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彰:中国人的造假、真实与荣耻

 

一日,在国外的一个华人超市里,笔者正在排队等着付款,前面一对母子的对话引起我的注意。母亲顺手拿起靠近付款机零售架上的一小瓶人参酒说,”给你爸爸买一瓶。”那个看上去十四、五岁的男孩子急忙阻挡说,”妈,这东西都是假的,别买! “母亲说,”不会的,这是南韩产的,不是中国货,人家法律很严格的,造假是犯罪,要受很严格的惩罚的,买一瓶给你爸喝没问题!”……几天前,人在西班牙,旅馆里看到CNN正在播送有关中国假包子的消息,还没来得及感慨,回到家中就看到官方称其为假新闻,已经逮捕制作者的报道。可稍候又读到民间对官方公布这起假新闻的真实性的怀疑的相关消息。一时间不知所从,不知到底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了。

可过后一想,其实也不必大惊小怪,老实讲,如果说这些年有什么流行中国,那造假肯定是首选之一!岂不见,假新闻假合同假酒假药假水假肉假种子假学历假教授假演员假领导假劳模假党员假公司假桥假路假工程假考试假太太假丈夫假……千奇百怪,无所不有,从斥九州,最糟糕的是开始扩散到世界。从毒牙膏到伪劣家畜食品,不仅毒死外人也弄死人家的猫狗。弄到人家开始对”中国制造”另眼相看,威胁到中国的产品出口。”假作真时真作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真当作假,假又当作真,诺大一个中国,一个最真实的字反而可能恰恰就是个”假”。真可谓好一个”假”字了得!

众所周知,中国人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工夫一向不凡,历史上许多皇帝就是稀里糊涂地被他手下臣吏们的造假工夫弄到身首异处而不知为何。但象今天这般造假到了如此登峰造极、无所不在的程度却可能还是绝无仅有,成为当今中国的一大特色。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产品也曾以假冒伪造驰名,从经济学角度,这种假冒可能有其道理,不外乎是冒充人家的技术品牌以低投入获取利润,随着经济水准的和法治的提升,当这种手段不再能为造假者获利甚至可能给其带来损失,这种现象可能就会相对减少。后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对中国,或许我们也可做这样的指望。不过细想下来,还是与我们的问题有很大不同。一是这些当时”享誉”世界的造假国家和地区的造假主要是假冒产品牟利,却没有发展到那种制造毒奶粉、假药,其造假几乎不外乎杀人害命的程度。二来没有任何国家造假达到一种如此普遍的程度,结构性地蔓延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不仅生产造假,生活造假,学术,政治,宗教活动也造假。产品是假的不说,道德宗教、制度思想也成假。这就不可能不涉及我们当下中国造假盛行的深层制度和文化上的原因。

不说别的,光是我们现行的制度和一些精英领导就有些假得很,这些维系社会生活的关键性部件和关键性人物都这样假,也就难怪社会上造假成凤。比如号称是共产党员,却专把国有资产私吞到个人腰包;以镰刀斧头为标志,却从来不让工人农民参与政事,甚至取消罢工权,专做损害工人农民的利益,只为资本家服务。口头上是人民当家作主,可人民却没有任何可能选举与自己身家性命息息相关的领导人。以陈良宇为例,大小贪官常常是台上讲反腐,台下加紧腐,口中”与民谋利”不断,行为上以权谋私猖獗。安徽的那位贪官省长王怀中的阜阳造假工程,即使是他被判极刑后依然在祸及百姓,但当初却能因这些”政绩”高升。因为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官员的升迁又只取决于上级,取决于所谓的绩效。上级却根本无法从日常工作和细节上来确定下级官员的真实品行绩效,下级只要糊弄好上级便是一本万利,升官发财,造假的激励机制自然产生。而且由于权力和信息的高度垄断和利益的勾结,这种造假又是上级不易察觉的或是故作不知的。由此一来,层层造假,造假的普遍化和最大化便成为逻辑的必然。从描写清代的电视剧”天下粮仓”里有关假粮仓的故事到大跃进放卫星,陈桂棣、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报告”里总理朱镕基视察粮仓被假粮仓哄骗,历史和现实一以贯之。说到底,都是这种只唯上的官僚体制和官僚的利益取向所决定。

上有所好,下必兴焉。如此官官造假,也就难免人人作伪。毕竟,人都有自利的一面,凭什么窃国者可侯,窃钩者便当诛?你能造假贪腐千万,我便可纸箱造包子骗取小利。长此以往,社会上的造假之风必然大胜,假冒伪劣便定是防不胜防。社会的信任危机日渐一日严峻。

不可否认,中国造假成灾的另一个特殊成因是严重的道德和信仰危机。几十年的文化摧残、政治运动和庸俗的唯物主义教育,导致价值信仰扫地,恶性膨胀的权力欲和物欲横流,我死后那管洪水滔天,造点假算什么。据说林彪说过一句”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当年批判他时常常被引用。不管这话真假,至少我们现在知道林彪这副统帅,实际上对毛、对文革、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是有许多一真见血、不以为然的批评看法的,但我们看到的文革中的林彪却是一个手拿红宝书,满嘴假话、高喊最最最,为文革颂扬的人物。这种假象直到沙海沉戟才得以戳破。而为维护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洞察秋毫的能力,官方又抛出一些伪造的假件来证明毛对林彪早有觉察。假上用假,导致许多人的怀疑,为文革的结束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

不过,文革前,文革后乃至今日,许多人都曾最真诚地相信过许多虚假的东西,一旦幻境破灭,真实的一面显露,往往连带着对真诚、真实本身也表示起怀疑。对一些人来讲,如果一切都是假的,那真的也就成为假的,造假也就成为最真实可信的事情。这可能是许多人参与造假的一种心理动因。还有,如果假的普遍适用,造假可以大行其道,不造假、真的东西就成为假的东西当中的”假”的,用经济学的话讲,良币就会被假的劣币驱除。这必然驱使许多人跟着去做假。造假就成为中国最真实、最习以为常的一件事之一,而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那个真实也就在中国渐渐消失。

如何救治这样一个造假作伪,”忽悠”成习的国度,说来不易,做起来其实也简单:让人说真话,讲真实。可问题的麻烦就在这里。我们的制度和政策恰恰不鼓励人这样做。人们常常恐惧因讲出真实、揭露造假而遭受惩罚。假的在中国可以登堂入室,真的在中国却只能私下里流传。正式的电视报刊没人相信,真假难辨的小道消息到处流传。以互联网上的言论来讲,常常是用真名的不讲实话,用假名者倒是常常道出真情。官方要实行实名制以封锁真实信息,网民偏要捍卫使用假名说大实话的权利,此真可谓是当今网络世界一大奇观。——也许读者已经看出,我这里使用的也不是真名,因此写下的绝对是想说的真话。以真去伪,直面真实,这是我们民族得到更新救赎的根本之道;哪怕真实的中国有时候并不让人愉悦,也应该鼓励人们面对真实。但要做到这一步,上需要领导人不说假话大话,给民众说真话,晓实情的权利;下需要民众以说真道实为荣,以造假作伪为耻,如此一来,荣辱羞耻之别立见,也不必搞什么八荣八耻的运动。其他荣耻观自然得以树立。反之,必然徒劳。当然,还需要制度上的改革,比如将对官员的监督和升迁的决定权交付人民等等,如此,才可能消弭造假作伪的一个制度上的重要根源,开拓求真求实的新风。

三十年前,一个求真求实的思想解放,曾为这个民族告别旧时代,开出新气象做过贡献。如今,我们需要一个求真祛假的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运动。用以拯救真实、真话在中国的生存命运,否则,一个全然虚假的中国诞生之日就是中国毁灭之时。

原载《公民》月刊2007年总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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