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匪一家”：不可逆转的格局

翻阅中共历史就会发现很多“入政界和做强盗是一件事”的故实。贺龙、许世友，这两位草莽出身的军人历史不就是鲜明例证吗？朱德、彭德怀亦复如是。从大众活动看，上世纪20年代中期南方一些省份掀起的农民运动就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也就是王造时说的游民阶级运动，这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生动记录。这一报告在湖南省委刊物《战士》上发表时还保留着这么一句：“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类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这是毛泽东公开将“流氓地痞”捧为社会中坚的确凿证据。后来，毛率一批人上井冈山，名曰“革命”，实际上是去找土匪、当土匪！当土匪打出了局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于是由匪而官，完成了第一轮“入政界与做强盗是一件事”的轮回。然后进入下一轮。

这样的轮转，离不开抢劫。毛的部队靠什么生活？抢劫！第三次反围剿后，毛率部向东南攻下彰州，就在这么个小城竟“筹款”百万银元，（《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上卷，红旗出版社，89页）还把陈嘉庚在城里开的鞋店洗劫了。靠抢劫不仅掠得大量粮食、布匹，且夺得大量金银。当时中共中枢机构隐藏在上海，他们的花费全靠各地供应，有时要派出中央提款委员赴各地督办。1932年1月7日，安徽英山中心县委给中央的信说，“此间经济略有办法”，“不久送了一万三千元到皖西北去了”，“如果你们把关系建立好，你们有交通来，可源源接济。”“我们派去的交通恐路上有问题，只带去大洋二百元，金器二十一件（戒指、耳环等）。如交通弄好，可寄一二千元去。”（《红四方面军纪实》，知识出版社，244页）这仅仅是一个“中心县委”，所辖不过巴掌大地区，出口就如此阔绰，可见敲诈勒索之残酷。中央根据地发生富田事变，当事人欲赴上海向中央解释，并决定将所有的黄金200斤送交中央。（景玉川：《富田事变平反的前前后后》）当时16两为1斤，200斤为3200两，是所辖4个县、号称“江西省委”掌握的贵金属。由此不难了解，这个以抢劫为生的武装组织是如何敲骨吸髓地盘剥有产者。

抢劫更兼烧杀。烧房毁舍，杀人施威，是这支队伍蹂躏农村的惯伎。当时中央经常派巡视员到各地检查，以烧杀为度，衡量工作合格程度。如判以“烧杀太少，行动太右”是必须立即纠正的。烧杀一度针对仅有几亩薄田的农户。他们以为烧了这些农民的房，使“有产”变“无产”，就会迫使农民跟他们一起“革命”。胡乔木证实：“秋收暴动期间，提倡杀人放火。毛主席说他亲自点过火。一放，周围的农民都跑了，群众根本就不赞成。”这种做法“在我们党内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50-151页）看来，他们并不以是否豪坤为界，只要有田有屋，就是烧杀对象。他们憎恨安分守己的劳动者，要把这些劳动者搞得无田种、无屋住，象他们一样，流离失所，无所事事，只靠烧杀为生。

制造矛盾，自然就要时刻提防受害者反攻倒算，特别是要防备自家人“反水”。所以，这支武装队伍经常要“肃反”。而事实证明，所谓“肃反”并非真的发生奸细渗入需要追查，实是内心空虚、亟需振作的手段。反AB团、反社民党、反改组派乃至在延安大抓“特务”，都是捉风捕影，滥杀无辜。福田事件的发生是由于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派人对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领导干部120多人大搞逼供信，施以“地雷公”、“点天灯”、“烧阴户”等酷刑，逼使承认为AB团，致使红二十军喊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结果该军被骗至于都县平头寨参加会议，副排以上共600余人在会场被4挺机枪扫射，基本消灭。这种杀伐之风，在一支以屠杀同类为最大兴奋点的野蛮群体，原是不奇怪的。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AB团、社民党、改组派，不过是借此机会发泄对社会的仇恨，杀人是他们报复社会的最畅快的方式，所以才有“肃反”标准千奇百怪。《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上册）记载：谁拥有10毫子（苏区货币）谁就是土豪劣坤，杀！几个人在一起递烟说话就是参加以抽烟为接头暗号的反动组织，杀！男女之间交谈甚至谈恋爱就是想组织社民党，杀！这样杀起来，自然毫无节制，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屠杀。有时连这样的标准也不需要。《中共往事钩沉》（卷4）记载：全团集合，团政委拿着花名册，点一个捆一个。被捆的必须承认自己是AB团、改组派、社民党，还要供出同伙，否则，杀！在一个理智的人眼中，这一切均甚荒唐，然而，在那片偏辟、落后的山野却是郑重其事地当作生死攸关的事业在进行，这就是土匪逻辑。

由于社会不断动荡，游民阶级的不断起伏和反复破坏成为中国社会的显着特点。这在中共党史中尤为突出。“文革”成了他们倾巢出动，兴风作浪时机。王洪文是是趁着大动乱冒出来打砸抢抄抓的游民头子、流氓无产者！红卫兵是是破坏文化、破坏道德、破坏良知、破坏信用、草菅人命的一群混混儿，一帮流氓！“文革”期间，游民阶级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们的阶级本质得以充分暴露。请看典型流氓无产者的形像：唐歧山，郑州铁路局工人。1950年的自我鉴定：“我的思想不官（管）你共产党不共产党，幸福不幸福……，人说死就死了，我想有钱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有时间就去玩一玩。”“文革”时造反，罢工，停水，停电，停车，使运输系统瘫痪。他掌管郑州铁路局后，起用地痞无赖作帮手。他去上海学习王洪文经验，得到的体会是：“看人家上海造反派多神气，穿的是‘的卡’，登的是皮鞋，屁股后跟仨俩秘书。咱河南造反派算个屁！”196
9年张春桥提名他为中央委员，任郑州市委书记。他说：“我的方针就是一个字：乱。”1976年3月江青召见，许他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还要他兼管湖南问题。（参见河南日报1978年6月4日）看！“文革”就是这帮流氓无产者为非作歹、大肆破坏、祸及中华、罪及民族的黑暗岁月。

怎样界定游民阶级？他们是这样的集团：不事生产，混迹江湖，勇于恶斗，长于投机，心无良知，行无定轨，翻云覆雨，两面三刀，有酒即拜，有奶称娘。此外，陈铁健这样描绘他们：“打天下时，他们山头林立，各不相协，甚至火并残杀；得天下后，争权夺利，失势者阴谋篡权，得势者卸磨杀驴，一言不合即成刀下之鬼，诛杀之烈，史不绝书。”（《百年潮》1998年3期65页）王学泰说：“游民意识往往表现出中国传统思想意识中最黑暗、最野蛮的一面。”（《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宛出版社，618页）

游民意识所以在“文革”10年大行其道，不能不追溯到“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没有他的鼓动、支持、怂恿、张扬，游民阶级怎么会恁地猖狂跋扈？“文革”使毛泽东思想中不易被察觉的部分有了充分显露机会，由此也就不难捕捉他的思维中某些经常闪现的“亮点”。他早就欣赏抢劫，说：“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还欣赏当土匪有学问，说：“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他盲目崇拜斗争，竟然认为：“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人民日报》1966年8月26日）还极力鼓动“武斗”，说什么：“武斗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天也不会掉下来。”（《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他主张依靠流氓，说：“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1964年12月2日）这些自白道出了他的思维的某些特点：将矛盾的斗争绝对化，将暴力的作用绝对化，企图破坏一切现有规则、颠覆一切现有秩序，以为这是人类大解脱、社会大解放。其实，这些正是游民意识的哲学表述，它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句话：正是毛泽东游民意识的鼓动，才有流氓无产者群体性的大破坏、大颠覆，才造成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浩劫！

如今，毛泽东思想己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毛派再怎么折腾也不能使它重归正统了。但“官匪一家”的轮回却要继续演下去。新的官员必然继承匪的传统；匪的基因必然遗传给现任官员。只要对当前社会作一全面扫描，就会看到种种“官匪一家”的迹象。它与毛时代不同的是，如今脱去毛式狂热，不再搞什么连夜壶都抢来共同使用的穷过渡，而是追求务实，在放开手脚谋发展中抢劫财富、抢劫权力，成为巨富、巨霸。

过去抢劫主要靠枪，现在抢劫主要靠权。1985年开始实施价格双轨制，生产资料的平价与议价形成巨大差额，这是巨大的寻租空间。凭市长一个批条就可拿到20吨高压聚乙烯材料，转手获利50万元，两次即成百万富翁。这种特殊利益是凭借特殊权力攫取的，同用枪“筹款”百万银元是同一性质，都是抢劫。学者推算，1988年大陆官方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国家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3569亿元以上，加上杂项租金，共达4000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40％左右。（《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中国经济出版社，34、46页）这笔巨额财富是供官商掠夺的资源，他们略施手段即可成为巨富。对土地的征用更是巨大利益所在，现在成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巨额来源和官员贪腐的可靠渠道。据估算，全部可用土地资源的价格约合26万亿元！这是1988年差价总额4000亿元的60倍！怪不得大小权力者都对土地征用红了眼。2004年山东省青岛市郊丹山村被政府以建设经济小区为名，强征果园、耕地3000多亩。干部以每亩7000－1.2万元从农民手中抢走土地，再以每亩23.5万元卖给上级政府，开发商则以每亩50万元从政府手中买入进行炒卖，每一层都是私吞、暴发的环节。（《大参考》2004年11月25日）上海周正毅圈地案连中央都无力查处，因官商利益勾结紧密，一损俱损，宁肯冒杀头危险也不暴露，抢劫风之强劲由此可见。这是名符其实的抢劫经济（有人称掠夺经济，有人称强盗经济）。以权力为主导，与资本相结合，靠暴力为后盾，通过明夺暗盗，抢劫各种各样经济资源，形成暴富的权力资本。

抢劫经济表现在分配方面导致贫富剧烈分化：权力寻租的抢劫使千万、亿万资产拥有者浮出水面，对工农的抢劫则使他们的收入相对降低，应得的无法得到。国有企业冗员陆续以“买断工龄”方式分离，而“买断工龄”的系数之低远不足以补偿此前被透支的社会保障金；农民工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但他们被剥夺了城市公民享有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农民过去以价格剪刀差形式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现在社会达到小康水平，却毫无将剥夺于农民的逐步归还的意向。由此，表示社会贫富分化程度的基尼系数已达0.46，超过0.4的警戒线。

贫富分化的大裂变表示存在着显着的不公、不义，野蛮拆迁激发自焚、跳楼、上吊、自溺就是对不公、不义的无奈抗议。维权活动此起彼伏，上访群体喊冤不断。当权者的武力镇压显然已力不从心，于是与社会黑恶势力勾结，利用他们打压维权、上访活动。河北定州市绳油村因土地征用不公而群体抗争，当局支持有关单位雇佣三四百名打手，打死村民6人、致重伤51人、轻伤百余人。村民侯同顺死于非命，其父哭诉：“惨啊，刀子插到胸口，还在里面搅了搅，然后用铁钩子拉了百十米远。”（《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调查》，《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6月20日）黑社会势力介入镇压维权活动，成为中共暴政组成部分。这一势力适应当权者需要，早已自下而上地广泛漫延开来。他们在基层往往钻入中共，成为权力代表，为当局压制农民卖命；在中层往往是随时听命镇压群体维权、上访活动的得力打手，成为没有权力招牌的权力者。这是“官匪一家”的新格局而被中共高层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