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星红旗，你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即便是自由。没有生命，便不能感受到自由何在，如果不是哲学探讨与宗教信仰，那么生命是自由的基石。虽然有生命不一定必然带来自由，但没有生命，从世俗意义上讲，自由便将不存在。任何人事都必须建立在个体的生命及尊严基础上，没有这样的基石，一切大言玄玄的说辞，都是不值得信赖的，不管他用的是国家还是民族这样大到仿佛可以把个体淹没的说教。
国家的国旗，本应剔除党派偏见，没有任何党派之痕迹——你不能说美国国旗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而是国家民族这个利益共同体所共同承认的、充满凝聚办的象征物。但五星红旗，就像共产党这个党派一样，想用一个党派来混淆国家民族的概念，想用一个党派来代替国家民族。在国旗的设计上，执政者也采用他们一惯的用党派代替国家的偷梁换柱的策略。即想流水的兵换成铁打的营盘。换言之，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国旗，只是个党旗的附属品，或者是党旗的兄弟，并非真正的国旗。国家永远高于超越于党派之上而存在，用党旗来代替国旗——虽然他们不说国旗是党旗，但实际上用的就是党旗来指代国旗。在中国，党旗与国旗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是一种对国家利益的僭越。
国旗再是国家利益共同体之结合，也不可能高于我个体之生命。在非常时刻的献身，不是因为国旗比我生命重要，而是因为我的个人利益也从中受损，保卫国家也是为个体之尊严与利益。国旗既不比我的生命更重要，作为党派利益的五星红旗——从设计的样式、颜色到体现的内涵无不是党派的“结晶”——就更不可能比我生命更重要。
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执政者在用这句话作为洗脑口号之前，有一句更加绝对的口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后一句口号的决绝与露骨，引起哪怕心里尚有余悸的人的嘀咕：你共产党也太霸道了，难道在共产党得鼎之前的中国就不是中国了吗？不是中国那是什么？难道你共产党就民族虚无主义到了这样蛮霸的地步？后来据说是周恩来在此基础上加了一个“新”字，仿佛点睛之笔，执政者无不拍手称快，于是整个社会沿用无碍，振振有辞，状若吃了摇头丸，处于半人半神的癫狂状态。
没有……就没有，作为一种条件假设，其绝对性与排他性，是非常厉害的。这样完满自足的条件假设，只有在一些可以做定性定量分析、可以完全控制的领域内，才有其实际的效力，也才能被证实与证伪。但在社会科学尤其政治权利领域的不可控性因素是如此之多，其诸种条件组合之变化是如此大，乃至穷尽我们人类所有，都不可能算计出这问题是否真的是“没有……就没有”，因此那些动辄在人类权利领域用“没有……就没有”这样决绝条件句的人与政党，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也就是说，共产党之在中国得鼎，只是一种现实存在，有的人是赌博式（即所谓的主动）选择，有的人是被动选择，有的人介于半推半就之间。所谓的必然选择，只是一种理论臆想，而非事实判断。进而言之，共产党之得鼎，大部分中国人是别无选择，因为他用的是武力，而不是让民众票选。没有用票选，头上随时悬着枪杆子，就是一种胁迫，这样的胁迫，造就了“没有……就没有”这样强盗逻辑的生存市场。换言之，共产党之得鼎并非一种历史之必然（没有苏联之输出共产主义革命，没有日本侵略等许多因素，那么局势与选择上都有可能变化，所以必然选择之类的说辞只是一种强加而已），更非一种不可更易的规律。至于说“新中国”之类更是无稽之谈，只有那种将“新”一定胜于“旧”的社会达尔主义、线性历史的崇奉者，才会觉得“新”一定胜于“旧”。当然如果你说这个“新中国”之“新”，其新在剥夺人之权利，整人害人，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巨大，在中国三千年历史上是空前未有，那我是同意的。
三：稳定压倒一切
这又是一句典型的不经过脑子的，如同等额选举一样，是不合基本逻辑的话。一切中包括稳定吗？如果不包括稳定，那么你这“一切”还是什么“一切”？“一切”在此作为全称判断就丧失意义。如果你“一切”就是包括稳定，那么你怎么可能自己压倒自己？换言之，稳定作为“一切”集合之一分子，它怎么可以从“一切”中抽离出来压倒一切，它从“一切”中抽离出来，那“一切”还是“一切”吗？如果稳定就在“一切”之中，不可抽离，你怎么可能想像一个总集合之一分子来压倒这个总集合。为什么他们喜欢说“稳定压倒一切”这样不经脑子的话呢？他就是用这些偷换概念、混淆基本逻辑的做法，来忽悠人民应得之权利。四九年后特别是五二年之院校调整，受破坏的不只是综合大学之分拆、理科工的分家，更重要的是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尤其是逻辑学，受到空前的破坏。八十年代以降，前三者都有所恢复，并一定程度走进大众的阅读视野之中，而逻辑学作为一门鉴别真伪、帮助人变得睿智的学科，一直没有在我们的教育中特别是高等教育中得到相应的重视，这是有深刻的原因的。这原因就是执政者不经脑子的话，如果你用逻辑的照妖镜一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他们许多口号下面，对他人权利剥夺的勾当。所以，我一直强调所有高校，应不分专业开设真正的逻辑课，其启蒙意义之显著将不可限量。
四：党啊，亲爱的妈妈
四九年后，许多比喻之不伦，在中国比喻文化的历史上也可谓空前。党是一个意识形态符号，而妈妈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用一个意识形态符号，用一个党派之私人信仰，来指称自己妈妈，这个比喻的发明者，这个歌词的作者，可谓无耻之尤。没有任何一个抽象的东西，哪怕它再高尚，能用自己的妈妈去比喻。世界上很少有什么人事，很少有什么喻体，经得住用妈妈去比喻，何况“党”这样在中国特定的语言环境里之荼毒愚民的东西，哪里能够经得起世界上最具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词汇来比喻？
前不久朋友叶兄转来一句笑话，特别可以形容“党啊，亲爱的妈妈”之不伦与混帐。我综合他转来的故事，加编如下：
儿子：党啊，亲爱的妈妈！
父亲：你在那里干嚎啥子？你让到哪里去睡？我去睡党吗？党在哪里？
儿子：党在哪里我怎么知道？
父亲：你个小狗日的，难不成你是我和党搞出来的么？
儿子：我只是唱唱而已，何必发那么大的火嘛。
父亲：再是唱歌，也要用脑子，否则你这人脑子与猪脑子有什么区别！
五：亲爱的伙伴，是谁安排了我们的幸福生活？
五、六十年代生的人，大抵都会唱这首歌，这首在少年儿童时代所唱的歌，其粉饰现实的洗脑作用之大，简直不可想像。在饿着肚子的时候，在周身害水肿病的时候，在三年大灾难饿死那么多人的时候，依旧在唱“是谁安排了我们的幸福生活”。像这样洗少年儿童之头脑的歌，并非绝无仅有，都是拜像乔羽这样的御用作词家之赐。
再者，幸福生活而能安排，也是滑稽之事。众所周知，真正的幸福生活只有自己去争取，别人的安排乃至强加都是与真正幸福无缘的。用权力的安排者所安排的，必是受者所需要的吗？如果他给你安排你受苦（如上山下乡就是号召而安排之、强行之），安排的是奴役，又要逼着你说，这就是你需要的幸福生活，那么你接不接受这样的安排？你不接受这样的安排，那好，我就安排你到监狱里去享受“幸福生活”。
六：有没有拒绝当局号召我们向某某学习的权利？
每个人活在这世界上，在宪法范围内做自己想做之事的权利，他人不可且不能干涉。干涉便是侵犯他人之自由，是对别人选择权的伤害。半个世纪以来，共产党一阵阵地抽风，一会儿叫我们学这，一会儿叫我们学那，公然侵犯我们的权利，但有的人觉得这是为我们好。比如学雷锋，就有人至今认为这可以提高道德，真是天可怜见的被愚弄到家了（请参见我写的《雷锋就是愚民工具》）。道德如果没有法律作后盾，如果没有对个体权利之尊重，如果没有对个人尊严的尊重，道德最终会沦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混帐不堪的说教。
谁赋予了有些人号召我们学习另一些人的权力？谁让有些人去侵犯别人的选择？谁让有些人去干涉别人的思想权利？无非就是因为独裁，才会一会儿号召你学习这，一会学习那。在民主自由社会，每个人对自己的选择和决定负责，没有任何人可以不经授权，随意代表谁，只要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别人爱干什么不干什么，他人无权干涉也无权号召别人去学习谁。号召我们学习的人，自己是从不去学习。毛泽东没学过雷锋，江泽民也没去过阿里，胡锦涛也没学他宣传的方永刚。他们号召别人去学习，就是为了别人去学习后，他从中捡便宜。庄子的教导，我们不可忘记：焉知曾、史非桀、纣之嚆矢耶？所谓的圣人成为强盗的响箭，成为强盗的开路先锋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已发生许多次，可惜我们不少中国人皮子贱，没有记性，不容易记住这些耻辱。对号召我们学习谁的人，我们应该用自由作家、现任捷克总统哈维尔的话来作一个响亮的回答：公民不服从。
七：经典和旅游为什么都有颜色，而且只是红色呢？
什么是经典？要下个定义是比较难的。但以我们历来的阅读经验累积下来的看法，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可谓经典；托尔斯泰与曹雪芹的小说可谓经典；李杜的诗歌可谓经典；伯格曼、费尼里的电影可谓经典；梅兰芳、程砚秋的京剧可谓经典；骆玉笙的京韵大鼓可谓经典；新凤霞的平剧可谓经典；俞振飞的昆曲可谓经典；贾树三的竹琴可谓经典；等等，我们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但恕我孤陋，没有一样是有颜色的。
经典有颜色，可谓荒谬。这些所谓的经典为什么有颜色而且是红色呢？这就是说，这些所谓“经典”都是党派意识所专用的产物，都是拿来诜脑用的。执政者拿这些红色经典继续愚弄民众，剥夺他们的利益，以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本来经典是超越党派，超越时代，而被许多人乃至不分国界而欣赏的，但红色经典，它的命运，我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在共产党下台后，在被共产党直接洗脑的人群逐渐去世后，这些所谓的经典便不再会有市场。不像《诗经》作为周秦之劫余，依旧能扣击我们的心弦。
八：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
有人说，中国人民没有站起来，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站起来了。这话虽然道出了一些基本事实，但理论上讲也有可议之处。我曾说过，任何伤害都是双面的，是柄双刃剑。比如共产党在威慑民众的时候，这说明他的内心与民众一样充满恐惧。他们几十年来不断地美化自己，有统治合性的焦虑，都是缘于自己得鼎之不合文明政治，而自己内心充满恐惧。共产党县级政府以上，都有人站岗放哨，实足的是把自己当猪来圈养。常年说“为人民服务”的政权，为什么如此害怕人民呢？就是因为恐惧与理亏。那么毛泽东也只不过是形式上站起来了，实质上他也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也只不过是看上去风光一些而已。暴政与独裁，对民众固然有绝大的伤害，但未必对统治者自己就不是一种暗伤。
所以，当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是由独裁政府执政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能真正站起来的。不管换谁来执政，如果不是真正的民选政府，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没有一个人是从精神与肉体上站起来了的。
九：运动员拿金牌与我们有啥关系？
可以说，运动员拿金牌与运动员有关，与独裁政权通过此种民族自豪感的宣传，来巩固其自统治合法性有关。一个国家的个体猪狗不如，那个民族的自豪感从何而来？就需要通过这样愚民洗脑的变相宣传而来。运动员拿金牌，出名、挣钱、开好车、住好房等，都与我们普通民众没有关系。具体关系人除了独裁者藉此维持其统治合法性以外，就是运动员及其家人、教练及其家人，体育主管部门等官员与此有关。
一个运动员的某个体育项目，我很欣赏，那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用不着附加国家（何况这国家是独裁者的“人质”）民族这样的大词在上面。附加这些在这上面，而且以此作为对体育的宣传，可谓别有企图。别人开奥运会是为了拉动本国经济，看能否赚钱，而独裁者如希特勒德国与我们现在的中国举办奥运，不管其耗费如何，不管是否对民众利益造成伤害（如刘苏里兄的万圣书园等伤害），他们需要的是金玉其外，哪管败絮其中！他们为了欺骗国际社会而做的“美容手术”，可谓用心良苦。为了党派私利，为了独裁统治，他们可谓不惜一切。
关于体育与我们生活的关系，我曾写过三篇文章，分别为《奥运与吞稀饭大赛》、《幸好齐达内不是中国人》、《别把金牌当民族伟哥》，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查到。
十：政府与民众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文明政府应该是我们民选出来的公共利益托管者，就像董事会选出来的职业经理人一样。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一种甲方与乙方的契约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同时政府的一系列功能，如税收等，都是人民授权的，没有授权是为非法。人民通过自己的民意代表来达自己对政府执政诸方面的看法与不满，如无代表便不纳税。进而言之，政府非民选，而又强行征税，是某种意义的抢劫，和土匪打家劫舍无二。同时，你拿别人的钱，却不为别人办事，如此估吃霸占，可谓强盗。
早就有人说过，政府是一种不得不要的坏东西。说政府是坏东西，是因为政府因其权力，有为恶的倾向与可能（所以才有总统都是靠不住的理念，所以才有政府诸多方面的制约），这为恶的倾向与可能，使其成为“坏东西”。但东西坏，为什么人们又不得不要呢？那是因为个体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个体的权益哪怕群体权益之保证，也需要一个运转效率较高、相对强大的集体来运作，才能保证一些事情完成，如国防、如公共生活空间之维护，都不是个人可以做到的。因此民众让渡出部分利益来组成一个政府，来管理这个国家与社会。政府因其为有为恶的倾向与可能，所以必须民选，必须受诸多之制约，民选也才能保证政府一旦不合民众之要求，民众可以通过票决而非流血手段将其换掉，换上更能保证民众利益的政府执政。所以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否则民众便会成刀俎下的鱼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