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坛]天空星急先锋索超 雷海宗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十九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

据何炳棣回忆,陈寅恪、胡适以至吴晗,都曾对雷海宗有所讥评。雷氏在清华大学所授课程有中国上古史,陈寅恪曾当面揶揄:“我真不懂何以今天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而胡适则私下说:“雷海宗就是笨一点。”盖雷氏治学,以通贯的史观取胜,而不长于细微的考据,故颇为陈、胡等偏向实证主义的学界名流所轻。

雷氏早年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以标准的西洋史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获博士学位。但他返国之后,不仅转治中国史,更脱出学院派史学的门庭,而私淑被西方史学主流视为野狐禅的施宾格勒,故其人虽身在庙堂,却大有草莽英雄的气魄。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藉所谓文化形态史观横绝古今,雷氏以之为指引,辅以广博的西洋史视野,反观中国历史与制度的大势,虽不免有粗疏武断之处,而能窥其大,有综摄全局之概,真正称得上“大历史观”。当时学生称他“声音洪亮如雷,学问渊博似海,思想自成一宗”,就其史学而言,确可谓“自成一宗”矣。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为雷氏早期论述的精萃,实际上也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两篇,指出春秋以前兵民合一,战国以降,逐渐兵民分隔,“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不能自主……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以当代忧患意识融入历史通论之中,最为特出。《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由家族制度、皇帝制度入手,亦着眼于中国大历史的变迁。而《中国文化的两周》一篇,则发挥改造文化形态史观,将中国史分为两大周期:第一周自上古的封建到秦汉的帝国,为纯粹华夏民族的古典中国;第二周自南北朝到清末,为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更认为其他旧文明的兴灭,都仅限于单一周期,惟中国文明能有“第二周返老还童的生命”,为“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并期望通过抗战发展出第三周的新文化。

雷氏在《中国文化的两周》中指“西洋现在正发展到中国古代战国中期的阶段。今日少数列强的激烈竞争与雄霸世界,与多数弱小国家的完全失去自主的情形,显然是一个扩大的战国”,林同济在抗战时即推衍此说,铺张为“战国时代的重演”论;而雷氏亦参与其中,以史识为时论,共同造成昙花一现的“战国策派”。其所论列,可视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延伸。

雷氏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长期讲授中国通史,编著有《中国通史选读》讲义。讲义在完整的通史框架之下,网罗重点史料,并冠以独具个性的简述,登高望远,指点江山,实为中国通史的雏形。

雷氏在抗战期间有《时代的悲哀》一文,先知般地透露出对苏俄式信仰的忧虑,“把信仰寄托在实际政治上,总是非常危险的。……迟早要有一天,信徒们要了解政治终是政治,不只在策略上不择手段,在目标上也往往要违背本心,要倒行逆施。”在国共内战烽烟弥漫的时刻,他复逆势而上,主编自由派时评刊物《周论》,其《发刊词》有谓:“主观热烈而表现于思想,思想就成了信仰。我们不反对信仰,但信仰不可当作思想。……今日的世界似乎又走入一个新的信仰时代。我们愿意请求社会,不必强要我们追随信仰的潮流。”仍是针对左翼思想而发。以雷氏的这种政治思想观,则他在1957年公开称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并被打成史学界四大右派之一,岂偶然哉?

读西洋史出身的沈刚伯,论史亦有通人气象,略近于雷氏,惜多述而不作,未有大成。

诗曰:汉代已无兵与民,六朝历史又翻新。相逢若问今何世,战国销沉剩一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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