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陵：一水烟云话解严

倘以出版、结社、言论、组党、开放报禁党禁为标尺，大陆无疑还处于戒严阶段。动辄“封、查、堵、抓”，形形色色的文字狱层出不穷。对此种种违宪恶行，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早就多次公开痛斥过。

山西洪洞县黑砖窑事件被暴光，大陆朝野一片“震惊”之声。央视报道称之为“非法用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十分愤慨和震惊”。“令人震惊”、“高层震怒”之类的词儿频频见诸媒体。但对同样性质，更恶劣、影响更坏，把党和国家领导人赵紫阳囚禁到死的个案，却迄今未见有人公开表态。这么大的“死角”，“震惊”、“震怒”敛声，巫咸止步，令人遗憾！

更遗憾、更荒谬、更引人注目的是，17位退休高官于7月1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的公开信，以山西黑砖窑事件发难，要求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回到马列毛革命路线上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我们始终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一个“回”字，如同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书。不但对毛泽东无法无天的“劫作”装聋作哑佯作不知，而且不假掩饰以正确路线自居。谁若嘲笑这封公开信不过是缘木求鱼，恐怕才是真糊涂。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委员刘国光教授最近在《炎黄春秋》七月刊上撰文抨击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先生：

我先前以为，只有极少数心怀不轨的人，才有这样的心理和行为。但是现在经过谢韬先生的指点，才晓得原来在他们眼里，中国“执政者”也这样，这使我大吃一惊。于是我想，第一，这是谢先生无中生有，对我们党政领导的污蔑。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中央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怎么会“打左灯、向右拐”，表面上一套，实际上又一套呢。客气一点说，这是谢先生说漏了嘴。第二，谢先生知道，在我们体制内部，有一小部分理论糊涂者、思想变节者，特别是利益攸关者，同情、响应和照着谢先生的社会民主主义方案，用“打左灯、向右拐”的办法人不知鬼不觉地去干。谢先生也是我们体制内的人。当然，他不是执政者。可是在执政者队伍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从谢先生的语气看，他很有把握地肯定是有。我们也知道，毛泽东、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问题出在共产党内。苏联覆灭的教训，更证实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要防范出现这样的人物和事情，要按中国共产党章程，清理这样的人物和事情。

越俎代庖，对“思想变节者”，特别是“极少数心怀不轨的人”，刘教授磨刀霍霍，欲“清理这样的人物和事情”。17位前部长的公开信与刘教授的万言书异曲同工。

前后呼应，配合默契。这是一个信号。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参观为纪念犹太人遭纳粹杀害而设立的大屠杀纪念馆时说：

我们为那些事情满怀羞耻，我要说对不起，因为德国当时只有少数正直的人。

对毛泽东所犯下的使所有中国人蒙羞的反人类罪，“心理和行为”健全者不会把“错误”和“罪行”混为一谈。盲目又盲心者对默克尔所说的“羞耻”、“正直”必然陌生如绝缘体。大陆至今还有不知“羞耻”、“正直”为何物的部长、教授、学部委员嗜痂成癖，解严从何谈起？

我有时忽发奇想，倘高层满足这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划出一块革命老区为政治特区，任由他们去继续马克思主义的实验，彼等有了英雄“用武”之地，国人耳畔亦可清净许多，岂非两全其美。只怕这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头面人物口是心非，“表面上一套，实际上又一套”。嗜糖衣，憎无产。一样地畏惧阶级斗争，一样地畏惧“与人斗”。唯恐遇到更“革命”的“路线”和更凶的“人凶”，把自已老命掐没了。

数日前，山西洪洞县“黑砖窑”案一干人犯被判，我诌了几句：

再遣天兵过太行，黑窑事发鬼神忙。东风浩荡洪洞里，四合无言赵紫阳。

“黑砖窑”、“四合院”，都是一党专制的必然产物。故可并作一案。“天兵”昨日听命于邓，明日听命于谁？“党”本莫名其妙，枪又如何听命？黑幕之内自然充满诡异和变数。六。四屠城，废黜、囚禁赵紫阳，覆辙未远。

20年前的7月15日，国民党宣布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解除报禁，解除党禁。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说：“历史的一刻，终于来到了！”18年前，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讲话同样可圈可点。不幸却沦于另一种“历史的一刻”。

正如《台湾解严20年了，大陆还在“戒严”》所说，如果当时中南海也能废除事实上的戒严，大陆也就可能像台湾一样步入民主与法制的轨道。即使在邓小平用机枪坦克回答了青年学生们反腐败的要求，后来的当政者若能及时采纳任仲夷老设立政治特区、重启政治改革的建议，大陆仍然可以循序渐进，步入民主与法制的轨道。时至今日，或早已解严了。

“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是李锐老的祈盼，锐老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人类历史、社会的发展过程，是民主同专制、法治同人治、科学同愚昧的胜负过程，尤其近300年来斗争最激烈，发展也最快。经过上世纪第二次大战之后，现在世界上专制独裁的国家没剩下几个了。人类已走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了。但是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国积重难返，现在仍是有宪法而无宪政……”。

要说海峡两岸“质”的区别，不正在这里吗？中国人辄以五千年“闻”名自诩，有这么长的国“孕”却迄今无果，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深感到羞愧。

解严之后的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李登辉也罢，陈水扁也罢，或者下一任的某某人也罢，他们只不过是台湾选民意志的代言人。如何解决海峡争端，胡锦涛先生曾说过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须看大陆“何时宪政大开张”，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军队国家化，恪守宪法，实行宪政。一言以蔽之，即何时解严。

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以老百姓为小白鼠作马克思主义的残酷实验，屡试屡败。迄今已搭进去了国人上亿条无辜的生命，为什么非要用自已同胞的生命去验证一个外国人的梦幻？匪夷所思！环球200个国家，成功先例有的是，为什么“马首”是瞻，不肯纠误，不愿择善？匪夷所思，非“夷”而何！

岭南诗人李汝伦《身份证》诗云：

条条链锁拼花纹，天地皆囚况莠民。佳姓修名身外物，空明难羁自由魂。

摹情状物，对大陆“天地皆囚”的剖析入木三分。权力是专制者的命根子，“坚持”也好，“特色”也好，谁要想永远垄断权力，那是妄费心机。“空明难羁自由魂”，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不会倒流。国民党被迫解严弃恶从善，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