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待民主党派很是热情，隔三差五总要聚一聚，什麽好听的话儿都能说出来，什麽好看的东西都能端出来，有时还搭送点贵重礼品，如搭送了三顶“国家副主席”帽子和两顶“政务院副总理”帽子。
可是，相处时间一长，两者关系就起了变化，有了许多矛盾。大家总不能老是欢坐在那里推杯换盏尽说些相见恨晚的话，总得要站起身来忙著做事过日子；而要过日子就难免有磕锅碰碗、烧咸了煮淡了的是是非非，就难免有干多干少、你肥了我瘦了的恩恩怨怨。客人方面，可能会抱怨主人有些薄气，没有尽做主人的义务，如1953年梁漱溟就曾牢骚满腹地抱怨毛泽东缺少当大家长的“雅量”，听不得不同意见。主人方面，也可能会埋怨客人有些过份，没有守做客人的规矩。如1957年执政党就曾火冒三丈地斥责一些民主党派居然想在别人屋檐下搞什麽“轮流坐庄”，不晓得自己站在哪里、同谁在说话。
不过，双方一旦闹起矛盾来，各自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实力的不对称自是导致结局的不对称。客人方面仅仅对主人所做的事表示不满，并仅仅用言辞来表示这种不满，即所谓“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主人方面则不仅对客人所做的事表示不满，如把“向党提意见”看做“向党进攻”；而且对客人在屋里的存在表示不满，即要把他们吆喝出屋、扫地出门，或下放基层、或送去“劳改”。
客人只是向主人提提意见、闹闹情绪。主人则是对客人极不耐烦、大加发作、拍桌子摔板凳、抽耳光踢屁股。五三年批梁漱溟，可看做是毛泽东对个别民主人士的不耐烦和大发作。五七年反右派，可看做是毛泽东对整个民主党派的不耐烦和大发作。
於是乎，昔日的老朋友、远房的亲戚，曾经被热情迎进门、此时又被冷脸送出门。他们本是去看朋友或走亲戚的，小住一下无妨，久住下去就不妥当了，就要讨人家嫌弃了。
当然，事情不是绝对的，真要想久住下去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这些远房的亲戚必须放下客人的架子，脱下袍子，挽上袖子，做起诸如端茶倒水之类的事来。大户人家总得要有一些能够跑前跑后张罗门面的人。问题是人和人不一样。有一些人确有这方面的才能和耐性，干得十分出彩，并一干数十年。每逢主人家举行重大礼仪活动，人们总能看到他们恭恭敬敬地站在最显眼处，打躬作揖，唱喏问安，抬头见笑，低首有礼，一副讨人喜欢的模样。另一些人就没有这做伙计的天赋了，不会打躬作揖，不会道喜问安，说话不分场合，行事不看脸色。大户人家的房前屋后厅里堂外容不了这后一种人，自是要请其走人的。
民主党派作为远房亲戚而客居执政党家里这一隐喻，包含两个清晰度不同的层面：一是实质上的利害关系，非常清晰，主客分明，乃至主仆分明；二是表面上的应酬关系，不甚清晰，主客间称兄道弟，互比一家，主人好客地说请把我的府第当做你的家，客人也知趣地说人在贵府里犹如身在自家中。
正因为有了这两个层次，也就有了两者间相互遮掩相互混淆的可能。事实也是如此，第二层次关系常常遮掩了第一层次关系，那些客客气气应酬话常常使人们不能清晰地区分主与客、内与外，从而生出许多困惑。
例如，人们很难理解毛泽东对民主人士怎麽能够说翻脸就翻脸，一下子从客客气气变为怒气冲冲。这种不理解实是执迷於第二层次应酬关系，即主人应该善待客人；而没有看破第一层次实质关系，即客人毕竟是客人，住久了而又放不下架子做仆人，致使主人腻了且又忍了许久，於是乎，不发作则已，一发作就不可收拾了。
又如，人们很难理解某些民主人士好心好意给执政者提意见反被泼了一盆凉水，从头泼到脚，从外凉到里。这种不理解也是执迷於第二层关系而失之於第一层关系，只是觉著老弟好意忠告老兄，老兄则应礼遇老弟；而没看到老弟虽是老弟，但只是远房的表老弟，来到此家打个下手混碗饭吃就不错了，却还不知足，还要反客为主，就这屋子里的事情指手划脚起来，开始时主人碍於礼面谦让了一下，而他居然当真，越说越起劲，说到末了能有他好果子吃？
注解
（1）毛泽东《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417页。
（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