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1872—1949）比李劼人（1891—1962）大近二十岁，论年齿，吴虞应是李劼人的父辈。事实正是如此，吴虞之女吴楷与王光祈一同至法留学（吴的留法同学尚有向警予、蔡畅、蒋碧微等），与李劼人也算是先后留法的同学——“岳安言《学艺》二卷七号，楷女《欧游杂志》已登出，目录见《时事新报》。又言李劼人信云，留法生用功者是吴若膺也”（《吴虞日记》1920年12月28日，下录日记只注日期）——但因他们都是近现代四川于全国有影响的文化人，且主要活动的舞台，基本上都集中在成都，因此常有诸种活动互相交集的情形。再者，不只是他们的影响让互相之间多有往来，更因许多共同的朋友，而使他们的交往得以持续地进行。遍读李劼人与吴虞两人的诗文集，我很少发现他们之间交往的记录，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之间的交往，是我们后来者的臆想。事实上，他们交往的痕迹，大多散见于115万字的《吴虞日记》中。但由于梳爬这些日记耗时费力，且诸事饾饤琐屑，让一些好空发议论者不赖，使得好立异以鸣高的研究者却步。因之不论是吴虞还是李劼人的研究者，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足够的基础资料的梳理，就想当然地论及许多人事，除了惊人视听外，于学问不增一毫，于文化传承毫无裨益。今据《吴虞日记》，对李劼人与吴虞的交往，作个比较清晰的梳理，以便于双方研究者，特别是对编纂出比较详尽的《李劼人年谱》甚有帮助。
一：《娱闲录》上“见面”
从吴虞与李劼人的交往来看，他们的见面并没有什么人特别的引荐。查《吴虞日记》里他们第一次见面的记录是1918年11月14日。在此之前，他们见过面没有，由于没有记录，现已难查考。不特如此，在此之前的吴虞日记根本就没出现过李劼人的名字，但从这次见面的记载里，吴虞仿佛与他是老朋友一样。“同少荆过李劼人，约哲生，均在精记小餐，劼人付钱。”（1918年11月14日）精记小餐是民国初年经营得比较有特点的“快餐店”，亦类同今天比较味道的“苍蝇馆子”。我在《〈吴虞日记〉中的民国成都餐饮》一文里有专门之描述。吴虞对民国的饭馆哪怕像大名鼎鼎的荣乐园、枕江楼、晋邻饭店等都有不满，独独对这家“精记小餐”很欣赏。1912年4月24日吴虞在困扼不得志的情况下，筹钱在栅子街买了一座宅院，使其不再有居无定所的憋屈感。多年以后的日记里，他都记着这4月24日为买宅之“纪念”日。且看1916年买宅纪念日，他说：“今日为余买宅四年之纪念，在新街精记买清炖鸡鸭各一份，及家中自种京竹之笋，皆极鲜美可口，余为之一饱”。十二年后，他依旧对精记小餐情有独钟，“陈亚东来，同往精记小餐，仍与昔年无异，而人多言不佳，殊可怪也”（1926年6月30日）：“过今年生日，拟但小吃精记之类，而不赴宴会，庶乎养生”（1926年11月10日）。精记小餐，惠而不费，凑巧的是，作为吴虞喜欢的小餐馆，由此拉开了他与李劼人实地交往的序幕。此前未有过实际交往，见面却像老朋友一样没有陌生之感，除了餐馆比较对口味以外，大概更与此前他们在同一家杂志及报纸上，共同发过许多文章，有一种同道的知音之感有关。
清末民初，报刊杂志等新闻业，蓬蓬勃勃，竞相出笼，忽焉而兴，忽焉而亡，比较自由。因此1911至1918年间，被成都教育界屏拒进学校教书的吴虞，就当了诸如《蜀报》、《公论日报》等报纸主笔，他夫人曾兰任《女界报》的主笔，许多文章系吴虞修润而发表。几乎与此同时的1915至1919年，李劼人也主要是作新闻报刊编辑工作，他在樊孔周主办的《四川公报》（后来改称《四川群报》），以及随之而创办的《川报》等报纸当过记者、编辑、主笔、总编、社长等职务。1914年《四川公报》创办一种文艺杂志名《娱闲录》，真可谓盛况空前。就当时的情形，成都新闻界的风云人物、吴虞与李劼人的朋友孙少荆于1919年回忆道：“樊君并于民国3年将公报增刊一种文艺杂志，名《娱闲录》，每月发行两册。当时的小说和游戏文章，果然哄动一时。《四川公报》势力，也受的益处不少。这《娱闲录》发行时代，又算得是文人得志时代。只要知道当时成都事情的人，哪个不晓得吴爱智、……李老懒……这几位记者先生，因为这《娱娴录》是他们办的俱乐部样。”（《1919年以前的成都报刊》，见《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四卷）可见这《娱闲录》已成为当时成都的一道文化风景，李劼人以“老懒”为笔名在上面发表了《儿时影》、《夹坝》、《盗志》（在《盗志》名目下所发小说多达四十多篇）、《做人难》等小说百余篇。而吴虞及其妻子曾兰与《娱闲录》的交道更是频现于他的日记中。从1914年7月1日到1915年4月19日的日记里，关于《娱闲录》的记载达十三次之多。“樊孔周请十八日午饭，皆报社同人，又言报社小像均印入第七期《娱闲录》，请余同香祖像片从速交去。”（1919年10月5日）请报社同人聚会，不知有否李劼人，如有，则吴、李的相识似应该从此开始。惜18日的日记刚好付诸阙如，无法坐实吴、李是否此时即已相识。《娱闲录》无论作为单独的半月刊杂志，还是后来作为《四川群报》的副刊，由于观点新颖、针砭时弊、有趣好读，颇受读者的欢迎。吴虞订《四川群报》时，竟有报丁单独将副刊“娱闲录”“贪污”的事发生，由此不难见其受欢迎之一斑：“饭后《四川群报》报丁仅交报一张，将《娱闲录》一张干没。余作书与孔周言之，并补取《娱闲录》一张及所订稿本。”（1915年11月1日）一张报纸的副刊，民众欢迎到要“干没”而为己有，非同一般。而这副刊的编辑及报纸主笔便是李劼人，吴虞便是其中最得力的写稿人之一。
《娱闲录》之所以影响大，当然不只是让人喜欢，也颇有人批评，因为彼时的成都毕竟是一座僻处内陆的守旧城市。“今日《娱闲录》目次已登出，香祖所作《孽缘》列入长篇小说。”（1914年10月14日）《薛缘》作为彼时女性述写男女平等的小说，也算得风气之先，无奈成都较旧，对号如座者不少。“晚香祖归，则言雷氏以《娱闲录》中家庭小说《孽缘》，系写渠家之事，而为叔妘请托余为之，大起风波耳。作书与樊孔周。”（1914年11月24日）雷系吴虞亲戚，不敢怠慢，大抵是作书与樊孔周停载。不特此也，还因吴虞写旧体诗力捧当时一个川剧名角陈碧秀，也引起川剧界的不满。“又云此间伶界，如谭仙芝、邓少怀之徒，对于《娱闲录》赞美陈碧秀等大为不平，拟办一报，聘请文士专一反驳《娱闲录》所赞美之伶人，亦可谓怪事也，然亦足见余在社会易激起反动之一端矣”（1914年11月13日）。就连吴虞的朋友林思进似乎也不以在《娱闲录》发表文章为然，“饭后山腴处送来《清寂堂诗录》四册，附一笺云：”勿示《娱闲》诸名士，是为至幸。‘“（1916年1月17日）
《娱闲录》的出笼，毁誉掺半，自在意料之中。彼时新旧交替，吴虞是彼时激进的新派人物，李劼人先生在排儒非孔上未必如他走得那么远，但终观其所写小说与文章，在基本思想上，他们堪为同志是毫无疑问的。两人频频在“娱闲录”上“见面”，绝非偶然。1915年4月19日后，《娱闲录》作为杂志停刊而并入刚由《四川公报》而改成的《四川群报》上作为副刊，而李劼人便成了1915至1916年《四川群报》的首任主笔及副刊编辑。正是因为《四川群报》及“娱闲录”上所发表的反袁作品（多为李劼人所写）、新派思想、抨击时弊等文章，使得该报最终于1918年6月停刊。
二：“星期日”相会
1918年6月《四川群报》因传布新思想遭军阀查封，同年8月四川商会会长、《四川群报》的实际主政及资金支持者樊孔周遇刺，因之《四川群报》推举李劼人出面办《川报》，聘其为社长兼总编辑。李劼人毕竟是新派的青年人物，眼光远，动作快，上任伊始，便聘请他的同学曾琦为《川报》驻日本记者、王光祈为驻北京记者、周太玄为驻上海记者，希翼以此办法替四川读者打开一扇新的窗口，从而拓展《川报》的销路和影响力。
现存的《吴虞日记》显示，李劼人与吴虞直接交往，是在李劼人出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之后。从1918年11月14日开始，直到1919年8月末，李劼人到法国留学，这段时间他们的交往，从未中断过。即便到了法国，亦偶往来，“至流通处晤岳安，言劼人有信”（1920年9月11日）。这段时间当然有吃喝玩乐式的往来，“辛丹书寄来赠碧秀词一首，……晚餐后，令人与李劼人送丹书词去”（1918年12月1日），第二天又“同少荆访李劼人”，不难想见面之频。不特如此，他们在对新旧事物以及一些人事的看法上，也颇为相类。“少荆今日言，……又有以李哲生任参议之说，则赵尧生之力也。少荆、劼人皆不以为尧生为然。耿光谓尧生说不上学字，其识皆在哲生诸人之上。笑佛、培之近来于哲生优礼有加，盖势力之见重耳。三数年后，世界思潮弥漫中国，此等旧世诗文家必受天然之淘汰，当其冲者罗瘿公、陈石遗、赵尧生、林山腴诸人皆是也。当拭目俟之。”（1918年12月8日）吴虞自己也写旧体诗，但在内心他肯定认为自己思想远超那些旧体诗人，所以没有感觉自己写旧体诗与他们有什么相同之处。李思纯字哲生，后来留法与戴望舒等成同学，惟旧派对他的倚重，让吴虞、孙少荆、李劼人不以为然。当然这并不表明他们跟李思纯没有往来，事实上李思纯是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最初的九个成员之一（后来吴虞1922年10月29日载有“言李思纯无耻事，已被少年中国学会逐矣”）。“少荆同李劼人、施荷衣来，约至公园，晤孝谷、哲生，茗饮久之”（1919年1月1日）：“午饭后，五钟过少荆，到者孝谷、劼人、哲生、李小舫等”（1919年7月5日）。一方面，这说明人的内心感受与外在处世，并不完全重叠。复次，这说明新旧杂陈是彼时人之常情，因此还有共同的利益使双方交集相处。
1919年6月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王光祈、李大钊、周太玄等于北京发起组建少年中国学会，并于7月召开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大会。参加这个学会的诸多人物皆为一时之选，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惜乎整个史学界囿于意识形态的桎梏，对其没有深入与整体的细部研究。李劼人在成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同时，于1919年6月15日得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部同意，成立少年中国成都分会，由李劼人担任书记兼书报管理员，除了共同读书和研究问题外，并拟在秋天创办一个《周刊》鼓吹少年中国主义。其实没等到秋天，他们一帮人就依托《川报》办起了一个《星期日》周刊，李劼人为《星期日》周刊创刊号拟写了《〈星期日〉周刊宣言》。关于《星期日》周刊的成立，吴虞的日记里虽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我们还是能感到有关《星期日》周刊成立及编辑事务的蛛丝蚂迹。“十二钟少荆来，同过川报社，……到川社，则孝谷、劼人、哲生、陈子立、吴好义、余白史诸人俱在”（1919年7月1日）。不到两周，“作书约少荆，十二钟到悦来旅馆茶楼候予，并约劼人。……《星期日》周报今日出版矣”（1919年7月13日）。
吴虞因年岁过大——王光祈信告孙少荆，吴虞女儿“楷、桓将入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19日）——没能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但他们的内在理念是相同的。“在李劼人处借《新潮》五期一本”（1919年7月15日），“少荆交来《少年中国会报》三册，约明日午后一钟到渠处，因请有任叔永也”（1919年7月21日）。吴虞虽然不是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会员，但他是《星期日》比较核心的成员，是无可疑议的。在“《星期日》第二号出版”（1919年7月20日）的第三天，“李劼人、李哲生、穆济波、胡少襄、何鲁之、曾孝谷、少荆及予，以《星期日》名义公请，席银七元五角”（1919年7月22日）。“少荆来函，约午后五钟议《星期日》编辑事”（1919年8月8日），是吴虞担任《星期日》周刊编辑的直接证据。换言之，他与李劼人、孙少荆、穆济波先后担任《星期日》周刊的编辑工作。其它相关记录尚有，“午后五钟过少荆，到者劼人、哲生、鲁之、少襄、孝谷、季波也。八钟散，月色大明，步行而归。寄柳亚子《星期日》，钱六十六文”（同上）。“至川报社，同少荆、哲生、孝谷谈，……少荆约诸人过朵颐饭店，予用大曲一杯，孙倬章、李劼人席半加入”（1919年8月23日），这是吴虞日记里记载的李劼人去国留法前的最后一次聚会。在李劼人出国留学后不久，孙少荆亦相继出国游学，《星期日》在人事上便作了些变动。“少顷《星期日》开会议，推予为常任编辑，每星四必到。穆济波为协任编辑，陈岳安经理，罗小愚书记，周弗陵会计，以少愚处为社俱乐地，书报由其掌管”（1920年3月17日）。但半年之后，吴虞终于厌倦了这些杂事，与陈安岳去信，“申明多病，退出星期日社”（1920年10月27日）。
吴虞积极给《星期日》写稿，如《说图书馆》、《成都的女学》、《太极图新说》等，都是转移文化与风气的针对性文章，而《吃人与礼教》这样的名篇，更是首发在《星期日》上。“傍晚，少荆来，交《少年中国》一期一册。予文交少荆，下期可登《星期日》，用予名，未用师今也”（1919年8月29日）。吴虞利用他与外界的广泛交往，将《星期日》通过其堂弟吴君毅转交给许多人，扩大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及《星期日》周刊的影响。在《星期日》周刊出版的次日，他便把《星期日》寄给在北京的堂弟吴君毅和朋友们：“寄君毅《星期日》四张，余三张赠高一涵、康白情、朱谦之”（1919年7月14日），其希望别人评价和支持之情，跃然纸上。“又外寄《星期日》四张，嘱交胡适之”（1919年7月28日）； “附来高一涵一函，……《星期日》已收到，读了欢喜了不得，我们的同志越发多了，不怕孤掌难鸣了”（1919年8月21日）：“在邮局交寄朱谦之信，附去《星期日》七号一纸及《新太极图说》后半”（1919年8月25日）：“君毅来函，……《星期日》已转致胡适之”（1919年9月10日）。吴虞四处寄发传播《星期日》的效果立竿见影，文化界名人纷纷赐稿，“少荆来信言，陈独秀、李大钊、王光祈稿已来，胡适之、潘力山、张东荪、康白情亦有稿寄来，请予撰一稿，否则本社无一篇镇纸文字，必使远地阅者轻视。予乃检阅书箱，……作《说孝》一篇”（1919年12月26日）。
吴虞对《星期日》可谓爱赏备至，为其写稿、传播与扩大影响外，他还不厌其烦地记录《星期日》在彼时的影响，这是研究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与彼时新旧文化之激荡，不可或缺的材料，同时也是从侧面评价李劼人早期新闻传播以及相关社会活动效果的重要依据，兹抄录于后。一是有人索看，并且非常卖得。“杨适夷曾索观《星期日》，极为叹美”（1919年8月28日）：“少荆来信，八期《星期日》颇卖得”（1919年9月3日）：“又孙少侯信寄银三十元，订《星期日》全年三十份”（1919年11月11日）。二是起到了一定的新闻监督作用和广告效果。“慎言云，在教育科闻廖绪初言，向仙乔见《星期日》云，教育事是当整顿，吃酒、打牌不问事之有无，须得派人一查”（1919年10月25日）：“午饭后作函约吴玉章下周星三午后一时过外校讲演，并《星期日》五张，令人送去”（1919年12月31日）。三是因为影响较大，势必造成一些纠纷。“午饭后，少荆来，言农工商部有信来与《星期日》交换”、“王叔驹来函，言张重民决意向法庭提起诉讼，告《星期日》同仁”（1919年10月23日）：“吴玉章言有人在军署告星期日社诸人为过激党，军署中人以为笑话置知，然而一般社会人心之险诈则殊可悲也”（1920年2月5日）：“玉章今日言，有人在卫戍司令状告夏斧私、孙少荆、穆济波为过激党，真可笑也”（1920年2月10日）。
正是由于吴虞深度参与《星期日》的编刊工作及写作，他堂弟君毅写信劝他，“又言四川武力专制，恐无言论自由。闻《星期日》出版，不禁一喜一惧，愿吾兄善处乱世，不可过于放言高论也”（1919年8月8日）。以吴君毅对四川军阀割据之现实的了解，他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吴君毅读了吴虞的言论后赓即回了一信，“兄于《星期日》陈述共和人才时已大露锋芒，万不可再言其甚也”（1919年9月23日），因为办《四川群报》才遭暗杀的樊孔周即是前例也。吴虞如此投入《星期日》的编辑、传播、写稿工作，也不是没一些负作用的。所以他在日记里说道：“《星期日》事予亦久未预闻，此后当守冷静态度，以免牵累也”（1919年11月30日）：“同学章谈，学章云，近来骂予者复多，诸事皆以予为主使，盖受《星期日》之影响也。其实，予于《星期日》自九号以后即无文字，诸事皆由少荆、济波主持，骂予者殆未之考耳。”（1919年12月11日）在对《星期日》编辑、传播、写作上，吴虞是李劼人不折不扣的同党，而对于他们彼时思想的异同，则需查看《星期日》上所刊载的他们全部作品而细加分析，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三：大学里共事
1924年6月2日，李劼人由巴黎起身回国。由于深感自己与“学衡派”怀抱大异，所以他拒绝了好友黄仲苏引荐其到东南大学教法国文学的机会，回川继续到《川报》任编辑并写评论。干了不到三个月，因得罪了杨森而被关进监狱，还是卢作孚多方营救，才保释出来的。彼时吴虞尚在北大教书，但他在日记里于此事亦有记载，“《川报》奉令停版。宋师度、李劼人曾经被逮释回”（1925年1月28日）。1925年8月25日吴虞从北大回川，从此结束北大的教书生涯。由张澜执掌的国立成都大学本年8月亦刚成立，不久李劼人与吴虞受聘执教成都大学，他们又一次成为同事。在尚未就聘成都大学之前，他们即有重新交往的开始，而吴虞依旧记载的是，他一直不喜欢的学者李哲生之事。“至华阳书报流通处同李劼人、陈岳安谈，劼人颇恶哲生为小人”（1925年10月30日）。
1926年4月6日，张澜就任成都大学校长，吴虞作为观礼者，在受邀之列。9日教务长叶秉诚代张澜来请吴虞到成大教书，10日张澜送成都大学、师范大学聘书来，让吴虞上文学与诸子课。前后只差几天即交来聘书，可见张澜对此的重视程度。吴虞开始在成大讲课，与此同时，“聘李劼人、伍非百”（1926年4月13日）。因为是老熟人了，所以当别的年级要求吴虞多讲几节课时，他便推荐李劼人。“成大预二学生来，要求予每周多讲二小时，予未允，荐李劼人”（1926年4月19日）。吴虞此举大抵意谓李劼人年轻，可多挣些钱，也算是一种帮助。吴虞的日记里很少有他帮别人，或者别人找来帮忙，他有所应承的记录，就是自己的女儿，他也时常并不施以援手的。由此小事也不难看出他与李劼人的关系，比别人稍好。刚上课不几天，“十时至十二时至成大课晤李劼人、骆公肃。李先生言《国民公报》载有张表方聘予与李劼人任成大教授事”（1926年4月29日）。当年成都大学印行的本校教职员一览表，吴虞之后便是李劼人，他们都是国文系的教授。当时任国文系系主任的是吴芳吉，还有些学者如林思进、李植等比较有名，但为何报纸独独提到他两人呢？一来他们是新聘任，二来是他俩的名声更大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吴虞与成都乃至四川教育界的头面人物如徐炯等不睦，是众所周知的公开“事件”。报纸当作新闻来报道，也是想生发出相关的后续新闻，吸引更多的读者。
吴虞因非孔排儒、与父亲不睦并打官司，以徐炯为首的成都教育界头面人物，以有辱圣贤、端正风化为名，将其赶出教育界。因此1911—1918年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吴虞不能教书，只能靠写些稿子、做些案牍劳形的诸如写判词的工作，才能养家糊口。1918年吴虞可以教书后，也只在一些私人的不甚出名的学校教书，后来在他堂弟吴君毅的协调，北大马叙伦、胡适等人的帮助下，得以于1921年至1925年在北大教书。但1923年至1925年期间，吴虞因孤身在京，且得不到子女的照顾，复以自己不整饬检束，因此冶游狎妓，闹得满城风雨，即便僻如成都也多有知晓，也进一步导致四川教育界对他的抵触。吴虞1925年9月12日回成都，刚好遇着国立成都大学成立，于是不拘一格的张澜便将其聘到国文系任教授。才上课不半个月的时间，徐炯便召集尊孔读经的有关教育人士，声明反对吴虞任成都大学国文系教授。“余啸风来言，徐某开紧急会议，反对予任教育事。川人狭隘如此，诚可悯叹也”。吴虞向教务长叶秉诚反应情况，叶秉诚让其置之不理。“秉诚云，徐某此举，关系予个人，尚是第二；其干涉大学内部言论、学术思想之自由，乃是第一问题也”（1926年4月26日）但以吴虞好斗的性格，他哪能置之不理？何况是面对几次播弄他的死对头徐炯？“余啸风交徐炯印刷物来，因即草《告满清举人徐炯》文一篇，令卫邻交余啸风请代印一千张”（1926年4月29日）。数天之后，一千张《告满清举人徐炯》印出，其散发者计有叶秉诚一百张、孙少荆一百张、张表方一百张、……李劼人一张……（1926年5月3日）。他用此昭告世人，痛斥徐炯的无理，此事最后以吴虞胜出告终。
李劼人的一些观点，与吴虞是有相同之处的。吴虞记载下来，殆于此收互相认同之效。“《新川报》今日副刊有李劼人《孝之评议》一段。予文今日亦登完”（1926年5月17日）。他自己的文章是指《覆友人书》，是回答徐炯等人反对其任教育事的。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写了一篇《吴虞底儒教破坏论》，有三千余言，由台湾王悦之译出，青木正儿送一份予吴虞。吴虞交《民报》邹文奎刊发，邹文奎交青木正儿所送稿来时，吴虞有一段记录：“邹文奎交报及青木原稿来，今日登完。言温某偷李劼人名片，介绍商务印书馆卖稿事，李劼人作一文骂之。温某名誉已破产矣。文奎言当作一时评攻之。”（1927年1月28日）利用名人的名片来骗取他人的利益，窃为己用，古今不乏其人。只是这偷李劼人名片的温某，不知为谁，倒是可以反过来证明李劼人在当时文化界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彼时的国文系都要上文学史课，但可以采择的文学史教材并不多，李劼人自己就曾编过《中国文学史概要》，而吴虞上文学史时曾打算用林思进的讲义，后来因他们交恶而舍弃。于是李劼人给吴虞介绍在中国文学史界大有影响的盐谷温——陈源等人甚至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盐谷温的著作，后为胡适等人辨正——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李劼人言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孙俍工译，一厚册，开明书店出版，二元五角。盐谷留学欧洲，与蔡孑民同时，在法住十余年。又与叶德辉拜门，专研究中国学”（1929年12月5日）：“李劼人借与予《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一册”（12月6日）。
他们在成大共事期间，常在学校见面，有闲聊，亦有谈公事。“十时过成大中国文学系，一时向仙乔、伍非百、李劼人及予（1926年9月6日）”。“九时至成大，与李劼人商定，预科完全停讲，予止任本科。所遗预科功课由穆济波担任，济波已由来电，不久将归也”（1928年4月26日）。“午刻张重民来谈。午后三时我，高虞卿、叶秉诚、曾叔异、李劼人、郑宾于均来，五时后散”（1930年5月23日）。暇余亦有吃喝玩乐、谈天说地。“进后五时过《西陲日报，晤孙少荆、李劼人……张秀蜀……，饮酒四杯而归”（1926年6月8日）。 “……午后二时过周晓和，同座张表方、叶秉诚、孙少荆、曹四勿、罗元叔、李劼人、李幼春诸人”（1926年11月28日）。“李劼人谈，饮其在杭老龙井之龙井茶，清芬可口”（1929年12月27日），这是李劼人与吴君毅等夏天到上海、杭州等地为成大招聘教员带回来的好茶，特请吴虞共享。“魏时珍、李劼人、罗元叔、吴君毅请星期五午后三时小酌”（1930年3月19日）。至于说到吃，吴虞则有与他人不同之见解。“午后三时过李劼人，同小岩谈，荣禄园席坏极，下于小王十倍”（1928年6月9日）。他对后世颇得大名的荣乐园，多有恶评。除了精记小餐外，便是对“小王”有好评。对“小王”有好评，也非他独家所有，凡是对李劼人的《大波》比较熟悉的人，便不难忆起黄澜生对“小王”的赞美。
吴虞与李劼人不只是在小圈里有往来，而且学校所组织的醵金聚餐活动，他们也一同参加。一所学校可以借凑份金的团拜，聚集人气，增加凝聚力。“成大同人，约十四日午后二时，借磨子街一百一十五号李劼人寓团拜，份金由会计处照除”（1928年2月3日）。到了李劼人的寓处，他对李劼人外家大宅记录甚详。“步至李劼人处，其外家杨襄如宅也。建方四十丈，建筑坚固大雅，前一百四十年买，去银一千四百两耳。当时衣食往之易了，可以想见。有茶花三株，高已逾帘矣。是日成大同人到者五十余人。与予同座者，表方、仙乔、秉诚、小岩、云生、劼人、升厂也。席散同仙乔步归。”（1928年2月5日）今日家中团聚可容纳五十人，也非豪宅别墅莫办，而彼时这样的宅院在成都却并不少见，可见私有财产的传承有序之重要。凑分子后附分子钱，“付会计课李劼人前次聚餐分子、及龙邦俊母丧分子，共大洋六元，清账”（1928年10月15日）。李劼人乔迁新居，吴虞喜联以贺。“贺李劼人新居：此生当着几两屐，借宅能居三百年”（1929年6月25日）。《世说新语》里收藏鞋子成癖的阮孚，虽然迷醉其中，也说得出“一生当着几两屐”的洒脱话。东坡据此发展为“人生几两屐，莫厌频来集”（《岐亭》），吴虞直接拿来送予李劼人，当然是要他达观，看得开。“借宅能居三百年”，也是安慰李劼人，因为彼时李劼人要么居住在外宅，要么是租居，直到后来买了块地，筑了“菱窠”，才有自己真正的居家之所。洒脱归洒脱，其实有几人能做到？吴虞多次在日记中记录其买房子之纪念日，便可看出吴虞本人对置宅是多么看重。“借居能居三百年”，只不过是纸上说说而已。我们虽是过客，最终归于尘土，不能心为物役，但借居实在还是影响人的心情。你看，别说三百年借居，无人办到，不到三年，李劼人便思谋应该有自己的房产也，居无定所，于人终属不便。“闻李劼人在北门止戈里买地二亩余，有草房三间，去大洋七百余元”（1932年8月11日）。我知道李劼人在成都住过经历司街、磨子街、指挥街、斌陞街十三号、桂花巷六十四号、沙河铺菱窠，但却是第一次听说他买地于北门止戈里，不知吴虞何所据？
不特如此，吴虞还有与李劼人共同工作的记载。“晨六时半，同燕生坐车至成大，观今日考新生，计八百余人。……予监考毕，即同刘健泉舅、林山腴、张重民、李劼人、张仲和、李培甫、李雨生阅国文卷，八百余本，一日而毕”（1928年8月15日）：“晨六时半至成大，复试监场阅卷，同阅者刘健泉舅、林山腴、李培甫、张仲和、李劼人也”（1928年8月22日）：“交试题与李劼人”（1930年4月15日）。甚至李劼人等利用1929年的暑期，出川为成大招聘教员，吴虞亦亲自为他们送行，并有详细的记载。“午后二时过重民。同座表方、秉诚、元叔、劼人、升厂、鲁之、雨久、君毅及予也。君毅、沅叔、劼人本星期四午后下船，八月半间可归”（1929年6月25日）。“六时起，过君毅，同出东门。……至东门外水神寺大码头，李劼人、罗元叔已先在。入茶肆茗饮久之，七时半后刘天予、魏时珍始到。少顷表方来。八时上船。予遂雇车归”（1929年6月28日）。其间罗元叔先回来，报告的却不都是好消息，“元叔言君毅忙于油大，劼人耽于酒，元叔不能待先行。山腴亦不满于君毅之行为，可叹也”（1929年9月25日）。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一定的收获。“表方示君毅昨日来电，聘定教员十一人，中文系有刘朴、张志超二人。又示君毅信，教部批照拨六十万元事。三星期内动身，同时珍、劼人一道”（1929年9月26日）。
吴虞秉承他在日记里将别人的“坏事”记录在案的一贯作法——我会单独写一篇叫《可怕的吴虞》来言说他这种找平衡的心理与道德双重焦虑——与他在成大国文系一起教书的同事，鲜有没有“坏话”记录在档的，大多是说他们教课教得如何差，如何不受学生欢迎。这些关于同事“坏话”的消息源，除个别为老师外，大多是来源于学生。蒙文通、庞石帚、吴芳吉、李培甫、吕子方、林思进、向先乔、刘鉴泉、唐迪风等人，吴虞的日记里，都有他们教书如何不行、如何没有学问的记录。从我们现在来看，这些人都是极有学问的人，反而可以证明他所说之不实。李劼人也不例外，在吴虞的日记里，他的书也教得不怎么样。“刘启明、苏眉生五代表来，欢迎予返校，继续授课。言林山腴讲《史记》、《文选》。李培甫在预科讲《韩非子解老篇》，学生不甚满意。李劼人在预科讲《文学概论》，颇嫌空疏”（1927年10月4日）：“成大女生胡世玉来，巴县人，……又言吴芳吉、李劼人，初听讲时尚觉好听，听久便知其浅薄无根矣”（1930年9月7日）。以上两点对李劼人教书的指责是空疏，我想也非事实。写小说擅于讲故事的人，讲课也不会那么空疏无味。自己有创作的经验，比那些纯粹理论式的讲文学的人，往往更能引人入胜，这才符合常情。又有一次，吴虞记载有两个学生说，“吴芳吉讲诗乱说，全无根据。《白屋诗钞》，买者寥寥。李劼人以临川王义庆之”王“为姓，叶秉诚以地名为人名（5月11日）：”今日周裕冕言：李劼人在讲堂乱扯，甚至以“乱曰”为“乱日”；吴芳吉以“返魂香”为《离骚》中之香草。预科教员，资格颇杂“（1930年6月17日）。这两条指责看上去像是天方夜谭，就是今日中文系稍微像样的本科毕业生，也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吧。
关于李劼人从成大辞职的大背景，李劼人在后来所写的《自传》里已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明。他这个说明——如军阀的扼制、党派派系的斗争、与张澜共进退等——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似乎也有在四九年政权改易后拨高，以便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说法之嫌。吴虞的日记虽然不可全信，但我想在关于李劼人辞职的记录上，还是有比较好的矫正和参考意义的。彼时成大学风不好，学生不爱上课，爱骂甚至驱逐老师，都非绝无仅有，许多人都因此辞职，吴虞的日记也多有记载。让李劼人直接辞职的导火索，并非什么军阀压迫、也非什么党派派系斗争，而是“闻李劼人因预科学生拒绝作文事辞职”（1930年4月3日）。遇着这样以顶老师的“牛”为乐趣的学生，在中国威权主义的教育环境里，没有几个被称为师表的老师是受得了的，何况像李劼人这样耿介的文学家。接着吴虞又来两条日记证实了李劼人对成大的失望，以及自己的决绝。“君毅来，言周癸叔已起身回川，李劼人决不复任”（1930年8月28日）：“请龚圣羽任昆曲，景幼南、周癸叔任诸子，李劼人脱离学界”（1930年9月3日）。彼时李劼人的餐馆“小雅”正开张且勃兴之中，由“决不复任”终至“脱离学界”，是再自然不过的发展轨迹。
四：“小雅”及其他
从吴虞的日记来看，我们得知李劼人1930年4月初即已辞职。辞职不久，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李劼人借三百元准备在指挥街开一个小餐馆。李劼人精于食道，久谙川菜做法，复因留学法国，兼习法人为菜之数法，故自信能藉开一餐馆以自给。大抵李劼人辞职不久，便商于吴虞，让吴虞为其餐馆取个名字。“李劼人将开小餐馆，予为拟一名曰‘小雅轩’”（1930年5月6日）。“小雅”何所据而云然？我们当然可以拿《诗经》来作为抵挡他人疑问的出处，深谙国学的吴虞也许就有这个意思，何况《诗经。小雅。鹿鸣》不是明摆着有“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这样饮酒作乐，以宴朋友的成句吗？其实小雅，平实地看来，于成都这座比较平民化的城市，却有别中肯綮之效。大吃大喝乃肉食者所谋之事，小民何得与焉？有成渝两地小馆子之经验者，都会明白成都苍蝇馆子亦有“假充斯文”（一般都是重庆贬语）的行为——挂两幅廉价的山水花鸟或者名人的赝品，以增店堂之色，是常有之事。不特吃食多为贴近大众之“小雅”，平民食品，即店面亦有“小雅”之装饰，人物自然亦有司马相如涤器、李劼人掌勺这样由大雅而“小雅”的人物。此种发挥虽有臆度悬揣之病，且不无过度阐释之弊，然窃以为如此解“小雅”，方得此中精髓。
饭馆既已开张，昔日同事必有前往庆贺之人。文人雅士庆贺，必以诗书画为佳。“晚君毅来，以所书罗元叔贺李劼人酒店七言古诗见示。其中‘番茄撕耳最清新，当归汽鸡脍紫鳞’二句，别饶韵味，一结寓托感既尤佳。约予明日午前十时过渠，同往小雅小吃”（1930年7月19日）。罗元叔的全诗今虽不得见，然被吴虞称颂的这两句，不仅是有诗味，而且嵌进了“小雅餐馆”的菜名，如出名的番茄撕耳面等，都是李家的拿手好菜及面食。但吴虞是个怪人，别人以为好吃的，留下美食佳话的，他往往觉得并不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只是拿来封堵别人胃口的口号而已，于他无用。第二天，“过君毅，同往小雅，并约罗元叔。吃菜数件，均贵而平常。惟青果酒尚佳。予早出席而归。”（1930年7月20日）原来提前退席，并非有事，而是因为不合胃口。一点面子也不给，好在这只是记在当时无人知晓的日记里。吴虞的日记里有些很好玩的记载，既然不好吃，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再来一个有关“小雅”的“不幸”记录，“晚饭后在表方处小坐，……表方言李小雅不久必倒”（1930年7月22日）。好像“小雅”成了李劼人的表字或郡望似的，吴虞直接以“李小雅”呼之。张澜久历江湖，吴虞也非泛泛，所以能看出个中玄机。其实开过餐馆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好玩的风雅事，是累得人半死的活计。涤器当炉，只不过是我们码字的人给粗糙的生计披件好看的外衣罢了，文饰之雅词，自是当不得真的。其实又陵与表方前辈不用操心，即使不开垮，以李劼人之贯弄文墨，书生面目，亦不能久任其事，除非找个“职业经理人”。而“小雅”之小本买卖，再来个“职业经理人”，真是钱何以堪！
由于李劼人作家兼教授的身份与名气，他从成大辞职而开“小雅”，其职业可谓向“下”流动。因而引致“文豪当酒佣”、“成大教授不当教授当酒佣”的新闻追捧，街谈巷议，丛杂纷集。一时间，到指挥街看稀奇的、于“小雅”尝鲜的好吃鬼以及捧场的新朋老友，所在多有。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对于同样的新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有人看到“文豪当酒佣”的新闻，既不想去当食客尝鲜，也不想去找李劼人谈文学，更不觉得有什么稀奇，自然也懒得算计是否有与其合作分店的商机，只是看到了李劼人的儿子可以拿来作为“拉肥猪”亦即绑票之价值。这便是彼时四川为患甚久的军阀统治之下，丘八多如蝗虫的现实所致。“今日报，李劼人之子四岁，昨日午后，同其婢外出失踪”（1931年12月25日）。两天过后，吴虞五十九岁生日的当天，他亲自去看望李劼人并致以问候，从而想到自己还算幸运：“过李劼人，罗元叔夫妇亦在，小坐而归。今日满五十九岁，晋六十岁矣。幸托祖宗之佑，平安清吉”（1931年12月27日）。失踪二十三天后，李劼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才把儿子李远岑救赎回来。“李劼人来函，其子远岑已于本日上午脱险归家，赎金正价六百元，前后小花费及谢金在外。骨髓已枯，将来如何，未之计也”（1932年1月15日）。经此折腾，开业一年半的“李小雅”终于实现了“不久必倒”的预言。但“小雅”歇业的原因系乎勒索，不仅超出表方与又陵二前辈之逆料，恐怕也逸出善于在小说中制造surprise（悬疑）效果的李劼人之预想范围。
当时成都社会不靖，不仅表现在丘八横行，军阀当道，而且随时也有蒙受不白冤的可能。成都近现代大藏书家严谷孙于1931年7月被成都市政府逮捕，“刘北荣来谈，严谷孙被市政府捕去”（1931年7月15日）。具体何因，吴虞没说，笔者也无暇查阅当时的报纸。但同样爱好读旧书、收藏各种版本的李劼人、吴虞对严谷孙被捕事，是曾经表示过关注的，或许其间他们还尽了些营救之力亦未可知。“过李劼人，又同李劼人过廖学章，言严谷孙世，并携民法示之”（1931年7月16日）。四过月后，吴虞“晤向水翁，言严谷孙已出数日”（1931年11月21日）。吴虞与李劼人不是同事了，但依旧可以因此前的同事，而有相关之应对与往来。周太玄、周晓和在共和北里筑宅，李劼人想给二周送对联，还是请吴虞代作的。这副代作的对联如下：锦里德星明，喜华萼交辉，开阁共称王母寿；画堂春日永，傍芙蓉卜筑，高门长见子孙贤（1932年5月22日）。过几日，吴虞的日记里有李劼人对联语的反应，“今日晤李劼人，云对文极好，已交刘鉴泉写。份金则每人二元，交肇海手。……交与肇海贺晓和、太玄房落成份金二元”（1932年5月28日）。从旧学的邃密和书法的造诣上看，写过煌煌《推十书》的刘鉴泉（咸炘）和出版过《秋水集》的吴虞显然在李劼人之上，因此在联文和书法上也就只好请他们代劳了。
吴虞与李劼人的交往，除上述诸端而外，在“小雅”之后便只有一些琐细的记录了。这些记录一是与老友们的聚餐。“至肇海处，有何鲁之、李劼人、鼓云生、刘子周、钟先生，席散而归”（1932年3月27日）：“三时过何光玖，途遇廖学章同行。叶秉诚、李劼人、周晓和、杨贞久、何鲁之诸人均在，客共四席”（1932年10月16日）：“午后三时过李劼人，渠令会酒，另外请客一桌，共二桌，予与廖学章、何光玖、杨叔铭、彭云生、周太玄、周植生、肇海一桌。……魏时珍、何鲁之诸人在会酒一桌”（1933年2月7日）：“午后三时过肇海，步至祠堂街雇车，钱八百文。客有李劼人、何鲁之、胡少襄诸人。席散而归。托肇海令老鄢觅楠木秧十一株，雨水节栽。劼人云，树秧有市，但不知在何处耳”（1933年2月4日）。从吴虞的日记来看，买树苗多半是在青羊宫与少城公园一带，此二处均系常举办花市的地方，但可能也不算固定的树苗集散地，故云“树秧有市，但不知在何处”。二是买书与送书。吴虞的创作力并不旺盛，其实他的旺盛期在1919年以前，后来写的只是零星文章而已。这次“寄李劼人《续文录》一册”（1933年8月14日）应是亚东图书出版公司所出《吴虞文录》十多年来后的唯一作品结集，其质量已大不如前。吴虞虽然创作力下降，但他勤读杂书是不少的，因此他还常买书，“时珍云，予所言成都书局之严辑《全上古文》，渠已买，加《楚辞补注》一部，共去一百二十元，乃李劼人代取”（1932年4月26日）。三是涉及到川大校长任免之事。王兆荣是国立四川大学的第一任校长，随着1933年后因红军入川，四川形势严峻，故国民党入川进剿，急欲改进川大的沉暮气象，故在1935年教育部令科学家任鸿隽执掌川大。在任鸿隽到任之前，国立四川大学的经费已成问题，因为彼时有虽国立之名却用省费的现象，因为那时的“国”自身尚未完全统一，时有鞭长莫及之弊。省费主要在盐款上，却时常被军阀挪用，挪用后又不能及时还给学校，甚至有去无回。所以才有下面两条吴虞日记里的记录。“表方昨日二十点抵省，顷在秉诚处，请予往谈。予去，邵明叔、李劼人均在，予谈少顷而归”（1933年9月20日）：“过李劼人谈，云王兆荣交代颇难办，因差二十余万，恐不能脱手也。同劼人步行，劼人过表方，余遂归”（1933年9月21日）。
1933年，应老朋友卢作孚之邀，李劼人到重庆任民生实业公司民生机器厂厂长，9月26日他赴重庆。本来他与吴虞准备一同走，但那时车辆非常紧张，两个老朋友只有分前后两天走。“肇海来，云李劼人关于车舟事允今日午后回信。……李劼人未回信”（1933年9月25日）：“饭后至大华公寓问账房，云明日有车开，但须往东门外上车，明晨令茶房来接予。途晤张表方、邵明叔，云李劼人今日坐汽车行，共四人”（1933年月9月26日）。李劼人到重庆上任，而吴虞是应他在南京的女儿之约请到南京、杭州游玩。他们此后可能还在成都见过面，但从此李劼人再也没在吴虞的日记里出现过。
2007年5月2日至12日凌晨4：40分一稿；12至14日修订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