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读书报告]阅读背后的思潮竞争

《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印度)帕萨·查特杰著,
田立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25.00元。

  思想
  
  6月,来自大陆、台湾及香港三地政治哲学领域的学者在浙江大学举行了一个以“公共哲学”为题的讨论会,以政治哲学的发展作为讨论对象。争论从专业角度来看,无非是当代英美分析哲学与古典哲学之间的分歧,但是会场上的激烈争论其实已经显示了,这些学者不同研究取向的背后,隐藏了他们对当代中国思潮的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差别从如今的出版状况当然可以窥得端倪,阅读本身就是思潮的一面镜子,从阅读的选择去观察时代思潮的变化,无疑是一条便捷的道路。

  从古典政治哲学这一个脉络来看,最近陆续有值得关注的书上市。《尼采与古典传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理应在好书行列中占得一席之地。这本书属于雄心勃勃的刘小枫所编的“尼采注疏集”系列,是一组关于尼采的解读文章,尽管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非常专业的解释,但是大家只要读一读开卷那篇《尼采和古代世界研究》,就会强烈感受到尼采研究具有的丰富的思想史意义,甚至可以说,对于尼采的不同态度决定了我们在当代思潮情境下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思想立场。

  另外继《无约束的现代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之后,另一本关于沃格林的著作《信仰与政治哲学--斯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也终于出版,这与先前出版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斯特劳斯通信集》(华夏出版社2006年8月版)一起凸显了斯特劳斯所关心的哲学主题。沃格林虽然同样与斯特劳斯一样,反对以英美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哲学体系,但他与斯特劳斯同样存在分歧。沃格林唯一从美国带到慕尼黑大学的学生桑多茨(EllisSandoz)认为,斯特劳斯坚持的是古典理性主义传统,而沃格林则始终以超越问题作为哲学的唯一问题,强调神圣体验的不同符号表征。这使得我们在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内部,也看出两条不同的路径:我们到底是因为认识而信仰,还是因为体验到信仰才可能认识?

  英美分析哲学一直不乏重要的著作,但是最近却有一本颇为耐人寻味的分析哲学著作翻译出版,那就是伯纳德·威廉斯的《道德运气》(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6月版)。伯纳德·威廉斯其实算得上是分析哲学门派里的一个异类,尽管他并不那么大名鼎鼎,但是分析哲学的圈内人无不佩服他的天赋才情。作为男人,他风流倜傥,不乏女性青睐,颇为八卦的是,他当年居然还挖了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的墙脚。

  伯纳德·威廉斯并不相信分析哲学的推导演绎就能知晓道德的意义,道德不能建立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上,而是要看我们在实践中是如何理解我们自己的道德动机的,因为人类的伦理生活太过复杂,根本无法有一套道德教条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有趣的是,伯纳德·威廉斯与以赛亚·伯林是十分亲密的好友,据说前者对人类处境复杂性的认知,也相当程度地受到后者的影响,当年伯林在飞机上突然悟出分析哲学的局限所在,从此杀出分析哲学的阵营,专攻思想史,而伯纳德·威廉斯明显并没有走得那么远。

  如果说古典哲学与分析哲学这两个思想脉络只是在“古今”的架构下来思考政治的意义,比如像帕萨·查特杰这样的后殖民主义学者,则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思考如何反抗所谓“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最近出版的《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就是后殖民主义学者在政治问题上的集中表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阅读在美国学界中打拼的印度学者们的著作是一个有趣的经验,这并不是说阅读他们总会得到很多建设性的知识。印度学者的问题意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历史经验与认同危机所导致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学院文化左派在美国学院生产机制中能够理所当然地获得正当性,这一个研究取向也被很多身在美国或在大陆、港台的华人学者所模仿。

  伯纳德·威廉斯因为分析哲学与自己的内心之间无法弥合,开始反思分析哲学的局限,而约翰·穆勒当年也是因为自己的成长经历与功利主义不符,而产生强烈的精神危机,从而开始对功利主义学说进行深刻的怀疑。最近出版的郑晓岚、陈宝国译《约翰·穆勒自传》(华夏出版社2007年6月版)则给我们提供了一段极具参考价值的思想家的心路历程。本书并不是首次翻译出版,以前曾有吴衡康、吴良健的译本《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或许有心人可以比较下两个译本的差别。另外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有了康乐、简惠美的新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台湾远流版这一系列历时几年,已经在大陆出齐十二本。最近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起推出的,还有《古犹太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这套权威的韦伯作品翻译虽然推出多年,但是如何借助韦伯的思想来理解中国,却没有看到更多的成果。余英时这次专门为大陆版写了序言,当年他借助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写出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试图理解中国近世的社会思想变化,但是今天随着思想资源的增加,韦伯的位置似乎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也是韦伯思想接受史的一个有趣现象了。

  最后或许应该推荐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本书的作者杨庆堃出身于燕京大学,后来长期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与此相比,缺乏本土有力的研究者不仅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困境,也是中国读者的无奈。这本书早在1961年就已经出版,今天看来,里面的很多研究细节显得比较宽泛,但却把中国民间社会与宗教的一些重要问题勾勒得相当清楚,读这样的书,如同读一本中国民间宗教的通俗读物,文字浅显却又意味深长,这或许也是那一代学者们共有的特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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