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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07年10月，网上传来消息，我获得独立中文笔会第五届自由写作奖，相对于中国官方的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这可谓汉语文学界的最高荣誉。它令我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一个书名：异端的权利。

自由写作奖的前四届得主次第为——以写《黄祸》《天葬》而著称的作家王力雄；以写《往事并不如烟》而著称的作家章诒和；以写《潜规则》和《血酬定律》而著称的学者吴思；以追寻和写作《寻访六四死难者》而著称的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和他们比起来，我的人生及文字信念远远不够坚定，在公共领域的影响更是望尘莫及。可能是嗅出笔会有可能奖掖后进的兆头，在今年夏天，我们几个海内外的反动文人，包括郑义、一平、陈迈平、胡平等等还合计着，准备要联手推举成都作家汪建辉，因为老汪的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写得实在好。先是评论家胡平慧眼识珠，撰写长文，令它最终得以在美国的明镜出版社出版，始而在反体制的读书界激起阵阵反响。我连《推荐辞》都准备妥了，就用《文学特务汪建辉》的最后两段，结尾是：

老汪通过小说，终于道出自我多年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由此在眼花缭乱的转型期历史中成为一道界线，一个不可忽略的作家。但愿有更多的作家读了《中国地图》之后，天良发现，向党和人民自首，交代从1949年以来，或者从1952，1955，1957，1958，1959，1962，1964，1966，1967，1976，1978，1984，1987，1989年以来的可耻行径——一部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文学史才有望在百年后构成。

但是这个阴谋迅速破产，原因是老汪身为某报的资深划版编辑，如果得了这个比“茅盾”、“鲁迅”和“巴金”更权威的异端文学奖，那饭碗肯定就没了。个人倒好说，裤带勒一勒就过，可老婆孩子咋办？才攻到小半截的楼咋办？所以老汪在谢绝之余，还冲我苦笑道：既然是这个命，就让我继续当文学特务吧。

于是，后来，我就得了这个奖。

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领奖都是文人的体面风光事，银子虽然不多，奖牌上也不可能镀金或镶嵌珠宝，但这不是慷纳税人之慨的五个一工程，抑或某个企业家赞助的龌龊玩意。所以，理应挺直腰板，高调进京，恭候上台领取那由当今中国最有眼力最有肩膀的知识分子群体所颁发的荣誉。可是我却做贼一般，提前数日潜入北京。不敢通电话，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看多了；不敢坐飞机，怕一验《身份证》，人就叫扣住。众所周知，我的行踪诡秘有道理，包遵信，别人眼中的伟大启蒙者，我眼中的可爱酒徒前不久弃世，京城内外、全国各地的众多吊客就分别被专政机器卡在原地，动弹不得。我当然也动弹不得。我之所以没像别人那样，公开粗着喉咙给警方叫板，其实出于私心，何必提前亮相招惹？

与若干次单线接头的采访一样，我这个浑身流氓习气的底层混混终于在京城露面了。一出火车站，我长长吐口气，跟上岸的潜水员差不多。次日继续鬼鬼祟祟，埋头钻入刘晓波同志的家，转眼天黑，又随刘氏夫妇转移到楼下的金山城火锅馆子，会见笔会新任副会长江棋生同志。四周灯火辉煌，人头跟麻辣锅里的泡沫一般，热血沸腾，我们也谈笑风生，放胆开吃。刘晓波也破戒，连抿几口小酒。我和马少方在灌二锅头的间隙，还抢刘霞的红酒喝。江棋生慢悠悠地讲他天天游泳的掌故。真是和谐啊，我还乘着酒意，提前摸了一把沉甸甸的透明奖牌——我检讨，这不太符合规则，因此受到酒疯马少方的声讨，但是刘和江，两位懂规则的学院派充满怜悯，只冲我笑。

接下来，江棋生骑车返回，剩下诸位意犹未尽，就再次转移到刘霞的女友家喝。差不多从20几岁开头，我还不太沾酒的时侯，刘霞就是我的酒师傅，没料到她的女友酒量也深不可测。她们俩边喝边嘲笑男人们，指使不喝酒的刘晓波给三个酒徒开酒。

那晚我自然吹了箫，还放开喉咙吼了一阵。刘霞坚持认为，我是个天生的戏子，如果有登台的机会，能把许多不着调的明星给盖下去。所以，颁奖会那天，一定要拿出吃奶的力气，表演一把。我点头称是：能用吹箫代替致受奖辞就最好了。

接下来，记忆有些恍惚，似乎乘醉欣赏了刘霞直接画在墙上的作品。那是天才之作，真的，只有一个熬夜的敏感女人才能抓住如此的幻象，人头如植物一般长出来，眼神又如植物一般稚嫩，饱含忧伤。

折腾到凌晨4点多，刘晓波严辞拒绝再开酒，于是我和刘霞只得跟着他下楼。冷空气一激，我也清醒地摸了摸兜里的钱包，感觉北京真大，北京真荒芜，像在月球上。出租车一路狂奔，刘晓波后来说，我一直回头冲他唱歌，不记得了，我不会这么幼稚吧？

接下来，依旧颠三倒四地过。乡巴佬好不容易进城一趟，没别的，就图个频频吃喝，与久违的友人们碰面找快乐。虽然你我他或许坐过牢，或许冤魂缠身、持续热血，但人生无常，今日过了有没有明日？难说。所以用不着谁对谁“铁面无私”。话不投机就翻脸，就如专制政权对待群众，话不投机不仅翻脸，而且要开杀戒。为了信念抑或任务，而恨不得把你的朋友砍几刀，是斯大林、毛泽东、原教旨的共产党，而不是你我他这种吃五谷害百病的习惯睡懒觉的流窜主义者。

说得有点过了，我的许多朋友其实没有流窜，他们长期蜗居在京城。如刘晓波同志这类，经历过血案，又不愿意被洗脑的蠢家伙，是被迫的；其他人，如我20多年的朋友唐晓渡，未必没经历过血案，未必记忆力就不如刘晓波，可老唐先认栽，后认命。老李、老张、老王也认栽认命，生存永远是第一位，唐吉珂德大战风车虽然能够成为世界名著，但是谁又能坚持在六四至今的这些年，天天早晨冲着窗外日新月异的肮脏空气挥舞老拳？所以，我爱我的一切朋友，认命和不认命的都爱，行内行外、相干和八杆子打不着的都爱。只要没有彻底世故下去，当老婊子立新牌坊，都千疮百孔，卖不动了，还要倚仗自己被操多年所积累的聪明才智煽乎；只要别人还能浪费时间，来参观你这种无用的怪物，还冒着糖尿病、痛风、高血压甚至突然偏瘫的危险，陪吃陪喝陪怀旧，陪手舞足蹈。

借此，我向政府公开交待，我在京短暂几日，会友众多，不完全统计有：高氏兄弟、唐晓渡、曾来德、野夫、王天成、武文建、王宏伟、文贤、李致文、党真、岳建一、王家柱等等。女士若干，就不用披露姓名了。本来约定在22号的颁奖会后，还有十几二十人以上的吃喝娱乐盛会数场，算命幽会一场，可惜全打断了。

还有一件不愉快，就是编排过《非常道》的余世存那厮，曾号称京师文化界第一酒徒，以前久别重逢，总要大醉一台，不料这次居然以血脂高、痛风复发等托辞，只舔了点点白酒和红酒。更不叫话的是，他竟约我去参加纪念陈独秀、胡适某某周年的法学界研讨会。老余啊老余，这笔帐先挂着。

12月20号夜间，我在20层以上的高楼登陆互联网，猛然读到上海警方拘留李剑虹女士的消息，不由吃惊。李女士为今年独立中文笔会“林昭奖”得主，按常理，她也该抵达了北京，准备着与我一道出席颁奖仪式，然而。我拉开窗帘，冲着北京的广袤夜空发呆，我不是蜘蛛侠，能够在无形的巨网里穿梭，可马上换一个住处肯定行。于是，三五分钟就收拾完行囊，临出门的刹那，我又颓然止步。干吗呢？除非我这个自由写作奖得主放弃领奖，人间蒸发，否则，他们总会在半路抑或颁奖的地点守候，不把重新露面的我逮个正着，是不会罢休的。多年的革命实践证明，人民政府要决心干自以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事，都如赌徒扛枪上赌桌，不惜血本。

问题很严重，值得思索，可遗憾的是，我早早就熟睡如猪，连晚归的老哥们忠忠敲门都没听见。次日中午醒来，下楼在饭馆吃东西。忠忠一脸严肃地坐在对面，说预感到有点不妙。我懵懂道：有啥子不妙？要不妙早不妙了。要不妙我只能呆在成都，连门都出不了。话音未落，穿制服的女片警就领着几个便衣进门，我的心脏狂蹦几下，不得不佩服残疾人的第六感官超常。

他们先与忠忠客气两句，就牛皮糖一般粘上我了。3个人不离左右，挟持我进了包间，坐下来没交谈几句，他们又称环境不好。我说很好啊，门一关，除了你我就没别人。他们敷衍道：是啊是啊，但是太闷了。我说不闷啊，很舒服啊。他们心不在焉道：舒服？不不，太闷了，我们到派出所吧，那儿要好些。我说我不去派出所，大凡正常人都不愿平白无故地进派出所。如果你们硬要让我去，就按正规的法律程序走，请出示《警官证》和《传唤证》吧。他们连忙陪笑道：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你是著名作家，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怎么敢有这个意思。不过，协助政府工作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我们相信你会跟我们走。我说如果我不呢？他们的陪笑立马变成狞笑：嘿嘿，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执行公务。何必大家不痛快。接着斜过肩膀，要搜我的身，还问有手机吗？我煽开他们的手腕，说没手机，你们不晓得世界上有一类人不用手机吗？

于是我们站起来。临出包间之际，我说要小便。接着就不由分说地紧赶两步，钻进对门的厕所。我蹲下来大便，真遗憾，很顺畅。一个警察进了隔壁，另一个警察做出尿急的样子，呱呱拍门。我吼一声“屎不让人拉完”，就立即掏手机发短信，几百元的东西，低档，速度慢。我好不容易按完“警察来了，要强迫带我走”，连发两遍，中途还有个该死的无关痛痒的酒电话打进来。

我不断地冲水，以便掩耳盗铃。

我一遍遍地擦屁股。这一生中，我第一次这么看重我的屁股。

我向厕所鞠躬致敬。然后人模狗样地重现。几进宫的贼头习性，促使我将钱包和手机拿出来，交给吧台，叮嘱代为保管。警察插话：有这个必要吗？我答：当然嘛。赤条条地耗去，光脚不怕穿鞋的。警察哼哼道：真他妈的逗，你们四川人都这样？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的日益迫近，中国当局并未象外界期待的那样，变得逐步开放、宽容与尊重人权，以与国际奥林匹克精神接轨。对海内外强烈要求奥运之前特赦政治良心犯、进一步开放言论新闻自由度、切实推进政治改革的呼声，当局不但未给予丝毫的善意回应，反而变本加厉在全世界的镁光灯聚焦之下表演着一幕幕令人不忍卒赌的荒唐丑剧。

仅仅2007年的最后一个多月，中国当局便一再显示其毫无“负责任的大国”政府风范的小家子气与流氓嘴脸。先是在月初，当局悍然出手搅局包遵信先生追悼会，大规模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阻止民间人士自发参加追悼会，并在引发多名包先生生前故旧和民间人士联名发表《包遵信先生葬礼缺席者抗议声明》后，仍无耻地搅局了家人答谢协助丧礼操办者与弥补未能出席丧礼朋友缺憾的一次小型追思会；紧接着，为阻止独立中文笔会原定于冬至日举办的一次纯属文人间交流性质的年末餐会，北京警方再次悍然出动，大规模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贾建英、李海、齐志勇等多位原本不是笔会会员、也事先对这次聚会毫不知情的民间维权人士亦受到株连。其他地区也配合北京警方，发生了一系列违法限制公民自由的侵权事件；更为恶劣的是，继广西警方逮捕网路作家荆楚之后，12月27日，北京警方逮捕了长期被他们非法软禁监控的人权工作者胡佳，且金燕和孩子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

在一年即将过去之际，当局以逮捕著名维权人士胡佳的行动为其2007年的罪恶收官，也为“奥运之年”揭开序幕。莫非北京奥运最新的宣传辞令“我们准备好了”——当局为更多守法公民准备的，竟是镣铐和监牢？而在胡佳被捕之前向外界公开传递的最后信息，是郭飞熊的妻子张青的银行帐户被冻结，海内外朋友们为了孩子读书和生活费用捐助的人道善款被广州天河区法院无良法官强行窃取转移；稍早胡佳也在担忧维权律师高智晟全家的处境，自9月高律师“失踪”数月以来，他的家人也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胡佳曾多次委托朋友去高家探访，均未能见到耿和和孩子，似乎高律师北京的家中已空无一人。当局非但持续不断地制造着新的人权悲剧，还动辄株连九族，连未成年的孩子也不放过，这等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令文明世界不齿，更与“奥运精神”彻底背道而驰。

确认胡佳被捕的28日当晚，我陷入深深的悲哀！胡佳和金燕夫妇是我联系密切的好友。就在前几天，当上海警方为了阻止我前去北京参加笔会的活动而将我拘禁在宾馆时，胡佳还不断为我发出呼吁，并持续拨打宾馆电话尝试与我联系。半年前的6月中旬，我也因要去北京会见朋友被警方无理阻挠传唤，胡佳为我向世界各大传媒呼吁，并在传唤超时时连续拨打派出所和浦东国保的电话进行交涉。在外界关注压力下，警方在扣留我24小时之后将我释放回家。一年前的去年冬天，我在北京料理私人事务时，曾尝试与李海、老鼠等朋友突破当局封锁，去被警方连续半年严密看管在家的胡佳家中探望，当时胡佳激动地说，除了个别记者来访，我们是半年来第一批成功进入他家门的朋友。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的胡佳，显然强烈渴望与朋友们的相聚交流，渴望呼吸到外面自由新鲜的空气。然而由于他坚持说出自己看到的当局竭力掩饰的“和谐社会”另一面的事实真相，坚持向这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由于贫穷滋生的畸形“血浆经济”造成的爱滋病患者和他们的遗孤、向遭遇政治迫害的受难者伸出援手，连续数年来，“失踪”与软禁几乎成了胡佳生活的常态，甚至他因此遭到执行非法“公务”的警方人员的殴打和凌辱；甚至在他新婚不久，就被警方绑架而“失踪”40余天，连新婚的妻子与年迈的母亲都不被告知丈夫和儿子的下落。如今在他的孩子刚满月之际，胡佳据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最令人揪心的，莫过于金燕母女现时的处境。自从知悉好友金燕怀有身孕的喜讯，我就一直不断地劝说胡佳，为了金燕和孩子，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不要将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承担下来，让更多的朋友来分担他的一部分工作。然而胡佳这样纯粹的个性，只要他知道有任何人的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让他不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不发出声音是不可能的。为了捍卫朋友和许多原本素不相识者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胡佳丝毫不顾惜自身的安危。他是这个日益物质化了的时代填补中国人人格空白、挽救中国人人性尊严的人物之一。如今我的朋友中最令我担心的一位，终于无可避免地落入这个依然蛮横霸道的老大政权自谓“人民民主专政”的天罗地网。除了感觉悲哀，我无力为他们做任何事！我几乎整夜失眠，担忧着金燕母女的处境。在最需要照顾的时候，骤然失去丈夫的陪伴，还要面对可能已经非法侵占家宅的国保人员的骚扰和逼迫，我不知道年轻的母亲能如何应对；我也不知道，狱中的胡佳病弱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监狱的残酷折磨。我只能默默地祈祷，祈祷上苍让那些奉命“闯”进金燕家中的国保人员尚葆有未泯的良知，在他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善待金燕和孩子，尽量减少对无辜妇孺的伤害。希望金燕一定坚强起来，多多保重，照顾好孩子和自己。

强烈抗议逮捕人权工作者胡佳先生！抗议流氓政府动辄株连九族、祸及妇孺的法西斯罪恶行径！奥运的“成功”，依靠的绝不可能是镣铐和监牢，而是自由、和平、相互尊重这些人类在漫长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明共识和美好价值。

2007年岁末于上海

 

上海人权活动人士李国涛今年十一月遭到警方抄家，随后被切断对外联络并被软禁，前不久他外出的时候还遭到上海警方的殴打。警方在没有告知理由也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件的情况下，禁止李国涛离开上海嘉定区。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深圳是中共权力斗争的演练场，来深圳任中共市委书记意味着还将晋升。当宣布李鸿忠调往湖北省任代理省长，觊觎空缺的深圳市委书记一职的不在少数，幕后的你争我夺可以想象。网上早就议论曾担任温家宝秘书的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林雄是热门人选，只不过踌躇了确认的时间，尤其是许宗衡暂时掌印，变数还是有的。林雄上任，国内媒体还没有消息，海外的《星岛日报》19日首先予以确定：深圳“一哥”人选尘埃落定。报道说，“曾经担任总理温家宝秘书的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林雄，已经确定将出任深圳市委书记。”

深圳是邓小平在南海边上“划了一个圈”的产物，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的特区。毗邻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和诸多深海港口，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开放初期的特殊政策，使得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让世人惊叹。观看中国大城市，深圳市的经济总量排名在上海、北京之后，人口有1500万左右。深圳的经济发展，确定了广东省作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的地位。深圳曾经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能否成为政治改革的试验田也是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

林雄既然曾是温家宝的秘书，一般认为应该对温家宝的想法相一致。2005年1月，温家宝在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洋陪同下考察深圳，对深圳提出“增创新优势，走出新路子，实现新发展，办出新特色”的“四新”要求，有媒体分析说是在批评深圳墨守陈规，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就是已经卸职由汪洋替代的张德江，深圳市委书记是江泽民的旧部黄丽满。一朝天子一朝臣，中国的官僚体制依然延续几千年皇朝的惯例。江泽民已是昨日黄花，汪洋和林雄是温家宝的弟子，深圳的发展是否还有新路子，是否还能大胆创新，冀希望于汪洋和林雄吗？人们只能拭目以待。

林雄出生于海南，应该是地道的广东人（海南原一直隶属于广东省），对广东的人文地理十分熟悉，又有一口流利的白话（广东话），据说与港商和广东商界来往密切，对广东经济熟悉，担任深圳“一哥”倒是合适的人选。

林雄的政绩如果还是仅仅围绕经济发展打转转，那还是不能跳出以往的圈子。深圳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再有创新，也不是关键。因为毕竟市场经济已经确定，在经济上创新，再大胆也不过是调整而已。真正的关键是政治上的改革，虽然政治改革是由中国高层决定，但政治改革的路子却一定是由地方到中央，由局部到整体。当年邓小平对深圳只是给了政策，其经济改革开放还要靠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具体实行，可以说深圳就有一定的自主权。何况诸侯实力一直在增加中，中南海的风吹到深圳，已经减弱了很多。从历史上看，广东省历来就有较多的自主权，就是在文革期间，全国扫除“资本主义尾巴”，唯有广东自由市场还留有余地。

温家宝说深圳要“大胆创新”，为什么不可以理解为在政治改革上“大胆创新”？既然中共十七大围绕“民生”问题，我理解其实这是个政治问题，解决民生问题不进行政治改革，那还是一句空话。温家宝在谈到民主和民生问题时，借用了诗人艾青的一句诗：“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那么，我们也可以借用诗人雪莱蒂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尽管中共独裁暴政，加紧镇压民间维权和异议人士，但这也正是共产党一党独裁执政的危机的表现，也是春天即将到来的象征。

林雄如果真如其名，让深圳再次“雄起”，就应该从关心民生开始，从社会制度改变入手。我感觉，深圳在中国来说，是正在走向公民社会。政治上，深圳比上海开明，法治方面比内地成熟。深圳的民生，深圳的法治，请林雄在民间感触，请林雄去“问梧桐山，问深圳湾”！

其实，林雄真的要有所作为，不必舍近求远，只要向邻居香港学习就足够了。首先是自由，自由先于民主是个循序渐进实现民主的开端，在深圳，只要开放言论，也就是开放媒体，建立权力制衡的舆论监督机制，一切事情就好办。当然，做到这一点没有勇气和胆量是不可能的。南方报业属下媒体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羊城晚报等，当属中国环境下最大胆、最敢讲真话的媒体，尽管南方都市报曾经由于大胆的言论被整治，但至今风格依然。而深圳报业，墨守陈规，小心翼翼，毫无生气可言。80年代给人深刻印象的深圳青年报、蛇口通讯，早已被取缔，如今的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等已是典型的迎合权贵的媒体。林雄，你为什么不可以改变深圳媒体的现状？

林雄还可以学习广东的中共前辈，赵紫阳和任仲夷两位政治上开明人士都担任过广东省委书记，现在的储君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担任过广东省委书记。

林雄既然原任广东省宣传部长，曾经掌控广东媒体，能否来深圳解放一下深圳媒体？媒体开放学香港，你林雄没这个胆子，但学习南方报业总可以吧！

希望林雄可以在深圳做三件事，一是在社会保障、城市建设、法制建设、反腐败机制等方面学习香港；二是在媒体透明、开放方面学习南方报业；三是率先放开基层民主选举，不要由党和政府操控，鼓励市民参政议政。

2007年12月20日

（原载《争鸣》杂志2008年1月号）

十七大的召开使得2007年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特殊年份”，飞涨的房价、股市和物价成为政府的宏观调控的注脚，互联网扩充了民间社会的表达渠道，民众的政治热情在非政治事件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一个新的中庸时代刚刚开启

作为党的行动的新起航，历届党代会也是权利博弈的较量场，大会的召开不过是权利角逐的揭牌局。这一点在今年尤为突出，但在网络的作用下，最终的揭牌却又成为海外网站炫耀其堪称“精准”的“小道消息”的道具。不光得意者被提前曝光，就连失意者，如“潘岳没戏”的断言，也一样提前掀起议论的波澜。

但无论如何，党的新报告面面俱到的特色和权利洗牌的“平衡性”特征，至少为中国今后五年的发展，打下了深刻的中庸烙印。但这还尚不是集大成者的中庸，或者说，这是试图中庸的开始。你说它最大的特色是没有特色也好，说它是在权威淡去之后中共更加谨慎也罢，都说明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社会整合期。三个代表是整合的信号，而科学发展观则是整合的开始。左中右都能从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找到相到批评的依据，更说明这种整合的难度，同样也是“史无前例”的。

阳光行政成执政党追求

2007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年。国务院颁布了相关条例，弱势的环保部门也第一个响应性地推出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让无视科学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利益集团再一次体会到环保不失时机地增加图章硬度的努力。而最响亮是十七大，“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十七大报告明确了阳光行政的概念，并要求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理念，阳光行政的理念提出由来已久。然而，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能够由执政党首次明确提出这一理念，并写入政治报告，这无疑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里程碑，这也是近年来，包括环保风暴、审计风暴等一系列阳光行政新气象最终得到肯定的最好说明。

绿色共产党

“生态文明”进入党的报告，国际社会显然注意到了中共执政理念的这一重大变化，“生态文明”也因此成为外界解读中共着力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作为“生态文明”的倡导者，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也因此被戴上“绿色共产党”的标记。德国地理杂志评论说，“到2020年时，中国是否能实现所谓”生态文明“的转变将真相大白。潘岳心目中的未来是这样的：儒家思想，生态原则加上社会主义的平等。”

中国进入了民生时代

民生问题本质上是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也是政治活动存在的根本目的，相比之下，所谓的经济增长，所谓的改革开放，所谓的招商引资都只是为了满足民生的手段。然而，长期以来，以手段为目的、本末倒置的观念广泛存在于各阶层和各个领域，2003年“以人为本”的提出，吹响了进军民生时代的号角；2007年“民生”写入十七大报告，则标志着民生时代的到来。民生，无疑将成为今后中国政治生活的关键词。

公众释放出强烈的参与热情

如果说几年前，公众参与还只是公民社会背景下有识之士着力推动的一种理念，也只是在环保领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响应，那么2007年，“公众参与”首次超过“维权”，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关键词，无论是“黑砖窑”，还是矿难；无论是六里屯，还是厦门PX；无论是绿色GDP，还是华南虎事件，公众参与第一次以如此巨大的力量展示出来，有成功有失意，但绝对没有失败。如果有，仅仅是那些不谙公民社会，不懂现代政治生活的衙门官僚，他们要么被钉在无视民生的耻辱柱上，要么因为忽视或强扭民意而被问责，要么还在试图在掩盖真相、努力不作为中继续遭受难堪的质疑。短信、集体散步、网&#324 76；打假，所有能运用的手段，全被公众们开发出来，一个根本无法堵住的公众参与潮流无可阻挡地进入社会生活中。高高在上的政府部门，唯一可做的，也许就是学习福建省委及厦门政府，迅速从侥幸心理本摆脱出来，站在民意立场上调整自己的步伐。

（作者系时代周刊特约记者）

胡佳夫妇一直被公安部门监视。

北京维权人士、“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告诉BBC中文网说，中国警方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了爱滋病维权活跃人士胡佳。

齐志勇星期天（11月30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胡佳的母亲曾到过公安局国保部门，一名警官向他出示了文件，上面写着当局拘留胡佳的理由。

他说，胡佳母亲没留意这是否逮捕通知书，但据她忆述，文件上写的一道罪名不是煽动罪，相信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公安人员告诉胡佳母亲说，现在是“拘留审查阶段”，因为胡佳在网路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包括抵制奥运等题目。

齐志勇告诉BBC中文网说，该名人员向胡佳母亲出示了一叠胡佳在网络上发表的文章的打印件，并要求她好好配合，说“恐怕是要判刑的”，并恐吓她“不要向外界透露这里的一切事情”。

但是公安人员也答应胡佳母亲说，“如果你配合我们工作的话”，就可能在元旦之前安排她探望儿子。

胡佳是在星期四（27日）下午在北京家中被带走，他的妻子曾金燕和刚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女儿目前都遭到软禁。

他说，星期六（29日）晚跟胡佳母亲通了电话，表示星期天要去给曾金燕送点奶粉。他星期天曾经几次打电话给她，但到下午为止还是音讯全无。

而从星期六晚开始，齐志勇家也被警察包围，完全控制他的进出自由。

健康堪忧

公安软禁了同是维权人士的曾金燕。

星期天稍早时候，北京维权律师滕彪也接受了BBC中文部的采访。他说胡佳写了不少文章和评论对外披露中国人权问题，当局已经无法容忍。

他说：“中共已经不能容忍，可能很久就已经想抓他了，现在只是选择一个时机而已。”

滕彪透露，胡佳和曾金燕的家中和小区门口都有人驻守，外人无法探望。两人的一切电话、手机和网络通讯都被切断，到现在都无法跟他们取得联系。

滕彪说，他非常担心胡佳夫妇的安全。

他担心本身有严重肝硬化的胡佳如果受到虐待，直接威胁他的生命。胡佳也有可能采取包括绝食等各种手段做出抗议。

而两人的孩子才一个多月大，曾金燕还在哺乳期，情绪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BBC中文网记者星期天也曾尝试给胡佳和曾金燕打电话，但是家中电话和小灵通都无法接通，手机则只能听到“正在使用中”或“已关机”的录音。

压力团体“中国人权捍卫者”要求立即释放胡佳，并指责中国在明年北京举行奥运会之前加紧打压维权人士。

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也发表了声明谴责胡佳被捕，要求把他释放，并促请欧盟和国际社会为胡佳发声。

无国界记者组织刚在本月初联同法兰西基金会向胡佳夫妇颁发“中国奖”，表扬他们设法让外界知道民众在准备北京奥运过程中所受到的损害。

二○○八年来了。回顾二○○七年，最具震撼力的新闻是什么呢？

不是中共十七大，也不是“嫦娥奔月”，而是中国农民发出收回土地的宣言。

中共用土地革命作为旗帜，以农民战争为手段，打下了一个“党天下”。如今这个“天下”，他们已经“坐”了五十八年零三个月，快满六十年了。

这个所谓“人民共和国”的红旗，主要是农民的鲜血染成的。“小米加步枪”之所以能战胜飞机和大炮，一个主要的优势就是“数量胜质量”，靠的是“人海战术”。冲锋陷阵的是农民，运送给养的是农民，抬担架的也是农民。不知道有多少农民牺牲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一将功成万骨枯”，在他们的白骨上，毛泽东住进了中南海的宫殿里，一步步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桀纣和秦始皇之后最大的暴君。

农民们前仆后继跟着共产党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土地。然而共产党许诺给他们的土地，刚刚分到手里只有几年，就被一个“合作化高潮”给吞没了。接着又是一个“人民公社化”，不但把农民的土地，而且把农民的人身都“化”到这个“集体”里去了。至此，中国农民已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他们不但没有种田的自由（种什么，要由党决定），而且也没有吃饭的自由（吃多少，要由党决定），甚至连要饭的自由也没有（“会给社会主义丢脸”）。这就是中共领导的“新式农民战争”（毛泽东语）的胜利结局：共产党夺得了一切，农民失去了一切。

一九七八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秘密实行包产到户，这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第一次对共产主义的反抗。这个反抗迅猛异常，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把人民公社的枷锁冲得支离破碎。起初对包产到户处处设防的共产党，眼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转过来接受这个现实，解散了人民公社。中国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地实行经济改革，这场农村革命是它的先决条件。

不过“包产到户”并没有收回土地的所有权，而只是讨到了土地的使用权。这就是说，农民至多不过是个佃户而已，党的官员始终是真正的地主。

这正是今日中国“三农”问题的总根源。这些年来官商勾结，千方百计坑害农民并且把大批农民赶出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因而促成此伏彼起的大规模群体抗争。

在愈演愈烈的冲突中，二○○七年十二月连续发生三起农民自发收回土地的斗争，这是中国大地上将要发生一场真正的土地革命的信号。（见本期党治国、刘晓波文）

这三起事件发生在黑龙江富锦市、陕西省三门峡库区和江苏省宜兴市。他们不是秘密行事，而是公开宣告：收回本来属於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权。富锦农民的宣言说得好：“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最大的人权。真正拥有了土地所有权，我们农民才能安身立命，中国农村才能安身立命，整个国家才能安身立命。”

这个道理说得多好啊！什么“和谐”也好，“稳定”也好，佔全国人口五分之四以上的农民都没有立锥之地，这个国家能够“和谐”吗？能够“稳定”吗？

一位中共元老曾经在党内说了一句良心话：“我们欠农民太多了！”其实光是这句话还不够。共产党对农民欺骗、利用、剥削、压迫，真是到家了。中国农民是淳朴善良的，但他们的忍耐也是有限的。上述三个地方的农民现在已经不再“上访”，而是自己解放自己，行动起来，这就表明他们已经忍无可忍了。

可以断定，这三个地方虽然远离中南海，但当局一定会把它当成心腹大患来对待。事件将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无法预见，它将取决於中南海的明智还是愚蠢，取决於这土地革命扩散的力量和速度，取决於国内和世界的反应。

不过我们愿意告诉中南海诸公：

第一，农民没有侵犯国有财产，而是从“集体”土地里取回自己的一份。（当初是“自愿”加入，如今是“自愿”退出，完全是合法的。）

第二，你们最好的对策是：不但承认三地农民的正义行动，而且像八十年代最后取消人民公社那样，顺水推舟，使这场真正的土地革命推广到全国，这样，不但一下子还清了欠农民的老账，而且将在各个领域引起良好的连锁反应，会使整个中国局势转上一个新的轨道。

新的一年来了。你们最关心的大概是怎样压住一切异议，“办好”北京奥运，来显示你们的“形象”，以便增添统治资本。按照这种思路，对农民的抗争自然是要压服。但那将是最下下策！因为你们不但压不住，而且将激起更大更广的反抗怒潮，最后必将危及你们的统治！

转自《争鸣》杂志2008年1月号

第一大恶心：江泽民盯美女照成外交风波

二○○七年十月，江泽民在十七大会议期间，眼睛直勾勾“非礼”倒茶的美女，被路透社的记者拍下发表，中国外交部事后向路透社抗议，指责这些图片“居心不良”。

在外国人无法见到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江泽民这样的“大人物”眄视一眼倒茶美女十分正常。如果他“看上”这个倒茶的美女，只要呶一呶嘴，摇尾系统安排她给江做“贴身服务员”也十分正常。但问题是，他这一动作是在一个“十分严肃”的会场，被中国大陆人之外的记者看到了，那就有“老不正经”之嫌了。可以说，当时江泽民要么是呆头呆脑心不在焉，要么是“想入非非”，要么是感到会议枯燥乏味而百无聊赖，倒茶美女的到来，正好让他调整一下视角的需要。但“千不该万不该”被那些“无事生非”的外国记者逮了个正着。人家是经你允许才入内的，拍照也好，还是发表也好，都是他的权利。这翘首一眄的动作本来叫国人跌破眼镜，外交部却站出来抗议，岂不是越描越黑吗？

第二大恶心：《皇帝的新衣》变“华南虎照”

二○○七年九月，一位陕西省的农民周正龙制造了中国最具史料的荒诞剧——华南虎照。这一荒诞剧上演得比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还要精彩，直到现在，官员们都不肯做安徒生笔下的那些“愚蠢的大臣”。陕西林业厅副厅长用官帽做担保：如果虎照为假，将引咎辞职；陕西镇坪县县长吴平更像《皇帝的新衣》那位“诚实的大臣”，他绘声绘色地说：“盛世出国虎，神虎振国威。”

荒诞剧的上演并没有完结，十一月十五日，网名为“攀枝花xydz”的网友将自家的一幅年画虎照披露於网上。这副挂在墙上的老虎画与周正龙所拍“华南虎”如出一辙，除了耳朵不一样，哪里都是一样，连老虎的纹路都是一样。十二月三日，中国摄影家协会六方专家对虎照鉴定后得出结论：周正龙所拍为假老虎。在这刻，荒诞剧的演员们并没有拉下帷幕，林业部门有关官员嘴脸一变换了一种腔调：虎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地区确实存在华南虎。

第三大恶心：“嫦娥奔月照”雷同美国所拍图片

十一月二十六日，嫦娥一号发回月球照片。此照片公佈后，一位加拿大华侨刘君（junliu音译）在认真对照了美国一九九四年拍摄（二○○五年公佈）的月面图像后，发现两张照片“十分相似”。连光线投射的角度和形成的阴影都几乎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嫦娥一号所拍图像是两个小坑，但是在美国所拍的图像上，同样的地方只有一个小坑。於是，一时间，无数的网民质疑嫦娥发射中心“造假”。

对此，嫦娥发射中心并没有站出来澄清事实，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进行了不能自圆其说的诡辩：多出来一个小坑，或许是美国图像的分辨率还不够高，或许是在二○○五年至二○○七年间月球遭受新的小天体撞击而形成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叶培建在中国航天网参与访谈时说：嫦娥月照不是华南虎照。这是嫦娥专家首次回应月照造假说。该消息曾被搜狐新闻转载，旋即被删除。此后关於嫦娥月照真假问题的消息和讨论在网上受到限制。网民们指责说：中共是造假高手，制造月球伪照那是“小儿科”。

第四大恶心：从“半夜鸡叫”到“半夜加税”

红色年代的红色电影《半夜鸡叫》在中国家喻户晓，那个半夜学着鸡叫的周扒皮为了获取更大利润而催逼农民上工的故事，深刻地留在民众的记忆里，但是，这一故事却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上演了。

二○○七年五月三十日，就在中国股市最“牛”的时候，中国财政部五月三十日凌晨零时九分出台了新政策——将印花税由百分之一调高到百分之三，税率增加两倍，并且在当天执行。这一突然袭击引发了中国股市大地震，股市当天下跌二百多点，仅半个月时间，股市由四千三百多点跌至三千三百多点。这一事件被民间誉为“五？三○惨案”，无数的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网民大骂胡温政府是半夜鸡叫的“周扒皮”。

第五大恶心：颁佈《稻秆放倒证》

二○○七年年初，河北成安县县委颁佈了“稻秆放倒证”，这个文件规定“未经许可，农民不得放倒自己田里的玉米稻秆，不准收自家地里的玉米。”“确需放倒、撂倒玉米稻秆的农户，需持有成安县稻秆还田和禁烧指挥部统一印制的「稻秆放倒证」。”除了成安县外，该省肥乡县也同样发了文件，不但要有“稻秆放倒许可证”，而且还多出一个“准运证”：玉米稻秆对外销售必须先办“准运证”才能出售。

此举引起舆论大哗，民众普遍反映说：要是哪天到河北出差，如果要放屁的话，是不是需要先到有关部门办理“放屁证”？

第六大恶心：隆重迎接“党代表”

江苏省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在十月底获得了一个称号——“史上最牛的县委书记”。起因是：十月二十三日，开完“十七大”从北京回到邳州后，他受到了数千干部群众的“夹道欢迎”。迎接的队伍中，除了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还有几十名着装整齐的医院护士。沿路都是横幅、鲜花、锣鼓、舞狮、鞭炮……甚至有群众献上了一面签满名字的党旗。

第七大恶心：分成五瓣的公章

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圭叶村一枚刻有“平秋镇圭叶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字样的印章分为五瓣，分别由四名村民代表和一名党支部委员保管，村里的开销须经他们中至少三人同意后，才可将其合并起来盖章，盖了章的发票才可入账报销。但是，该县县委陈书记到该村考察的四十五元七角的招待费还是被批准报销了。对照《贵州省村级集体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章第八条“取消村级招待费，禁止在村里招待下乡干部”之规定，民众认为：一个得到“民主认可”、并在该县发文推广的“五合章”，在县委书记面前还是“失效了”。这枚被誉为“史上最牛公章”最终没能审核掉县委书记的吃喝账，“官”念太强的中国要“推进民主”只是一句空话。

第八大恶心：上千名“娃娃股东”

十月九日，《上海证券报》披露，刚上市的北京银行《招股意向书》里面出现了上千名“娃娃”股东持有数万股原始股。这些股东在北京银行十年前进行股份制改革时均未成年，最小的甚至只有一岁，普遍只有十岁。现在身价扶摇直上，已经成为千万富豪甚至亿万富豪。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穷爸爸们不禁要问：娃娃股东背后的“富爸爸”到底是谁？十年前动辄上百万的资金怎么敢冒政策风险的？这些娃娃的“富爸爸”们又是何以如此“巧合”地把小概率的雷同全上演在一家上市公司？

第九大恶心：专人审理“无记名”投票

今年十月，七十三岁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以身示范了当地民主选举人大代表的全过程——参选区人大代表。首先，他按规定徵集十人签名，但等他拿到十人的签名交给校方时，校方称截止日期已过。孙文广不得不以“独立参选人”身份继续参选，但是校方直接或者间接为他的参选设置障碍，他贴出的竞选资料很快被覆盖或撕掉。正式投票前夕，山东大学当局给学生党员开会，公开宣佈不能投孙文广的票。如果投了，一律严肃处分。会上有关领导还表示：“虽然是不记名投票，就是查笔迹也要查出来。”更为噁心的是：为了阻止独立参选人孙文广的当选，在投票当日，该学院派出一名领导站在投票箱旁“审票”——每名选民不能直接把选票投进投票箱，而是被要求交到这名领导手中，审票员当场打开查验，有选孙文广的选票被放在了一边。

一所着名的高等学府都是如此藐视民主，其他地方的选举更不用说了。这一丑恶现象不仅撕破了中国所谓“人大代表”选举的画皮，更主要是揭开了当权者以法治国、推进民主的虚伪性，更证明中国的各种选举不过是一场欺骗。

第十大恶心：杨振宁夫妇登上明信片

十一月十四日，杨振宁与妻子翁帆在安徽合肥市科技馆参加了由官方举办的《科学巨匠华夏赤子-杨振宁》中国邮政邮资明信片首发仪式。该套明信片所採用的照片全部由杨振宁自己提供，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与翁帆的结婚照及与翁帆在青海湖的合影搬上了明信片。

此消息引起民间强烈反弹，不少网民斥之“丢人现眼”、“招摇过市”……“这样一对男女有什么资格上咱中国的明信片？别损害咱中国人形象了。明信片一出来，肯定会让一半的中国人噁心，呕吐。”值得思考的是：当局居心何在？

转自《争鸣》杂志2008年1月号

农民收回自己土地的宣言

在二○○七年的最后一个月，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农民公开宣示土地所有权的小高潮。

十二月九日，黑龙江省富锦市东南岗村等七十二村四万农民宣佈拥有土地所有权向全国公告：十一月二十八日，东南岗村村民召开了全体村民民主大会决定收回被侵佔的土地。十一月二十九日对土地进行了丈量，十一月三十日准备在村民中重新分配土地。十二月三日，分地正式开始。

十二月十二日，三门峡水库库区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七十六个行政村约七万回迁农民向全国公告：我们三县市约七万农民现在共同决定收回我们的土地所有权，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佔有，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法佔有私分行为。

十二月十五日，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二百五十户农民向全国公告：永久所有宅基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居者有其屋”。省庄村已有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建村历史，历朝历代农民各户所属耕地、竹山权属清晰，……这些土地曾归我们的世代祖先所有，现在归我们和我们将来的世代子孙所有，我们省庄村的全部宅基地归全村各户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归全体村民平均永久所有，供我们世世代代住居、耕作和发展。

近年来，在关於改革的第三次大讨论中，农村土地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土地私有化和保持现有土地制度针锋相对。但这些争论再激烈，也大都局限在城市精英的范围内，参与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官员，基本听不到农民本身的声音。现在，终於有农民群体发出响亮声音，让沉寂的中国听到了土地深处的呐喊。

这种基于历史传承、占有现状和正当天理的宣告，第一次突破了从毛泽东时代延续至今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强烈而清晰地表达了中国农民要求土地私有化的意愿和决心。这宣告，凝聚着中共掌权以来中国农民的惨痛经验，标志着对三十年前小岗村土地使用权改革的超越——中国农民自主意识的真正觉醒：我们脚下的土地，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集体所有，而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於其上的家园，是我们农民自己所有的财产。农民的维权方式也由跪求施恩到站立宣示权利：我们才是脚下土地的主人，如何处置我们脚下的土地，我们要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来作出选择。

中共最彻底剥夺了农民

在中国漫长的治乱循环史上，兴，农民苦；败，农民也苦。但无论历朝历代的皇权如何残暴和贪婪，对农民的剥夺和压榨也没有中共政权来得彻底，而这种剥夺和压榨是用极为卑鄙的欺骗手段完成。在打江山的关键阶段，中共为了赢得最广大农民的支持，进行所谓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一九四七年发佈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该大纲明确承诺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后，农民具有土地所有权，也承认农民的自主经营、自由买卖的权利。然而，当中共夺取了政权后，立刻开始了全盘公有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城镇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强行没收所有个人财产；在农村是轰轰烈烈的集体化，强制剥夺农民的土地。从一九五一年合作化运动开始到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运动结束，毛泽东极权先消灭地主富农，继而强制普通农民加入公社。结果是，一九四九年前的所有地主全部被消灭，偌大的中国已经没有一寸土地属於农民所有，中共政权变成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地主，拥有了中国的全部土地的所有权。

正是全盘公有化，为毛泽东极权奠定了坚固的经济基础。丧失了个人财产的城镇居民全部沦为中共“单位”的螺丝钉，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全部沦为“公社”的农奴。相比较而言，中国农民的命运最为悲惨，沦为奴隶中最低层的奴隶。他们没有迁徙自由，被固定在已经不属於他们的土地上；他们没有社会保障，变成毛式工业化的输血机。毛时代的所谓工业化成就，是以全中国人沦为奴工为代价的，佔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付出最大而受益最少。疯狂的大跃进的惨烈灾难，农民贫困到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地步，以至於遍地饿鬼、人相食，非正常死亡的几千万人中，绝大多数是农民。

包产到户只是半吊子解放

毛死了，改革来了，受害最深的农民变成了改革的第一发动机，他们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自发地掀起的土地承包制改革，今天已经被命名为“解放农奴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带来的是半吊子解放，直到今天，中国的改革没有进行土地私有化，农民得到的仅仅是“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仍然没有土地所有权。一旦农用地被用於商业化或城镇化的开发，农民的土地就变成国家所有。而国家所有是抽象而空洞的，代表国家行使土地处置权力的是各级的官员。在城镇现代化和房地产大跃进的二十多年里，高举着“土地国有”的尚方宝剑，官商勾结的圈地运动全国开花，土地交易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共各级政权及权贵，农民再次成为牺牲品。

农民是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

更重要的是，在独裁中国，官权太大太强而民权太小太弱，而农民又是弱势群体中的最弱群体。在没有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体制下，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组织农会的权利，没有诉诸法律的途径，唯一合法的行政救济就是“上访”。但官官相护和严厉截访，使上访变成摆设，上访者历尽艰辛和风险，最终却一无所获。所以，当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强行侵犯时，无法得到舆论救济、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体制内的所有维权途径全部被堵死，官逼民反的结果就只能是体制外的群体抗争。

近些年，中国各地此伏彼起的大规模官民冲突，有一大半发生在基层农村，这些群体事件又大都由土地问题引起。为了确保权贵的既得利益，地方官权必须平息这些群体事件，甚至不惜动用从政府暴力到黑社会暴力进行野蛮的镇压，由此导致的流血事件时有发生。比如，二○○五年十二月六日，广东汕尾市红海湾东洲乡因土地纠纷而发生严重的官民冲突，当局出动上千名警察和武警进行镇压，向上千名示威村民释放催泪弹并开枪射击，不仅有数百位村民被捕，而且至少有三位村民被射杀。

官逼民反，农民自求解放

作为本文主角的三地农民自行宣告土地所有权，起因也皆是农民的土地权益遭到官权的强行侵犯，农民为了捍卫土地权益而进行体制外抗争的新形式。

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二百五十户农民向全国公告指出：地方上官商勾结的强势集团以发展公益和建设公共设施的名义，强行侵佔当地农民的土地，而在被强佔的土地上盖起来的却是宾馆、饭店、跳舞厅和商业街，全部是商业利益。正因为如此，愤怒的省庄村农民们才会质问：“这些东西与‘公共’有何关系？与我们农民大家的利益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要问，这个‘国家’是谁的国家？‘公益’是给谁的公益？‘集体’是谁的集体？每次佔地时全村农民都不同意，全村农民公开签字反对，村主任和乡党委还是以集体的名义把所有农民强行‘代表’了。……每次欺压我们农民的时候，官吏、警察、黑恶分子公开‘联合执法’，以打、砸、抢为业的黑恶分子公开宣称，‘我们是代表政府来刨田的，你们必须无条件服从，跟我们对抗就是跟政府对抗’，并声称，‘你们现在这样居住下去是非法的’。这些势力就像过去的土匪佔山头、紮寨子一样，只知道掠夺享乐，不知道保护。”

富锦农民也已经看透了所谓的“国家”或“集体”名义下的黑幕，他们在公告中明明白白地指出：“由於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以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佔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我们共同决定改变这种土地佔有形式，通过土地的农民家庭所有和农民个人所有以真正落实和保障农民土地主人的地位。”

三门峡库区七万农民的公告指出：“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再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你侵佔的再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拼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一场更伟大的革命

如果说，一九七八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自发签署的包产到户生死约，是中国农民自我解放的第一次革命，也开启了中国的经济改革；那么，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三地农民向全国公告拥有土地所有权，就是中国农民自我解放的第二次革命，是比第一次革命更伟大的革命。对此，发出公告的农民已经有了清晰的意识。这样的声音，不仅是中国农民的土地宣言，也是中国农民的权利宣言。

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於北京家中

转自《争鸣》杂志2008年1月号

鲁迅姓什么？这似乎不应该是问题。然而，12月27日，周海婴、周令飞，一代文豪鲁迅的儿子及长孙，做客凤凰网时直言不讳表示：鲁迅如今姓钱姓权，我们很痛心。（中新社12月28日）

周氏父子所谓鲁迅姓钱姓权，实有所指。所谓姓钱，是指“一些人打着鲁迅的幌子大发其财”；所谓姓权，是指“一些部门利用鲁迅的名号动辄垄断”。这层意思，在不久前周氏父子撰写的《鲁迅姓什么》中，已经表现得极为明显。

鲁迅在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也造成了他、他的遗物、他的姓名、他的肖像在商业上的巨大价值。对于鲁迅应该属于谁的问题，这历来有争论。有学者就认为鲁迅应当无条件归属于全民族，而《鲁迅姓什么》一文中提到，鲁迅的遗产分为精神遗产与物质遗产两部分，精神遗产属全民族所有，“鲁迅为公”，物质遗产则属于个人私权范围。

鲁迅先生应该属于谁？如果换作是他人，应归子孙所有，似乎不必争论。然而先生不同，他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他在民族心理上的特殊位置，都决定了他不属于某一个人，也不仅仅属于他的后人。然而，周海婴、周令飞又毕竟是鲁迅先生的子孙，无论从法律还是从传统上讲，他们又应该享有先生的归属权。这是一对永远的矛盾，这样的矛盾也许只发生在鲁迅先生及其后人身上。

在承认矛盾存在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厘清一个目的，那就是到底为什么争“鲁迅”？

周令飞先生说，他做的是“传播和普及鲁迅的工作”。从单纯“传播和普及”的目的看，鲁迅先生姓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即使说先生和他笔下的人物，被人为地抢注了，从“传播和普及”来看，也未必是坏事。回顾历史，我们记住一个文学家、思想家，往往是通过他的作品或者作品中的某个人物。在消费时代，人们更是学会了从历史人物身上挖掘商业价值。这表现在，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人物的作品为卖点，或者直接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人物的作品中的某一点作为商品名。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才有人抢注了“孔乙己”。从某种意义上看，商业对于名人的传播普及大有裨益。

也许我们不接受于丹解读《论语》，但不管怎么说，通过于丹，最起码进一步提高了孔子的知名度；也许我们不接受圣诞礼品，但不管怎么说，应该承认通过商业策划推进了圣诞文化的传播。这就是商业的魅力，这就是商业对文化的推动。

当然，以纯洁的眼光看，商业与文化对接，似乎让文化让名人沾上了铜臭。但是，谁也不会因为于丹解读《论语》赚钱，就认为孔子功利；同样，亦有谁会因为“孔乙己”被用于商品中，就以为鲁迅先生也世俗。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从“传播和普及鲁迅”看，先生姓什么并不重要。然而，从为先生后人生计着想，先生姓什么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