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历史的空白处》，张鸣著，珠海出版社2007年8月版，26.00元。
今年3月的一个事件，把张鸣“炒”成全国的知名人物。3月13日，张鸣在博客上发表《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一文，披露自己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之间发生过两次冲突，可能“被迫离开人民大学”。当时他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主任，不久即被解聘。“张鸣事件”被全国各大媒体、网站争相报道，引起人们对高校教育体制的激烈讨论，大部分人对张鸣表示支持。
时隔半年，现在的张鸣仍然在人大教书，活得颇为洒脱。最近他出了一本随笔集《历史的空白处》，秉承他一向嬉笑怒骂的文风，对若干历史细节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记者对他的采访中，这个率性的人对历史、对现实都是有话就说，颇为酣畅。
我喜欢信马由缰地读书
南方都市报：《历史的空白处》封面上讲这本书是“最个人化的晚近历史读本”，你认为这个概括合适吗？
张鸣：这都是溢美之词，实际上就是读书笔记。我平时就是三件事：讲课、看书和写东西，写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读书笔记，另外就是给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写点评论。说个人化也没有错，读书笔记肯定是自己的感触。
这个集子好就好在发了几篇我以前发不出来的文章。这些文章以前在报刊上发了，但是结集的时候出版社不敢出，因为敏感给剔出来了，比如关于藏传佛教和涉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的文章。这个集子发出这几篇文章，相对来说整齐点，基本上能够代表这两年我的思考成果，文章是我自己挑选的，大部分是在报刊上发过而没有出过书的。
南方都市报：你的文章涉及面很广，从古代名士到民国军阀，从农村教育到公民社会，甚至写到台湾的槟榔西施。是不是你的阅读兴趣也很广泛？
张鸣：是的，我读书比较杂。我一般有两种读书法，一种是凭兴致，跟学问没关系；还一种是为了做研究，集中时间看某一方面的书。说实话我对后一种方式没有多少乐趣，我喜欢前一种，信马由缰地读，读完之后马上把感想记下来，当时可能变不成文章，过一段时间再想想可不可以写，我写文章不是为了讲故事，我是通过一个人或事表达一些想法，如果可以表达想法就写出来。
南方都市报：读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感兴趣的呢？
张鸣：肯定有，实际上做历史跟现实很有关系。为什么我写军阀多一点呢？我就考虑到军阀是中国第一次民主政体试验，民国政府就是民主政体的一种试验，当时宪法、民主、自由之类的都有，但是试验却没有成功，它变得越来越不民主，这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民主试验过，失败了，可是没有好好理清为什么会不成功，比如当时议会、内阁的运作方式、政客和军阀的关系等好多问题，没有人去考虑过，就简单地归结为失败了。我就想再试试，再总结下经验。有了问题就找书看，看过以后就写出来了。
我有一个设想，以后有充足时间做一个1911年到1949年的制度史，不像现在这样写，要把演变的过程和出现的问题写出来。在此之前就随便看看，包括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写到邵漂萍、林白水被杀，那段时间刚好社会上有很多起新闻记者被告的事情，有的甚至有被判刑的可能。这就刺激我写了些东西，不是很研究性的，是现实的东西拉着我去看书，看完之后有感想就写。像《三跪九叩健身操》这个文章，刚好是在我的事件(指今年三月张鸣怒揭学校“潜规则”被撤职的事件)闹的时候，我痛感于知识分子对权力的奴颜婢膝，就把文章写出来了。这些文章大体都是我有感而发。
南方都市报：《历史的空白处》跟《历史的底稿》、《历史的坏脾气》风格上有什么不同吗？
张鸣：风格基本上差不多，但是我觉得这本现实批判主义大点，现实性更强。前两本就史论史的特点更多点。反正跟个人的境遇有点关系，一些想法就进去了。
我不是很想写学术文章
南方都市报：有人说你的文风比较八卦，你怎么看呢？
张鸣：我一点都不八卦，我没有任何一点不严谨。可以说我不专业，但是不能说我胡说八道、戏说。我写的都是有根据的，只不过我写得比较幽默。我觉得历史是比较轻松的事情，为什么老要写得像教诲一样？年轻人也反感教诲。
南方都市报：你很注重史料的细节吗？
张鸣：对，我特别爱看史料，它能够反映些东西。史论是被别人嚼过的东西，没有多大意思。很多细节能够反映历史本来的面目，往往不经意间就把历史给显露出来了。比如你去采访大人物，他们一般会讲很多官话、套话，可是时间长了，不经意间一个动作，就把真实的东西露出来了。历史也是这样，人总要掩饰、遮盖一些，学者要去追求真相，会在被遗忘的细节中发现问题。而发现的关键是眼力的问题，同样的材料有些人看过完全发现不了问题。举个例子，王大点日记，他是北京武城口的一个衙役，他没有事情，就是天天看热闹，天天记。多少人都知道这个史料，大家都觉得好玩，可没有人写，就只有我写了。他真的是能反映很多东西，而且他很中立，没有立场。关键是要有想法，有想法才有眼力，思想会遮蔽视线。我并不是看只有我能看到的东西，只不过大多数人看过之后没有发现问题。观察必须有思想才能看到位。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读史主要集中在晚清时期？
张鸣：晚清民国多一点，这个我也比较熟，现在我讲近代史基本不用备课。其实我对古代史也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书里面也有《左传》的故事。我认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像《左传》、《老子》、《庄子》、《孟子》、《论语》、《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是经典的，都是人文素养的一部分，不管你做不做研究都得看，不能做先秦的研究就看先秦史，剩下的不看。这些经典作为民族文化的基本原点，史学者必须要看的，看深看浅是另一回事。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随笔上了吗？
张鸣：现在是第五本随笔了，但我作为学者必须写点学术文章，这是我的任务。说良心话，我不是很想写学术文章，是为了工作不得不写。学术文章有很多的规范，对表达观点有好处，但对表达思想有障碍。我觉得学术观点跟思想无关，学术观点只是说明某个学术问题对或不对，或者对前人的成果有什么补充。而思想是你针对这个社会在思考的东西。可能有些学者的学术观点就是他的思想，可是我不行，表达思想的时候用学术论文的形式对我来说有障碍、有限制，随笔这种表达方式更适合我。
关键是你对世界有没有好奇
南方都市报：你以前也写过多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像《乡土心路八十年》，但让大众知道你的是几本历史随笔。有人会觉得，你是耐不住寂寞，改变方向迎合大众的读史热。
张鸣：我跟大众读史热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一直在写这样的随笔，一直喜欢这样写，只不过以前没有人关注，没有出集子。而且读史热也不是读我这种书，是读故事书。很多读史热的书都是网络写手写的，讲故事，讲热闹，很热销。但很不严谨。有一些好一点，但还是有待提高。像易中天讲的不错，写的也不错，但是档次还不够，好多解释偏重于权术、励志。因为，历史讲述的东西更多一点、深一点才好。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这样的历史随笔，它们的学术价值有多少？
张鸣：其实随笔也可以进行历史研究，只不过学界不认账，因为没有出处。即使有出处学术界也会认为你的格式不对。但我觉得，有没有学问，根本上是人对世界有没有好奇，不是为做学术而做学术。为了达到好奇这个目的，怎样的表达都可以。最早期的学科，比如说柏拉图、孔子他们的文章，都不是论文，能说他没有学术价值吗？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呢？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不是只有学术八股可以做学术。我正在准备写一本既有出处、又用散文的方式写的书，关于“五四”运动的，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折衷，往学术的方向靠一靠。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你解读历史的方式和别的学者有什么不同？
张鸣：很多人说我跟史景迁有点像，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很像。我看我的特点就是写历史的时候考虑到了文学性，而多数学者不注意文笔的优美。我总是想着怎么表达好一点，论文也应该好看一点。历史不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东西，不像政治学、经济学、美学那么晦涩，必须要能够看懂，不要搞得大家看不懂。不需要用太深奥的表达。至于学术八股，这些规矩不能破，在我看来就很没劲。
我的处境没有问题
南方都市报：现在那场撤职风波对你还有影响吗？
张鸣：就算当时也没有什么影响，说影响就是体制对学生的影响很大，而当时刚好有个突破口，我就爆发了。对我没有太大的打击，都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我不是很在意，把我解聘了我也不在乎，我还有一支笔不会没饭吃。但是我对教育这个体制还是很担忧，我说话不是出于利害，如果为了利害最好就是不开口。可是总得有人说两句，也没有特别大的不痛快，说出来以后也没有怎么。在那之后也没有人敢惹我。我现在都敢当面给院领导指毛病了，比较爽。现在有几个人可以指着鼻子骂领导的？这是很爽的事情。脸皮撕破了，没有什么可顾及的，现在我特别舒心。李景治现在也不是一把手了，也下来了。
南方都市报：在你看来，教育体制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
张鸣：最严峻的问题是大学体制官僚化和衙门化，大学完全是官本位的，学术评价系统和学术机制都是官本位的，这个是要害的问题，学术官僚化了就不是学术了。大学没有学术叫什么大学？
南方都市报：在你这个事件之后，问题有改善吗？
张鸣：有一点局部改善，至少我们学校好多事都注意了，但是有一点，我把他们从顶层一直往下的大跃进和官僚化都搞臭了，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辩解了。虽然很多事情还是照做，但最起码合法性没有了。始终得有人出来说话，咱们得给教授挽回点名声。后来萧延中也评上了教授，所以李景治现在还恨我。我处境没有问题，我心情舒畅，而他们看到我都跟见了鬼似的。
南方都市报：据说你说过“我是流氓教授我怕谁”这样的话，是真的吗？
张鸣：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流氓教授，那是别人侮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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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事件”
2007年3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张鸣在博客发表《也许，我将不得不离开人民大学》。在这篇博客文章中，张鸣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与他之间发生“在他(李景治)看来是非常严重的冲突”，“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将会离开人民大学。”
3月13日，张鸣在博客文章《一点补充》中，第一次提出自己反对的是“大学行政化和衙门化”。
3月14日，张鸣在博客文章《我为什么和领导结下梁子》中，再次论述高校行政化弊端以及与李景治的冲突内幕。
3月16日，张鸣正式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撤职。当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贴出题为《团结奋进，努力建设和谐国际关系学院》的“公开信”，认为张鸣的言论“破坏了学院安定团结的局面”。
随后，李景治先后在学院网站上发出《谁要“逼”走张鸣教授——人大国关学院致全院师生员工的第二封公开信》、《国际关系学院是怎么评职称的——致全院师生员工的第三封公开信》等公开信。
张鸣在博客文章《补充声明》中，提出反对将道理问题变成道德问题，反对将这场冲突由理念之争定位为利益之争，反对将普遍性问题转变为局部性的问题，也即将中国教育体制中的普遍问题(如学术行政化问题)转变为国关学院和人民大学的局部问题等几点意见。
3月30日，张鸣在博客上宣布“张鸣事件已经落幕，希望大家参加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