本控制力之时，政改非但不会带来社会动乱，反而是凝聚民心和克服危机的不法二门。而继续无限期地拖延政治改革的结果，很可能由偶发事件引发出玉石俱焚的大动荡。近些年，自发的民间维权，即便屡遭官权的镇压和封锁，仍然此起彼伏、难以压服。大规模官民冲突事件的频繁发生，预示着遍地烈火干柴之蓄势待发。

政治改革的呼声贯穿了将三十年的中国改革，不仅是民间的迫切要求，也是党内开明派的一贯主张。早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赵紫阳先生就已经走出“政治体制的改革”的第一步；六四十八年来，体制内外呼唤政治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大，民间争取自由权利的抗争越来越普及，国际主流社会也从未停止过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支持。现在，国内外各种要求政改的力量全部聚焦2008北京奥运年，这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关键在于胡温政权的选择。

胡温政权能否善待这位前总书记，能否公正评价这位对中国改革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共产党员，能否把这位杰出政治家那种“为义舍利”的高尚政治人格作为从政的楷模，也就是能否继承赵紫阳留下的政治遗产，不仅直接关系到赵紫阳本身和六四问题的重新评价，更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是继续固守“邓式病态模式”，还是尽快开启“赵式健康模式”？而能否解决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在独裁崛起的道路一意孤行，还是通过政治民主化融入主流文明？

在此意义上，各类社会危机造成的反面压力也罢，呼唤民主的正面动力也好，全部聚焦于中国改革能够走上政经平衡的健康之路，故而，中国改革的重归紫阳路，实乃刻不容缓。

2008t117????-

 

上文提出由于中共权力的结构性困境，以及政治文化的腐败，随着社会环境变换，中共决策体系已经无法有效地回应社会的诉求，在最核心的层面甚至进入一种脑死亡的僵化状态。鉴于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判断，我们还需要多花费点笔墨，进行更多的阐述。

在我看来，首先，中共已经失去了主导政治发展的能力，因为中共领导层已经失去对关键议题的导入能力。一些关键性的社会议题，由于其具有的争议性，风险性，操作的复杂性，中共要面对之，则必须需要强大的政治意愿和内部共识，但这恰恰是一个后极权时代的平庸政治人物所无法完成的任务。一个自然的结果是这些议题在中共的政治过程中被自动屏蔽，根本就无法进入议事程序。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例，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很多中共成员，包括中高级干部，都知道今日中国的大部分经济社会政治问题，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应对。官方学术机构的多次调查也证明了大家的期待。但是这样一个有广泛民意基础的议题，甚至中共党内广泛期待的议题，虽然历任政治领导人都为之做了无数的秀，但实际上却依旧停留在口号和宣传，没有迈出任何实质性的步伐。哪怕那些体制变革边缘地带的选项，比如乡镇直选，虽然试验了很多年，但是反反复复之后，依旧无疾而终，胎死腹中。很多类似的政治变革实验，都是还没展开，就被叫停。

其次，中共领导层失去了对重大议题的辨识能力。从78年开启改革过程，迄今已经三十年，原来简单的扁平化的社会生态已经不复存在，经济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利益形态和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元化，一个社会议题的缘起和实施都面临着不确定的后果。如果政治存在的目的是公共的善，那么就需要政治领导层对社会议题背后复杂的利益格局有充分的辨识能力，对纷繁价值争论背后的民心所向有基本的领悟能力，才能在议题选择过程和实施过程中保持必要的公平和公正。但很不幸的是，看起来中共核心层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以最近4-5年崛起的国有垄断资本集团为例，他们无一不是打着“维护国民经济命脉，保证国家经济安全，保持战略行业地位”等漂亮的说辞，依靠权力恶性成长，对市场经济体构成重大伤害的同时，却养肥了依附于其上的无数权贵集团。政治领导层对此“阳光下的罪恶”却视而不见，反而往往以公共权力的名义为垄断企业张目。前一阵通过的《反垄断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再拿土地问题为例，土地问题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某种意义上，国家对土地要素的控制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病根之一。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混乱不同（目标混乱成为政治决策层不作为的技术性理由），在土地问题上，公共舆论，经济学界，包括来自实际行政层面，基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要求减少对土地的控制，增加土地的流动性，逐步落实土地的私有产权。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最高层在土地问题上的认识几乎没有长进，盲信耕地红线，盲信铁腕执法，在土地的市场化方向上与公共智慧直接对抗。而实际上，这些作法沦为权势集团剥夺弱势群体、攫取高额利益的工具，土地资源反而遭到极大浪费。很多类似的重大议题，民间智慧根本无法对政治系统进行有效输入，而政治领导层却沉浸在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幻象中。

缺位必然导致错位，这种对重大议题辨识能力缺失的另外一面，是政治领导层耗费大量的时间在那些本来完全可以由市场和社会解决的议题之上。这方面的景象可以用“惨不忍睹，岂有此理”来形容，那些关注中国公共领域的人们都可以为此指证。这里仅以2007年比较特殊的一个经济现象“猪肉涨价”为例。猪肉涨价本来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现象，只要让市场起作用，它自然可以调节。哪怕猪肉涨价影响了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通过必要的转移支付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政者怕乱的政治恐惧使得他们失去了必要的分寸，直接跨越了市场的边界，通过动员行政力量，派遣检查组等手段来解决猪肉涨价问题。于是在2007年，国务院，财政部以及地方行政当局，发布了无数文件，对如何养母猪，如何养公猪，如何养猪仔等做出具体部署。在市场化改革三十年之后，猪肉涨价一下子把政府打回了计划经济的原形。如果说这种政治错位真能解决这些具体问题，那也不失为一桩好事，但事实上，当政府干涉市场，它所产生的问题肯定比它能解决的问题要多。我们可以等着看行政权调控猪肉所产生的幽默故事。

这种政治错位也会挤压专业领域的决策规则。现代社会是分工和多元化的社会，在很多层面，需要专业和独立的决策体系。但是一旦政治化思维弥漫，那么任何专业化的议题都需要政治规则来解决，而政治规则本身却又没有规则。 一些经济社会政策方面所经历的现实遭遇，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侧证。比如股指期货的推出，需要技术官僚通过专业知识，就可以进行决策。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原因，这些技术性议题无一不被沾染上政策色彩，决策目标复杂化，决策机制模糊化，到最后大家都有足够的理由推诿扯皮，以致市场可以对股指期货的推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行风传，相关官员也在多个场合进行暗示，但直到已经告别了2007，这个决策还是悬在半空，公共政策的公信力成为儿戏。再拿人民币加息或者人民币汇率调整为例子，同样的复杂考虑，同样政治化的运作，都充斥着决策过程。以致央行的独立性荡然无存，经济决策效率之低下，让提高行政效率的信誓旦旦屡屡变成儿戏。宏观经济方面的决策，正因为影响深远，所以必须依赖专业人士的才干做出。很难现象这些由20多人组成的政治局或者9人组成的常委会能有必要的常识来对这些问题做出决策。与很多其他决策不一样，经济政策决策的时机选择非常重要。同样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时点推出，效果可能大相径庭。但这些可怕的政治化思维以及政治层面的脑死亡都意味着时机窗口被浪费，经济风险加大。

政治领导层失去对议题的辨别能力之后，会鼓励官僚体制的机会主义倾向，本来应该分开的决策过程，会沿着权力金字塔往政治中枢系统汇集。通过这个过程，官僚体制会把决策责任往上推卸，而保留对实际利益攫取的便利。而最高层则整天被各种形形色色的议题所包围，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决策过程，民间传说的领导决策无非是“已阅”和画圈等，并非空穴来风。中共的决策体系，在党天下的逻辑推动下，试图控制一个日趋复杂的社会，那么正如一台破旧电脑，在不断增加的任务窗口冲击下，发生系统崩溃、导致死机是必然的结果。

面对中共体制的脑死亡趋势，中共政治高层应当会有体悟，那么他们如何应对呢？其中一个应对方法，自然是借助外脑。中共治下的外脑机构可谓蔚为大观，政策研究室，科学院，社会院，各种研究中心，包括大学的种种机构，各种专属课题组等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中共的智囊库，每年花费在这些智囊机构上的费用也是惊人。但是很难想象这些智囊机构可以给中共高层有效提供外脑作用。原因之一是，权力斗争的逻辑同样主导着这个领域。更重要的是，这些智囊机构并没有良好的职业传统，在给高层提供政策建议的时候，往往是察言观色，根据高层意图量身定做，那些尖锐的却是必要政策建议和政治建言不可能出自这些机构。

中共政治人物已经采取的第二个应对方法是加强学习，也就是所谓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从16大以来，政治局已经开展了将近50次的集体学习活动。所谓学习，也就是请某些专家（事先经过考察，反复排练，务求政治正确）对某个领域做些最基础性的讲解，学习范围五花八门，学习民族关系史，社会主义道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世界农业和中国农业，世界新军事变革，国际能源形势，学习全面实施物权法，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等等。

似乎通过这种全方位的学习，政治局大员们个个都能学成全能型决策者。那么，他们究竟学什么？怎么学？让我引用一段官方新闻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开宗明义对此给予明确回答——领导干部加强学习，首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关键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本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同时，要学习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科技、管理、历史、军事等方面的知识，并把这方面的学习同加深领会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结合起来。”

大费周折请了些专家，经过排练、预演之后，却又回到这些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政治大词。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幽默。即使抛开这些大家都清楚的政治套词，只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些“日理万机”政治局成员们，通过短短的几个小时，学习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科技，管理，历史，军事等方面的知识，就要掌握一门专业领域的基本知识，如何可能？难道他们个个都是天才？！

更重要的是，这种学习理念本身也是反智的，政治局集体学习几乎涵盖所有的重大社会议题，意味着政治局要干涉所有这些议题的决策， 那也意味着所有议题的政治化，这直接否定了现代社会分散决策的特质。想象一下，布什总统主持学习现代军事理论，格林斯潘，赖斯等一起参加，那岂非相当滑稽？可是这样的滑稽戏却定期在中国的公共舞台上演。一个由知识结构、公共历练差别巨大的成员构成的决策机构，一个缺乏专业训练的政治机构，却是很多专业领域的最后拍板者。那就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技术官僚被搁在一边，或者通过政治站队相互扯皮，耗时耗力，决策迟迟无法做出。另一种是技术官僚和特殊利益集团沆瀣一气，蒙蔽和套牢政治决策层。

政治决策层失去对关键议题的主导，对重大议题的识别和决策，或者即使进行决策，也无法控制住决策后果的时候，那么形式上，基本完成中共脑死亡的论证了。不过需要重申的是，中共脑死亡并不意味着中共政治领导人的脑死亡，中共政治领导人个个都是奇才，智力超常，能说会唱， 虽然中共逐步僵化，但是在政治秀场，他们可以大显身手，用滥情的表演来继续他们的忽悠事业。

如何对抗中共的这种脑死亡？重新回到原来的政治架构，甚至连中共高层也有心无力。那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应该和新的社会力量互动，在新的理念和社会基础下激发政治意愿，置换过时的政治决策体系。

2008年1月2日

 

1987年，我被以“自由化”的罪名开除出中共，至今已整整20年。党籍没有了，人仍在中共治下。因此，我对中共发布的各种文件，尤其是代表大会报告之类的文件，还是非常关注。对十七大报告，当然也是这样。

从去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以来，我已经断断续续研读两个多月，研读的重点是“大会的主题”。大会主题，是大会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今后五年或更长时间，全党及国家行动的总纲领和总的指导思想，当然不可漠然置之。

十七大主题，连标点在内，总共94个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见该书第1页）

最体现指导思想的，是前面三句。我不知道别人感觉如何，反正我是没有读懂。又是“高举”，又是“指导”，又是“贯彻落实”，口号一个接一个。每一个口号单独去看，意思都清楚，一连起来，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把它们作为一句套话，一种程式，没有问题，照着唱就是了。稍加思考，问题就来了：“高举”、“指导”、“贯彻落实”，三者是什么关系？“高举”的东西，要不要作为“指导”；作为“指导”的东西，要不要“高举”；要“高举”和“指导”的东西，要不要“贯彻落实”——-提出这些问题，难道不是很自然吗？可是谁能答得上来？十七大报告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说明，各种权威性的辅导材料也没有作出回答。可是，不把这些问题弄清楚，这三句话怎么能成为一个总体上可以被理解的指导思想呢？

叠床架屋  不知所云

一个堂堂代表大会的主题，一个作为指导思想提出来的东西，怎么会潜伏这么多疑团？

原因在于，一方面，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几代领导人提出的个不同的指导思想，统统囊括到十七大“主题”中去，以显示继承大统；另一方面，又不想让以前的东西占据太实在的地位，而要把“科学发展观”凸出出来。众所周知，“高举“和”“指导”，远没有“贯彻落实”来得实在，前者是软指标，或者是硬指标，是非做不可的。

在一个只有几十个字的短短的“主题”里，要把这样复杂而隐秘的意图体现出来，中规中矩，是无法办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别出心裁，在理论上造假，在文字上，上下其手。

不知哪位秀才，出了高招。先把“理论”和“旗帜”分开，把旗帜置于理论之上，把理论置于旗帜之下；接着又把“高举”、“指导”、“贯彻落实”分成三个等级。这样一来，不仅把各项要件统统囊括进去了，而且分出了层次等级，看上去一目了然，写起来顺利成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可以想见，想出这个招数，他们一定非常得意。只可惜，这不是什么“理论创新”，而是犯了极低级的理论错误。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中（他们都自认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因此我愿意在这个话语系统中和他们说话），在“指导思想”这个语境中（大会“主题”，讲的就是指导思想），理论和旗帜是不能分的，理论就是旗帜，旗帜就是理论，二者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说高举什么主义或什么理论的旗帜，就是以这个主义或这个理论为指导。例如，说“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意思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举”之外再来个“指导”，无异于宣布“高举”的不“指导”。文化大革命中有过一个蒙人的提法：“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毛泽东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把戏，质问道：“缔造的不能指挥吗？”把“高举”和“指导”分开，这同把“缔造”和“指挥”分开，“缔造的不能指挥”，指挥的没有缔造，逻辑上如出一辙。

十七大“主题”中，有“高举”，又有“指导”，实际上就是“高举”的不“指导”，“指导”的不“高举”。试问，如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它的意思，不是在思想上理论上以这个主义为“指导”，那么所谓“高举”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同样，如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它的意思，不是在思想上理论上把它们作为旗帜来“高举”，那么所谓“指导”又是什么意思呢？更可笑的是，在“高举”和“指导”之后，又来一个“贯彻落实”，这就又多了一个等级。结果变成，被奉为“高举”和“指导”的东西，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不需要“贯彻落实”；被要求“贯彻落实”的东西，也就是“科学发展观”，又不在“高举”和“指导”之列。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按正常的思维方式，是绝对无法理解的。只有一种思路，才可以理解，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被当作“旗帜”来“高举”，实际上不过虚晃一下，并不起“指导”作用；起“指导”作用的，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指导思想；真正的指导思想，是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的科学发展观。真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道理很简单，只有需要加以贯彻落实的思想、理论、观点，才是真正的指导思想。否则，帽子再大，头衔再高，“旗帜”也好，“理论”也好，都不过空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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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东西特别予以强调，作为必须贯彻落实的指导思想，这本来无可厚非。这是中共一贯的做法，是他们的党文化的内容之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是这样干的。毛泽东打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实际贯彻落实的，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打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实际贯彻落实的，是邓小平理论。江泽民打的是邓小平理论的旗号，实际贯彻落实的，是“三个代表”。今天的中共领导，完全可以落落大方，照此办理，而不必曲曲折折，偷偷摸摸，在理论上造假，在文字上做手脚。这样做，不仅显得名不正言不顺，而且把一个好端端的指导思想，分成三个等级，弄得叠床架屋，七零八落，读起来朗朗上口，实际上不知所云。

我敢断言，按照正的思维方式，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不作为“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能作为“旗帜”来“高举”；不作为“旗帜”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怎么能作为“理论”来“指导”；既不作为“旗帜”、也不作为“理论”的“科学发展观”，凭什么要去“贯彻落实”？

毛泽东时代，也有许多不通的文字，例如，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书怎么“投降”？邓小平时代也有一些不通的文字。一般说来，文理不通的事情，谁都难以完全避免。但是，作为党代表大会的文件，特别是用来表述“大会主题”的文字，总该晓畅一些，至少要可以理解吧？毛泽东时代党代大会的文件，没有说过：“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以列宁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时代党代大会的文件，也没有说过：“高举马列主义伟大旗帜，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按照当今们的语法、修辞和逻辑，他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但是，他们不这样说，他们知道，这样说是荒唐可笑的。

始作俑者  是十六大

我考证了一下，十四大时还没有这种表达方式。那时候，“理论”和“旗帜”没有分开。报告开始时说：“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如何如何；报告结束时就说：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如何如何。

十五大时，“三个代表”没有问世，科学发展观更不知在何处游荡，只有一个邓小平理论，因而也没有这样的问题。“理论”是它，“旗帜”也是它，只要说一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一切都在里面了。

这种荒唐的表达方式，是从十六大开始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是那时候还没有发明“科学发展观”，因而少一个等级，只有“高举”和“贯彻”两个等级，没有中间那个“指导”。但是，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高举”的不需要“贯彻”，要“贯彻”的不在“高举”之列。发明“科学发展观”以后，“三个代表”，升格到“指导”的等级，与邓小平理论排在一起，“科学发展观”则被列入“贯彻落实”的第三等级。

笔者曾经被问到一个问题：“现在是十七大，已经有三个等级，如果算上马列、毛，已经是五个等级，即‘马列、毛’，‘邓、三、科’。将来到了七十大，还不是得有十几、二十个等级呀，那时候该怎样行文？”这个问题虽属想像，但在逻辑上极有冲击力。它以极端的形式，道破了这种表达方式的荒谬和文风的恶劣。我无言以对，你问我，我问谁啊？只好耍个滑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行文尴尬  咎由自取

把理论和旗帜分开容易，接下来在行文上就遭到报应了。十七“主题”之后，紧接着是一段释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二○二○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同上，第1－2页）

“主题”中的一切要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小康社会，在这个释文中，用一系列“是什么”的判断句，统统作了解释，唯独没有说“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什么。你说怪也不怪？难道这个“指导”思想不需要解释，或者不能用一个或几个判断句来加以定位？

这么严重的脱铆，从起草，到修改，到初定稿，到定稿，直到大会通过，再修改，最后定稿，经过多少道关卡，多少秀才、专家、领导人的眼睛，就没有一个人发现？当然不是。这是理论上的荒谬造成的行文上的尴尬，是一种报应。不是不想解释，实在无法解释。他们独断地把“理论”和“旗帜”分开，把它们当作两回事，而实际上，它们是一回事。因此，说了“旗帜”是什么以后，再无法说“理论”是什么了。“理论”是什么呢？在他们看来，理论，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同上，第11页）“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团结奋斗的旗帜”，有什么区别？完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如果把这些话写到上述释文里去，岂不就重复了，所谓“旗帜”和“理论”相区别的谎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既然不能再说，那就不说吧。管它合不合逻辑，合不合文章做法，丢人现眼就丢人现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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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编乱造  荒唐到家

如果仅仅为了把几代领导人提出的指导思想，都囊括到十七大主题中去，那么把理论和旗帜分开，有两个等级，也就够了。例如只要用类似这样的行文就解决问题：“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

事实上，十七大报告在讲到“过去五年的工作”时，就是这样说的：过去五年，“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同上，第2页）

但是，那是“过去五年”，现在不能接受这样的提法。为了实现那个不便明言的隐秘的目的，必须把邓小平理论从第一等级降到第二等级，从“旗帜”降为“理论”。为此，不得不再一次胡编乱造。

凭什么要把飘扬了10年的“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降下来呢？因为它尺幅太小，必须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据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面旗帜比邓小平理论这面旗帜，尺幅要大得多。请看十七大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同上，第10－11页）

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体系”。（同上，第11页）如此说来，邓小平理论这面旗帜，的确太小了。把它作为旗帜，不仅不能覆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不能完全覆盖，因而是非换不可的。

真是一个荒唐到家的理由！

且不说邓小平理论，原本就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旗帜，根本不发生孰大孰小的问题。把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加以隐瞒和曲解，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是极不严肃，极不正派的。

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个部分，这和说“科学社会主义”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两个部分一样，是荒唐可笑的。哪儿有什么两个部分？不过是从不同角度言说同一件事情罢了。从理论的角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实践的角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就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体系”吗？同样，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的“道路”吗？怎么能把它们说成两个部分呢？

事实上，他们自己也无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成两个部分。一旦需要对它们分别作出解释的时候，他们就手足无措了。请看十七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解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上，第11页）

这里所说的一切，不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吗？

正因为如此，紧接着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候，除了说它“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而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和上面所说的，把“理论”和“旗帜”分开以后，在行文上遇到的尴尬完全一样。无奈之下，笔锋一转：“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上，第11页）那么，它的具体内容呢？对不起，不能说了，再说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释文重复了！

行文上的尴尬，说明他们对付不了自己编造出来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部分的谎言，因而只能采取这种瞒天过海的手法。但是，麻烦还在后头。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既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都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而这个理论体系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部分，那么，说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岂不是一切都包括在里面了，何必还要说“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呢？这不是明显的不合逻辑吗？如果这样说，是为了把这面旗帜具体化，那么，又为什么只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部分，而不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个部分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不把十七大主题表述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呢？这样说，不是更具体，更周到吗？

综上所说，十七大“主题”，从思路到行文，看似堂而皇之，洋洋洒洒，实际上完全是靠理论上造假，行文字上遮遮掩掩，硬凑起来的。这样的东西，怎么能算指导思想呢？充其量，不过是一句套话而已。

乱用套话  大出洋相

的确，人家自己就把它作为套话来用的。套话的好处，是可以到处套用而万无一失。这个套话却没有这个优点。不分场合，拿来就用，难免出洋相。十七大文件里就有这么一个例子。

在大会关于十七大“报告”所做的“决议”里，有这样一段话：“报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第135页）

任何一个多少有点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贯彻落实”，是实践领域里的事。十七大报告，讲得再好，总还在思想理论领域之内，而不是在实践领域之内。怎么能说报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呢？如果报告已经“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了，那还用得着全党全国人们今后在实践中去“深入贯彻落实”吗？

为什么会闹出这种笑话，连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领域都分不清楚呢？因为误用了这个套话。他们忽略了这句套话结构上的局限，没有注意到“深入贯彻落实”这一句，对这句套话在使用上造成的限制。有了这一句，它便不能用于对文件或文章本身的评价，而只能用于涉及实践领域，要人们做什么的那种号召性的文字。

如此看来，这个“大会主题”，作为一句套话，也不是上乘之作。第一次使用就出了洋相。我敢肯定，这决不会是最后一次。

 

2004年，名不见经传的湖南嘉禾县因一句响亮的口号“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一跑打响而闻名世界，但由于社会舆论的穷追猛打和最高权力层的干预，嘉禾拆迁事件最终以株连政策的失败而告结束，事后，嘉禾县委主要领导人在新华社记者面前承认错误并作了四点反思。

嘉禾事件的“和谐”收场并不表明株连政策与拆迁的分离，事实可能正好相反，近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向社会披露了江西丰城在商业性拆迁中由政府推行株连政策的事件，除了尚缺一个“和谐”的结尾，它几乎是嘉禾事件的完整翻版，而笔者在对江苏宜兴省庄村的拆迁事件进行调查时，也切身感受到株连之于拆迁的强大威力，甚至可以说，株连是对付大多数钉子户的最后杀手锏，不解决株连问题，民众就难以有效地守护自己的家园（详见拙文《2007年底，寒风中的八个钉子户》，发表于网刊《民主中国》）。

看到江西丰城拆迁株连事件的报道后，我上网随意搜索了一下，惊见拆迁中的株连现象是如此普遍：湖南新化、甘肃清水、南昌湾里、河南巩义、湖南农大、福建闽侯、山东临朐······不必一一列举，而且，我相信还有很多地区的拆迁株连如江苏宜兴省庄村民的遭遇一样无法见诸国内媒体报道而从来不曾引起关注。

这真是：一个嘉禾事件倒下去，千万个嘉禾事件站起来。由于大量类似事件的存在，在网络和报章上，拆迁株连或株连式拆迁正成为一个崭新的汉语词组，用来定义以被拆迁人亲属利益相要挟，迫使被拆迁人答应政府提出的拆迁条件的强制拆迁行为。由于株连政策需要社会各权力部门的密切配合，因此，拆迁株连的行为主体无一例外是地方政府。

我们知道，株连政策出自古老的族刑，族刑虽非中国所独有，但由于中国漫长而严密的宗法社会传统，以家族本位为基础的族刑株连实施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为害程度之深，均为世所罕见。不过，即使是在律令公开颁布的族刑株连中，株连的罪名和范围也是有明确规定的，轻罪一般并不株连亲属。但在当代中国的拆迁株连中，女儿、女婿这种在皇权专制下都不属于缘坐范围的亲属也逃脱不了干系。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抵制拆迁属于刑事罪行吗？即便当事人犯罪，怎么可以将惩罚延及他们的亲属？

现代法律体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罪责自负，没有人会公开否认这点，即使事关公共利益的拆迁事件，在法庭的判决之后，只要被拆迁户不公然暴力抗法，他们就是无罪的，更何况他们的亲属！

虽然一个个嘉禾事件的再现提醒我们：与掌权者谈论法律是可笑的；但为了一个法治社会的诞生，我们却必须持之以恒地信任公正的法律原则，以对法治的呼唤点滴积累法律的尊严。这应是我们对于株连政策的基本态度。我主张拆迁株连政策的受害人收集证据，运用法律手段迫使侵权者站到法庭上说话。

同时，我们也要探究拆迁株连背后的社会及政治根源，诉诸于公共理性和社会舆论，对株连政策连根拔起，彻底弃之于历史的垃圾堆。

虽然没有详尽记载，但根据《尚书》等典籍所述，族刑起源应与战争带来的仇恨与恐惧有关，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暴力夺取政权后的阶级成分划分，显然是战争后遗症的表现之一，在那个残酷的年代，“血统论”使众多的“黑五类”子女丧失了基本的生命与发展权利，对很多人来说，血缘关系本身就是终生洗脱不掉的“罪责”。不过，文革的爆发使株连制度有了新的被加害对象，原本根正苗红的家庭成员，往往因为某一个家庭成员的被打倒而成为受株连，成为社会另类，文革结束后，受尽株连之苦的最高权力层对于株连政策终于有所反思，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株连政策一度式微。

株连政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大规模沉渣泛起的原因不言而喻，事实上，接受或根绝株连政策的裁决权在最高权力者手中，在皇权统治时期，谋逆等重罪的犯罪人及其家属是株连政策的主要关照对象，也就是说，株连政策从来都掌握在最高权力者手中并为维护最高权力者利益而存在的。

这就使得某项株连政策一旦推行，就很难在短期内被制止，因为中国的法治还远远无法替代人治，政治权力仍是一切矛盾的事实上的最终裁判者——嘉禾事件如果没有最高权力的介入，则无法取得“和谐”的结尾。对最高当局来说，株连政策的运用本是为了对付事关“国家安危存亡”或“基本国策”的“罪行”，但对掌握地方政权的崔博、张志国式的“土皇帝”（有趣的是，在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治下，株连政策同样被运用）来说，“国家安危存亡”和“基本国策”都抵不上政绩与利益的诱惑，拆迁及依托于拆迁的城建开发既可以显示让城市旧貌换新颜的政绩，又可以使某些人赚足腰包，于公于私，这都是地方政府掌权者的头等大事，因此，动用一个地区的最高权力推行拆迁株连也就毫不令人奇怪了——作为执行者，他们早就在事关“国家安危存亡”或“基本国策”的株连实践中熟悉了株连政策的诀窍。

因此，拆迁株连政策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正所谓上行下效，上头搞得，下头自然也就搞得。

一般来说，地方官员之所以屡屡动用下三烂的株连手段，背后往往隐藏着见不得人的权钱交易黑幕。按照以法治国的宪法原则，政府和商业开发商的行为都应被置于法律之下，地方政府如果底气够足，在法院的强制拆迁判决书下达后，直接动用警察和推土机就行了，哪里用得到天怒人怨的拆迁株连！株连是一种侵犯人权的严重犯罪行为，没有利益驱动，谁会冒着犯罪的风险推行开历史倒车的皇权专制政策！

但诸多新闻报道的无疾而终表明：江西丰城等地的拆迁株连事件已很难复制嘉禾事件的“和谐”结尾，拆迁株连已如此普遍，除非中央政权想开罪多数地方政府，拆迁株连难以得以根治。如今，杜绝拆迁株连的路径惟有依赖民间呼声与法治理念的力量，尽管新闻报道很难使每一次嘉禾事件获得积极效果，但由此引起的广泛社会关注和讨论总与思想启蒙的过程相伴，这是我们最终走出皇权专制的坚固基础。

应该看到，地方政府的一般官员很容易成为拆迁株连的受害者，我在江苏宜兴调查时发现，那些有亲属在地方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所谓吃皇粮）的家庭，大都无法抵御地方政府的压力，被迫在拆迁合同上违心签字，而亲属无公职或在外地工作的家庭，则容易把“钉子户”做到最后。这就使得政府内一般官员对于株连政策殊为痛恨，因此，株连与反株连的较量，不仅仅是民间与权力的较量，也会蔓延到权力内部。

同时，正如文革呈现给我们的那样，作为一种传统陋习，株连政策波及的不仅仅是升斗小民，也可能被反过来用到曾经积极推行这一制度的人身上，给他们的亲属带来严重伤害。如果看到这一点，今天的掌权者应以理性克制利益冲动，不要做鼠目寸光的权奴和钱奴——毕竟，随时间而来的历史演变，使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弱势者，而弱势者也有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

株连行为的大量存在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面对挥之不去的株连丑闻，所有理性的中国人应该对株连政策表达鲜明的唾弃态度，使株连政策被彻底杜绝，使中国人再也不必遭受株连之害，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要求，否则，我们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在株连迫害被彻底杜绝之前，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加以谴责和反对，这不仅关系那些被拆迁的陌生人，也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的直接利益，毕竟，中国社会的文明走向，根本上来说，有赖公民的价值选择和积极参与。

2008年1月11日

 

 

【2008年1月17日狱委讯】 2008年1月17日早8点多，杭州市民朱女士等3人听说吕耿松要在本月22日开庭审判，便自发赶到杭州中院领取旁听证。但中院的郑主任说，只发给家属两张旁听证，其他人不给，就连老吕的弟弟和妹妹也不会给。朱女士问他，你们是秘密审判还是公开审判。对方回答，是公开审判。朱女士说，既然你是公开审判，那么请你告诉我这个庭能坐多少人？对方回答说能坐30个人，但只给两张，别的人一概不给。并且，杭州市国保大队的蒋晓敏还特意赶到，流露出让他们不要旁听的意思。

随后，杭州的其他市民也赶到了杭州中院，在大家的争取下，对方终于同意了再给两张旁听证。大家再问原因，这位郑主任就把责任推到了法院头上。

为此，笔者想问一下杭州的相关人员。如果说吕耿松的案子是公开审理，为什么一共能容纳30人的审判庭才发给吕耿松的亲朋共四张旁听证，剩下的那二十六张哪里去了？都给了什么人？凭什么吕耿松的弟弟和妹妹都不给？这是公开审理吗？第二，既然是公开审理，走的就是国家法律的程序，为什么把不给旁听证的权利推到了法院哪里？到底是国家的法大还是法院的权利大？如果是国家的法大，法院有什么权利决定旁听证发放的数量？如果是法院的权利大，那国家制定的法律还有什么作用和意义？

2008年1月17日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

今年1月17日是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3周年。在北京，有许多人前往受到严密监视的赵家拜祭。他的家人表示，希望对赵紫阳有一个公正的评价，适当处理他的后事。

*各界人士自发祭拜致意*

星期四下午，赵紫阳的女婿王志华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妻子王雁南正忙著接待前来祭拜赵紫阳的人。王志华表示，两天来，登门向这位已故领导人致意的人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前毛泽东秘书李锐和一些来自赵紫阳家乡河南省的敬仰者。

王志华说：“对于我们来说，所有来的人我们都非常感谢他们。有过去大家在一起工作的，一些老同志，包括在广东、北京在一起工作的这些人。也有亲戚朋友，家乡老家也来了一部分人，也有一些素不相识的普普通通的人。”

*有些人受限制不能到赵家*

王志华表示，官方对赵紫阳逝世3周年这个日子没有任何表示，但是，他能感觉到当局的态度似乎比以往有所宽松。不过，他指出，仍然有一些人由于受到限制而不能亲自到场。

2005年1月29日在八宝山赵紫阳葬礼外民众悲愤悼念

他说：“已经有很多人问了。第一，官方没有任何正式的表示，不管是什么表示，都没有。总的情况，我个人感觉，好像比以前应该说是宽松了一些。但是，我们听到的是，还是有一些人被限制了，不能来。我们主要是在家里，也没有主动的去组织什么，或者请什么人，有些情况也不一定知道的很准。但是，肯定有这样的人被限制。”

*女儿：父亲终于“自由”了*

赵紫阳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先后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总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失去人身自由长达15年半，直到他在软禁中病故。赵紫阳女儿王雁南在父亲去世后说他终于自由了。

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已经退休的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元旦当天拜访了他的老上级赵紫阳的夫人梁伯琪。

赵紫阳女婿王志华表示，由于梁伯琪年迈体弱，意识不清，家人至今不敢告诉她赵紫阳已经去世。他对记者表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赵紫阳的骨灰仍然存放在家中，家人希望他的后事能及早获得适当安排。

王志华说：“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处理得非常好，因为我们都经历过。骨灰为什么到现在还放在家里，你可能也知道这个原因。我们希望有一个正确的、公正的评价，然后对他的后事能够有一个很适当的方式。”

*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今年是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30周年。赵紫阳和另一位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一度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主要倡导者邓小平的左右手。胡耀邦在六四前的一场要求民主的学生运动中被解除职务。1989年4月，他的突然去世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抗议，后来演变成震惊世界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2005年11月，在胡耀邦诞辰90周年时，中国官方在现任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的主导下举行了纪念活动。

这里写下的是一个公民对过去30年改革尤其是今天改革的一些看法。

启动于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已经历时30年之久，这种改革针对的是前30年即1949-1979闭关锁国的极权体制。它以小岗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为标志，改革的目标主要锁定在经济上。包括和改革相连的开放，主要也是引进外资之类的经济开放。它们不但都已取得预见的成效；而且，由此连带起思想领域中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几经周折，极权体制那一套荒谬的理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也早已为人们所抛弃。应该说，30年下来，改革的任务或目标已经完成，这个层面上的改革事实上已经结束了。但，改革本身并没有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只要这个社会还有弊端存在。在我看来，接下来的改革，如果它是必要的话，不妨是对改革的改革，或曰改革“改革”。

把改革作为改革的对象。30年的改革本身积累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甚或已成为今天人们有目共睹的痈疽。如果改革前30年普遍贫穷的社会还蒙有一层未必不是虚假的社会平等；那么改革的30年来，全社会都彻骨地感受到赤裸裸的社会不公。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伴随着的是权贵式的资本私有化（包括国有资本垄断化）、行政权力的腐败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这些由改革带来的负效应像明流暗涌，正吞噬着改革的积极成果。在某种意义上，民患不公甚于患穷，民怨的累积和民众的普遍不满乃是革命的最好的酵母，所谓“十月革命”前俄国斯托雷平的改革就是例镜。另外，必要指出，30年的改革主要是以经济为中心，这在当时是一个切合实际的改革维度。但整个社会体制并非经济一维，甚至就是经济本身的进一步套改，都需要经济以外的力量尤其是政治力量的推动。这就让我们看到30年改革的偏至和不配套。国家制度层面上的政治改革流于姿态而缺乏实际的举措，这不但使它滞后于经济改革以至拉其后腿，同时它也正是上述改革负效应马太化的重要原因。

因此，今天的改革是一次新的改革，它不但要改革前30年改革的积弊，同时也要提出前30年改革没有提出的目标。如果把改革视为一套社会工程方案，而社会的基本构成是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的话；那么，我个人的看法不妨概括为这样一个“改革三纲”：经济市场化、政治宪政化和文化多元化。

经济市场化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因为政改的落差，它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以农村经改为例，前30年的改革只是土地承包，这个目标如果实现了，今天的改革应该进一步，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耕者有其田，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也是农民最大的“民生”。可是，以今天的小产权房为例，农民的宅基地都不是农民自己所有，因而缺乏自由流转的权利；那么，市场化的前提如果是产权私有，改土归农，就是今天农村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

政治宪政化不仅是政治改革的启动，也是它的目标。法治国而不是人治国或党治国，就必然把政治权力限定在宪法的框架内。宪法的要义在于保障权利，而造成对权利侵犯的主要不是权利之间的冲突而是权力和权利的冲突。权力的属性是群体，权利的属性是个体，强弱之间，宪法的作用就是以限制权力来保障权利。限权的要义在制衡，制衡的要义在权分（即划定权力的分属）。就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而言，应该说，宪政比民主更重要，尽管这是2007的共识：“民主是个好东西”。

至于文化多元，我想说的是，文化本来就是多元的，所谓“百花齐放”就是这种状态的形象比喻。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文化外来主义，举凡一切文化上的主义，都有存在的理由和舆地。让它们彼此争鸣乃至自生自灭吧，反正它是生生不息的。这里有两种情况需要注意，行政不得干预文化，文化不要向权力靠拢。如果能保持泾渭一般的行政归行政，文化归文化，文化多元庶几可待。

把以上的三个方面归总，浮出水面的就是“自由”。经济市场化本质上就是经济自由化，这是它和指令型的计划经济的根本不同。政治宪政化在保障权利的同时其实就是在保障自由。在哈耶克那里，所谓自由就是权利不受强制的状态，可见自由与权利乃是有着紧密关系的互文。同样，多元的语义也是自由，正如一元的语义便是专制。前30年间，我们经历过意识形态化的文化一元状态，它使得一个国家的文化之树如此凋零，所以多元便成为我们今天的文化追求。由此可见，改革三纲虽然涉及社会的三个方面，但它们却以“自由”为枢纽。说到底，改革要营造的，就是一个大家都能住得进去的自由社会。

今天，我们已经经历过两个30年，一个是极权时代的改革前，一个是后极权时代的改革后。任务尚未完成，路途还正遥远。从后极权到自由，现在面临的是再度改革的第三个30年。我们和时代相约，不妨以后30年为期，以胡适提倡的“分长寸进”为努力，向着新改革的目标前行。30年后，中国将以一个什么样的百年形象面世，且不妨让后人拭目。

我与李剑虹女士已经有七年的友谊。七年对于人生来说也许不算长，但我和她相识的这七年，对我的人生确至关重要。无论换了是谁，在二十二岁到二十九岁这七年里，他所接触的人和事物、思想，对他今后的一生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和她相识的这七年里，我亲眼看着她一步步从一名普通民众成为一名公开持不同政见者。以上措辞也许稍有不妥，但我无法找到更加合适的表达方式。因为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就是普通民众。一个普通民众不会因为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而就改变他普通民众的身份。

一位农民把自己家地里出产的白菜拿到街边公开地卖，他不会因之改变自己农民的身份而成为资本家或是政客。一个人把自己与当局的不同政见公开，这种性质和一位农民公开贩卖自家地里出产白菜一样。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会遭到“政法干警”们的镇压，公开在街边出售白菜的农民则会遭到城管们的镇压。党认为：一个人要想公开发表社会见解，必须在党限定的框架之内；一个人要想公开地卖白菜，必须到那种需要缴纳各种管理费的市场里去。

我所认识的李剑虹女士，是位典型的北方女性，大胆、率直，若是对当局有什么不恭之辞，绝不会将它烂在肚子里。在刚刚与她结识的那些年份，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对党的不恭，最终将遭到党的报复。

她衣着质朴，用物亦是如此，并不刻意打扮，或者追赶潮流，在上海这个浮华大都市里显得有些异类。再加上与人交谈时热烈的眼神，令人很难从现代白话文中找到一个形容词来描绘那种独特气质。我想，《红楼梦》中的“爽利”，大抵就是此意。如果和她走在一起，我喜欢替她拎包，因为她的包并不象很多上海女子一样，属于服饰的一部分，而是个用物。那里头有个通讯簿，上面记着刘晓波、江祺生这些大名鼎鼎反动分子们的电话，令人好生羡慕。在2003年前后，她的生活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幸福的，那时她还有工作，“政法干警”们似乎仍在天边，压根也不会想到那些镇压机器会跑到自己生活中来。但是她的薪水并不高，至少在上海并不算高。是以我向她建议，不妨去考公务员，以她的水平，应付那种考试绰绰有余。但她斩钉截铁对我说：“89年，这个政权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从那时起我就发誓，决不给它当公务员，也决不入这个党。”当时我嘲笑她：“佩服佩服，宁啖生腥食，不食暴君禄。但你比我还是差点，我自打记事开始，就压根也没动过那种念头。”她大笑：“你小子是比我强得多。”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她爽朗的笑声了，这都要拜“政法干警”们所赐。密探们隔断了我们见面的机会，也给我们的生活蒙上了阴影，以至于笑得出来的机会越来越少。在我们认识后没过几年，她丢掉了工作。丢掉工作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她参加网友聚餐，这样的聚会以吃饭聊天为主，网友们试图把这种聚餐搞成某种氛围轻松的学术交流联谊会，讨论一些历史、文化、法律、宗教等方面的问题。譬如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如何避免；当下著名的法律案件；私有制、伊拉克战争、科学与民主等话题。密探们很快闻风而至，高举着三个代表的伟大旗帜将聚餐冲散，同时还要带走几个聚餐中的活跃分子，到局子里去吃几顿盒饭。在聚餐中，每当李剑虹发表观点时，其他人都格外聚精会神。因为她言简意赅，往往一语中的，时而幽默诙谐，时而情真意切。所以局子里的盒饭她吃了不少，并且一边吃盒饭一边继续在里头对党的局子表示不恭。于是密探们决定端掉她的工作，一来向她展示“共和国卫士”们的威力，二来也好把她写成材料向上汇报，以示自己工作卓有成效，希望得到嘉许以便升迁或是捞些国库经费，小头用来对付危险分子李剑虹，大头用来发奖金。虽然李剑虹连到居委会找主任吵架都不可能，毫无危险可言。但密探们认为，做一个人的思想工作，其难度和重要性都远胜于去对付一群持枪劫匪。这种观点也许和党中央是一致的，所以党中央才会给他们发经费，以便去做人的思想工作。他们的手段，就是每当她找到一份工作，就跑去找那家公司的管理层，告诉资方：“李剑虹是危险分子，她的一举一动你们都要向我们汇报。”如此一来，哪家公司还敢收留李剑虹这位瘟神？

我曾经和这些来自上海这“国际化大都市”的密探们打过交道。他们认为，自己并不是在坑害李剑虹，而是有恩于她。他们的逻辑依据就是：“换了文化大革命，早把她弄死了，还能让她有现在？”我只能感叹：“呜呼！密探果然不愧是密探，跟你们说什么良心、公正，还不如去找根电线杆一头撞上去。”

不过她好象并不怎么在意，有一天她刚从局子里回来，我打电话过去问候。她在电话那头对我嘲笑了一通“东厂太监”。我说：“这总不是办法，你总要活下去啊。”她说：“我也没办法，你姐姐我现在已经是南方头号女反革命啦！这可是他们封的。”我受其感染打趣问：“怎么不是中国头号呢？”她说：“北方还有一个，是不锈钢老鼠刘荻。”

于是我决定，为庆祝她荣升“南方头号女反革命”，请她搓一顿，并送她一束百合花给她压惊。她在饭桌上谈笑风生，似乎根本没进过那局子。吃完饭我们到上海科技馆附近散步，有一搭没一搭说着，从左拉到小说到周郎摇着鹅毛扇。街灯亮起来时，她忽然变得忧伤起来，说：“李海出来了。”我并不知道李海这个人，于是她开始讲李海的掌故。黄昏时分，路人和车辆渐渐稀疏，她说着李海的遭遇，声音越来越低，语速越来越慢，眼睛望着天边，不知心里在想什么？一炷香工夫过后，她似乎丧失了平日的严谨逻辑和流利表达，渐渐变得有些语无伦次。由李海又说到张林，说张林这家伙，明明已经到了美国，偏偏又自己跑回来坐大牢。张林和李海，一个清华一个北大，他们本该早已成为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和学者，而如今却只能接受流离半生，受尽折磨之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疾病缠身的命运。

我黯然，美国有什么好的呢？在自己的国土上，哪怕是坐大牢呢，也许我也愿意。她反问，这个国家又有什么好的呢？我说，那你干嘛不离开？你英语比我好得多。她无言以对，半晌说，也许还是会有什么变化，就等在这里吧。

回住所地路上，我下定决心，这辈子一定要和张林、李海结交，否则虚度此生。

我们的国家浮华、空洞，笼罩在一片谎言之下。但这还不是她真正的可悲之处，真正可悲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对谎言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四千年的专制历史，令我们已经习惯于生在专制之下。人们崇拜杀人如麻的暴君，却将那些追求精神独立的人视为傻子和疯子。

05年，她准备到深圳去，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没法工作，没有经济来源。我到浦东去请她吃顿践行的饭。她一如既往令人觉得她并不难过，穿着身白色长裙，见面哈哈笑着：“天气预报上说今天有暴雨，可我看怎么也不象。”那时大概午后两点，碧空万里，烈日高悬。“看来党的喉舌说出来的东西，连天气预报都不能信了。”我说：“我也觉得不会有雨，但在党的领导下，一切都有可能。”

然后我们到浦东新开的一家图书城去，才刚进去，她便被一套十六开的英文原版著作迷住。我急忙对她表示敬佩，她说：“不过连蒙带猜而已。”那是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作，我看了她一眼，很自觉溜达去了别处。大概两个半钟头后，我回到原处找她，见她依旧保持刚捧起那大部头时的姿势，挺拔地站立着，眼神专注。我走到近前，她抬起头问我有没有看上什么书，我说看上一套草婴译的托尔斯泰，可惜太贵了，要五百多块钱，还有商务印书馆的几部史学名著，不过都太咬手。然后建议她买下手里的这本洋文书，她微微一笑，这种微笑并不多见，与一贯的爽朗大笑截然不同。然后一言不发，把那大部头塞回书架。我觉得我们俩犯的是同样的毛病，都是钱大爷在作怪。

我们从图书城里出来，果然暴雨如注。这时方才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切皆有可能。吃完饭买了一把伞，深一脚浅一脚向地铁站走去。天上狂风大作，街上的积水象小河一样奔流。虽然有一把伞，但两人仍旧落汤鸡一般。将近地铁站口，我问：“这一去深圳，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她说不知道。我又问：“难道这一生就这样了吗？”她说：“坐它个三年五年的，我想我还可以。十年八年，就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我急：“所以你一定不要进去，如果你认为只会判你三年五年，那往往都是十年八年。党总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她长久不答，继续深一脚浅一脚送我去地铁站。

“除非从此销声匿迹了。”她说。

“你还是离开吧，美国、加国、澳洲，哪里不行？”我有些近乎哀求，但只见她仍旧低头沉思。

“再等等看……”

我把伞留给她，然后离开她走进地铁站，甚至没有祝她一路顺风。

如今她还在等，我不知道她究竟等到了什么，如果有人知道她等到了什么的话，请告诉我，我去祝贺她。

三月大选在即，普京的总统任期就快走到尽头。人们对普京时代与普京本人却都难以定位，甚至于，普京本人今后的去向也成了一个谜。新千年的俄罗斯和普京到底何去何从？

普京的八年

自1999年岁末普京从叶利钦手上接任代总统、带领俄罗斯迈进新千年以来，这位“圣彼得堡的帅哥”、“克格勃出身的冷面总统”几乎是一帆风顺地赢得了两次大选，度过了两个任期。在这期间，俄罗斯的面貌发生明显变化，一方面叶利钦时代“社会转型综合征”与“帝国解体后遗症”并发造成的乱象得以克服，俄罗斯联邦主体离心倾向、民族分离与宗教极端势力导致国家继续解体的危机消除，政治上极左与极右力量退潮而中左、中右势力崛起，转型期社会两极分裂的“魏玛化”困境为社会矛盾缓和与社会心理“中派化”所取代。经济上实现了连续多年的高增长，国家实力明显恢复，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在国际关系方面俄罗斯的声音也逐渐变大，非意识形态化的、追求国家利益的务实外交与实力外交日益活跃。

另一方面，普京时代政治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民主倒退”，引起不少批评。经济上也未能解决至关重要的产业结构改革问题，增长主要靠能源出口，因而缺乏可持续性。在国际关系方面，普京对美、欧的紧张关系引起了“新冷战”的担忧，在前苏联-独联体地区与格鲁吉亚、乌克兰的关系也恶化了。

这一切使人们对普京时代与普京本人都难以定位，甚至于，到俄罗斯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行将届满的如今，普京本人今后的去向也成了一个谜。普京时代是即将落幕还是刚刚开始？

2007年12月初，俄罗斯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尘埃落定，政权党“统一俄罗斯”获得450个杜马席位中的315席。在12月17日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普京公开了他2008年3月总统任期结束后的去向以及该党总统选举候选人的提名，“如果俄罗斯公民表示信任德米特利。梅德韦杰夫，选举他为下届总统，我将准备好出任总理，继续我们间的合作。”可以预计，普京卸任后“梅普配”仍将延续普京的政策，媒体称“2008年后普京时代仍可能在普京的影子下”，普京的治国方略将得到延续，普京的班底仍将掌控俄罗斯，俄政府智库机构负责人尼科诺夫甚至夸张地说，2008年以后才是“真正的普京时代”。

普京上台时许诺的四大目标：1.加强中央的政治统治。2.通过市场经济改革实现7%-8%的经济增长率。3.通过法治改革实现法治国家。4.实现现实主义外交，以最小的代价增加俄罗斯的国力。可以说除了第三条有争议外其他指标基本实现。这使他个人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为此普京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7 年的“年度人物”，其入选理由是：“他表现出超凡娴熟的领导水平，给一个国家带来了稳定。”

现在，我们可以对八年的“普京时代”做一个盘点。

强人强国

现在提到普京时代的特征，众口一词使用最多的一个词汇是“сильный”：“强国理念”、“波拿巴式的强人”、“强国策略”、“强总统弱政府”、“强力部门”……反映在汉语中突出的就是一个“强”字。普京一上台就说：“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加强中央权威就成了普京政治改革的重点，俄罗斯的振兴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吸取过去十年的教训，讲民主和自由“必须顾及俄罗斯的历史”，“必须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国情出发”。普京第二任期的全部言行贯穿的一条主线，是 “复兴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实现强国之梦”。俄罗斯已经不是超级大国，但“帝国荣耀”、弥赛亚的救世思想曾深入人心，形成俄罗斯人“称强、做大”的传统追求。

剧变以后，俄罗斯的当政者在寻找“国家思想”的定位坐标过程中经历了几次变化：先是“自由主义”、中经“欧亚思想”、最后落脚在“强国主义”上。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说，有人认为，民主比主权更重要，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两者都重要，俄罗斯的振兴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就普京个人的思想观念看，既有自由主义的痕迹，又有集权主义的烙印，即认同于民主主义，又追求俄罗斯大国主义。毫无疑问，强国思想对普京的执政理念有巨大影响，普京的目标是要俄国成为一个“体面的大国”。

同时，普京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也有广泛群众基础，俄罗斯人民族自尊心强，更倾向于从维护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角度看待国家的定位，他们认为，历史上中央集权国家发挥过广泛的作用，强大的国家观念在俄罗斯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俄罗斯历代统治者中，凡是能够导致国家强盛者都有较高声誉。同时，普京的“国家整合理论”也有意无意的又回到19世纪“国家学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школа）”的立场上来，“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卡维林（1818- 1885）、契切林（1828-1904）在当今评价越来越高。该学派认为，俄罗斯国家在民族形成中起着领路人的作用，是历史的主体和动力，国家是“超阶级”的机构，能够调节社会关系，只有国家强大民众才能有安全感。

为实现强国战略，普京提出一整套政治策略：以可控民主、主权民主、垂直权力体系来加强中央权威。其目的是从“政治技术”上把叶利钦留下的瓦砾整合在一起，具体做法是保留民主的一些普遍原则和制度，如民主选举、议会制、多党制、新闻自由，但同时强调权力的集中，国家把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都集中在总统手里，实际上等于部分恢复了苏联的单一体制。建立起大联邦区，任命军人担任联邦区总统代表；加强对反对党的管理和控制，取消地方直选，改为总统提名，以削弱联邦制的“监督制衡”，改变杜马单一比例；确立总统对舆论的监督，对大众传媒宣传口径从紧；使寡头失去政治独立性，2000年规定寡头新的政治行为准则，如果寡头放弃影响政治决策，就不触动他们的生意，而把手伸向政权领域的人都会受到惩罚。普京坚决打击那些胆敢染指权力的“不听话的”寡头，比如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被追究经济犯罪流亡国外，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入狱；而对那些经商的寡头反而乐于看到他们财富的迅速积累。2006年，俄罗斯个人资产超过10 亿美元的富豪达到61人，占世界第二位。

普京任职期间是以强化总统制，选择一个弱势总理、一个服从型的总理为特征的。自从梅德韦杰夫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人们就开始高度关注2008年后“梅普配”结构下的“梅普关系”。虽然普京一再表示他不会修宪重新划分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只会在总理的位置上处理好社会和经济问题，不会试图僭越总理的权限，但仍有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作为一个曾经靠集权的强势治理政坛的政治家，普京在不改变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如何完成角色转换，实在是对他个人的一大挑战。由于普京的强总统的思路，现在俄罗斯除了总统府，其他大部分机关都显得软弱无力，一直以来总统“总是巧妙地将改革不力归罪于政府”，俄罗斯历来有“荣誉归总统，倒霉归政府”的传统，如果梅德韦杰夫接任后也效仿普京的手法，也是像普京那样的“强人政治”，接下来俄政坛是否会上演“圣彼得堡帮”的“龙虎斗”的好戏呢？

能源战略

普京在一次国内讲话时说，苏联虽然解体了，但给俄国留下了宝贵遗产，那就是：核武器和能源。普京娴熟地运用能源武器捍卫俄的大国地位和国家利益，他表示，对能源材料的竞争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现有政治力量的对比。欧盟国家所需的天然气有1/4来自俄，波罗的海三国天然气完全从俄进口，因此乌克兰“颜色革命” 导致的“俄乌斗气”，不仅影响世界能源市场，甚至会对欧洲的经济产生影响。现在石油成为俄罗斯新的外交货币，因国际市场对石油的依赖加剧，俄罗斯“持油而骄”，不必再向西方借债，并惩罚了投入西方怀抱的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目前俄外贸出口中，能源是最重要的支柱产业，而且逐年增加，2001年燃料和能源的比重是54.8%，2005年上升到64.3%，机械设备、交通工具的出口则从10.2%下降到5.3%，2005年俄罗斯的石油收入达1100亿美元，比2004年增加了22%，俄罗斯供应欧洲4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一点足以使西方不敢小视它。

但普京也意识到，单纯依赖“石油、天然气”的脆弱性，这些年俄经济的发展60%都是依赖石油天然气出口获利。这种单一的原材料出口比重太大，如油价波动会直接冲击国内经济，苏联时期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因此他特别强调要发展经济的多样性和深化加工业。但是由于加工工业“投入产出”的链条不可能一蹴而就，远没有出口石油、天然气来得便利，所以短期内俄罗斯原材料的出口结构不会发生大的调整。

普京在第二任期多次强调要恢复对能源的调制，要把能源、军工部门重新国有化，在这些领域把叶利钦原来放下去的权力收回来，派出一大批高官到这些公司去兼职，以完全控制其整个运作：梅德韦杰夫是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董事长、副总理茹科夫是俄罗斯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谢钦是俄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另一位副主任苏尔科夫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的董事长，总统助手维克多。伊万诺夫监管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负责人等等。普京时代与叶利钦时期寡头化的不同是“经济官僚化”、“国家寡头化”。自由派称普京第二任期搞的是“官僚资本主义”，前总理涅姆佐夫说：“过去有人批评我们是私人寡头，现在普京搞的是秘密警察寡头”。2005年在重新国有化方面有许多大动作，以至于媒体把该年称作“大转变的一年”，拿它与斯大林的1929年的集体化“大转变”相提并论，可见没收私人企业动作之大，据此有人称普京是“今天的斯大林”。

“普京团队”

普京第一任期内，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权力的局限，只寻求在叶利钦时代的寡头与圣彼得堡克格勃内部的新兴者之间达成的权力平衡。到第二任期他羽翼已经丰满，才开始施展才干、实现政治抱负、调整训练自己的团队，从而打破平衡，在人事安排上大力提拔和重用自己的班底，到处安插强力部门人员和“彼得堡帮”。与叶利钦时代相比，普京政治体制的特点是：首先，政权依靠的对象不同，叶利钦时代非官方势力影响较大，各种势力通过院外活动促使总统做出决定，普京则把高官的主体由“民主派”换成了强力部门人员，几年下来“普京团队”已形成“控制网络”，如第一副总理伊万诺夫和梅德韦杰夫、副总理纳雷什金、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联邦安全局长帕特鲁舍夫、地区发展部长科扎克、财政部长库德林、俄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圣彼得堡市市长马特维延科、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丘罗夫等，得到提拔的都是他的克格勃老友。他们现在主导着国家，控制着大型国企。这些“二梯队”精英网络既可以保证政权的平稳交接，又能使普京治国方针得以延续。

其次，总统的执政手段不同，叶利钦时代喜欢利用精英集团的冲突保持自己仲裁者的地位，造成议会、总统、政府之间的不和谐。普京很少与反对派直接对抗，他以博采众家之长取得多数拥护来加强地位，俄共自认的好口号、好主意很快就被普京接过去，以至于俄共的报纸都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像“爱国主义、强国理念、社会团结精神、重视国家作用”这些口号，的确最初都是反对派的纲领。普京对凡是在民众中有强烈反响的口号都会采用，这成为一个规律，既显示他顺应民意，也使反对派处境尴尬，难以形成自己的招牌性旗号。

政治面貌模糊的普京

普京的政治面貌比较复杂，比起前任叶利钦来难以准确辨认。2001年普京第一任期时，有记者问普京属于何种政治倾向，是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主义？普京不正面回答，只是说，评价一个人不能看他说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什么。但根据他的言行，似乎也难以明确下结论。一方面典型的左派、右派都不把他看作自己人，俄共不承认他是左派，右翼联盟、亚博卢不承认他是自由派。另一方面中右的“统一俄罗斯”与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公正俄罗斯”都自称是“普京的政党”，全力支持普京的方针政策。2006年6月《莫斯科新闻》总编特列季亚科夫在该报评论普京文章的按语中说：“普京是什么人？他把俄罗斯要引向何方？”目前“还没有正确的答案”。

比如在如何看待苏联、苏东剧变、卫国战争、迁列宁墓等问题上，普京有句名言：苏联70年走一个死胡同，偏离了文明的大道。看不到苏联时期的成就是错误的，而看不到人民在其中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的错误。类似的话在不同场合都讲过。总之，要摆脱专制，但不一定要瓦解国家，“我们不能把婴儿连同脏水一起倒掉”。在关于国家象征性的四项标志中：国徽、国旗、国歌、军旗，苏联与沙皇时代各占一半。他对卫国战争是充分肯定的，不同意说这是两个极权帝国争霸世界的争战，反对西方记者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

普京2004年签署命令，把莫斯科亚历山大花园“英雄城市”石墩上的伏尔加格勒改为斯大林格勒，但并不是把这座城市改名。针对苏东剧变，普京的态度是，不为联盟解体惋惜就没有良心，想恢复苏联就没有头脑，不知人们是想要良心还是要头脑？普京对扶他上台的叶利钦评价很高。他不认为叶利钦时代的“休克疗法”把经济搞得一团糟，说那是苏联时期的烂摊子造成的。普京称赞叶利钦完成了改革第一阶段，使俄罗斯走上了人类历史的主干道，叶利钦使俄国人民得到了公民最主要的东西——自由。在叶利钦75岁生日和去世时，普京都给他极高的评价。在苏联解体十周年之际，普京授予叶利钦俄罗斯最高奖章——“国家功勋”一级奖章。

从普京这八年言行看，他基本上是从自由派的观点出发，但又不免打上苏联时期的烙印，其手段与苏共如出一辙，甚至有评论说普京“完全沿着安德罗波夫的足迹在前进”，他的团队“越来越像‘新苏共’”。叶利钦是“新权威”的提出者，普京是落实者。有人把当年列宁评论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可夫的话套在普京身上，说他是：“自由派的外貌，官僚的灵魂。”

策略的普京

政治面貌模糊也许正是普京的策略之一。有人评论说普京实际上走得比叶利钦还远，但是手段很巧妙，讲究策略和善于使用政治手腕。他的特点是冷静、理性，不像典型的俄罗斯人的性格，从不做情绪化的表露。他“只干能做的事，不说想干而干不成的事”，不像叶利钦那样性情，那样蛮干。比如2007年一年他就闷声不响地先后解决了叶利钦要做没有做成的几件大事：促成俄罗斯红白东正教的合并；把国内战争时期白卫将领邓尼金的遗骸和20年代被苏俄驱赶出境的“反动哲学家” 伊林的遗骸迎回国内隆重安葬。

有媒体评论说：普京最大的特点是“会变戏法”、会表演“障眼法”，常常扣进帽子的是一个人，打开帽子就变成另一个人。2006年，他讲从总统位子上退下来以后，要组织一个反对党，坐在那里骂政府。后来又说退位就当杜马主席。再后来又放风说可能当下一任总理。仅在“继承人”身上，他就玩了无数花样，先后推出过四位“可能的总统竞选者”，搞得扑朔迷离难辨真假。2007年则来了个“梅花三弄”：最先进入大家视野的是伊万诺夫，2007年年初伊万诺夫的支持率排在第一位，就连久加诺夫也把他当作自己2008年3月总统选举的竞争对手。普京却在2007年9月突然任命祖布科夫为政府总理，种种猜测蜂拥而至，有人说选中年龄偏大的祖布科夫，是为了方便离去的普京再回来接任，也有人认为，普京在自由派与强力部门之间摆不平，干脆找一个忠诚的第三者取而代之。然而到年底普京终于亮牌：原来他推的是梅德韦杰夫——一个比前两人带有更多自由派色彩的少壮派。每一次普京的放风都是声东击西、暗藏玄机，以至于坊间都说，普京要指着一块石头当“钦定继承人”，那石头都会获得30%以上的选票。

普京的策略还表现在使反对党不成气候。政权党“统一俄罗斯”由于实力雄厚，始终保持着40%的支持率。另外普京也像叶利钦1995年大选时促使雷布金组建中左一样，在2006年10月一手操办了一个“人造中左”政党，他促成把“祖国党”、“退休者党”和“生活党”组建成“公正俄罗斯”，2007年2月普京对“公正俄罗斯”表示祝贺时第一次公开承认，“公正俄罗斯”是当今俄国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这个“人造中左”的政党，从它组成时起就得到有克里姆林宫及其地方政府背景的财政支持，在2007年3月地方立法会议选举中募集的竞选基金高达4.29亿卢布，仅次于“统一俄罗斯”的6.15亿卢布，（俄共的竞选基金是2540万卢布）。“公正俄罗斯”成立以来就一直为普京的第三次连任呐喊，党主席米罗诺夫多次要求修宪，将总统任期延长至5-7年。由于普京明确表示不参加2008年总统选举，米罗诺夫5月24日又在圣彼得堡发表演讲，说总统任期的延长应该从2012年开始，而2008-2012年的总统任期仍是 4年。也就是说，米罗诺夫的这一呼吁是专门为普京在下一任期重返总统职位提出的。

这个党最大的矛盾在于，一方面对“统一俄罗斯”持反对立场，另一方面又全力以赴支持普京，谁都知道，统一俄罗斯是普京的党，是政权党，普京和统一俄罗斯是分不开的，“公正俄罗斯”的反对党面目不明摆着是给普京唱红白脸的做戏和矫情吗？普京的用意很明显，试图以自由保守主义的“统一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公正党”来建立起二元制衡的议会政治。

不成气候的俄共

俄罗斯真正的反对党分左右两翼，目前右翼弱小，有实力的反对派当属左翼的俄共。俄共在叶利钦时代一度很有起色，普京上台以后，俄共在外部逆境和内部斗争中每况愈下，党员人数从50多万降到18.4万人，这很大程度上是自身的原因。

久加诺夫在答《真理报》记者问时说：“一个脱离了民族精神根基、脱离了现实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党在俄罗斯是不可能有前途的。”然而，他最大的困惑恰恰在于又要继承俄罗斯传统，又要继承苏共的衣钵，而这二者本身就是矛盾的。“我们公开宣布，信仰宗教并不妨碍参加革新的俄共，俄共尊重东正教会，因为没有东正教会俄罗斯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苏联与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它断送了国家，导致国家上层的腐败和变质，直接出卖民族的利益。因此我们主张多种成分的经济，但把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形式放在优先的地位；我们主张多元的政治制度，准备通过公开的、诚实的政治斗争证明自己的思想，我们主张公开性。”这些话表明这位俄共领袖看到旧的教条已经没有前途。但是新的目标又在哪里？

俄共的每况愈下和它没有任何理论创新有关。死守“民族主义”这张最后的“王牌”，是俄共无所选择的选择。有一个公式说，俄共主张的全部内容是：“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东正教”。但是俄共的民族主义本来就面临着日里诺夫斯基自民党更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的竞争，而在不那么极端的层次上，普京的“强国主义”又瓜分了它的资源，难怪俄共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俄共的萎靡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普京时代俄国“魏玛化危机”的缓解乃至近于消除。叶利钦时代俄共的兴盛主要由于人们不满当时的混乱，而不是真的看好斯大林体制。混乱结束，俄共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如果它不能顺利转型为社会民主类型的政党，可以想见其前途不会乐观。

然而，在普京过于强势而其他反对派又无力抗衡的情况下，俄共再垮也不会垮到哪里去。2007年12月大选时，一位投了俄共票的女士就对媒体坦言，她并不认为俄共比“政权党”好，但权力的天平不能太过倾斜，普京再伟大也要有人制衡。可以预言，随着“怀旧的老人”逐渐离去，俄共的前景不能不更多地指望类似这位女士的人。而这种投票者的增多固然是俄共的希望，难道不也是俄国政治文明的希望吗？

今天，面对人们对普京权力过大的担心，作为反对党的俄共最可能打的就是“民主”牌了。虽然俄共仍然埋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断送了苏联，但是今天俄共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公开性”。在2005年10月的俄共“十一大”上，久加诺夫宣称如今的俄国“确立了波拿巴主义制度”，因此今天俄罗斯的任务并不是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需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革——改变波拿巴主义制度”。在这种形势下俄国“首次形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而这是对俄共有利的。尽管坚持以自由主义为头号敌人的俄共原教旨主义派别并不同意这些话，但他们有什么牌可出？按照目前的趋势，如果有一天俄国出现俄共与自由民主派以“民主牌”联手抗衡“新沙皇”支持的“政权党”，笔者不会感到惊奇。

普京时代的负面账单

普京的第二任期受到较多批评，主要的批评集中在超强总统制下的“国家发展模式”，有很强的苏共痕迹，靠克格勃获取情报，有人说普京回到了等级君主制阶段，也有人说他搞的是“新封建主义”、警察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等。

在他的任期内出现了许多失误，反映出他构建的新体系中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1.尤科斯事件。2004年普京没收了尤科斯公司的财产，直接影响便是普京的政治体系发生变动。由于寡头受到该事件的警告纷纷退出政治活动，寡头与克格勃之间的平衡随之打破，普京已不再是两大权力集团的代表，而成了克格勃官员的代表，政治权力的基础缩到极小范围。问题不在于寡头是否应该整治，也不在于国家是否应该对能源业恢复一定程度的控制，而在于普京的权力“偏心”：他只整对他不恭的寡头，却支持顺从的寡头，尽管后者的财富积累并不比前者更有道德合法性。同时他整治的方式也引起非议：在尤科斯事件中，司法部门仅仅成了克宫判决的执行者，此举破坏了司法独立。

2.社会治安令人担忧。仅2006年一年，即先后发生枪杀资深女记者案、暗杀央行副行长案以及杀害地方高级官员、宗教领袖等多起全社会关注的大案。

3.俄罗斯卷入乌克兰大选风波。普京倾力支持乌克兰的亚努科维奇阵营，甚至不惜两次前往基辅为其造势。而亚努科维奇因暴力犯罪两次被判刑入狱，他本人就代表了乌克兰最大的寡头家族。在俄一直与寡头斗争的普京支持亚努科维奇，原因在于他允许俄罗斯公司在乌大量收购资产，尤先科则反对此举。结果，普京这一宝完全押错了。虽然乌克兰后来的政局仍有反复，亚努科维奇东山再起，但他已调整姿态，不再那么“亲俄”了。

4.2005年社会福利改革受挫。俄罗斯的福利主要为特权者占有，的确需要改革。然而采取了错误的改革步骤。以货币代实物，其中似乎只有1/3能够切实补偿，而且联邦与地方政府之间也没有就各自赔付的权责达成一致。更糟的是，包括普京在内的35000名高官薪水却翻了五番，还仍然享有所有的以物代款的福利待遇。福利改革完全与贫困人群的利益背道而驰的。2005年，全俄89个联邦主体中有50%的主体举行了抗议，这场“灰白色革命”最后以当局的让步才平息下去。

5.官场腐败蔓延，几乎任何公职人员都伸手要钱。据《苏维埃俄罗斯报》估计，涉及贪污金额达300亿-400亿美元。2005年美国《新闻周刊》说， 2005年俄腐败经济已达3160亿美元，几乎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2006年底联邦第一副总检察长布克斯曼说，他估计这一金额在2400亿美元左右。普京承认“腐败问题目前是俄罗斯最严重和最尖锐的问题之一”。

显而易见，这些负面账单对普京是很大困扰。普京在以后的执政岁月中如何面对，俄罗斯在他的主政之下究竟走向何方值得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