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缺乏价值判断的年代，唯有文化才是解决混乱与迷茫的有效手段。
文化能做什么？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一八六零年代试图在英国讨论这一问题时，文化似乎正陷入一个真正可悲的境地。在出版于一八六九年一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序言中，四十六岁的阿诺德引用了当时最为流行的论调：“那些奢谈‘文化’的人，无非是一知半解地摆弄希腊、拉丁那两门死语言而已”，“当下最愚蠢的高谈阔论莫过于满口文化了……，要论掉书袋、缺心眼、少理智，没人能比得过文化人”。
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帝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它还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生产著全球一半以上的钢铁与纺织品，伦敦是国际商业与金融的中心；这也是一个民主兴起与物质至上主义兴起的年代。新兴的中产阶级则纷纷陷入了典型的物质崇拜症中，这种精神直到一九零九年仍让H·G·韦尔斯惊奇不已：“作为这个阶级，他们谈的、想的和梦的都是财富”。
马修·阿诺德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贵族们充满傲慢，鄙薄大众文化的兴起，虽然在他们身上存续著很多杰出的传统，却常常沉溺于形式主义当中；中产阶级常常被报刊称作国家的支柱，却往往阴郁沉闷、眼界狭隘，“相信日子富得流油便是伟大的幸福”；而刚刚获得政治地位的劳动阶层，仍然被贫困与无知困扰著，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欧洲，他们是危险、不安与盲动的代名词。
阿诺德给这三个阶级分别命名“野蛮人”、“菲利士人”与“群氓”，它们力量的此消彼长，使传统的社会组织陷入瓦解，混乱与迷惘接踵而至。马修·阿诺德相信，唯有文化才是解决这种混乱的有效手段。阿诺德心目中的文化，不是僵化的精英文化传统，更绝非仅仅满口拉丁文，它是从属于任何阶级的任何个体自我修养的需要。在一个价值失衡的年代，阿诺德渴望文化取代日渐衰落的宗教与哲学的作用，以至于他会称“我们目前视为宗教和哲学的绝大部分东西将被诗歌取代”。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对于希腊精神中所推崇的“美好的与光明的两种事物”的追求，是阿诺德心目中文化的真正要义，它既来自于希腊以来的伟大传统，与摆脱时代局限的经典，也来自于其他国家的文化成就。阿诺德本人既钟情于荷马与索福克斯勒，也欣然接受了海涅与托尔斯泰。他渴望人人都是文化的信仰者，每个人力图使自己变得更聪明、更有教养，是和平世界的更有力的保障。
他确信知识分子应该在价值混乱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的中心角色。他从未将自己局限于专业的诗歌或是文学批评领域，而是将智力勇敢地运用到公共生活中的每一部分，穿越于诗歌、批评、期刊杂志和社会评论之间……，拒绝被绑缚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寻求使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一百五十年前的马修·阿诺德能为今天的中国提供某种示吗？尽管我们并非文化决定论者，却像阿诺德一样相信，文化可以在一个缺乏价值判断的年代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参照。在很多时刻，阅读他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似乎就是阅读今日的中国，只不过那些“钢铁与煤是国脉所系”，演变成“GDP增长是国脉所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幸福生活的标志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发展到“有房有车”，我们所追求的小康社会的标志，竟然是以“是否拥有第二套住房”来衡量。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视作重新崛起的大国，不过外来的观察者，仍将中国视作某种层面上的“经济动物”。我们仍未学会，如何将物质力量转化为精神的力量。同时，在中国社会内部，我们更常常被眼前的混乱不堪所迷惑，那些古老的、陈腐的观念竟然又变成了社会的主流，公众的迷惘情绪也令人惊讶。我们当真生活在阿诺德所说的“群氓时代”，而我们新兴的中产阶级在尚未表现出朝气与活力之前，就已经准备一头扎入物质主义与狭隘眼界的怀抱，他们或许渴望新的观念与权力，却不知道如何提高自我和如何表达。
我们知道文化是一种必须被引入的社会判断标准，却被这个词语蕴涵的过分宽阔的理念弄得不知所措。“希腊化”适合于阿诺德时代的英国，却不是我们的解决之道。我们要从被迫断裂的自己的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同时也必须借助更为广阔与久远的世界文明的传统，它们之间似乎总是蕴涵著冲突，但正是这种张力提供了创造力的源泉。
但首先，我们要修正对于一个好社会的看法，它不是高楼大厦、经济成就，而是阿诺德所说的“当一个国家出现全民性的生活和思想的闪光时，当整个社会充分浸润在思想之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指挥，富有活力——这便是人类最幸运的时刻。”今日的中国不正在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吗？
■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那些忧伤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