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托一位朋友帮我带一些香港的图书到北京，他在深圳罗湖海关进关的时候，这批书全部遭到了没收。海关开出了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罗湖海关收缴清单》，这张编号为“罗关收字（2007）00246号”的清单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出发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以下各项予以收缴：《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壹本、《中国狱中作家文选》贰本、《刘宾雁纪念文集》壹本、《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壹本、《诗与坦克：独立中文笔会作品选》肆本、《余杰天安门之子》壹本、《寻访六四受难者》贰本、《呼唤自由》贰本；《中国巴士底》壹本、《中国冤案录》壹本，《中国第一罪》壹本。共拾七本。
有意思的是，这位朋友后来向我描述了书籍被没收时候的场景：海关工作人员拿出一本记录有一长串书名的“黑名单”，一本一本地对照。《诗与坦克》是几天前刚刚在香港出版的书籍，上面根本没有它的名字。但是，该工作人员仍然坚持将其没收，理由是：封面是“六四”时市民挡坦克的图片，而且编者余杰与孟浪都是“敏感人士”。
一个庞大的帝国，却害怕一本小小的图书。这本书便能颠覆帝国吗？《诗与坦克》在深圳罗湖海关被没收的命运，极其生动地凸现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诗歌与坦克仍然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诗是文明的载体之一，是自由和想象力的凝聚，从荷马到普希金，从裴多菲到惠特曼，诗人一直都在歌咏人类的尊严、独立和个性，而这一切从来都是被统治者所排斥的。对于统治者来说，诗歌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没有诗意的人民当然比诗意盎然的人民更好统治，统治者希望其人民全部都是奴才和奴隶。
《诗与坦克》中收录了一百多位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品都不能在大陆公开发表，这些作品显示了当代中国一种“被遮蔽”的文学生态。它们不一定是最优秀的文字，但无疑是最真实的文字。在那些流行的、畅销的、受到政府或出版社鼓励和支持的作品中，读者看到的只是莺歌燕舞、纸醉金迷、太平盛世的中国；而这些本来便不是为名誉、金钱而写作的作品之中，读者却能从中发现真实的中国、活的中国和带着血的蒸气的中国。
我从来就不奢望诗歌能够抵挡坦克的暴力，诗人个个都是软弱、纤细和敏感的人。但是，正如昔日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的诗人布罗茨基所说，诗歌比帝国的生命更长久，在更加广阔的历史维度上，诗歌将是最后的胜利者。当年，他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时，早已预见到了苏联帝国的灰飞烟灭。如今，当小小的一本《诗与坦克》面对龇牙咧嘴的中共政权的时候，我亦深具同样的信念。
一个害怕诗歌的政权，焉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