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学术研讨会
主题：《读书》杂志与九十年代以来的思想变迁
时间：2007年7月22日星期日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1308室
主办：乌有之乡书社（010-62760856）
下面是韩德强先生的会议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究竟什么是促成《读书》事件的主因？我也倾向于是体制的日益官僚化，而不是哪一个思想派别。问题在于，体制为什么会日益官僚化？当每一个官员都失去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体制的日益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日益官僚化的体制一定会压缩自由思想的空间。
刚才曹卫东谈的我深有感触。在座许多人都是在体制内工作，大学、研究院所、政府机关，免不了参加各种会议，有会后的闲聊。谈来谈去，三句话就离开本行，交换起有关房子、汽车、职称、职位、股票这一类的信息。知识分子不关心思想文化，政府官员不关心社会大众，大家都成了自我经营的资本家。真是物欲横流！。我后来进一步思考，察觉“物欲横流”也有好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平等！如果说有人在讨论社会问题，有人就关心自己的房子、汽车，那不就不平等了吗？我在考虑，这个世界，全是流氓的话，那在人格上真是很平等。如果这个世界又有君子，又有流氓，那就有两类不同的、不平等的人格。当然我们还有一种想象，就是这个世界都变成君子，但是这个可能性，确实比都变成流氓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所以，流氓化，同时也是人格的平等化。再没有知识分子高高在上，指点江山，再没有人抱有“致命的自负”了，再也没有人以“宏大叙事”奴役人了，这岂不是自由？岂不是平等？
知识分子跟官员今天是很难区分的。知识分子躲避崇高，流氓化，官员一样躲避崇高，流氓化。儒家认为，“有恒产则有恒心，无恒产地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今天的世界一定会让这条儒家格言显得落伍。“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本来是无恒产者的人生哲学，今天却成了上流人士的行为规范。甚至有人论证，谁不是流氓，谁就是在压抑人性，谁就是在装孙子。在这个流氓大联欢的时代，《读书》确实会显得格格不入。因为《读书》周围有一个仍然关心社会的读者、作者群，一天到晚不是议论医疗体制改革，就是讨论三农问题，要不就亚非拉，全球化。我们都刚刚学会关心自己，你们却还在在关心亚非拉，你们不就是一小群精英吗？你们是小众，我们是大众！关掉《读书》，回归大众，大家就都平等！
流氓还有一个好处是独立和自由。为什么流氓是独立和自由的呢？因为流氓不需要对别人负责，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就行。“我是流氓我怕谁！”什么黑煤窑、黑砖窑？有钱就要！什么黑社会、白社会？有权就好！什么婊子、妻子？能用就行！什么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看，这个流氓真是做到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人格独立，“大义”凛然！相反，如果一个人老想着天下大同，四海一家，一个人总是想跟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哪有自由啊！你跟这个世界全部都脱离联系，你就肯定是自由的。
流氓化的第三个好处是民主。既然大家都是流氓，流氓间的公共事务怎么解决？那当然只能是民主了。一旦有君子，那君子还为流氓服务，流氓就会不由自主地选择君子、盲从君子的解释，甚至接受君子的独裁，而这就通向奴役社会了。如果要永远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就只能大家都做流氓。
进一步追踪下去，流氓化其实也是唯物化。“有恒者有恒心”，这是比较唯物的，“无恒产而有恒心”，那不就是唯心吗？其实我在思考，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如此流氓化？因为我们过去强调唯物主义太强烈了。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那是唯物主义，是科学。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你还相信，那不就是唯心主义吗？那不就是迷信吗？过去，茶馆里必须高挂“莫谈国事”。今天，再也不需要了。因为再也没有人谈国事了。如果有，那一定是小众，一定是一小群吃饱了饭没事干的闲人，或者是停留在上一个时代的遗老遗少。今天人唯一相信的就是钱包。钱包以外的，别说是宏大叙事，就连爱情都没人信了。
当然，流氓在法律上和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但在物质上、社会地位上还是很不平等。有的是大流氓，有的是中流氓，有的是小流氓。有的是文化流氓，有的是学术流氓，有的是政治流氓。由流氓组成的社会，逐渐形成的是流氓文化，流氓学术，流氓政治。正是在这个流氓化的大背景下，思想逐渐成为小众的奢侈品。也是在这个流氓化的大背景下，体制内的官僚越来越强调服从、统一、标准化。
说到这里，实际上我在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今天社会的流氓化，它的另一面，恰恰是平等、独立、自由、民主、科学、唯物主义，一整套非常好的理念。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西方思想的平等、民主、自由这一面的时候，非常精彩，非常漂亮的时候，其实很可能，它的另一面，恰恰是对人性的不信任，人格的流氓化。中国思想一向强调要天下为公，修齐治平，要“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突出君子和小人之分，强调“人为物役、物为心役”之辨，尊崇“天、地、君、亲、师”，向往人皆为尧舜。这是中国思想的吸引人之处。但是，它的另一面却是人格上的不平等，人际关系上的相互依赖，政治上的权威崇拜。
我的体会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西方实际上一直在进行不对称的比较。中国有一张脸，无论是修齐治平还是礼义廉耻，都强调人格的高尚。西方也有一张脸，那是自由、平等、民主、革命、科学。但是，中国和西方，还各有各的屁股。西方的屁股是人格流氓化。中国屁股是不平等，不自由，不民主。这两者是各自思想体系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如果拿中国的屁股跟西方的脸比，怎么比怎么丑陋。如果中国的屁股跟西方的屁股比，就不见得谁更丑陋。脸和脸比，也不见得谁更漂亮。但是，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用中国的屁股与西方的脸比，就失去了自信，失去了历史方位。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一种简单的社会模式走到另一种简单的社会模式。
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提出这个问题本身也许就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将落入“理性的自负”陷阱。但是，回避这个问题，并不等于我们就真是听从社会的自发秩序了。事实上，推销“理性的自负”概念的人，也正是在推销西方社会模式的人。他们有西方现成社会模式在手，生动丰富，理直气壮。正如当年的许多知识分子建议向苏联学习，也是生动丰富，理直气壮。
但是，我们真的能那么理直气壮吗？真的能那么不假思索，照抄照搬吗？难道我们不能从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探索中汲取丰富的经验教训，形成新的世界图景、历史图景、社会图景吗？我以为，《读书》的最大意义也许正在于此。它不满足于西方两百多年前形成的世界观、历史观、社会观——无论是自由主义史观还是唯物史观，它还希望开掘这两百年的思想和历史的互动，形成新的更加丰富、真实的世界观、历史观、社会观，不但能够照亮东方，而且能够照亮西方，为中华民族，也为世界探索一条新的出路。我主张反思，一层层的反思，不但要反思新自由主义的10年，而且要反思改革开放30年，要反思到1949年，要反思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甚至还要反思到文艺复兴时期，直至将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世界历史都纳入到反思范围。这样，我们才能清楚今天的历史方位，才能抑制社会的流氓化，抑制世界的肉弱强食化，才能避免人类社会的相互战争，摆脱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的毁灭性前景。
所以，在我们迫切需要构建一个新史观，有一个新的世界图景的时候，迫切需要像《读书》这样的杂志，能够去逐渐形成一股探讨的人气的时候，《读书》这个反思平台，居然又被拆掉了！在这些技术官僚眼里，或许《读书》就是个读书人吵吵嚷嚷的庙会，多一个少一个无关紧要，一旦影响了仕途，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斩首”！这正如慈禧眼里，北洋舰队的有无，哪有自己的大寿重要！
当然，这些技术官僚只能放慢人类探索的脚步。只要有这个读者、作者圈在，只要有探索新出路的需求在，新的反思平台还是会形成的。
（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