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写了一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褒贬两端，各言其是。
常言道，文章人人会做，各有巧妙不同。当年柏杨先生写了一篇《丑陋的中国人》，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不堪凌辱的爱国主义者们群起而攻之。
茅于轼受到攻击的主要是前半句“替富人说话”。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在中国人的下意识中，仇富、骂富成了常态常理，如果你要“为富人说话”，就丧失了先天的话语权。细读茅文，茅于轼并没有说不为富人办事，不为穷人说话，但是，笔走偏锋，强调一面，以期引起注意，而已而已。
我们回顾一下国际共运百年史。人类社会有了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其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学者们都想穷究底蕴，找到答案，使人类从自在之物进化到自为之物。
一个德国人宣布，他发现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真理：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从此以这位大胡子命名的主义，都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解放穷人。为了证实这个先验的假设是无可辩驳的真理，从苏联的10月革命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十几个国家的十亿以上的人群，用了几十年时间，以身试法，结果被碰得头破血流。苏东自行宣布解体。
在中国，骂富人，古已有之，诸如“为富不仁”、“商人者伤人也”
之类，举不胜举。后来，输入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使中国革命获得了正义的旗帜。高举消灭剥削的旗帜，共产党率领军队，从井冈山打到延安，从延安打到北京。消灭“剥削”使中国革命披上了学理正确与道德崇高的双料外衣，已经深入到了人们骨髓。
在否定阶级斗争为纲方面，邓小平的功劳不可抹杀。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此派生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散人民公社，发展民营经济等等划时代的“理论”。
按照中国现行的方针进行改革，经济是空前发展了，但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基尼指数已经到了危险的临界线。因此，现在这个时候为穷人说话，说得震天动地，说得声嘶力竭，最容易获得道德的高分，得到八方喝彩，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来说，我们又回到了共产主义革命理论的原点上：是富人推动社会前进，还是穷人推动社会前进？这是一个老问题了。要讨好逢迎群众，答案当然是后者，但是历史的事实应当是前者。
我们从最早宣传革命的报刊中可以读到这种奇妙的理论。比如在1920年出版的《〈劳动者〉发刊词》中写道：“只有做工的人，是最有用的人，是最高贵的人”因为他们生产了米粮、衣服、房子、舟车、器物等等，可是“在现世的制度里，我们看见的：只有总统、官僚、绅士、头家、财主是享福快乐的，住的是高楼大厦，穿的是锦绣绫罗，吃的是山珍海味。”（《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凭借直观的“看见”来阐述中共革命的合理性。直到30年后，中共已经取得政权了，在发动土改的时候，苏浙地区还广泛地传唱着这样一首歌：
“大家看一看，大家想一想啊，
地主和农民，到底是啥人养活啥人呀？
……“
这是用苏、浙方言和曲调编写的动员土改的歌曲，当时流传极为广阔。这首歌各地有不同方言的版本，内容大同小异。这种宣传，实际上是把经济学的复杂理论直观化、漫画化、庸俗化。茅于轼在《分析网上骂人》一文中说：“历史上一切造反都要靠动员底层群众，造反无非是这一派的底层群众打那一派的底层群众，牺牲的都是底层百姓。得利的都是善于利用和操纵别人的聪明人。这些经验教训普通老百姓是看不到的。他们容易听从煽动，意气用事，上当受骗，甚至当别人的炮灰。”《共产党宣言》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视为煽动底层群众造反的经典之作。
社会上有工人、农民，也有资本家、地主，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对立现象。改革开放之后，重新经过市场化的中国人，忽然发现资产阶级、富人、官吏仍然存在，有人发财，有人守穷，贫富现象依然如故，甚至于差距越来越大，所以不禁感叹“一觉回到解放前”。于是义愤填膺的底层群众痛骂贪官、痛骂奸商，获得了释放满腔怨愤的快感。
贪官问题不在本文议论之列，富人之中，各种恶习恶性，收集起来议论不完，也不予议论。本文只说骂富人没有道理。虽然资本家可以入党，戴上红帽子，但是，却没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站出来为富人“正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理直气壮地“替富人说话”。茅于轼的勇气就是敢于“替富人说话”。
中共在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制定了一系列新政策，但是禁止在理论上“争论”，讨论。比如，如何认识剥削问题？如何认识地主资本家的“剥削”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一讨论就涉及到对历史的评价，触动了革命合法性的底线，所以采取“不争论”
的政策。在绕过历史底线的前提下，只做，不说，只准做，不准说，因此造成理论的贫乏和思想的混乱。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实行社会转型，却缺乏理论指导，不许争论，还是搞一言堂。茅于轼敢于针对富人和穷人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声张正义，其胆识和气魄实在不容易。
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人才也不可缺少，但是创业与发展，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却是前提条件。企业依靠创造剩余价值才能发展，社会依靠创造剩余价值才能发展，国家也要依靠创造剩余价值才能发展。温州因为有了一批民营企业家，他们不断创业，不断发展，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这样就不断扩大了吸纳农民工的条件。其实，温州的民营企业家他们自己当初也是农民。正是缘于此，所以要为富人说话。藏富于民，富人越来越多，家底越来越厚，就能创办越来越多的大大小小的商店公司企业。在这个意义上，当然首先要“替富人说话”，保护富人的权益。今天在中国，穷人固然是弱势群体，但富人和官员相比，富人也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
回顾历史长河，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社会和谐的不是无地少地一字不识的穷人，即二流子、痞子、阿Q等流民，而且拥有土地、受过教育、传承文化的地主。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里说，流氓无产阶级，是各阶级堕落分子的糟粕，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毛泽东发动革命就是把这种人当作冲锋陷阵的中坚力量。
为了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从井冈山时代开始，直到夺得政权之后，发动了遍及中国城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都是打着劫富济贫的口号。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口号的土改，其实是打家劫舍，巧取豪夺，为任何农民革命所望尘莫及，最后一直发展到建立人民公社，把农村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彻底摧毁，把农村固有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彻底摧毁。地主仅仅因为“剥削有罪”，不但土地财产被瓜分，人被杀头，留下狗命的则专政管制，连他们的后代也永远是贱民，因此文革中才有了遇罗克的《出身论》，成了黑暗王国中的电闪雷鸣、振聋发聩之作。为了这篇冒犯天庭的文章，这位24岁的中国马丁、路德、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农村的富人──地主从此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谁还敢为他们说话？
改革开放使一批又一批农民进城打工，而后开店、开厂、开公司，漂洋过海，闯荡世界。农民成了大至腰缠万贯的企业家，小到夫妻二人的柜台小店。本钱是赚来的，因为善于经营，然后依靠创造剩余价值发展的。勤劳致富，聪明致富，机遇致富，善于用人致富，多谋善断致富，总之，千条万条，农民终于彻底告别了“打土豪、分田地”致富的道路，这是多么了不起的“革命”！
好多年前，我曾经向一些老实巴交的老农民询问过土改中的积极分子是些什么人。他们说，那都是一些二流子、老光棍。诚如毛泽东所说的是一些无家无业的“痞子”，娶不上媳妇的阿Q.对于农民运动，毛泽东称之为痞子运动，可谓一言中的，确实是“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中共在城市发动工人起义，响应者寥寥，因为即使是“包身工”也难以被煽动起来。他们毕竟有奔头有希望，可以从包身工做到养成工，而相信革命口号投身革命，要冒犯杀头的风险。工人出身的顾顺章、向忠发做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一遇挫折，就叛变革命。这说明没有文化教养的人，即使是工人，也不堪信用重用。这时，来自农村，期望绿林聚义的毛泽东，转向农村，发现了广阔天地，尤其是发现农村流民是最可靠的革命先锋。他们可望成为“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的元勋”。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在消灭“剥削”的口号下，土改前就是农村穷人消灭农村富人，土改后就是一步步使全体农民变成穷人。
当然也有人说过“剥削有功”。说这话的人是刘少奇。那是中共开国之时，还需要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时候。刘少奇奉命跑到天津搞调研，因为他的丈人，也就是他的老婆王光美的娘家是有名的资产阶级，刘少奇要给他们一颗定心丸吃，宣传起“剥削有功”来。十几年后，这成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实。
中国城市的富人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幸运万倍。第一，他们的财产没有被没收，而且是被赎买，得到了一笔“定息”，因此，“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后，他们成了社会上最闲散又最有闲钱的人。上海南京路淮海路上的那些高档饭店，成了他们无所事事终日消遣的极乐园。第二，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进了政府、人大、政协，成了高高供奉的政治花瓶。
但是，就总体而言，中国的资产阶级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也是波涛汹涌，惊涛骇浪。五反自杀的不计其数。所以有了五反时陈毅每天晚上要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意思是有多少跳楼自杀的资本家。反右的时候，资本家打的右派也不少。我家的邻居孙先生，原来是南京路上的一个老板，大老婆不育，娶了小，生了两个男孩。这是临近解放的事。后来，他打了右派，送到安徽劳改。文革开始，他的两个儿子正好十来多岁，一是右派崽子，二是小老婆所生，因此在学校里被打。兄弟俩无法承受这种打击，愤而反抗，更加受到欺负，造反派学生群起把他们打到家里，派出所挂了号，民警也上门教育，弄得一家人人不是人，鬼不是鬼。孙先生春节回家，成天关在家里，见了任何人都是低头闭目，一脸冰霜。
我介绍一个做了政治明星的资本家。第一号资本家荣毅仁就不必说了。我介绍一个等而下之的典型──江苏省常州市大成纺织染公司创始人刘国钧，他被称为工商巨子，纺织大亨，后来做了江苏省副省长。在公私合营之后，有一次，刘国钧在工厂饭厅吃饭，一个20来岁的青年工人，跑到他的面前，高声问道：“刘国钧，你吃谁的饭？”
刘国钧眨眨眼睛回答道：“我吃的是工人的饭。”
（《刘国钧文集。传记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50年前的故事了。那些工人自以为翻了身做了主人，可以对往日的资本家老板趾高气扬地发问，颐指气使地训示，从此扬眉吐气，那是多么畅快啊！这些经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工人，其实是误入歧途。今天，走遍全中国，能够找得到这样的工人吗？有哪一个打工仔敢于对老板直呼其名，问“你吃谁的饭？”
因此，茅于轼的文章《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不过是笔走偏锋，在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富人应有的地位。讨好穷人很容易，讨伐富人更不难，难的是出于公心，说出公理。
（2007-08-14于山东大学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