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革的专家宋永毅先生主编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称宋编《文革集体记忆》），已经由香港田园书屋出版，把历史刻在光盘上，把教训印在白纸上，对国家、民族，乃至对中国共产党都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好事之徒」皆成「好史之徒」
四十年岁月流逝，文革参与者已步入晚境，当年的这些「好事之徒」，大都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至今仍然耿耿於怀，於是各种回忆纷纷出炉，各流人物殊途同归，皆成「好史之徒」。然则，着史必着「信史」，求诸各种证据和成理之言，方能令后人信服，「集体记忆」更能避免个人回忆发生的片面性。
对於文革的研究，可达琐杂至碎的程度，如《吴法宪回忆录》说戚本禹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毛女李讷，旗手江青却以为戚要勾引她闺中待字的女儿，於是将原本亲信的山东小老乡关进了大牢狱.像这样的荒唐无由的个别事件，充斥於中共后期漫无章法的历史中，既无法编年，又无法列传，有心者不妨以古人「拾缀」的方式撰之。
宋编《文革集体记忆》则能在千头万绪中，以「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举纲张目。其中王若水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朱正的《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谭天荣的《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王年一的《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都是把握了历史切入点的近年好文。
已故王若水先生，是毛泽东难得喜欢的青年哲学家，可是小人物并不为之惊宠，却把毛泽东想当世界革命领袖，急於求胜而速败，激起党内分歧，引起文革的经过，鞭辟入里地道来。王年一先生是国防大学的政治教授，据说还有少将军衔，他因爱党而责党非毛，有他自己的边际和分寸。而谭天荣抓到了文革的实质是「毛泽东反对共产党」，这位当年善辩的北大青年「极右分子」，老来依然有光采。
毛泽东迷住了共产党的心窍
马克思主义对於史学有一个简单的区分，凡求诸於社会、阶级的根源，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而证之於个人或心理的根源，则是历史唯心主义.王若水说：「换了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的任何一个）处在毛泽东的位置，虽然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是可以断言的。」这似有唯心之嫌，却又千真万确.毛泽东迷住了共产党的心窍，那就不管它过去牺牲了多少志士仁人，也不管它管制人民如何凶恶应手，在文革中也只能是甘受「红太阳」灼罚的死狗一条了。
宋编《文革集体记忆》诸文皆曰，在「七千人会议」上受到刘少奇挑战性的批判，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直接动因。我以为，他之能够发动文革，还有中国封建道统为其铺路。所谓「道统」即是「尊卑」和「民本」的相辅相成，前者构成等级秩序（「治」）的基础，后者则为人民的反抗（「乱」）张本，结果便是治乱相循有始无终.毛泽东假借「造反有理」整肃政敌，挂名却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实在是成功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孔孟之道结合在一起了。
毛泽东一身兼「独裁者」和「造反头」两种脚色，作家李劼的《毛泽东的文革，在毛天下与党天下之争中同归於尽》一文说他「既是秦始皇，又是陈胜吴广」。说来，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的「器」（工具），中国大众也曾是毛泽东的「本」（基础）。「本器相合」可以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就是所谓「文化大革命」。那个「五四」青年毛泽东，晚年为个人泄恨，盗用文化革命的旗号，施行了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宣导过的暴力行径。
中华民族经过无数治乱循环，只有治术数量的添增，没有制度质量的提升。在传统的「君臣」伦序之上，又舶来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革命阶梯理论，为「毛泽东尊、共产党卑」奠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法」基础.只须认同这种中西合璧的尊卑伦序，毛泽东调动造反大众把共产党打翻在地，也就无可指责了。然而，这千百（或亿）万民众的参与，难道都是为了毛泽东一人的意愿吗？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宋编《文革集体记忆》的「人民文革论」诸文，内容虽然尚有争议，却部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究竟是毛泽东利用了人民，还是人民利用了毛泽东？「人民文革」雏论为已故学者杨小凯提出，刘国凯着文《人民文革论》认为：「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其存在时间是从一九六六年深秋至一九六八年夏。」
在二○○六年举行的「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上，反对「人民文革论」的主要见解是，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不可能为人民所用，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不过是参与者事后的自慰而已。而作家郑义在《趁机造反》一文中说：「许多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士……说民众只知道巴黎公社，而不具三权分立等现代民主思想，并以此来否定其反抗专制的意义.这是很遗憾的。时至今日，中国大陆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还要在现有法律框架中进行，只能说「维权运动」，尚不敢称之为「民主」运动，更不敢挑战极权制度，提出诸如「三权分立」文革口号，如此，怎么能苛求四十年前的先行者。」
文革史专家丁凯文的《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宋永毅自己写的《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则把周恩来的伪善、残暴揭露无遗.一九六六年「红八月」，亦是他担任着名暴力组织「西纠」的「顾问」之时，北京一千七百七十二人被红卫兵打死。他不仅是红卫兵掘瞿秋白烈士墓的主使人，还对刘少奇留有「此人该杀」的批示。
文革一筹莫展之时，内讧必起，林彪先与江青反目，最后与毛泽东翻脸。在「本器俱伤」之际，一九七一年林彪更是死得其时.毛泽东从神坛坠落，军心民心一举崩溃，殃及无辜，天怒人怨的文革就此进入尾声，只待刻薄寡恩的毛泽东的死期来临.毛泽东握有发动文革的「神权」，而世间的「神权」又都是「人授」的，刘少奇、林彪，乃至巴结无比的周恩来最后的淒凉下场，也都是他们自己「造神」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