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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补选而进入立法会的陈方安生，自入议会大厅以来就不断受到曾德成、曾钰成兄弟和梁振英等专制独裁政权的走狗们的围攻。对此，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这是几条幸运的走狗。他们的幸运仅仅是因为他们还赖在香港，如果他们像他们的爱共前辈那样回到中共的怀抱，他们就一定逃不掉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的命运。

一九四九年被诱骗回大陆的人，据说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然而当中除几个早死者外，命稍长的如胡风、毛健吾、胡一声等都没有好下场。船王卢作孚回去后吃安眠药自杀，包玉刚跑出来则做了更大的船王；陈祖泽回中国表演跳楼，马万祺留在澳门却成了中共座上宾；章乃器扔下巨额资产回大陆投共当右派，他的合夥人王宽诚变成了超级富豪；徐铸成回去当了劳改犯，他在香港的徒子徒孙曾德成还可以张牙舞爪；宋云彬、吴祖光兴匆匆回去成了贱民，他的后辈曾钰成、梁振英不引以为戒还在为虎作伥。

曾德成、曾钰成和梁振英难道和他们的前辈有什么不同吗？没有。在毛泽东眼里，都不过是一群猪狗而已。“知识份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狗，就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送给中国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美丽别名。曾德成、曾钰成和梁振英充其量不过是几条幸运的“狗”罢了。

时事评论员和网路作家李大立先生大着《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彼岸出版社），所展示的正是从香港回到“祖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知识份子、职员、小市民五十多年来种种不幸的际遇。《故事》让那个令人恐惧、饥饿、屈辱、绝望的鬼魅世界，又重现眼前：人们读书、生活、爱情固然被无端剥夺，事业、理想也被摧毁殆尽；那种青云无路、报国无门的无奈，至今读来仍愤恨难平、悲哀难抑。

中共掌权伊始，便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是杀俘、杀降、杀与海外有联系的华侨和港澳同胞。一九五二年，七岁的作者就见过“穿着蓝制服，斜垮着帆布子弹带，背着步枪的民兵”抓外婆回去“斗地主”。“土地改革”中，中共杀了一百多万地主，且株连了人数更多的亲人、家属；广东省由於陶铸、赵紫阳执行“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极左政策，杀人尤多。学校也是阶级斗争的熔炉，在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的红色恐怖中，作者那个二十八人的小班，就揪出了四个“反动学生”；作者也惶惶不可终日，唯恐陷入“全国特务网”或“反革命小集团”之类，随时会被扣押、随时失去自由、随时被拉去批斗。仅清队一役，上海同济大学就有四十多人自杀：同济大学副校长蒋梯云、高等数学教授孙国楹等。《故事》中的这类故事，对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都是耳熟能详，或有及肤之痛。

三年人祸，中国饿死四千万种粮食的农民，是千古暴政。《故事》也描述了当时城市的饥饿，广州广雅中学学生在学校食堂里吃“双蒸饭”、蕃薯苗、“猪乸菜”。最困难时，学生还吃用甘蔗渣做的“蔗渣饱子”、用稻草做的“人造肉精”、用米糠做的“糠饼”，吃用尿水培养出来的“小球藻”。作者在香港谋生的、年近六十的姑母，每次回广州都要肩挑背驮的带一大铝锅红烧肉，接济广州的亲人，在眼下的年青人看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毛泽东共产党专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憎恨、仇视知识和知识份子。作者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广西省来宾县一个叫石村的山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最让人绝望的就是，有才华的人、正直的人，总是被扼杀、被摧残。像《故事》中作者的父母、伯父母、舅父母。作者父亲是普通知识份子，他爱妻子，爱家庭，只求安稳，只要求能平安地打份工，然而这点卑微的愿望在共产中国也无法实现。随着“阶级斗争”愈来愈激烈，社会愈来愈黑暗，所遭遇的打击和灾难也愈来愈深重。“父亲也饱尝了被人无端撤职降薪、被人监禁斗争、罚跪殴打、强迫劳动；被人视作阶级异己分子”，“由此自己的子女也跟着被人蹧蹋，上学读书参加工作都备受歧视”；晚年又因心爱女儿的早逝，备受精神折磨。

作者一生清白的伯父在一九五六年肃反运动中，却因“莫须有”受处分，以致影响到他大女儿的入党和留学苏联。遭中共党员陷害，被以“贪汙”罪名送到三水农场劳改。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个儿子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不幸溺水而死，赶到海南岛办理儿子后事的伯父曾哭昏在儿子的坟上。

在香港一大机构做事的作者舅父，误信了马列主义而加入中共地下党，当过香港华员会首任会长。在中共指挥下领导九龙海关“起义”，以接收大员身份接管广州海关。但他也因是“地下党”、“知识份子”的身份，而备受岐视和排挤。有他舅父这样遭遇的，仅广东省就有古大存、方方、冯白驹、吴有恆等数万人，他们全被以“不纯分子”、“特务嫌疑”、“地方主义”等各种罪名给予打击、清洗或肉体消灭。

曾德成、曾钰成和梁振英们一面享受着资本主义的幸福，一面却大发“接近权力中心”的颠狂而偏要引狼入室，偏要用中共的黑社会主义来颠覆香港的自由主义、法治主义和还不太完全的民主主义。他们真不知道跟着中共跑没有好下场吗？当然不是。他们比谁都明白，你看曾钰成早在一九九七年前就把妻儿送到加拿大去了。他们只是为了个人和一小撮人的私利而出卖香港人的利益，其心可诛，其人可恨。

读李大立的《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更让人看穿曾德成、曾钰成和梁振英们卑鄙、恶毒用心。

原载《开放》杂志2008年1月号

继去年评选2006年度十大宪法事例之后，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又一次举办研讨会，邀请来自各方的60多位专家评出了2007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与去年相比，公众对今年的事例更加熟悉，甚至铭心刻骨。这是因为公众的权利意识更加觉醒，并且用自己的行动激活了宪法。

这十大事件中，多数都跟日常民生直接相关，如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肖志军案件、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与深圳华为公司7000员工辞职事件、厦门 PX项目事件等；有的更涉及到消费权利和言论自由，如广电总局对娱乐节目、“选秀节目”的限制；有的关系到权力机关的建立和运作，如山东淄博淄川区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人大代表事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上海市人大否决上海市政府医保议案事件。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看，这些事情都与我有关，宪法可以为我所用。

这本来不应该是一个新鲜的发现，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又的确是一个惊喜。从来人们都被告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国家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在国家的法律中拥有最高的权威地位。在这个冗长的定义中，公民权利几乎被淹没不见。尤其是在实际的法律实践中，宪法往往不见踪影。在阶级分析的意识形态中，法律被视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不是它在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众的集体盟约，对权力的构建和限制，对公正和秩序的有效维护。更由于数千年来的人治传统，长官意志决定一切，根本大法要么是对民众高高举起的大棒，要么是中看不中用的遮羞布。在现实生活中，谁要跟宪法去较真，谁就常常被当作傻瓜。

事情正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我们要感谢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的贡献，他们让法律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新的有效的社会组织力量。在一些具体的法律成为民众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同时，这两年他们又把宪法从神龛上抬了下来，不断地提醒人们说，要让被冷藏的宪法苏醒过来。法学博士、教授们一次又一次地上书人大，联名发表公开信，为宪法正名，为宪法呐喊，呼吁违宪审查。从去年开始的评选年度宪法事例，也是这些有益的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更要感谢身边勇敢的民众，他们不仅举起了宪法，而且翻开了其中的篇章，拿出了具体的条款，来维护自己的权利。2007年里尤其值得铭记的是，厦门市民的集体抗争与重庆“最牛钉子户”的个体抗争。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艰苦努力都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这两起事件使得宪法大放异彩，让更多的人看到，宪法不仅建构抽象的国家，也维护具体的民权。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国家，国家都是由具体的民权组成的。如果宪法不能维护民权，那么它就不够资格成为一部根本大法。

我们还要看到，公众对这些宪法事例如此熟悉，是因为并非只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城市在抗争，更多的人通过互联网、报纸和电视给了他们充分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2007年的诸多事件，是民众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的集体行动。

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也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观念。但是怎样才能维护它的权威和尊严呢？是让它独自高处不胜寒呢，还是让它随时把老百姓吓个半死？2007年的宪法事例告诉我们，最好的维护就是让它为民所用。法学界有名言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信仰呢？那就是让它成为民众生活的伴侣。没有救济就没有法律，没有依赖就没有信仰。

我们必须承认，法律还没有真正被信仰，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也没有得到足够的维护，这是因为我们连违宪审查制度都还没有建立起来。抗争虽然是救活被冷藏的宪法的一个有效办法，但要让宪法健康长寿，还得依靠常规的救济制度。

前两年，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曾公布过一份《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门槛明显提高了。

2007年岁末，《中国青年报》公开的这条消息可以证实，这种趋势还在进一步强化。对2005年江苏省8所高校600多名文、理、工科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的一项调查表明，半数以上大学生认为找工作时父母的社会关系很重要，靠父母关系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占调查总数的27.2％，认为父母社会关系不重要的学生只有13.6％，另有一个数据表明，目前官员子女当官的机会是非官员子女的2.1倍。为此，有自称来自农村的大四学生在网上发帖，征求一个干爹，最好是做公务员的，其目的就是为了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据说点击率极高。

我想到两个问题，第一，在传统型农业社会向现代型工商社会演进过程中，如何淡化血缘因素的影响力？传统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个人身份(如制度性身份和出生身份)与随生而来的社会关系(家族、血缘)等先赋性因素，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地位和出路，这是所有的不公平中最大的不公平。血统在一个社会中越是重要，这个社会要完全向现代转型就越困难，代价就越高。

第二，在一个不可回避的转型时期，如何保持社会流动的一定合理性？相对合理的社会流动是一个社会有序转型的重要前提，如果底层社会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不够畅通，其中一定隐含着难以预测的风险和危机。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认为现代社会流动机制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社会的流动机制，但是也承认现在的社会流动还不是一个公平、开放、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一元化的旧计划经济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并没有终结，在很大程度上仍制约着社会流动。

如果对现实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波普尔意义上的“开放社会”尚未在中国形成，社会流动基本上是缓慢的，甚至是相对封闭的，一个正常、相对合理、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还在孕育之中。从远的说，王朝时代绵延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底层的人们改变自身地位、向上流动提供了一定的通道。从近的说，上世纪70年代后期恢复高考也确为身处社会底层的人口向上流动提供了可能性，“知识改变命运”，曾是多少人心中闪光的一句话，尽管高考本身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公正，毕竟还不失为一种不坏的方式。但在近些年来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导向下，高校迅速滑向庸俗化的惟利是图的泥潭，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的子女已越来越难以承受日益高涨的学费，这条社会流动的“独木桥”如今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加上上述就业时的巨大差异，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社会流动障碍正在不断强化。与此相反，较高社会阶层、特别是强势阶层出现了“代际继承性”日益增强的趋势，这是个不祥的信号，它意味着血缘、世袭的纽带成为社会流动中相当重要的保证。

世袭制在中国社会从没有中断过，几千年来，我们就是一个建立在世袭制基础上的等级社会，上世纪还曾出现了“龙生龙、凤生凤”的“血统论”，年轻的思想者遇罗克为抨击这一陈腐、荒谬的论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世袭制、等级制的阴魂不散，社会流动的正常渠道不通畅，社会底层缺少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中间阶层没有健康成长、发展的空间，社会就会失衡，合乎公平原则的现代社会流动机制就不可能取代传统社会的流动机制。维系一个社会正常、稳定、可持续的发展，说到底还是需要一定的公正性，社会要有相对公平、公开的规范、规则，而不能完全按照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行事。可以想象，当一个社会正常向上流动的成本特别高，社会稳定就将失去最基本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员子女在就业上的代际继承性趋势如果不能遏止，其结果无疑是爆炸性的。

专家认为，父辈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存在的差距，如果能够顺理成章地传递给后代，使年轻一代在从业竞争的起点上就不平等，我们的社会还有什么进步和公正可言？如果这种现象发展到让有真才实学的人寒心、无助和无望的地步，将是一种很危险的社会心理暗示。

在这方面，政府也不是完全没有注意到，早在一年前，司法部就宣布2007年要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监督检查，开展一项申报登记新举措，以期纠正存在的问题。不久前，湖南省纪委提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监督检查，开展申报登记，坚决纠正存在的问题。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制度层面的规范，包括立法，而不仅仅是政策性的暂时措施。

形单影只的日子是寂寞的，每个寂寞的人都希望能在他寂寞的时候有人陪伴，尤其是单身的男人，更是希望能够早日找到生命中的另一半，而这另一半的形象往往也被想象得温柔美丽、魅力无穷。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男女之间的谈情说爱提供了新的渠道，QQ上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表情符号，BBS上的一篇文章或者一个回帖都极有可能成为表情达意的方式。网络虽然有些虚幻，但仍然有不少人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了人生的爱侣和幸福，在不流行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来定婚姻的今天，互联网成为了无影无形的另类红娘。

然而，在传统文化几乎完全凋零的当下，过去谈性色变的中国人表现得似乎比西方国家的人更为开放，那种从一而终的爱情坚守者在偏僻的乡村也许还很多，但在灯红酒绿的都市里，男人三妻四妾和女人红杏出墙的事情却数不胜数。因此，不少未婚男女在看到这种社会现实后不禁扼腕叹息：别指望找到真正的爱情！

不得不承认的是，如今的夫妻之间存在真正爱情的确实不多，但有一定感情的还是不少，爱情意味着同甘共苦和相濡以沫，而感情则如天上的云彩，可以瞬息万变，城市离婚率的逐年上升也许正证明着这一点。因为杨振宁的特殊地位，几年前的杨振宁和翁帆之恋虽然难以复制，但在很多人看来，那种以物质和地位为主要基础的婚姻并不在少数，从很多女青年的征婚要求也不难看出，如今的很多婚姻不仅仅不是爱情的结果，而且是赤裸裸的金钱与肉体的交易。过去的才子佳人配对被认为是最幸福的婚姻，而现在的财主佳人配对才是所谓“幸福”婚姻的主要模式。

很多人曾经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憧憬着自己的未来，包括自己的爱情，但是就连我这样对爱情有着深度信仰和期待的人在今天也不禁感到距离太遥远。爱情是男女之间感情达到了崇高境界的体现，即使有人一厢情愿地对另一个人海誓山盟，那也谈不上真正的爱情，因为爱情是互动的，并非你爱她而她不爱你或者少爱你。所以，虽然我不像其他人那样认为真正爱情已经绝种，但在我看来，真爱至少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倘若将来能找到一个对自己关心照顾的人，我也许就心满意足了。

如今的我已经是一个地道的自由职业者，几乎每天都在家里和电脑作伴，依然单身的自己除了让熟悉的人介绍女朋友之外，自己唯一有可能找到女朋友的途径也许就是通过网络。以前我喜欢在QQ上和女孩子聊天，但天长日久，发现能够真正谈得来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即使有，但在见了面之后还是不欢而散。所以，我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不但很少上QQ，而且几乎不和陌生人聊天，更是很少和女孩子见面。

有人曾问我：怎样才能找到真正的爱情？我告诉她我不是过来人，没有太大的发言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便是，要想找到真爱，你自己首先得真心去爱，“投桃报李”是千古不悖的道理，当你真心真意和竭尽全力地去爱一个人时，只要她对你也有点意思，在时间的推移下，她和你之间也许就会产生真正的爱情。

虽然纯真的爱情很难找，但我还是希望单身的朋友能对它有一种神往和期待！

2008年1月5日

 

两岸诗人陈克华(左起)、颜艾琳、孟浪、张桃洲、胡续冬、姜涛、杨佳娴、杨小滨。
（记者黄义书／摄影）

主 办：联合副刊、年度诗选委员会

主持人：杨小滨

座谈人：孟浪、姜涛、张桃洲、胡续冬（大陆诗人）陈克华、颜艾琳、杨佳娴（台湾诗人 ）

座谈缘起：大陆新诗在台湾

两岸诗歌交流滥觞於1980年代，《创世纪诗杂志》等台湾诗刊制作一系列专辑引介大陆诗作，到了1990年代，两岸诗坛已有频密互访和主题研讨，大陆方面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台湾诗歌的学者：沈奇、古继堂、古远清等。

诗人互访和学者论评开了一扇窗，更进一步是直接阅读文本。洛夫、李元洛编的《大陆当代诗选》1989年出版，收艾青到北岛、舒婷、顾城二十家（后三位为朦胧诗代表人物）；沈奇编的《鲜红的歌唱——大陆当代女诗人小集》1994年出版，下探更新世代的写作，1952年出生的舒婷在二十家女诗人里已属前辈级。

诗选之外，北岛、杨炼、杨小滨等於九○年代中期陆续在台出版个人诗集，唐山出版社更於1999年一口气出版孟浪、虹影、朱文、于坚等九册「大陆先锋诗丛」（黄粱主编），将本地读者对八、九○年代大陆新诗潮引向更完整的认识。

跨入新世纪，两岸最新一代诗人不走前辈们搭起的桥，而透过网路开启第一类接触，2003年《壹诗歌》创刊号推出「两岸六年级诗人最强自选」，本地六年级诗人大致对位到大陆「70后」（1970年后出生）诗人，当中代表人物尹丽川、李师江、沈浩波等高举身体觉醒的「下半身写作」旗帜，令台湾文坛耳目一新。

不过大陆诗歌的神祕面纱仍未褪去，几位居中牵线者难免有引介上的主观偏好，透过网路的交流不如想像中持续扩大，台湾的出版市场亦难反应大陆文坛概况，况且诗歌本身就有浓浓小众、地下文学色彩。此回访台的四位大陆诗人及现居台湾的杨小滨，皆属能写亦能评的佼佼者，联副特邀三位台湾诗人小聚，展开一席彼此探密的文学茶话。

座谈纪要

参与对谈者，以大陆用语，杨小滨、孟浪属於「60后」，姜涛、张桃洲、胡续冬为「70后」，以台湾用语，陈克华、颜艾琳属五年级，杨佳娴为六年级。邀集此次聚会的主持人杨小滨（1963年生）说，过去少有两岸中青代诗人面对面的交流，希望大家自然地表述各自的真实写作状态，藉此加深两岸诗人对彼方诗歌发展的认识。

古典、现代的 冲突与调和

最年轻的杨佳娴（1978年生）率先发言，她自认诗风承继台湾战后现代诗由郑愁予、杨牧所代表的「美」跟「隐」的路线，这条路线在近十几年已非主流，因为年轻习诗者受到夏宇的影响更大，只可惜多数模仿者忽略了夏宇本身其实也有古典修养的。杨佳娴十年前开始阅读大陆诗人的作品，明显感受到两岸诗语言的巨大不同，究其因，一方面是党国教育和意识型态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则是相对於大陆，台湾中文教育保留了古典文学丰厚的遗产，却也招致不够口语、远离生活之批评。念中文系的她坦承一开始写诗确有对古典的反动，但经过一番辩证思考，决定重拾细腻委婉的优美传统，正视学科教养对於新诗书写的正面功能，以「古今调和」确立写作目标。

陈克华（1961年生）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古典诗词的意象事实上已被穷尽，例如古典诗里月亮所能隐喻或象徵的情感不外乎思乡、孤独、怀人、团圆、人世聚散无常，几千年不变。於是他写下这类的句子：「月亮是宇宙间最大的一颗摇头丸」、「月亮是今晚漂浮在夜空中的一颗恶性白血球」，以新的方式，赋予古典意象现代意义，如此现代诗才有异於唐诗宋词的存在价值。

姜涛（1970年生）补充，古典诗和现代诗，一开始的出发点就不同，前者回到一个熟悉的系统当中，朝向经典和稳定，无论怎么写，还是维持在一个格套之中，现代诗则追求感性的刷新，每个人写的都要不一样。

作品意象大胆而语言直白的胡续冬（1974年生）表示，自己从中学开始因为画国画而习写古诗，一直到进了大学，受孟浪这一代诗人引领的八○年代诗潮影响，加上诗人海子自杀作为导火线，构成巨大的冲击与困惑，体会到写古诗是在纵向的时间轴不断往经典座标回溯，无法带来创造的快感。他於是转向对中国第三代诗歌或后朦胧诗歌极端现代主义的阅读，诗歌观念遂发生了变化，舍弃诗歌应有一个既定文化范式的想像，语言风格和技巧不在回应这种想像，而是朝着不断更新自己的感受力和表现力去经营诗创作，追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字词游戏快感的同时，也包容进更多的意识状况，比如文化、大众、政治等，让诗歌行文的快感成为至高无上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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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能否成为 跨界的变形虫？

以女性情欲书写知名的颜艾琳（1968年生），在小学便开始阅读古典文学，她认为古典诗的音韵、格律，规范明确，相对於现代诗而言，比较好入手。她坚信一位好诗人总要表达一种意识上特有的姿态，而非执着於形式的掌握，「文学道德」应该自订，古诗少有邀请男性进入女性的身体、心理与爱欲，而她内心有个声音：「我要面对我是女人这件事。」这个声音给她勇气去从事自我解放的书写。

颜艾琳顺带提出当下更年轻世代诗人的一个写作危机：当网路上随写随贴，酿出一片网路诗海，各自形式上也纠结成面目模糊的状态，此时唯有找寻到自己独有的声音，才能浮出水面。回到古典与现代的问题，她期许任何一位创作者能具备变形虫的能力，漫画、另类音乐都可成为写作养分，古、今，中文系、非中文系，不该为文学划界；在创作上，跨界是很自然的，就像陈克华除了写诗，也摄影、绘画、出唱片。

比之对岸，颜艾琳提到她这个世代，或许不像大陆受到文革余波影响，各种文艺的接收与创作，一开始就处在百花齐放的状态，陈克华将之比喻为「植物园」。对此，张桃洲（1971年生）指出大陆五○年代到七○年代的语言清洗运动或普通话运动，使毛语体对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导致两岸语言习惯的明显分别。

边缘化 是两岸诗歌共同处境

孟浪（1961年生）观察两岸诗歌发展，台湾自1949年至今，虽曾有过反共抗俄文学，但文化传统没断，大致以渐进、积累的方式相对自主地发展，大陆则是到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朦胧诗出现，才开始有文学自主的空间，后来言论自由的威权压制渐渐消减，近年来大陆诗歌面对的是诗歌市场弱化的压力。

比在座其他三位大陆诗人约年长了一代（十年）的孟浪，也是中学时习古典，大学时才开始有意识地创作现代诗，那时他能读到的主要是俄罗斯的诗歌和一部分五四时期的作品，从朦胧诗一路写来，孟浪对於社会变革与美学变革的协调问题，他现今的态度是：在诗歌正确性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兼顾到政治正确性或社会责任的呈现。他认为新诗写作即是以完全个人化的方式去承担某种集体文化精神。

对於孟浪所提诗歌的社会处境边缘化，颜艾琳觉得两岸皆然，这也驱使现代诗人去练就「三把以上的刷子」，诗人是一个複合体，可能性无限大，能把诗跨向歌曲、音乐、戏剧、装置艺术等等。

孟浪回应，他自己虽然也常受邀参与一些诗歌跨界活动，但内心里仍坚信真正的诗歌写作是要书面完成的。而本身身分就相当跨界的胡续冬（影评、节目主持等）也曾试着结合一些艺术家制造诗歌跟公众更多的相遇机会，但至今少见成功融合的例子；落实回自己的写作，他仍迷恋於文本内部、上下文之间，出其不意一触动就会爆炸的快感。

诗像是电脑里 永远杀不掉的病毒

张桃洲补充说明两岸诗歌的发展现状。他观察台湾自七○年代乡土文学运动以降、跨越八○年代至今，似有一种挣脱古典的扭转，乃至出现大量带有动漫和游戏色彩、碎片式拼贴的语言，这样的趋向比大陆剧烈。大陆在八○年代现代诗歌复苏后，进入九○年代，现代主义尚未被正式展开，即突然转向另一层面、带有牛性文化色彩的写作轨道。再跨入新世纪，则有「下半身诗派」和「垃圾诗派」的崛起，这一类充满泡沫写作、游戏性、刻意「崇低」的路子，又与当下台湾最新的作品不太一样。

姜涛提到一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对诗的喜好有所不同，新诗是青春期之后的产物，在大陆，主要的受众在以前是愤怒青年，现在则为时尚青年，一般人在三十岁之后逐渐远离诗歌，晚年则回到对古诗的阅读。他与张桃洲参与编辑的一套《诗歌伴你一生》便依循这样的生命周期，选取从胎教开始，到适合家长与子女共赏，再到伴随成长的文本，一直编到人死。这本集古今中外诗歌於一身的读本，引起在座台湾诗人的高度兴趣。

关於跨界，姜涛指出，跨界不如表面所见那么简单，即使跨到音乐或图像语言，往往还是落入某种模式的重複，另一层跨界的思考是：生活和思考方式上「人」的转变。虽然目前诗歌被社会冷落了，姜涛却觉得当下诗歌的边缘位置恰如其分，像电脑里怎么都杀不掉的病毒，会一直存在下去。

【2008/01/03 联合报】

改革开放是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和49年开国易帜，是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比较一番，即可一目了然。

其间，很多似是而非的正确论和不正确论，纠缠在一块，很像是一场朦胧大戏剧，看不出端倪。但是，只要从它造成的最终结局观察，事情也就十分清晰了。揭开所有遮蔽物，其本质凸现就是：改革，是由伟光正领导的，其他任何政治力量，不得介入和干预，这个事实——和伟光正领导49年革命，其实是一币两面，本质上，没有区别。有人说，改革是两阶段论，胡（耀邦）同志是伟光正，我看，对此，要打折扣。为什么要打折扣，就是因为和49年有的一比。49年，是人们说的革命或者建国”有功”.功在何处？就是恢复私有制，土地私有——这是伟光正之”第一功”；再就是实行《共同纲领》，确立新民主主义论，让资本家合法化，对知识分子来一个同进凌烟阁，大家分田，分钱，分官，真忙。所有伟大和不那么伟大的左派、后来成了右派的章罗们，都很忙，办同盟，办报纸，很忙。这个情景，是不是第一阶段”正确论”呢？我看是不太正确的诱饵论，不是绝对正确，不是社会主义好、新民主主义好论。因为，众所周知，这个逻辑很快就破产了，章罗们，很快就成为右派；资本家们成了财产被剥夺者；农民们，被取消了土地私有，被栓在人民集中营里，不得动弹了。于是，所谓”第一阶段正确论”，成为人们想上天堂，却下地狱的一个《埃格蒙特序曲》。大家现在对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了，没有人说，你要切割毛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你要把49年做成一个美丽的姑娘，不可丝毫触犯之，没有人会这样说。

但是，对于所谓同样伟光正的邓氏改革，人们却是这样说的。我们和分析49年一样，也从结局出发，来判断它的开始和过程，事情，其实也是一目了然的。

那么，改革的结局是什么呢？和49年过去，56年到来，57年到来，66年到了一样，这个结局，就是89年的到来。89年以前，是不是好一点呢？89年是不是可以撇开来，放到后面去讲，只是讲79年，或者整个七、八十年代呢？七、八十年代，是不是”好得很”，和56年以前，57年以前，一样好呢？人们可能要争论一百年！但是，我以为，事情是一以贯之的，不可以切香肠，不可以把结局和开始，和过程，切割而论。于是，我们从结局看待当初，会有一种”统一场”论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所有权贵改革的端倪，全部出现在所谓92年邓氏南巡以前，只是以后，变得变本加厉。这些端倪是什么呢？一是，改革不曾引进任何普世价值和自由理念。这个东西，比较49年共产党推崇土地私有制，要落后得多，只是做到承包制；在所谓市场经济机制中，从来没有引进党可以不领导经济，也无权领导之的任何理念。党的经济垄断，从来没有在理念上和实际上，哪怕是做些许摒除。在人头介入经济领导权方面，政治领导，从来就是经济领导和社会文化领导的同构——任何以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所有的发迹史，都是官商勾结的产物——几乎无一例外。这个东西，被说成是以后的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坏的资本主义和最坏的社会主义，是从七十年代，就明文或者暗文规定了的——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中国不存在经济和政治独立的”中产阶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这个官僚依附物。我们说过，西方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第三等级和知识分子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地位，甚至选帝候的地位，在毛和邓的极权主义社会里，从来不曾存在。

二，这个改革开放带来的、”完善”党的领导的各种主张，企图造成一个明显的幻觉，就是以共产党来主导改革的全部思想和精神资源，从而制造出一个看似赫鲁晓夫主义和戈巴乔夫主义，实则为邓主义神话。这个神话形成的后续反映，一直持续到2007年——在这一年的年末，”完善”党领袖全伦之主张，还在公然宣誓，振振有辞。这个思维特征，带来很多政治朦胧诗。这些诗歌制作者，从胡同志开始，从所谓语焉不详的”实践是检验真理”说开始——转了一个圈子，回到，要完善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施行三权分立，法治独立，言论自由和民主社会主义——这是怎样一种正确论色彩啊！这个色彩和共产党许诺香港在2017年允行双普选一样滑稽；它许诺中国大陆，要实行”几代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行还政于民——这个”相信未来”，是不是一手很好、很妙、很蠢的政治朦胧诗呢？

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本身的来源，叙述和判断，都是混乱不清的——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如何如何，既然已经是”真理”，你要”检验”什么呢？2，其来源，本来就是以人间道德和人间真理排除和反对星空律令，那种宗教主义道德说，其道德说教和无神论说教，只能随着统治者的是非而是非，对错而对错，不能产生超然人世的上帝道德律，也不可能造成”众人之恶，造就公共之善”的自由主义契约；3，这个检验说，最后很快堕落为邓氏检验，成为他的专利而不得禅让。固然，我们充分肯定这个说法的暂时性正面效应，正是因为他的启动，造就了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源自马克思主义的、似是而非的哲学妄说，使得实践本身的界定，变成一种政治娼妓而趋炎附势。我们承认事情是复杂的。但是，事情的复杂，正好应该为国人和知识分子引进各种思想资源，多元思想资源，而绝不只是依据一种资源——马克思主义。

自由主义产生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追问。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产生自理想而败坏于自由的有害物质，有害精神，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我们可以同意胡同志用于一时一事的这个检验说，但是，不同意将其解释成为压倒所有比他正确一万倍的西方其他政治哲学的借口，函括以前的孟德斯鸠，以后的哈耶克等。胡同志没有引进哈耶克，是我们自己引入的。这样一来，七十年代的精神来源，就被新马克思主义切断了。这个切断，成为整个八十年代，理念不清，朦胧诗和伤痕文学归于官方领域的原因——在政治学和宗教层面，没有人来清理这个纠缠不清的思维秩序，人们只是在第一种忠诚和第二种忠诚，或者其他N种忠诚之间，区分政治正确和政治错误。人们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分野胡同志派和赵同志派、甚至邓派和陈派；人们迄今还在津津乐道那个实践真理指导下的全部思维成果。最可惜的是，包括六四发生的时期，这个被人们充分和过度肯定的八十年代启蒙，正好做出了学生依靠国际歌理念来反对官倒和独裁——他们甚至抓捕了所谓亵毛者，并且押送专政机关。这都是八十年代忠诚主义的产物，不是自由主义的产物。

是的，那时，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以魏同志代表的异议势力——也许，这根本没有形成任何势力，只是魏先生说出了和”实践真理”不同的观点，”第五个现代化”；这个观察视角和理念深度，对于胡同志的改革之道大异其趣——虽然，魏同志也毫不讳言，他的普世价值论，也产生于马克思主义。局限，是赫然存在的。在带有异常特色的九十年代，自由主义者中，他们那种自由主义，同样和党内改革派，产生千丝万缕，藕断丝连的关系，乃至他们谈论自由民主之道的时候，总要捎带那些党内大佬。连李慎之同志，也强调周恩来和胡乔木对其之影响。不要说实践和真理的影响，会有多大，持续至今；事实也是如此，现在还要”完善党”的同志，还在秉承这个衣钵。于是，在面对改革理念的党的原则上，起码有三种势力，形成有形或者无形的较逐和对峙：一种，是胡同志的势力。这个势力，以最大限度改革共党的思想为能事，造成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拥戴，并且好像确有”完善”一说且看见改革曙光的出现——虽然，我们根本不知道，党的改革，是不是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最终将会引导到”对于伟大人物的背叛之民主制度”层面（这个说法，是邱吉尔的说法，被东、西方无数事实证明）——胡同志，是不是要带领这样一种彻底改革派，像经国先生一样，最终带来几乎埋葬国民党/共产党的政治结局呢？——这个判断，并不清晰，胡同志本人，也并不明白。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产生真正的自由派，整合国民力量，与共党改革派结合行事，最终取代共产党。这个力量，始终也没有出现。六四以后的流亡潮，几乎取消了这个势头。

结果，共产党不但主导了所谓第一阶段的良性改革——这是一部分人的说法——更加主导了把改革转变成为权贵改革和根本不再改革的、第二或者所有阶段。

他们成为改革成果的直接吞噬者。所有这些改革的直接结果，就像49年以后人们看到的政治结局一样，现在，在经济结局上，红色家族如愿以偿——和49年的红色家族及其后代一样，前者，成为政治垄断者；后者，成为经济垄断者。善良的国人，就像他们看到49年的梦魇一样，现在，他们同样看到改革的梦魇。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或者不愿意想到的所有事情，已经发生，还要发生，一直到把他们从他们的土地，房屋和家园里驱赶到中国的荒原。这个过程，是这样的明确和残忍；这个过程，是这样的荒诞和无奈；这个过程，正在并且还会持续下去。于是，中国人不再认为官商勾结是不可容忍的，中国人不再认为改革是正确的代称，中国人，也不再思考究竟是要继续改革，还是要停止之——因为，就像56年以后，无财产者的悲哀和绝望，57年以后，知识分子的悲哀和绝望；所有改革带来的尊严和希望，全部变成的票子和服从。改革初期的希望，就和56，57年以后、回到土地和自由的希望一样，成为国人的梦幻；改革死了，改革，也没有复活。是的，改革，最终造成的幻灭，就是49年式的幻灭；这不是理论和哲学上的判断，是事实，铁的事实。

出路有没有？应该说，还是有的，但是，所有这些出路的提法，现在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既朦胧，又含混。比如说，人们现在谈论的土地问题。耕者有其田，勿庸置疑，是天经地义和普世真理——但是，你是要在党的领导和统治下，实行土地私有，还是要实行全世界那样的惯例，不在党的领导和控制下，实行土地私有？这难道可以不必说清楚吗？（我们提供过很多关于俄国斯托雷平权贵土地改革带来的教训之材料——这个权贵改革，直接导致十月革命。）反之，如果我们认可在党的控制下，实行土地私有化，那么，事情，难道不是重新回到49年式的革命和79年式改革、使得党文化循环往复其中，而不得解脱吗？有人说，不管现在是不是要实行党的控制，都要悍然提出土地问题——我们说，这个”悍然”，不是重复49年和79年的老路吗？那还是上天堂——下地狱的途径——这个寓言，我们说过一百次了！还有一个寓言，叫做：鸡只被拧断脖子一万次，其他鸡只，也不会得出很好的归纳（罗素语）。《物权法》是不是改革伟大成果？他是不是改变了斯德格尔摩综合症？有人给你一个不杀之权，却活生生绑架了你，你是不是说，这是一个伟大进步——就像我家的房产，被一百元还给一毛——你是不是说，这个”一毛”主义，是一个里程碑呢！难怪有人说，物权法不如一张擦屁股纸！………所有党化改革，是不是真的，在制造真正意义上的里程碑呢？策略，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抽取掉策略后面的应有之义和本质价值，这个策略，就变得一文不值。我们的说法是，不管你们如何和共产党争取党内的”正确”话语权，不管你们如何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于统治者的伟光正，不管你们如何主张在不改变党控国家的前提下，实行土地私有化和财产私有化，所有这些，都丝毫不能取消这个结论：所有这些，都是普世原则，不是共产党的原则。他们最终只是歪曲而不会实行这些普世原则。历史不是这样证明的吗？

三，就是——改革既然是49年主义的重复，那么，开放呢？我们说，开放，也就是美国人说的”民主在延安”的重复——虽然，他们论证的根据改变很多，改变很大——但是，他们现在还是认可了所谓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这包括期待和肯定中国的”正义，和平和民主转型”.虽然，事实也许刚好进行了”证伪”.从稍微远一点的时间看问题，这个所谓帝国主义策略，正好转变成为策略之后、几乎看不见价值论意义的错误估计。比如说，六四以后，美国和西方各国的实用主义政策，正好根本改变了他们本来主张的”和平演变”政策，使得中共在几乎不受任何约束的前提下，实行了他们的开放。

他们几乎没不受任何指责地融入了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秩序。这个融入秩序的第一主题，就是克林顿政府，把贸易和人权脱钩。这是他们成为西方体系家庭成员第一步。以后，这个不可逆转的秩序，成为现实。西方人，绝对不会，也没有先例，制定将某些成员因为不遵守契约而行驱逐的措施。比如，关于中国开放媒体市场等等承诺，中共本来就不想执行，现在或者今后，也根本不会执行，但是，西方成员国没有任何可以进行有效法约的措施。诸如此类的做法，之所以不会更改西方的主流经济政治秩序，乃是因为西方秉承的两张皮主义，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发生作用。这个现实秩序，使得世界民主主义大打折扣。美国总统往往在竞选时期所承诺的中国批判，在其当选以后，就被中共的红地毯化为乌有。于是，改革和开放，成为中共融入西方主流秩序的行径——没有什么会让中共更加觉得开放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他们成功地说服了从施罗德到萨科奇等等所有这些订单主义者——而这个订单主义最早的执行者，就是六四以后的斯考克罗夫特和老布什。他们在机会不可再得的、中国人权和人道困境下，给中共送去了最好的国家合法性认可，从而挽救了他们双方的危机；这个认可，并不会因为血染广场而有所改变。

其实，就像我们曾经揣度毛是不是，会不会改革开放一样，我们确认，中共改革开放的最初思路来源于中美媾和。这个中美媾和的思想，当然属于毛氏。这个改革开放思路，最早出现在林彪事件危及中共的紧要关头；是基辛格的出现，让他们转危为安，最终实现了和美国的建交——基辛格和尼克松，没有对文革和49年以来，中共造成的任何人权危害进行谴责——他们认为，中共是美国的朋友，就像他们的拉铁摩尔和李普曼，赞赏苏联民主是一种新型民主一样。

在79年邓访问美国时期，美国人打出的中国牌，是针对苏联。百般美化中共的始作俑者，就是美国人。他们开始在《时代》杂志上刊登邓的照片——他们给世人造成一个、他们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造成的印象——民主，是在中共方面。他们从1972年开始，就对毛氏最早提出的亲美策略，兴趣昂然，他们的基辛格，成为化解和忽视中共人权的第一个西方帮凶。而所有改革思路，都源自毛和尼克松达成的中美亲近思想。这个反对一种极权（苏联），支持另外一种极权（中国）的美国对苏、对华政策，造就了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崛起——难道有任何理由可以将此走势，更改为美国的自由主义之道吗？至少现在，看不出任何迹象。这个苏联解体——中国崛起的现状，几乎成为这个世界除去本拉登以外首个危险课题。这当然也是邓氏开放的国际背景和国际理据。这个国际环境，已经成为某种几乎不可逆转的现实。

一个偌大的课题，摆在全世界的面前：世界的中国化过程，将如何最终影响世界。可以说，这个邓氏开放，是中国对世界造成的最大挑战。这个挑战，一方面要考验中国人，另一方面要考验全世界。这个效应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几百年来形成的欧美价值体系，现在正在面对中国价值观和亚洲价值观，成为新世纪对抗普世价值观的另类全球化过程。人们如何面对中国市场价值和市场体系的出现——这个价值和体系，正面挑战了真正的市场和价值，因为他们成功营造了一种奴隶制度加垄断制度的新型”市场”——欧美各国，有没有应对的战略和策略，是一个亟待解释的课题。如果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中国，中国的价值体系无疑将分享和渗透世界，函括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在这个困难的博弈面前，中国人本身的走向，成为此课题第二个关键。如果国人认为，他们在短时间里，五十年，一百年，将会从这样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产生自我认同而不思变革之道，这个道路，将会如何改变中国下一代人和再下一代人，使得后人复哀后人也？！最后，在中共极权之道和世界绥靖之道的双重胁迫之下，改革甚至革命，究竟何去何从，确实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极大的难题。

综上所言，就是所谓邓氏改革开放给我们留下的棘手的大宗遗产。这个遗产盛放的古墓非常诡异而深邃，要想开掘之，不是一般而言可以解释的……

2007，留给了历史什么？

从长程的眼光看，恕我直言，它只是一种酝酿，一层铺垫，一首序曲。2007真正的历史内涵，尚未确定。它需要2008来塑造和定义。

简捷地说，2007，是一首未完成的交响，它只是2008的序曲，只是主乐章的铺垫。

诚然，自2007年初以来，时有一些被强烈渲染的事件，譬如沸沸扬扬的十七大，譬如高层权力分配和人事变动。但这些事件，其实对中国公民的生活方式并未造成重要影响，也没有对中国的走向提供一幅清晰的图景，即是说，它们并未呈现有价值的历史蕴涵。

然而有两件在官方媒体未曾重点报道或未曾报道的事件，却可能发生长远影响：一是年初《物权法》的通过，二是上半年有关反右50周年的海内外系列纪念活动。

这两件事的指向——权利。一是国人的财产权利，一是国人的言论权利。这两项基本的权利诉求，成为2007年的民间诉求的总“纲”。纲举而目张，于是，它引发了一系列“权利的狂奔”，贯穿全年。最后，在年底汇成涌泉式的井喷。

在财产权方面，随《物权法》的批准，民间开始出现“循法争权”的潮流。一路下来，我们看到了戏剧性的“重庆钉子户”事件，紧接着是“小产权房”的风生水起，产权的浪潮一路冲到年终，聚成浪峰：几个地区农民的“土地权宣言”如炸雷般响起：来自黑龙江富锦市的农民，来自陕西三门峡库区农民，来自天津市武清区，来自江苏省宜兴市，几乎同时，如黄钟大吕，轰然天下。基本的目标，是国民的土地权利问题，特别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最终，它直指中国不合理的与世界主流悖逆的土地制度。

“我们72个行政村4万农民对该150万亩土地拥有所有权。………真正拥有了土地所有权，我们农民才能安身立命。”这是黑龙江富锦市农民堂堂正正的宣言。

“我们三县市约7万农民现在共同决定收回我们的土地所有权，并向全国告诉。”陕西三门峡库区农民义正词严的声明。

在言论权利方面，2007甫一开年，就有章诒和等作家对国家新闻总署禁书事件的强烈反应；接着，是国际社会以及中国知识界对北京未能履行申办奥运时所作的开放传媒承诺的抗议；随后，就是反右五十周年的高调纪念活动，先是国内老右派们此起彼伏举行的多次“飞行集会”，屡禁屡起。然后是国外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举行的大规模反右运动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美国东西两岸均引发了一众波澜。此浪潮也冲腾到了年底，最后出现14070位中国公民署上自己的真名，无畏地联名上书，敦请中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塑成当代“公车上书”的义举。

跪久了，站起来遛遛

2007，在民间，标志着开始形成一种群体性的身体姿态——站立的姿态。虽然这一姿态还在“预热”，尚未充分展开。

2007，在当局，则是一种防卫的姿态——从内到外的战战兢兢的防卫，然而这一防卫却缺乏价值的支撑。

一个默然念诵的句子，叩响了一大群备受压抑、无处申诉的下层国民的心扉：“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这次，站立的基础是他们脚下的土地。

不再无休止地诉苦，抱怨，乞求，人们直接宣称自己的权利。你可以抓，可以关，可以禁，人们依然直接宣称自己的权利。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在这一年，“群体站立，群体言说”，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无论是“黑砖窑”，还是矿难；无论是六里屯，还是厦门PX；无论是绿色GDP，还是华南虎事件；无论是重庆的钉子户，还是农民的土地宣言；无论是抗议禁书，还是右派索赔，…。一种美丽的身体姿态逐渐显露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穿越年关，有望在2008年全球聚焦的大地上塑造成形。

人或问，何以称2007为“未完成”年度？

原因无它，盖因前面矗立着一个巨大的跑道终点——2008北京奥运，它像一个黑洞，把所有注意力与焦虑统统吸收了进去。确实，2007的重大事件和北京的基本应对，几乎都与奥运扯得上关系，几乎都是以奥运为背景而浮出水面的；此外，如前所述，2007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趋势，都是在年底萌动，刚刚起步，尚未出现出任何结局，甚至连任何阶段性结果都没有，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是也。北京如何应对风起云涌的“土地权宣言”？有无可能形成某种“良性互动”？从年底开始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将“伊于胡底”？中共如何便对国际社会“价值观外交”的道义压力？…。诸如此类，均无定案。于是，这些巨大的尚未解开的谜，这些未讲完的故事，提升了人们的好奇感、期待感以及对观察到结果的渴望。

敏感的观察家最为翘首关注的，无疑是农民的土地权宣言。全球都在看，奥运前夕的北京当局，将如何回应这一严重挑战？大体上，可以预估2008北京有两种不同的基本对策。

其一，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坚守18亿亩农村耕地面积警戒红线，遏制地方政府利益驱动的强制征收农民集体土地，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限制农村集体土地的非农使用，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中共当局熬过全局危机的对策。而危机一旦度过，“发展是硬道理”必将卷土重来，中共将重新启动土地国有化、乡村城镇化、民族工业化的发展引擎。如今鼓励重庆等几个经济特区地方政府大胆探索，寻求发展新出路，就是中南海推动土地国有化的试探。这一政策方向是最终把所谓集体所有制的土地收归国有。

其二，因势利导，与世界主流秩序接轨，把《物权法》的逻辑贯彻到底，修改过时的（带公有制性质的）有关土地的法律，像对待当年小岗村农民的冒死诉求一样，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进而确立城市房主拥有宅基土地的所有权。这实际上类似俄罗斯与东欧的土地改革，它将带动一场与土地所有制相关的司法改革，宪政改革，确定司法独立，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利在内的国民基本人权。这一政策方向是最终把绝大部分国有土地和所谓集体所有制土地实行私有化，纳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土地制度的现代秩序。

这是两种土地制度的历史性对决。就中共的传统惯性而论，采取第一种对策的可能性较大。

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参与这场博弈的，并非两方，而是三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少数与之联手的开发商权贵）、农民。中央政府为求统治的长远稳固，为强化中央权威，需要遏制地方政府强征农地，中央需要保障耕地面积不至迅速流失；而地方政府为求经济利益与政绩，实施“土地生财”的卖地财政，疯狂划地拆迁，导致失地农民反抗，导致拆迁户抗争。因此，农民的直接抗争对象，是地方政府和权贵开发商，有时甚至向上告状，寻求中央的支撑。这样就构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资本权贵与农民三大力量之间的复杂博弈关系。注意到三者之间的不同利益关系，注意到甚至中南海上层，对土地产权问题也时而透出不同主张，考虑到奥运前夕直接镇压成千上万农民的巨大政治代价和风险，因此，这场博弈的结局并非是简简单单一目了然的，它值得2008年海内外舆论的密切关注。

网民政治

据报道，2007年中国已有两亿网民。其中，哪怕只有百分之一进入政治过程，也是两百万活跃的政治动物，这一现象，将实质性地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事实上，前述的一切事件，无论是农民宣言，还是禁书事件；无论是重庆钉子户的抗争及其成果，还是厦门PX项目下马；无论是右派索赔，还是矿难之怒，………离开互联网，一切为零。没有互联网，这些事件都不会在地球上出现，都将不成其为事件，都会象毛时代的旷古悲剧一样，湮没在历史的黑幕背后。

但是，网络出现了，它静静地在改变着一切。诚然，有封锁。但是，也有反封锁。“魔道”竞争，交相螺旋上升，逐渐拱出了一个世界——网络虚拟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更真实的世界。无疑，互联网的传播效应，已经变成重要的社会政治杠杆。人们常说，中国不存在中共之外的任何政治力量。不然。当你浏览网络，比照现实，注意到走向2008的网民们，挥舞胡锦涛17大报告中提及的公民的“表达权”以及“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的美丽词藻，假戏真做，履践自己的“表达权”，凝聚和整合自己的政治意志，这实际上就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它已经并将继续进入中国的政治进程，已经并将继续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在适当的时机，它甚至将改变中国的政治地图。

恰如网民所说，2007年度网络英雄，无疑是被2006的《时代》封面人物选上的“YOU”，即千千万万的网络大众。2007中国的“YOU”初显力量，“你”实在太伟大了

2007年留给我们的悬念：土地宣言者的命运如何？土地制度走向何方？通货膨胀能否被遏止？股市泡沫如何终结？系狱的作家、记者、律师及一切政治犯能否重获自由？北京奥运将是1936年柏林式，还是1988年汉城式？……都期待着“你”去仗剑出行，扫荡不平。每一个人的意志，只要表达出来，都是改变现状的一股力量，都是使上述悬念在2008年获得正面结果的一股力量。

最大的恐惧是恐惧本身。关键的问题是，你是否敢于表达你的政治意愿。当你写下来了，当你有权利声称：“我说了，我拯救了我的灵魂，”实际上，你就参与了伟大的变革，你就进入了2008那个巨型舞台，你就参与演奏了2007年那未完成的交响，完成了你心目中的2008年的交响——融入人类文明大家庭之梦。

日前，中国官方媒体发表文章纪念中共元老习仲勋，习仲勋的女儿齐桥桥谈到了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细节：文革结束之后，被监禁了十六年的习仲勋终于复出，主政广东，女儿齐桥桥随侍左右。

习仲勋到广东时，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经过十年动乱，民生凋敝，很多人以命相搏，到异地寻求“乐土”。当年八月，全省就发现偷渡外逃六千七百零九人。习仲勋多次深入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根据当时的规定，被抓的偷渡者要统统送到收容站。习仲勋实地察看收容站时，时值盛夏，收容站条件很差，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农民，习仲勋哭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齐桥桥说，父亲到沙头角，看到香港那边灯火辉煌，而我们这边却一片荒芜，十室九空，只剩老弱妇孺，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觉得一定要搞经济特区，一定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在中共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习仲勋，是广东改革的倡导者，也是党内少有的开明派元老。在胡耀邦被非法罢黜的时候，他是惟一为胡耀邦辩护的元老；在八九民运中，他也坚决反对军队的镇压行动。习仲勋的眼泪是真诚的眼泪，不像今天温家宝的眼泪是作秀的眼泪，温家宝四处挥洒的眼泪比香港三流演员的眼泪还不值钱。习仲勋的眼泪里有真情，有怜悯，有愧疚，有羞耻。一个政权无论如何高举革命的旗帜，无论如何宣扬爱国的道德，却连民众的生存权都不能保障，民众没有用手投票的权利，便只好用脚来投票了。

在中共统治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难民涌向香港，以及从新疆逃入苏联的诸多重大事件。而中国公民偷渡到欧美发达国家，在统治者宣称“大国崛起”的今天，仍然屡禁不止。英国多佛尔海滩中国偷渡客集体死亡事件，震动英伦三岛，英国民众纷纷前往事故地点献花纪念，偏偏中共的使领馆为了“面子”而保持沉默。

习仲勋是少数将民众的生命看得比国家的面子更重要的中共高级官员。当今中共的“王储”习近平是习仲勋之子，不知他是否具有乃父的心肠，不知他是否会像乃父一样流泪？为山西黑窑的奴隶童工而流泪，为被埋葬在煤坑下面的矿工而流泪，为被像猪狗一样关押在各地“驻京办”的访民而流泪？为以以死亡相拼讨要薪水的民工而流泪？

当然，仅仅流泪是不够的。习近平的地位远比父亲高，施政空间也远比父亲大，且主管港澳事务。他若能顺应历史潮流，接受香港民众双普选的呼吁，则香港必能长治久安；他若能让内地向香港学习，不仅发展经济，且推动公民社会的壮大，不仅注重民生，且尊重民权，那么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则有可能超过乃父。

在我心目中的好老头里，张思之大律师有不可动摇的地位，自然因为他是我的辩护律师。他具有最精湛的专业水准，写出的辩词文采斐然，滴水不漏，篇篇堪称最高范本，显示出他的睿智、博学与雄辩大师的高超技巧。他还那么风度翩翩，从知天命之后才得以“务正业”，到今天八十华诞飞雪盖顶，他永远是一表人才，浑身上下一尘不染。他具有的不仅是中国大律师的风范，也是中国最精致最有尊严的男人的风范。

作者与张思之（左）合影

他是我心目中数一数二的好老头，当然不仅仅因为是我的辩护律师。书写大律师张思之往往都注重他事业最辉煌之点，一九八0年中国拨乱反正之后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张思之被指定担任“两案”的的辩护律师组组长，本来指定他还要做江青的辩护律师，可是第一个提出需要律师的江青，只一个上午的工夫又不要律师了，马上张思之就被指定担任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当时是刚刚恢复律师建制之后的最高政治任务，也就是要绝对充当“聋子的耳朵”，张思之竟然能为李作鹏抹掉了两宗大罪，一是参与以林彪为首的、到南方另立党中央的活动；二是参与谋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自张思之之后，中国律师还无人能如此神奇地充当那么大的“耳朵”，中国也再没有那么大的审判。若是用人民心里的那杆秤来秤量，张思之远不止是中国第一大律师，他是人民良心的象征，那才是真正的辉煌和荣誉。

一九九0年的新年，我能想到张思之在想什么

一九九0年元旦，我被安全局从平谷县秘密转移到永定门外定安里一处居民楼的5层继续关押已经四个月，失去自由正七个月了，在北京城这个人口密集处，我扒着窗户向下望，看不到过年的气氛，晚上听不到鞭炮声，北京人连放炮的心情都没有了。我知道，永远失去亲人的在悲伤的痛哭，像我一样被抓捕的，家人在揪心地惦念，更多的人还在铁血大屠杀的场景中战栗。晚上，就连旁边房间里的看守，谈论的还是六四，我听见她们说，会使枪的人那夜呆在屋子里，根据枪声就能分辨出“这枪打空了……，这枪打中了。”张思之大律师，90年的元旦，你在想什么，我能想得到，你一定也在想六四。

八月十日，我突发心脏病，十八天之后，关押近十五个月没有任何文字手续，我被释放回家。丈夫对我说：“你哪里也不要去，但一定要去看看丁子霖老师，她的小儿子被打死了。”儿子在旁边说：“他们两人一打电话，就对着哭。”天哪！我知道人民大学打死了一个高中的学生，怎么也想不到会是丁老师的儿子。仅隔一天，我就去看望了丁老师。九一年元旦之后，我必须频繁走出家门了，因为陈子明、王军涛两案进入了法庭审理，他们是政府指定的黑手，是我的经济学周报的同事，我责无旁贷要写报道，要告诉全世界他们是中国多么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无罪。军涛家人聘请的辩护律师正是张思之。那时候可没有维权律师的队伍，张思之当时因六四也正在接受审查，“不尊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六四学生闹事”、“发表含有政治错误的文章”、“讲课缺乏阶级观点”，都是罪名，为王军涛做辩护，无疑要把已经扣到头上的一顶顶罪名做实。三月，张思之为军涛的辩词和我的两个长篇报道都选择在八十年代富有自由民主传统的香港镜报杂志发表，镜报六四之后也被中共当局多次点名。但是我收到来自镜报的反馈是：“我们后悔报道王军涛，香港人对六四已经厌烦了，影响我们的销路了。”实际是老板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诱惑之下准备转态了。面对如此恶劣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张大律师舍己求真，凭借的难道只是勇气？

一九九二年最吸人眼球的鲍彤案进入法庭审理，鲍彤案的实质是要他代共产党受过，要把六四屠杀的责任强加到反对开枪的赵紫阳这个大秘书身上。我采访了鲍彤夫人和女儿，她们告诉我为鲍彤聘请的律师是张思之。我非常激动，我知道中国司法史上最丑陋又最华美的一章即将展开，鲍彤和张思之是最完美的组合，他们以正义和人性为剑，将与专制独裁的刽子手正面交锋，不管他们躲在密室里看实况转播还是看录像。

张律师为我辩护，孰输？孰赢？

张思之在他专著后记中，这样写到了我：“战到一九九四年，‘败绩’又扩大了。我在高瑜”非法提供秘密“罪案中感受到了前此未曾经历的困惑。”作为当事人，我不尽认同。我认为这是被强烈的情结蒙蔽了的一种苛求。就像他批评鲍彤的“当局者迷”，鲍彤在法庭陈述里要求法庭“不唯上，不唯书，唯客观就行。”张思之写道：“对于他的案子，要求法官做到”不唯书“，可能；要求”不唯上“，又怎么办得到呢？哪个法官能判定这个案子呢？”鲍彤的苛求是对法官，张思之的苛求是对自己。

一九九三年秋，奥运投票北京输给悉尼一个星期之后，十月二日我第二次被当局抓捕。第二年三月，我在安全局大红门看守所接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为境外机构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对我的起诉书，因为看守所拒绝提供任何法律文本，我根本不知道我是以重罪被起诉的。四月临近开庭，我见到张思之和牛炳宜律师，临别张律师只反复说了三个字：“重点好，重点好。”我一直自己在解惑，是安慰我，还是让我有思想准备？

在北京中院对我不公开审理的秘密法庭，两位律师为我进行了无罪辩护，我为律师为我付出的巨大辛劳，感动无比，他们为证明我向办案人员交代的给香港镜报写的几篇时政评论不涉及国家机密，拿到法庭厚厚一摞多达五十多份证据。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使法庭不得不接受。二审阅卷张律师发现这五十多份证据竟然一份也没有入卷，不知被搞到哪里去了。经过漫长七个月的等待，中院以“本案证据尚需进一步查证”，先后两次退检察分院查证。十一月二日清晨，我从每天仅有的半个小时新闻广播中，听到副总理李岚清结束访美，明显是无功而返，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复关“的最后努力泡汤了，我就要宣判了。”十日一早，我被拉到中院开庭宣判，令我大大惊讶的是我的家人没有出现在听众席，我的律师张思之、牛炳宜也没有在辩护席，中国法律硬性规定，一切宣判都应该是公开的，这不是非法宣判吗！更让我惊讶的，法官宣读的判决书，认定检察分院“指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却给我改了罪名，将“反革命罪”里最高至死刑的“为境外机构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改为“公务员渎职罪”里的“泄密罪”。此罪刑期最高七年，判了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我在法庭上笑了，这弄得举着相机和闪光灯的法庭摄影不知如何是好。我认为两位律师为我的辩护胜利了，他们正义的辩词击倒了强权，虽然强权耍赖，死不认输。

法庭宣判的闹剧一直扩大到庭外，不到中午，香港、美国、法国，世界各地记者的电话就打到我家，问：“你妈被判6年，你有何感想？”儿子如实回答：“我还不知道。”儿子打电话到办公室问他爸爸，他爸爸也不知道，有意思的是我丈夫打电话给张思之律师，张律师也不知道，由张律师向法庭求证，二十分钟之后回电：“是有这么回事”。二审由张思之律师和他的学生傅可心律师继续为我做无罪辩护。

我有一件对不住张律师的事，一直埋在心里。一审法庭辩论，那位享有“杀手”之名的女公诉人，最后竟然求助审判长注意我六四的表现，她说：“高瑜参加动乱、暴乱，是她今天犯罪的根源。”我予以痛斥，我说：“公诉人依据的是陈希同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向人大常委会做的那篇报告，将我一篇优秀的新闻报道打成动乱、暴乱政治纲领，这是对我的政治诬陷。”二审之前，见到张律师和傅律师，我提出要起诉陈希同，张律师支持，说还要当我的律师。九五年元月五日，我下到最边远的延庆监狱之后，就提出要起诉陈希同，监狱慌了手脚，让我家人给我做工作，刚下监我确实感到身心疲惫，我答应可以缓一缓，没想到只不过四、五个月陈希同就垮台了。对张律师我算违约。今天我懊悔莫及的是张律师少留下一篇涉及政治学家严家其，并推翻陈希同“提出非程序权力更迭就是倒邓保赵”，这样维护老人政治，诬陷八九民运的诉讼。

九五年，魏京生和王丹第二次被判重刑。我曾经给张律师写了一封信，想和他开开玩笑。我说谁让您为我辩护得那么好，我要是被判个10年，20年，当局可能不至于那么急赤白脸马上再抓重犯，您大概也可以歇一歇，不用马不停蹄净办这种大案要案，您太累了呀！结果信被狱警当面撕掉。

张思之的情结，也是人民的情结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五日，农历除夕，我被“保外就医”。张律师来看我，送我不是一束，而是两束鲜花。十二月五日，又送我在台湾出版的专著《我的辩词与梦想》。这本著作至今也是张大律师从业的精彩卓绝的记录和中国司法现状的缩景。张大律师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辩词，将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鲍彤“泄密、煽动案”、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高瑜“泄密案”四个六四案放在最前边，这是他的六四情结，也是全中国、全世界善良的人的六四情结。八九民主运动是中共建国后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它连接了苏东巨变的链条，在中国却以六四大屠杀为终结。这个情结经过年复一年的积蓄，它已经把五七年反右运动，三年大灾害饿死三、四千万人、十年文革，中国的另外三段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令当局防不胜防。对人民来说，争取民主自由的历史和专制制度对人的残酷迫害的罪恶不可分割。去年是张思之律师从业五十周年，今年是他的八十华诞，正是这四段中国历史锻造出中国的大律师张思之。

一九五七年，张思之是北京市律师界被打中的第一个右派，此后被强迫劳动改造十五年。三九冬夜，右派要干十余个小时的窖冰。张思之回忆：“有几位朋友一趟可以拉上四块到五块，千斤之重，我就差得远了，每次只能拉上两块，四百斤。一趟下来，虽然气温不会高过零下五度，拉冰者都是汗流浃背、棉衣湿透、常能拧出汗水，收工寻火烤干，夜战再披。”

十年文革之后的第四年，张思之成为北京市律师界的负责人，主管全市的律师业务，编写了《中国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是第一部律师业务专著，并主编了多种律师培训教材。两案审理，是一次出色的律师实务。对于李作鹏的辩词，有两条是张思之顽强坚持下来的。一是律师认为“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张思之说：“这不是多余的废话。在我看来，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请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庭审活动应有的广泛的监督作用。”二是对李案的判处应考虑他“早年的革命历史。”

张思之眼中，李作鹏与江青完全不同，“当时我的印象是，他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个结果了。说一句比喻不恰当的话，这个人真的是个硬骨头，确实是一条好汉。所以廖耀湘是毁在他手下不是偶然的。在辽西战场，当时林彪并没有让他那样子打呀，一看当时情况，啪，大麾这么一脱，管你是谁，林彪也不行，就是这样干了。讲这个，我要掉眼泪，真的，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步，不简单。”李作鹏还是破密码专家，“没有我破译这个密码，想越过草地，门儿也没有。”这是李作鹏对张思之说的。张思之生动地记述了案结后会见李作鹏：“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出来，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没敲到中心点上。“”呵，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脑子的确转的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临到谈话结束行将道别时，他冒出了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诉我：”二十年后给你！“我无可奈何地答复他：”那好，我等二十年“”

从敲边鼓到擂鼓芯有声总是胜无声

二十年中，“敲边鼓”一说，一直让张思之联想到一曲著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乐手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滚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难道我们在”滚核桃“？”一直是张思之的自问。

八七年，大律师为辽宁台安三律师被诬遭非法逮捕申诉、为广东电白百户渔民、为保定农民电力工程队担任诉讼，锤锤敲定鼓芯，赢得全胜。88年，他三上大兴安岭为亲临火场指挥救火的“首犯”——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辩护。走出法庭，受到千人簇拥，高呼“人民律师万岁！”六四案，张思之在法庭上擂动鼓芯，是世界聆听之声，他却自嘲是“屡战屡败”。军涛案闭庭之后，张思之哭了。他说：“我没有留后手。我哭我自己，主要源于我不得不、不能不在法庭上去维护一个我也说不明白的”大局“，却无能来维护人民的法律不被曲枉。”

二00一年三月，是张思之和李作鹏约定的日子。从山西到北京，几经周折确定李作鹏在北京安度晚年。中间人说：“李作鹏此人现在谁也不见，所以你们就死了心吧。”张思之说：“我不死心，请你告诉他，我是张某人，”电话打过去，李作鹏说：“张某人，我见。告诉他我的电话”约来约去，约到5月16号。

《评律师》：尊敬公证人，天知无偏心；官方辩护词，和尚照念经；遵命防风险，明哲可保身；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

这就是二十年前李作鹏写给张思之的诗。李作鹏说：“你不要生气，如果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样。”张思之说：“你这里边，讲了我明哲保身，我说这个事情不存在，因为我是官方派的，官方辩护词嘛，你头一句话就是这个嘛，我给官方办事情，我还需要明哲保身吗？”这个时候，陪同一块儿去的那个年轻律师插了一句：“我们张老师不是那种人，他哪会明哲保身啊。”李作鹏大怒，“啪！”把张思之的大腿一拍：“明哲保身就不错，那么个恶劣的环境，能够做到明哲保身，容易吗？”

“两案”充当官方律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作为律师，我认为应当是一个天然的人权主义者。身处封建专制传统绵亘千年不衰的境地，”肉食者“的权利意识历来淡薄，使用法律维护人权恰恰是律师的”正道“。”六四之后，张思之这样说，也不畏艰险，一直这样走。冰点事件，全社会都听得到张思之大律师为中国的民主和言论自由擂动的法治建设的鼓声。二00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六届四次常务会通过并试行《关于律师办理群体事件指导意见》，张思之大律师着实愤怒了。他又一次擂击法治的鼓芯，他质问妄图驾驭十三万律师的领导集团：“让我特别不安的是什么呢？你们说：正确处理这类案件对建设和谐社会至关重要。请告诉我，你们的和谐社会是什么？你们和谐社会的蓝图是什么？什么叫和谐社会？如果是共产党人的话，就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没有让你们为和谐社会而奋斗。其次我们现在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要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可能有和谐社会，因为你要专政，四项基本原则主要一条就是要专政。”

我热爱张思之大律师为中国擂动的宪政和法治的鼓声，它给人民深刻的启迪和鼓励。我同样热爱童颜鹤发的他特有的穿成串儿的笑声，无论见面，还是在电话里，听到冰糖葫芦般的笑声，我都感到由衷的愉快。那是曾经沧海、见识巫山的人才会有的爽朗、还带顽皮的笑声，那是一种永远的笑声。

二00七年十二月

原载《开放》杂志2008年1月号

偶一日看到介绍南极企鹅在暴风雪中情形的一段电视节目，给了我极深的印象，也引出我一些思考。

电视中拍摄着在南极冰天雪地里，企鹅群集，彼此依偎。为了防御那暴风雪的侵袭，她们结成一个紧密的圈，但却不是静止固定的，也没有始终的圈外与圈内。在这个动态的圈中，一切都是在流转当中，谁也不会永久地在圈中心享受温暖，而同样谁也不会永久地在圈边沿承受风寒。企鹅们不断地转动，一则让自己在严寒中保持活力，一则使得正面抗御寒流的企鹅不断地在转动中轮换，以不至让某个或几个成为寒流长久攻击侵袭的对象。在这个企鹅圈中，最强壮的企鹅也不会成为长久抵御风暴的对象，因为任何个体企鹅的强大相对于风暴都是弱小的，而同样任何弱小的企鹅也都有可能在动态的流转中面临正面的寒风吹打，但由于这种转动却不致使他们遭遇生命危险，因为他们背后有群体的支持，从而使他们变得强大。如此，企鹅战胜了一次次超越个体生命承受力的严寒，从而使这个群体得以顽强而健康地成长。

面对南极的严寒，任何个体生命都显得那么脆弱，那么存活下去的艰难。然而企鹅群却将这种严寒变成生活的正常，原因就在于她们结成了一种群体力量。应该说若没有群体的力量，若没有企鹅群互相的依傍，任何单个的企鹅也别想在南极生活多长。可见南极是一个需要群体，依靠群体，只有群体才能生存的地方。

南极的严酷环境是超越我们想像的，以人类目前的技术水平，要想在南极长久生活都是极为困难的。然而企鹅却以群体的温暖战胜了严寒，将南极不宜生命生长的地方变成了自己种类独享的庄园。这其中许多道理是很值得我们仔细思量的。

首先是结成群体的自觉意识。企鹅在强暴风雪来临时，会非常自觉地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不断转动的大圆圈。这种抗御风暴的自觉是动物的本能，也是千万年在自然风暴中凝聚起的灾难意识。我想是历史上一次次个体被灭绝下的惨痛而在企鹅群中生发出的群体依存共识。

其次是轮流抗御形式。企鹅群中没有完全独自为族群抵御风暴的英雄，企鹅群圈不断地转动，不断更换正面抵御风暴的企鹅，形成一种流动的分担风险与责任形式。这样企鹅群中单个在风暴下都很弱小，而轮流以弱小不断化解正面的风暴，使风暴的摧残力被分化在无数的个体轮换时间下，这样风暴的强大就消失于企鹅的流转中。这种轮流的，将猛烈的力量分化瓦解的形式是极具启迪意义的。值得一切弱小者抗御强大者侵害时效法。

再次是不停止的运动。在风暴下的企鹅群几乎没有一刻的停息，那种持续的移动，使每一个在圈中的企鹅都保持着运动活力，都在群体转动中无法独自停下来。这种群体的运动就是促使个体运动的强大力量，会有效地克服个体的惰性，使个体在其中身不由己，且也不知疲倦。若没有这种运动，在严寒暴风中，企鹅再保暖的皮毛可能都阻止不了被结成冰雕的命运。正是这种持续的运动才提供出抵御严寒的身体热力。

一个企鹅群的生存是这样，同样在一个严酷的社会中，任何试图战胜严酷环境的个体也无不如此。面对强大的社会现实，任何指望改变现实的个体都会显得那么的弱小。只有这种弱小结成了一个群体，才会避免弱小，才会转化成强大。而弱小要转化成强大就得吸取前面企鹅结群的精神与智慧——自觉结群、轮流抗御、不竭运动！

由于人可能比企鹅多了点自由意志的东西，所以人类社会的历史一再显示出人在结群时的问题，人们往往对严酷的现实缺乏企鹅那种本能的认识，人常常将自己幻化成可以战胜一切的英雄，而影响那种结群的自觉。同时人群似乎更缺少那种轮流抗御强敌的默契，要么是一夫当关，要么是作鸟兽散，那种彼此分担，相互温暖，共同御寒的协作与自觉实在很有必要得到培养。当然群体合力下克服个体不足与惰性，这是运动的必然结果，前提条件是不可停止，一旦停止，那么群体就可能面临瓦解，而个体则可能面临消亡。

在企鹅结群御寒中，尤其值得强调与记取的是那种轮流的担当，即轮流正面抵御风寒。由于有这种轮流的形式与精神，谁也不会埋怨谁怎么样了，因为谁都得面对，谁都得表现。这样可以避免那种台上跳舞台下乱评的情况，因为谁都即是演员也是观众，谁都得面对远超过自身承受的风险，而战胜这种风险的力量就是在自己身边的群体。所以轮流分担是群体化解纷争一致御寒的重要保障。

由南极企鹅自觉结群抗御严寒风暴的特点，我们可以反观中国今日风起云涌的维权。面对强大的极权统治，任何个体权利的维护都显得那么弱小。为了使这种弱小的维权变成足以对抗强大极权侵害的力量，维权个体的联合结群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而在这种联合中应该看到每一个个体都是抗御强权侵害不可或缺的力量，但要避免那种个人英雄主义，即依靠个体来长期担当与极权正面交锋的情况。中国

今天的严酷现实是足可以摧毁任何可能的英雄，折断任何刚强的翅膀。面对这种情况，诚如南极上的企鹅，惟有仰仗群体的力量，并在群体的轮番转动抗御中，才能将强大的极权侵害消蚀掉。

让我们铭记企鹅战胜严寒风暴的“结群－轮替－运动”精神，努力推进中国维权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