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何用？
若有人问，学史究竟有什么用，能否立竿见影地为增加GDP作贡献？我总有点心虚气短。尽管我会告诉他：史学是一种无用之用，读史可以明智，有助教化。明智包括诸如资治、垂训、借鉴、参考等方面，教化则主要是对人格情操的陶冶，增强历史责任感。
但是，实现史学的这些社会功能，对一般读者而言，既不可能让他们去直接掌握纯学术化的史学前沿成果，甚至也很难要求他们去阅读教科书式的历史读物。社会民众需要历史学者为他们提供一种既能触摸历史又能喜闻乐见的形式，而不是那种令人生厌的高头讲章。
历史知识如何普及，始终是史学的大课题。旧史学主要在三个路向上着手：一是历史的蒙学化，例如题名北宋王令的《十七史蒙求》等；二是历史的故事化，例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三是历史的通俗化，例如清代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等。
自20世纪初叶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来，普及的努力也从未停止过。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都是经典之作。这一体裁很快转型为史学著作新模式，也影响到其后历史通俗化过程中的史话体。章节体最大优点便在于综合叙述，缺点是人为地分章立节，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历史过程的整体性，其程式化也与时俱进，与大众对象便渐行渐远。
细说体：历史普及化之路
通俗化的史学读物，以蔡东藩的演义体成绩最大。虽然个别细节还有虚诞的缺失，但总体上不失为严肃的史书。曾为民众喜闻乐见的章回体，在其手中得到了有效的改造，当时大有不胫而走的势头。就在演义体风头未衰之时，黎东方开始以细说体摸索着历史普及化之路。
细说体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44年，黎东方在大后方开讲三国史事，继以《新三国》的讲义形式面世。当时，还没有强势传媒电视台的加入，他都是预先公告，当场卖票，现场开讲。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其风头之健。其一，他能够以入场券的收入，包机从香港往返大后方开讲；其二，居然也有少数“黎迷”坐飞机追着听他讲史。联系到当时的环境与条件，他的牛气应该不在当今易中天之下。不同的是，黎东方是专业的历史学家。
黎东方开讲《新三国》时，已有细说体之实，但细说体其名之立，则迟至十余年后《细说清朝》的问世。由此看来，细说体的成立，应是口头讲说在先，笔之于书在后。到《细说清朝》出，黎东方虽不再作口头的讲史，却仍将治史所得，以细说体的形式逐朝写来。直到去世，他已完成《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建立》和《细说三国》。他的细说体不仅别开了一种史著新体裁，而且独辟了一条历史通俗化的蹊径。
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以上五种细说，以及据其遗稿整理而经王子今补编的《细说秦汉》，另外邀约作者续写的《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出齐了《黎东方讲史》。我有幸受邀续写《细说宋朝》，虽不免有狗尾续貂之嫌，但好在已治宋史二十余年，也不是绝无心得，故将其作为“学宋史的阶段性小结”(《自序》)。
唐代刘知几以才、学、识作为评判史家与史著的准绳。在揣摩黎氏著作与自己写作过程中，深感细说体对学术的要求，决不能因其通俗性而降低，也应在史才、史学与史识上有自己的追求。
史才、史学与史识
就史才而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在体裁的把握上。细说体是对纪事本末体与章节体的综合性的成功改造。综观各部《细说》，写法大致相似，取一朝重要事件、人物、制度、文化，因事命篇，治棼理丝，串联缕述。其立目以事件为最多，人物次之，而制度、文化类最少。这种分配是符合一般读者阅读习惯的，事件、人物是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值得注意的是，细说体对立目人物的叙述，也克服了纪传体中履历表式的缺陷，无不以关键人物为中心，因事命篇而借以展开史事。其二，在成果的表达上。黎东方当时敢于售票讲史，也可推想其表达的魅力。但及至动笔写各朝《细说》，他自述写之不同于讲的艰难：“唯有把写成的文章一段一段地删，一篇一篇地撕了重写，才勉强敢拿出去。”典章制度枯燥复杂，考虑到对象，既没有必要作窄而深的叙述，也不能让读者在了解一代全貌上缺了重要板块。合适的做法，一是设置少量最必要的题目，要言不烦、深入浅出地叙述关乎大局的一代典制；一是在细说有关事件、人物中，信手拈来、随分点染相关的制度名物。
以史学而言，主要表现也是两方面。其一，在历史内容上必须真人实事。不做史实以外的任何想象，是一大原则。黎东方曾说：历史这门学问，虽则有捕风捉影之嫌，却不可废；要紧的是，研究之时，在方法上不可不谨严。他恪守自己所立的原则：“写历史，不比写小说。写小说，可以创造情节，把故事叙述得天衣无缝；写历史，就只能抱残守缺，屈从材料本身的种种限制。”其二，在历史细节上必须考订辨伪。既然细说的必须是信史，对互相抵牾的史料记载，就应考其真伪，定于一是。细说体中的考辨，大体分三种情况：一是主要利用前人精确无误的考据结论；二是当各家考证莫衷一是时，取其自以为合理之说，并简单点明理由；三是自己动手对前人未曾涉及的史实进行考证。无论何者，作者都必须拥有深厚扎实的史学根底。
以史而言识，也有两点。其一，全局观。“细说”当然不是什么都说，这就要求作史者有独断之学，关乎全局者详其当详，说透为止，无关宏旨者略其当略，点到即可。细说体立目行文的决断取去，要求作者对一朝大势能高屋建瓴，合各节文字，就能得见此朝历史的全貌。其二，大见识。黎东方批评中国历史学者“太注重求真，而忽略了求理”，强调的就是通识古今的眼光。细说体所谓的历史感，不仅仅指所叙述的每一句话都是言之有据的，更是指所评议的每一句话都应有历史的眼光。在信史中求史识，这是细说体的理想追求。
总的说来，历史学者在普及化方面的回应，并不尽如人意。于是，先有影视小说类“戏说”乘虚而入，后有文学教授品读历史的越界飞行，几乎平分了历史故事化与历史通俗化的园地。如今，黎东方及其续作者的讲史，是历史学者普及历史知识的有益尝试，也是历史研究走向社会民众的主要途径。台湾学者马先醒认为：“若望国人的历史知识普及，细说体史著的提倡与推展，似属不二法门。”是否“不二法门”，不敢断言，但你读后肯定会说：还有另一种更有历史感又有可读性的讲史体裁在呢！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汤因比”
中国说书人
历史读物的普及，无疑都是和讲史人的个人魅力息息相关，易中天带动了《三国》热，于丹唤起了《论语》热，这是铁的事实，更有盛产大师的“百家讲坛”，日夜输送让我们肃然起敬的历史说书人——试图在这样的阅读氛围里挖掘出优秀的历史讲解员是困难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只有现在的说书人，未免也有些片面和单调，何况在目前的出版物中不乏比美于当下大家的好作品。
今年4月，重庆全国书市上，一张胡适与黎东方的合影做成招贴，分外抢眼。黎东方何许人也？其实，上海人民出版社早在2002年就出版了黎东方的著作，推出其历史学养与说书人身份相结合的“细说体”讲史系列。这套书自出版后一再印刷，这次又以“黎东方讲史系列”和“黎东方讲史之续系列”重版，恢复其第一版删节部分，增加插图，以及自4月出版之后的评论情况，都印证了读者对于不同形式讲史的接受程度。
当然，最主要的是对于高质量的史说读者也有分辨力。这种高质量来自黎东方先生作为海内外闻名历史学教授的学养学识。他是梁启超最后之及门弟子，留学巴黎，在巴黎大学专修法国大革命史。黎东方先生最为人称道的，是抗战期间在重庆开讲三国，以历史学家的睿智与妙趣横生的词锋，轰动山城，听众争相买票入场，开了教授卖票讲史的先河。这比现在任何一种检测方式都令人信服。
黎东方先生曾在海外多所大学任教，他在英国牛津大学讲述中国彩陶与里海东境彩陶之比较，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在我们全面了解这位史学家以前，实在有必要读一读他为普通人所写的“细说体”系列史书。1998年去世，使得其细说体著作如《细说秦汉》、《细说魏晋南北朝》等没有完成，这次出版社邀请续写的作者，都是目前国内史学界一时之选。┮易大经
当代史家眼中的《黎东方讲史》
《细说三国》
三国时代，短短几十年，人物有趣而出彩，事件波诡而云谲，一部《三国演义》真真假假，又让其中的人与事家喻户晓。故而自宋代有瓦子勾栏以来，“说三分”可以说是最容易讨巧，也是最容易砸锅的事儿。黎氏讲史是以说三国起家的，其当时风头之健，也许盖过当今如日中天说三国的那一位。前辈史家唐振常以为黎东方才“是真正的说三分”。是否如此，暂不置喙。但我却建议读者诸君，权当一回评委，把《细说三国》与《品三国》对读一过，在你的阅读体验上且让关公战一次秦琼，然后请给两位参赛者亮分！
《细说元朝》
我有时纳闷：元朝与清朝，同是少数民族做了统一王朝的主子，何以后人对满清帝王故事如数家珍，对蒙元人物典故却孤陋寡闻。作者自道甘苦云：“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真是知根知底的肺腑之言。一般读者对蒙元的历史，除了伟大领袖表彰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恐怕所知也不多。再刨根究底，关于成吉思汗，除了那句“只识弯弓射大雕”所知几何，恐怕也是张口结舌无以对答。本书有一半的篇幅讲成吉思汗，读来十分过瘾。当然，黎氏对蒙元的其他大汗与皇帝，对蒙元的典制与文化，也要言不烦，恰到好处，颇见史家剪裁之功。此书在《黎东方讲史》中也许难称白眉，但在迄今为止关于蒙元的通俗读物中无疑是翘楚。
《细说明朝》
在黎氏讲史系列中，此书的受欢迎度似乎不及《细说清朝》。但作者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在入关以后立足得住，在于沿袭了明朝制度之长，而革除其短。”故而在此书中，就明代制度，一气细说了十四个题目，深入浅出，最见识力，也颇有助于对黄仁宇所谓明清是第三帝国的把握。若说本书的不足，一是万历以后草草收场，让人有行色匆匆的遗憾；二是明代文化略欠兼顾，小说、戏曲在明代可是大放异彩的啊！听说《明朝的那些事儿》走红以后，也带动了此书的销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浓墨重彩地占了本书的一半，就精彩程度也足以与当年明月之辈一比高下。
《细说清朝》
虽然“细说体”之实，在黎氏卖票开讲《新三国》时已经存在，但以“细说”命书则此为首部。胡适正是读了此书，才劝他把历朝历代细说一番的。此书部头最大，甫一问世，读者就“许为可读性颇高”，因而风头也最健。作者有不少独到见解，例如，康熙宽，雍正狠，道光吝，也都娓娓道来，栩栩如生。他又认为，雍正为人虽狠，但治绩最著，在位十三年甚至胜过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清宫戏接二连三，未有尽期，这部书的印数也节节攀升。人们在看了“戏说”以后，总想听一听历史学家的“细说”。作者自序说：“写历史，不比写小说。写小说，可以创造情节，把故事叙述得天衣无缝。写历史，就只能抱残守缺，屈从材料本身的种种限制。”这无异于向读者承诺：所有细节，有假退货！
《细说民国创立》
每一个史家，对当代史的撰述，都有一亲芳泽的念想，成功与否，另当别论。黎东方也心存此梦，此书自序是理解他的重要文字。对当代史，出于利害忌讳，史家往往不愿说，不敢说，不能说。黎氏引孔子“知我罪我，其唯《春秋》”的名言后说：“现代与后世之人知我罪我，也显然将以这部《细说民国》为依据。”不仅俨然将其视为自己的代表作，字里行间也不难掂量出他作为“一个史家而兼大丈夫”的使命感与责任心。为撰此书，他不仅泛览当代的文献史料，还学太史公，躬自访问事件的亲历者，在诸书中可谓用力最多。但吃力未必讨好，他的秉笔直书与时风不协，因而被主流史学排挤到边缘，原打算写四部，第一部只写到民国建立，就戛然而止，倒像是《细说清朝》的煞尾。对黎氏颇为自许的名山事业，后人也只能通过此书来管中窥豹。读后，你也许会不满足，但对他的努力却不能不尊重。
《细说秦汉》
这是一部合成书一是《细说秦汉》的残稿，二是《楚汉战史》的移植，三是《新三国》的摘编，都出自黎氏的手笔。摘编《新三国》的部分，原来是黎东方说三国的讲辞大纲，虽与后来成书的《细说三国》略有重叠，但因是“细说体”的发轫之作，倘能两下对读，最能揣摩黎氏史学与时俱进的轨辙。将黎氏的三片瓷垩成一件精品的，是秦汉史专家王子今。他自谦是狗尾续貂，但倘若读完全书，你会觉得几乎是严丝合缝，一气呵成，不得不由衷钦佩他的修补功夫实在了得。秦汉是黄仁宇所说的第一帝国时期，此书自不能失之交臂。 ┮虞云国
“丁酉同榜”及其漏网之鱼
知道沈玉成先生，是大学时在图书馆见到他的一本《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那时觉得这本书过于专业，只是随手翻阅了一下，并未认真阅读。后来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那些说书艺人似的句子不仅在历史学者中久已失传，在小说家中也不多见。黄仁宇并未贪功，而是在自序中坦承去国日久，很少接触中文，幸亏沈玉成作了文字上的润色。我爱屋及乌，开始留心这位只知其名的先生，渐渐略知一二。黄仁宇还在自序里感谢了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傅璇琮与沈玉成是大学同窗，正是他看到《万历十五年》的书稿有“文句不通，词不达意”之处，约请老同学代为润色文稿。沈玉成虽然做了大量工作，却非常自谦，表示自己并非专攻明史，仍以定稿为准。但黄仁宇对润色后的文稿相当满意，曾要将三成稿酬分给沈玉成，沈玉成把成人之美当作自己应该做的事，没有接受这个“三七开”的建议。
沈玉成经常与《左传》、《韩非子》之类打交道，想像中的他总是像那些古籍一样庄严而不苟言笑。虽然早在书店见到《沈玉成文存》(中华书局，2006年)，因为题目比较老实，没有在意。大约一年后，逛书店的时候顺手抽出，看到他用卢纶的“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解读《史记·李将军列传》的李广射虎“中石没镞”，称“棱”是“立体的面与面相接之处”，即石缝。我对李广把箭射进石头的说法一直有所怀疑，正如我从来不相信在太空上能够看到长城。但在沈玉成和杨利伟之前，很难证明自己的怀疑是有的放矢。于是，把《沈玉成文存》请回家，慢慢阅读。在《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里，他称王仲闻长得很像父亲王国维，“果然子之于父，如明翻宋本，唐临晋帖”。这种古典的文字之美，一点也不亚于先锋小说家，古典和先锋本来就是殊途同归。
年初曾经读到陈迩冬先生的《闲话三分》(上海书店，2007年)，现在看惯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学者，突然见到几位名声不彰却出手不凡的高人，不免有喜出望外的感觉。沈玉成称王仲闻是“丁酉同榜”，开始我没有明白这是什么典故，转而一想，应是“反右同科”的意思，再一查，1957年果然是丁酉年。在田壮壮的电影《蓝风筝》里，铁头的爸爸因为上了一次厕所被划为右派。据舒芜回忆，鸣放时陈迩冬正好出差回广西老家，所以幸免于“丁酉同榜”，这种漏网之鱼真是罕见。
沈玉成指出：“学者和文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过对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理想的状态还应该是合二而一。”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惟一需要纠正之处在于，它不仅对古典文学研究者有效，对所有人文研究者都是适用的。可惜，学者和文人逐渐势不两立，最终以学者胜出、文人消亡而告终。陈迩冬比沈玉成年长，但两人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在政治劫难之时，都隐身于古籍之中，寻章摘句；等到稍微太平时期，又偶尔出山，写些性情文字——这几乎是所有“丁酉同榜”及其漏网之鱼的共同命运，百分之一百的文人沈从文先生也曾栖居于历史博物馆里，变成一位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学者。这种境遇一方面使得他们无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一方面也促使他们选择了“天下无道、退为学者，天下有道、出为文人”的道路，后者让我们在无限惋惜之中稍稍有所安慰。可是生命短暂，如果这些先生能够在最好的时光里展现自己的才能，读者很有可能就会在易中天、于丹之外拥有另一种选择了。
王晓渔
细微处见风云
简单地划分，金性尧的写作包括“古”与“今”两个方面：前者是考古辨史小品、古典文学整理研究等，后者是近现代人物掌故随笔与忆怀散文、书话文论等。他的“古文”，以前我不大感兴趣，前些时候，读到金性尧一本专题史论，才真正佩服他的“古文”。
那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去年八月出版的《三国谈心录》。关于“三国”，近年由于易中天的宣讲，掀起了一股热潮，书也出了不少。但易先生那一派的讲解，为了古为今用而“过度阐释”。相反的是，昔年端木蕻良为陈迩冬《闲话三分》初版作序，赞陈著“不多作史的外延”、“决不大声张扬”；我就更喜欢这类不枝不蔓、点到即止的闲谈随笔，作者有扎实的古典文化功底，注重考辨史料而能谈出趣味，从细微处写出时代与人性的风云。金性尧的《三国谈心录》也正是这方面的佳著。
如他梳理史料，举孙权本人的能力等事实，点出孙策、刘备临终托孤语背后的权术；分析曹操对杨修先用后杀，是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的需要，充满历史的洞见：“同一人主，而对人才的任用和毁弃，还要由历史的过程来做主，有些人才就成为悲剧的主角了。”另外《曹操的一流文才》、《曹操的临终告白》等篇也都很有功力，史实与史识俱见，历史评价与文艺鉴赏兼备。
我最喜欢的是他常能透视人情，也屡屡从人情出发去看问题，遂时有不拘俗见的平情之论。如谈傲世慢物并因此送命的祢衡，为什么会对第三个主人的儿子写出报德效劳、不似平日作风的《鹦鹉赋》。又如曹丕纳美人甄氏，传说曹操、曹植均亦有意，曹植的名作《洛神赋》就是怀念甄氏的云云；金性尧指出此论之谬，但并没有过多批驳，而说：后人“明知附会而在掉弄词藻”，“亦可见尤物惑人之力”。这就说明了一种创作心理。
金性尧文章议论不多，但都大可咀嚼，或绵里藏针，或寄寓感喟，特别是剖析古人心事隐衷的时候。他在书中说过：“读一些历史，可以知道我们的祖先还有许多心事和创痛。”书中第一辑关于曹操的几篇，即取总题“曹操心事”。在谈到古代黑暗政治与烽烟乱世中那些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女子时(最后一辑“绝代美女”)，感叹尤其深沉。如引王士祯记二乔姐妹的故居遗址成了彰法寺，说：“虽地以人传，然娥眉故宅已废为头陀寺院，或亦可作色空之别解。”此尚为幽微之语，写孙夫人，则直接以少有的抒情句子去发抒唏嘘了：刘备与孙权之妹那场悲剧性的政治婚姻，刘备固然对孙夫人“衷心常凛凛”，惧其图谋，但孙夫人“何尝不是栖身荆棘呢？月明星稀，大江东去，举目云天，这心境也是凄凉难堪的。”
沈胜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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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性尧，1916年出生。1930年代曾在《舟报》副刊上撰稿发表文章。论著出版的有《伸脚录》、《清代笔祸录》等。他学术成就，被誉为“北季(羡林)、南金(性尧)”。
陈迩冬，著名学者，古典文学评论家。广西桂林人。先后出版《苏轼诗选》、《苏轼词选》和普及读物《苏东坡诗词选》等，另有《说三国，话权谋》等论著行世。
沈玉成，江苏江阴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编辑。著有论著《左传译文》、《左传选注选译》、《南北朝文学史》(合作)、《沈玉成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