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要过完时从美国回到台湾定居，后应邀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就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位“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麻饼”的小贩袁瓞。胡适逝世后，台湾有人就此事写过文章，题为《胡适与芝麻饼小贩袁瓞的故事》，作者王仲康，文章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四十二卷第四期。我是在北大教授欧阳哲生先生选编的《追忆胡适》中读到这篇文章的。
胡适是在收到台湾一个叫袁瓞的“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的生活之中”，给胡适写了“一两千字长信”后，给的回复。胡适的回信很朴实，十分坦承，没有丝毫的拿捏、做作，更不摆大知识分子的架子，甚至可说与常人通信没什么区别。胡适在信中说：“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最令胡适高兴的是，“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胡适这封回信写于1959年10月25日夜。从王仲康的文章中我们看到，胡适后来非常关心他的这位沿街叫卖麻饼的小贩朋友，令人感动不已。可也许是由于作者作此文时，胡适的很多资料尚未公开，因此作者王仲康在文末说：“从这段故事来看，胡适不止一次地给袁瓞写信，所可惜的是，这里仅能发现最早的一封，也是唯一的一封。”
时光又飞走了几十年，现在从44卷本《胡适全集》中查《书信》卷，知胡适给袁瓞共回复了两次信。我以为这第二封回信也颇有意义。回信不长，照录于下：
袁瓞先生：
谢谢你寄的几封信和诗文。这一阵子，因为太忙，没有能给你写信，有几件就压在文件堆里了。你的女朋友的两首诗，今天没有找出来，稍迟找出寄还你。
因为你昨天的信上说，你十七日要来南港，所以我赶这信请你不要来，因为我明天就出门去“躲生日”了。回来大概在十九日了。
我劝你不要在信上多谈政事。万一不幸台北街上那位有趣的背着铅桶卖麻饼的朋友忽然失踪了，岂不是大煞风景的事？
祝你平安
胡适 一九五九，十二，十四夜
（见《胡适全集。26卷》第37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我相信，凡读此信的人，特别是读至最后一自然节，不说后脊背要发冷，至少也要有些“心惊”。不知是不是胡适先生写到这里，确实有了一丝替他的这位卖麻饼的小贩朋友袁瓞的担心，连信末的“套话”也成了“祝你平安”。这说明当时的台湾至少是不能公开谈论“政事”的，甚至私下在书信中谈论“政事”也是忌讳。当然，胡适身份不同，又处在那样一种境地，不能说胡适没有一丝也是为自己着想的成分在里面。这一点，我们从1960年3月，在蒋介石第二次连任“总统”后对台湾自由主义者胡适和雷震等人进行的整治，是能想得到的。据知，一天雷震到胡适府上见胡适，胡适对他说：“你说的话，我自己说的话，都会记在我的账上，你知道吗？”照此类推，袁瓞在给胡适的信上说的话，在胡适看来，若要追究，自然也都会记在胡适的“账上”。你说他能不劝这个“不知轻重”、不懂政治厉害的小贩朋友袁瓞吗？我们现在当然很难知道袁瓞接到胡适这封信，特别是读了后面这一自然节的两句话后心中是什么滋味，说不定袁瓞很纳闷：前封信中不是还在鼓励吗，说是有一个卖饼的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并且为此很高兴——怎么一转眼就变了呢？他哪里知道那只是胡适一时的高兴而已。胡适那信里的话已经明明白白地在暗示他的这位小贩朋友最好信中“不谈政事”，否则就会有麻烦，甚至能让一个在台湾街头卖麻饼的小贩因谈“政事”而“失踪”。你说这是多么地可怕！
近年来，我们从内地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有人以为蒋介石国民党还是比较民主的，甚至认为在1987年开了党禁报禁之前也比较民主。我认为这不符合实情。别的不说，单从2004年第1、2期《读书》上刊登的聂华苓的《雷震与胡适》和《再见雷震》两篇文章，就可见台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前是怎样地令人恐怖。雷震在出狱4年后，连自由会见朋友的权利都没有，“雷家对面的房子住着十几个特务，专门监视雷震。他的一举一动以及寥寥几个来往的亲友，特务照相存档，以便调查。”（《再见雷震》）而再说到雷震的冤案，就更是令人齿冷。曾几何时，我们还记得，说是胡适为雷震案面见蒋介石，蒋严厉地说：“我对雷震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胡适听了这话，吓得再也不敢吱声了。说到这里，我真不知以雷震那么地知胡适，用聂华苓的话说，“他对胡适一直死心塌地的崇敬，……胡适是他狱中的精神支柱”，胡适怎么能相信蒋介石的胡说八道。可不管怎么说，也就从那之后，我们有些人就死死地认定雷震坐蒋介石的牢“不冤”，谁叫他“通匪谍”呢？然而我们从聂华苓的文章中知道，“一九八八那年，雷震冤狱真相终于大白。”原来，是有人被捕后，“被警备总部逼迫承认‘匪谍’，陷诬雷震‘知情不报’，以致雷震坐牢十年。”此人后来回大陆定居，大约于良心上过不去，在离开台湾前给雷震夫人宋英写信（此时雷震已作古）表示忏悔：“雷太太：我实在愧对雷公和您了，所以不敢趋前面领罪责，回想当年为军方威势胁迫，我自私地只顾了自身之安危，居然愚蠢得捏造谎言诬陷儆公，这是我忘恩负义失德之行，被人讥笑怒骂自是应该，所幸社会人士大多明白这是怎样的一桩冤狱，而您对我的为人罪行也似给以宽容，从未表露责怪之意，因而益使我无地自容。……今天再谈正义讲公理似乎不合时宜，一切是非曲直留待后人评断，则或可不畏权势，直言无隐使真相大白也。”当然，据说，作为遭受陷害的当事人雷震从一开始就原谅了被迫陷害他的刘子英，说：“我并不深责刘子英，如果他不肯屈服，警备总部当会另找他人来陷害我的。”（范泓著《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263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版）
今年早些时候我就几位学人出版的一部对话录写过一则短文，题为《历史中的几个细节能否代表历史的天空》，其中有这么几句话：“现在我是这么看的：没有受过更严厉的专制，就觉得国民党蒋介石治下也是专制；而在受到了更严厉的专制之后，便对那好于这种专制的专制心生向往。这固然属人之常情。但我们不能不明白，对这心生向往的专制不可言过其实，更不可粉饰，而当实事求是，且是历史地实事求是。”