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补选而进入立法会的陈方安生，自入议会大厅以来就不断受到曾德成、曾钰成兄弟和梁振英等专制独裁政权的走狗们的围攻。对此，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这是几条幸运的走狗。他们的幸运仅仅是因为他们还赖在香港，如果他们像他们的爱共前辈那样回到中共的怀抱，他们就一定逃不掉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的命运。
一九四九年被诱骗回大陆的人，据说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然而当中除几个早死者外，命稍长的如胡风、毛健吾、胡一声等都没有好下场。船王卢作孚回去后吃安眠药自杀，包玉刚跑出来则做了更大的船王；陈祖泽回中国表演跳楼，马万祺留在澳门却成了中共座上宾；章乃器扔下巨额资产回大陆投共当右派，他的合夥人王宽诚变成了超级富豪；徐铸成回去当了劳改犯，他在香港的徒子徒孙曾德成还可以张牙舞爪；宋云彬、吴祖光兴匆匆回去成了贱民，他的后辈曾钰成、梁振英不引以为戒还在为虎作伥。
曾德成、曾钰成和梁振英难道和他们的前辈有什么不同吗？没有。在毛泽东眼里，都不过是一群猪狗而已。“知识份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狗，就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送给中国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美丽别名。曾德成、曾钰成和梁振英充其量不过是几条幸运的“狗”罢了。
时事评论员和网路作家李大立先生大着《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彼岸出版社），所展示的正是从香港回到“祖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知识份子、职员、小市民五十多年来种种不幸的际遇。《故事》让那个令人恐惧、饥饿、屈辱、绝望的鬼魅世界，又重现眼前：人们读书、生活、爱情固然被无端剥夺，事业、理想也被摧毁殆尽；那种青云无路、报国无门的无奈，至今读来仍愤恨难平、悲哀难抑。
中共掌权伊始，便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是杀俘、杀降、杀与海外有联系的华侨和港澳同胞。一九五二年，七岁的作者就见过“穿着蓝制服，斜垮着帆布子弹带，背着步枪的民兵”抓外婆回去“斗地主”。“土地改革”中，中共杀了一百多万地主，且株连了人数更多的亲人、家属；广东省由於陶铸、赵紫阳执行“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极左政策，杀人尤多。学校也是阶级斗争的熔炉，在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的红色恐怖中，作者那个二十八人的小班，就揪出了四个“反动学生”；作者也惶惶不可终日，唯恐陷入“全国特务网”或“反革命小集团”之类，随时会被扣押、随时失去自由、随时被拉去批斗。仅清队一役，上海同济大学就有四十多人自杀：同济大学副校长蒋梯云、高等数学教授孙国楹等。《故事》中的这类故事，对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都是耳熟能详，或有及肤之痛。
三年人祸，中国饿死四千万种粮食的农民，是千古暴政。《故事》也描述了当时城市的饥饿，广州广雅中学学生在学校食堂里吃“双蒸饭”、蕃薯苗、“猪乸菜”。最困难时，学生还吃用甘蔗渣做的“蔗渣饱子”、用稻草做的“人造肉精”、用米糠做的“糠饼”，吃用尿水培养出来的“小球藻”。作者在香港谋生的、年近六十的姑母，每次回广州都要肩挑背驮的带一大铝锅红烧肉，接济广州的亲人，在眼下的年青人看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毛泽东共产党专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憎恨、仇视知识和知识份子。作者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广西省来宾县一个叫石村的山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最让人绝望的就是，有才华的人、正直的人，总是被扼杀、被摧残。像《故事》中作者的父母、伯父母、舅父母。作者父亲是普通知识份子，他爱妻子，爱家庭，只求安稳，只要求能平安地打份工，然而这点卑微的愿望在共产中国也无法实现。随着“阶级斗争”愈来愈激烈，社会愈来愈黑暗，所遭遇的打击和灾难也愈来愈深重。“父亲也饱尝了被人无端撤职降薪、被人监禁斗争、罚跪殴打、强迫劳动；被人视作阶级异己分子”，“由此自己的子女也跟着被人蹧蹋，上学读书参加工作都备受歧视”；晚年又因心爱女儿的早逝，备受精神折磨。
作者一生清白的伯父在一九五六年肃反运动中，却因“莫须有”受处分，以致影响到他大女儿的入党和留学苏联。遭中共党员陷害，被以“贪汙”罪名送到三水农场劳改。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个儿子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不幸溺水而死，赶到海南岛办理儿子后事的伯父曾哭昏在儿子的坟上。
在香港一大机构做事的作者舅父，误信了马列主义而加入中共地下党，当过香港华员会首任会长。在中共指挥下领导九龙海关“起义”，以接收大员身份接管广州海关。但他也因是“地下党”、“知识份子”的身份，而备受岐视和排挤。有他舅父这样遭遇的，仅广东省就有古大存、方方、冯白驹、吴有恆等数万人，他们全被以“不纯分子”、“特务嫌疑”、“地方主义”等各种罪名给予打击、清洗或肉体消灭。
曾德成、曾钰成和梁振英们一面享受着资本主义的幸福，一面却大发“接近权力中心”的颠狂而偏要引狼入室，偏要用中共的黑社会主义来颠覆香港的自由主义、法治主义和还不太完全的民主主义。他们真不知道跟着中共跑没有好下场吗？当然不是。他们比谁都明白，你看曾钰成早在一九九七年前就把妻儿送到加拿大去了。他们只是为了个人和一小撮人的私利而出卖香港人的利益，其心可诛，其人可恨。
读李大立的《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更让人看穿曾德成、曾钰成和梁振英们卑鄙、恶毒用心。
原载《开放》杂志2008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